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中國社會必須翻過的一道門檻

寒竹/1989年是中國曆史上一道必須翻過的門檻，但是中國社會在翻過這個門檻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今天是這場悲劇發生過後的第19個年頭，本文在此僅對發生在這一年的民眾抗爭運動的性質和悲劇的原因進行一些簡要分析和探討。本文提出以下幾個基本觀點。1989年中國各大城市爆發的街頭運動是各種不同政治力量聚集在反腐敗旗幟下的民眾抗爭運動，民眾抗爭的目標是要求清除腐敗，建立一個廉潔的政府。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場街頭抗爭可以理解為革命和反革命的對抗。但是革命的一方是被稱為反革命的街頭民眾，而反革命的一方則是以革命者自居的中國政府。這場街頭運動最終以大流血的殺戮告終，但是這場悲劇發生最根本的原因既不是由於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不妥協，也不是因為政府有預謀的屠殺，悲劇之所以無法避免的最根本原因在於執政黨的分裂。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府要對1989年這場悲劇負根本性的責任。

1989年的民眾抗爭運動發端於學生對胡耀邦逝世的悼念，但胡耀邦的逝世隻是一個導火線，用當時的學生領袖柴玲的話來說，是學生利用了胡耀邦逝世這個事件。今天多數人都同意，這場席卷全國各大城市的街頭抗爭運動背後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根源。我們把時間朝前推回一年，可以看到的事實是中國政府為了打破雙軌製的價格闖關失敗，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引起了全國範圍內的搶購風和大多數城市居民的憤怒。這是一個較深一層的社會原因，但還不是最根本的原因。真正引起這場全國性街頭抗爭運動最深刻的根源是中國曆時十年的經濟改革進入了一個危險期。發端於1979年的經濟改革在經過了短暫的帕雷托改善效應之後，逐漸進入了重新分配社會的資源和財富，打破社會原有階級結構的痛苦階段。十年之後，中國的改革開始進入一個跟帕雷托改善相反的一個特別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各階層和各個不同政治派別都因不同的原因對社會改革的後果發出了怨言。這是社會改革最危險的階段，之所以危險，是因為社會各階層和各個不同政治派別因為對社會改革的反抗不自覺形成了反政府的統一戰線。在這個危險時期，改革很容易轉化為革命。

八十年代後期，曾經在改革初期揚眉吐氣的知識分子開始嚐到了早期市場化帶來的失落感和痛苦。由於市場化首先從經濟體製的邊緣開始，賣茶葉蛋的收入必然在一開始會超過研究原子彈的，街頭修鞋匠的收入會超過鞋子的設計師。在市場化的初期，教育界，知識界，藝術界的知識分子和街頭商販的收入發生了對立麵的轉化。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觀念受到嚴重挑戰。知識分子的主流意見由對政府的衷心擁護轉化為強烈的不滿。從1984年“小平，你好！”的標語到1989年“小平下台”的口號是這個轉變的標誌，時間隻有短短的五年。

曾經在1976年以後翹首盼望鄧小平複出的大批中共幹部，特別是老幹部在官複原職、彈冠相慶後逐漸發現，鄧小平進行的經濟改革並不是要恢複他們最懷念的文革前十七年的社會狀態。鄧小平正如毛澤東所預言那樣，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這批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幹部開始感到憤怒。當改革以年齡為由強迫這些本來以為可以終身掌權的共產黨幹部離開權力崗位時，維護個人和家庭利益的私心和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懷念畸形地結合在一起形成對改革的反抗。這些人跟中國曆代王朝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一樣，對當權者有著最大的仇恨，這種仇恨遠遠超過了庶民百姓對當權者的仇恨。

普通的機關幹部和政府文職人員從改革初期政府各種機構正規化的興奮中慢慢清醒過來。改革的市場化正在讓過去的一些無業遊民，刑滿釋放人員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財富，而國家機關幹部正在慢慢變成契科夫所描寫的“小公務員”。這些小公務員既不願意放棄國家俸祿到商海裏冒險一搏，但又對經商至富的賤民感到難以容忍。這些“小公務員”們一方麵對賤民中的暴發戶感到眼紅，同時又對自己經濟上的窘困感到憤怒。“小公務員”們盡管位卑言輕，但數量龐大。如果一起發聲，音量也實在不小。

工人在歡呼了改革初期的生產獎勵製度後很快發現，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並不是要他們真正做中國的領導階級。改革每前進一步，工人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就下降一級。越是以前條件優厚的國營大企業，工人的失落感越強。想到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讓國家的領導階級轉變成為自由出賣勞動力的商品，許多工人對改革前的企業全包的鐵飯碗又開始懷念起來。

