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理念與功利（上）--傳統理想 雲聊普通篇

這篇文字是幾年前開始動筆的，然後擱下、就忘了。去年一位好友去世（參考《哭著樂 43 純哥們兒--憶佳林》）；今年五月我回北京時，得到他兄妹四人為父母出的一本書/類似自傳（後來才知道他家的三位兄弟都已經去世，隻剩下女兒）。書中的第一篇，就是在文革中他們的父親被關押時寫的“交待材料”，一翻開書，往事栩栩如生……。我知道許多人不看這種“老套”的往事追憶，然而，比起那些為博眼球而充斥網路的“瞎編曆史”，這些真實而鮮活的往事更令我感動。

理想主義的前輩

兩位老人的記憶力驚人，幾乎所有細節，包括日期、地點和人物都被清楚記錄下來（記不清的就直接說記不住了）；其中有他們的個人經曆和許多曆史事件：比如抗戰期間延安對幹部的培訓、新四軍醫生被國民黨關押又被釋放，之後幾十年多次受到審查，被懷疑“叛變”；還記錄了當年林彪帶領第四野戰軍打的多場重大戰役（父親一路在前線參戰）。

書中也說到父母親在夫妻生活方麵的遭遇，比如與前夫的悲歡離合，戰亂中所生的孩子無法隨軍轉戰，被留在老鄉家裏、從此失去下落（尋找43年終無結果）；母親與前夫在戰亂中離散後，新四軍的首長吳法憲一直關心並為二老做媒，促成他們的婚姻（這與官方宣傳的林彪死黨吳法憲判若兩人）。婚後妻子身為醫療人員，留在後方醫院；丈夫跟著野戰軍，從東北一路打到西南，許多戰友犧牲…。夫妻聚少離多，還是有了四名子女。

後來在新中國時期，父親代表中國從蘇軍手中接收大連和旅順港；被周總理任命為空軍采購部負責人，去蘇聯采購飛機，從西方買下現代的三叉戟飛機等。

二老所經曆的苦難和挫折遠遠高過我們這代人，卻始終堅定、樂觀，在文革中的至暗時期，他們也不說謊不諂媚，活出了大寫的“人”字。

今天，理想主義的年代已遠去，“溫故”反倒會讓人“疑新”，對比早期黨人和今日執政者，感覺全不似“同黨”。今日的官們目光淺窄，急功近利“向前/錢看”...;今天的百姓盡管物質生活改善了，腐敗和不平等卻充斥著社會各個角落。讓百姓的過上好日子，確是早期黨人為之奮鬥的目標；不過，難道隻有“腐敗”才能讓百姓豐衣足食？不懂！

當年流血犧牲建國立業的，是一批“理想主義者”；不過他們的接班人，已經把理想變為一個“虛詞”，沒有任何意義。閱讀老前輩的回憶錄和他們的理想，難免會五味雜陳，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傳統與非傳統

兩年多前，我寫下在1970年代中，我與小南同行南下的一段回憶（參考《哭著樂 31 告別蠻荒：有夢出行—紀念小南兄》），提到他的父親是“傳統的共產黨人”。此前還寫過張老師/張誌新的家族（參考《哭著樂39 張老師和姐姐》）提到張誌新的先生曾真自稱，他們都是 “傳統的共產黨人”。在我的父輩中，既有共產黨人、也有國民黨人和知識分子，他們也都自認為是“傳統的XX黨人”。

傳統的定義：那麽，什麽是“傳統的”共產黨人呢？他們和“現代的”共產黨人有什麽區別呢？如果隻看理論，好似沒什麽區別，他們信仰的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都聲稱要為全體人民謀幸福。

但是很顯然，今天的共產黨已不同於百八十年前的黨。拋去黨員個人素質的差別，就整個黨的群體意識而言：傳統的共產黨人對財富的態度是冷淡甚至輕蔑的，今天的共產黨人對財富則是熱烈甚至癡迷的。

傳統的共產主義者，很多都出自富裕家庭、卻“視金錢如糞土”，他們同情窮人、背叛家庭，為信仰放棄一切；他們並沒有見過“共產社會”，卻為了這個“平等富裕”的理想社會奮鬥一生。 他們的傳統是“視金錢為糞土”，而今天的黨人卻要從“糞土中挖金錢”；這種現代特色，顯然與“傳統共產黨人”的理念相距甚遠。

