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婚戀故事·故事四：“保護天使”

故事四：“保護天使”

 

一、一份狠毒的合同

1866年10月1日，米柳科夫①去看剛從莫斯科回彼得堡不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手裏掐著紙煙在屋裏快速踱步，好像很焦慮。

“您為什麽臉色這麽陰沉？”米柳科夫問。

“要徹底完蛋的時候怎能不陰沉！”他答道，仍然不停地方來回踱步。

“怎麽回事？”

“您知道我跟斯捷洛夫斯基②簽的那份合同嗎？”

“簽合同的事，您對我說過，不過細節我不清楚。”

“那您就自己看吧。”

他走到書桌前麵，從抽屈裏拿出來一張紙來遞給米柳科夫，自己又在屋裏踱起來。

1865年6月，《當代》雜誌因資金不足停刊，陀思妥耶夫斯基負債兩萬五千盧布急需償還，而且他還需要錢出國去會波林娜，所以他便跟斯捷洛夫斯基簽訂合同以三千盧布的代價允許斯捷洛夫斯基出版他的三卷文集並承諾1866年11月1日以前交一部新寫的小說，這部新小說必須是在任何地方也沒有發表過，而且篇幅不得少於十二印張。如果這部新小說1866年11月1日前不能交稿，那麽，斯捷洛夫斯基就有權在九年之內無償地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寫的一切作品。這條規定空前苛刻，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卻以為這不過是一般合同裏的套語，就像彼得堡租房合同裏要求房客如果引發火災必須負責賠償全部損失乃至重建新房一樣——房客並不當真，照樣簽字。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當時對這種苛刻條件並不在意，就在合同上簽了字。1866年6月，他覺得實在無力按期履行這條要求，便向斯捷洛夫斯基提議交違約金廢除合同，斯捷洛夫斯基不同意；請求延期三個月，斯捷洛夫斯基也不同意，他直截了當地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時間寫出一本十二印張的小說來，因為給《俄羅斯導報》寫的小說《罪與罰》剛寫了一半；他不同意接受違約金或延期是因為以後無償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寫的全部作品更合算。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時才看清斯捷洛夫斯基是包藏禍心的。

米柳科夫看完合同以後認為情況很嚴重，必須立即采取措施。

“您這部新小說寫了很多嗎？”

“一行也沒寫！”

米柳科夫大吃一驚。

“現在明白我為什麽要完蛋了吧？”

“那怎麽辦呢？總得想點辦法啊！”米柳科夫說。

“能有什麽辦法呢。隻有一個月就要到期了，夏天給《俄羅斯導報》寫的《罪與罰》還要修改。如今已經晚了：四個星期寫不出十二印張來。”

他倆都沉默起來，米柳科夫坐在桌子旁邊，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在屋裏走著。

“喂，”米柳科夫張嘴說，“您不能總受奴役，必須找一個出路。”

“能有什麽出路呢！我看不到任何出路。”

“您知道嗎，”米柳科夫說，“您好像從莫斯科給我寫信說有一部小說的綱要已寫好了？”

“不錯，綱要已寫好了。可正文我到現在還一行沒寫呢。”

“這麽做不行嗎：現在就找幾個朋友來，您把小說情節跟大家講講，大家分工合寫，一個人寫幾章，最後由您統稿潤色。大家合作可以按期完成。這樣您就能不受奴役……”

“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永遠不會在別人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

“那就找個速記員吧。您口授，我想一個月來得及。”

陀思妥耶夫斯基想了想，又在屋裏走起來。

“這就是另一碼事了。我從來沒有口授過，不過試試可以。謝謝您的主意。隻好這麽做了，盡管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好。可是上哪兒去找速記員呢？您有認識的人嗎？”

“沒有，不過不難找。”

米柳科夫請著名的速記教員奧利欣幫忙。奧利欣隔了一天就把最好的學生、二十歲的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斯尼特金娜派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兒來了。

二、“涅朵奇卡”

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以下為了讀者記憶方便，我們簡單稱呼她的名字—安娜）1846年8月30日出生在彼得堡一個小官吏家庭裏。祖上是烏克蘭人。母親是俄羅斯化了的芬蘭裔瑞典人，年輕時很漂亮，可是擇婿時過於挑剔，以致錯過了結婚年齡，二十七歲時才嫁給了四十歲的斯尼特金先生。盡管結婚時兩人都沒有熱烈地愛對方，但是婚姻是成功的：兩人都樸實善良，妻子像北歐女人那麽精明能幹，丈夫則像他的烏克蘭祖先一樣愛幻想，不勤勞。

安娜的父親年輕時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曾迷戀過早逝的女悲劇演員阿先科娃，因此就對戲劇和文學產生了興趣。他愛讀書，而且讀得多。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安娜最初是從父親那裏聽到的，她父親很推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父親的影響下，她很小的時候就喜歡上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十六歲時她因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涅朵奇卡·涅茲瓦諾娃》入迷，曾被家裏人戲稱為涅朵奇卡。讀《死屋手記》時，她灑過同情的淚水。《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裏的那個講故事人——質樸善良的伊萬·彼得羅維奇曾被她看成作家本人。

1855年，安娜進彼得堡聖安娜學校（Anna Schule）讀書，這裏的課程全用德文講授。

1858年春，安娜以優秀的成績從聖安娜學校畢業，同年秋進彼得堡第一所女子中學——馬利亞中學二年級。這所中學的俄語和文學是由俄國大教育家、語文教學法創始人斯托尤寧（1826-1888）講授。他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華極為讚賞，無疑他也把自己對這位作家的愛傳給了自己的學生。

1864年，安娜以銀質獎章從馬利亞中學畢業，進入文學碩士維什涅格拉茨基開設的師範班，後因父親病重，被迫輟學，在家照料父親。在父親的堅持下，她在晚上父親入睡以後到速記班去學習速記。這個免費的俄文速記班是文學家、醫生、翻譯家奧利欣1866年初在彼得堡創辦的。

