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方穀雨
人生如茶，靜心以對，淡淡的日子慢慢地過......
和以前在東門一樣，對紀念碑的印象就是那座高高的紀念碑下埋著許多的革命英雄，那些電影中犧牲的班長、戰士、指導員之類的英雄。當看到金江山坡上那座紀念碑，總感覺整座山坡的下麵都埋著和國民黨反動派打仗時犧牲了的人民解放軍。
過不久，我知道東平沒有爸爸，他的爸爸在他沒上小學的時候就死了，還埋在了紀念碑後麵的那座高山的山腳下。
我不清楚東平的爸爸是不是在和國民黨反動派戰鬥時死的，但他爸爸能埋在紀念碑後麵的山腳，多多少少應該和革命沾上邊的。然而，東平從來沒告訴過我他爸爸是怎麽死的，倒是跟我說過他爸爸後來有回來過，也就是變了鬼回來的，這一點他是舉了例子來告訴我的。就是某天晚上他聽到黑咕隆咚的廚房碗櫃有奇怪的聲響，還有廚房裏的飯鍋有揭開蓋子的聲音，卻聽不到有任何腳步聲，第二天早上起來，看到飯鍋裏的剩飯有幾個手指戳出的洞眼，還冒出水來，於是他媽媽告訴他是他的爸爸回來了。這種說法讓我毛骨悚然，以至於好幾個月我都會一早起來看廚房裏的飯鍋，是不是有手指戳出的洞眼。
更讓我毛骨悚然的是東平說，在紀念碑的後山山腳那一片石花地，到了熱天的晚上會有鬼火，什麽顏色的他也講不清，而鬼火的認證也得到另外兩個山坡同學的確認，還會隨風飄過來又飄過去。這也讓我在往後的幾年，一到夏天，就會在輕工局的樓頂上望著山坡後那座大山的山腳，就是想看，他們說的點點鬼火是不是飄來飄去的。
這麽說來，1976年從開始到年中的夏天，對我來說還是有那麽一點詭異的，從河那邊的電視塔山到河這邊的紀念碑山坡後麵的大山，是把整個金江擠壓成一座狹長的城，而生活在這樣城中，本身就很壓抑了，白天和晚上還得忍受往來東西的火車的轟鳴，尤其那種老款的蒸汽機車，它的那種鳴叫響徹整個山穀，久久回蕩，仿佛是日本鬼子的火車進站一樣，那麽多年過去了，還真的要紅燈代代往下傳？我雖然暗自告訴自己，時刻準備著做革命的後來人，然而又實在不想像李玉和和李奶奶那樣英勇就義，人沒了怎麽去幹革命？同時，在夏秋交接之際，又知道了山腳邊晚上有點點鬼火出現，那時，還不知道無神論，就知道人間牛鬼蛇神還是十分的猖獗，否則二哥他們就不會常念要掃除人間一切牛鬼蛇神了，還全無敵。
著也是我時時刻刻想著要回到我的東門的一個強有力的支撐，我是寧可接受東門革委大院東邊爛石花地裏的黃狗母，也不願看金江山腳下的點點鬼火；寧可聽東門革委大院八角樓上貓頭鷹晚上的呼號，也不願聽金江鐵路線上東奔西走火車的鳴叫。
總而言之，金江一開始就沒有接納我，我也無法接受它，也就是留給我的記憶不是太好，還時不時的讓我很失落。
由於東平的原因，剛開學的那一個月，班上很少有人跟我說話，給我的感覺，班上實際上還有兩個派別，嚴格的說是有四個派別，就是男生有兩派，女生有兩派，男生和女生是不能說話的，而各派之間也是不能說話的。在金一小二年級，男生和女生說話是要被恥笑的，而與對立派的人說話則被本派的人視為叛徒，叛徒永遠是最可恥的存在。
有時放學走在東方紅大道上，看著別人三三兩兩結伴而行，有說有笑的，很是羨慕，可又不想上去巴結他們，感覺到從未有過的孤獨。
在這樣的孤獨中，不由得想起兩個哥哥來，在大工廠燒鍋爐的大哥，其實離金江並不是太遠，坐綠皮火車也就五個站，但他不能時常回家，好像他們買火車票還要有車間和廠醫務室的證明，而汽車也不是很多，所以在我們從東門搬到金江後也沒見他回過家；二哥在搬好家後很快回農村，也沒有回家的可能。
三歲的小妹每天都和外婆到菜市場買菜，偶爾中午放學回家的路上我會與她們遇上，這時候我會幫外婆提著菜籃，外婆才能背起小妹往家裏走。我從來沒有想過要替外婆背小妹，總覺得她的鼻涕會流到我的背上，我甚至不想牽著她走，總嫌棄她走得慢跟不上我革命的步伐。盡管她還什麽都不知道，隻要她走得慢一點，我會朝著她吼：“你這慢吞吞的樣子，遲早是要當俘虜的”，她當然不知道“俘虜”是什麽意思，隻是見我這凶巴巴的樣子，自然是放聲大哭，我也就逃脫不了外婆的一頓責罵。
我開始有了疑惑，為什麽兩個哥哥要離開家，一個去工廠，一個在農村，每次問母親，母親總是很慈祥的跟我說：“我們家是工農兵家庭，現在就差一個兵了。”
然而，我沒有理解工農兵的真正意義，但有一點我對“工農兵”這個詞的深刻記憶，就是在金一小的旁邊的廣場就叫工農兵廣場，隔著廣場的電影院叫“工農兵”電影院，來到金江金一小的第一場學校包場看電影就是在“工農兵”電影院。那時學校包場看電影每個人要交五分錢，排隊穿過“工農兵廣場”再排隊進“工農兵”電影院。
其實是一知道1976年的11月，我才真正理解“工農兵”是個什麽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