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璞集
先連載陳殿興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兩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然後再介紹他寫的俄國作家的愛情故事。
【紀實小說】
此恨綿綿無盡期
——托爾斯泰離家出走
陳殿興
1910年10月27日晚上十一點半，托爾斯泰上床睡了，半夜兩點多的時候醒了。像前幾天夜裏一樣，他聽到了開門聲和腳步聲。前幾夜他沒有去看誰開門，這一次他去看了一下，從門縫裏看到書房裏有燈光，並聽到沙沙聲。這是夫人在書房裏找什麽，可能在找遺囑。前一天她請求丈夫不要關門，因而他的兩扇門是大開的。這樣，她可以聽到他的任何輕微的動靜。於是不管白天黑夜，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在她的監視之下。後來又有腳步聲和小心翼翼的開門聲，她走過去了。不知為什麽這引起了他難以忍受的厭惡和憤慨。他想入睡，但睡不著。翻來複去折騰了差不多一個小時。於是他就點上蠟燭坐起來。夫人打開門走了進來，問了問他的健康情況，並且對他點亮蠟燭感到吃驚……這使他更加厭惡和憤慨，他呼吸急促，數了數脈搏——97次。不能再睡了。這樣，他就下了出走的決心。他給夫人寫了一封信。然後就去喚醒醫生杜尚[1]、夫人的秘書瓦裏婭和女兒薩莎，告訴他們要出走，請他們替他打點行裝......
終於一切都準備妥當了。行李搬到了馬車上。
薩莎跳到馬車踏板上吻了一下父親，說：
“一路平安！”
“再見了，親愛的，”托爾斯泰說。“我們很快會見麵的。”
托爾斯泰夫人差不多整夜沒睡，十一點才起床。她覺察到家裏的氣氛有些異樣；不見托爾斯泰，便問薩莎：
“爸爸在什麽地方？”
“走了。”
“到哪裏去了？”
“不知道。”薩莎說著，把爸爸留下的信給了她。
信上寫道：
“我的出走將使你傷心。對於這一點，我是很遺憾的，但是請你理解並且相信：我不能不這麽做。我在家裏的處境已經變得無法忍受了。除去其他原因外，現在我再也不能像過去那樣過奢侈豪華的生活；我的做法跟我這種年齡的老人通常所做的一樣，就是避開世俗生活，離群索居，在僻靜的地方中度過殘生。
“請理解我這一點；如果你打聽到我的去向，也不要來找我。你來隻會使你我的處境變得更糟，而且也決不能改變我的決定。感謝你跟我忠實地生活了四十八年。請寬恕我在你麵前所犯的一切過錯；我同樣也真誠地原諒你在我麵前可能有過的一切過錯。我勸你要安於我的出走給你造成的新處境，並且不要對我抱有惡感。假使你有什麽事要告訴我，那就請你告訴薩莎，她會知道我的地址的，並且會把必要的事轉告我。我的地址，她是不會講的，因為她答應過我不告訴任何人。
列·托爾斯泰
“又及：我已經委托薩莎收拾我的東西和手稿，並且轉寄給我。”
托爾斯泰夫人讀完信，清楚地意識到，沒有了丈夫，尤其是發生了這件事以後，已完全不可能再生活下去了，痛不欲生，把信扔在地板上，喊道：
“已經走了，確實走了，再見吧，薩莎，我不活了。”說著就向外跑去。
薩莎大聲呼喚布爾加科夫[2]，要他去追母親。母親隻穿一件連衣裙就跑出去了。她跑到院子裏，沿著花園向中間的池塘方向跑去，她決定跳到池塘裏了此一生，因為她知道，不久前一個小姑娘和她的小弟弟在那裏淹死了。眼看布爾加科夫落在她後麵了，薩莎拚命飛跑，橫截過去。但還是沒能追上她。當薩莎跑到人們常在那裏洗衣服的小橋時，夫人在又濕又滑的木板上滑倒，摔到水裏去了。幸好那兒水不深，她被很快救了上來。
薩莎給哥哥姐姐發了電報，哥哥姐姐都回來了。孩子們給媽媽請來了精神病醫生，還請來一個護士守護她。托爾斯泰夫人一連五天不吃不喝，也不覺得餓，隻是渴得慌。到了第五天晚上，女兒塔尼婭勸她喝了一杯咖啡，說她這麽弱，如果接到爸爸來信叫她去她也去不了啦。
除了老大謝爾蓋，親人們都不讚成托爾斯泰的行動。除了老四米哈伊爾，大家都寫信勸托爾斯泰回來。
夫人的信最動人心弦。她寫道：
“廖沃奇卡，親愛的，回家來吧。你救救我，別讓我第二次自殺吧。廖沃奇卡，我終生的朋友，你希望我做什麽，我一定做什麽，我將拋棄一切奢華，我們一起友好地對待你的朋友們，我將去治病，我會溫順的......
