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二） 不拘一格葉蜚聲，一板一眼徐通鏘，紳士風度甘世福

筆者1978年考上北京大學中文係漢語專業，畢業後留校工作至1988年。北大十年，受到了很多先生們/老師們的教誨。四十多年過去了，本人雖然在學術上有負於先生們的期望，但是先生們的教誨依然曆曆在目。因此，提筆記下那些難忘的瞬間。

 

葉蜚聲先生，1926年。先生五短身材，戴著一副度數很高的近視鏡，1957年，考入北大中文係，開始語言學研究。葉先生英文很好，是解放前學的，還去朝鮮做過翻譯；來北大以前在銀行工作，講起課來特有風度，不帶講稿，自由發揮。印象最深的是葉老師寫黑板時，寫到黑板的最上麵，有點夠不著，要踮起腳來寫，肚皮就露出來了，他總是下意識地提一下褲子。

 

前一段時間讀到史有為先生回憶高名凱先生的文章，我覺得葉先生完全繼承了高名凱先生的衣缽，雖不形似，但是神似。請看史有為先生對高名凱先生的回憶：“印象最深的是高先生。我聽過他的兩門語言學課程。先生授課時身姿挺拔活躍，在黑板前噔噔地不停走動，板書筆走龍蛇，講課不拘一格，隨處論辯滔滔。帶著點福建口音的普通話嘹亮而生動，講到巴甫洛夫第二信號學說時的一聲響亮的‘紅燒肉’，讓人印象深刻而回味永遠。”隻不過葉先生是上海人，略帶上海口音的普通話更加顯得別具一格。

 

聽葉先生的課，一定要全神貫注，否則就會跟不上他的節奏了。先生講課有一點意識流的感覺，即興發揮，獨特的見解，給人以很大的啟發。葉先生說，語言是怎麽產生的，人為什麽會講話，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人類現在可以探索宇宙，卻對我們的大腦這個小宇宙知之甚少，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徐通鏘老師，1931年出生，浙江寧海人，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語文專業，1956年畢業留校任教，師從高名凱先生，研究理論語言學，專攻曆史語言學。主張立足漢語實際開展語言理論研究，提出“字本位”理論，突破西方語言學框架，構建漢語語義句法體係。

 

徐老師和葉老師可以算是老鄉，又都教語言學，但是兩位先生講起課來風格迥異，相得益彰。也許是研究曆史語言學的緣故，徐先生上課總是一板一眼，既嚴肅又嚴謹。有一次上語言學課，講到方言之間的區別，西南官話n、l不分，徐老師點了我的名，讓我區分“藍製服”和“男製服”，讓我念“一件藍色的男製服”，因為他知道我是武漢來的，n和l是不分的。結果我掙紮了半天，也沒有念得很清楚，徐老師得意地笑了。留校以後，有一次去拜訪徐老師，才知道他還是一個心靈手巧的木匠，他們家的不少家具都是他自己打的，那是下放到江西鯉魚洲的成果。

 

甘世福先生是法國留學回來的，精通語言學，教過語音學，翻譯外國語言學著作，還和袁家驊還和趙世開一起合譯了美國著名語言學家布龍菲爾德的《語言論》。甘先生那時候給我們開了一門選修課，叫語言學著作選讀，教材是油印的，應該是甘先生自己編的。甘先生給我們講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語言學》中的節選，是英文的。選這門課的人不多，甘先生每次上課總是一身西裝革履，頭發鋥亮，身上好像還有一股香水味，頗有紳士風度；當時在北大，雖然留洋回來的不少，但是在校園裏很少見到穿西服的先生，像王力、季羨林、陳岱孫這些留洋回來的博士一般都是不穿西服的。

 

這門課是用英語來講的，對我們這些漢語專業的學生，有點對牛彈琴的感覺，因為我們那時候是不太熱衷於英語的。我們的英語公共課學的是斯諾的《紅星照耀下的中國》的節選，但是上課大都是去混個學分的。現在要用英語來讀語言學著作，真是有點難為我們了。不知當時甘先生對我們這幫學生作何感想。現在想起來還真有點愧疚。但是，通過這門課，我知道了一個真理，那就是：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