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羊補牢，根除封建思想餘毒——一個右派看反右運動與小說創作

亡羊補牢，根除封建思想餘毒

  ——一個右派看反右運動與小說創作

 陳殿興

• 禍從天降

被打成右派的人，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的確有不同的政治見解；二是有些自由思想，三是稀裏糊塗，不問政治。我是第三種人。

1957年，正是我春風得意的時候。195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我譯的《和解》，1955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譯的《茹爾賓一家》，1957年工人出版社出版了我譯的列寧夫人寫的《列寧回憶錄》，這幾本書，在國內引起了熱烈反響，特別是前兩本。我當時年輕，不懂得要“夾著尾巴做人”，避免人們的嫉妒。我們的校長陳維帆就生怕我瞧不起他，在大會小會上蠻橫指責我名利思想，隻專不紅。對大鳴大放，我根本不感興趣，一是在忙著為中國青年出版社譯《普希金的故事》，另外也在談戀愛。對中央政策沒有意見，對學校工作沒有意見，對校長陳維帆有些意見也不想提了，因為事情都過去了：在我被高教部調到北京編翻譯教材的一年中間他對我還不錯。可是教務處長趙先生三番五次地到我的住處動員我談談，說什麽“沒有意見，總結總結經驗也好嘛”。這樣，我就在座談會上談了幾點意見：

1.校長對幹部不要忽冷忽熱。

2.不要用新幹部整老幹部，應當加強新老幹部的團結。

3.領導就像樂隊指揮，我們大家都是演奏員，指揮好才能演奏好。

4.“肅反”肅董老師沒有道理，隻是因為他給陳校長提過意見。

陳維帆見我給他提了意見，對我很是不滿，但隻是憋在心裏。抓右派的指標下來了，他當然不肯放過我。他把我打成右派，我當然不服。我認為我的發言裏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容。找市委，市委不管，省委、中央當然也不會管。當時形勢已十分明顯：說你是，你就是；越申辯，罪名越重。陳維帆見我找市委，也私下對我說：“你不要再鬧了，越鬧處分越重。你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除了“低頭認罪”，沒有其他辦法可以減輕麵臨的打擊。

至於陳維帆究竟是根據什麽把我打成了右派，我自己並不知道，因為最後定案時沒有讓我看到結論，隻是要我在一張一指寬兩三寸長的紙條上寫了意見，簽了字。幾年後別人問我們係裏的左派，他們也隻是說是因為隻專不紅。

• 殘虐無辜

毛說，右派問題是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是實際上卻把右派當成了敵人。處理右派當時流行一種不成文的說法，就是政治上搞臭，經濟上搞窮，生活上搞垮，理由是要不人們都不怕當右派了。正式文件處理右派有六類辦法：最嚴重的送勞改，其次是取消工資，監督勞動，再其次，降職降薪，下放勞動。處理以後，更不容申辯；申辯就是翻案，翻案就會加重處理，直至送進監獄，不管你的申辯有無道理。

我是按第五類辦法處理的：降職降薪，學銜保留。工資由106元，降到69元。在學校農場勞動了三年。然後摘帽，回學校教書。我算輕的。有許多人被整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我所在的學校遼寧大學曆史係有一位留德的老教授，因為不肯低頭認罪，被取消了工資，靠撿破爛為生，撿了22年。

有一個女生，原是沈陽師範學院學生會主席，還是抗聯烈士遺孤，被打成右派以後，找對象就成了問題，好不容易嫁了人，因為受不了夫家的欺淩，被迫離婚，帶著女兒單過。我見到她的時候，已是文革期間，她被分配給我們係掃廁所。有一次，給她跟另一個同樣掃廁所的男右派開批判會，據說是他們談戀愛被左派們發現了：不好好改造，還敢談戀愛，這還了得！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學物理的右派學生派到我們學校來，一直勞動。到改正的時候，告訴他沒法改正，檔案裏沒有記載他是右派。不是右派，被當右派懲罰了22年！