起初，安娜覺得速記符號實在不好學，她認為自己是無論如何學不會了。可是她向父親保證過要繼續學習。她不僅堅持去上課，而且終於成了班上最好的學生。

1866年父親去世，家裏經濟情況惡化，她不得不靠速記這門技術謀生了。

從奧利欣那裏拿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址以後，她激動得一宿沒有睡好。當然有機會到喜愛的作家身邊工作，她是高興的。可是一想到明天要跟那麽有學問、那麽聰明的人談話，她就不免害怕；萬一跟她談文學、談他自己的作品、問她對這些作品的看法怎麽辦。所有作家都要求速記員具有非凡的氣質，更不用說《罪與罰》的作者啦。

三、速記小說

1866年10月4日上午11點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裏來了一位年輕的姑娘。她身材不高，瘦瘦的，淺灰色的頭發，瓜子臉，寬寬的額頭，高高的鼻梁。灰色的眼睛像兩泓深邃的秋水，兩排漂亮的牙齒白得泛出淡藍色的閃光。下巴微微前突，給臉上增加了剛毅的神色。

這姑娘就是安娜。她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住的房子跟《罪與罰》裏拉斯柯爾尼科夫的簡陋住處差不多——是當時彼得堡常見的商人和手藝人住的公寓樓。他的書房陰暗沉寂。

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安娜的最初印象是陰沉的。她五十年後回憶跟未來丈夫初次會麵的情景時寫道：

“我們初次見麵時陀思妥耶夫斯基給我的那種令人感到壓抑可憐的印象是用任何語言也表達不出來的。我覺得他茫然失措，憂心忡忡，孤立無援，怒火中燒，幾乎要病倒了。他好像被什麽不幸壓得對人視而不見，不能進行連貫的談話……

“他請我坐在他的書桌前麵，用極快的速度讀了《俄羅斯導報》上的幾行文字。我沒有記下來，我對他說跟不上，談話或口授時誰也不像他這麽快。

“他又放慢速度讀了一段，然後要我把速記稿譯成普通文字，他不斷催我：‘唉，多慢哪，難道抄寫需要這麽多時間嗎？’我著急，在兩個句子之間沒有點句號，雖然第二個句子是用大寫字母開頭的，可以看出句號是省略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這個被省略的句號異常生氣，重複了幾遍：‘這可以嗎……’”

他們約定：每天安娜來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寫出草稿；十二點到四點（中間略事休息），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據草稿口授，安娜回家譯成普通文字，謄清後第二天帶來。

速記員臨走的時候，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表現得熱情些，可以因為心裏有事，精神恍惚，話說得也不得體。

“奧利欣給我推薦的是個女生而不是男生，我很高興。您知道為什麽嗎？”

“為什麽？”

“因為男生準酗酒。我想，您不會酗酒吧？”

安娜非常想笑，可是忍住了。

“我肯定不會酗酒。這一點，您可以放心。”

第二天，安娜按指定的時間來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帶來了用娟秀的字體謄清的昨天口授的新小說的一節。她心裏感到忐忑不安，不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對她的工作滿意，是否會繼續口授下去。她擔心能否勝任這個脾氣急躁、要求嚴格的人的速記員工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口授的時候神態緊張，心情惶惑。看來他認為這新的寫作方法他用不好，事情要失敗。

不過秘書的詳盡準確的速記稿使他的心情漸漸平靜下來。描寫賭徒的小說明顯地在進展。這種新的寫作方法效率極高，寫作的質量和速度都得到了明顯的提高。作者可以全神貫注沉浸在故事裏並不斷加深自己的構思。

成績越來越大，信心越來越足，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助手的態度也變了。他終於發現這助手豆蔻年華，容貌秀美；烔烔有神的兩隻美麗的灰色眼睛、寬闊的額頭、微微突出的下巴具有特殊的魅力。這姑娘漂亮而且聰明，陀思妥耶夫斯基開始喜歡跟她談寫作計劃和回憶往事了。不久，姑娘就覺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天一天地對她體貼關心了。

10月2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後一次口授這部小說。30日，安娜把這最後一次的口授稿謄好送來。這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日，他整天都在潤色這部新作品。

經過艱苦的努力，事情取得了成功。一部十二印張的小說，用二十六天就寫完了。出乎意料的是，寫作速度對這部小說的結構也產生了極好的影響，使它的情節更加緊湊而引人入勝。

3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夾著厚厚的《賭徒》手稿到了斯捷洛夫斯基的住處，仆人說主人出門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到辦公室找他，他不在，辦公室主任拒絕接收，說他不了解合同的內容。看來斯捷洛夫斯基是在有意躲他，使他不能按期交稿以便根據所簽合同在九年之內無償出版他的全部著作。幸虧安娜預見到了這種情況，事先請教過律師。律師的建議是萬一遇到這種情況要找公證人簽收。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實在找不到斯捷洛夫斯基，就按照律師的指點把手稿交給了斯捷洛夫斯基所居住的那個區的警察署長，由他簽收轉交。

四、妙語求婚

11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到家裏去拜訪安娜，請她繼續工作，速記《罪與罰》最後一部。

安娜住在彼得堡郊區一個叫“沙灘”的地方，緊靠斯莫爾尼修道院。1840年代，在宮廷事務局任職的斯尼特金先生在這裏的雅羅斯拉夫爾街和科斯特羅馬街買了兩快大地皮，約有兩公頃。在一塊空地上蓋了一座磚瓦結構的二層樓和三座木板結構的廂房，由房東即斯尼特金先生的遺孀帶著兩個女兒住。在另一塊空地上蓋了兩座木屋，每座約值一萬五千盧布，作為兩個女兒的嫁妝。這兩座木屋，一座由已出嫁的大女兒住，另一座從1865年起由小女兒安娜支配：出租，維修，登記身份證，跟房客打交道，處理法律糾紛，等等，全由她負責。這樣就很早培養了她善於管家、精於理財和處事的素質。

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斯尼特金一家住的二層樓。門外掛著蔬菜鮮果商店招牌。上樓，走進了一個大廳，他看到裏麵擺了許多瓷器擺設。斯尼特金先生當年在宮廷事務局供職的時候因為工作關係就喜歡上了塞夫勒、薩克森以及俄國製的花瓶、雕像、茶具，搜集了很多，現在統統都由兩個女兒繼承下來。

