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歲月（四十一）

1976年的9月，我是真的學會了很多的革命詞語，比如“繼承遺誌”、“指引方向”、“革命路線”、“卓越的”......那個“永垂不朽”則是在年初的時候弄清楚的，就是革命家、軍事家、領袖等等死了就叫永垂不朽。而普通的革命戰士、或者與反革命壞分子作鬥爭死了叫“犧牲”，像劉文學那種；街上的、或者山坡上的人，死了就是死了，像東平的爸爸那樣，從他嘴了說出來的就是死了。

與此同時，我還學會了一個手工活，剪紙花。一天，母親拿回了一卷白色的皺紋紙，很潔白的那種，教我把幾張皺紋紙很規整的折疊成一指寬的紙條，在正中位置綁上一根白色的細棉繩，然後兩頭再剪成半圓，最後張開，就成了一朵小白花。那天晚上，幫著母親折了好多好多的白花，說是要拿到辦公室紮一個大花圈。

九月的那幾天，每個人手臂上都纏上了黑紗，班上的每個同學的手臂上都纏上了一圈黑紗，金一小的每個同學的手臂上都纏上了黑紗，整個金江的人手臂上都纏上了黑紗，因為死的是毛主席，所有人都要很悲傷。那些天，班上有幾個女同學真的是還哭的稀裏嘩啦，就像我家的小妹一樣，當時我就相信她們對毛主席的感情比海深。

現在記不得是哪一天給毛主席開的追悼會，但前後的情景我還是很有印象的。

頭一天下午學校就要我們出校園到工農兵廣場排隊找好自己的位子了，廣場就在學校外，我們的位子其實就在我們的教室邊上，因為第二天，我們學校全體學生、東方紅大道沿街所有單位的革命幹部、還有山坡上的人、附近工廠的工人、軍分區的解放軍都要來廣場開大會，所以得預先排練一次。那真是人山人海的場麵，氣氛說不出是不是很壓抑，我還不知道壓抑是什麽意思，就是不怎麽好囉。 

到了真正開會那天，天氣很晴朗，豔陽高照，九月的金江暑氣還很濃，氣溫很高，我們的覃老師一早給我們每個人發了一盒仁丹，說是怕我們中暑，並交代感覺到不舒服時就含一顆，但不能含太多。我很喜歡仁丹的盒子，扁圓扁圓的，形狀像後來科幻電影裏的飛碟一樣，麵上有一個小開關，輕輕一推便露出一小孔，可以把一小粒仁丹倒出來，據說這是防中暑的神藥。

我們每個人除了手臂上纏著黑紗，胸前還別了一朵小白花，就是用潔白的皺紋紙折成的那種小花，然後排好隊走出學校，按頭天排好的位子等候在廣場上。

這時候，我抬頭看到工農兵電影院前麵的郵電局樓頂上架起了一頂高射機關槍，我們那時都知道，國民黨反動派和蔣介石隨時會派飛機來轟炸我們，妄想把我們帶回到隻能吃瘦肉的舊社會，我不知道蔣介石已經死了一年。可是看見高射機槍，我還是認為國民黨的飛機會飛過我們的頭頂，特別是在毛主席死的時候，這些反動派一定想來搞破壞。

我還時刻看著紀念碑後山的山頂上，我很確信要是國民黨反動派膽敢派飛機來，那飛機一定是從這座山的山背後飛過來。也不知道台灣離金江有多遠，更不知道台灣在那個方向，毛主席曾經說過“一定要解放台灣”，現在毛主席死了，那台灣還能不能解放？這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成了一個不解之謎。

也不知道等了有多久，背靠著紀念碑的工農兵廣場的大講台上好像有人上去了，我才注意到講台上方掛著一塊長長的黑布，黑不上寫有兩行字“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廣場四周的高音喇叭裏傳來熟悉的哀樂，然後默哀，然後聽廣播裏傳來一個生音，說什麽我聽不清楚，說實話是聽不懂，因為傳出來的普通話不像電影裏的普通話，我聽到旁邊高年級的同學說那聲音是從北京傳來的。

在我前麵的幾個女生又哭了起來，讓我意識到，這時候我也應該哭才對的，但是，我真的哭不出來，哪怕是很努力的要讓自己的眼淚能落下幾滴都沒辦法做到。而且我還很害怕別的同學知道我沒哭得出來，那樣顯得我對毛主席沒有一點感情，那樣我就不說毛主席的好學生，那樣就加入不了紅小兵。於是，我盡量的把頭低下來，耳朵裏聽著廣播裏聽不懂的普通話，聽著前後左右各式各樣的哭聲。

接著有個女生在我前麵不遠處突然暈倒了，不知道是傷心過度還是中暑了，趕緊的從口袋裏摸出仁丹盒來，倒出一粒含在嘴裏，那味道不是很好，沒有預防腦膜炎的小糖丸甜，甚至比不上打蛔蟲的寶塔糖好吃。看見工宣隊的老師把暈倒的女孩抱進了三年級的教室，在開追悼會期間，我們金一小三年級和四年級的那排教室被用作急救室以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特別是救助暈倒的革命群眾，要知道，開毛主席的追悼會，肯定有很多得到翻身的幸福群眾傷心過度的。

又不知過了多久，高音喇叭裏那個聽不懂的普通話結束了說話，就聽到像電影裏的普通話傳來“全體默哀三分鍾”，於是廣場上突然鴉雀無聲般的安靜。接著又是“向毛主席三鞠躬”，再接著又響起了熟悉的哀樂。不記得那天火車站的火車是不是鳴長笛了，按道理是應該鳴號的，這在後來看電視的時候，電視上說追悼會上全國的火車、汽車、輪船都統一鳴號了的。

好吧，這就是我參加毛主席追悼會的全過程，最痛徹心扉的是，那天我無論怎麽努力，就是哭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