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酒微甘
唯讀書與寫字不可辜負
關於她的一篇非常受歡迎的作品“The Glass Essay”
她說這隻是一次胡鬧 （mess around），她說這是個失敗的作品，說她想做的都沒有做到。
“我把它看作是在一個較高層次上的胡鬧，我想使之更深入合理化。我確實認為我有能力記錄真情實感——構建一個令人信服的生活感覺的表層，包括身體生活和情感生活。但當我寫 The Glass Essay時，我想做的是我稱之為“理解生活到底像什麽”的事情，我認為我沒有做到。
我也不知道那樣做會是什麽樣，但如果你讀弗吉尼亞·伍爾夫或喬治·艾略特的書，你會有一種理解的氛圍——這種氛圍在你的頭腦中，你和故事中的人一起經曆了一些你理解的事情。當我想到我的寫作時，我沒有這種感覺。”
關於詩歌
T·S·艾略特曾說，"詩歌是標點符號"。
雅克·拉桑（Jacques Laçan）說： "我們閱讀詩歌的原因不是為了智慧，而是為了拆解智慧。"
安妮·卡森認同這兩種觀點，覺得很酷。
又，安妮·卡森很欣賞東方（中、日）詩歌，她說：中國和日本的詩歌令人滿足的原因是因為詩人們能夠捕捉到現象級時刻的某種東西，然後讓它散發出比那一時刻更大的意義。她認為這可以說是寫作的最高成就。她在寫作中也試圖描述母親、她的襪子或她的愛情生活，如果她是一個更好的寫作者，她可以把所有這些都拿走，隻描述天氣、雪或光線的那一刻，而這將會是一個更好的藝術作品。
關於寫給她哥哥邁可爾l的那本書
她買來一個筆記本，把公元前一世紀羅馬詩人卡圖盧斯（Catallus）的一首詩《再見與道別》（ave etque vale）的文本打印下來，拆解它，在筆記本的每頁的左邊，放上這首詩的一個拉丁語詞和它的詞匯定義，然後在右邊頁麵上，放上與左邊頁麵有關的她哥哥的生活記憶片段。在詞條不相關的地方，她有所改動。所以也可以說她把東西偷運到了左邊，這有點不夠誠實。但這樣做能使左邊和右邊連成一體，所以整個東西既講述了這首詩的翻譯故事，同時也拆解了她對哥哥生活的記憶。
關於性別，關於男人與女人
安妮·卡森說她從沒有把自己完全定位於女性這個身份上。在她生命的不同時期，她把自己定位於性別譜係的不同位置之上，比如她在三十歲左右時，她覺得自己與女性完全沒有任何聯係，當然，她也不會說自己完全就是個男人，隻有“中性”一詞差可比擬，如果有“浮動性別”就好了，她願意選擇這個位置棲息。
如果把男同當作一種職業的話，安妮·卡森說她做得並不是太成功，她的職業生涯有點曲折。在高中十或十一年級時，她和朋友們對奧斯卡·王爾德產生了一種迷戀。她們模仿奧斯卡·王爾德的穿著，背誦他的警句，午餐時，她們裝成奧斯卡·王爾德和他的朋友們，展開對話。
她已不太記得為什麽會癡迷於奧斯卡·王爾德，但她覺得在這個過程受到了審美教育，還有一種對自己的諷刺，同性戀者為了在社會上生存大概也會形成一種持續的諷刺外殼，她覺得這對她自己在以後的生活中很有用。
她否認自己是女性主義者，當然更非男權主義。
關於繪畫
安妮·卡森喜歡作畫，她說：Drawing is quite, quite naked. Horrifyingly naked. 她說繪畫讓她快樂、誠實、有滿足感。可惜現在出版界對她的文字比對她的繪畫更感興趣。
關於宗教
她覺得自己與上帝並沒有什麽關係。她認為，作為一個人，最好希望與虛無建立聯係，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話，上帝就應該在那裏，可惜上帝並不存在。她說，“If God were knowable, why would we believe in him?” 如果上帝可知的話，我們為什麽要信仰他？隻有當上帝是個“不可知的他者"，它的存在才令人著迷，在某種程度上才具有啟發性，但並不真正可以為人所理解。西蒙·薇依也說過“上帝不存在，所以我相信他。”把自己放在那個虛無之境，如果上帝願意的話，他可以幹預，但正如世界曆史上所展示的那樣，上帝從沒有幹預過，上帝就是虛無。
關於寫作
安妮·卡森說，如果她讀到某位作家的作品，非常喜歡的話，她會說： “哇，寫得真好。我真想那樣寫。” 於是，她會停止讀他的書，因為她不想成為模仿者，不想受她喜歡的作家的影響。這一點真讓我吃驚。我則正好相反，如果讀到自己喜歡的作家，我肯定會想讀完他所有的作品，模仿？學習？那是肯定的，我正好想找好老師呢。安妮·卡森的作法我理解，避免受他人影響，這很好。但是如此一來，所讀的書豈不都是自己不喜歡的？這很沒勁。
當被問及她與艾麗絲·門羅有無共同之處時，她說沒有，她倆完全不同。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共同點的話，那就是有一種共同的態度，即無論生活多麽糟糕，重要的是要從中找出有趣的東西。而這與物質世界有很大關係，與看待事物的眼光有很大關係，雪、光線，你的紗窗門的氣味，以及構成你每時每刻的任何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