這次談話是業務性的。商定近日開始速記《罪與罰》最後一部。這部小說來年初將在《俄羅斯導報》上刊載完。

 

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暗暗喜歡上安娜了。安娜的責任感、認真、勤勞，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速記《賭徒》的時候，她對書中人物波林娜的蔑視，使他覺得她有一顆善良的心。他在已故妻子瑪麗亞身上很少感受到善良的情感。在波林娜身上就更不用提了。他在《罪與罰》裏塑了善良賢惠的女人索尼婭·馬爾梅拉多娃。他多麽希望在現實生活裏遇到這樣一個人哪！這個小速記員真正在關心他：她不止一次地詢問過他的身體、飲食、穿戴、休息、起居等情況。她通曉他的作品，關注《賭徒》寫作的進展情況。她不僅崇拜他的天才，而且相信他的作家崇高使命——這對他來說也是一件新鮮事，因為瑪麗亞從來沒有承認過他的文學才華，波林娜即使承認他的文學才華，也總是嘲弄他的作品。他體驗到這個小速記員能夠在他的神聖事業——寫作裏作為他的得力助手。他相信她也會成為一個賢妻良母（他剛剛去她家訪問過她，見過她的媽媽，感受過她成長的良好道德氛圍）。他感到自己心裏對這姑娘充滿了他所熟習的愛的激情。他也早就想重建一個溫馨的家。不久前，1866年2月18日在給塞米巴拉金斯克結交的老朋友弗蘭格爾的信裏他還說過：“親愛的朋友，您起碼在家庭生活方麵是幸福的，而命運在這一偉大的唯一的人生幸福上卻不肯憐憫我。”還在工作緊張的時候，他就曾對安娜說過他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麵臨著三種選擇：一是去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修行，二是去國外在賭場了此一生，三是再度結婚尋求家庭幸福。安娜建議他選擇最後一條道路——再度結婚。他要向安娜求婚，可是有很多顧慮。最大的顧慮是年齡相差太大。他自己在《舅舅的夢》裏就曾經嘲笑過老公爵追求年輕姑娘。他害怕受到嘲笑，而且瑪麗亞和波林娜都垂青他的年輕情敵也還記憶猶新。這樣，他就決定用一種委婉的方式進行試探。

 

11月8日，安娜來開始新工作。她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神情有些激動，便急忙問他這兩天忙什麽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於是就不再猶豫。

“構思了一部新小說。”他答道。

“小說的主人公是個什麽人？”

“畫家，已不年輕，唉，一句話，就是我這個年齡。”

“請講講，講講。”安娜說，她對新小說很感興趣。

於是他就即興地講起來。以前也好，以後也好，她從來沒有聽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這麽充滿靈感地講故事。他越講，安娜越覺得他是在講他自己的生平，隻是把人名和環境變了。他以前斷斷續續地零星對安娜講過的一切全在裏麵。

“……在這個人生關鍵時刻，這個畫家遇到了一個像您這般年齡或者大一兩歲的姑娘。性格、年齡相差這麽大，這個姑娘能不能愛上這個畫家呢？假如使她愛他的話，在心理上是否不準確？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聽聽您的看法，安娜小姐。”

“為什麽不可能呢？因為，假如像您說的那樣，您的阿尼婭不是個輕浮的騷貨，而是具有一顆善良多情的心，那麽，她為什麽不能愛上您的畫家呢？他多病、窮困有什麽關係？難倒愛一個人隻是愛他的外表和錢財嗎？這對她來說算什麽犧牲呢？假如她愛他，那她就會感到幸福，她永遠也不會後悔！”

安娜慷慨激昂地議論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激動地看著她。

“您真是相信她能夠真心愛上他而且終生不渝嗎？”

他沉默了一會兒，好像有些猶豫。

“請把自己暫時放在她的位置上，”他說，“請想象這個畫家——是我，我向您表白愛情，求婚。請告訴我，您會怎麽回答？”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臉上的表情是那麽愧痛，她終於明白這不是一般地談文學問題；假如她給以否定的回答的話，會使他的自尊心受到可怕的打擊。她看著陀思妥耶夫斯基使她感到那麽可愛的激動的臉說：

“我會對您回答，說我愛您，一輩子愛您。”

這樣，他們就互相表達了愛情。

 

五、好事多磨

 

訂婚的消息傳出後，引起雙方親友的反對。首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繼子帕沙和哥哥米哈伊爾的遺孀埃米利婭以及她的孩子們反對，因為他們靠他養活，害怕結婚會使他們的生活受到嚴重威脅。他們千方百計地嚇唬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這個年齡已不適合建立家庭，二十歲的姑娘不可能忠於四十五歲的體弱多病的丈夫。安娜的媽媽雖然不反對，可也不特別高興，而安娜的親友則勸安娜不要跟一個又窮又患癲癇的人結婚，而且這人還負債累累，家庭負擔很重，聽說脾氣還暴躁。主要的論據仍然是年齡相差太大。

除了親友們的異議，結婚遇到的另一個障礙就是貧窮。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有錢，他的繼子帕沙、嫂子埃米利婭、侄子以及弟弟尼古拉就立即借口急用都要走了。有一次他收到《俄羅斯導報》匯來的四百盧布稿費，第二天家用就隻剩下了三十盧布。他不善於管家理財。

 

訂婚以後，11月末的一天，他到“沙灘”來看安娜，凍得直哆嗦。女主人馬上給他端來一杯熱茶。

“沒有白蘭地嗎？”

“好像沒有。可是有核列斯酒③。”

核列斯酒端來，他一口氣喝了三四盅，然後又要熱茶。

女主人擔心起來，問道：

“您今天來的時候沒有穿皮大衣嗎？”

“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吞吞吐吐地說，“穿的是風衣。”

“為什麽不穿皮大衣？”

“有人告訴我說今天化凍了。”

“我馬上打發人把風衣送回去，把皮大衣取來。”

“不必啦，千萬不要這麽做！”

“怎麽不要，您回去路上會感冒的：夜裏比現在還要冷。”

“我沒有皮大衣呀。”

“怎麽會沒有？難道被偷啦？”

