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中華保守主義思想綱領

作者：鹿岸
前言
近三十年中國的社會變革，使得中國不僅走出了封閉自鎖的烏托邦夢境，同時也把中國推入了兩千年從未有過的社會大變局。從宏觀的曆史軌跡看，這場變革是中國在晚清陷入內憂外患、分崩離析的垂危狀態下，經曆了革命黨人發動的一係列紅色革命、用共和的形式再造中央集權國家後向市民社會的回歸和轉化。跟任何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一樣，中國社會正經曆著迅速發展和劇烈轉型的痛苦。從國內的經濟發展看，中國三十年經濟改革中最有活力的產業——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進入轉型升級的瓶頸階段。而2008年由美國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使得中國產業的換代升級之路更顯艱難。從政治發展上看，三十年的變革使得社會的自由度和開放度得到了很大發展，但是法律的缺位和政府權威的流失卻無法使社會得到更有效管理，政府的社會管理能力落後於社會的迅速發展。從政治文化上看，近百年來的革命文化並沒有隨著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化而消失，希望通過非法律的社會革命方式來解決各種社會矛盾的思想在執政黨內部和知識界仍有極大影響。在這麽一種社會條件下，我們，一群居住在海內外具有相近思想的華人，向各界提出中華保守主義的思想綱領，表明我們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的看法。

有必要說明，我們提出中華保守主義的思想綱領並不僅僅是因應中國社會的現實發展，同時也是針對中國思想界現狀的一種反應。經過了三十年的社會變革，中國思想界基本上形成了兩大思潮：一個是以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為宗旨的新左派；另一個是主張由憲政民主來為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開拓道路的所謂自由派。這兩派在基本的經濟政治主張上尖銳對立，相互指責。但是，在我們看來，這二者的哲學基礎以及它們對中國三十年社會變革的理解和評價卻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紅色革命沉溺過的烏托邦迷夢中。從哲學淵源上追溯，中國的新左派和自由派都從傳統的革命黨人那裏繼承了歐洲大陸的唯理論或絕對理性主義，相信人的理性可以通過思辨的方式演繹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原則，相信人類有能力按照理性描繪的藍圖創造出烏托邦式的理想國。從對中國社會現狀的評價上看，這兩個思想派別都是把中國這三十年的經濟自由化和市場化看作是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二者的區別在於，新左派是從根本上徹底否定中國經濟發展的自由化和市場化，而中國的自由派們則是把缺乏民主製度政治保障的自由經濟理解為一種邪惡，認為這種非民主的市場經濟隻能走向腐敗和專製。

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相互對立的思想派別是一個銅板的兩麵，兩者都是中國這一次社會變革前紅色革命的烏托邦文化在現代社會的翻版。如果追溯得更遠一些，這兩個思想派別都是辛亥革命以來革命黨政治文化的延續。這種革命黨政治文化的特點是把理性置於經驗之上，用廣場語言取代社會分析，把平等看得比自由更重要，把政治看得比經濟更重要。對於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來說，這兩種思想都極為有害，都有可能把中國社會再次引入歧途，重蹈由於烏托邦理想而引致的專製主義覆轍。在思想界的這種現狀下，我們向全社會公開中華保守主義的思想綱領顯得尤為必要。

（一）中華保守主義的哲學基礎

中華保守主義不是一個哲學派別，更無意對整個世界作一個係統的哲學描述。我們的任務隻是想對中國的現狀和未來提出自己的具體主張。但是，我們堅信，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和不同的國家，希望解決社會問題的絕大部分人都是真誠和有理想的，都是希望在自己的國家建立起一個良善社會。不同的人們之所以對同一個社會現實能夠產生出不同的思想派別，歸根到底是因為不同的人們有著不同的哲學信念，有著不同的觀察事物和理解事物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因為人們先天在道德上有善惡之分。所以我們認為，能不能正確地理解當前的中國社會，能不能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提出合乎國情的主張，用什麽樣的哲學方法來觀察世界和理解世界是至關重要的。作為中華保守主義的倡導者，我們把現經驗主義作為自己的哲學基礎。

