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外信
性情中人，分享真性情。看似古舊書，說的是千秋話。
前記：遠去的小南兄（3）— 穩健人
在知青當中，小南外貌平庸，相比於不高的身材，頭顯得太大，皮膚又粗糙，不像“文人”而像“粗人”。小南若不開口，看起來老而糙，難以顯出他的“內秀”來。隻要開口，在眾多顏值高的知青中，他就立刻“一枝獨秀”。
與他聊天是一件極其享受的事情，他見識廣，觀念獨到，又能夠容納不同看法，彬彬有禮地講述他的意見，讓人在不知不覺中已經上了他的“賊船”。
後來他在當地農場教中小學，77年開放高考後，他的學生中，有好幾位上了重點院校，他自己則因為是超齡考生，隻被紅河州的師範院校錄取。
畢業後他輾轉回北京，娶了一位山東老家的女人，他妻子不和我們這些老友交往。小南從不諱言他“懼內”。大約十年前我在北京一個醫院做一個小手術，醫院離他家很近，他和幾位同學來醫院見我，本來約好一起吃午飯。突然他妻子打來電話，說做好了午飯，他二話不說，立刻扔下朋友、打道回府。
他在北京一所大學教數學、統計學。據說他常被邀請外出授課，收入頗豐，花錢很省。他的錢財由夫人掌控，就像他當年在火車上告訴我的“我家的傳統是男人掙錢，女人管錢”。
告別蠻荒（下）：不再回頭
我和小南在昆明他表弟家住了一天，第二天從從昆明上了去河口的小火車。
自私的軍人
在小火車上，又遇到一件令我生氣的事情。小火車本來就很擠，好多人沒有座位。我和小南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座位，兩個人輪流坐。
可是旁邊的座位上，有位軍人帶著新婚妻子，竟然讓她妻子躺下，他在對麵又占了一個座位。有人剛在椅子邊上蹭坐，就被他大罵。百姓都怕軍人，被罵的人，趕緊站起來。於是他的胖媳婦可以繼續呼呼大睡。
我一時間火氣上湧，斥責那軍人：“好多老百姓都站著，你倒好意思讓你老婆躺下。要是讓她躺下，你自己在邊上站著涼快去，別再占一個座位”。那位軍人竟然破口大罵，說坐哪裏是他的自由，而且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身旁的老人硬給擠出座位，摔在地上。沒過一會兒，這夫妻二人就鼾聲大作睡死過去。那麽多婦女孩子和老人卻都站著，他們卻睡得心安理得。更可氣的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麽買了許多雙鞋，堆滿了行李架，還占了座位。
天氣很熱，車窗大開。他們酣睡不醒。我幾次跟小南說“趁現在他們睡覺，我把這些鞋盒子從窗口扔出去，不讓他再白占地方”。小南幾次勸阻，後來大概看我總想伺機而動，怕我真會一衝動，做出什麽“得罪”軍人的事，說：“別理他們了，我給妳講我在監獄裏的故事”。
鐵窗與“淒涼”
坐監獄是人生的汙點，一般不會主動告訴別人，別人也不敢問，他卻主動提出，我當然很想聽了。
小南說他在文革初期，在十六、七歲的時候坐過監獄。原因是他和一群中學生反對當時的左派掌權者，公然去“衝擊”公安部，這在當年是非常重大的事件，這些人都被江青和中央文革嚴懲，抓了關進監獄。他講了很多監獄的事，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我那時候每天都盯著窗口，最羨慕的是蒼蠅，可以自由地飛進飛出。坐了監獄之後，把其它事都看得淡了，覺得能自由地活著真好。”我感動得稀裏嘩啦的，忘記了要扔鞋的事。
隨著火車一路南下，很多人下車，城鎮漸漸稀疏，我也可以側躺下休息。小火車的兩人座其實很短，但是我非常瘦，蜷縮在椅子上一點不難受。身上被風吹得有些冷，就把一條洗臉毛巾蓋在身上擋風。小南堅持“君子之風”，絕不橫躺下去。我躺了一陣，也有些不好意思，就坐了起來。窗外是荒野丘陵，車窗外偶然閃過一些小土堆，像是墳墓。
他念了兩句蘇軾悼念亡妻的詞“千裏孤墳，無處話淒涼”。
又點了一根煙，說：“我剛才看著你，突然體會到什麽叫做淒涼”。在鄉下混日子，我一直以“潑婦”自居，絕沒想到會有人用“淒涼”來形容我，而且我還沒死呢。
恐懼與軟弱
我給幺嫂子和老王寫過信，我先去他們在大山上的龍堡農場；然後老王送我回連隊。火車要進入農場地界的時候，我突然心虛害怕，不知自己會受什麽懲罰。
想起1970年初，我探親超假三個星期，回來被停發工資、飯票，關到開荒的野山上，白天開荒，晚上點著煤油燈做檢查、接受批判。在昏暗的油燈下，我天天晚上站在眾人麵前做檢查，接受批判，黑暗中很多人發出汙言穢語，感覺群魔亂舞，精神幾乎崩潰。直到有複員軍人替我說話，說他們的批判變得很下流。
