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革命黨文化的陰影（中國政改思考之一）

走出革命黨文化的陰影（中國政改思考之一）

寒竹／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黨和革命文化在社會居於主導地位。社會各階層由於對革命的不同態度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別。在絕大部分的時間裏，革命黨是中國社會中最強大的政治力量，而反革命的政治派別則處於一種弱勢和無力的狀態，在革命的狂熱階段，甚至連反革命這個詞匯也被當作一種量刑罪犯的罪名。與此相適應，激進的革命黨文化成了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而非革命的保守主義常常被視為腐朽的同義詞。這種革命黨文化對社會各個階層，包括革命者和被革命者，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因此分析中國社會的革命黨文化，對於中國社會的政治改革，對於中國公民社會的形成都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全國範圍內開始形成了一種革命黨文化。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但革命的精神並未因為共和國的建立而減弱。相反，革命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中華民國建立後的第二年，孫中山發動了旨在推翻袁世凱政府的“二次革命”；1914年，流亡在日本的孫中山組織流亡者成立了中華革命黨，誓言推翻袁世凱政府；1915年，蔡鍔、唐繼堯、李烈鈞聚首昆明，掀起了護國討袁，再造共和的革命運動；1917年，俄國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入中國，勞工革命的思想在中國社會迅速蔓延；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革命的手段來實現中國人的救亡和圖存成了社會的主流共識；1919年10月，孫中山宣布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再次準備以暴力革命推翻北洋政府；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主張勞工革命的共產黨人開始加入中國的革命大軍；1925年孫中山逝世，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的遺訓，勉勵國民黨人繼續革命；1926年國共兩黨合作在廣州誓師，開始北伐革命；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開始了以推翻國民黨統治為目的的土地革命，這場革命最終在1949年導致了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垮台。

革命是一種慣性非常強大的社會運動，如沒有相反的力量阻止它，它的勢頭會越來越猛，無法停住腳步，革命的內容也會越來越激烈。中共在1949年建政並不意味著革命之火在中國的熄滅。以毛澤東為首的共產黨人把社會革命不斷地從一個階段推向另一個階段。中共在土地革命結束後緊接著在中國展開了社會主義革命。剛剛分田到手的農民立即又進入了合作化的社會主義革命，城市也相應進入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運動。到了五十年代後期，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已基本上從政治上被滅，社會主義改造的革命在中國也已經基本結束。但是，革命黨文化在中國執政黨內已經形成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從革命黨文化中走出來的毛澤東等人仍然無法停住腳步，中國革命必須繼續下去。在革命運動的巨大慣性下，中國革命在內外兩個方麵尋找自己的對象和突破口。對內，中國革命以執政黨內部的官僚集團為主要對象，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對外，大力輸出革命，希望把中國式的革命輸出到東亞各個國家。在這麽一種繼續革命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社會進入了席卷全民的文化大革命。中國的這種繼續革命一直進行到七十年代後期才由鄧小平和黨內官僚集團刹住革命的車輪，共產黨才開始由革命黨逐漸轉化為非革命的執政黨。

從上述對中國革命的簡要回顧看，社會革命是理解現代中國社會的一把鑰匙。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的基本政治力量實際上是根據社會革命這個主軸進行分野。國共兩黨在1927年分裂的根源就在於，國民黨在北伐革命打敗北洋軍閥之際，希望把社會革命的腳步停下來。而共產黨則主張把革命進一步推廣到工廠和農村，把北伐革命轉化為勞工革命，由此形成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對立和廝殺。這是理解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的一個關鍵之點。中共1949年建政後，以毛澤東為首的繼續革命派堅持共產黨的革命性質，不斷地給革命尋找新的方向，不斷把革命推向新的階段。而黨內的官僚集團則希望在掌握政權以後把革命停止下來，把中共由革命黨轉化為非革命的執政黨。共產黨內這兩個集團的較量在本質上是革命和反革命的較量，這是理解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政治的一個關鍵之點。