品德與個性：數千年來在人類社會中，人和人之間不斷地為財富和權力爭鬥，也形成了階級，大多數人都站在本階級的立場維護自身利益；而傳統共產黨人，卻從更高的角度俯瞰人類社群，並認定“為富不仁”是極可恥的；早期那些出自富裕家族的共產黨人，主動放棄自己父輩掙下的財產，一生為貧困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們是一群人格高貴、品德純淨的理想主義者，一心一意地為對立階級的權益、為底層大眾的幸福而獻身。

身為基督徒，我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的視野受生命所限，是短淺的，看不到事物的全景和將來的後果；但是那些願意為理想、為他人的幸福而戰而犧牲的共產黨人，是值得後人尊崇的。無論勝負或對錯，他們都是在曆史黑暗天幕上劃過的閃亮星辰。

國際化麵對高牆：最早受共產主義啟蒙的人，以受過良好教育的知識分子為主體；早期的共產黨人也是國際化的（當時有共產國際）；從歐洲到蘇聯、到亞洲到中國、到南美洲，都有共產主義者的群體。不過歐洲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並沒有成大氣候，他們的理念大部分都停留在口頭或者文字上。

歐洲一千多年的基督教傳統，奠定了深厚的信仰基礎；雖然共產黨人有心想“解放”底層群眾，窮苦百姓卻寧可信耶穌、以教會為個人生命的歸屬地，並不信任和跟從這些高談闊論的“解放者”。

歐洲共產黨對農村群體基本沒有影響力，在城市又麵對教會長年建立起的基督教社群，因此難以煽動起底層的群體暴力、進一步奪取政權。法國大革命是個特例，開始得轟轟烈烈，結果卻很混亂；巴黎公社也是非常短命一場抗爭。

中國農民的暴力革命：中國的共產運動沒有撞上基督教的高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而非城市貧民或者工人，曆代皇帝中就有農民起義的統領。

中國是個農業社會，廣大落後的農村得不到任何現代社會的信息。那些願意去農村“傳揚革命”的人，給農民灌輸的信息，就是鄉村單一的信息源；龐大的農民群體文化低、信息閉塞、不懂理論而重實際利益，也缺乏基督教信仰給個人的支撐力；加上中國上層社會對底層的長期暴力統治，往往讓民不聊生，那些為活命而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不需要複雜的主義和綱領，基本手段更是簡單的“以暴抗暴”。

Mao委員在他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外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這段關於中國革命的表白，再清楚不過了。

共產黨與國民黨

其實，中國早期（上世紀初）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人， 在政治觀點上是很接近的，都反對剝削、同情窮人，都反對軍閥列強，也都發動基層民眾造反。很多共產黨員同時也是國民黨員。

在最初反清反帝的中國精英群體中，充滿了一些年輕氣盛，痛恨社會不平等的年輕人。他們出身富足家庭，有超越平民百姓的文化知識和國際視野，也有很高的道德標準和使命感，憑著一腔熱血的正義感，背叛家庭參加了革命。他們的動機單純，看不慣“貧富不均”，同情窮苦民眾，想建立平等的社會。隻是，這些年輕氣盛而頭腦簡單的人，對社會缺乏深刻的洞察力，對底層社會尤其缺乏了解。由於革命的“小眾群體”脫離了群眾，就難成氣候，革命屢次失敗。

就如同Mao所言，孫中山的革命四十年沒有成功；而Mao隻靠著去農村和底層，發動窮人造反暴動，就構築起堅實的群眾基礎，以群眾武裝對抗當局武裝；Mao在宣傳方麵，並不說高深的道理，隻說兩方麵：現實層麵的社會不公平讓底層民眾難以生存，理想層麵的一旦革命成功、底層人就可上位過上好日子。這種宣傳更像曆代農民起義的路數，隻是用“共產主義”鍍了一層金，沒有那麽老土和老調重彈。

在缺乏基督教傳統的亂世中國，民眾本來似一盤散沙，用簡單的宣傳才更容易聚沙成塔，讓那些失去盼望的底層群體，或因“無望的現狀”而造反，或因“盼望的明天”而破釜沉舟。把大多數的底層百姓聚集起來，給出一個簡單的奮鬥目標，總會有水到渠成的一天。

可歎近百年前的國民黨，走了一條不同的路，放棄了一開始所依靠的廣大底層民眾；後來與富人和軍事豪強結盟，雖然當時手中有政權和財富，卻漸漸失去了基本群眾，最後失去了江山。

不過，曆史還在繼續，成敗尚難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