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童年（二）：王府到王墓

從我記事直到十一、二歲，大部分童年記憶都很美好。那時的老師和家長都受過“民國教育”，文化修養和道德觀念相對傳統；整個社會也算平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溫和正常；雖然已有新舊時代交錯的混搭色彩，卻還不似文革那樣冷酷血腥。隻是，六十多年過去，我的童年記憶難免有些碎片化。

東城舊事

北京曾是皇城，豪宅官府密布；現如今不但“王謝堂前燕”早就飛走，連“尋常百姓家”也多數搬遷離開了。上次說的王府幼兒園，和王府的命運一樣，早已泯滅在暴增的胡同人口和加建的小平房中。

我家所在的鐵獅子胡同/張自忠路3號， 保存尚好，是因為裏麵的兩個大機關沒人敢去動土，不然也早已麵目全非了。

我五歲之前，父母在鐵獅子胡同執政府的大院裏上班，我家住在馬路東麵、在東四十條路北的一座院落裏。那個院落很大，至少有三到四進，有好幾個月洞門，後來也被拆得七零八落了。

八十年代初，看了一部電影《城南舊事》，是根據台灣作家林海音的小說改編的，講的是北京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往事。到我小時候，中國已經改朝換代，移風易俗，但是老房子都還在，街景也還基本保持著老樣子。

當年的東四十條是條普通胡同，如今卻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地價比林海音所住的南城要貴得多。

東四十條

“東四十條”的意思，不是指東麵的“第四十條”胡同。

東四是地名：東城的“東四”、西城的“西四”，和“東單、西單”一樣，是北京東城和西城兩個重要且對稱的地名。從東四大街往南數的第一條胡同是“東四頭條/一條”，第二條胡同是“東四二條”，依次類推。

而鐵獅子胡同和東四十條，本是同一條路，隻是路段不同。這條路以東四大街為界，在東四大街以東的路段叫東四十條，以西的路段依次叫鐵獅子胡同/張自忠路，寬街、然後叫地安門大街、之後是平安大街。

遠眺西山近看駱駝：記得我小時候，每天下午五點，就站在十條的街邊往西眺望，等著父母親下班，看他們在夕陽中走回家。在他們的身影出現之前，我們就看遠處山的影子，大點兒的孩子告訴我，那是“西山”，是很遠的敵方。

至於近處的街景，因街上的人不多，引起我注意力的是馬路對麵的幾匹駱駝；它們被栓在電線杆上，有時站著，有時臥著；趕駱駝的人穿著髒黑的羊皮襖。大人/保姆說，他們是從口外來的，不許我們過街去看駱駝，說會沾上駱駝身上的虱子跳蚤。

私人小店：十條附近的小胡同裏麵，有私人開的小店，我記得可以在小店買到石板、石筆和瓜糖，有時也有蠟筆和剪紙賣。小店的店麵很小，後麵就是住家，店主就像鄰舍大叔大媽，很和氣；賣的是家常小商品，價錢很便宜；並不像今天鑼鼓巷的小店那樣漫天要價。

雪花和鮮花：那時北京冬天的雪好大，真的像鵝毛一樣飄下來。早起，我一睜眼就看見外麵白茫茫的，窗戶上有一層薄薄的水汽。我站在椅子上，用手指在窗上畫畫，可惜過了一會兒，汽就化作水流下來，自己的作品也“流失”了。

我們住的大院子裏種了好些樹和花兒，樹多是槐樹和榆樹。夏天，槐樹上長一種叫“吊死鬼”的肉蟲子，會吐絲把自己吊下來；還有一種蟲子北京人叫它“洋拉子”，被它蟄了之後又癢又疼。也有可愛的甲殼蟲“天牛/水牛”，背上有一對能飛的甲翅；頭上長了兩條長須子/觸角，大一點的孩子教我唱“水牛水牛，先出犄角後出頭”。有時候也唱另外一首兒歌“小老鼠，上燈台，偷油吃，下不來，哎喲哎呦叫奶奶”。夏天院子裏最常見的花兒是美人蕉、繡球花和鳳仙/指甲花；

