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中國設立《農產品消費稅》

建議中國設立《農產品消費稅》

來稿：建議中國設立《農產品消費稅》
DWNEWS.COM– 2006年2月17日22:49:20(京港台時間) –多維新聞

作者：寒竹

 

     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中國經濟逐漸成為全球經濟體係的一部分，中國的三農問題不僅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障礙，而且也成為各種社會衝突和矛盾的基本根源。三農問題不解決，中國將無法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也無法真正建成和諧社會。以下是筆者對三農問題的理解和對改革的一點建議。

                 （一）三農問題帶來的社會危機
    所謂三農：農民，農村，農業問題是中國目前從政府到學術界的一個普遍說法。其實，三農問題，從本質上說，隻有一個問題，即農民的相對貧困化問題。根據中國統計局的數據，2005年中國農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而同期的城鎮人均收入是10,493元，二者相差3.1倍。這個差距比2004年的數據幾乎沒有任何減少。由於中國東西部農村的巨大差異，西部十省市的農民人均年收入實際上隻有1300元左右，再加上城鄉在住房，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福利等方麵的巨大差異，城鄉人均收入遠遠超過3.1倍。由農民貧困化引起的社會貧富懸殊使得中國社會的基尼係數高過從中國統計局數字估計出來的0.4，超過了一個穩定社會的危險警戒線。農民的相對貧困化正在成為中國諸多經濟和社會問題的總根源。
      農民相對貧困化的一個直接後果，是中國農民工勞動力過於低廉和由此引起的城市貧富懸殊。以珠三角為例，東莞民工的月收入大約是300元到600元。民工要用這個工資負擔自己的住宿，衣食和醫療費用。按照目前中國城鎮的生活水平，在600元以下，要維持一個人每月的衣食住行醫是極為勉強的。而大多數的民工還要從這點微薄的收入中取出部分寄回老家。這些臨時居住在城鎮的人口構成了城鎮社會的最底層。
    由農村流入城市的廉價勞動力對城市的勞工市場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在不需要專門技術的勞動密集性行業，如餐飲服務業，零售業，清潔，搬運，家庭勞務等行業，外來的農民工由於價格上的低廉優勢，迫使城市中無技能的弱勢階層麵臨一個選擇，要麽退出這些非技術性的勞動密集型行業而處於失業狀態，要麽接受跟農民工一樣的低廉工資。無論是哪一種選擇，城鎮裏的弱勢階層都和農民工一道，共同構成了城市低收入的貧困階層。在這個城市貧富二元化發展過程中，農民的貧困是一個最基本的根源，也是一個最原始的動力。農民兩百元左右月收入的客觀現實，使得城市的工商業以300到600元的月薪得到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動力。
     農民相貧困化的另一個嚴重後果是農耕土地大量流失。由於農業在中國市場經濟中已成為一個回報最低的產業，這使得土地的掌控者千方百計地把農用土地轉移到價值更高的工商業上去。在社會經濟日益市場化的中國，土地由低回報的農業轉移到高回報的工商業成了一個無法阻止的趨勢。根據中國2003年的統計年鑒，中國的農耕土地以每年1200萬畝的速度被征作非農業用途。目前，中國的人均耕地已減少到1.41畝。如果情況不改變，今後25年，中國的耕地會再減少3億畝。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人均耕地非常少的國家。中國13億人占世界人口的21.6%，而耕地隻占10% 。如果農耕土地大量流失的情況持續下去，中國社會將會麵臨災難性的後果。
     農民貧困的第三個後果是給全國礦井的非法開采和危險開采提供了原動力和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工，從而使得中國的礦難次數和礦難死亡人數居於世界首位。據中國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統計，從2001年到2004年，中國發生一次死亡人數超過10人的特大礦難188起，平均7.4天一起。2004年，中國產煤16.6億噸，占世界33.2%，但全國礦難死亡人數達6027人，占世界礦難人數的80%。中國的礦難為什麽如此頻繁？除了礦主隻顧謀利而罔顧礦工安全外，中國農民的貧困是一個基本原因。中國礦工幾乎都來自貧困地區的農村。