在哲學的基本問題上，我們堅持現代經驗主義拒斥形而上學的基本原則，不承認世界上存在著不具備“主體間可檢驗性” 的超驗本質。我們堅信，我們居住的這個能夠被感知的經驗世界是唯一真實的世界。在這個經驗世界之外並沒有一個獨立的、超驗的本體世界。世界的全部本質都存在於我們能夠感知的這個經驗世界之中。基於這麽一個信念，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當下的經驗世界，把現實世界的各種現象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拒絕討論超驗的本體世界和超越現實的未來世界。我們認為，追求現象之外的形而上學不僅無意義，而且在現實中必將走上創建理想國之路，最後會滑落進烏托邦主義的陷阱。

在認識論上，我們堅持人類關於世界的全部知識歸根結底都來自於經驗。由於人的經驗是個別的、有限的、具有主觀片麵性的，人對有限經驗的歸納無法獲得關於世界的絕對真理，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保持一種謙卑的態度。我們深信，人類的理性是有限的，人類對世界的認識也是有限的。人類迄今為止所有關於世界的知識都是相對的、有限的、而且隨時都有可能被證偽。我們反對唯理主義賦予人類理性以至高無上的地位，反對唯理主義在思辨中創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原則，更反對用虛幻的普遍原則來裁剪現實的感性世界。我們深信，企圖建立世界最終本質的絕對知識體係不僅狂妄，而且注定在現實中走向烏托邦式的專製主義。

在曆史哲學上，我們堅信人類曆史是一個沒有目的性的自然過程。當我們回溯曆史，能夠發現曆史之河流過的每一個彎道、經曆的每一個斷裂都有其具體的、實在的原因。我們也確實能夠從過去的曆史中總結出有價值的經驗教訓。但是我們認為，人類過去的經驗總是個別的、偶然的、有限的，人類無法憑借自己過去和當下的經驗來預見未來曆史的具體發展，更不可能憑借過去和當下的經驗給人類的未來社會繪製藍圖。人類經驗的有限性決定了人類隻能對當下的社會進行改造和修正，而沒有能力按照理性繪製的藍圖重新創造社會。我們不同意曆史目的論把人類曆史解釋為一個有神聖目標的演進過程，我們也不相信曆史決定論斷言人類社會的曆史是按照其固有的規律向前發展。曆史目的論者和曆史決定論者盡管真誠地相信他們給人類未來繪製了美好的藍圖，盡管他們真誠地相信他們找到了曆史的發展規律，但是，他們一次又一次把人類社會帶入南轅北轍的岐途，一次又一次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難。

在道德哲學上，我們堅守保守主義的一般原則，強調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在社會發展中的不可或缺性。作為中華文化中的保守主義，我們信奉並推行中華傳統文化中有利於人的自由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道德哲學。我們相信，中華文明能夠綿延發展至今而不中斷，由儒家倡導的道德規範和社會秩序是一個基本因素。盡管中國社會道德規範的基本內容和倫理綱常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在具體內容上有所不同，但儒家強調由道德規範和和倫理綱常的內在秩序來穩定社會的精神是不變的。拋棄了中華傳統道德規範的全盤西化則是近代以來反複證明走不通的道路。

（二）中華保守主義的經濟主張

自由是中華保守主義的核心概念。我們認為，對於人類社會來說，自由在時間上和邏輯上都先於平等，先於民主。而經濟上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和基礎。因此，中華保守主義支持中國政府三十年來以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為導向的經濟改革。我們認為，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在以下幾個方麵對中國社會有著根本性的意義。

