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童年（五）：洪水與星辰

…她家五兄妹，如果生活在民國或另一個時空，應該是五顆閃光的星星。…

寫完上篇，突然想起曾與我同班的王小波，這孩子麵色發灰，眉眼不清，坐在靠牆根的座位上，“蔫兒不出溜”；和班上那些精力過剩的搗蛋鬼相比，完全沒有存在感。文革中某日，遠遠看見他變得又高又瘦，甚至有點兒鶴立雞群，依然麵目不清。後來他突然出名，又在四十幾歲突然離世了。

我的小學還真有一些很出色的孩子，可惜受出身所累，在洪水的年代被淹沒。

合唱和舞蹈

其實文革前的小學，政治色彩還不太濃，孩子們之間的友誼也是單純的。

合唱團：我參加了附小的合唱團，後來又被老師推薦去了海澱少年之家合唱團；海澱區是大學聚焦地，有好幾所附小，加上中關村科學院的附屬小學，少年之家的孩子們來自這些小學，素質都很不錯。我從少年之家的合唱團直到到今天，一直在合唱團唱第二聲部。

海澱少年之家的女老師是廣東人，皮膚略黑，長相和聲音都很漂亮，脾氣也非常溫和。我有位嬸嬸是廣東人，是女高音獨唱演員，後來因心髒病終止了音樂生涯、英年早逝。因此我對廣東音樂老師很有好感。

在少年之家排練的歌曲中， 印象比較深的是合唱《花兒朵朵向太陽》，這是兒童電影《花兒朵朵》的主題曲。這首歌有領唱，又分了四個聲部，算是當年比較經典的兒童合唱曲。

舞蹈演出：我小時候不喜歡跳舞，主要是我家保姆有很強的傳統觀念，覺得正經女孩念好書就行了，跳舞顯得不莊重（母親似乎暗中同意這個觀念）。不過學校逢年過節總有文藝活動，不管是春節、六一兒童節或者國慶，都要上台演出，女孩子上台跳舞好像“勢在必然”。即便自己不積極，一旦被老師選中了也不能拒絕。我跳過的大部分舞蹈都記不得了，隻記得有個西藏舞“獻哈達”，寬大的袖子是用彩旗縫製的（其實藏裝的袖子很窄）；還有一個好像叫“紡織姑娘”；我最喜歡的舞蹈是俄羅斯“圓圈舞/我起的名字”。

彩妝禁忌：每次上台都要塗上胭脂口紅，穿得花花綠綠。每次演出完畢，我都要把臉和嘴唇的彩妝擦掉才敢回家。即便把臉擦得像隻花貓，也好過帶著彩妝回家。若忘記卸妝就徑直回家，老遠就聽見保姆嗬斥，“快把你那臉洗幹淨再進屋，瞧你那嘴，跟喝了死孩子血似的。”

花環、滑冰、抓魚

巧手女孩兒：記憶中，北京的女孩子心靈手巧。比我大一、兩歲的女孩子，會各種技藝，比如畫仕女， 用玻璃絲編織小動物，做繡球和小彩粽子，用鉤針鉤出小桌布和杯子套，用電光紙剪出美麗的花樣，用紅紙剪窗花；她們會自己梳起美麗的發辮，有人還會繡花，做各種精致的手工。雖然我家保姆也教我繡花，鎖花邊等，但我的手工都很普通，沒有亮點。我唯一能獨立完成的就是織毛衣；和這些心靈手巧的女孩兒相比，我又羨慕又自卑。隻有在捉迷藏、跳皮筋和唱歌、背誦詩詞的時候，我才勉強能找回一些自信。

花環與戲裝：好在有一些比我稍大的女孩子，會教我梳小辮，幫我把紅領巾係得很有文藝範；夏天時，帶著我一起采牽牛花和柳枝，編成美麗的花環，給我戴在頭上；還把她們做的剪紙和手工藝品送給我。

