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璞集
先連載陳殿興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兩部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罪與罰》，然後再介紹他寫的俄國作家的愛情故事。
楔 子
一、家世和童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祖上是立陶宛貴族，從16世紀以來古羅斯①西南地區的各種文件裏就常出現這個家族的代表人物的名字。其中有些人達到了顯赫的地位，他們中間有最高法庭成員，有議員，有法官，有主教，有軍官。1506年大貴族丹尼洛·伊萬諾維奇·伊爾季什得到了幾塊封地，其中有一塊是明斯克省皮納縣陀思妥耶沃村（在今白俄羅斯境內）。從此他們就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為姓。②丹尼洛的一個孫子——費奧多爾·伊萬諾維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的命運跟著名大公安德烈·庫爾布斯基③連到一起，跟他去沃倫（今烏克蘭沃倫州）定居；丹尼洛的另一個孫子斯特凡·伊萬諾維奇在家鄉當了主教。他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庭“東正教支”的祖先。到了18世紀，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因為沒有皈依天主教，便被排除出西部地區貴族的行列，逐漸式微，作家的祖父職位已很低——在波多利斯克省（曆史地名，位於南布格河和德涅斯特河流域，今屬烏克蘭文尼察州和赫梅利尼茨基州）偏僻的布拉茨拉夫鎮當大司祭。他的大兒子列夫·安德烈耶維奇在一個村裏當神甫，六個女兒三個嫁給了偏遠地區的神甫，三個嫁給了烏克蘭小官吏。隻有小兒子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作家的父親獨立自主地選擇了一條特殊的生活道路：十五歲那年，神學校畢業，不願當神甫，擅自跑到莫斯科進了莫斯科外科醫學院，在沒有父母資助的極端困難條件下讀完了莫斯科外科醫學院。1812年，他畢業以後就被分配到軍隊當醫生，參加反抗法國入侵的衛國戰爭。最後獲得校級軍醫職銜。1818年被調到莫斯科擔任住院醫師。1821年3月退役，被調到莫斯科馬利亞醫院當醫師，一直工作到1837年以八級文官④退休為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1819年結婚。母親名字叫瑪麗亞，娘家姓涅恰耶夫，本來是個富商，1812年俄法戰爭期間喪失了全部財產。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一共生了八個子女：長子米哈伊爾——1820年生；次子費奧多爾即未來作家——1821年生；長女瓦爾瓦拉——1822年生；三子安德烈——1825年生；次女和三女薇拉和柳博芙是孿生姊妹——1829年生（柳博芙生下來沒有幾天就夭折了）；四子尼古拉——1831年生；四女亞曆山德拉——1835年生。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親性格剛毅，脾氣暴躁，對孩子要求極為嚴厲。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母親則為人非常和善，聰明，具有美術和音樂天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篤信東正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小就受到宗教的熏陶。他記得兩歲時媽媽帶他到一個農村教堂去參加聖餐儀式；也記得三歲的時候每天臨睡前保姆帶他祈禱：“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到您的身上，聖母，保佑我們吧。”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歡這句禱詞，後來遇到難處時他終生都誦讀這句禱詞，這句禱詞也包括在他的孩子們臨睡前他跟孩子們誦讀的禱詞之內。