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係的先生們 （十二） 三立不朽曹先擢

曹先擢先生1932年出生，浙江長興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調幹生，1958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他在北大中文係擔任黨總支書記多年，又到國家語委先後擔任秘書長和副主任，後還兼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等行政工作並都有出色的業績。曹先生曾任中國辭書學會首任會長。

在曹先生眾多的職務裏，最引人注目的頭銜是中國辭書學會會長。先生和辭書打了一輩子交道，1970年周總理親自抓《新華字典》的修訂，以解群眾學習的迫切需要。國務院科教組要北大中文係派人主持。學校慎重研究後，派曹先生去完成這項任務，從1970年開始直到去世前，他參加了《新華字典》曆次的修訂工作，直到第10版。

1971年至1975年主持《新華詞典》編纂工作。這本書在當時出版後有很大影響，對群眾學習發揮了積極作用，它是一本語文兼百科的詞典，當時新《辭海》《漢語大詞典》等書尚未出版。《新華詞典》編寫花去了先生很多時間，1971年開始到1979年結束。1992年受呂叔湘先生委托，積極參與《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編寫，並為詞典寫了序言；1999年被聘為《現代漢語詞典》修訂審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從1999年《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修訂工作開始，曹先生被聘為審定委員會主任。據主持修訂的晁繼周和韓敬體先生介紹，在長達六年的時間裏，曹先生把精力投入到《現代漢語詞典》的修訂中。詞典出版後得到廣大讀者好評，獲得首屆中國出版政府獎，“這個成績的取得，與曹先擢先生為主任委員的審定委員會的指導和把關分不開”。

上世紀末曹先生與蘇培成先生合作編著了一部《漢字形義分析字典》，2015年又推出《漢字源流精解字典》。這兩部字典反映了曹先生幾十年來在文字學和詞典學上潛心研究的成就和水平。

正如著名出版家陳原所言，編詞典的過程是“苦作舟”的過程。

辭書是供人查檢的知識體係，承載著民族的集體記憶，承載著人類的知識世界，推動著社會的文明進步。辭書這一文化產品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一個最重要的因素——編者。古往今來，眾多詞典精品流芳百世，澤被後人。這些詞典的誕生往往凝聚著編纂者數年、數十年甚至畢生的心血，而編纂工作之艱辛又往往是常人難以想象的，陳原先生曾經說過，編詞典的工作不是人幹的，這項工作就是“聖人的苦役”，它是聖人幹的。縱觀中國古代四大辭書的編寫者，無一不是從事苦役的聖人。

中國第一本辭書是《爾雅》，大約成書於戰國末期，有人說辭書為周公所著，也有人認為辭書與孔子有關係，為孔子門生所著。周公和孔子自然是大聖人；第二部辭書是《方言》，為東漢大學者揚雄所著。揚雄字子雲，成都人，生於公元前53年，卒於公元18年，總共活了七十一歲。揚雄從學，並以此為基礎，積三十年之功，編纂而成劃時代的學術巨著《方言》，為中國方言學與方言地理學奠定了基礎，當時人就稱這部著作為“懸諸日月，不刊之書”。王充《論衡·超奇篇》就多次稱讚揚雄，稱他“蹈孔子之跡”“參貳聖之才”。張衡酷愛《太玄經》，曾對好友崔瑗說，揚雄的《太玄》，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可稱是漢代二百年的代表作。唐宋時期，韓愈、司馬光等人更是將揚雄置於孟子之上，將其視為孔子之後第一聖人。

第三部辭書是《說文解字》，作者是被後人稱為“字聖”的許慎。許慎生於約公元58年，死於147年，字叔重，東漢汝南召陵萬歲裏，今河南省郾城縣姬石鄉許莊村人。由於他治學刻苦，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100年，就完或了《說文解字》的初稿。《說文解字》草成後，許慎就譽滿京都。由於他通達諸子百家著作，精通天文地理，幾年之後，許慎便以太尉南閣祭酒被選入東觀校書。當時《說文解字》初稿雖已完成、但是為了補充得更加完善，他潛心研究，反複進行校正，遲遲未作定稿。

安帝元初六年，許慎因樸實忠厚，又博學多智，故被選拔到沛國任令長，但許慎一生都致力學問，仕途陌生，不願做官。為了盡早完成《說文解字》這部巨著，就在任令長之前，他稱病回故鄉萬歲裏，他所惦念的仍是竭盡全力把《說文解字》全稿審定告馨。三年之後即公元121年，許慎耗費三十餘年的心血，終於在家中將《說文解宇》一書撰就，經過反複推敲校正之後，遣子許衝獻於朝廷。許慎幾十年的心血，當時換來的是皇帝賜給的40匹布。