相比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村每月人均1百多元左右的收入，一個礦工每月可掙1000元左右，大約是農業收入的7 倍。這對貧困地區的農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吸引力。再艱苦，再惡劣的生產條件，再危險的礦井，也有為了生存，為了溫飽的農民工冒死下井。政府對安全生產的三令五申在市場的供求關係麵前顯得蒼白無力。正是源源不斷來自農村貧困地區的農民工使得礦井的安全生產門檻不斷降低。大量無執照，非法的小礦井遍地開花，屢禁不絕。而大型的國營礦井為了贏利也不斷把安全生產的標準降低。礦主們都知道，貧困地區每月一百多元的農業個人收入這一基本現實使得農民工在危險的礦井麵前既沒有拒絕的權力，也沒有選擇的餘地。
      農民貧困的再一個惡果是加劇了中國生態平衡的破壞和環境汙染。過低的農業生產收入使得各地農村都把從事非農業以外的工商業作為脫貧致富的基本手段。從沿海到內地，縣以下的各級政府都大力興辦鄉鎮企業。由於資金匱乏和技術落後，大多數企業都屬於高消耗，低效益的勞動密集型，給當地的生態平衡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像小型的造紙廠，製磚廠，水泥廠，製革廠，化工廠都是地方環境汙染的重要因素。到2005年，中國鄉鎮企業廢水COD和固體廢物等主要汙染排放量已占工業排放總量的50%以上。從發達國家曆史看，企業的大型化，專業化，高科技化是治理環境汙染的重要條件。但在中國，由於農村資金短缺和科技落後，鄉鎮企業要靠自身的力量來治理環境汙染是極為困難的。國家環保當局的行政命令和措施到了地方政府哪裏，通常隻能束之高閣。
     由農民相對貧困化引起或加劇的上述問題，在社會缺乏行之有效的法律製度，社會成員缺乏公民意識和法律意識的中國，導致了越來越多，越演愈烈的社會衝突。盡管中國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來保障社會的弱勢階層，緩解社會的衝突和矛盾，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是治標而不治本。據中國公安部估計，2004年，中國因社會問題爆發的民眾暴力衝突有7萬4千多起，平均每天發生202起。大部分衝突都是因農民或農民工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權益受到損害而產生。中國政府必須麵對這樣一個客觀現實，當中國社會的大多數，七億農民，經濟收入隻有城市居民三分之一的時候，要建造一個和諧社會是不可能的。在改革開放以前，處於鴻溝兩側的城市和農村還可以由行政命令和法規來維係二者的統一。今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開放使得舊的維係紐帶已逐漸消失，農民的相對貧困化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全社會的問題，成為諸多社會衝突的總根源。
                （二）中國農民相對貧困化的原因
     中國農民貧困的原因何在？為什麽農業作為一個產業在市場經濟中無法和其他產業相競爭？這個問題要從曆史和現實兩個方麵來考察。
     中國農民的貧困問題是曆史遺留下來的，　它產生於上個世紀５０年代。１９４９年，　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奪得政權，但內戰並沒有結束。國民黨仍占有著台灣，時刻準備反攻大陸。１９５０年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台灣海峽，直接介入中國內戰，中共隻好停止渡海攻打台灣計劃。緊接著麥克阿瑟超過聯合國授權，越過３８線，揮兵直達鴨綠江邊。至此，中國被迫卷入韓戰。中國麵臨著整個西方發達國家的封鎖和包圍。台灣成了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進攻中國的前哨陣地。在美國的支持和武裝下，台灣對大陸的偵查，滲透，武裝騷擾在５０，６０年代一直沒有停息過。而在韓戰中，美國的一些極右勢力已直接向中國發出了核威脅。中國盡管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但蘇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會為了中國對美國開戰，中國領導人非常清楚。而在斯大林死後， 中蘇兩黨又迅速交惡。所以，在５０年代的國際政治格局中，中國政府麵臨著生死存亡的問題。筆者認為，人們今天都大大地低估了當年中國政府麵對美國可能入侵的擔憂。中國政府當年的一些強硬言辭和行動實際上是弱者保護自己的一種手段。　