“不，不是被偷，是被當了。”

原來今天一早他的親人就聚到他家。大家都急等錢用，可是他沒有錢，於是家庭會議決定：由於天氣轉暖，可以當掉他的皮大衣，這些錢足夠應急。隨後《俄羅斯導報》的稿費就該來了。這樣，帕沙就把繼父的皮大衣拿到附近當鋪去當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親屬這麽寡情，安娜聽了十分氣憤。她對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他不隻屬於他自己，他也屬於她這個未婚妻的。他如果被折磨死，她也活不成。她起初還平靜，越說越激動，終於控製不住自己，像瘋了一般又哭又喊起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傷感，抱著她，吻她的手，請她安靜下來：

“我對於當東西已經習以為常了。這次也沒有在意。要是知道你這麽擔心，我說什麽也不會讓帕沙去當皮大衣。”

安娜的媽媽提議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未婚妻的監護人，這樣他就可以不受監督地支配安娜的財產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說：

“這座房子是給安娜的。那就讓她秋天滿二十一歲以後得到好啦。我不想幹預她的財務。”

父親給安娜留下了兩千盧布，安娜想拿出來作婚禮開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答應。

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時很窮，可是作為未婚夫，他從來不肯接受安娜的金錢幫助。安娜總跟他說：

“我們既然相愛，我們的一切都應該共有。”

“結婚以後當然會這樣。”他說。“可暫時我一盧布也不想拿你的。”

為了籌辦婚禮，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莫斯科去找《俄羅斯導報》主編卡特科夫預支稿費。卡特科夫答應預支給他兩千盧布。從莫斯科回來以後，他交給安娜五百盧布，說：

“喂，安娜，好好保管這些錢。記住，我們未來的幸福全看你保管得如何了。”

如今好像萬事具備隻等舉行婚禮了。可是就在舉行婚禮的前幾天，安娜家裏突然來了一個她媽媽的債權人帶著法警要查封安娜的財產，說安娜媽媽欠債要用安娜財產抵帳。幸虧安娜懂得法律，據理力爭，才避免了一場無妄之災。

經過重重磨難之後，婚禮終於1867年2月13日按期在彼得堡特洛伊茨科-伊斯梅洛夫大教堂舉行了。

六、拯救婚姻

新婚的最初幾天是在歡快的忙亂中度過的。親朋好友紛紛宴請新婚夫婦，他們一生喝的香檳也沒有這兩個星期喝的多。可是他們的蜜月並不甜蜜。帕沙、哥哥的遺孀埃米利婭、弟弟、侄子們一分鍾也不讓他們單獨相處：這些人整天呆在家裏一直呆到深夜。他們走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到書房去寫作。有時他倆一整天單獨相處的時間連半個小時還不到。他倆非但不能親近談心、共同勞動、一起享受安寧，相反倒遇到了許多令人氣惱的豈有此理的事。安娜處處受到捉弄和暗算，這些新親屬指責她治家無方，給她出難題，看到她靦腆、愛生氣，就用嘲笑和含沙射影的暗示氣她。她很愛相信別人的奉承，因此也被捉弄做了不少錯事。帕沙和埃米利婭還挑撥安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關係：對安娜說陀思妥耶夫斯基寫作時，不要去打攪他，因為他對她的孩子話不感興趣；而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說，安娜喜歡跟他的二十歲的侄子米沙（哥哥的孩子）在一起，所以不到書房裏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真胡塗，看不透他們的詭計，對安娜絲毫不知保護，反而把自己關在書房裏免得妨礙安娜，而安娜隻好在臥室裏無可奈何地掉眼淚。安娜在這個屬於她的新家裏卻事事受到掣肘：在她和仆人之間擋著帕沙，在她和丈夫之間擋著侄子們、嫂子和其它親友。使她特別感到屈辱的是婚後她跟丈夫並沒有任何真正的親密，因為肉體的接觸沒有產生歡樂。由於家裏忙亂和人多，他們的親吻隻能倉促之間偶爾為之，一切情況都在妨礙夫婦之間的性的自由，而沒有這種自由，夫婦之間的真正結合是困難的。感情的發展受到了阻礙：肉體上他們未能互相適應，某些生活瑣事又在使他們的關係冷淡下來。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在書房裏寫作到深夜，累了就躺在沙發上睡一覺。安娜則獨守空房，她覺得跟當姑娘時一樣。他們互相之間缺乏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認為安娜跟他在一起感到無聊，安娜則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有意躲避她。在夜間的擁抱裏，她沒有感到她所幻想的作為心靈融合繼續的肉體融合。她由於沒有經驗，不知道一切情況是正常還是出現了什麽問題。她愛他，可是她不久就發現在表達愛情上她受到了多大的限製。原來愛並不像她想的那麽簡單。為了共同生活的成功，需要有利的條件和安寧的環境。

結婚一個月，安娜已陷於半歇斯底裏狀態。這時已是早春，家裏開始議論要租一個大別墅讓全家人都去避暑。安娜聽到要這麽做，禁不住放聲大哭起來，對丈夫說她感到不幸福；為了拯救他們的愛情，他倆必須出國。

聽到這話，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實吃了一驚。他自己也知道，訂婚後那幾個田園詩一般的星期裏他所幻想的家庭幸福在家裏存在著明爭暗鬥的緊張氣氛的情況下是無法實現的。他也知道跟妻子見麵的機會很少，他們之間連口授《賭徒》時所產生的心靈貼近都沒有。可是他萬萬沒有想到，情況會變得這麽嚴重。他在創作裏對人的心靈洞若觀火，而在個人生活裏他在這方麵卻顯得又聾又瞎。他倆都不會組建共同生活：他是因為沒有這方麵的才能，過慣了單身生活，埋頭寫作，對周圍事情漠不關心；而她則是因為年輕，不會，靦腆。

出國的提議，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歡，因為這可以使他有幾個月的時間不受債主追逼，他還相信在歐洲寫作能進展得快些，而且那裏生活費用也比彼得堡便宜。可是為了出國，他必須到莫斯科去找《俄羅斯導報》預支稿費。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決定帶著妻子到莫斯科去。帕沙、尼古拉（陀氏的弟弟）、埃米利婭以及侄子們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到莫斯科去取錢，所以並沒有反對；關於要出國的事，他們並不知道。

