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媒體的民粹主義正在釀就社會災難

5月16日，廣東佛山再度發生慘案，一名男子連續砍殺六人後跳樓自殺。這是一個多月來中國發生的第七起濫殺無辜的慘案。筆者在陝西南鄭縣發生屠殺兒童慘案的第二天，曾寫了一篇題為《中國媒體的民粹主義正在釀就社會災難》的文章，文中這樣談到：“要真正阻止殘殺兒童的暴行在中國再度發生，不能僅僅靠政府采取的安全防護措施，因為無論怎樣嚴密的措施都無法防止存心施暴的狂徒。因為無論怎樣嚴密的措施都無法防止存心施暴的狂徒。暴徒如果無法在校園殺人也會在大街上殺人。要真正防止這種慘案的發生，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媒體真正公正客觀地表達社會大眾的真實態度，對這種濫殺無辜、慘無人道的暴行進行譴責。中國媒體應該停止用民粹主義來製造新的社會災難。中國的輿論界必須要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同聲譴責殺人凶手。…..‘千夫所指，無疾而終’是中國寶貴的古訓”。此文尚未公開發表，昨天廣東佛山的的殺人慘案就印證此文的觀點。

中國社會究竟怎麽了？為什麽會在短短的幾十天內發生如此密集的校園殘殺慘案？筆者以為，盡管這些殺人狂徒有各種不同的社會遭遇和不滿，但真正把這些遭遇挫折和充滿憤懣的人變成殺人狂徒的卻是中國的媒體，包括政府的平麵媒體和民營的網絡媒體。這裏，不是指中國媒體報道這些消息的行為導致了連鎖反應，而是指中國媒體在不斷地用民粹主義製造殺人狂徒。

3月23日福建南平市的鄭民生砍殺小學生慘案發生後，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不是按照文明國家的反應去直接地分析凶手個體的犯罪心理，去譴責凶手慘無人道的暴行，而是沿用從文革中繼承下來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去深挖凶手背後深厚的階級根源。中國的主流媒體幾乎沒有一篇義正言辭的評論來譴責這種殘殺兒童的暴行，反而轉彎抹角地把對凶手暴行的譴責轉為對社會的譴責。而各大網站選擇登載於首頁上的博客幾乎過濾掉了所有正麵譴責凶犯暴行的文章，而專門選擇性地登載把凶犯責任轉化為社會責任的文章，由此構造出一種“虛擬的社會共識”來誤導整個社會。按照中國媒體這些具有濃厚階級鬥爭色彩的意識形態來分析，殘殺學生和幼兒的凶手隻是一個表麵現象，社會巨大的不公和尖銳的社會矛盾衝突才是這些慘案的本質。這些教授和研究專家的反思彎來繞去隻想說明一個問題，這就是校園慘案之所以不斷發生，本質上是由於整個社會的巨大不公和尖銳矛盾所導致的。“新京報”在5月14日的一篇評論非常具有代表性，這篇文章的標題就是《終結校園悲劇：讓每個公民有講理的地方》，竟把凶手殘殺兒童的原因歸結為無處講理，這哪有一點尊重事實的風格？這幾起校園慘案中的殺人凶手中有哪一位是因為有嚴重冤屈而無處講理才衝進校園殺人的？中國的意識形態專家們能夠在這幾起校園慘案中提出哪怕一丁點能夠站得住腳的基本事實嗎？難道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推演就能夠拿來作為具體個案的總結嗎？遺憾的是，這已經是中國媒體的現狀！由於民粹主義的思潮主導著媒體界，而媒體界則壟斷著中國社會的話語權，這種包裹著階級鬥爭內核的民粹主義事實上綁架了整個中國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係列殺人慘案的凶手，就是被彌漫在中國媒體界的民粹主義催生出來的。

民粹主義的學者和媒體把最近發生的一係列校園慘案說成是中國社會巨大的不公和尖銳矛盾所致，既不符合這些殺人狂徒的個人現實境遇，也不符合中國社會近幾十年發展的現實。不錯，處於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目前確實存在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也確實尖銳，但是，這完全不能構成這些殘殺兒童凶手的犯罪理由。從最近這幾次在學校和幼兒園砍殺無辜兒童的凶手個人情況看，基本都是殺人者個人在感情或工作中遭遇到挫折而走上了極端，而很難有充分事實說明這些殺人凶手是遭遇了嚴重的不公待遇。另一方麵，即使從整個社會矛盾和社會不滿的程度來分析這些校園慘案，也完全缺乏事實根據。中共建政的前三十年中，由鎮反、反右、三年饑荒、文革所引起的社會矛盾和不滿遠遠甚於現在，為什麽在那個時候沒有集中出現這種砍殺幼兒和學生的現象呢？如果說是因為那個時候鎮壓嚴厲，那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天這些殺人狂徒不是都抱著一死的決心嗎？為什麽那個時候沒有產生這種不怕死的殺人狂徒呢？事實上，今天的社會大眾再有不滿，也難以比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人們眼看著身邊人餓死時產生的不滿情緒，再憤怒，也難以比得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被批鬥的5千萬階級異己分子親屬的憤怒，但為什麽在社會有了巨大進步的今天，這些人卻會抱著寧死的決心來濫殺無辜的兒童？顯然，這種社會不公論無法解釋濫殺無辜的真實原因。

