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十三） 破繭成蝶趙存生

趙存生先生1942年9月出生於遼寧沈陽，中共黨員，河北冀縣人，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6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漢語專業並提前留校任教，曆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兼任北京市社科聯副主席、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2008年8月去世，享年六十六歲。六十六歲，在北京人看來是一個坎兒，俗話說：六十六，不死也得掉身肉。六十六歲，正是一位人文社科類學者厚積薄發、大展宏圖的年紀，可無情的病魔卻突如其來地奪走了趙存生先生的生命。先生沒有躲過這個坎兒。

我是1982年認識趙先生的，那一年我剛畢業留校，被分配到機關。記得報到那一天，迎接我的就是趙先生。那一年趙先生正好40歲，第一麵的印象是，先生瘦高的身材已經有一點微駝，麵容慈祥但是有點憔悴，麵龐棱角分明，右手手指已被煙熏黃了，一看便知這是長期抽煙的結果。“歡迎你！你來了，我太高興了。我也是漢語專業畢業的”，趙先生熱情地介紹到。他說起話來，聲音不高，不緊不慢，帶著東北口音，語氣中略帶這些激動。當時我們辦公室裏除了主任以外，隻有他一個人是大學畢業的。我去了，又增加了一名大學畢業生，趙先生似乎找到了知音。我一直在猜想，我被留校，分到機關，說不定就是趙先生一手操辦的，盡管先生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我在上學的時候，做過一些學生工作，也在報紙上發表過幾篇文章，說不定被先生看見了。

我和趙存生先生同在一個辦公室工作過三年，我是秘書，屬於黨辦，先生負責政策研究室，工作上沒有直接的關係。先生除了參加一些重要會議以外，大多數時間都是一個人在他的小辦公室裏，不停地寫作，吞雲吐霧，廢寢忘食，奮筆疾書；很多時候，稿子要得急，或者是上麵催材料，因此先生常常加班加點，有時甚至通宵達旦，殫精竭慮。正如北大的一位領導所評價的：他作為學校政策研究室的負責人，（其實那時的研究室就他一個人），殫精竭慮地為北大的改革發展穩定獻計獻策，充分起到黨委參謀的作用。他有很強的文字功夫，“筆頭硬”，寫得一手好文章，北大那個時期的許多文獻都出自他的手筆。

筆頭硬，寫得一手好文章，在那個年代有一個響亮的稱號，叫“筆杆子”。

“筆杆子”一般用來比喻那些擅長文字表述，有出色寫作能力的人，尤其是以寫作為職業或主要工作的人。但是，“筆杆子”在現代中國政治語境中並不是一個單純的工具或概念，它確實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和中國特色。這一概念雖然基於傳統的文人參政思想，但作為一種被高度係統化、組織化的政治宣傳工具，是在中國共產黨革命和執政過程中形成的。在中國現代史上，“筆杆子”通常指擅長理論研究、政策文件起草、宣傳報道，能夠以文字為工具影響政治局勢的文化、政治人物，比如陳伯達、胡喬木、艾思奇、周揚、鄧力群等。將“筆杆子”視為現代中國特有的政治敘事和組織手段是準確的，它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將政治、文化與輿論高度融合的獨特產物。

其實，中國的筆杆子，淵源於蘇聯。蘇聯共產黨（蘇共）在曆史上擁有龐大的意識形態宣傳機器和理論寫作隊伍，通常被稱為“筆杆子”。這些人員負責詮釋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蘇共政策製定理論依據、控製新聞出版及文藝導向，並與西方或黨內異見進行鬥爭。蘇共的“筆杆子”群體主要集中在蘇共中央宣傳部、馬列主義研究院以及《真理報》等核心喉舌部門。他們將蘇共的思想理論化、係統化，並在不同時期維護黨對意識形態的絕對統治。 而上麵列舉的中國著名的筆杆子，都和蘇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比如陳伯達，被稱為中共“理論家”、“筆杆子”，是毛澤東的秘書，服務時間長達31年。陳伯達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約1927年以後），接受了蘇聯的教育和訓練。在此期間，他曾相識並在蘇聯經曆了一段婚姻（如與諸有仁），後因肅托運動等原因結束。這段留學經曆讓他對馬列主義理論有了一定的了解，並使他能夠在20世紀30年代回國後，迅速在黨內從事理論與宣傳工作。

