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沒有照抄蘇共模式才成功

毛澤東沒有照抄蘇共模式才成功

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對應用馬列主義在中國革命中如何搞，各路領袖們各自都有主張的。有的主張與孫中山的國民黨合作,   那時的孫中山也發出了"聯蘇聯共扶助工農"的號召,  因而國共合作了。1924年國共合作之後，在城市中領導了工人罷工、五卅運動等一係列工人運動，將大革命逐步推向了高潮。然而當孫中山逝世後,  蔣介石掌握了國民黨及中華民國政權後徹底背判了孫中山,   進而對全國進行了清除剿殺共產黨,   一時間共產黨員們除了被殺的活的隻得四處逃竄。在軍隊的共產黨員們組織了"南昌起義",   但因"南昌起義"失敗剩下的殘部也四處逃竄,  大革命以悲慘失敗告終。

但共產黨人並沒有放棄，那些留蘇留法的留學生中的共產黨的大小領袖陸續從國外回來,  被迫放棄了國共合作這條道路,  中國共產黨獨立將中國革命進行到底。這些留學生們的腦子裏裝滿了馬列主義,  回國後都想指導和領導中國革命。而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和經驗來看，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蘇聯的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開展的，所以這些中共的領袖們自然地將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國共合作後大革命的悲慘失敗，給中國共產黨敲響了警鍾，加上"南昌起義"後的殘部聽命於中共中央的命令不斷攻打城市不成功後,  在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的殘部上了井崗山。毛澤東深刻地體會到城市革命這條道路並不適合中國的特殊國情，中國革命要必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道路。

毛澤東在探索開辟中國革命道路過程中，遇到了許多障礙，主要來自共產國際城市中心論的影響。受到了從國外留學回國的號稱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們的嚴厲批評。這些洋領袖們給毛澤東頭上按了幾大罪名：“狹隘的經驗主義” ，先是說“山溝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後又是"嘲笑毛澤東是“山溝溝裏的馬克思主義”； 又說毛澤東給地主富農有出路沒有消滅肉是坐到地主階級一邊。又稱毛澤東“富農路線”,   是因為毛澤東反對土改中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更說毛澤東的地主也是人要吃飯是“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還又說毛澤東的“誘敵深入，後發製人”戰略是“遊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等等。毛澤東因此被開除黨籍、嚴厲批判和撤了軍職、趕出中共中央領導層。但毛澤東沒有放棄開辟農村包圍城市道路,  因為不成功的城市中心論在中國行不通。毛澤東堅持對個人當不當官不算什麽,  參加共產黨是為中國的工農鬧革命。個人得失算不了什麽!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領導秋收起義後上井崗開辟根據地進行武裝鬥爭，實現了鬥爭形式的轉變。但是在共產國際的影響，這時中共中央並沒有認識到革命形勢已轉入低潮的現實，而是錯誤估計形勢，盲目樂觀，黨內的“左”傾情緒潛滋暗長，仍然堅持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米那茲參加。會議誤判革命形勢仍處於高潮，據此確定了實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總策略，並要求農村暴動和城市暴動結合起來，而以城市暴動為“中心及指導者”，以形成城鄉的武裝總暴動，直到造成一省或幾省的革命勝利的局麵。這次“左”傾盲動錯誤，仍堅持城市中心論，嚴重脫離實際，城市和農村的起義大都以失敗告終。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斷定中國共產黨進行的遊擊戰爭，建立的小塊根據地是散亂的，不相關聯的，必致失敗的，要求中國共產黨“反對對於遊擊戰爭的溺愛”，強調要以城市為中心，“準備城市與鄉村相配合相適應的發動”。同年6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接受了此觀點。黨的六大在工作重心問題上，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六大雖然肯定建立根據地和紅軍是決定革命高潮的“更大發展的基礎”和“主要動力之一”，但是並沒有把中國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同農民戰爭真正結合起來，正確認識農村鬥爭對中國革命的特殊意義，而是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把城市工人運動的興起看作是新的革命高潮到來的決定條件。因此，大會要求把黨的工作重心還放在城市。

經過大革命失敗後兩年多的艱苦奮鬥，毛澤東領導的朱毛紅軍逐步從極其艱難的環境中擺脫出來，革命事業開始走向複興。在農村，朱毛紅軍和井崗山根據地進一步鞏固擴大。在城市，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複和發展。但是，革命鬥爭的局麵並未發生根本變化。在此種形勢下，黨本應正確認清形勢，抓住有利機遇，探尋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推進革命事業。然而事與願違，這時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部長李立三，錯誤判斷國內國際形勢，在共產國際“左”傾思想指導下，仍然堅持城市中心論，犯了“左”傾冒險錯誤。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指出：黨不是要繼續執行在革命低潮時期積蓄力量的策略，而是要執行集中力量積極進攻的策略，各地要組織工人政治罷工、地方暴動和兵變，要集中紅軍進攻大城市。李立三還是堅持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雖然承認在農村中組織紅軍的必要性，但是認為紅軍的任務是“與主要城市的武裝暴動配合，奪取政權，建立全國革命政權”。因此“過去的遊擊戰術”，“必須根本的改變過來”，並要求紅軍集中組織，統一指揮，實行大規模進攻戰。李立三在錯誤思想指導下，製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此後，各地紅軍根據中央和軍委的指示，立即采取軍事行動。但是，攻打中心城市的暴動基本都悲慘失敗了，與此同時在紅軍奉命進攻大城市的過程中，農村根據地有的縮小，有的丟失，朱毛紅軍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損失。