問題還不在於這些民粹主義的反思不符合事實。更為嚴重的是，由中國媒體渲染出的這種以粗陋的階級鬥爭為內核的民粹主義不僅是錯誤地分析了這些慘案發生的原因，而且是進一步不斷製造新的殺人狂徒，這才是最可怕的。

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國家，總是會有一些人因為不同原因而遭受挫折或失敗，總是有一些人對社會充滿憤懣，這本來是一個普通常識。但粗陋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可怕性就在於，它必須要把這些遭受挫折的失意人塑造為被壓迫、被剝削的冤屈者，否則這個意識形態就不能成立。當社會革命的條件具備時，這些社會中的失意者、失敗者就會在這種階級鬥爭意識的感召下加入到革命浪潮中去，用槍杆子和大刀推翻整個社會；在一個社會不具備革命條件時，這種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就會在民眾中塑造一些受階級迫害的悲壯形象。當這種“被迫害情緒”四處泛濫，一些神經脆弱者無法控製自己的被迫害情結，但又革命無路，就會把屠刀揮向無辜。而一旦社會出現了濫殺無辜的現象，用現代語言包裹了的階級鬥爭意識形態又千方百計地給這種濫殺無辜尋找社會理由，由此進一步給下一個殺人狂徒提供了道德勇氣。

從法律和道德的角度分析，中國媒體表現出來的意識形態偏執既嚴重缺乏法律意識，也突破了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底線。當一樁殘殺無辜兒童的慘案發生時，如果社會的知識界和媒體不從法律和道德角度去譴責殺人凶犯的暴行，反而把這些暴行歸之為社會矛盾，等於是在瓦解整個社會的法律製度和道德規範，是在鼓勵新的殺人凶手出現，是在對被害人靈魂進行褻瀆，是在被害者親屬的心靈創傷上撒鹽。眾所周知，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發生的任何一起刑事犯罪案件都有其社會根源，沒有任何人會否認這一點。沒有人生下來就是小偷，生下來就是強盜，生下來就是殺人凶手或強奸犯。但是，無論每一個社會的現實和背景如何，每一個人都是自己行為的主體，每一個人的行為都是基於自由意誌，因此每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全部責任，這是人和動物的一個重要區別，也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共識，由於這個共識，每一個國家才會製定刑法，才會有刑事審判和監獄。中國媒體在一係列校園慘案後表現出來的荒唐邏輯，即使是西方最最左翼的媒體也會自歎不如。

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社會進一步自由化和市場化的發展，知識界和媒體界反抗市場化的民粹主義越演越烈，甚至把過去的階級鬥爭理論再度用民粹主義的語言包裹起來注射到社會上一些遭受挫折的人身上，給這些失意者濫殺無辜提供一種毒品式的道德勇氣。中國媒體在楊佳案上表現出的民粹主義狂熱實際上早已預示了今天幼兒園和學校裏的慘案。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中國媒體在楊佳案中表現出來的強烈民粹主義情緒種下了最近這一個多月來校園慘案的種子。

說媒體製造殺人凶手，有很多中國的媒體人可能不服氣。有的人可能會說，明明是社會的不公和殘酷現實製造了今天的校園殺手，為什麽要說是媒體在製造濫殺無辜的凶手？我想這個問題跟恐怖主義的問題相似。襲擊美國世貿中心的恐怖分子和襲擊俄羅斯地鐵的恐怖分子是誰製造的？從大的範圍看，當然和國際社會的不公平和民族矛盾有關係，但誰也不能否認這些殘害無辜貧民者是極端的恐怖主義者，也沒有人能否認恐怖分子是狂熱的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狂熱的民族主義直接製造出來的。被注入了階級意識、種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毒素的人跟被注入了毒品的人一樣，會陷入一種瘋狂的亢奮狀態，他們自以為是在替天行道、自以為是在向撒旦抗爭、自以為是在以身殉道、自以為濫殺無辜可以彰顯社會不公。在這種虛擬的道德勇氣支撐下，作出任何瘋狂的行為都覺得心安理得，這是絕大多數恐怖主義和濫殺無辜狂徒最直接的心理根源。