八歲的時候，媽媽帶他到教堂，他記得當時誦讀聖經的情景。這段回憶，後來在《卡拉馬佐夫兄弟》裏描寫佐西馬長老的童年時曾談到過。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是很重視的。從懂事起，媽媽就教他們認字母，字母認全以後，就教他們讀書。孩子們讀的第一本書是《一百零四則新舊約故事》——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寫《卡拉馬佐夫兄弟》裏的佐西馬長老的童年時曾提到過這本書。孩子們再大一些，父母就請老師來家教課。請的老師有一位教神學課，一位教法語。後來為了準備中學入學考試，米哈伊爾和費奧多爾被送到法語老師家裏開辦的半寄宿學校去補課（白天去晚上回家）。由於法語老師家裏無人教拉丁文，拉丁文就由父親親自教。別的老師來家教課時，孩子們都坐著；父親教拉丁文時，孩子們必須站著，連桌子也不許靠。父母要求嚴格，脾氣暴躁，孩子回答問題稍有差錯，他就發火，罵他們懶惰、愚笨。不過即使孩子們有過錯，他也從來都不施行體罰，連罰站牆角之類的懲罰也沒有采用過。他經常告誡孩子要努力學習，說他是窮人，他們將來必須靠自己去闖生路，他望子成龍的心願很強烈。他的三兒子安德烈回憶說，巴爾舍夫神甫（他們家的朋友）的兩個兒子以優異成績從莫斯科大學畢業後被用公費派送出國留學，回國後到他們家拜訪；客人走後，父親說：“如果我的兒子們將來能像巴爾舍夫的兩個兒子這麽有出息，別說等到這一天，即使相信會有這一天，我死的時候也就放心了。”
平時晚上爸爸不忙著往病曆裏填寫處方的時候，孩子們就坐在客廳裏聽爸爸媽媽念書；爸爸念累了，媽媽就接著念；孩子大一些以後，也接替爸爸媽媽念。所念的主要是曆史書，其中有卡拉姆津的《俄國史》、波列伏依的《羅蒙諾索夫傳》等。有時也念茹科夫斯基的詩歌、卡拉姆津的《苦命的麗莎》、普希金的《別爾金小說集》、紮戈斯金的《尤裏·米洛斯拉夫斯基》、拉熱奇尼科夫的《冰屋》等文學書。
父母喜歡讀英國女作家拉德克裏夫的“恐怖”小說；有時臨睡前也讀給孩子們聽；聽了這些故事，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止一次說過夢話。
課餘時間，陀思妥耶夫斯基經常閱讀司各特的《威弗利》和《昆丁·達威特》。他也經常閱讀普希金的作品。卡拉姆津的《俄國史》，經常放在他的書桌上，沒有新書時就拿起來讀。
他跟哥哥米哈伊爾隻差一歲，從小就一起玩，大一些以後興趣也相同：都喜歡文學。在兄弟姐妹中間，他倆最親密。成年以後，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政治迫害身陷困境時也經常向哥哥求援。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流放地回到彼得堡以後哥倆還一起創辦雜誌。這都是後話。且說童年時有一次哥哥米哈伊爾背會了茹科夫斯基的《加布斯堡伯爵》，陀思妥耶夫斯基背會了普希金的《奧列格之死》，同時背誦給父母聽，父母認為《加布斯堡伯爵》更好一些——可能因為茹科夫斯基當時名望更大一些吧。這兩首詩，媽媽都很喜歡，甚至在病中臥床不起的時候也喜歡聽孩子們背誦。陀思妥耶夫斯基選擇背誦普希金的詩並不是偶然的，他一生喜歡普希金，後來即1880年6月在莫斯科普希金紀念碑揭幕典禮大會上他還發表了一篇關於普希金的著名講演。
父親退休前，全家住在馬利亞醫院的廂房裏，孩子們就在院裏玩。夏天傍晚，父母有時帶孩子們到郊區散步。即使在郊區，孩子們也不能亂跑——他們認為這樣不雅觀。父親這時常常給他們講一些有啟迪作用的知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弟弟安德烈回憶說，他記得父親散步時曾不止一次結合實物給孩子們講過銳角、直角、鈍角、曲線、折線等幾何學基礎知識。
1831年父親在圖拉省買了兩座小莊園，約有一百來個農奴。一座叫達羅沃耶，一座叫切列莫什尼亞。從此以後，每年早春母親都要帶著三個大孩子到切列莫什尼亞去住一個夏天，親自管理家業（父親因為工作離不開）。孩子們覺得跟過節一樣。這座農村景色異常優美。他們母子住的那座白色小房坐落在一大片濃陰如蓋的椴樹林裏。椴樹林盡頭是茂密的樺樹林。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喜歡這個地方。他說：“ 我一生從來沒有像愛森林那樣愛過別的，我愛森林，愛森林裏的蘑菇和野果、甲蟲和小鳥、刺蝟和鬆鼠，以及腐葉發出的極其好聞的潮濕的黴味。”
