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代表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政治力量

中國需要代表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政治力量

寒竹

社會主義在中國還剩下什麽？除了隻占國民經濟總量三分之一的國有企業還象征著社會主義外，社會主義的因素在中國已基本消失。而中國的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體係中的比重還在逐年下降。從發展眼光看，中國的社會主義在所有製上的消退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中國政府已經和資本主義結成了前所未有的親密同盟，自由競爭的市場機製正在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迅速滲透，中國社會正在全麵資本主義化。

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消退是由中國二十多年經濟改革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中國經濟由於缺乏競爭力的僵硬體製，社會生活水平的下降已經嚴重威脅到整個社會存亡。維持中國社會的穩定和發展，迅速發展經濟，改善民眾生活水平成了中國政府最迫切的任務，其中經濟發展的速度成了重中之重。

從近現代的社會發展曆史看，經濟的高速發展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政府主導的具有戰時經濟性質的計劃經濟模式，一種是以價值規律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模式。曆史上的蘇聯，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都曾采用過政治動員的計劃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在速度上的優點是國家集中了社會的全部資源和人力統一調配，經濟建設的規模宏大。同時用高積累，低消費的方式為經濟建設不斷加速。在勞動生產率上則運用戰時政治總動員的方式來激勵社會成員全身心地投入經濟建設。這種國家一手掌控的政治動員模式在短期內能夠使經濟發展獲得極高的速度。在一定時期內可以使社會經濟發展遠遠超過正常的市場經濟模式。但是，這種政治動員的計劃經濟模式有一個致命的弱點，這就是如曹劌論戰時所講：“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無論一種政治動員有多成功，它都不能長久，民眾最終會喪失政治熱情而疲憊下來，高速發展的經濟最終會變成不能穿魯縞的強弓之末。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的中國社會正是處於這麽一個狀態。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使得中國民眾終於喪失了政治積極性。當時的中國要繼續以這種政治動員模式來推動經濟已成為不可能。鄧小平看到了這一點,中國的經濟要想高速發展，必須要找到一條新的路子，這就是用以價值規律為基礎的市場競爭機製來推動經濟高速發展。

市場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主要來自競爭機製。在價值規律的主導下，市場經濟中的企業為了讓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都會不遺餘力壓低成本，開發新的技術，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數量，盡可能地擴大對市場的占有。政府對市場的幹預越小，市場的自由度越大，競爭就越激烈，經濟的發展速度就越快。正是這個原因，主張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社會是曆史上持續發展速度最快的。在當今世界，成熟的資本主義製度主要是集中在西方社會，其中以美國的資本主義最為典型。當中國在八十年代初麵向西方，準備引進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製度時，麵臨著美國和歐洲兩種模式。相對而言，歐洲社會由於強大的社會主義運動和傳統，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更偏向於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追求，政府常常用很大的非經濟力量來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調節社會的貧富差距。而美國在傳統上社會主義的力量一直很微弱，個人奮鬥和自由競爭的精神無論在經濟活動中還是社會生活中都占絕對的主導地位。歐美社會的這種差距決定了美國社會的競爭更激烈，更殘酷，但也決定了美國的經濟和科技發展速度更快。中國為了在短短的時間內改變國內嚴峻的經濟形勢，為了加入正在形成的經濟全球化體係，選擇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機製發展得最充分，經濟和科技發展速度最快的美國作為學習榜樣。


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中國取得了舉世囑目的經濟成就。今天的中國作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已經是世界各國的共識。很顯然，中國經濟這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是全社會狂熱擁抱自由資本主義的結果。根據美國馬裏蘭大學2005年6月至8月間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74%的中國人認同市場經濟是世界上最好、最有前途的經濟體製的看法。美國隻有71%，名列第三。這一調查總共采訪了全球範圍內2 0.791萬人。在這項調查中，歐洲各國民眾認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最好的體製大約在５０％到６５％之間。這項調查說明，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國人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認同已經超過了成熟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民眾。

對資本主義的狂熱擁抱，對經濟發展速度的瘋狂追求，一方麵造就了中國經濟的巨大成就，同時也使中國社會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自由競爭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它持續地讓社會經濟保持高速發展，但同時殘酷的競爭和淘汰也使人類社會的經濟生活叢林化，不斷加劇的貧富懸殊使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中充滿了各種危機。所以主張充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從它產生之日起就受到嚴厲的批判。影響世界一個多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批判資本主義最重要的一個理論，在這個理論指導下的共產主義運動也是對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一個挑戰。中國這二十多年由資本主義高速發展所導致的社會叢林化在世界曆史上是少見的。和一般社會的資本主義的自然演進不同，中國這二十多年的改革是政府運用政權的力量走出社會主義製度和推動資本主義化的一個雙重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麵，政府運用行政資源大力引進和推動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另一方麵，由於政府巨大的政權力量，中國社會在這二十多年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幾乎沒有形成任何對資本主義的有效批判和製約，社會中也沒有形成能夠代表勞工階層和弱勢階層的政治力量。所以，中國這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使得社會失去了應有的平衡。資本，尤其是和政府力量結合的大資本失去了製約而瘋狂擴張，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因為沒有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而無法在經濟的繁榮中得到自己應有的份額。資本主義在原始積累中曾經出現的社會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是非常嚴重。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字，中國目前的基尼係數為0.45；占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隻有4.7%，而占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高達50.0%；最富裕的20%人口與最貧困的20%人口之比為10.7。據此看來，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而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聯合調查，中國大陸的基尼係數甚至高達0.53或0.54左右。