     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建立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而現代化軍隊的前提是是現代化的工業體係。由於國際局勢的嚴峻，中國必須要在短期內用非常規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的工業體係。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對鋼鐵產量看得這麽重，這也是當年錯誤搞大躍進的原因之一。按照經濟自然發展的常規，中國要在當時那樣落後的基礎上建立起現代的工業體係，如果一切順利，大約要半個世紀。（這個問題。可以看一看印度。）但中國政府認為，這是當時國際局勢所不允許的。鑒於對時局的這樣一個估計，中國采取了類似資本原始積累，但遠遠超過其強度的國家原始積累的方式來建立中國的工業體係。中國共產黨當時是以傾國之力來完成工業和國防的現代化。這個原始積累的重要一步，就是犧牲農民的利益。
    1953年10月，中央政府召開《全國糧食會議》，通過了〈關於糧食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決議〉，史稱“統購統銷” 決議。這是一個曆史性的重要文件。會後，當時共產黨內分管經濟的陳雲主持了這項工作，而時任糧食部長的民主人士章乃器則協助具體實施這個決議。（章乃器的兒子章立凡對其父當時的工作寫過一些回憶）這個決議的提出和執行，一是為了解決缺糧問題和控製糧價；二是為中國當時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提供物質基礎。這個決議徹底取消了農產品的市場機製，剝奪了農民在農產品銷售上的自主權。政府以超低價從農民手中拿走糧食以保障城市和工業發展。這個決議很快就引起了新的矛盾和問題，糧食被統購以後，農民手中留下的口糧根本不夠；而城市糧價因得益於收購價的低廉也變得穩定和低廉。這一矛盾引起了市場的自然流動，農民為了吃飯又跑到城市裏購買廉價糧。這樣導致了城市糧食回流到農村。問題又回到了“統購統銷” 決議前的起點。
     為了使這個“統購統銷決議” 行之有效地執行，糧票製度出台了。195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整頓城市糧食供應計劃工作的指示》，要求全麵實行“以人定量”,“以行業定量” 的計劃供應製度，城鎮人口必須憑證，憑票購買糧食。1955年8月25日糧票開始正式發行。1955年9月國務院糧食部正式頒發了《城鎮糧食定量供應憑證印製適應暫行辦法》，以四證來配合糧票的發行，即城鎮居民糧食供應證，工商業用糧供應證，城鎮飼料供應證，城鎮居民轉移糧食供應證。並嚴禁票證買賣。中國的糧票製度從1955年開始到1992年底結束，曆時38年，其間，各種糧票五千多種，版本上萬，現在已成了收場藏家的對象。
     糧票製度的推出直接導致了農村人口向城市裏流動。缺糧地區的農民都想去城鎮領到一本居民糧食供應證。1956年，1957年農村人口大量湧入城市。這時，政府又不得不來對付這個新的問題。農村人口轉移進城市，始於1953年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但1955年糧票製度的實施，大大地推動了這個由農入城的浪潮。1956年12 月30 日，周恩來簽發了國務院的《關於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這個法令強調，如果在城裏沒有親友的農民進城，將會受到遣返。但這個溫和的文件在經濟利益麵前基本無效。農民進入城市的浪潮有增無減。當時的一個內部通報記載，河南某村98個勞動力隻剩下正副隊長還在種糧。在這種形勢下，中央政府的口氣越來越嚴厲，並開始在全國各交通要道設立關卡阻止，收容，遣返農民。到了1958年羅瑞卿以國務院公安部的名義正式頒布了城鄉戶口的實施辦法。在農村，新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開始用武力把農民控製在土地上。中國城鄉的二元化就這樣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
    半個世紀過後， 我們再回頭看，中國政府的計劃達到沒有呢？我想基本上是達到了。事實上， 到了70年代中期，中國工業的基本構架已經搭好。國防工業基本上有了自己的體係。原子彈，氫彈，人造衛星也有了。對於中國政府當年進行國家原始積累的原因是否是因為國際環境的惡劣？這場原始積累的代價是否太大？是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的問題，但並非本文討論的內容。本文要談的是這個國家原始積累留下來的後遺症：農民的貧困問題。