在這裏，孩子們可以盡情玩，不像在醫院裏受到種種限製。他們也可以跟農民的孩子玩，而在城裏時他們幾乎沒有夥伴。未來的作家也接觸過農民，跟農民閑談，幫農民牽馬耙地或跟在犁杖後麵走。他極願意幫助農民做事。有一次一個農婦在地裏幹活，把帶來的水灑了，小孩子沒水喝，小陀思妥耶夫斯基很高興地走一公裏半回農村去給這個農婦拿水。在農村裏，他第一次聽人講苦難聖徒和虔誠教徒的故事，他也親身感受到農民的善良和熱心。農村生活，給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美好回憶。
1834年秋，作家十三歲的時候跟哥哥米哈伊爾到了進中學的年齡。當時公立中學教學質量不好，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決定送他和哥哥進私立的切爾馬克寄宿中學。每星期六星期日回家。這所寄宿學校是為培養學生升大學的，高年級課程都是由大學教授擔任。例如語文課教師達維多夫當時就在莫斯科大學教拉丁文和哲學，有很多著作，後來被選為院士。盡管他的觀點到了1830年代已顯得陳舊，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接受，但在加深自己的文學修養方麵陀思妥耶夫斯基卻不可能不受到他的熏陶。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母對孩子管教極嚴，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米哈伊爾十六歲以前從來都沒有單獨出過門。直到被送到彼得堡求學以前，衣袋裏從來沒有出現過零花錢。
1837年2月媽媽病故，父親退休移居農村。
1837年5月，父親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米哈伊爾到彼得堡進軍事工程學校。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在《作家日記》裏回憶這次旅行時說：
“我和哥哥當時都憧憬新生活，一心向往‘壯麗崇高事業’（當時這個短語還很新鮮，沒有諷刺意味）。我們都懷著一種熱烈的信念；盡管我們清清楚楚地知道入學要考數學，可是我們隻是幻想詩歌和詩人。哥哥寫詩，每天寫三首，即使在路上；我則不停地構思一部以威尼斯生活為題材的小說。”
從這段回憶裏我們不難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時已經迷戀上了文學創作。
從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離開了家。在1839年6月父親遇害前⑤再也沒有見過父親。
二、展翅高飛
陀思妥耶夫斯基1938年1月通過入學考試，進了彼得堡軍事工程學校。米哈伊爾因體檢不合格未被允許參加入學考試，到雷瓦爾（今稱塔林，愛沙尼亞首都）進了工程部隊當士官生。從此兄弟之間的頻繁通信就開始了。他們在信裏經常談論的題目是文學，他們的書信對我們了解他們這個時期的文學興趣是很有用處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學校裏並沒有專心致誌地學習課程，而是與二三好友一起研讀文學作品，隻愛聽曆史課和語文課，對數學課不感興趣，他還編輯校內出版的石印報紙《雷瓦爾的胡瓜魚》。
結果一年級結束後升二年級時被留級。留級的原因，他的同學說因為考試不及格。他本人在1838年10月給父親的信裏則說：10門功課，7門得滿分，炮兵學10分滿分，他得了8分；代數學和築城學15分滿分，他代數學得了11分，築城學得了12分。留級的原因是有些老師不喜歡他，其中有人在校務委員會很有影響。他跟兩個老師有過嫌隙。代數老師最恨他，堅持要他留級，而考試成績比他差一百倍的人靠關係都升級了。
不過他拿出很多時間搞文學和藝術卻也是事實。
來到彼得堡以後，結交的朋友中有兩個人對他的影響最大。