從世界各國的革命看，任何一場革命都有一種越演越烈的巨大慣性。如果沒有巨大的保守的反革命力量製約，任何革命都無法停住腳步。英國在17世紀的革命曾經一度很激烈，革命派在1649年曾用斧頭砍下查理一世的頭顱。但是革命領袖克倫威爾在建立共和後大力刹車抑製住了革命陣營中的激進力量，而後來斯圖亞特王朝的複辟最終使激進革命在英國失去了土壤，最後以粉紅色的光榮革命實現了政權更替。光榮革命之後的幾百年間，革命黨文化在英國基本上銷聲匿跡。法國大革命是革命無法停止的一個典型範例。1789年大革命爆發後，革命浪潮在法國一浪高過一浪，哪一個集團的行動最激烈，殺人最狠，哪一個集團就能掌握政權。拿破侖掌握掌權後盡管把革命的能量轉移到國外，用對外戰爭的方式來擴展革命，但仍無法使法國社會內部安靜下來。法國無休止的革命運動一直持續到巴黎公社，法國革命才由反革命勢力的武力殺戮停止下來。但是，持續了八十年之久的革命運動給法國社會留下了動蕩不安的後遺症，革命文化成了法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美國革命的獨立色彩遠遠超過政治革命的色彩，獨立後的革命慣性沒有像一般革命那樣大。但即使是以獨立為主要內容的美國革命，美國的國父們也感到城市裏的革命力量很難因為革命的勝利而停息下來。即使是自由派的托馬斯.傑弗遜也對大城市的暴民有一種恐懼和厭惡的感覺。為了防止獨立後的美國社會形成一種革命文化，聯邦黨人不遺餘力地宣揚保守主義的政治主張，在政治上竭力強化政府和法律的權威，使得美國社會沒有形成破壞性的革命文化。前蘇聯社會是一個以革命為根本口號的社會，執政黨一直把進行革命當作執政合法性的基礎之一。但是，即使在前蘇聯，蘇共在完成社會主義國有化後，實質上是停止了社會內部的革命，革命成了一種虛假的口號。繼續革命隻是表現為對外輸出共產主義革命，而所有的輸出革命都是以蘇聯的國家利益為最高原則，而不是以意識形態的革命理論為原則。事實上，從斯大林掌權起，蘇共就開始轉化為以維護官僚集團利益為核心的執政黨，蘇聯政權實質上已經走上了反革命政權的道路。斯大林派人用斧頭砍死主張繼續革命的托洛茨基，是蘇聯共產黨站在反革命的立場上用暴力手段來消滅流亡於海外的革命家的一個典型例證。

不過，盡管革命有著巨大的慣性，革命卻是一種社會劇烈變革時期的一種非常態。這種非常態的發展有一個無法避免的困境。一方麵，革命無法自己停住腳步，革命的本性必須要不斷地尋找新的對象，不斷地掀起新的高潮。如果不是有意識地大力刹車，革命的車輪不可能自動下來。另一方麵，社會革命又必須停下來，不管這場革命有多大的正當性。革命如果不停止而繼續進行，革命在消滅了所有對立麵後，最終會因革命失去對象而把矛頭對準革命者本身，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同歸於盡。由於這個原因，任何革命在成功後都麵臨著繼續革命和停止革命的選擇。一般說來，如果一個社會革命的停止，不是由革命者內部的保守派有意識地對革命進行刹車，而是由反革命的力量從外部進行阻止，那麽，社會付出的代價就大得多。另一方麵，如果一個社會的革命時間越長，革命越激烈，那麽社會就很容易形成強大的革命黨文化。這種革命黨文化將會對社會的發展產生長遠和深刻的影響，整個社會很容易會患上具有危害性的革命文化後遺症。

中國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的社會改革標誌著中共從革命黨開始向執政黨轉化，同時也意味著整個社會開始告別革命。這三十年來社會革命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基本退出了中國的政治舞台。昔日高舉激進革命旗幟的共產黨已經逐步轉化為一個維持現存利益的保守主義政黨，而曾經充滿革命豪情的中國社會也已經轉化為追逐金錢的商業社會。從社會的發展趨勢上看，這種革命精神和政治意識日益淡化的現象是社會的一種進步。但是，由於中國近百年激烈的革命運動，革命文化已經深深地植根於整個社會當中，無論是執政黨還是普通民眾，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在現實中表現出革命文化的後遺症。這種革命文化給中國社會的民主化和公民社會的形成構成了一種阻力。執政者仍然沿用革命黨的方式來維持政府的運行，仍然用革命黨的方式動員社會民眾來實現政治目標和經濟目標。與此相應，中國社會的反對派也以同樣的革命黨文化與政府相對立，用泛政治觀點來審視中國社會的一切問題。

革命黨文化的最大後遺症是它的高度政治化的道德主義。革命者常常以先知和社會進步力量的代表身份占據道德製高點。革命者和革命的對象常常被描繪為正義和邪惡，進步和反動的對立。在“以革命的名義”口號下，革命者的任何行為都被貼上道德合法性的標簽。對革命對象的殺戮，對革命隊伍異己分子的清洗都由於革命的神聖外衣而顯得合法和理所當然。而在社會的發展目標上，為了吸引廣大民眾對革命的支持和參與，革命目標往往以一種完美的烏托邦圖畫出現。革命的過程常常被理解為一個從黑暗到光明，從地獄到天堂的神聖過程。由於缺乏經驗和理性的思考和修正，這種道德主義使得革命常常從美好的願望開始，而以悲劇結束。這正如哈耶克所講，理想主義者在主觀上希望開拓通向天堂之路，但在現實中卻往往把人們引入地獄。在一個革命黨文化占統治地位的社會，隻能有天使和惡魔的瘋狂對立，而理性和寬容難以有立足之地。