從城鄉差別來看，城鎮居民和農村人口之間的鴻溝最為巨大。2005年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而同期的城鎮人均收入是10,493元，二者相差3.1倍。如果考慮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各樣的實物性補貼和各種福利，城鄉的收入差別應該高達5倍以上。

從國民生產總值和勞動報酬的關係看，資本收益不斷地壓低勞動報酬。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1月9日對GDP曆史數據修訂結果的公告，中國GDP 1993年為35334億元，到2004年增長為159878億元，增加了3.52倍，而同期職工工資總額從4916.2億元到2004年增長為16900.2億元，增加了2.44倍，11年來慢了一倍多；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重也從1993年的17.28%下降到2004年的12.16%，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減少了5.12個百分點。

再從被民眾稱為“新三座大山”的教育、醫療、住房問題看，中國社會從社會主義製度向資本主義的轉型過程中，教育、醫療、住房都不同程度地進入市場化的軌道。這新的“三座大山”給今天的中國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傷害。再加上落後於社會經濟發展的退休養老製度使得中下層民眾生活水平相對下降，嚴重抑製了國內需求。作為一個十三億人的大國，中國的國內消費市場的發展和經濟發展完全不成比例。

如何解決中國社會中的貧富懸殊和保護扶持弱勢階層，對於正在迅速轉型的中國社會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方麵，這個問題的解決絕不能通過停止經濟改革，放棄資本主義發展來解決。效益優先和經濟發展的速度對當今中國來說仍是至關重要的。隻有堅持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機製，隻有運用價值規律的杠杆，中國經濟才能持續地快速發展，中國才能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不斷提升自己的地位。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就是社會的第一次分配必須仍然遵守市場優勝劣汰的原則，從企業到個人都必須通過自身的競爭能力獲得自身應有的經濟地位。無論是執政黨還是政府都不應該用非經濟的政治手段來幹預社會第一次分配的市場機製。但是，在另一方麵，中國社會繼續向資本主義轉化並不意味著著資本主義在中國無限製地擴張，並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市場競爭機製占領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如同任何一種經濟力量或政治力量一樣，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擴張必須受到有效的製衡，否則，社會將會失去平衡。如果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僅僅停留在市場機製上，這個社會必然走向叢林化的動物世界，最終弱肉強食的競爭機製將會使這個社會無法承受貧富懸殊而發生崩潰。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是至關重要的。社會財富的第二次分配，或者說社會再分配是指立足於社會的整體利益，對於初次分配之後的社會利益格局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以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使社會成員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如果說社會生產的第一次分配遵循的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原則，那麽社會的再分配遵循的則是公平和正義原則，從社會成員共同生存和發展的角度來對社會財富進行適度調節。在當今世界，每一個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通過財政支出和稅收製度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

在西方社會，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就受到勞工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嚴厲挑戰，不斷地接受和融和著社會主義的內容。到二十世紀後，修正了的社會主義運動在西方，特別是在歐洲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力量。今天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都在不同程度上含有社會主義成分。實際上已經沒有一個純粹由資本主義市場機製支配的社會存在於這個世界上。各國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運用政府財政和稅收調節社會分配。如用遞增的個人所得稅縮小民眾之間的稅後收入差距；用房地產稅把社區內的公共設施建設，教育和文化的費用大部分地放到了地產擁有者身上；用遺產稅消除居民之間過大的收入差距，減少社會資源占有的非公平性等等。和西方社會相比，中國雖然在憲法上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是社會主義色彩在社會生活中的消失比西方社會還嚴重。這裏以中美兩國的房地產為例。中國在法律上規定城鎮土地屬於社會公有，民用住宅隻擁有70年的使用權。但在實際上，城鎮房屋的擁有者都在無限期地使用國家土地，甚至不用上繳一分錢的土地稅給政府。這使得中國的富裕階層可以毫無代價地保持多處房產，在房地產上無限製地投機。這種現象即使在民用土地私有化的美國也是不可思議的。在美國，屋主對土地擁有所有權。但政府卻每年根據房屋的價值向屋主課以一筆不小的房地產稅。美國政府一方麵用這筆稅收協助解決了地方的公共設施和文化教育費用，同時也從經濟上有力限製了富裕階層在房地產上無代價的擴張。中國和美國，一個是土地公有，一個是土地私有，但土地私有的美國卻比土地公有的中國在房地產法律上具有更多的社會主義色彩。這一點對社會主義的中國頗有諷刺意味。

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要真正解決中國社會的再分配問題，不能夠僅僅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中國社會必須要有相互製衡的經濟政治力量和反映這一平衡機製的稅收法律製度。和任何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一樣，中國社會一定要有代表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政治力量對資本的擴張進行製約。由於麵臨全球經濟的競爭和經濟發展速度的需要，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實際上和國內外資本形成了一種共同聯盟。社會主義在中國幾乎成了寫在憲法上的空文。在缺乏政治壓力的情況下，中國政府不可能自動地來維護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基本利益。因此，中國目前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能夠代表普通勞工階層，代表社會弱勢群體的政治力量。這個政治力量一定要能夠在輿論上，在政府的立法過程中，在行政部門的決策過程中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從社會的發展看，一個社會一定要有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團相互衝突和製約才能趨於穩定。沒有代表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政治力量， 社會主義在中國就隻能是一句空話。今天的中國，所謂堅持社會主義，並不是要堅持一種和資本主義製度相對立的經濟政治製度，而是在社會向資本主義轉型過程中，堅持維護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利益的政治主張。這個政治主張有著非常具體的社會目標和內容：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和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提供基本的公共教育和公共醫療衛生服務；建立覆蓋全民的基本社會保障體係；建立健全的稅收製度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等等。這種代表勞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社會主義主張是平衡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法碼，也是防止社會因急劇分化而斷裂的穩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