第四部辭書是《釋名》，劉熙，或稱劉熹，字成國，約生於漢桓帝延熹三年（160）左右，卒於獻帝建安（196—219）末，北海（今山東昌樂）人。曆史文獻中關於他的記載極少，其主要事跡零星見於晉陳壽《三國誌》中對許慈、程秉、薛綜等人的傳記。據說，劉熙擅長經學，精通《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論語》等儒學經典，曾避亂交州（今兩廣到越南一帶），建安年間入蜀地（今四川）講學授徒，吳蜀名士許慈、程秉、薛綜等都曾跟從他受學。三國時期的名士韋昭見到劉熙的《釋名》，說這部書確有很多精妙之處，但因物名繁多，難以詳細考究，所以有得亦有失。可見，劉熙確是當時的博學名儒，所著《釋名》也有一定影響力。

曆代辭書（詞典、字典）編纂人的艱辛是難以想象的，他們以“書比人長壽”為信念，數十年如一日地從事繁複而單調的工作。這一過程不僅耗費個人的青春與心血，更蘊含著極大的奉獻與犧牲精神。

曹先擢先生畢生所從事的工作就是這項“聖人的苦役”。曹先生也是一個從事苦役的聖人。

古有聖人評判標準是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北宋·張載 的《 橫渠四句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

“三立”，現在我們可理解為人生的三個最高標準，或者說是成功人生的“三部曲”，即：修養完美的道德品行，建立偉大的功勳業績，確立獨到的論說言辭。說白了，就是做人、做事、做學問。

立德——誠信做人

古往今來，人以品為重，官以德立身。人常說：“以德服人”。現代，人更講究寬厚誠實，仁義慈祥，言行舉止穩重大方有涵養，做人有道德修養。

立德做人是立功、立言的前提和基礎，明代學者高攀龍曰：“吾立於天地間，隻思量做好人，乃第一要義。”

曹先生1954年入校後，因為是調幹生，隨即擔任了一些領導工作。在當時叫“雙肩挑”。‘雙肩挑’政治輔導員製度創立於1953年，由蔣南翔提出，通過選拔政治過硬、業務優秀的高年級學生擔任輔導員，實現思想政治工作與專業學習的雙重任務。該製度最初為應對學生規模擴大導致政工幹部短缺問題，要求輔導員每周工作24小時並延長學習年限，形成‘半脫產’工作模式 。1954年到1958年，政治局勢不穩定，特別是反右運動，是對人格的極大考驗。不管你是左還是右，都無一幸免。曹先擢先生曾和嚴家炎、謝冕、唐沅四位先生被劃成了“現行反革命小集團”。“文革”十年，曹先生受了不少苦，除受批判、進“學習班”外，其他一般人受的罪他都受過。但是，曹先生堅守人生的底線，盡力保護別人。

據曹先生的同學李行健先生回憶：1954年秋，我和先擢同在北大中文係一個年級學習，後來分語言專業和文學專業，我到語言專業同他在一個小班，共20人。各班成立黨支部時，先擢任支部書記。當時我隻是一個團員，一門心思學專業，不大過問政治，在一些人眼中算後進分子。

先擢是調幹生，比我們成熟。他作風樸實，處事低調，沒有教訓人的習氣，所以同大家關係很和諧，同學有什麽事也願同他談。1957年“反右”時，班裏有兩位同學被劃成了“右派”。這兩位雖成了“右派”，但他們至死（已先後去世）都認為先擢是好人，他們相信先擢不會整他們，而是在那種大氣候下無法保護他們。那時我也因一句話被人用大字報揭發出來，進行批判。多虧先擢的智慧處理，才使我免吃苦頭。

曹先生對被劃為右派的同學極為同情和關心，文革以後，曹先生馬上站出來為他們說話，並第一時間向他們道歉。

作為曹先生60餘年的同事，北京大學中文係郭錫良教授與曹先生相知甚深。他認為曹先生很好地延續了北大古代漢語教學的傳統，這種傳統直到今天在全國的古漢語教學工作中也是獨具一格的。他強調曹先生為人正直公正，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都不搞極“左”，主張講話、提意見要有分寸，其修養令人崇敬。