一個是伊·尼·希德洛夫斯基。他是財政部的一個年輕官員，詩人。他寫的詩帶有神秘朦朧色彩。他極愛席勒和諾瓦利斯的詩，也非常喜歡茹科夫斯基的詩，在思想上他則接受德國哲學家謝林的自然哲學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1837-1839年間跟他交往的時候對他崇拜得五體投地。1840年他在給哥哥米哈伊爾的信裏回憶說：“晚上我常跟他坐到很晚，我們無所不談。哦，這是一顆多麽坦誠純潔的心靈啊！想起往事，我現在就流淚……他已開始創作戲劇，而且是多好的戲劇啊，哥哥！……他的抒情詩更不用說了！……我們最後一次會麵是在葉卡捷琳戈弗散步。啊，這一晚，我們過得多有意思！我們回憶了冬天的生活，那時我們在一起談荷馬，談莎士比亞，談席勒，談霍夫曼……去年冬天我處在一種興奮狀態。跟希德洛夫斯基的交往使我得到了那麽多美好時刻。”不過1939年春，希德洛夫斯基辭職返鄉，從此兩個好朋友再也沒有見麵。
另一個人是他1840年結識的上一班同學別列熱茨基。他們常常在一起讀席勒，讀著讀著就爭論起來，不久就兩人一前一後穿過課堂和寢室，一個在前麵跑，一個在後麵追。跑在前麵的是不想聽到反駁，在後麵追的則要說完自己的看法。經常是別列熱茨基跑，陀思妥耶夫斯基追。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哥哥的信裏說：“我有一個同學，我非常喜歡他。你來信說我不讀席勒——哥哥，你錯了！我把席勒全背會了，白天說話引他的詩，夜裏說夢話也離不開他的詩；而且我認為，命運在我一生的那樣時刻使我認識這位大詩人再及時不過了；什麽時候我也不能像那時那樣深刻認識席勒。我跟我的這位朋友一起讀席勒，在他身上印證高尚熱情的唐·卡洛斯，波紮侯爵和莫爾蒂梅拉⑥。這種友誼給我帶來了那麽多傷感和享受。如今我將永遠不再談它了。席勒這個名字使我感到親切——它像一個神奇的聲音，可以鉤起我許許多多回憶；這些回憶是痛苦的，所以我一直沒有跟你談到席勒，沒有跟你談他留給我的印象。哪怕隻聽到他的名字，我都會感到痛苦。”大概是唐·卡洛斯——別列熱茨基使他失望了，所以跟這種友誼連在一起的關於席勒的回憶也變得痛苦了。
1841年8月晉升為準尉升入軍官班以後，他可以在校外租房住。這時他課外時間要麽去劇院看劇，欣賞芭蕾，聽音樂；要麽，就坐在屋裏不是寫東西就是看書。
1841年2月中旬，哥哥米哈伊爾來彼得堡參加晉升準尉的考試，在歡迎哥哥的晚會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誦了自己寫1542—1567年間蘇格蘭女王的《瑪麗·斯圖亞特》和寫1551—1605年間俄國沙皇的《鮑裏斯·戈杜諾夫》兩出曆史劇的片段。
1843年8月，他軍事工程學校高等科畢業，被分配到軍事工程局任職。他畫的圖不對，缺乏準確比例，常常受到批評挖苦，被退回來重畫，他感到心灰意懶，再加上身體有病，所以他就決意辭職，專門從事心愛的文學工作——從他在軍事工程學校讀書期間給哥哥的信裏我們可以看出他不僅對俄國文學和西歐文學已做了透徹研究，而且對自己未來的使命——探索人心秘密——也早有清楚認識：所有這一切，都為他進行文學工作做好了必要的準備。
1843年，巴爾紮克來彼得堡訪問三個月，大受歡迎，名噪一時。陀思妥耶夫斯基決定利用這個時機翻譯他最喜歡的巴爾紮克的《歐也尼·葛朗台》。通過翻譯這部小說，他向巴爾紮克學了很多東西。據學者研究，他的譯文相當傳神。但在《劇目與文萃》（1844年第6、第7期）刊載時，卻被編者刪節了三分之一（據說編者先科夫斯基很喜歡刪節來稿），而且沒有署譯者的名字。看到寄來的雜誌，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傷心。這第一步，可以說並不是十分順利。
1844年10月19日，少尉野戰工程師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批準因家庭原因以中尉銜退役。
1845年5月他的成名作《窮人》脫稿。這部小說，他可能是1844年1月翻譯完《歐也尼·葛朗台》以後開始寫的。1844年9月末開始跟他合租一套住宅的格裏戈羅維奇⑦回憶說：
“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伏案寫作，一直寫到深夜。他不肯說在寫什麽，我問他，他也不願說。我知道他性格孤僻，所以也就不再追問，隻能看到他用圓潤有力而且工整的筆體寫出的一頁頁稿紙……
