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黨，執政黨與精英統治

革命黨，執政黨與精英統治

共產主義運動從它產生之日起就有一個內在的矛盾。一方麵，按照共產主義理論中的曆史唯物主義，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因此，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曆史任務將由無產階級來完成；另一方麵，按照共產主義關於階級和政黨的理論，無產階級本身並不能產生科學的共產主義思想，無產階級必須要在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領導下才能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於少數的共產黨人究竟能不能代表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工群眾的利益？特別是在共產黨由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後，共產黨的精英統治和廣大勞工階級的利益如何能夠保持一致？由於這個內在矛盾，共產黨在奪取政權轉化為執政黨後，共產主義運動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麵。

作為共產主義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在1848年首次提出了無產階級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現存的資本主義社會，建立全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政治主張。但是，無產階級究竟應該怎樣組織和行動才能奪得政權？在奪取政權後應該采取什麽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形式才能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對這兩個帶有實踐性和操作性的問題並沒有明確具體的論述。馬克思在發表《共產黨宣言》後，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都放在了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深入解剖和和批判上麵，給人類社會留下了三卷《資本論》巨著。盡管馬克思也一直參與了歐洲當時的工人運動，並且在事實上成為第一國際思想上的領袖，然而馬克思到逝世為止都沒有提出一套係統的建立共產主義政黨和奪取政權的革命理論。在總結1871巴黎公社革命的《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曾提出了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機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廳和法院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必須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1875年批判德國工人運動中的拉薩爾派的《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把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為按勞分配的初級階段和按需分配的高級階段。但是，這些論著與其說是革命家關於奪取和建立政權的具體論述，不如說是政治哲學家對未來社會的設想。

事實上，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革命理論在實踐中有一個精英主義和工人運動的內在矛盾，馬克思在生前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這也許是馬克思沒有係統提出政黨和革命理論的原因之一。按照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共產主義運動並不是工人階級通過階級鬥爭給自己謀取某種具體福利或利益的運動，共產主義運動的宗旨是要用暴力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然而，對於工人運動來說，追求具體的，眼前的經濟利益和勞動權益是一種天然的傾向。一般工人運動中的普通共識是，通過罷工等手段迫使資方妥協而增加工資和改善勞動條件是工人運動的目標。這樣，作為倡導工人運動的共產主義理論和一般工人運動在最終目標和具體運動方式上就有一種難以避免的差異和矛盾。也正是這個原因，馬克思從創立共產主義理論之日起，就不斷地批判工人運動中的各種非共產主義思潮，如批判法國的普魯東派，德國的拉薩爾派，英國的工聯主義等。按照馬克思的原則，當現實的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理論發生矛盾和衝突的時候，工人運動必須服從於共產主義理論。他認為隻有共產黨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階級的整體和根本的利益，因為共產黨“在理論方麵，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但是，馬克思生前並沒有自覺地把這種精英主義傾向理論化和係統化。

最早明確地把共產主義運動引向由知識精英領導的工人運動是第二國際的理論權威考茨基。考茨基提出：現代社會主義意識並不能在工人階級運動中自發產生，而必須在深刻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出來。“但科學的代表人物並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現代的社會主義學說也就是從這一階層的個別人物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因此考茨基認為：“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把認清無產階級的地位及其任務的這種意識灌輸到無產階級中去”。考茨基這個思想標誌著共產主義運動從一種群眾性的工人運動開始轉化為一種由知識精英控製的有組織的革命運動。這個轉化是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因為工人階級不可能自發地去奪取政權，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工人運動的直接結果隻能是工聯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如果要奪取政權，要從根本上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必須要有一套不同於一般工人運動，具有實踐性和操作性的革命理論，共產主義運動必須要從一般工人運動走向精英集團控製的革命運動。真正完成共產主義運動這一曆史性轉化的是列寧。