    中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的城鄉二元化過程給中國農業帶來了一個嚴重後果，這就是巨大的農業人口聚集在非常有限的耕地上。本來，任何一個社會的工業化過程，都是一個農村人口自然流入城市的過程。但由於中國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和戶口製度，使得人口在農村膨脹而無法逐步轉移到城市。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中國農業人口在全國人口中的比重變化很小，和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完全不成比例。隨著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開始，城市工商業和鄉鎮企業開始接納農業人口，但二十多年的人口積累，使得工商業在短期內無法消化多餘的農業人口。按照2003年統計，中國人口13億，農業人口7億8千萬，占總人口的60.9%，其中，1億3 千萬到城市中打工，尚有6億5千萬農業人口留在農村的土地上。農業人口遠遠大於可耕土地這一嚴峻現實，決定了中國農業的生產效率極為低下，在市場上成了一個低回報的產業，既無法和國內的其他產業競爭，也不能和國際上的相同產業競爭。
     中國城鄉二元化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農村的基礎設施，文化教育和醫療水平的落後。據中國教育報的資料，農村學校無論在財政投資的比例，辦學條件，教師待遇，師資水平，師生比例都遠遠低於城市。以2002年的統計數據為例，該年占人口60%以上的農村地區隻獲得全社會教育總投資5800億元的23%。農村的人均教育投資隻有城市的五分之一。中國尚未普及9年義務教育的地方都是在農村，文盲也主要集中在農村。在醫療衛生方麵，農村的落後也是驚人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農村主要是靠集體保健站，幾乎沒有什麽醫學院校畢業的醫生。從六十年代中葉起，中國各縣成立政府編製的人民醫院，人民公社成立衛生院，城市也派出大量醫療隊到農村各地巡回工作。這種情況持續到八十年代，是農村醫療狀況比較好的一個時期。但即使在此期間，在真正的農村地區，即公社以下的地區，並沒有建立起自己的醫療係統。八十年代開始，隨著醫療行業的市場化，農村的醫療狀況嚴重倒退。農民看病基本上是自費。農民因收入低而無錢看病成了農村的一個普遍現象。農村基礎設施和文化教育的落後，使得農民的勞動力素質低下，生產方式落後，從而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率的提高。
      由此看來，中國農民相對貧困化的現象並不完全直接根源於現有的法律規章製度，而是植根於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由於糧票，戶口製度所造成的城鄉巨大差別這一社會現實。中國的農民已經被曆史上的這個不公平製度塑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弱勢階層。即使今天的改革使得農民在法律上的地位和城鎮居民完全一樣，農民的問題仍然存在，農民仍會是一個弱勢階層，這才是中國農民貧困化問題的關鍵，也是很多人忽視的地方。其實，這尤如在竟技場上，一部分參賽者由於先前的不公平因素而變得體格弱小，健康不良，他們何以能在竟技場上和強壯的對手公平竟爭呢？對於這種曆史現象，美國黑人的現狀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書，從亞拉伯罕.林肯解放黑奴到今天差不多一個半世紀過去了，而且今天美國黑人在法律上還有《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特別照顧，但與白人相比，美國黑人在經濟上的相對貧困，在政治上的弱勢是顯而易見的。2005年卡翠娜颶風後，逃生無法而留在紐奧爾良災區的絕大部分都是黑人。曆史悲劇的影響是深遠的，不是一兩代人就能還原。正如德國哲人萊布尼茨所講：現在的枝，根在過去，而花開在未來。
    從以上曆史和現實的分析看，中國政府和城鎮居民對於中國農民負有道義上責任。當年，農民是被非經濟手段剝奪而為中國的工業化作出了最大的犧牲。今天中國的哪一樣成就，不是包含著中國農民的血和汗？據《中國經濟時報》一篇文章記載，從1952年到1986年，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從農業中隱蔽地抽走了5823.74億元的巨額資金，加上收繳的農業稅1044.38億元，34年間國家共從農業抽走了6868.12億元的資金，約占這些年間農業所創造價值的18.5%。今天，前腳已跨進了工業化國家大門的中國不能把農民拋到市場經濟的大海裏，讓他們自生自滅。這樣對中國農民太不公平。中國農民在曆史上對中國工業化付出的犧牲必須要得到補償，中國的農民一定要得到政府在市場機製外的特別扶持，否則中國社會將永遠有一條巨大的裂縫，永遠不會有一個真正和諧的社會。