那些比我大的女孩子拿我當模特，我也學她們，拿妹妹當模特，照傳統戲劇的樣式給她梳頭，披掛裝扮起來，於是“皆大歡喜”。

冬天溜冰：冬天我很想滑冰，但是正式的冰鞋太貴了。我穿了一雙類似木托加冰刀的鞋，那鞋卻不跟腳，不斷地滑脫。我隻能等有冰鞋的孩子滑累了，臨時借穿一下，滑個十幾分鍾。就這樣還被母親嗬斥“貪玩”，被禁足，……。我的冬天記憶，隻有大冰糖葫蘆和醉棗是甜蜜的，有時滾個雪球搭個雪人也算樂子；打雪仗我常常被灌了一脖子雪，像滑冰時就家門口董爺爺澆的小冰場上打幾個出溜。

夏天摸魚：夏天相對要美好得多，因為有暑假，父母親有時候帶我們去“大河”抓魚。所謂“大河”就是後來的京密引水、今天的南水北調工程。那時候出了大學的西校門沒多遠，就是大片的稻田，穿過稻田，就到了大河。河邊有不少婦女在用棒槌洗衣服，我們則拿著小桶小網抓小魚。

朗誦和記憶

記憶的用途：我小時候記憶力非常好，聽唐詩基本一遍就能背誦； 一場電影看完了，第二天在音樂課上就能完整唱出電影插曲。所以老師很喜歡讓我在音樂課上帶唱，也喜歡讓我朗誦詩歌。

文革中父親被貼了許多大字報，因“黑幫”身份，自己不方便出去看大字報，就派我去看，我出去溜一圈看到有他名字的大字報就看一下，回家就背給他聽。

年紀較大之後，我發現自己仍然有記憶曲譜的能力，卻記不住歌詞，更記不住音樂/歌曲的名字。現在記憶更差，腦子裏麵雖然有清晰畫麵，包括地貌和人的相貌，卻說不出地名和人名來。大概因我邏輯記憶較弱，形象記憶力較強，而先生則完全用邏輯思維，我們對同一件事的記憶，常常側重點完全不同。

自我認知與年齡

不受優待：1950-60年代出生的孩子，很少有“獨生子女“，也沒被嬌生慣養過。我們從來不知道小孩應該受到更多優待。剛從幼兒園上小學，大人就說“都是學生了，應該懂事了，別再當自己是小孩子。”上到二年級，就是一年級孩子的姐姐；上到四年級，就要去帶一年級的孩子做功課；到五、六年級更被提醒，以前能讀到“高小”的人，就算小知識分子了。然後上了中學，衣襟上別著校徽，更會在小學生麵前裝出“大人樣兒”，笑他們是“小屁孩”。

愛玩的天性：孩子的天性還是愛玩。我的中學在圓明園，是很好玩的地方。記憶中的童年，既有輕鬆愉快一麵，比如鑽假山洞、到湖邊葦塘和小溪中抓魚、上樹爬山、頭頂荷葉、在湖中劃大鍋，也有比較痛苦的一麵，比如粗鄙的夥食、帶長毛的豬皮肉，很累的長跑、行軍，收稻子，唱革命軍歌…。

在風暴中長大

大革命：然後，在童年的尾聲，那場大革命開始了。大字報、鬥老師、紅色恐怖；成了“黑幫子女”，被抄家、被趕出家門。文革中，已經完全沒有人把我們當孩子，我們成了階級敵人的下一代。

去遠郊勞動：秋天時，第一次下鄉到遠郊密雲去勞動，因交通不便，走了快兩天。那時才十三歲，天擦黑進村時，聽見老鄉們說“看看，除了男勞力，還有這些的女勞力呢”。其實我們除了個子高些，其他啥都不懂，農村的豬、狗和驢都敢欺負我們。在紅色風暴席卷神州時，沒有人在乎你是大人還是小孩，能像牛一樣幹活，就是一個勞動力。