在開荒山地，男女住在同一間臨時的茅草棚內，婦女住在上麵，每天爬梯子上去睡。雖然躺下時，底下看不見上麵。可是天天晚上都聽見下麵的男人說猥褻的話。有一次有個男人想爬上來，被我一腳踢翻了梯子摔了下去。我們故意大聲放話說，枕邊就有割膠刀，誰耍流氓就放誰的血……。文革讓我學會：不管處境多慘，或者抗爭或者無語，都絕不流淚。因為女孩子的眼淚，往往不能帶來施暴者的同情，隻能更激發他們的“獸性”。我們那個年代的女子不太溫柔，大概就是來自這種粗暴生活的磨礪。
當年有其他同學為伴，還有些底氣，這次卻隻有自己。火車駛過我的連隊時，我嚇得拚命往後縮，怕有人透過車窗看見我。
小南安慰說“你要實在害怕就先去我們隊那邊吧。”我想：回來就是要麵對這些，關鍵時刻如果退縮，怎麽能辦成轉插手續？怕歸怕，卻是躲不過的。
還好，傍晚到了南溪車站，看見老王孤單單地在站台上接我，心有點落在實處，就趕快下車了。老王拿著我的行李，我們擺渡過了南溪河。往龍堡農場去的拖拉機上午就走了，我們隻能自己爬山，開始還有一位苗族歌手與我們同行，帶著一把蘆笙，後來嫌我走得太慢，他像猴子一樣靈敏，幾下子就把我們遠遠拋下。
天黑了，山更黑，路好像沒有頭，周圍隻聽見蟲子的叫聲，偶爾有夜鳥的夢囈；時光停滯，似乎無始無終。
不知道走了多久，終於看見燈光，到了幺嫂和老王的家。那麽晚了還有上海知青來看我，但他們都說一口雲南話。
我在老王和幺嫂家住了幾天，我帶的一條火腿，很快被吃的隻剩骨頭了。幺嫂說她家的廚房來去自由，誰有東西可以送來，誰需要都可以拿走，或者當場吃掉。上海知青長期不知肉味，當然不會放過這條“火腿”的。
事成與不舍
怕歸怕，卻總要麵對現實的。老王送我回十一營，說他認識朱大炮營長，會替我說幾句好話。我不知道他和營長說了什麽，隻是當他要離開的時候，我感覺比離開北京時更恐懼，更無助。
老王見我可憐巴巴的樣子，說“算了，還是跟我回山上吧，我們養妳。”我給自己打氣說：必須要闖一闖，不能前功盡棄。
當我在房屋轉角處，驀然與大炮營長麵對麵的時候，我嚇得腿軟、幾乎發抖。還好他一臉皺紋地掛著笑說“知錯能改就是好同誌”。接下來的三個月，我瘦得隻剩下三十幾公斤，睡在竹床上，後背的皮都磨破了。再後來，就如同我在“大炮營長(下)”所寫的，轉插調動辦成了，這中間老王和幺嫂也疏通、出力不少。
我再次上龍堡山，在老王和幺嫂家住了幾天。離開他們時本可以坐拖拉機到南溪車站。可是下山後，看見南溪河正在發大水，黃水倒灌。原來路上的一片窪地，已成一片汪洋。我當然不能走回頭路，就卷起褲腿，硬著頭皮遊向對岸。水中漩渦很多，衣褲都束手束腳。水性好的重慶知青，頭頂著我的行李，踩著水在兩旁保護，怕我被激流衝入黃浪滔滔的南溪河。
到對岸之後，我鑽入草叢換衣服，隔水與老王招手道別。身上淌水、眼中淌淚，心痛而不舍。
我能離開，除了“天時（中央政策）地利（北京調查組來到）”。更重要的是“人和”：靠那些愛護、幫助我的人，包括火爆脾氣的“大炮營長”！
別了，河口！
我坐小火車到了河口，再到檳榔寨一營，那裏是小南和小學同學的連隊。
當年的大學招生也正好塵埃落定。他們連隊的一位知青（後來是我的先生），被“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的招生老師看中錄取，成了“工農兵學員”。
大家聚集為給我們送行，買了許多白酒（包穀酒），印象裏好像還殺了一條狗。我當時酒量還行（四兩60度酒的量），但是不喜歡多喝。每次有人離開，都是有人歡喜有人愁。大家心情複雜，很多人喝醉，有人開始喋喋不休、有人胡說八道，還有人吐得一塌糊塗。
有一位男生躺在泥地裏，連吐帶哭，有人勸他說：“都吐成什麽樣了，別喝了”。他說：“別管我，我又沒浪費糧食，我吐的是血”。
還有一位男生一本正經地和我聊天，告誡我說，明天去郵局轉戶口。我說“轉戶口不是去郵局”，他就和我“較真”，有人說“他醉了”。我不信，他隻是臉色蒼白，說話卻有條有理。等他又去找別人“較真”，我才明白他是真醉了。
還有兩位男生原來是好友，喝酒之後，突然其中一位就指責另外一位“虛偽”；另外一位不善言辭，就喝悶酒，最後都大醉不醒。在人們都放浪形骸時，小南似乎是最冷靜的，也許他已經見怪不怪了。
第二天一大早，天黑沉沉的，連裏派出了馬車，送我們到河口火車站。
別了，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