改正的時候，按規定，被送到外地改造的右派是都應該回來的。大家聚到一起的時候，我發現有的變成了農民——原來學的專業已全荒廢了。有的沒有回來——慘死在勞改營裏！當然正式名字不叫勞改營，據生還的人說那裏有兵拿槍看著，勞動條件和生活條件極差，有許多人死在那裏。遼寧省的淩源就有這麽個地方，許多右派在那裏受過折磨。

原來以為隻有自己冤枉，這時大家一講心裏話，我才明白原來大家都是冤枉的！

• 痛定思痛

在五十五萬無辜的“右派”們蒙冤受屈遭受折磨的二十多年中間，沒有人敢替他們說話。這是因為毛的統治十分野蠻：對於不同的聲音一定要趕盡殺絕而後快。同情右派當時就是一項可怕的罪名！你要替右派說話，你就是右派，而且比右派還嚴重！那個時候，人人自危，哪裏還敢冒死替別人說話！當然也有許多人是受到蒙蔽，相信了毛的謊言。

不說話不等於沒有話說，一旦情況允許，人們還是要說的。“改正”以後，柯雲路、從維熙、張賢良、龍鳳偉、邢同義等寫出了不少好作品，如《天雲山傳奇》、《中國1957》、《走向混沌》、《恍如隔世——回眸夾邊溝》等。這些作家據我所知大都是過去的“右派”。書裏寫的大多是“右派”的悲慘遭遇，基本上是紀實文學。這可以名之為痛定思痛。寫悲慘遭遇，寫蒙冤受屈，當然可以，而且應該。作為右派，我看了是很高興的。

不過最初這麽寫，人們也還覺得新鮮，但再這麽寫下去，就難免叫人覺得老一套了。

文學跟其他藝術一樣，它的生命是創新。

那麽，寫反右題材的文學今後應該怎樣創新呢？

寫同樣的題材，要想不重複，不僅需要新的手法，新的視角，而且也需要新的發現。我這是從讀蘇聯文學作品得來的看法。蘇德戰爭從戰時就有人寫，一直寫了幾十年，總有新作品引起人們的注意，獲得成功，因為每部新出現的作品都有自己獨特的手法、獨特的視角和獨特的發現。

我覺得，以反右運動為題材的作品，今後恐怕也應該走這條路。新手法、新視角，是藝術問題，因人而異。我隻想就新發現說點兒看法。我認為所謂發現就是發現一些別人沒有看到的東西。我說的這新發現指的就是看出運動的本質和某些人物的靈魂。

• 亡羊補牢

以反右為題材的作品熱了一陣以後，很快就消沉下去了。聽說，是最高當局不希望人們寫這個題材。直到2003年，龍鳳偉聽說他的小說《中國1957》入圍茅盾文學獎提名以後還隻能持審慎樂觀的態度。他認為他這部小說的題材太敏感，不大可能獲獎。

然而，為了亡羊補牢，使反右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我認為我們的作家必須寫下去，而且要從根本上鏟除產生反右運動這種悲劇的思想根源。

文革以後，一些曆史學家認為文革產生的思想根源是封建思想。1988年年末，《工人日報》在原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黎澍先生逝世後發表了他的臨終遺言，說中國應當繼續反對封建主義，給我印象很深。

我覺得反右運動產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封建思想，是全國上上下下人們頭腦裏的封建思想。

首先是這場運動的發起者毛澤東頭腦裏的封建思想。

他所提出的反右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一，是所謂“向黨進攻”，“要共產黨下台”。且不說當時並沒有人要它下台（“改正”的結果可以證明我的論斷是對的，即使現在我也認為沒有哪個黨能夠取代它領導中國取得比目前更加輝煌的成就），即使真有人要它下台，那又有什麽錯呢？華盛頓，別人不讓他下台，他還是要下台，隻肯當兩屆總統；美國共和黨要民主黨下台，民主黨要共和黨下台，這是正常現象。為什麽毛認為這是大逆不道（況且他自己多次說過“言者無罪”），說穿了，無非是天下是我打的，因此就應當由我來坐，不許你牙崩半個“不”字，這不是封建思想是什麽？這當然也隻是借口，他搞反右，還有更深層的原因。這深層的原因就是他的帝王思想。