首先，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看，以競爭機製為動力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目前仍是全球經濟最強大的經濟發動機。中國在上個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紅色革命時期曾經通過具有戰時經濟性質的計劃經濟獲得過極高速的發展。但是，這種以政治動員為基本動力的戰時經濟發展體製無法持續地保持高速發展。到了七十年代後期，計劃經濟體製已難以再續，生產不足已經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中國這麽一個貧窮落後、人口眾多的國家，為了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經濟的發展速度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中國經濟必須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高速發展，這是維持中國社會穩定的一個基本條件，也是中國社會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從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看，中國必須從全球的資源配置和生產分工的鏈條中不斷升級。中國作為勞動密集型的世界工廠麵臨著後起國家的威脅。中國的經濟必須繼續保持高速度，必須不斷更新升級，否則將會在世界經濟鏈中被淘汰出局。經濟全球化使得每一個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如不從世界產業鏈條的中低端向上升級，隨時都有可能被新興國家擠到後麵而喪失現在的位置。所以，保持經濟的高速增長和迅速升級是中國的唯一選擇，而這個速度和升級隻能依靠自由主義市場機製這個最大的經濟發動機。

第三，隨著全球勞動生產率的迅速提高，中國僅僅作為世界工廠已經不能解決中國自身的經濟問題。在當前的全球經濟鏈中，占世界人口80%的多數國家的多數民眾仍處於消費能力低下的狀態。按照中國現有的勞動生產率，中國擁有的勞動力已經遠遠超過了目前全球社會對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消費需要。如果僅僅依賴於出口外銷，中國的剩餘勞動力將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在中國目前還不能依靠資本輸出從全球贏利的條件下，在中國還沒有能力影響全球民眾消費能力的條件下，唯一的選擇就是把中國自身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而這一步也隻有靠資本和市場加速擴展。中國經濟隻有全麵市場化才能把自身建造成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的市場機製仍然是擴大中國內需市場最大的經濟發動機。

第四，在中國建立起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製度並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領域的改革，同時也是為政治自由和民主製度奠定基礎。三十年的中國改革已經證明，在中國這樣一個全權主義社會進行改革，根本沒有純經濟的改革。社會變革的每一步，都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性。中國這三十年的改革，從經濟角度看，是一個經濟逐漸民營化、市場逐漸自由化的過程；從政治角度來看，是一個執政黨和政府逐步退出各個經濟單位的政治改革過程，是一個執政黨逐步改變其統治方式的過程；而對民眾來說，則是一個由人身依附狀態逐步變成能自由出賣勞動力的現代人的過程，是從“單位人”逐漸轉變為“自由人”、並向現代意義上的“公民”轉化的過程；從社會狀態上看，是一個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社會向商業文化主導的市民社會的轉化過程。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經濟政治現實告訴我們，中國社會的改革必須要從經濟製度入手，必須要讓全權主義那種徹底控製經濟活動、嚴密控製人身自由的絕對統治方式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自由化和市場化過程就是人的解放過程。隻有通過市場化，每一個社會成員才能獲得基本的人身自由、獲得選擇工作、出賣勞動力的自由。隻有通過市場化，中國社會才能從一個由意識形態主導的政治社會轉化為現代市民社會。

但是，中華保守主義跟一般保守主義有一個不同之點，這就是並不簡單地主張政府對經濟活動無為而治。中國作為一個後起的世界大國，麵對的是一個已經被發達國家所控製和主導的世界經濟體係。近現代曆史告訴我們，在全球性市場發展的各個曆史階段，在重商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主義等反複博弈的曆史條件下，沒有國家力量的參與和介入，任何一個新興國家的企業要想單獨走向世界市場是不可能的。同樣，中國的企業也不可能僅僅憑借自身的力量參與全球經濟的殘酷競爭。我們主張在中國建立起完善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的根本原因，僅僅是強調自由經濟的強大競爭機製和它對政治自由的意義。在全球競爭中，我們也同樣強調國家的力量。我們主張，市場機製和強勢政府是中國經濟發展之兩翼，二者缺一不可。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政府必須要強有力地整合和主導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必須要充分運用政府的資源對中國企業的全球競爭做出戰略指導和扶持。