從目的和手段的關係看，革命文化中的道德主義注定了它很容易陷入痞子文化的泥潭。革命文化的道德原則是：目的可以使手段正確。因此，“隻問目的，不擇手段”是革命黨文化的一大特點。在革命者看來，如果他們的行為是為天下老百姓謀福利，那麽天下沒有什麽事不可做。其結果必然導致一種痞子文化的出現，反過來對一切個人道德價值進行否定。在革命的名義下，在為民謀福利的口號下，越是肆無忌憚，滿口謊言的人，越能獲得權力和利益。換一句話說，當革命成了超乎一切的共同政治目標時，任何個人道德都沒有立足之地。 由於這個原因，革命難以避免這麽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麵，革命的領導者以一種普遍道德的聖人形象出現以期獲得社會大眾的用戶和支持；另一方麵，革命又需要沒有任何道德原則的流氓無產者和社會渣滓來實現革命的目標。因此在正常社會中難以生存的流氓痞子常常成為革命的基本骨幹。這種人希望革命永遠是一種社會常態，因為革命的結束將意味著這種人失去獲取財富和地位的手段。因此，在革命黨文化的陰影下，隻能是聖人和痞子並存，而真正的公民社會卻難以形成。

當然，革命並不是少數人觀念的產物。任何一場社會革命的產生都由它自身的社會根源。中國從二十世紀以來經曆的革命之多，時間之長，革命過程之慘烈在世界上少有。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國內外各種矛盾的尖銳性和複雜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在二十世紀確實有著對革命的需求，而中國一百年來的革命也確實解決了中國的許多社會問題，盡管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是，長期，激烈的社會革命不可避免地給中國社會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中國社會盡管告別革命已有三十年的時間，但由於百年激進革命的巨大影響，中國政府和普通民眾都從不同方麵繼承者著革命黨文化的遺產。否定個人道德的“道德主義”成了政府官員攫取權力和利益的假麵具，“以人民的名義”仍然是政府官員牟取私利的最佳方式；而長期革命形成的痞子文化也難以形成中國社會的反對派力量。今天，我們必須認識到這樣一個道理，如果中國社會不從革命黨文化的陰影下走出來，社會各階層和集團則無法形成一種良性互動，中國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無法獲得實質性的進步。

[hulahula]

好文章，讀後收益匪淺。革命本來隻是一個中性詞，但一旦與某種意識形態相結合便占據了道德正義。於是乎革命與反革命便成為進步與反動的較量，在革命的名義下各種人間的罪惡都可以冠冕堂皇地登堂入室，在光天化日之下演繹出一幕幕人間地獄。革命本來隻是一種推翻政權的社會運動，可以有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比如光榮革命。而暴力的社會運動必然會走向其反麵，這是為無數次曆史暴力運動所證明的，就連法國大革命的羅伯斯皮爾也難逃厄運。但某天才人物二十世紀初發明的革命黨布爾什維克，把暴力運動納入了獨裁的軌道，於是革命運動又找到的新的武器一路所向披靡直到二次大戰納粹黨的覆滅。二十世紀後半葉革命的定義在中國又得到延伸，革命不再是簡單的顛覆政權，而更是成為一種政治鬥爭排除異己建立至高無上權威的工具。革命成為一種文化或文化的大革命將革命以及革命的意識形態更進一步地推到宗教的高度。戲法人人會變，革命成為一種新的十字軍大旗這些年來更肆無忌憚在全球單邊主義的引領下掀起桔色革命，橙色革命，袈裟革命等等。終其根源革命的道德正義均來之於所謂的社會進步的意識形態，而社會進步的意識形態則是植根於社會進化論。且不論社會進化論的正確與否，它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並沒有進步與落後之爭。將動物植物分為高級低級，進而將社會分為進步落後，乃是進化論給意識形態帶來的誤區。不走出這個誤區，革命，革命文化，以及革命的道德正義就得不到真正的清算。

[無忌哥哥]

從文化角度分析中國的政治，好文章！不過任何文化都有善惡交織的人性體現。老毛“打著破傘遊方和尚——無法無天”的自我評價不正反映了大多數普通人的心態嗎？想想文革裏造反有理的紅衛兵以及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領袖們，其實人們不都在在那些有著美好初衷的革命當中迷失了自己嗎？當今中國的問題，甚至世界的問題，我想根本仍然是人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