毛的帝王思想由來已久。1936年寫的《沁園春?雪》（1945年，毛在重慶發表），把自己跟唐宗宋祖等皇帝相比，其帝王思想已初露端倪。1943年3月毛任中共中央主席，同年7月劉少奇和王稼祥就相繼打出了“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把全黨的智慧都歸在毛的名下。他不僅不反對，還欣然接受。1945年，根據民歌改編的《東方紅》發表，這首歌把毛稱為“大救星”，開始宣揚個人迷信，跟國際歌唱反調——國際歌唱的是從來沒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自稱為馬列主義者的毛，卻甘之如飴（順便說說，首先鼓吹“毛澤東思想”的劉少奇和王稼祥在文革中都被迫害致死；把一首民歌修改成《東方紅》的詩人公木在反右中也被打成了右派。鼓吹個人迷信者最終也免不了受個人迷信之害！”）的確，毛1946年曾給吳玉章寫信，表示過不讚成“毛澤東主義”的提法，但這並不表示他不願意，隻是說明他識時務而已，因為當時斯大林還活著——斯大林的威望比他高得多，斯大林都沒有提什麽主義，他能提嗎？況且他已經有個“毛澤東思想”當大旗了。

毛通過拉幫結夥的手法逐步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把同誌關係逐漸變成了君臣關係。他的戰友們也都心甘情願或被迫地安於這種臣子地位。打知識分子的時候，他們跟著搖旗呐喊，打彭德懷的時候，他們跟著搖旗呐喊，姑息養奸的結果，他們自己也深受其害，甚至死無葬身之地。

封建思想，不僅毛有，其他人也有。看看人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表現，就不能不相信這一點。

反右運動是毛實現其帝王思想的重要一環。如果不先把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同聲音鎮壓下去（鎮壓知識分子中間的不同聲音，其實他從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1955年的反胡風就已經開始了），他就不可能為所欲為，搞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反右傾以及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實現其帝王夢。我覺得要把反右運動寫得更深一些，就應該深入研究這場運動的前因後果。

其次，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富有感染力，震撼人們的心靈，我覺得從寫心理入手不失為一種好辦法。我們的小說一般都是寫故事，寫人物、寫心理的很少。寫人物大都是好壞分明。我很讚同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觀點。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人，也沒有絕對的壞人。好人心裏可能有惡的念頭，壞人心裏也可能有善的種子。人們的心裏，既有善良的願望、美好的理想，也不知不覺地有些封建思想、自私自利的念頭，等等。這些思想、念頭無時無刻不在鬥爭。正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說的，“上帝和魔鬼戰鬥，戰場就在人的心裏。”我們應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去挖掘人的靈魂。這樣作品才能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

寫反右運動的小說，如果要寫心理的話，我覺得各種人物的心理都應該寫，右派的心理也應該寫，也應該挖得深一些。右派是受害者不假。但他們在被置於絕境以後的表現也各不相同。有的寧折不彎，有的虛與委蛇，有的以告密誣陷等不正當手段抓替死鬼。領導幹部裏，也有人天良未泯，對反右運動加以抵製的。據說夏征農當時任山東省委副書記，因為對反右運動有抵觸情緒，被降為一個公社黨委書記。我的同學們對哈爾濱外國語學院老院長王季愚至今感念，因為她舍不得把自己培養出來的學生打成右派，結果當時被迫離開了對運動的領導。也有的領導幹部不同意毫無緣由地把別人打成右派，自己被打成了右派。人們的情況是很複雜的，應當把人們的複雜情況、複雜心理都寫出來。

寫出一部深刻反映反右運動實質的波瀾壯闊的反右畫卷來，塑造一些體現當代封建思想的典型大概是需要幾代作家的努力的。但是這種典型一旦塑造成功對中國人的思想乃至整個中國的真正現代化將是功德無量的。我相信，隨著認識的深入和寫作技巧的提高，這個目的是可以達到的。海外華文作家擁有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應該當仁不讓！

當然，五十年的時間沒有白過。中國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應該努力推動中國現代化，特別是思想現代化。根除人們思想中的封建思想餘毒，是思想現代化的重中之重。實現這個任務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作家手中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