（三）中華保守主義的政治主張

中華保守主義政治主張的基本觀點是強調現代文明社會是生長成的，而不是創造出來的。從世界各國的曆史看，凡是在穩定的秩序下進行循序漸進改革完成現代化的國家，通常都能夠建立起比較穩定的自由民主製度。相反，通過激烈的大革命來解決社會問題的國家則往往走向跟革命初衷相反的專製主義體製。中華保守主義把現代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歸結為推翻傳統專製主義的社會革命。

傳統專製主義的特點是君主專製製度。君主和貴族通過公開的等級製度壟斷了社會的各種資源，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剝奪了普通民眾的權利。世界各國近代革命的基本矛頭是指向君主專製製度。革命者希望通過社會革命來推翻等級森嚴的君主和貴族統治，從而建立起人人平等的自由社會。

但是，我們認為，推翻等級森嚴的君主專製製度，建立自由平等的理想社會的暴力革命常常會走向反麵，最終重建更加嚴酷的專製政體。暴力革命走向自身反麵的政治根源在於任何一場革命都無法滿足全社會的平等要求。當革命打破了原有社會的秩序後，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擺脫了原有的一切束縛，每一個社會階層、每一個社會成員都開始要求平等的權力，即使是最激進的民主社會也無法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利益和要求。當革命被視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手段時，每一個通過革命獲得政權的政治集團都將被沒有掌握權力的社會民眾看作是繼續革命的障礙和新的革命對象。革命最終不得不麵臨著兩個艱難的選擇：一個是無休止地繼續革命，台下的民眾不斷地登上台來革掌權者的命，昨天的革命者不斷地淪為今天的被革命者；另一個選擇是革命者轉變為反革命，對新的革命要求進行鎮壓，把新的不平等秩序用暴力固定下來。前一個選擇的後果是社會永遠處於無政府的革命狀態，後一個選擇的後果是重建新的專製主義。

曆史的經驗證明，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爆發過大革命的國家都經曆過上麵的困境。二十世紀的現代極權主義幾乎都是暴力革命結出的果實。由於這原因，我們堅決反對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特別是反對以平等為口號的暴力革命。由於這個原因，中華保守主義把平等主義和民粹主義看作自由的敵人。

在國家的基本結構形式上，中華保守主義堅持以中央政府為權力中心的單一製政治傳統，反對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聯邦製度。我們相信，由於缺乏地方自治的傳統政治文化，由於缺乏強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民主製度，地方自治隻能意味著地方基層政權宗族化和黑社會化。曆史證明，幾乎所有中央集權國家的崩潰都是始於中央政府對地方基層政權的失控和地方基層政治的糜爛。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文化傳統和當今的社會現實，國際間嚴酷的競爭環境，決定了中國必須保持一個強大而有效的中央政府。

由於上述原因，我們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首先要為自身確定一個基本操作方向。中國的政治改革究竟是自上而下地從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逐步實現民主化，還是地方基層政權開始，由下而上地逐級建立起民主製度？這是中國社會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中華保守主義尊重目前中國政府正在進行的鄉村民主選舉的實驗。我們認為，這種民主實踐作為培養公民的民主意識和素養是值得推崇的。但是，如果把中國的民主實踐理解為一個由基層政權向中央政權逐級過渡的自下而上過程，則不是一條在中國社會走得通的民主化之路。

由於中國兩千多年中央集權的政治文化傳統，中國自由民主製度的建立必須在全民的監督下從中央政府的政治改革開始，必須從執政黨高層核心的基本製度開始。自上而下地進行政治改革，把民主政治從上而下地層層耕耘是中國社會平穩過渡到民主製度的有效途徑。相反，如果中國的民主化改革從地方基層政權開始，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將會因為地方政府的自治性而受到動搖，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將會因為無法承受基層政治的鬆動而麵臨崩潰。晚清政府在各行省的政治改革給後人留下過失敗的教訓。