列寧雖然把考茨基斥之為第二國際的叛徒，但在革命理論上卻完全繼承了考茨基的精英思想。1904年，列寧在他那本著名的《怎麽辦》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工人本來也不可能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這種意識隻能從外麵灌輸進去，各國的曆史都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己本身的力量，隻能形成工聯主義的意識，即確信必須結成工會，必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布對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會主義學說則是從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識分子創造的哲學理論、曆史理論和經濟理論中發展起來的。現代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們的社會地位來說，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這個基本論斷的基礎上，列寧提出了他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理論和政黨理論。按照列寧的理論，工人階級的政黨源於工人階級，但卻高於工人階級的普通成員，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階級本身並不真正知道自身的根本利益所在，隻有作為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無產階級政黨和職業革命家才真正能夠代表工人階級的整體利益。這是一種有強烈精英意識的革命理論。

列寧的政黨理論有這麽幾個基本內容。首先，無產階級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一理論明確地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區分開來。列寧說“絕對不能把作為工人階級先進部隊的黨和整個階級混淆起來。”因為“黨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　那麽，怎樣判斷一個政黨是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呢？站在共產主義運動的立場，隻能是看這個黨是不是信奉共產主義理論。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提出了一個關於無產階級政黨的重要判別標準：“確定一個黨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黨，不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麽人領導以及它的行動和政治策略的內容如何。隻有根據後者，才能確定這個黨是不是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列寧的這個先鋒隊理論的實質，是要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精英集團和普通勞工群眾之間劃出一條明確的界線。

列寧政黨理論的第二點是政黨的高度組織化。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必須要把無產階級政黨建設成為一個把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統一為一個金字塔式的高度集權，組織嚴密的政黨。列寧從19世紀以來的工人運動發現，工人階級的一般政治運動無法推翻擁有軍隊和警察等國家機器的資產階級，因為工人手中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列寧敏銳地看到，在激烈的階級鬥爭中，政治鬥爭的力量不僅僅是來自武器等物質力量，而且也來自高度組織化的集團意誌。有時組織的力量要強於武器的力量。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從1903年7月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起，列寧就一直反對後來成為孟什維克領袖的馬爾托夫主張建立隻要承認黨綱，不必接受組織約束的人都可以入黨的建黨理論。列寧清楚地認識到，一般性的工人運動隻能爭取工人的經濟利益，隻有一大批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著嚴密紀律的革命政黨才能奪取政權。對此，列寧曾經這樣自信地斷言：“給我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十月革命成功後列寧再次總結道：“如果我們黨沒有嚴格的真正鐵的紀律，如果我們黨沒有得到整個工人階級全心全意的擁護，……那麽布爾什維克別說把政權保持兩年半，就是兩個半月也保持不住。”