到了下雨天，雨如果不大，人們出門時就戴上草帽。我不喜歡戴草帽，隻喜歡小雨傘；因為孩子們都會唱“下雨了，冒泡了，王八帶草帽了”。

羅奶奶和李阿姨：小時候我的保姆叫羅玉珍，我叫她“羅奶奶”，她頭上挽著一個籫兒，有一雙被裹的小腳，走路用腳跟。她兒子不爭氣，常揮霍老媽辛苦掙的錢，然後到我家來向我父母借錢（從來也不還）。我三歲之後，羅奶奶離開了我家，介紹她丈夫的親戚（應該是弟媳婦）李阿姨來我家。

羅奶奶離開後依然很疼我，冬天過年時會來看我，給我梳頭，剪很多窗花。三年自然災害時，還叫他兒子帶給我家一些花生、白薯之類的農產品，我父母每年都會給她一些錢讓她過好年。

文革之後的1969年我去了雲南農場，母親寫信告訴我說，羅奶奶聽說就哭了，說“這孩子太可憐，才那麽小就送去那麽遠吃苦”。我打算年底回北京探親時去看望她，可是羅奶奶沒等到我回來，她八月就過世了。

我家後來的保姆李阿姨，說話粗喉大嗓，脾氣像男人。她喜歡用煮過麵條的麵湯給我們洗頭，說比肥皂幹淨還養頭發（那時候還沒有洗發精）。後來我長大了一點，一提起用麵湯洗頭的好處，就遭人嘲笑。

此外，我還一直記得家裏有隻小貓，和我一起在大白搪瓷盆裏洗澡；不過，媽媽說不記得有這回事。

鴿子與指甲草：上次說過，50年代的北京，天上常常飛著鴿子，響著鴿哨； 樹上落著花喜鵲，也有老鴰/烏鴉、麻雀。院子裏種的“指甲花/鳳仙花”是女孩子們的最愛。比我稍大些的女孩子，常常摘下指甲花的紅色花瓣，用小碗輕輕搗出紅色的花汁，給我塗在指甲上，有時候還在額頭點一個紅點。

從東城到西郊

1958年，西郊本校的職工宿舍樓蓋好了，是按照蘇聯標準建設的四層樓房，每戶都有廁所和上下水。我們從東四十條搬到了本校的林園四樓。

蒿子杆兒林：雖然蓋好了宿舍樓，但是樓前的土地還沒有平整和打理。兩座樓房之間長著密密麻麻的蒿子杆兒，大概和成年人的身高差不多。我們鑽進去就可以玩“官兵捉賊”或者“蘆葦蕩打遊擊”。住在在城裏時，從來沒機會玩得這麽野、這麽痛快。

那時的土地實在太肥沃，黑土層又厚又潮濕，我們在蒿子杆兒裏麵亂鑽，有時半條腿都陷進黑泥中；好不容易才拔出腿和盛滿黑泥的鞋子，回家時保姆不許我進門，並且大罵“野孩子”，端出一盆水來，讓我自己在外麵刷鞋、洗褲腿。

崗樓碉堡：那時候學校還在持續上基建、蓋房子。我們樓前的空地上，堆碼著整整齊齊的紅磚，足有一人多高。

於是我們在磚堆上搭起台階，最上麵修飾成崗樓、碉堡狀，在上麵瞭望放哨打日本鬼子。玩的太興奮太逼真了，就會發生悲劇。隻有六、七歲的我，把那些磚碼的碉堡真當成堅固的炮樓，有一次剛爬到上麵，突然“炮樓”坍塌了，我從磚堆上麵摔了下來，當場摔暈過去。後來的事我完全記不得了，能接得上的記憶就是吃飯，看來玩的太猛也太餓了。

幼兒園與貴胄墓

西郊的幼兒園，地點偏遠，在五處的西北邊界，有一道鐵絲網與校外隔開。

對比與傷害：幼兒園離家屬樓很遠，也沒有兒童車接送，我們每天步行往返。隔著鐵絲網可看見街對麵的外交部/外貿部幼兒園，這些孩子是全托，父母在城裏上班。每到周六下午，有外交部的大客車來接這些孩子回城裏的家。我們隔著鐵絲網看見他們上了“豪華大車”，自己卻要步行二十分鍾回家，覺得很不公平。