在政治上的左翼人士看來，鄧小平複出掌權就是中國資本主義複辟的開始。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都是對社會主義製度的摧毀。如果不象毛澤東所講那樣，每隔七八年來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國社會難逃資本主義化的命運。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來阻止鄧小平搞的資本主義複辟成了左派最根本的任務，盼望新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成了他們最大的期望。

在政治上右翼的自由派看來，中國的經濟改革隻是半截子改革，四項基本原則象緊箍咒束縛了中國的發展。自由派堅持認為，離開了政治改革的經濟改革隻能導致官僚資本主義。在八十年代後期，自由派把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而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則是共產黨國家進行這種政治改革的楷模。到了1989年，自由派認為中國現存的政治製度必須徹底改革，因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不進行政治改革就無法持續下去的階段。

綜上所述，經過了十年改革後，盡管社會的進步巨大，人們也都從改革中獲得了各種不同的好處，但社會中的不同階層、不同政治派別仍從各自的立場出發對中國政府發出了嚴重的不滿。毫無疑問，這些不同階層和政治集團有著相互衝突的利益和政治觀點，但是，這種衝突在當時遠沒達到社會分化的地步。社會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遠遠超過了他們之間內部的分歧。到了1989年，政府的貪汙腐敗和物價急劇上漲這兩大因素把這些完全不同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反官倒成了民眾最大的共識。在這種社會背景下，4月15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正好成為一根導火線，街頭運動在中國各大城市開始蔓延開來，形成了中國改革必須要翻過一個門檻。從曆史上看，任何社會改革都會經曆一個危險時期，在這個危險時期，尚未分化的社會各階層和各政治力量很容易因為改革帶來的利益受損聚集在一起形成聯合陣線向政府抗爭，從而把改革轉化為革命。但翻過這個門檻，中國社會將會徹底分化。而分化了的中國社會將會形成界限分明，利益相互衝突的不同階層，形成政治上尖銳對立的左中右各派。在一個已經徹底分化了的社會，政府的反對力量很難再形成一種統一戰線聚集在共同的旗幟下發動革命，局部性的量變模式將會成為社會改革的基本形態。因此，從改革的發展趨勢看，翻過了1989年這個門檻，中國的循序漸進的改革將成為一種無法阻擋的社會趨勢。但是，問題在於中國社會怎麽翻過1989年這個門檻，是要流血，還是不流血？

從當時的中國社會條件看，1989年這個門檻還是有可能和平地翻過去。盡管社會各階層和政治派別都站在了政府的對立麵，但畢竟中共還有七千萬黨員，中共黨的組織還控製著國家政權的各個樞紐，全黨服從中央仍然還是中共組織內部的鐵律。從力量對比上看，反政府力量在1989年雖然陣容強大，但還不足以動搖掌握了國家機器的執政黨。但是，中國的改革要想和平翻過1989年門檻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條件，這就是執政黨和政府不能夠發生分裂。如果執政黨發生分裂，民眾在街頭對政府的抗爭運動將會跟黨內的派係鬥爭結合在一起，最後演化為一種對國家權力的爭奪。對整個社會而言，這將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不幸的是，中國執政黨在1989年恰恰處於一種內部嚴重分裂的狀態。從李鵬接替趙紫陽擔任國務院總理後，兩人的矛盾已非常尖銳。趙紫陽領導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和李鵬主管的國務院實際上形成兩個並立的經濟決策圈。趙李二人各自在政府內擁有自己的親信和謀士。由於這些謀士的推波助瀾，趙李二人在公開場合已經對這種矛盾不加掩飾。中共黨內的這種派係鬥爭給原本就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和衝突起了一種強烈的毒化作用。如果我們對1989年四五月間的民眾抗爭運動的基本軌跡進行分析，可以看到這場運動形成後很快就被中共黨內的派係鬥爭所牽製和引導。下麵是這場運動的幾個關鍵轉折之點。

5月初，持續了半個多月的罷課和遊行原本已趨於平靜，北京市內的大多數學生已回到校園。但到五月十三日，學生運動突然升級，學生開始占據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抗爭。其中的原因至今沒有人能講得很清楚。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把整個抗爭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同時也把整個社會卷入了抗爭運動。數十萬北京市民（實際上是包括了各行各業的民眾，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共產黨幹部）開始遊行聲援學生。這是1989年中國街頭抗爭運動的第一個轉折點，標誌著學生運動開始轉化為全社會（不包括農村）對政府的抗爭運動。