列寧政黨理論的第三個重要內容是把共產黨建立為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也就是說，工人運動中產生的各種組織，如蘇維埃，工會，合作社，文化教育組織，青年組織等，都必須服從共產黨的領導， 因為隻有共產黨才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才能夠代表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列寧這個理論實際上是把革命黨奪取政權時的精英理論擴大運用到執政黨的統治方式上。在十月革命成功初期，列寧曾經設想過建立一種類似於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政治模式。他曾提出：“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機關是由上級任命的。黨的任務就是要不倦地全部實行這種更高類型的民主製。”這就是由人民群眾直接選舉從地方到中央各級政府的領導人。按照列寧最初的設想，蘇維埃（代表會議）政權高於各個政黨：“蘇維埃政權既不是遵照誰的指令，也不是根據哪一個政黨的決議建立的，因為它高於各政黨 。”但是，在布爾什維克建立新政權的過程中，列寧很快就意識到，巴黎公社模式對一個國家的建立並沒有可行性，直接民主製更是不現實的。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裏，絕不是人人都能夠參加國家管理的。於是列寧改變了說法：“說起來蘇維埃機構是全體勞動者都可以參加的，做起來卻遠不是人人都能參加。” “蘇維埃雖然按黨綱規定是通過勞動者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眾來實行管理的機關。”這樣，列寧把他的精英理論進一步運用於無產階級政權的建立，運用於執政黨的統治模式，要求由共產黨來領導一切：“我們共和國的任何一個國家機關沒有黨中央的指示，都不得決定任何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或組織問題。” 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對整個社會的管理是由“唯一的執政黨在進行管理”。顯然，按照列寧的這個精英統治理論，共產黨在掌握政權以後不可避免地要走向中央集權的官僚統治。對共產黨的這一集權性質，列寧自己也有清醒的認識：“黨的代表大會選出十九人組成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而在莫斯科領導日常工作的是更小的集體，即所謂‘組織局’和‘政治局’。每局由中央全會選出五名中央委員組成，這樣看來就成為真正的‘寡頭政治’了。”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軌跡非常清楚。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本身是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和當時反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工人運動有著血肉聯係。但是，當這種以推翻現存的社會製度，建立一個全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為目標的理論和運動產生後，不可避免地會從工人運動中異化出來。隻要共產主義運動不是在現存資本主義社會的框架內為勞工階層爭取經濟和政治的權益，而是要推翻現存的社會製度，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一個全新社會，共產黨就必須要變成一個在行動上的革命黨，共產主義運動就必須發展為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革命運動。為了革命的成功，這樣的黨必須要成為精英集團的黨，這樣的運動必然演變為精英集團控製的革命運動。同樣，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並轉化為執政黨後，必然要運用官僚精英集團來統治和管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包括統治廣大勞工群眾，從而完全背離共產主義運動的宗旨。盡管列寧提出了很多由工人群眾來監督官僚集團的措施，但由於在現實上無法改變因共產黨在國家政權中的核心地位所導致的集權形態，這些措施都基本無用。

列寧提出的精英理論使整個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了一個悖論。如果共產主義運動不按照列寧的精英理論發展，共產黨不轉變為組織嚴密的革命黨，那麽，共產主義理論隻能成為一種書齋裏的學說，共產主義運動在現實中就永遠不會成功。隻有按照列寧的精英理論，共產主義才能夠真正從空想到現實。但是，如果共產主義運動按照列寧的精英理論去奪取政權，共產黨通過奪取政權而轉化為執政黨，共產主義運動最終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麵，執政黨必然要成為一個寡頭集團與勞工階級相對立。因此，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麵臨著一個新的兩難選擇：要麽繼續堅持精英理論而轉化為執政黨，重新建立更為龐大的官僚國家機器來統治民眾；要麽堅持革命黨的本色，繼續革命，不斷地把掌握國家機器的新官僚作為繼續革命的對象，把共產主義革命永遠進行下去，一直到國家消亡，進入共產主義社會。

按照列寧的精英理論，蘇聯的布爾什維克變成了一個從事暴力運動的革命黨，並因此而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寧逝世後，斯大林則堅持列寧的精英理論把蘇聯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開始重建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製度。由於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後，用暴力把一切生產資料都收為國有，由共產黨的幹部代表人民群眾管理整個國家和所有的生產單位。所以，蘇聯模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機器不僅僅是一種行政管理機構，而且也是經濟管理機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承擔全社會的經濟建設責任，必須層層領導和管理社會的各個生產單位，必須對全社會的分工，生產，交換，消費負責，必須對全社會的資源配置，人員安排負責等等。由於這些原因，共產黨不得不建立一個在規模上遠遠超過資本主義國家的新型國家政權。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走向官僚化是不可避免的。正是這些原因，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成功後提出了“不斷革命”的理論。一方麵，托洛茨基認為，一個國家內部的經濟體係是世界經濟體係的一部分，因此，一個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成功，有賴於全球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麵，托洛茨基認為，蘇聯共產黨把一切生產資料收為國有後，工人階級的國家已經官僚化，成為一種“蛻化的工人國家”。由此托洛茨基提出了一個重要論斷：如果工人階級不從斯大林主義官僚們手中奪回政權，那麽官僚主義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資本主義製度。但是，由於斯大林的強力統治，托洛茨基的理論在蘇聯無法立足，一直到他被暗殺為止。蘇聯在十月革命後的曆史表明，從斯大林把蘇聯共產黨轉化為執政黨開始，蘇聯共產黨實際已經轉化為由精英集團組成的官僚機構，而不再是一個工人階級的政黨。

