這幾天看到幾壇在熱火朝天地討論汪精衛， 頗啟人思，也隨興湊湊熱鬧。
討論汪精衛，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麽才算“漢奸”？
近代中國，山河破碎，列強環伺，外敵鐵蹄之下的弱國之民，為了夾縫求存， 許多地方就出現了的某種在灰色地帶行走的地方政權與自發組織，它們的行為往往帶有某種妥協色彩，但我們不能把一切妥協都視為漢奸行為。
比如甲午戰後，日本占據台灣，一些地方士紳與官員不得不與日方交涉，以維持治安與民生，但他們的內心並無附敵之意，其所做所為隻是為了百姓能有口飯吃。再如辛亥革命後的滿洲，政權更迭頻繁，地方官員往往需要在舊軍閥、新勢力與外來勢力之間周旋妥協，但這類妥協的目的，多是為了保住一方平民，不至於陷入兵燹之災。
到了抗戰時期，許多被日軍占領的地區，不少基層鄉紳、保甲長、甚至縣長，在表麵上不得不與日軍合作，交糧、納稅，甚至聽命辦事，但暗中卻常常為國軍和遊擊隊輸送糧秣、通風報信。這類“假順從，真抵抗”的做法，在那段曆史不可勝數， 如此等等“曲線救國”“苟全民命”的不得已操作，我們顯然不能視之為漢奸行為， 否則你所秉承的就是不足與語的非黑即白、不食人間煙火的聖崽思維。
但這種妥協有一個底線， 那就是你不能主動投敵。因為 妥協與投敵，表象相似而本質迥異。前者是無奈之策，後者是背叛之舉。
把這個底線展開來談， 江天認為 確認漢奸與否至少要注意三條標誌：
- 是否與侵略者建立政治同盟關係，共同推行侵略目標；
- 是否主動攻擊、削弱抗戰政權，成為敵人對抗民族抵抗力量的幫凶；
- 是否以賣國條約和資源輸送，幫助敵人維持侵略統治。
但還是要說， 汪精衛這個漢奸確實令人惋惜。
汪精衛從私德上說絕非庸碌懦弱的小人，他生於清末書香門第，自幼才氣出眾，不僅長相文秀，談吐從容優雅，更兼飽讀詩書、極富濟世之誌，（這個人的詩文書法堪稱一流大家， 能把老毛比到地縫裏去）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汪應該還是民國四大美男之一， 正所謂陌上人如玉， 公子世無雙。
汪精衛其人不僅口才極佳， 煽惑力舉世無雙，（頗有看過汪演講的少女對汪深陷相思病的傳說， 汪的老婆陳璧君就是其一），而且還 敢於擔當、善和群倫，以此出眾之質， 在同盟會中，汪精衛年紀輕輕， 就成為孫中山身邊最重要助手。
汪精衛最為人傳誦的是1905年刺殺攝政王載灃未遂的壯舉。他被捕後坦然無懼，慷慨陳詞，視死如歸，留下了“飲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千古詩句，設若汪精衛當時而死， 則汪精衛必將成為完美英雄而傳頌於華夏之曆史。
所以，江天認為，汪精衛之當漢奸， 絕非出於一般漢奸之苟全性命、賣身求富、趨權求勢的一般動機， 因為汪精衛並不存在“苟活”亂世的問題， 即使中國真的亡了國， 如果汪精衛要求生存， 也決輪不到他送死， 海外華人會像歡迎英雄一樣歡迎流亡他國的汪精衛。
顯然， 汪精衛之當漢奸，隻能是出於理念和價值 取向的跑偏。
汪精衛是抗戰的極端悲觀派代表， 抗戰伊始，汪精衛就成了當時無形卻極有影響力的低調俱樂部的精神領袖， 倡導的主調就是“ 戰則必敗，和未必大亂” “要為結束戰爭而抗戰，不是為擴大戰爭而抗戰”的所謂“和平運動”。
實事求是說，汪的這種觀點並非不屑一顧的無稽之談，因為 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時，中日兩國的國力對比確實極為懸殊。
舉幾個指標大家就可以一目了然： 1937年日本鋼產量約580萬噸，而中國不足幾十萬噸，多數還集中在東北被日軍控製的地區；日本煤炭產量超過4000萬噸，中國雖總量較大，但絕大多數采掘、運輸、利用能力落後，難以轉化為戰爭潛力。日本電力、機械製造、化工、造船業等均已進入現代化，而中國則長期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狀態，沿海雖有少量工業，但整體落後。財政上，日本年財政收入約20億美元，中國僅3、4億美元，差距巨大。
至於軍事，兩國更是無法相比， 1937年，日本常備軍約170萬人，配備大量現代武器，坦克、火炮、機槍齊備，空軍擁有近2000架飛機，海軍更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三，擁有10餘艘航空母艦、戰列艦、重巡洋艦等，是名副其實的海上強國。反觀中國，國民政府雖號稱200餘萬軍隊，但多為裝備落後的雜牌軍，且軍閥山頭林立，誰也不服誰，以相互圖謀相互傾軋為能事。武器方麵，中國產能極為有限，步槍、子彈尚需主要依賴進口，而坦克、飛機更是寥寥無幾， 海軍空軍基本有等於無，製海權製空權完全掌握在日本手中。
這還沒有提日本現代化軍隊的強大的戰爭動員能力。不言而喻，中日戰爭在國力上之完全不對稱 ，比今天的俄烏戰爭有過之而無不及。
正是因為這種戰爭能力的巨大差距， 所以汪精衛的這種認知在當時頗有影響力， 許多知識精英都視之為“理性”而推崇，比如 民國著名的文化大師胡適就曾是其中一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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