在莫斯科期間（3月30日—4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雖然為了嫉妒曾跟妻子吵鬧過，但因為安娜處理得當而且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間多，所以他們的關係大大改善了。這加強了安娜出國的決心。

可是當他們回到彼得堡宣布出國打算以後，家裏就吵鬧起來了。兩天的情況表明，他們必須給親屬和逼得最厲害的債主留下一千一百盧布，而他們領到的稿費還不到一千盧布。帕沙和埃米利婭勸陀思妥耶夫斯基放棄發瘋的出國計劃，說他無權用家裏最後的錢去嬌慣妻子。他們甚至提到了他對去世哥哥的家庭的義務。④一提到義務，陀思妥耶夫斯基便猶豫起來，決定放棄出國的打算。租一個大別墅的計劃又提到了家庭會議上。於是安娜決定采取斷然措施拯救自己的婚姻。媽媽理解女兒，並給以支持。安娜把出嫁時含著喜悅和憧憬選購的嫁妝——家具、銀器、衣物等等全送進了當鋪。當東西的手續兩天就辦完了。4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在親屬驚訝和憤怒之中踏上了出國的道路。

 

七、夫唱婦隨

186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就在德累斯頓安頓下來。兩周以後，安娜就忘記了剛結婚時那種憂傷的情景，覺得自己很幸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她說雖然因為愛她才跟她結婚，可是當時對她的了解甚少。她在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懂的速記符號寫的日記裏說：“現在他四倍地珍視我……他說我用善良和溫順征服了他。”

嫁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時候，她並沒有想到婚後會遇到這麽多難題。他的癲癇和嫉妒，在國內已經發作過，她已有所體會。對他的性怪癖和賭癮大概是出國後才遇到的。這兩個問題，她都采取正確態度順利解決了。這就使他們感情日益深厚起來。

在性生活上，她沒有經驗，幼稚，對他的性行為完全接受，毫不感到可怕，甚至並不感到奇怪。她把病態的做法也當成了正常表現，她幼稚地認為理應這樣；因此，在有經驗的或本能地更懂得這種事的其它女人看來覺得奇怪或者帶侮辱性的甚至駭人聽聞的做法，她都能自然地熱烈地給以迎合。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愛以後一動不動像死了一般的虛脫，甚至使她感到有些害怕，可是她不認為他的狂暴的性行為有什麽可怕的，她體魄健康，年輕，愛他，願意熱烈地給以配合。她願意夜間和白天一樣討他喜歡。跟別的女人不好意思做的事情，跟她都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就不再控製或企圖控製自己。跟她做愛可以把她當做妻子也可以當做情人。他的性自由不斷擴大。安娜給他這些自由，不僅是因為她喜歡，而且也因為她愛他，願意溫順地忍受一切。隻有最親近的人才知道，這對她來說遠不總是輕鬆愉快的。

1879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安娜結婚第十三個年頭上，他的好友邁科夫⑤給妻子寫信說：

“究竟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跟你說什麽了，你不願在信裏告訴我？說她的丈夫折磨人——這是沒有疑問的，他的性格令人難以忍受，這不是新聞，表愛的方式粗魯，嫉妒，隨心所欲地提出各種要求來。這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

安娜跟邁科夫太太談的顯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做愛方式反常的問題（安娜由於年輕幼稚，弄不清楚這些做愛方式是否是病態，可能跟邁科夫太太談過，甚至抱怨過），所以邁科夫太太不願在信裏告訴丈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跟安娜在一起感到幸福，因為安娜使他的各種癖好和各種幻想都得到了實現的可能。跟安娜做愛，無論怎麽做，他都沒有犯罪或者墮落的感覺。他們的關係裏性欲和情感達到了和諧的結合。他第一次過上了一種正常的性生活。他終於相信她是可以信賴的，她是“自己人”，他以前害怕做、害羞做的事，跟她都可以做，他們的關係為這種做法提供了合法依據。這種結論是他從長期共同生活中得出的。他們的婚姻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發展。他們長期單獨相處，對這一點起了促進作用。他們的國外之行實際上是一次蜜月旅行，不過他們的這次蜜月旅行不是一個月，而是四年。

夫妻關係中，性生活是重要基礎。有了這個基礎，其它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安娜在國外遇到的另一個難題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歡賭錢。

1867年5月17日（5月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巴特洪堡去賭錢，起初贏了一些，後來全輸了，一分錢沒有剩，給妻子寫信說要回德累斯頓，可是沒錢付旅館房費和買回程車票。安娜立即把家裏的錢歸弄起來，給他匯去。然而接到錢以後，他又跑到賭場輸光了。第二天，丈夫沒回來，又來了一封信說錢輸光了，苦苦哀求安娜原諒他，不要瞧不起他，不要離開他。過了幾個小時，又來了一封信，請求安娜不念舊惡，繼續做他的妻子。安娜把東西當掉，把錢給他匯去。

他離家去賭的時候，安娜哭泣；他形容憔悴、滿臉胡茬回來的時候，她也哭泣，可是沒有吵鬧。他不僅被她的善良感動得流淚，而且更加痛楚地認識到了自己的罪過。他感激她的諒解，其強烈程度不下於感激她在性生活方麵的溫順。他們之間已沒有隔閡，可以無所不談。他輕鬆地歎了一口氣，說巴特洪堡輸錢主要是因為她不在身邊，心神不定；假如兩人都住在賭場所在的城市裏，他就能專心致誌地按著自己創造的體係贏錢。不知安娜是真相信他的話，還是不過裝出相信的樣子，反正這年7月4日（6月22日）他們就到巴登巴登。到達一周以後，現錢就輸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每天跑當鋪。先當妻子的首飾，接著就當衣服。他有一次贏了四千泰勒，交給妻子，然後每隔一小時來要一點兒，到傍晚的時候贏的錢就全輸光了。他們住不起旅館，就在一家鐵匠鋪樓上租了一間房子，每天聽著鐵錘的敲擊聲和鍛工爐的尖叫聲。不久，他們就陷於兩年前波林娜走後陀思妥耶夫斯基所陷於的境地：一文不名，寫信求援，久盼的錢到手以後輸掉，又是絕望，又是掙紮。安娜起初覺得奇怪，一個有勇氣承受過那麽多不幸和痛苦的人竟沒有毅力控製自己而拿最後一分錢去冒險。她認為這有些可恥。可是不久她就明白，這不單純是意誌薄弱問題，這是吞噬一切的嗜好，是非理性的現象，即使性格堅強的人也難以自持。她認為這是一種病，甘願承擔這種病所造成的後果，甚至不想醫治它。她說：