北京大學中文係孫玉文教授，親切地憶及曹先生對自己做學問的引導與啟發，先生談話時的冷峻幽默，對王力等先生的深摯感情，組織漢語詞典編寫和修訂工作的掌故，擔任北大中文係黨總支書記時對學生的愛護等等，令他於細節中見真情，於幽默中獲教益，先生的愛國之心溢於言表，讓人如沐春風，又深受教育。

著名學者王寧先生寫到：

時隔30年，曹先生已經故去，我的處境也已經有了些變化，然而人生百難，冷暖自知，人們往往不會記住應酬場合裏的幾聲誇讚，卻會永生感念困境中的關照和微弱時的幫扶。也許正是許多類似的事情鏈接起來，讓我從內心感到了先擢老師的善良、公允、仁厚。這些別人看起來不經意的小事，不但別人會認為微不足道，恐怕連曹先生自己也未必記得。我常常想：惡念總是刻意的酷想，而善意卻隻是仁人的習慣，他們自己是不覺得也不會記得的。但這些事發生在我人生抉擇的路口，在我舉步維艱自信不足的情景下，卻深深印在我的心裏。

立功，就是嚴謹做事。立功要做到三個方麵：

一：立功要先立誌，立誌要做策馬奮蹄的先行者，不做得過且過的苦行僧。

二：立功需要本領，本領要靠學習得來的。

三：立功而不居功，立功就是奉獻，不是索取。

編寫辭典是千秋之功，其中的艱辛是不言而喻的。在特殊的年代，還要擔風險。王寧先生回憶到：編寫《通用規範漢字表》研製前前後後12年，在教育部、語信語用司的直接領導下，多少人為之出力，我們做的那一部分都是學術技術工作，不過是協調一點就走一步，在這些問題上，曹先擢老師在很多問題的決定上，都是我們的主心骨。直到他生病在家休息，我還是習慣了遇到大難小坎兒，會去聽聽他的意見。這些年關於漢字規範，左的左，右的右，任何討論永遠無法說到一塊兒，曹先生卻一直在講規律，講字理，也講國家需要、社會實情。他做過語言文字工作，但不左；他信服《說文》，懂得字裏乾坤，但不右；他編過不少字典，但不鑽在材料堆兒裏；他熟悉文字改革，但沒有教條主義。和他一起工作，我有的是一種由信任產生的安全感。

有一次，一位快90歲的老者找上門去向曹先生討教《左傳》中的一個問題，分手時老先生高興地說，我就知道，這個問題隻有找你才能放心。

這種放心和安全的感覺，這種主心骨的擔當，就是一種敢於承擔責任的表現，是一種無私的奉獻。

據李行健先生回憶：

1970年周總理親自抓《新華字典》的修訂，以解群眾學習的迫切需要。國務院科教組要北大中文係派人主持。學校慎重研究後，派先擢去完成這項任務，加上科學院和工軍宣隊派來的人共50多位，由先擢負責抓業務，因他是科班出身。當時的形勢，他屬“臭老九”中的人，自然隻能任副組長。先擢給我說當時決定以1965年版《新華字典》為底本，進行小的修訂。但當時大家提出近兩千處修改意見，主要是在例句上，如“利人利己”，必須改為“專門利人，毫不利己”。周總理看了這樣的意見說“神經過敏！”

後來大概修改了60多處。1971年出版後受到群眾歡迎。但不久開展的大批判中，又狠批1971年版的《新華字典》，首當其衝的自然是業務負責人曹先擢了。火力很猛，上綱上線很高。當時的口號是要把無產階級專政落實到每個字、每條詞上。據說有人認為“刑場”應注釋兩個義項：①鎮壓反革命的場所；②革命烈士就義的地方。先擢兩次給我動情地說過，當時幸虧修訂字典領導小組組長韓作黎同誌解圍，主動承擔了全部責任。韓作黎說凡是改動的他都看過（實際他並未全看過），凡是沒有改動的他都是同意的。“文化大革命”中見到的大都是諉過於人、攬功於己，很難有攬過於己的人和事，所以先擢給我兩次說到這件事，使他受到莫大的感動和教育。這也使我對韓作黎同誌肅然起敬，產生了希望有機會拜訪他的強烈願望。