胡喬木這個 被譽為“中共中央第一支筆”，長期擔任毛澤東秘書、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在意識形態構建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理論家、宣傳家和“黨內一支筆”，其思想和工作風格與蘇聯有著密切而複雜的聯係。這種關係主要體現在學習蘇聯意識形態經驗、參與中蘇外交事務以及後期的學術和意識形態分野上。 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學蘇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胡喬木在宣傳部門的工作中主張向蘇聯學習。胡喬木曾認為宣傳工作應學習蘇聯共產黨的經驗，特別是在斯大林模式下的意識形態工作方法。由於他長期把握國家意識形態動向，曾被一些人比作“中國的蘇斯洛夫”（蘇聯著名的意識形態主管）。

“筆杆子”在共產黨人眼裏和槍杆子一樣重要。毛澤東早就說過，“幹革命靠的是槍杆子和筆杆子”。 毛澤東曾在一首詞裏寫道：“纖筆一枝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他作為人民軍隊的統帥，從秋收起義的槍聲到三大戰役的硝煙，經曆過無數槍林彈雨。他雖然提出“槍杆子裏麵出政權”，但一生從不配槍，相反他一生沒有離開筆杆子，在戎馬倥傯之間，戰場硝煙之餘，他手不停揮，筆驚風雨。一首獨步千古的《沁園春·雪》，就讓蔣介石及其禦用文人盡折腰。他用筆杆子草擬作戰命令，在西北坡指揮遼沈、平津、淮海戰役，談笑間就使數百萬國軍灰飛煙滅。

趙存生先生自然不能和這些大筆杆子相提並論，他們本來就不是一個時代的人。但是，在北大做筆杆子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趙先生做筆杆子的時候的幾位北大的一把手都是理論水平較高，文字能力較強的領導幹部，比如韓天石、項子明、王學珍等等都是解放前的大學生，搞學運出來的。其次，那時“文革”剛剛結束，北大百廢待興。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一不小心就會掉到河裏，被曆史的洪流無情地衝走。因此，作為筆杆子，可以說是首當其衝。筆杆子是囑筆作文，做好了，安然無事，做得不好，就得背鍋，罪加一等。因此，做事必須處處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第三，由於幾次大運動的衝擊，人們已經對筆杆子充滿了誤解甚至敵意，筆杆子變成了師爺，詭計多端，禍國殃民；筆杆子變成了刀筆吏，生殺大權在握。濫殺無辜。
經曆了文革，趙存生先生不僅存生了，而且生存下來了，最終破繭成蝶。靠的是什麽？靠的是他的犧牲精神，靠的是他的誠實，“做老實人，辦老實事”是他人生的真實寫照。

先生的誠實不僅表現在做人，更表現在對事業的追求上，嚴謹為學，勤勉耕耘。

趙先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開始踏入思想政治領域，先是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創建並兼任學院黨委書記，後來當選為北大黨委副書記，正式主管學校宣傳思想工作、還負責統戰和工會等方麵的工作，並且一做便是十年。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他人生事業的鼎盛時期。在這一時期，他廣泛涉獵和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外教育理論，積極探索高校政治思想理論建設的規律和特點，為跨世紀的北大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留下了寶貴的智慧資源。

趙存生先生的實踐為我們塑造了一個新時代“筆杆子”的形象，那就是：在現代中國， “筆杆子”由戰爭年代宣傳革命主張、發動群眾的工具變為維護穩定、構建合法性、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的宣傳力量。

趙先生不僅誠實，而且始終是一個好人。

宋貴倫先生在稱趙存生老師是位“可愛的長者、可敬的學者”，說他“學問紮實，見解獨到卻不偏激，娓娓道來，引人深思”。

著名哲學家黃楠森教授表示，趙老師的文風樸實、深刻，堪稱“平實無奇、鞭辟入裏”。

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原主任張國祚稱讚趙老師學風嚴謹，文風自然，為官不忘學術，為學經世致用，立言、立德、立功。“他擁有很強的是非判斷力，敢於堅持真理、摒棄荒謬，同時也很注重研究方法上的創新。”

一位同誌在回憶趙存生教授的文章中寫道：“與存生同誌相處有一種相互信任感，與他的溝通和交流是自然的、不需要掩飾的。和他一起工作，你會感到安心、愉快，會生發出創造力。”

趙存生先生一生酷愛蘭花。據他愛人陳老師講，一盆好友送的蘭花成了趙先生生命最後時刻的精神寄托。唐朝詩人李白詠蘭詩寫道：“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鬆。蘭秋香風遠，鬆寒不改容。”趙存生先生平生愛蘭、作蘭，其為人師表之香風已然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