五月十六日，趙紫陽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向各國媒體公開了中國的大政方針是由鄧小平掌舵。這標誌著中共黨內的分裂公開化。這一消息的透露使得趙紫陽從民眾鬥爭的浪潮中全身而退，民眾中幾乎無人再指責趙紫陽打高爾夫球和兒子搞官倒。一個月之前，當學生反腐敗運動剛開始時，趙紫陽在學生的批評浪潮中是首當其衝。但五月十六日後，民眾鬥爭的矛頭開始集中在鄧小平和李鵬身上。五月十七日，嚴家其等人起草的《知識分子五一七宣言》明確提出“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五月中旬的這幾件事標誌著，民眾街頭抗爭運動已經不可能自然平息。抗爭的民眾覺得這場鬥爭得到共產黨總書記的支持而信心大增。至此，一場由民眾以反腐敗為宗旨的抗爭運動開時轉化為民眾和中共黨內的開明派聯手和黨內保守派的鬥爭，鬥爭的目標是要鬥倒保守派，確立黨內開明派的權力中心。一場普通的街頭抗爭運動開始走上了跟文化大革命相同的軌跡。

在趙紫陽公開透露鄧小平是中共黨內掌舵人的第二天，鄧小平和黨內其他元老開會決定在北京戒嚴，但這一決定並未向社會公開宣布。究竟由誰來宣布戒嚴令對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有著重要意義。如果趙紫陽公開出麵支持戒嚴令，則意味著中共仍是鐵板一塊。民眾審時度勢，可能會遵循戒嚴令而停止廣場上的割據。但是，五月二十日，趙紫陽沒有出席宣布戒嚴令的大會，進一步使中共黨內的分裂公開化。大多數民眾一方麵對趙紫陽的處境感到同情，同時也因為趙紫陽在黨內反對戒嚴而倍受鼓舞。民眾有了更大的信心拒絕服從戒嚴令。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相信，中共的老人政府將會在戒嚴令無法實施的形式下崩潰。由於這個錯誤判斷，在六月四日悲劇發生之前，絕大多數的學生和市民都不相信軍隊會開槍強行推進到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清場。

五月二十日後，中國政府派出的戒嚴部隊在進入市區的路上受阻是1989年這場街頭抗爭運動最後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戒嚴令受阻使中國政府麵臨著中共建政以來最大的危機。如果政府的戒嚴令因民眾的反抗而無法實施，這就意味著已經失去了對社會實行組織控製和警察控製的中國政府將失去管轄中國社會的最後能力。對於中共政府來說，要麽用武力對廣場上的抗爭民眾進行鎮壓，要麽自己崩潰，除此之外已經沒有更多的選擇。從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四日，中國各級政府已經基本上處於一種半癱瘓狀態。

另一方麵，由於趙紫陽把中共內部的分裂向社會公開，使得黨內的鄧小平和李鵬等人認為趙紫陽是要借體製外的力量來解決體製內的權力鬥爭，這樣，一場本來是民眾和政府因社會問題引起的街頭抗爭直接和黨內的權力鬥爭糾纏在一起。對鄧小平等中共元老來說，最危險的敵人已經不是廣場上的學生，而是學生背後的政治力量。軍隊戒嚴必須強製實行以恢複政府的權威，同時大量野戰部隊進入京畿地區已經不僅僅是為了在北京地區恢複秩序，而且也是為了防止黨內發生大規模分裂而引起內亂。對於鄧小平和其他中共元老來說，六月四日用武力強行在北京恢複秩序不僅是把各種反政府力量徹底鎮壓下去，而且也是用武力統一黨內意誌的必要手段。在這麽一種形式下，流血的悲劇終於發生。

1989年6月4日，中國社會痛苦地翻過了十年改革來不得不翻的門檻。但是，無論是執政黨還是民眾都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上千人在這場悲劇中遭到殺戮。對這場悲劇進行反思，我們不能把責任簡單地歸咎於學生。把六四的流血悲劇歸結為學生的不妥協實際上是掩蓋了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造成的禍害。實際上，廣場上學生的不妥協隻是一個表麵現象。到六四前夕，學生已經成了各路政治野心家的工具。廣場上的學生已經對運動失去了主動權，無人可以控製事態的發展。從一個多月的事態發生看，六四悲劇最大的責任還是在政府一方。執政黨的分裂造成了中國政府在1989年的四五月間處於一種半癱瘓狀態，一場本來可以和平解決的街頭抗爭運動最後演化為民眾和戒嚴部隊激烈的街壘衝突，最終導致上千民眾為中國社會的發展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中國終於翻過了1989年的門檻，但翻得是如此痛苦，如此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