                 （三）設立《農產品消費稅》製度
     關於解決農民相對貧困化的思路很多，其中一個重要思路是土地私有化。毫無疑問，土地私有化可以因土地集中而大大節省人力，從而降低生產成本，提高勞動生產率。同時，土地私有化也可以使土地的價格因市場化而高漲，從而防止農用土地的流失。但是，土地私有化引起的土地兼並和大農場的出現，必然把大量的農民拋離土地。按目前中國的農用土地數量和農業生產規模，實際上需要的農業人口不會超過一億。也就是說有五億多的農民要被迫迅速離開土地而轉入工商業。這對中國社會來說是一個無法立即承受的事實。中國即使作為地球上唯一的世界加工廠也根本無力接納這麽大量的勞動力。最後，這些多餘的農民隻有成為流浪在城市裏的遊民。由此看來，土地私有化在目前的中國並沒有切實的可行性。
     解決農民貧困化的另一個思路是大力發展工商業，由不斷擴展的工商業來逐步接納農村剩餘勞動力。其實，這正是中國這二十多年改革在實際上走的一條路。這條路在理論上不錯，在現實上也有西方發達國家作先例。但問題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國已沒有條件再重複西方國家的老路，更不可能僅僅用這個方法來解決曆史上累積下來的問題。筆者在上麵提到由農民相對貧困化引起或加劇的社會矛盾就是在這二十多年改革的道路上逐件產生的。所以，這條路盡管方向是對的，但政府一定不能聽任中國農業在市場經濟中自然發展，一定要采取法律和行政的手段來扶持農業。三農問題在這幾年的提出，標誌著中國社會發展已進入了一個新時期。如果說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政府是用非經濟的行政和法律手段來迫使農民為國家的工業化作出犧牲，那麽從七十年代末開始的改革，政府則是把過去強加在農民頭上不合理的清規戒律去掉，把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的自主權還給農民。而今天，政府則再次需要以行政和法律的手段來幫助農民擺脫貧困。這個基本而有力的法律手段就是稅收。政府應該用征收農產品消費稅的手段來幫助農民擺脫貧困。
    在現代社會，稅收有兩大基本功用。一個是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行，提供各項社會服務；另一個是對社會財富進行再分配。從第二個功用上說，稅收製度實際上是一個國家扶助弱勢階層，維持社會公平和正義的一個重要杠杆。下麵以美國的房地產稅作一個簡單案例分析。
    在美國，大部分土地屬私人所有，但政府對幾乎所有土地都課以賦稅。美國政府每年從土地得到的稅收是一筆巨大的收入，而這筆收入除了少部分是用於政府日常開銷外，大部分都是用於公共文化教育。以新澤西州中等地產稅標準的Mercer County為例，2005年私人土地和房屋所有者上繳稅款的用途如下：
地方市政稅：       0.62%
縣稅：               0.83%
縣內空地稅：       0.08%
地方圖書館稅：    0. 07%
學校教育稅：       1.96%
總計：               3.56%
     以一棟占地半英畝，政府估價四十萬的房屋計算，（政府的估價大約是市場價值的三分之二）屋主每年需交$14,240的地稅。這個地稅是永久性的，而且每年幾乎都在攀升。按照這個比例，屋主等於是每隔三十多年就交一棟價值四十萬的房屋給政府。因此有些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土地私有製隻是體現在土地的自由買賣上，而並非真正的所有權私有。.美國政府才是美國最大的地主。
     但是，我們從上麵地稅款項的用途來看，政府收到的地產稅款有超過55%是用於地方教育。上述這位屋主每年的地產稅中有$7,832是用於地方教育。在美國，政府提供十二年的義務教育，公立的初，中等教育完全免費，而且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還可以在學校得到免費午餐。這筆巨大的教育經費從何而來？各個州的情況有所不同，但大部分都是來自當地的地產稅。一般而言，地產稅上繳得越高的家庭，擁有的個人財富越多。而無須繳納地產稅的租屋者或住政府福利樓的家庭則較貧困。由於美國的公立學校對於所有人一視同仁，一律免費，實際上是富有的家庭負擔了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費用。美國政府正是運用地產稅這一機製對社會的財富進行了再分配，縮小了貧富差距，促進了社會公平。