有的人可能會說，這些殺人狂徒可能根本就不看新聞，更不懂什麽階級鬥爭、什麽民粹主義，怎麽能說是媒體給這些人注入了什麽階級鬥爭毒素呢？這個問題涉及到媒體對當今社會意識的巨大主導作用。在當今社會，隨著媒體，特別是網絡媒體的日益發達，社會意識越來越被媒體所影響和主導。媒體通過各種有選擇的新聞報道和有選擇的評論文章把自己的傾向性在社會中大力傳播，非常容易在社會中形成一種“虛擬社會共識”，而這種“虛擬社會共識”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社會大眾。一些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或許能保持自己思想的獨立性，但更多的一些人卻會誤以為這種由媒體形成的“虛擬社會共識”就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真實想法，於是在從眾心理的支配下被媒體所裹挾和引導。以階級鬥爭為內核的民粹主義狂潮近年來在中國的泛濫就是由中國的主流媒體所引發，而不是真正來自於中國下層的勞工群眾。

為什麽中國的媒體具有如此大的能量？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媒體的壟斷性和媒體的“公器私用性”。由於中國大多數媒體，包括平麵媒體和網絡媒體，都是以社會的“公器”麵貌出，因而具有壟斷性。而又由於現代媒體在的具體操作上的相對獨立性，媒體人，特別是是一些編輯常常把媒體這個“公器”用來自己私用，用來表述自己私人的政治觀點。而廣大民眾對社會的基本態度則在絕大多數時候是被媒體牽著鼻子走。這對缺乏信息來源和話語權的社會大眾極為不公，對社會發展也極為不利。君不見，在中國大多數的媒體上，對開發商、對高房價的口誅筆伐遠遠超過了對這些在校園殘殺兒童凶手的譴責。當任誌強說，他是中國人想揍的第三個人時，校園慘案已經發生了好幾起，難道13億中國人中的大多數真的認為開發商比這些殘殺兒童的凶手更可恨？難道中國這個13億人的社會關注的焦點真的就像媒體編輯那樣關注的是何時買房，而不是譴責濫殺無辜的殺人狂？中國媒體關注的焦點究竟是編輯們關注的焦點，還是社會大眾關注的焦點？

民粹主義雖然發源於俄羅斯和北美，但這種對富裕階層和政府充滿憤懣的思潮在中國卻有著最好的土壤。跟有著深厚血緣等級製傳統的西方和日本等國家的曆史完全不同，中國在兩千多年前就告別了封建等級製度，進入一個由皇帝主導的平民社會。由於中國社會沒有一個貴族等級係統的製衡機製，所有對皇權的抗爭都帶有強烈的平民色彩，平民的起義和暴動也極為頻繁。這是民粹主義能夠在中國找到最好土壤的曆史原因。客觀而論，民粹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作用也並非都是負麵的。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就基本上是在以民粹主義為主流的一係列社會革命中逐漸形成的。但是，民粹主義跟現代社會最終是不相容的，因為它對社會起著一種撕裂作用。在中國大陸的文革和台灣的族群衝突中，民粹主義撕裂社會大眾就是典型的例證。

一個社會的發展方向最終是由民心決定的，但跟傳統社會不同的是，當今社會的民心是由媒體來主導的，因為民眾對整個社會了解和評判的依據主要是來自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媒體在中國的發展方向上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要真正阻止殘殺兒童的暴行在中國再度發生，不能僅僅靠政府采取的安全防護措施，因為無論怎樣嚴密的措施都無法防止存心施暴的狂徒。暴徒如果無法在校園殺人也會在大街上殺人。要真正防止這種慘案的發生，最有效的方法是讓媒體真正公正客觀地表達全民形成的共識，對這種濫殺無辜、慘無人道的暴行進行譴責。中國媒體應該停止用民粹主義來製造新的社會災難。中國的輿論界必須要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同聲譴責殺人凶手。

“千夫所指，無疾而終”，這是中國社會寶貴的古訓。隻要中國全社會對這種濫殺無辜的醜陋和怯懦行為形成一種巨大的社會壓力，這種殺人狂徒將會失去心理支撐而難以產生。一個對社會充滿怨恨的人可以在心理上對死亡無所畏懼，但麵對千夫所指、四海同怒的社會輿論卻會感到膽怯，這一點已經被被無數中外曆史事實反複證明。如果中國的媒體放棄階級鬥爭意識和民粹主義的炒作，把中國社會對這種喪心病狂的殺人狂徒表現出來的共同憤慨真實客觀地報道出來，形成公正的社會輿論，濫殺無辜的惡性案件最終將會逐漸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