“所有的孩子都在這裏，但是他們那種過於自信的武斷是幫助不了我的。我需要的隻有一種東西，那就是你的愛，我一定要見到你。我的朋友，請允許我哪怕向你告別也行，哪怕讓我最後一次對你說我是多麽愛你也好。你喚我去吧，或者你自己回來吧。請饒恕我，廖沃奇卡，我一直在尋找你，呼喚你。我的心裏是多麽痛苦啊！”
家裏人都猜到托爾斯泰是到妹妹的修道院去了。夫人讓老三安德烈到沙莫爾金諾修道院勸父親回來。
托爾斯泰的確由醫生杜尚陪同在謝基諾車站乘上午八點火車，在戈爾巴切沃轉車，經過一天顛簸，晚上八點到了奧普季納修道院客棧，住了一宿。在這裏，托爾斯泰口授了最後一篇論文——《有效的手段》，然後乘馬車去妹妹所在的沙莫爾金諾女修院，下午六點到達。外甥女麗莎恰巧在那裏作客，她們母女倆都理解並同情托爾斯泰，托爾斯泰感到欣慰和愉快。托爾斯泰已在附近農村租了一個住所，準備住下來。
10月29日，切爾特科夫[3]派秘書謝爾蓋延科送來他給托爾斯泰的信，切爾特科夫在信裏對托爾斯泰的出走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信裏說：
“我不能不寫信對您說明您的出走對我來說是多麽快樂。我的全部身心都感覺到您應該做出這樣的行動。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已形成的環境下繼續生活下去，對您是很不好的。我相信您早就該走了；您怕這樣做是‘為了自己’，為了使這次行動的基本動機裏沒有自私的成分，您拖延得夠久了。您今後一定會意識到在新的環境裏您將平靜得多，快樂得多，輕鬆得多。您不應該忐忑不安，沒有精神上的喘息是不可能生活的；我深信，您的出走大家都感到好些，首先會使索菲婭·安德烈夫娜感到好些，不管這件事表麵上對她影響如何……”
10月30日，薩莎趕來，帶來媽媽、哥哥、姐姐的信。得知夫人曾企圖跳水，托爾斯泰難過得流下了眼淚，但他沒有別的選擇。考慮到妻子兒女隨時都可能追來，托爾斯泰便決定離開這裏，乘火車到南方去。他給夫人寫了一封信，勸她好自為之，不要再找他。信裏說：
“見麵尤其是回去，目前是不可能的。正如大家所說，這對你極其有害，對我則十分可怕，因為我現在的狀況由於你的激動、發怒和病態也可能變得更壞。我勸你接受已經發生的一切，適應一時還不習慣的新處境，而主要的是就醫。
“要是你不愛我但還不恨我的話，那就應該稍稍設身處地地替我想想。要是你能做到這一點，你就不僅不會責備我，而且還會幫助我尋求那種合乎人性要求的寧靜生活，就會克製自己來幫助我，而不是希望我現在回去。你現在的心情，你想要自殺的企圖，都說明了你已喪失了自我控製能力，這一切使我看到現在回去是不可思議的。除了你自己，誰也不能使你的所有親人、我而主要的是你自己擺脫現在所遭受的痛苦。請努力不要把精力放在實現自己的願望即要我現在回去這件事情上，而是要努力安撫自己，安撫自己的心靈，這樣你就會實現自己的願望。
“我在沙莫爾金諾和奧普季納修道院住了兩天，現在即將離開。這封信，我將在路上寄出。我不能告訴你到什麽地方去，因為我認為分居對你和對我自己都是必要的。不要以為我出走是因為不愛你。我愛你，而且真心實意地憐憫你，但我不能有別的選擇......