關於中國政治改革，中華保守主義有以下幾點基本主張：

第一，中國政府必須逐步走出家長式的全能型政府的模式。中國的全能政府來自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建立起來的全權主義製度。 在經過了三十年的社會經濟改革後，中國政府逐步退出了許多微觀經濟領域，但中國政府仍然像大家長似的管理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中國全能政府得以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執政黨把強勢政府和全能政府混為一談。從新興國家發展的一般規律看，強勢政府確實能夠最有效地運用社會的各種資源，最有效地動員社會各界成員，在弱肉強食的國際叢林中能夠最大程度保證本國經濟和政治的獨立。但 是，強勢政府並不等於就是全能政府。由於受全權主義政治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執政黨並沒有意識到強勢政府與全能政府的根本區別，在現實中仍然不斷擴大政府的管轄範圍，結果造成了政府在規模和數量上的惡性膨脹和管理能力的日益低下。

全能政府的一個根本性弊端是製度性的腐敗。由於政府全方位地介入經濟活動，各級政府官員都身體力行地投身到經濟活動中，政府自身成了經濟活動的主體。由於這個原因，政府的經濟活動基本處於一種缺乏製約的狀態，各級政府官員的貪汙腐敗成了一種製度性的弊端，無論何種嚴刑峻法都無法阻止在商業大海裏冒險違法的政府官員。從政治生態上看，政府官員大麵積的貪汙腐敗必然造成政府的權威大量流失。全能政府管轄的範圍雖然廣大，但民眾接受政府管轄的意願卻在不斷降低。

全能政府的另一個弊端是政府由於管轄麵太廣而陷入社會管理困境。威權政府統治的社會作為一種轉型中的過渡社會形態，最大的危險在於這種政治體係的政府一方麵放棄了全權政府對社會的嚴密控製手段，在另一方麵卻不能與時俱進地放棄對全社會家長式的管理，從而使政府承擔的家長式責任遠遠超過了其管轄能力。在目前的中國社會，政府的管理能力越來越低於政府承擔的社會責任。許多本屬於市民社會中的民間糾紛常常演化為民眾和政府的政治衝突，而且這種現象隨著中國社會的日益開放和發展越來越嚴重。中國社會目前這種管理困境的本質在於政府的全能性並未隨著政府從全權式統治向威權式統治的轉化而發生改變，中國政府仍然背負著全權政府所擁有的社會責任。這種管理能力無法跟上社會責任的矛盾現象直接導致了中國政府的權威流失，其結果是政府管轄的事務越多，民眾對政府的期待越大，政府有效解決問題的能力越小，最終導致政府陷入管理國家的困境。

我們認為，從本質上看，政府是一種統治社會的政治體係。政府主要是通過立法、司法和行政等責權相匹配的方式來實行國家的統治。政府行政部門應該盡量地擺脫一般民間事務和商業糾紛，把法律的還給法律，由獨立的法律係統來規範民間社會的各種行為。獨立的司法係統不僅意味著對普通民眾更為公正的法律體係，同時也意味著民間社會的利益糾紛應當由當事人自身通過法律手段解決，民間社會的利益衝突止於民間社會，政府對社會的管理始終處於超然的監管地位。現代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是，越是超然的政府，政府的效率和威信越高。這一點對於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二個任務是逐步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中國目前的憲法實際已經明確規定公民擁有言論自由。中國社會的言論自由之所以在某些方麵繼續受到限製是因為政府擔心在政治問題上的自由言論將會引起社會動蕩。這個矛盾現象從現實上分析，是由於全能政府承擔過多責任而導致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無法有效分離；從曆史上追溯，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型政治文化是造成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政治領域與社會領域混為一體、不能有效分離的根本原因。在全能政府的框架內，由於司法不獨立、法律體係不健全，社會問題不能局限在法律框架下妥善解決，動輒上升為政治問題，使得言論自由成了社會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的直通通道，造成整個社會組織結構的不穩定。由於中國近百年來的革命黨傳統文化的影響，從政府到民眾都有把一切社會問題政治化的傾向和習慣。但是，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隻有逐步實行言論自由才能把中國社會從政治社會轉型為市民社會。中國政府必須麵對的現實是，對全社會的言論自由進行限製，最終仍然無法解決社會組織結構不穩定的問題。而且，長期持續地限製言論自由，社會自身的組織結構和穩定力量還會繼續退化，政府對政治領域和社會領域實行分離的能力還會下降，社會的穩定將越來越依賴政府對言論的控製。這是一種社會成本極高的消極做法。我們堅信，在中國從威權製度社會向民主社會的過渡中，從政治社會向市民社會的過渡中，逐步落實憲法所賦予公民的各項個人自由，讓公民社會在言論自由中逐步建立起自律的社會文化，是中國社會改革必須要解決的的一個根本問題。

