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忘的一次學生來訪

難忘的一次學生來訪

陳殿興                                                             

 

上世紀80年代中期。

一天，我正在家裏校對譯稿。忽然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門外站著一個四十多歲的陌生人，臉被太陽曬得黝黑，濃密的黑頭髮好像幾天沒有洗過——蓬亂而且有些頭屑，身上的黑色棉襖棉褲髒兮兮的，還打了幾個補丁，像個窮苦的農民。這樣一個人來找我幹什麽呢？他見到我在用驚奇的眼光打量他，便自我介紹說：

“我是你的學生，1958年畢業，有事來請老師幫忙。”

“請進，有話屋裏說。”我把他讓進屋裏，坐在書桌旁邊。他告訴我姓名，接著介紹自己：

“我學習的時候，成績是很好的。這是我當時在報上發表的譯文。”他掏出了幾張剪報。

“你有什麽事來找我？”我問。

“我需要評個中級職稱，因為隻有有了中級職稱，家屬才能調進沉陽。聽說老師是翻譯職稱評委，所以來找老師幫忙。”

“你怎麽這麽些年才來評中級職稱，你的同學都評高級職稱了。”

“老師，聽我慢慢告訴你。1958年我畢業被分配到鐵西一家工廠，住在集體宿舍裏。沒過三天，宿舍裏失竊，民警把我帶到派出所，硬說東西是我偷的，讓我交代。我反覆說‘沒有偷’，他們不信，逼著我承認。沒有的事怎能承認呢？不承認，他們就打。打死我，我也不能承認。他們看到打不行，就灌辣椒水；灌辣椒水不行，就不讓我睡覺。一連幾天不讓我闔眼，我實在受不住了。他們說你承認了，就沒有事了，可以放你回家。哪承想我承認了，他們就把我送進了監獄。刑滿以後，就把我趕到農村。在農村我結婚生子，靠幹活養家糊口。在農村呆了二十多年年。法院不久前承認當年是冤案，毫無根據地冤枉了我。平反以後，讓我回原單位。因為我沒有職稱，家屬不能跟我一起進城。”

“好吧，我盡力幫助你。”我聽說過，1958年是公安大躍進⑴的一年，無罪亂判，輕罪重判的例子很多。1971年學校搬到高山子勞改農場時，我曾見過一個勞改就業的人，據說他抗美援朝還立過功，不知為什麽把稅務局的人打了，趕上公安大躍進就被輕罪重判，刑滿釋放後，留在勞改農場就業。

“我正在校對譯稿，你幫我一會兒吧。”

“怎麽幫？”

“你讀俄文，我看譯文。”

“好吧。……”他半天讀不出來，雖然他說曾是俄語專業的高材生。

“那你就讀中文譯文吧。”

他讀了幾個字就讀不下去了。

我想起來當年我被打成右派的之後，沈陽俄專陳維帆校長跟我說過的一句話：“你不知道共產黨的厲害：共產黨能叫你學會俄文，也能叫你忘掉俄文!”這話在這裡得到了印證：這個學生不僅把俄文全忘了，連中文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不再難為他，說：

“放心，我會全力幫你。回去要單位提交申報材料吧。”

 

附注：

 

⑴關於公安大躍進，原安徽省公安廳副廳長尹曙生在其《公安工作“大躍進”》一文中說：“從中央到地方，層層製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大躍進’嘛！下級層層加碼，捕人指標越來越大，所以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數超過1949—1957年的總和。……逮捕、拘留人時，不按任何程序辦事，完全采取戰爭年代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桉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後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誰；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麵，稀裏糊塗被送到勞改農場，由於沒有檔桉，成了勞改農場黑人黑戶。” （《炎黃春秋》2010年第1期）。  

 

 

[明月天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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