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但是不久，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等所犯錯誤性質的估計有了變化，對瞿秋白等新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不滿，於是又指示中國共產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1931年1月7日，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在共產國際遠東局副部長米夫的操控下，王明實際獲得了中央的領導權。這樣，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被糾正後不久，又形成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王明同樣堅持城市中心的觀點，他按照共產國際決議提出：“在中國正在成熟著新的革命運動，新的高潮最可靠的標誌是工人罷工鬥爭的高潮”；“組織領導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真正準備總同盟罷工以至武裝起義，是共產黨的最主要任務”。王明雖然也表示重視紅軍的力量，但他完全不懂得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紅軍作戰的規律和革命根據地發展的規律。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方針開始在各地貫徹。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參與領導中央特科的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王明於10月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於12月底到達中央蘇區。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的責任。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繼續貫徹執行“左”傾教條主義方針，最終導致朱毛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土地革命戰爭悲慘地失敗了，黨和中國革命再次陷入了絕境。紅軍死傷慘重紅色根據地全失臨時蘇維埃政府成為馬背上的零時政府。紅軍殘部四處逃竄名曰"長征"。

實踐反複證明，照抄馬列本本、共產國際決議，照搬俄國革命經驗，走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行不通，隻有探索出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才是奪取革命勝利的唯一的正確出路。毛澤東沒有照抄蘇共模式。經毛澤東不斷堅持鬥爭糾正黨內錯誤後,  終於遵義會議後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經延安、西拍坡農村革命根據地,  經曆了八年抗日戰爭、三年解放戰爭中沒聽蘇聯的劃江而治一舉解放全中國,  除台灣外。成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成立後對於“學習蘇聯”、照搬蘇共模式的做法，毛澤東認為應當采取辯證分析的態度。“抄”還是必要的，自己不懂，又沒有別的辦法，隻能“抄”。而這種“抄”，對於迅速恢複國民經濟，促進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和國防體係，確實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對完全“照抄”蘇聯又很不滿意。毛澤東說：“解放後，三年恢複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隻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當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製度即將建立的時候，毛澤東便以更多精力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希望在蘇聯模式之外，另辟蹊徑，探索出一條適合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來。從1955年12月開始的一段時間內，毛澤東在處理繁忙的日常國務之餘，抽出大量的時間，從事調查研究和聽取匯報的工作。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澤東乘專列由京廣線南下杭州，又經滬杭、滬寧、津浦線回京，沿途找地方幹部談話，做了一路的調查工作。前後曆時兩個多月的、總共34個部委的匯報。曆史表明，毛澤東聽取各部委工作匯報的舉動，成為開啟探索任務的重大關鍵步驟。

在毛澤東著手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同時，認識到一直被膜拜的蘇聯經驗並非完美無缺，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存在嚴重弊端，簡單模仿蘇聯的辦法終究不能代替中國人自己的探索，這就極大地促進了毛澤東認真反思蘇聯模式，重新思考中國的建設道路問題。1956年2月至4月間，為討論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並總結經驗。毛澤東親自聽了中央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等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當時毛澤東已經60多歲了，身體健康欠佳，每天起床就聽匯報，聽了匯報就上床休息，隻有吃飯算是一點閑暇時間，他稱此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生活。就這樣一連緊張工作了兩個來月。對於學習外國問題，毛澤東說，一切國家的先進經驗都要學。學習蘇聯也不要迷信，對的就學，不對的就不學。毛澤東對照搬蘇聯經驗十分反感。他後來回顧說，衛生工作中的生搬硬套害得他三年不能吃雞蛋，不能喝雞湯，因為蘇聯一篇文章說不能吃雞蛋和雞湯，後來又說能吃。

在集中大家意見的基礎上，4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係》的報告。報告確定的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報告論述的十個問題是在總結中國經濟建設的經驗和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鑒於蘇聯忽視農業、輕工業，片麵強調重工業，造成農、輕、重發展不平衡的教訓，報告提出今後中國的經濟計劃應該適當調整，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盡量降低軍政費用的比重，多搞經濟建設。這些思想實際上涉及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問題。報告還論述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開始涉及經濟體製的改革；還闡述了漢族和少數民族，黨和非黨，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及中國和外國等屬於政治生活方麵的關係。

毛澤東指出，對於包括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內的所有外國的經驗，“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他說：“最近蘇聯方麵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要引以為戒。”毛澤東說：“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包括“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麵”。

這樣，《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曆史任務。以後，毛澤東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後曆史經驗時，仍然把它看作是一個轉折。1958年3月，他在成都會議上指出：“1956年4月的《論十大關係》，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1960年6月，他在《十年總結》中又寫道：“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如今有人想照搬照抄美國模式、西方民主、"普世價值"來為中國爭取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是紙上談兵忽悠人的,  也是行不通的。中國有中國的國情,  中國的事隻能由一直在中國的中國人來解決。靠外國政府支持操縱在外國留學的中國人來治理中國是行不通,  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更談不上在外國政客團體操縱下如木偶提線似的幾個假洋鬼子,  來對中國指手劃腳說三道四是無用的,   更是對中國人民來講是有害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