每天往返幼兒園，不但路遠，還要路過一個鬆林子墳地（後來才知道，我們大學校園在清朝是八旗貴胄家族的墓地，聽說清代貴族、大詞人納蘭性德的家人曾經埋在這裏）。鬆林子裏有一些石人、石馬、石羊等，我們爬上石馬，假想自己騎上了戰馬。

我上小學之後，離家較近；不再往西走那條路。而家在四、五處和灰樓的孩子，冬天早上天不亮就要步行上學，每天路過那個鬆林，他們說會看見鬼火。

當時正有一所“現代幼兒園”在建設中，位置就在家屬樓和小學、附中的附近。我們這處荒僻的幼兒園，隻是一個臨時地點。可惜我第二年就上了小學，沒享受到“現代的幼兒園”的好處。

夥食與口味：我在幼兒園最喜歡吃的，是饅頭抹芝麻醬。把饅頭從中間切開，抹上厚厚的芝麻醬，再撒上一層白糖…活到了七十歲，仍然覺得那是人間美味。今天的芝麻醬似乎沒有了當年的濃厚醇香。

我小時候不吃肉，聞見肉就惡心要吐。所以家裏包餃子時，我就吃雞蛋餡兒。上了幼兒園就麻煩了，我不敢說自己不吃肉，幼兒園雖然吃肉的機會不多，對我還是很有壓力。每逢有肉菜，我就偷偷把肉挑出來墊到碗下麵壓著。吃完飯我們應該自己動手把碗扔到一個大盆裏，之後由炊事員清洗。我就把空碗和碗底的肉一起扔進水盆裏。

危險與搶救：幼兒園的周圍很空曠，是一片菜地，附近有一口又深又大的水井（直徑大概有三、四米），還有一個大糞坑。

夏天時，大糞坑大概因為日曬的關係，表麵板結了厚厚一層，和土地的顏色差不多。有一天突然聽見外麵有人呼叫“X鵬掉到糞坑裏了！”原來，他把糞坑當作一片沒種菜的地，一踩上去就跌下糞坑。還好，附近有大學生正在菜地幹活，跳下糞坑（有成年人胸口那麽深），把X鵬抱出來，用涼水管子一通衝。好長一段時間，大家都嘲笑他跌進了糞坑（那時的孩子們缺乏同情心和同理心）。

後來我在山西三線工廠時，家屬宿舍旁邊也有一口極大的糞井，平常有井蓋，有一天不知道為什麽井蓋沒有蓋好，有一個孩子掉下去淹死了。

說錯詞吞錯牙

演出說錯詞：托兒所既然已經搬到主校區，大學有文藝演出時，幼兒園也要出節目。那一年我們出台表演的是詩朗誦與合唱，我是領頌。詩中有一句“台灣是中國的寶貴領土”，我因為不懂“寶貴領土”的意思，常常說錯詞；記得上台前老師千叮嚀萬囑咐。可當我走到台前，看見台下黑壓壓的人頭和無數反光的眼鏡，立刻忘記了老師的囑咐，念成“台灣是中國的寶貝彭浦（孩子的名字）”。引得台下一片大笑。還好，下台後沒有受到老師的責備，大概那個口誤還成了亮點。

大食堂吃飯：上小學之前那年的暑假，正是大躍進的高潮時期，我跟著父母吃大食堂。大食堂都吃些什麽，我也記不住了，隻記得每天都喝米湯。食堂大鍋飯第一遍是用涼水煮米，煮到半熟時再撈出來放到蒸籠上蒸，這樣米飯不會粘到一起，更容易打飯。而煮米的水就是米湯，米湯很好喝（可能我從小就腸胃弱，喜歡米湯的柔順）。

不過也發生了一點問題，六歲多時我的門牙鬆動，第一次要換牙了，母親說要把乳牙留下做紀念。不過我喝米湯時沒小心，把牙喝下了肚子；我很怕牙會在肚子裏繼續長，過了好長時間才放下心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