“一天早晨（那是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叫進他的房間；一進屋，我看到他坐在夜裏當床用的沙發上，麵前是一張小書桌，桌上放著厚厚的一摞寫滿密密麻麻小字的稿紙。
“‘請坐，格裏戈羅維奇。昨天才抄完，想讀給你聽聽。坐好，別打岔。’他異常興奮地說。
“……我聽著，激動得不得了，有幾次都想去抱著他的脖子，可是知道他不喜歡這樣大吵大嚷地表露情感，隻好作罷。可是我不能平靜地坐著聽，不斷發出讚歎聲。”
陀思妥耶夫斯基回憶說：
“小說寫成之後，我不知道該怎麽辦，交給誰。文學界除了格裏戈羅維奇誰也不認識。而格裏戈羅維奇呢當時除了在一個叢刊裏發表過一篇《彼得堡的流浪樂師》以外也沒有發表過什麽。好象他當時準備到鄉下去避暑，暫時住在涅克拉索夫⑧家裏。有一次他來，說：‘把稿子送來吧（他自己還沒有讀過），涅克拉索夫來年準備出一本叢刊。我給他看看。’我把稿子送去，見到了涅克拉索夫，互相握了握手。自己送稿子來，我感到不好意思，馬上就走了，幾乎沒有跟涅克拉索夫談一句話。我沒有多想成功的事，而對於這個當時被人稱為‘祖國紀事黨’的集團是感到害怕的。別林斯基⑨的文章，幾年以來我一直喜歡讀，可是我覺得他威嚴可怕。‘他會嘲笑我的《窮人》！’——我有時心裏這麽想。不過這種擔心隻是一閃而過；我寫的時候是帶著激情幾乎是流著淚寫的——‘難道這一切，我寫這部小說時的感受，都是假的，都是海市蜃樓，都是不真實的？’這種想法也是幾分鍾的事，接著又開始疑慮起來。交稿的當天晚上，我到住在遠處的一個昔日同學家裏去了。我們在一起通宵談論《死魂靈》，讀《死魂靈》，也不記得讀了多少遍。當時青年常這麽做：兩三個人聚到一起就會說：‘我們讀讀果戈理吧！’說完就坐下讀起來，也許能讀一夜，那時青年中間有許多許多人好象懷著某種情感和憧憬。我回家時已是淩晨四點，那是明亮如晝的彼得堡白夜。是個溫暖的美好季節。我回到家裏，沒有上床，打開窗戶，坐在窗前。這時忽然門鈴響。我極為吃驚，急忙把門打開。格裏戈羅維奇和涅克拉索夫馬上進來抱住我，神情異常激動，幾乎要流下淚來。原來他們昨天傍晚回家早，就把我的稿子拿出來讀讀試試：‘讀十頁就能見分曉。’可是讀完十頁以後決定再讀十頁，後來欲罷不能，讀了一個通宵，直到淩晨。他們是朗讀，一個讀累了，另一個接著讀。事後格裏戈羅維奇告訴我：‘涅克拉索夫讀描寫大學生死的地方，讀到父親跟在棺材後麵跑的時候，我突然看到他聲音斷了一兩次，他忽然憋不住，拍了一下稿子：‘哎呀，這家夥真行！’這家夥是指您，我們就這樣讀了一夜。’他們讀完（共七印張！），一致決定立即來找我。‘睡了有什麽關係，我們把他叫醒，這比睡覺重要！’後來了解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我常常感到奇怪，他當時怎麽會那麽激動。他性格內向，多疑謹慎，很少交際。起碼我總覺得他是這樣一個人，因此我認為我們初次見麵的情景真是最深刻的感情的流露。他倆在我這裏坐了半個小時，天知道半個小時裏我們談了多少問題，說半句話我們就能互相理解，我們不斷地讚歎，不斷地搶話；我們談詩歌，談真實，談‘當時形勢’，自然也談果戈理，引證《欽差大臣》和《死魂靈》，不過主要是談別林斯基。‘我今天就把您的小說拿給他看，您會看到他是怎樣一個人！您認識了就會看到這是一個多好的人！’——涅克拉索夫用兩手抓住我的肩膀興奮地晃動著說。‘喂，現在睡吧，睡吧！我們走，明天到我們這兒來！’他們走後，我哪兒能睡著呢！多麽興奮，多大的成功！主要的是情感可貴，我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想法：‘有人成功了，人們誇獎他，歡迎他，祝賀他，可這兩個人噙著眼淚淩晨4點跑來叫醒我，因為這比睡覺重要……啊，多好！’我當時這麽想，怎能睡呢！
“涅克拉索夫當天就把稿子交給了別林斯基。他崇拜別林斯基，好象一生最愛的人就是他……他拿著《窮人》一見到別林斯基就喊道：‘新的果戈理出現了！’‘您的果戈理像雨後的蘑菇一樣容易出現。’——別林斯基嚴厲地批評他說，不過稿子還是接過去了。傍晚涅克拉索夫又到別林斯基那兒去，別林斯基見到他時異常激動，說：‘領來，快把他領來！’
