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酒微甘
唯讀書與寫字不可辜負
夜裏我橫豎睡不著，拿著《傲慢與偏見》仔細看了半夜，我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金錢”，充斥全書的是無處不在的數字、數字、數字。
班納特先生擁有一個小農場，年收入約兩千鎊；班納特太太嫁給他時嫁妝是四千鎊；班納特家五位小姐每人結婚時隻能從母親方麵得到“年息四厘的一千鎊”存款；班納特先生死後農場連同他的那幢房子將全歸遠房侄子；達西先生年收入一萬英鎊，他妹妹有三萬英鎊的嫁妝；彬格萊先生有十萬英鎊遺產，年收入在四、五千鎊左右；彬格萊小姐有兩萬英鎊的嫁妝。達西的表哥，費茨威廉上校是伯爵的小兒子，沒有繼承權，在家裏日子過得舒服，可是一旦結婚成家，會是個窮光蛋，所以倘若結婚，他要找個“至少得帶給他五萬英鎊嫁妝”的女人。韋翰與麗迪雅私奔後，至少向達西敲詐到一萬英鎊才肯正式娶她。柯林斯牧師很實在地說，他要“製訂什一稅的條例，既要訂得於自己有利，又要不侵犯施主的利益。”
要注意的是，奧斯汀通常把女性的財富說成是一次性的，而男性的財富卻是按年收入計算的。在那個年代，女人的錢，其意義不在於它的收入能養活她，盡管按照4%的年回報率，達西小姐的三萬英鎊，甚至金小姐的一萬英鎊都能讓一個單身女人舒適地生活，而在於，當女人結婚後，她的錢將作為資本傳給丈夫，女人的錢將成為衡量丈夫經濟地位的收入來源之一。錢多的女人自然更受男人歡迎。
要計算簡·奧斯汀小說中提到的那些錢在現今世界值多少錢有點難，但仍有不少好事者做過研究，提供了一些參考。James Heldman 在《達西先生到底多有錢》一文中說，班納特先生兩千英鎊年收入在1988年大約值66,000美元。達西的年收入大約超過33萬美元，彬格萊先生的收入約為16.5萬美元。 另一位評論家Edward Copeland寫了一篇名為《簡·奧斯汀時代的經濟現實》中估算，班納特先生的收入在1989年大約為16.5萬美元，達西的收入為80萬美元。瑪麗·莫格福特認為達西的收入是1810年英國人均收入的300倍，將1989年美國的人均收入乘以這個數字，我們可以得出達西的年收入在1989年超過600萬美元。
這是縱向比較，我們還可以橫向比較一下，看看這些人在當時那個社會裏的經濟狀況。十九世紀初的英國，勞動力廉價、所得稅低，1810年，農業工人的名義年收入為42英鎊，熟練工人為55至90英鎊，文員為178英鎊，牧師為283英鎊，律師為447英鎊。一個大商人，如伊莉莎白的舅舅嘉丁納先生的收入與班納特先生這樣的“小貴族”或假貴族的收入差不多。
再來看看作者奧斯汀家族的收入，無論是早期還是後期，都比商人和班納特先生這樣的農場主（無論多麽短暫多麽小）的收入要少。與其他大多數牧師一樣，簡·奧斯汀的父親的收入來自對教區居民征收的什一稅，以及耕種 教會土地glebe的收入。到他退休時，簡·奧斯汀在她的 中寫道：“我對[他]每年獲得近六百英鎊並不感到絕望。”
然而，當她父親於1805年去世後，什一稅收入、教會土地都沒有了，他的妻子和兩個未婚女兒的年收入僅有200多英鎊。簡·奧斯汀的兄弟們同意將各自補貼一些，讓這筆錢翻倍，也就是母女三人的年收入會有400英鎊左右。在南安普敦生活了三年後，其中一年奧斯汀的個人支出為509英鎊，她們得到了查頓鄉舍的使用權。當她重新開始小說創作，讓伊麗莎白·班納特成為彭伯裏女主人時，簡·奧斯汀在這裏安頓下來，帶著一個女仆、一個男仆、一個年薪略高於8英鎊的廚師和一架花費約30英鎊的新鋼琴，在一個年收入不足500英鎊的家庭中度過餘生。
再來看看簡·奧斯汀的稿費。在她的一生中，奧斯汀從她的小說中獲得的收入不到700英鎊。她以110英鎊的價格直接出售了《傲慢與偏見》的版權，這部被證明是她最受歡迎的小說並沒有給她帶來多少收入。她的另外五部小說都是以傭金（commission）方式出版的，在出版商減去成本和傭金後的餘款才是她的收入，這意味著如果書不暢銷，她要承擔損失，當然也有可能獲得利潤。她的第一部小說《理智與情感》第一版的銷售收入為140英鎊，第二版至少有60英鎊。《曼斯菲爾德莊園》第一版的銷售為她賺取了320英鎊，她猶豫著要不要冒險出版第二版，時說“人們更願意借用和讚美，而不是購買——這一點我並不奇怪。”後來，她同意出版第二版，但在一份關於她作為作者的收入的備忘錄中，她指出，1816年該版在她的出版社賬戶上仍有近200英鎊的損失，這使她當年在《艾瑪》的銷售收入減少到不足40英鎊。奧斯汀去世後《曼斯菲爾德莊園》的第二版才開始盈利。1818年出版的《勸導》和《諾桑覺寺》的銷售額為她的姐姐卡桑德拉帶來了大約500英鎊的收入。1832年，卡桑德拉（她繼承了奧斯汀的版權）和她的一個兄弟以210英鎊的價格出售了所有小說的版權，除了《傲慢與偏見》（因為他們沒有版權）。總而言之，二十年來，簡·奧斯汀的寫作為她和她的家人帶來了不到1500英鎊的收入，這無疑是對兩位主要依靠母親和兄弟撫養的婦女的可支配收入的補充，但比奧斯汀為班納特先生設定的年收入要少得多。
《傲慢與偏見》讀上去全是小姐太太們會客、出遊、舞會、聊天的社交生活，可是這種生活的基礎是金錢，談笑風生的背後是生存競爭，小姐們都想找個理想丈夫，而所謂的“理想”之一少不了要看看這位先生的收入。窮男人娶妻時都指望妻子能有一筆不菲的嫁妝。奧斯汀在小說《諾桑覺寺》中借用人物之口說：“不管那些傳奇故事裏怎麽說，沒有錢這東西是不行的。”
絕不是什麽年入33萬可以打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