“再見吧，親愛的索尼婭，願上帝保佑你。人生不是兒戲，我們無權隨意虛度它。而用時間長短來衡量它，也是不明智的。也許我們還能活的幾個月比我們活過的那幾十年還重要，我們應當好好地度過它。 列·托。”
10月31日，淩晨四點，托爾斯泰給妹妹寫了一封告別信，就匆匆出發了。他甚至沒等找到第二輛馬車，自己跟杜尚坐找到的那輛車先到科澤爾斯克車站去了。薩莎和瓦裏婭找到另一輛馬車後，坐車趕到車站。買好票，上了車，車就開了。托爾斯泰決定先到新切爾卡斯克找傑尼先科先生（妹妹小女兒列娜的丈夫）；如果能弄到護照，就從那兒上保加利亞托爾斯泰僑民區去；要是弄不到護照，就到高加索去。
車廂裏的人認出了托爾斯泰，轉眼之間消息傳遍了全列車。許多好奇的人趕來看他。列車員招待十分殷勤，他們把托爾斯泰安排在一個小單間裏，幫助薩莎給托爾斯泰煮燕麥粥，趕走那些好奇的人。
三點多，托爾斯泰渾身發冷，喊薩莎。薩莎來給他蓋得暖和些，試了體溫，發燒。
火車進站停車時，薩莎下車打來開水。杜尚說，給病人喝點帶酒的茶也許會好些。但是，喝完了，托爾斯泰繼續打寒顫，體溫又升高了。
薩莎跟杜尚商量，決定不往前走了。晚上八點來鍾，火車開到阿斯塔波沃車站，托爾斯泰一行決定下車。下車後，杜尚請站長幫助找個住處。這裏沒有旅館，站長勸他們住在他家裏。
托爾斯泰穿過候車室時，人們聚攏過來，脫帽向他致敬，他吃力地把手舉到帽沿回禮。
托爾斯泰剛被脫掉衣服安頓到床上，就昏迷過去，左半邊臉和手腳抽搐起來。車站醫生來給他打了強心針，他就睡著了，兩個小時後恢複了知覺，決定休息一下，明天再繼續往前走。
11月1日，托爾斯泰口授由薩莎執筆給謝爾蓋和塔尼婭寫了一封信。信裏說：“我希望並且深信你們不會因為我沒有叫你們來而責備我。如果我叫你們來，而不叫媽媽來，她會很傷心的，其他兄弟也如此。你們要好好理解我叫切爾特科夫來的意思......他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我最後四十年所從事的事業。這個事業不僅對我個人重要，我認為（不管是對是錯）它對一切人，包括你們也都很重要。.....
“再見了，你們要盡力勸慰媽媽，我對她懷有最真誠的憐憫和愛。”
11月2日，托爾斯泰從早晨起體溫慢慢升高，出現咳嗽現象。痰裏有血，是肺炎。
當天下午五點，杜尚收到一封電報，說托爾斯泰夫人帶安德烈、米哈伊爾以及醫生等將乘特快列車趕來。
11月3日，醫生尼基京以及托爾斯泰想見的媒介出版社負責人戈爾布諾夫和鋼琴家戈利堅維葉澤爾[4]來了。托爾斯泰跟戈爾布諾夫談小叢書《生活之路》的出版問題，談了很長時間。
同一天，夫人和幾個子女趕來了。醫生跟大家商定，為了不使托爾斯泰激動，隻允許謝爾蓋和塔尼婭去看他。托爾斯泰見到兩個孩子很高興，一再詢問夫人的情況，他擔心他去世後人們會把夫人想得很壞，他含著眼淚說：“我們本來可以把事情處理得好一些。”