“於是我被領去見別林斯基（這已是第三天的事）。我記得，第一眼見到別林斯基的時候，他的相貌，他的鼻子，他的前額使我吃了一驚；不知為什麽，在我的想象中，‘這個令人恐慌可怕的批評家’完全是另一副長相。他見到我時異常莊重矜持。‘沒什麽，就該這樣。’——我想，可是沒過一分鍾，我的想法全變了：莊重不是因為一個大批評家見一個二十二歲剛起步的作家，而是因為他尊重要盡快向我表露的情感，尊重他異常急於要對我說的那些重要的話。他熱情洋溢、兩眼閃光地說：‘您自己明白您寫出的是什麽東西嗎！’——他照平時的習慣喊著重複了幾遍，他感情強烈時總是喊。‘您作為藝術家隻是憑直覺就可以寫出這樣作品來，可是您認識到了您向我們指出的全部可怕的真實嗎？您二十歲的人不可能理解這個。您筆下的這個不幸官吏——他那麽克已奉公、自卑得竟不敢認為自己是不幸的。幾乎把最微小的抱怨都看成是自由思想，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有權認為自己是不幸的。當善人——他的將軍給了他這一百盧布時，他受寵若驚，“將軍大人閣下”（他說的不是“將軍大人”）竟會憐憫他這樣人！還有掉下來的扣子，還有那想吻將軍手的瞬間——這不是對不幸者的同情，這是恐怖，恐怖！在這感恩裏表現著他的恐怖！這是悲劇！您觸到了事情的實質，最主要的東西一下子就指出來了。我們政論家和批評家隻是議論，我們力求用話語說明這一點，而你們藝術家用一個線條，一個形象就把事情實質表現出來了，簡直可以用手觸摸到，連最不善思考的讀者也能一目了然！這就是藝術性的秘密，這就是藝術的真實！這就是藝術家為真理服務！真理已顯示在您這個藝術家麵前，作為天賦給了您，您要珍惜您的天賦，忠實於它，您將成為偉大作家！’…
“這是他當時對我說的話。關於我，他後來對許多人講過這類話，這些人如今健在，可以作證。我離開他的時候心裏感到陶醉，我站在他的房角，看著天空，看著明亮的太陽，看著過往行人，身心都感到我的生活裏發生了重要轉折，一種我在最大膽的幻想中都沒有想到的嶄新生活開始了。”
三、虎口餘生
《窮人》1846年1月15日出版，受到好評，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舉成名，接著發表了《雙重人格》（1846）、《普羅哈爾欽先生》（1846）、《女房東》（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
他本來跟別林斯基小組來往很密切，可是後來一方麵因為對別林斯基的批評不滿（因為別林斯基改變了最初對《雙重人格》的較好評價並嚴厲批評了《女房東》和《普羅哈爾欽先生》），另一方麵他自視甚高，擺名作家的架子，而小組裏的一些年輕作家又不買他的賬，經常奚落他，所以1847年初就跟別林斯基及其小組決裂了。
這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會。
彼得拉舍夫斯基⑩自認為是社會主義者，是傅立葉[11]的信徒，主張俄國民主化，消滅農奴製度和專製製度，1845-1849年間，一些進步知識分子經常在他家聚會。參加聚會的人們利用他收藏的大量禁書了解唯物主義哲學、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和革命運動史。
1849年初，在西歐1848年革命事件影響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成員斯佩什涅夫[12]所組織的秘密團體。
1849年4月22日，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會被沙皇政府破獲。[13]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許多[14]成員一起遭到逮捕，監禁在彼得堡阿列克謝耶夫三角堡。9月開始審判，11月16日審判結束。二十一名成員被判處死刑，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判決書裏指控他兩項罪名：一是他先後在小組成員杜羅夫和彼得拉舍夫斯基住處朗讀過別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反對農奴製度的信[15]，而且後來還給蒙別利傳抄過；二是，在斯佩什涅夫住處朗讀格裏戈裏耶夫中尉的煸動性小說《士兵談話》時他在場。
決定12月22日在謝苗諾夫校場執行槍決。