“我從來沒有責備他輸錢，從來沒有為這個問題跟他吵過（丈夫很珍視我的這個特點），毫不埋怨地把我們最後的東西交給他去當。”

她當然舍不得自己的胸飾和耳環，當出去，沒有錢贖，就會死在高利貸者的手裏。但她隻是偷偷地傷心，不讓丈夫看到。

丈夫當然覺察到了她的痛苦，因此心裏更加責備自己，更加體貼愛護她。他有時贏點錢，就給她買些砂糖——因為她喜歡喝檸檬水，給她買鮮花，買些喝茶的甜點心。丈夫這麽大手大腳地花錢，她當然不讚成，可是有時她也不反對。她覺得這比他理智地精明地把錢攢起來買飯吃或交房租更使她高興。她直到生命的最後一直認為丈夫是個質樸天真的可愛的人，常常需要像對待小孩子一樣對待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則認為這是真正的愛情的表現。在巴登巴登時，他就給嶽母寫信說：

“安娜愛我，我一生從來也沒有感到像跟她在一起這麽幸福過。她溫順，善良，聰明，信任我，使我愛她愛得那麽厲害，以致我覺得如今沒有她我活不成。”

這年8月23日（11日），他們離開巴登巴登，25日（13日）到了日內瓦。盡管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喜歡這個城市，可是他們卻在這裏一直住到1868年5月末，在這裏過了一段簡樸而有規律的生活。他們散步，逛街，在家裏讀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這裏繼續寫《白癡》。

安娜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個人不能長久過田園詩式的寧靜生活。寫作時需要秩序，而獲取靈感到則需要混亂。當看到他萎靡不振寫不下去的時候，她就建議他到有輪盤賭的薩克森列本去賭一賭。他起初不肯去，後來去了，便像照譜演奏一樣：贏，輸，當東西，絕望，寒冷，饑餓，給富有耐性的妻子寫信懺悔，最後坐三等車回家。不過結果跟預料的不差：在這次震動之後，11月份《白癡》幾乎寫出了一百頁。

1868年3月22日（10日），他們生了一個女兒，取名索菲婭。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喜歡她，給她洗澡時，他一定在場幫著洗，親自給她裹上小被兒，用別針別好，抱在懷裏搖她。聽到她的聲音，他放下工作跑到她跟前去看。他在她的小床旁邊一坐就是幾個小時，給她唱歌，跟她談話；她雖然才兩個多月，可是他相信她認得他。可是好景不長，鍾愛的女兒5月24日（12日）就夭折了。

1868年5月30日（18日）他給邁科夫寫信回憶說：“這個兩個多月的小東西，那麽招人憐愛，那麽小，可對我來說，已經是個人物了。我走近的時候，她開始認我，愛我，對我笑。我用自己可笑的聲音給她唱歌，她喜歡聽。我吻她的時候，她不哭也不皺眉頭。她哭的時候，我一走過去，她就不哭了。”

睹物思人，他們不願在日內瓦再住下去，便於5月末離開日內瓦去沃韋。在去沃韋的船上，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報怨命運對他的不公平。夫人回憶說：“他對我講述了親愛的慈母去世後他度過的孤苦的少年時代。敘述了文學界同行對他的嘲笑，說他們起初承認他的才華，可是後來卻殘忍地傷害他。他回憶了服苦役的經曆，講了四年苦役所受的苦。他講跟瑪麗亞結婚時曾幻想得到夢寐以求的家庭幸福，可是事與願違：他跟瑪麗亞沒有生兒女；由於她的‘多疑的胡思亂想的奇怪性格’，他跟她在一起很不幸福。而如今當‘生兒育女這一偉大的唯一的人生幸福降臨，他有可能體驗和珍惜這種幸福的時候，凶惡的命運卻把他無比珍愛的孩子奪走。”

6月5日（5月24日），他們到了沃韋，在這裏過了一個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繼續寫《白癡》。在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思念女兒，經常生病，抱怨在崇山峻嶺之間寫不出什麽好東西來。終於在9月中旬到了意大利。

在佛羅倫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狀況大為改善，癲癇發作的次數減少了。寫作的進展也算順利。在這裏陀思妥耶夫斯基構思了一部題為《無神論》的長篇巨著，要寫當代俄國青年的思想狀態，可是因離祖國太遠，搜集資料困難隻好作罷。後來又起草《大罪人傳》，計劃兩年寫成，形象和思想像旋風一樣在頭腦裏亂轉，他神情激動，在各種方案之間徘徊不定，無法動筆。安娜認為是孤單造成的——他們不懂意大利語，無法同別人交往。況且這時她又懷孕，需要找個通曉當地語言的地方，以便生孩子時能跟醫生或助產士溝通。這樣，他們就到了布拉格，因為租不到住宅又到了德累斯頓——他們熟悉並且喜歡這個地方。1869年9月，他們第二個女兒柳博芙在這裏誕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臉上浮現出幸福的笑容。1870年2月26日，他給斯特拉霍夫⑥寫信說：“哎，您幹嗎不結婚，幹嗎不要孩子，尊敬的斯特拉霍夫先生！我對您發誓，人生幸福四分之三在這裏麵。其它方麵隻占四分之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年寫作很累，寫完了《白癡》、《永恒的丈夫》，又在加緊寫《群鬼》⑦。安娜建議他去“散散心”。他接受妻子的建議，帶著錢去了巴登巴登，把帶去的錢輸光以後，他寫信要妻子匯三十泰勒去作回來的路費，可是他把收到的錢又輸了。他心裏充滿了可怕的預感和無比強烈的悔恨。他在1871年4月從巴登巴登寫給妻子的信裏說：