托爾斯泰夫人感到非常痛苦。她在《自傳》裏回憶說：“一些生人和外人守護在我的丈夫的周圍，而他的妻子，跟他共同生活了四十八年的我，卻不允許見他。房門從裏麵鎖著，我想從窗戶上看我的丈夫一眼，窗上卻掛著窗簾。有兩個護士被吩咐看著我，緊緊抓著我的胳臂不允許我動彈。這時托爾斯泰召喚我們的女兒塔尼婭進去，打聽我的情況，他一定認為我還在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對他的每個問題，我們的女兒都對他說：‘我們別談媽媽啦，這會使您太激動。’他說：‘哦，沒關係，這對我來說比什麽都重要。他還對她說過，雖然已經吐字不清了：‘給索尼婭（托爾斯泰對妻子的愛稱）造成了大量麻煩。我們把事情搞糟了。’
“我求每個人告訴他我來了，可是沒有人肯這麽做。很難說誰應該對這種殘忍行為負責。人們都怕激動會加速他的死亡。醫生也是持這種觀點。誰能說得準呢？也許讓我們見麵，由我來護理，會挽救他的生命呢，因為他已習慣我的護理方法了。在他給我的一封信裏（此信不久前我已公布），他說過我不在身邊他怕得病。”
11月4日，托爾斯泰幾乎失去了知覺。他一會兒說胡話，想解釋什麽，一會兒靜靜地躺著不動。他說胡話，很難聽懂他說什麽。
“探索，探索。”他忽然很堅定地說。
這天晚上，瓦裏婭走進進房間時，他忽然在枕頭上稍稍抬起頭，伸出手來，高興地喊道：“瑪莎！瑪莎！”他以為是二女兒進來了，其實他的二女兒瑪莎早在1906年就去世了。
11月6日，薩莎和塔尼婭坐在他身邊。他猛然欠起身來，坐在床上。薩莎問他：
“要把枕頭放好嗎？”
“不是，”他的話堅定而明確。“不是，我隻是勸你們記住一點：世界上除了托爾斯泰外，還有許多人，可你們隻看到一個托爾斯泰。”
傍晚時分，托爾斯泰病情嚴重了。給他吸氧氣，注射莰酮。他平靜了一會兒，對謝爾蓋說：“謝爾蓋！我愛真理......非常......愛真理。”
11月7日，淩晨五點，托爾斯泰夫人被允許進去看失去知覺的丈夫。夫人在《自傳》裏回憶說：“醫生允許我進去看丈夫時，他已呼吸困難，仰臥在床上不能動了，兩眼已經閉上了。我輕輕地對著他的耳朵說了幾句溫存的話，希望他能聽到我這段時間一直在阿斯塔波沃而且我始終是愛他的。我不記得還對她說了些什麽，隻有他好像做了可怕的努力才發出來的兩聲長歎，是對我的回答，然後便毫無聲息了……”
六點零五分，托爾斯泰與世長辭了。
後來的日日夜夜夫人總是守在丈夫的屍體旁邊，覺得自己的生命也冷卻了。
9日清晨，托爾斯泰的靈柩運抵紮謝克車站。盡管當局百般阻撓，仍有數萬群眾坐火車趕來為托爾斯泰送葬。當天下午，遵照托爾斯泰遺願，他的遺體被安葬在紮卡斯峽穀旁那個藏有傳說中的小綠棒的地方。
托爾斯泰安葬之後，夫人病倒了，在病床上躺了十八天。她一方麵是身體有病，另一方麵在精神上也受到自責的折磨：她對丈夫的死深感愧疚。她把餘生幾乎都獻給了緬懷丈夫的回憶。她更加廣泛地接受了丈夫的觀點和主張：她讚成他的反戰思想、讚成他反對土地私有製的態度，甚至也讚成他的素食主義——而這素食主義曾經是引起她和他經常摩擦的一個根源。
1919 年，薩莎回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同媽媽、姨媽塔尼婭以及姐姐塔尼婭小住。悲傷使托爾斯泰夫人變得衰老了，全身佝僂，視力很差，懵懵懂懂，神態木然。薩莎要離開的那天，她得了肺炎，薩莎留下來護理她。她很溫和，非常有耐心地忍受著痛苦。
“親愛的薩莎，請寬恕我！我不知道過去是怎麽搞的......我永遠愛他，我們倆的全部生活彼此都是忠實的......”