去全國串聯：1966年10月，清華畢業班的叔叔，帶上我去各地串聯。那時坐火車不買票，但是太擁擠了。我好不容易踩上了火車門口的踏板，推不動前麵的人， 大半個身子懸在車外，火車就開動了。一位清華女生已經擠進了車內，看見我還吊在門上，又大力推開人群往外擠，人們罵她說她有病，哪有人會往外擠，她說“有個小孩掛在車門上，會出危險的”。於是大家努力給她讓路。她拉拔出那在危險中的孩子、也就是我，往回擠的時候，人們諷刺地亂叫“這就是妳救的小孩嗎？我比她更像小孩”。

亂世與再教育：然後就在亂世中長大，經曆紅色恐怖、父母被抓住關押，全家流離失所。不斷被革命者呼來喝去、聽各種訓話，為吃飯和生存而奮鬥，然後去邊疆農場和偏遠鄉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我終於離開令人窒息的北京，到了雲南邊境農場。沒想到那裏的落後和愚昧遠遠超出我的想象力，和那裏相比，北京就是天堂了。

那時還覺得十八歲是一個羞恥的界限，仿佛一到十八歲，就失去了天真與懵懂，變得曖昧來；也很容易被人指責“有作風問題”。

被人叫阿姨：在農場，十六歲的懵懂的我，第一次聽見和我年齡相仿孩子叫我“阿姨”，我也習慣性地叫他們的母親“阿姨”。此時我還沒有預備好自己，升級輩分變成“阿姨”。

從1966文革到1976“打倒四人幫”，我從少年到了青年，不能上學，在偏遠的鄉下輾轉掙紮；留下許多痛苦的記憶，還是按下不表了吧。

天才的厄運

最後想說，生活在一個動蕩的大時代，比起有些人，我還是幸運的。

大右派父親：我有個兒時好友，非常有藝術天分。可惜她患有先天性心髒病，她父親又是被Mao大人點了名的大右派。在1957年，他父親竟敢公開說“XX黨不好，就應該殺…”。其實她父親的過激言論，除了個性使然，還因為家中的特殊困難狀況。他太太有嚴重的關節炎，大學卻沒有分給他單元樓房，而他家的平房陰冷潮濕，令他太太的心髒病每況愈下；更糟的是，他的五個孩子都在那個潮濕的環境中生下來，都患有先天的風濕性心髒病。

在文革之前，有些領導還是比較“講人性”的，她父親被判刑入獄之後，她母親宣布離婚，學校也給了他們有衛浴的樓房。

撿回一條命：她家五兄妹都超級聰明，在文革之前她哥哥姐姐都考上了非常好的中學。不過一到文革，處境就一落千丈。她去了東北兵團，在酷寒下心髒病發作。她的連隊離有機動車的鄉鎮有八十裏路。好在農場老工人和知青都很仗義，在雪地裏抬著擔架走了一天一夜，把她送上了回北京的火車。她不但因心髒病引起全身水腫，還受到嚴重凍傷。若不是農場工人和知青，在零下三十多度跋涉一天一夜送她上了回北京的火車，她這條命就停止在十七歲了。

她後來分到工藝美術工廠做工藝雕刻，正好發揮其特長；之後與一位中央美院的大學生結婚，婚後去了日本。

失去一條命：她妹妹比我們小兩歲，文革的71屆初中生，因哥哥姐姐都下鄉，她留在了北京。她自學掌握了英文，報考外貿局工作，連續三年成績都是全國第一，卻因為父親是右派不被錄取。

文革後她去日本留學（她父母親當初曾留學日本），因為天資太優秀，早稻田大學不但給她全額獎學金，還保送她去美國繼續深造。

沒想到在赴美之前，她被人謀殺（可能是出於嫉恨），屍體在海灘上被發現。一個華人死在日本，根本沒有引起警視廳重視，更沒有追究破案。當時她父母親還在世，實在難以想象他們煎熬了一輩子，好不容易盼出了頭，又蒙受如此劇痛。

命運的時空：她家五兄妹，如果生活在民國或者另一個時空，應該是五顆閃光的星星。可惜命運弄人，生不逢時，“覆巢之下無完卵”；且“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實在令人唏噓。

像王小波那樣，膚色晦暗、表情尷尬，正是一種先天保護層。 他後來出人意料地變得耀眼，結局卻同樣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