中國政治改革的第三個任務是重新恢複中國政治領域的政治光譜平衡。我們認為，自從清朝末年革命黨勢力崛起以來，中國政治領域的政治光譜平衡即開始嚴重失衡。以保守主義為代表的藍色政治光譜曆經甲午戰爭失敗和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全麵消退，以激進主義為代表的紅色政治光譜迅速膨脹。辛亥革命以後，救亡和圖存成為中國社會的基本主題，代表藍色光譜的政治力量軟弱無力而無法完成曆史的任務，而紅色光譜則憑借革命的手段把民族主義推向高峰，用共和形式再造了中央集權國家，完成了救亡和圖存的曆史使命。在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中國政治領域一直處於紅色政治光譜一統天下的獨特局麵，其間所發生的國共兩黨內戰以及國共兩黨的黨內鬥爭，本質上都屬於紅色光譜之內不同深淺位置之間的派別鬥爭，而不是紅色政治光譜與藍色政治光譜之間的互動平衡。

我們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政治光譜仍然極不平衡，仍然以淺紅、深紅和黑紅部分為主，藍色部分剛剛開始出現。如前所述，目前在中國政治問題上尖銳對立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兩大思想派別，對應到政治光譜分布上，本質上是在同一側位置上，都比當前的執政黨更加偏紅，帶有更明顯的烏托邦色彩。而在執政黨方麵，在三十年的中國社會改革過程中，中國執政黨已成為一個其政治光譜從深紅位置轉移到淺紅位置，又從淺紅位置向淺藍位置過渡的變化中的政黨，在執政黨內部也已經出現了從深紅到淺藍很寬大的政治光譜分布。但我們認為，由於受到內外各方麵條件的製約，中國當前的執政黨不可能放棄作為其立黨根基的紅色光譜部分，而考慮到中國國內的社會分層現狀和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當前的執政黨保持其偏紅色的政治立場仍是必要的。中國社會政治中的藍色光譜將由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和文化思想界的保守主義人士重新建立。

中華保守主義致力於中國政治領域中藍色光譜部分的重建以及政治光譜的紅藍平衡。我們認為，紅藍光譜的平衡是全民國家的題中應有之義。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如國體和政體變更、憲法和法律係統的修正或重新確立，都應當在政治光譜的基本平衡中進行。一個平衡的政治光譜分布，以及作為政治平衡之產物的獨立司法體係，用法律的權威來取代政府行政的權威，是當前中國社會從威權主義體製走向市民社會的關鍵。任何由單一主義、單一顏色政治勢力所主導的重大政治改革，都潛伏著重蹈曆史覆轍、再遭重大失敗的巨大危險。
中華保守主義目前還隻是一個非主流思潮，一個學術流派，本文的起草者隻是一群自由寫作人，不代表任何政治勢力。本文的發表也僅限於對中國現實問題的學術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