“請你也寬恕我，我在你麵前也是有許多過錯的。”薩莎流著眼淚說。
托爾斯泰夫人肺部出現了水腫，喘不上氣來。她一邊懺悔，一邊進聖餐。1919年11月4日，她安靜地死了，小女兒薩莎給她合上了眼皮，享年75歲。
她被葬在三公裏以外的一塊農村墓地——科恰克沃墓地裏，跟1906年去世的女兒瑪莎為鄰。據說，她生前曾表示過希望死後葬在丈夫身邊，但這個遺願未得到尊重。
後記
托爾斯泰夫婦的分歧，在結婚時就存在。托氏喜歡鄉居，喜歡體力勞動，喜歡接觸勞動群眾，而夫人則恰恰相反，喜歡城市生活，喜歡上流社會的交際，喜歡高雅的藝術享受。不過這種分歧，最初並沒有顯露出來。後來顯露出來了，也還有妥協的餘地。真正難以消除的分歧產生在托氏決心放棄私有財產之後。托氏認為，保持私有財產是一種罪惡，必須把這些財產還給人民。夫人則認為，不能隻考慮別人，而讓自己的子孫受凍挨餓。通過分家，托氏放棄了自己的那一份家產，問題暫時得到了緩解。但托氏並不以此為滿足，他還想放棄版權。夫人認為，不能隻讓出版商發財而使兒孫受窮，為了保住子孫的生活來源和自己已投入出版托氏著作的資本，她堅決不同意。他們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托爾斯泰以寫秘密遺囑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意願，而夫人則要千方百計地得到這份遺囑以保護家族的經濟權益，結果就釀成了托氏離家出走這出遺恨千古的家庭悲劇。
托爾斯泰的離家出走並不是一時心血來潮，他從1885年起就曾不斷產生過這樣的意圖，但都沒有下定決心。釀成最後這次出走的悲劇，除了夫人在爭執中沒有掌握分寸步步進逼、非要找到那份秘密遺囑以外，他的支持者切爾特科夫和女兒亞曆山德拉（薩沙）也負有一定的責任。托氏自己在1910年的日記裏，其中包括同年7月29日開始寫的《隻給自己看的日記》裏也這麽說過。7月30日的日記裏，他就說：“切爾特科夫把我拖入鬥爭，這場鬥爭使我感到沉重厭惡。”9月24日，他在日記裏寫道：“他們把我撕成了碎塊。有時想：離開所有的人。”這裏的“鬥爭”指的就是秘密寫遺囑。我很讚成俄國科學院通信院士格羅莫娃-奧普爾斯卡婭女士在2001年為亞曆山德拉《父親》一書寫的序言《父親的傳記》一文中的論斷：亞曆山德拉和切爾特科夫當時都還年輕，處理問題方法簡單，考慮不周：他們期待和慫恿托爾斯泰離家出走，沒有想到像托爾斯泰這樣一個病弱老人深秋時節乘火車和其他車輛在俄國當時條件惡劣的路途上顛簸，必定會被折騰死！
如果說在這場家庭悲劇裏，托爾斯泰有什麽過錯的話，那就是他隻顧自己前進，而忽略了對妻子的勸導和對子女的教育：他要寫遺囑放棄版權，明明知道夫人和兒子們不同意，卻沒有耐心去商量說服，而是采取了秘密的方式背著他們進行。結果，就更加深和激化了雙方的矛盾。他跟自己的朋友比留科夫談到此事時，比留科夫也告訴他應該先跟家裏人商量。假如他能采納比留科夫的建議的話，這場悲劇也許不是不可避免的。托爾斯泰臨終時，自己對兒子謝爾蓋和女兒塔妮婭也承認：“我們本來可以把事情處理得好一些。”他當時對女兒塔妮婭也說過：“我們把事情搞糟了。”
主要資料來源：
1）А?Толстая.Отец.С.487-510.
2）陳殿興《列夫·托爾斯泰》，第241—248。
3)Anne Edwards Sonya,The Life of Countess Tolstoy.PP.451.
4）The Diaries of Sophia Tolstoy.Translated by Cathy Porter.
PP.xii-xiii.
5)Autobiography of Countess Tolstoy.PP.98-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