我想曹先生在當時麵對的壓力也是很大的。雖然有韓作黎給擋了過去，但是曹先生沒有動搖，而是更堅定地進行著他的辭書事業。

新世紀初，《現代漢語規範詞典》問世不久即遭到一些人有失公正的批評。在一次座談會上，曹先生發言說：“我不說瞎話，不說假話。對《現代漢語規範詞典》評價的話，不能光聽我們的，要讓實踐來發言，群眾說它好的，我們說不好恐怕不行，群眾說這個有問題的，我們硬說沒問題也不行。這個問題我們要達觀一點，站得高一點，就不難解決了，不是爭個你長我短的問題。”針對我國辭書事業發展的形勢和辭書編纂出版的新局麵，曹先生在肯定《現代漢語詞典》等的價值和學術地位的同時，特別指出“時代在前進，語言在發展，總得編新的詞典反映這種變化；還有一個具體情況是，國家語委等部門先後發布多種語言文字方麵的標準，也有一些廢止的標準，這需要通過一部詞典把這些標準的內容反映出來，便利人們掌握和運用”。規範詞典的編寫“得到呂叔湘先生的支持，得到國家語委的支持……這是‘與時俱進’精神具體而生動的體現”。曹先生的評析，很好地闡明了關於編纂出版《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現實意義，回答了那些不實的批評，同時也是對詞典編寫組幾十名參與人員多年艱辛付出的充分肯定。

立言就是傳承文明。

立言就是言得其要，理足可傳，指創立的思想、學說或學術文章具有真理性和傳世價值。曹先生一生鑽研文字，自己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研究那一個個小小的方塊字上，也就是“說文解字”上。先生在北大講《說文解字》，還先後出版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解說古代文字和文化的書，比如《字裏乾坤》、《漢字形義分析字典》和《漢字源流精解字典》等。從以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先生在治學上精益求精的精神。

在編纂《現代漢語規範詞典》時，曹先生負責詞典注音和釋義的把關工作，為規範詞典出版做出了很大貢獻。除注音是他的專長外，在釋義方麵他也解決了不少疑難問題。如“打”字，原釋義很龐雜，曹先生進行了科學的概括，減少義項數，使眉目清楚。又如“床”字，一般詞典對“車床、琴床”以及“苗床、河床、礦床”等釋為像“床”的東西。人們提出疑問，比如“河床、礦床”怎麽同“床”的形狀聯係。他反複分析研究後，認為“床”的本義是起支撐作用的意思，不要用現在用具“床”的形狀去解釋，這樣就把“車床、河床”一類詞的意義說清楚了。所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立了兩個義項：①像床一樣起承托作用的東西，如“車床、琴床”。②起承托作用的地貌或地麵，如“河床、礦床、苗床”。這就是“床”的意義第一次得到較好的解釋，也得到了大家的認同。

再舉一個例子。當時引灤濟津，把灤河的水調到天津去。天津人喝到甜水了，告別了苦水的時代，這個事我也很興奮。馬上想到一個問題：這個灤河的水是怎麽來的？灤河過去就是熱河。熱河呢，後來改做灤河。那麽熱河是不是熱的？曹先生就騎著車子跑到北大地球物理學係。問他們，熱河的水是熱的嗎？他們說哪能是熱的，熱河的河岸有一些泉眼，在冬天不結冰，人家一看這河就是熱的了。灤河的“灤”與暖和的“暖”，一個讀l，一個讀n。這段玉裁、王念孫都說到了。

耳朵的“朵”怎麽分析呢？看《說文》：“樹木垂朵朵也”。樹枝上的花是往下長的。後來武漢大學做了《故訓匯纂》，收了《玉篇》、《廣韻》裏的“朵，木上垂也”。樹木往上長，也是“朵朵也”。朵是什麽意思呢？就是向外擴張的一個形，它是不分方向的，反正它的特點是鼓出來的。浪花是鼓出來的。孫悟空駕的祥雲是鼓出來的。這樣就可以把名詞義、量詞義、動詞義連了起來。草垛的“垛”是同源字，也是鼓出來的。

唐人孔穎達在《春秋左傳正義》中對德、功、言三者分別做了界定：“立德謂創製垂法，博施濟眾”；“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立言謂言得其要，理足可傳”。在後人對“三不朽”的解讀中，“立德”係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業績，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見形諸語言文字，著書立說，傳於後世。胡適曾將“三不朽”稱為“三W主義”。“三W”即指英文“Worth”、“Work”、“Words”，這三個詞的涵義與“立德、立功、立言”相近。

“書比人長壽”是現代著名出版家、編輯家趙家璧的至理名言。曹先擢先生雖然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編寫的那些辭書還在發揮著作用。先生三不朽的精神，將和這些辭書一起，永遠伴隨著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