“為了我掠奪你的這30泰勒，我感到十分羞愧。你信嗎，我的天使，我這一年都在幻想給你買一副耳環還你——我至今沒有還你。在這四年中間，你為我把自己的東西全當了，你跟著我背井離鄉到處漂泊！安娜，安娜，你也要記住，我不是無恥小人，我隻是狂熱的賭徒。你還要記住，安娜，這個幻想永遠結束了。我以前也在信裏對你說過這個幻想永遠結束了，可是我從來沒有體驗到寫這封信時的感受。哦，我現在已擺脫這個夢了；盡管帶來這樣的災難，假如此刻不為你擔心的話，我真想感謝上帝做出這樣的安排。我好像革麵洗心換了一個人了（我對你也對上帝說這話）。如果這三天不擔心你，不是每時每刻在想你出什麽事沒有，我甚至會感到幸福。你別以為我瘋了，安娜，我的保護天使！我的身上發生了一件偉大的事情：折磨了我將近十年的可憎幻想消失了。十年來（最好說從哥哥去世我突然背上債務以後）我一直幻想贏錢。認真地熱烈地這麽幻想過。可如今一切都結束了。這完全是最後一次了！你相信嗎，安娜，現在我的雙手已解開了，以前被賭博束縛著；現在我要考慮事情了，不像過去那樣整夜整夜地幻想賭博了。現在我是你的，不可分割地全屬於你了。而迄今為止，我有一半是曾經屬於這可詛咒的幻想的。”

“可詛咒的幻想”指的是賭博，他在這裏坦誠地承認賭癮曾跟愛情爭過高低。從此以後，他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交給了家庭和妻子，再沒有賭錢，徹底戒掉了賭癮。後來他又多次一個人到過歐洲，到過德國，妻子不在身邊，他可以隨意去賭，可是他連賭的願望都沒有。

有專家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戒賭成功是因為他跟妻子的性生活正常化以後不再需要借賭博來發泄性欲得不到滿足的鬱悶了。

這時他倆已離開俄國四年，都想回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覺得脫離俄國現實他的《群鬼》結尾寫不下去，他甚至開始談論離開祖國的土壤他的才華會枯竭。安娜也認為該回國了；房子交給別人代管，她感到不放心了。

 

八、“保護天使”

1871年7月8日，他們回到了彼得堡。一周後，安娜生了個男孩，取名費奧多爾。

剛回俄國時，日子是很難過的。安娜的房子被以極賤的價格拍賣了，家具和器物因為不交利息被拿走了，藏書被帕沙⑧賣了。隻能靠在《俄羅斯導報》上刊登的《群鬼》最後一部的稿費生活。必須找住宅，需要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買家具。還有兩個孩子要扶養。

這時，債主像群狼一樣撲上來。當時陀思妥耶夫斯基債務多達兩萬五千盧布。有的是兄弟倆出版雜誌時欠的，有的是哥哥米哈伊爾開卷煙廠欠的。有些討債人很凶，他們威脅要查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財產或者把他送進監獄。陀思妥耶夫斯基說：

“難道我在監獄裏能夠寫作嗎？我不寫作，靠什麽還債？”

“您是著名作家，文學基金會能夠拿錢贖您出來。”

陀思妥耶夫斯基提議分期償還，每月還一部分，遭到嚴厲拒絕。

於是安娜就瞞著丈夫去找不肯通融的債主談判。

“要麽馬上給錢，要麽一周後你們的財產將被查封當眾拍賣，您的丈夫將被抓進監獄。”

“我們的住宅是用我的名義租的，而不是用我丈夫的名義。家具是賒購的，在交足貨款以前屬於家具商店，因此不能被查封。至於對於您所說的坐牢威脅呢，我要提醒您，一旦發生這種事情，我要懇求丈夫在監獄裏一直呆到您的債權過期為止。我將搬到監獄附近住，經常帶著孩子去看他，幫他做事。這樣，您一分錢得不到，而且還要交納夥食費。我向您保證，您會受到懲罰的。”

逼債者終於接受了安娜所提的條件。

安娜不僅在外交方麵取代了丈夫，在治家理財方麵也不要丈夫操心。起初她還把自己的計劃和招數告訴丈夫，後來連這些問題也不告訴丈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指責她不該瞞他，而她不過是想保護他的安寧，使他免除一些不愉快。她這樣做是對的。她清楚地知道，否則，他會為襯衣洗得不幹淨發火，會為食品店的帳單急死。假如不是安娜的果斷和精明，光是1872年那一連串的不幸事件（女兒手臂骨折，沒有接好，需要動手術；安娜的媽媽生病；安娜的姐姐去世；安娜自己喉嚨長膿包，醫生擔心這會危及她的生命）就會把他急病。

從1872年起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安娜把丈夫的事情全都抓起來，管理得有條不紊。她擔任丈夫著作的發行人。以前一部著作的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隻能得到微乎其微的報酬（《永恒的丈夫》出單行本，他隻得了一百五十盧布，《群鬼》出版，隻給了他五百盧布，還要分兩年付清），如今她自己擔任發行人，使丈夫的著作變成了經常的收入源泉。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著作版權全都交給了妻子。1873年，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完《群鬼》已很累，需要放下純創作休息一下時，是她勸丈夫受聘接任《公民》⑨雜誌主編。她後來還擔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的《作家日記》⑩的校對和管理人。這個刊物盈利頗多。到187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停止出版《作家日記》全力以赴創作《卡拉馬佐夫兄弟》時，他物質上已無匱乏之虞。債主那裏，安娜已逐步滿足了他們的要求——雖然債務直到1879年才還清。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婦已有餘款在舊魯薩買了一幢房子——1873年以來他們一直租這幢房子供全家避暑用；1874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寫《少年》時曾在這裏住過一年；1880年5月，起草《關於普希金的演講》時他也是住在這裏。

