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食利階層應該受到法律規範

靠食息而獲利是商品社會的衍生物。古往今來的各種社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食利階層。但是，如果食利階層的收入沒有被納入社會再分配的過程，那麽，這個食利階層對社會的發展和公平都是極為有害的。如果這個食利階層又是建立在尋租活動之上，那麽，這個食利階層將會成為社會的毒瘤。

中國在經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後，在現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食利階層，而這個食利階層既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尋租活動，又沒有納入稅務的法律範圍。這是一個不能不引起人們關注的一個問題。我最近在中國跑了很多城市，親眼看到，也從接觸的人了解到，很多城市居民都有兩套或兩套以上的房。第二套以上的房屋大都用於出租。通過出租房屋獲利，這是商品社會，包括象美國這樣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但是，中國的食利者有兩點不同於美國。一個是食利者的房屋大多由非商品房轉化而來，食利者並沒有付出市場上應有的價值，但卻通過出租獲取了商品市場上的價值。如果說這一點是由於曆史原因造成而情有可原，那麽由於這種因權力或身份而成為食利階層的收入絕大多數沒有被納入國家的稅收範圍，這就使得食利階層的形成呈現出馬太效應。一方麵，城市裏的有產者因不動產市場的成倍增值而不斷擁有新的物業，而貧困者，尤其是進城的農民工卻越來越難以擁有自己的住所。目前，在中國的一般城市裏，一般民工的工資是800到1000元，而一房一廳的租金也大約是這個價錢。這一基本現實決定了農民工隻能住在鴿子籠式的工棚裏，而不能生活在具有私人空間的普通住房裏。這個曆史上的不公平和後來的馬太效應把中國的城市分成了兩個社會：原有的城鎮居民和外來的民工，這兩個社會越來越難以融合為一。在中國的許多城市裏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麵，一些城市居民無所事事的呆在麻將桌上抱怨著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麵，許多商店，餐廳的門口都貼有工資大約800元到1000元的招工啟示，但鮮有城市居民去應征。

靠房屋租金獲利隻是中國特殊食利階層中的一種，在其它領域也同樣存在。以出租車行業為例。目前中國大多數城市的出租車司機都由本地戶籍人員為主轉向外來人口為主。深圳全市約2萬名的出租車司機，絕大部分來自於湖南省、江西省和東北地區。溫州的出租車司機大多來自安徽，河南等地。一個重要的現象是，隨著出租車司機的外地化，民工化，司機的收入也呈下降趨勢。深圳市出租車司機收入在3,000元左右，溫州在2,500元左右，廈門市是1,500至2,000元，北京市收入2,000元左右。這裏以溫州市出租車行業為案例來分析，因為這個溫州出租車行業模式受到一些專家的讚賞。按照溫州市政府的規定，“通過有償取得的出租汽車客運經營權，長期有效，屬個人的，可以繼承、轉讓；屬法人的，可以轉讓。”盡管出租車的經營權是公開拍賣，但由於資金和其他社會因素，幾乎沒有任何出租車司機能得到經營權。而拍得經營權的車主無一例外的都以高價轉租給外地的出租車司機。本來經營權和使用權的分離在商品社會中也屬正常，車主通過轉讓而獲得一定利潤也無可厚非。但由於數量有限的出租車經營權具有壟斷性質，使得出租車司機和車牌主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溫州市一個出租車司機終日奔波一個月的收入大約是2,500元，而一個擁有經營權的車牌主人的月租收入大約是在10,000元左右，坐收租金者的收入是勞動者收入的四倍。再加上這種經營權可以繼承，從而在出租車行業中形成了一個固化了的世襲食利群體。很顯然，這種食利階層的形成既有違社會的公正原則，也不利於社會的發展。

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劇烈的轉型期，造成上述食利階層的原因眾多。而且從市場經濟的發展看，中國社會出現食利階層也是無可避免。但為了社會的公正和持續發展，中國政府必須要大力消除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尋租現象，特別是權力尋租，身份尋租。同時，政府也應該把正在形成的食利階層納入法律，尤其是稅收的範圍。中國在這個問題上可以參考美國的地產稅製度。在美國，大部分土地屬私人所有，但政府對幾乎所有土地都課以賦稅。美國政府每年從土地得到的稅收是一筆巨大的收入，而這筆收入除了少部分是用於政府日常開銷外，大部分都是用於公共文化教育。在美國的許多地區，屋主交給政府的地產稅的金額相當於每隔三十多年就向政府把同樣一棟房子再買一次。由於美國地產稅的一半以上是用於教育，而政府公立的初中等學校對於所有人一視同仁，一律免費，實際上是地產擁有者的家庭負擔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費用。美國政府運用地產稅這一機製對社會的財富進行再分配，從而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公平。中國社會現在是到了向房產擁有者課以地產稅的時候，尤其是應該對有產者的第二棟以上的房產課以遞增的地產稅。這樣既可以縮小社會的貧富懸殊，減少不公平現象，同時也可以抑製過熱的房地產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