中國在1949年後麵臨著跟蘇聯同樣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究竟是作為一個掌握政權的革命黨繼續革命，還是真正轉化為一個以國家管理和建設為主要任務的執政黨？這個問題在黨內並沒有得到統一。從現實需求上看，中共在奪取政權後為了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為了對內鞏固政權，對外抵禦強敵，因此必須要全力發展經濟建設。但是，中共最高領導毛澤東卻是一位堅定的繼續革命派。在毛澤東看來，共產黨永遠都是革命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運用在社會主義時期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因此，中共在共產主義實現之前不能停止革命，必須要向共產黨的官僚化不停的鬥爭。跟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在蘇聯的處境不同，毛澤東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在中共的意識形態和中國的社會發展中有著決定性力量。1949年後，毛澤東在國家的發展道路上一直處於矛盾之中。從現實利益考慮，在國內外的巨大壓力下，毛澤東不得不運用共產黨的官僚集團來發展經濟。但從政治理想來講，中共的資產階級化和官僚化卻又使毛澤東難以甘心。這個矛盾導致了中國的發展在毛澤東掌權的二十六年中一直處於劇烈的擺動之中。毛澤東最早察覺黨內的大部分官僚並不願意追隨他的繼續革命思想是在1952年底由薄一波搞的《新稅法》，在毛澤東看來，這個由劉少奇支持的《新稅法》是背離了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曾一度想重用高崗，饒漱石和彭德懷，林彪等一些軍內幹部來防止中共的資產階級化和官僚化，但後來因種種原因而放棄了高崗，饒漱石。但毛澤東在“高饒事件”上的挫敗並沒有改變他關於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理論，反而刺激他的繼續革命思想不斷膨脹並一發不可收拾。毛澤東把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看成是一個資產階級化和官僚化的過程，並在六十年代初明確地把無產階級革命的對象放在了共產黨內，不斷地向黨內的官僚集團開戰。從“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毛澤東都在實踐他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但是，毛澤東的實踐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實際上是一條同歸於盡的道路，最終將摧毀整個社會。後來受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影響的紅色高棉更把這種理論推向了消滅商品交換和消滅城市的恐怖形式。中國從1978年起才開始擺脫這種烏托邦式的實驗。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雖然從1949年中共掌握政權時就開始，但一直等到毛澤東逝世以後才算真正完成。

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最後走向自己的反麵是由它的內在矛盾決定的。共產主義運動本身是一場旨在推翻資本主義社會，解放廣大勞工群眾的革命運動，它的政治目標決定了它的組織方式不得不是一種精英主義。當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時候，它必須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革命黨，必須用黨內的政治精英或職業革命家來領導和組織民眾的革命運動；當共產黨奪取政權之後，它必然轉化為執政黨，必然用精英集團來統治和管理國家。但是，當共產黨完成由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化之日，當共產黨運用精英集團來統治整個社會之日，也就是共產主義運動死亡之時。因為共產黨在轉化為執政黨後，在事實上無法真正成為工人階級的黨，在理論上無法永遠宣稱自己隻是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政黨，更無法永遠宣稱自己隻是代表工人階級來管理整個國家和經濟發展。作為執政黨，共產黨必須要在理論上獲得新的合法性基礎。蘇聯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提出的全民黨和全民國家，中共在改革中向全民黨的轉化，都是在理論上為自己尋找新的合法性基礎。但是，盡管從階級黨走向全民黨，共產黨本身並沒有走出列寧的精英理論，共產黨還是宣稱自己是代表全社會的民眾管理國家。精英統治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有效統治方式，本身無可厚非。但是，作為執政的精英集團必須要受到全社會非精英民眾的控製或製約，這是現代社會能夠持續穩定和發展的一個根本要素。共產黨在轉化為執政黨後怎樣在精英集團和社會大眾之間建立起一種製約機製，是一個很困難但必須解決的一個根本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