安娜跟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生活了十四年，承受過不少氣惱、驚慌和不幸，可是她從來沒有抱怨，她把一切都獻給了丈夫：她像照管孩子一樣照管他，做他的秘書和會計，給他抄稿，做他的第一讀者、評論者和校對，夜間聽他朗讀新寫出的東西，或者討論新作品的方案；他愁悶、生病、感到死的恐懼時，還要安慰他，還要毫無怨言地承受他的發火、嫉妒、挑剔，等等。這是一種真正的豐功偉績。可以肯定地說從國外回來的這些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最安寧最幸福的時期。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安娜的愛也是有增無減。從結婚多年以後他給夫人的信裏，可以略窺一斑，我們不妨摘錄幾段看看：

“我一直想吻你，而且夜裏夢見你。一有空閑時間就想你和孩子，而空閑時間是很多的……我愛你，因為你是保護我的天使，給了我幸福。”（1875年6月13日（1日），寄自埃姆斯）。[11]

“我今天要出發，也許不在莫斯科等你回複的電報。我想馬上就去達羅沃耶村，快些到你和孩子身邊，非常想抱抱孩子，主要的是想抱你，狠心的冰冷的小安娜，冰冷的愛妻！要是你火熱地愛我，就不會拖到星期四才寫信。要是你也火熱地愛我，你就會像以前那樣寫夢見了我。這就是說，要麽你沒有夢見我，要麽夢見的是別人。小安娜，狠心的，我要吻遍你的全身，直到最後一個小地方；吻遍全身以後，我要像對上帝一樣對你頂禮膜拜。”（1877年7月17日，寄自彼得堡）。[12]

“安娜，求求你，一定要來信，寄到我給你的地址。我給你的信是否全收到了？到現在為止，我是每天都給你寫信的。安娜，你喜歡問我愛不愛你，而你毫不想我，我卻想你。孩子們怎樣？哪管聽到他們一點兒消息也好。真不是鬧著玩的：幾乎還要分手兩個星期。再見吧，親愛的，熱烈地吻你，吻孩子，祝福你們。如果沒有特殊事情，明天還給你寫信。”（1880年5月27日淩晨3點，寄自莫斯科）。[13]

這類表達愛情的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安娜夫人的信裏是很多的。陀氏對夫人的愛總是表達不完。在1880年出版的壓卷之作《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扉頁上，他特意寫了“獻給安娜·格裏戈裏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婭”的題詞。

1881年1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喉嚨出血，醫生診斷為肺動脈破裂；28日晚8時30分逝世。彌留之際，他把安娜叫到身邊，握著她的手低聲說：

“記住，安娜，我一直熱烈愛你，從來沒有背叛你，連想也沒有這麽想過。”

丈夫逝世時，安娜才三十五歲，她把自己的餘生全部獻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整理、編輯、出版和宣傳事業，直到1918年6月在克裏米亞去世為止。

陀思妥耶夫斯基稱她為自己的“保護天使”，她是當之無愧的。

 

 

附注：

 

①米柳科夫，亞曆山大·彼得羅維奇（1817-1897）作家，文學史家，教育家，1848年冬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識。

②斯捷洛夫斯基，費奧多爾·季莫費耶維奇（1875年逝世）彼得堡出版商和書商。

③核列斯酒   一種烈性白葡萄酒。

④1854年出獄後寫信要哥哥在經濟上支持他時，他曾說過：“你花在我身上的錢不會白花。你給我錢，不是剝奪自己的孩子。隻要我活著，我會加倍還他們。”

⑤邁科夫，阿波隆·尼古拉耶維奇（1821-1897）詩人，陀氏的親密朋友，1846年同陀氏相識。

⑥斯特拉霍夫，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1828-1896）文學評論家，政論家，哲學家，1860年初同陀氏相識。

⑦通常譯為《群魔》。我認為從陀氏為本書從普希金作品和聖經裏所選的題詞來看以及從全書內容來看應譯為《群鬼》。

⑧帕沙，正式名字是帕維爾·亞曆山大羅維奇·伊薩耶夫（1848-1900）陀氏原配夫人瑪麗亞跟前夫所生的兒子。無論跟瑪麗亞結婚前還是結婚後乃至瑪麗亞去世後，陀氏對他都關懷備至，多方愛護。陀氏夫婦出國時他主動要求保管陀氏的藏書，說對他學習有用。可是在陀氏夫婦出國期間，他卻擅自把這些藏書賣給了舊書鋪，其中有些書是陀氏十分珍愛的。安娜責備他的時候，他倒打一耙，反而指責陀氏沒有按時給他匯錢來。即使這樣，陀氏對他的態度仍然一如既往，甚至在他工作以後仍然在經濟上接濟他。陀氏去世後，安娜夫人不念舊惡，仍然十分愛護他，盡管他曾給她製造過許多煩惱。在用速記符號記錄的劄記裏有對帕沙很壞的看法，1894年翻譯成正常文字時，這些看法都被刪掉了，因為當時帕沙以及他的兩個孩子還在世。值得稱道的是：即使她用速記符號記錄這些壞看法的時候，她仍然不止一次給丈夫的朋友邁科夫寫信，求他給帕沙找工作，而且邁科夫終於給他找到了工作。1886年，她還在遺囑裏留給了帕沙的兩個孩子一大筆遺產。

⑨《公民》是梅謝爾斯基創辦的一種保守雜誌，陀思妥耶夫斯基1873年至1874年初被聘擔任該雜誌主編，年薪3000盧布，後因政見不合離開。

⑩《作家日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創辦的直抒胸臆的文藝政論性刊物。1873年作為《公民》雜誌一個欄目創刊，1876年獨立出版，1878年停刊。1880年出了8月號，1881年出了1月號。

[11]當時陀氏在德國埃姆斯治病。

[12]當時安娜夫人攜帶兩個大孩子去基輔朝聖，陀氏在去小普裏科爾的路上（從信裏看，好像安娜夫人和孩子在那裏）要中途下車去達羅沃耶去訪問兩天——達羅沃耶原是陀氏父母的莊園，後來歸陀氏的妹妹薇拉所有。那裏給陀氏的童年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美好回憶。陀氏四十年沒有去過，幾次想去都沒有去成。

[13]當時陀氏在莫斯科準備參加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