     在市場經濟日益發展的中國，用稅收機製來解決農民的貧困問題，縮小社會的貧富差距是一個重要手段。在諸多可能性的稅款中，設立和農民最有直接關係的《農產品消費稅》是當務之急。這個《農產品消費稅》和以前加在農民頭上的農業稅截然相反。農業稅是農民從事農業這個產業時必須要向政府繳納的一定稅款。而農產品消費稅則是所有的消費者在消費農產品時必須繳納給政府的稅款。所謂農產品消費，包括購買農副產品和餐飲業消費兩個基本部分。考慮到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國情，第一步可以從餐飲業入手，先設立《餐飲消費稅》。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餐飲業是一個高速發展的行業，每年的增長速度達16%。2005年，中國餐飲營業總額是8,880億。估計在2006年可達10,000億。政府如對每一位就餐者課以一定稅款，用此專門稅款建立農業基金會，幫助農村地區的農業生產，文化教育，醫療衛生，這對解決農民貧困化問題是一個巨大的幫助。在美國，消費者向政府交納消費稅是一個普遍現象。餐飲消費的稅率各州不同，在紐約是8.625%，在加州是8.25%, 新澤州是6%。筆者認為，中國可以把餐飲業的平均稅率定在8%左右。當然，中國是一個地區差別極大，貧富懸殊嚴重的國家。在設立餐飲消費稅時必須要考慮到這些問題。在個別貧困地區的鄉鎮，可以免收餐飲消費稅。另外，在所有實行餐飲消費稅的地方，必須考慮到民工和城市貧困人口的情況。目前，中國各城市的盒飯基本價格是從5元到10元。因此，可以考慮把餐飲消費稅的門檻定在20元。超過20元的餐飲消費需交納8%的稅款。另外，對一次性消費超過1,000元以上的就餐者可加征2%（共10%）的豪華消費稅。這對抑止中國的吃喝奢侈風也有幫助。如以全國餐飲年營業總額10,000億為基礎，除去個別貧困地區和城市中低消費的免稅消費，至少還有8,000億餐飲消費應交納8%的消費稅。每年政府可得640億的稅款，這個數字是2003年中國政府扶貧基金（122億元）的5.25倍。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政府下一步可以考慮把消費稅從餐飲業擴大到酒類的消費。2005年，中國白酒工業的產值約700億元，加上葡萄酒和啤酒，應該有1,000億以上，其零售額不會低於2,000億。除去餐館中的水酒消費，在超市和雜貨店賣出的酒最少也有1,000億。如對這個部分課以10%的消費稅，也有100個億。
      對於一個稅收製度尚不健全的社會，設立《農產品消費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需要做大量細致的技術性工作。中國民眾沒有在消費過程中交納稅款的習慣。即使是個人所得稅這一最基本的稅款許多人都還不習慣。因此，《餐飲消費稅》的實行在現實上有很大難度。但是，盡管難，這一步還是要必須走下去。從社會的發展趨勢看，運用稅說收製度來對受到損失的社會群體進行補償，調節社會的再分配，防止社會的兩極分化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手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該成立專門的委員會來研究《農產品消費稅》的立法。
      另外，設立農業基金會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步驟。所有的《農產品消費稅》必須納入農業基金會專用，必須要有專門機構監督稅款的實際使用，並定期向民眾公布。在目前中國貪汙腐化嚴重，地方官員的違法行為缺乏製約的情況下，《農產品消費稅》一定不能納入地方財政收入。《農產品消費稅》是一項特殊稅收，它是中國政府對農民在曆史上為國家原始積累作出巨大犧牲的一種補償，而不是對政府財政收入的補充。中國一定要成立專門的農業基金會來專門管理和使用這筆稅款，保證這筆稅款能夠真正用於對農業的扶助和補貼。農業基金會應定期向全國人大公布這筆農業基金的具體分配和使用。同時，消費者作為納稅人，也有權向有關部門查詢稅款的使用情況。另外，由於中西部的巨大差異，《農業消費稅》的稅率在不同省份的差異也是一個較複雜的問題，需要專門的委員會來論證和決定。
     筆者長期生活在國外，對國內法律的具體設立和實施過程並不熟悉。筆者提出的征收《農產品消費稅》問題還需要國內專家學者的具體論證。但無論如何，政府運用稅收的杠杆來幫助解決農民相對貧困化問題是一個基本方向。在當今發達國家，政府對農業的補貼已成了一個普遍現象。而中國是一個需要對農民在曆史上的犧牲作出補償的社會，政府運用法律和稅收的收段來幫助農民擺脫貧困已成為一個刻不容緩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