這是一個晴朗而寒冷的早晨。街上行人看到了一種奇異景象：許多全副武裝的騎馬的憲兵簇擁著一列馬車飛馳而過，直奔謝苗諾夫校場。這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被押赴刑場。謝苗諾夫校場地上覆蓋著剛下的白雪，四周由軍隊警戒著，遠處土堤上站滿了看熱鬧的群眾。一片寂靜。太陽剛剛升起，透過薄霧像個血紅的圓球堆在地平線上。廣場中央搭了一個帶台階的四方台子，裹著黑布——這是斷頭台。斷頭台旁邊埋著幾根灰色的木樁。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斷頭台前麵，個個麵容憔悴，瘦削蒼白，有些人的胡子和頭發長得很長。他們多日不見，紛紛握手問候。這時傳來一聲口令：“脫帽！”接著宣讀了皇上親批的槍決命令。隨後發給了每個死刑犯一件白罩衫和一頂尖頂帽——執行槍決時的穿戴。神甫過來讓他們吻了吻十字架，然後彼得拉舍夫斯基、斯佩什涅夫、蒙別利被帶到木樁前麵，綁到木樁上。有人給他們把尖頂帽拽下來遮住他們眼睛免得他們害怕。彼得拉舍夫斯基把尖頂帽摘下來扔了。一聲令下，十六支步槍瞄準了他們三人。眼看著自己的親密朋友就要倒在血泊之中，令人情不自禁地感到恐怖可怕，切齒憤盈。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格裏戈裏耶夫就在此刻永遠精神失常了。這時突然一個侍從武官騎馬趕來，宣布皇上赦免這些犯人死罪，另行判處。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刑場回來後立即寫信給哥哥回憶當時的情境說：
“今天，12月22日，我們被帶到了謝苗諾夫校場。在那兒向我們宣讀了死刑判決書，讓我們吻了吻十字架，在我們頭上折斷了佩劍[16]，給我們穿上了白罩衫。然後三人一批綁到木樁上執行槍決。我是第六個，每批槍斃三人，我是第二批，我已經活不過一分鍾了。我想起你來，哥哥，想起了你們一家三口；在最後一分鍾裏，我心裏隻有你，這時我才知道自己多麽愛你，我的親愛的哥哥！我也來得及擁抱旁邊的普列謝夫和杜羅夫，跟他們訣別。最後聽到了取消死刑的信號。綁在木樁上的人被帶了回來，向我們宣讀了皇上的赦免令，接著宣讀了新的判決。”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四年苦役然後罰當列兵。
12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隨同別的犯人一起被解往服苦役地鄂木斯克。1850年1月23日到達鄂木斯克監獄開始服苦役。
關於服苦役的情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1月31日—2月22日寫給哥哥的信裏有詳盡的描述，我們不妨摘錄一段：
“早在托搏爾斯克我就聽人談過我們未來的直接上司。要塞司令是個很正派的人，可是少校協理克裏夫佐夫卻是個少有的壞蛋，野蠻，找碴，酗酒，可以想得出來的令人討厭的毛病他全有。一見麵，他就罵我和杜羅夫是渾蛋，並威脅說一有過錯就對我們施行體罰。他當少校協理已兩年，盡做壞事。兩年之後，他受到法律審判。上帝使我免受他折磨。他出來巡視總是醉醺醺的（我從來沒見過他不是喝醉酒的），他反而找沒喝過酒的犯人的碴兒，打犯人，誣蔑犯人喝得爛醉如泥。還有一次夜間巡視打人，借口犯人睡覺不是身子向右側、喊叫或者說夢話，為了他那醉醺醺的腦袋裏所出現的一切理由打人。我就是要在這樣一個人的管轄之下生活，就是這個人每月向彼得堡報告我們的服刑情況，給我們寫鑒定。在托博爾斯克，我就接觸過服苦役的人，在鄂木斯克我跟他們在一起生活了四年。這些人粗魯、暴躁而且凶狠。他們極端仇恨貴族，因此他們見到我們這些貴族的時候是敵視的，幸災樂禍的。如果允許的話，他們會把我們吃了。不過你可以想得到，防不勝防，因為一連幾年都跟這些人一起生活，一起吃喝，一起睡覺，而且對各種各樣數不勝數的欺侮連告狀的時間都沒有。‘你們貴族吃人不吐骨頭，經常殘害我們。你們以前當老爺，欺壓百姓，如今一落千丈，跟我們一樣了。’——這是四年中間經常聽到的話。一百五十個仇敵永無休止地迫害。他們喜歡這樣，這是他們的娛樂；如果說有什麽避免禍患的方法的話，那就是漠然置之，保持精神的優勢（他們不能不理解並且尊重這一點），鎮定自若。他們始終都意識到我們比他們高。他們對我們的犯罪事實一無所知。我們自己不願告訴他們，因為我們跟他們互相不理解，結果我們就得忍受他們根深蒂固的對貴族的報複和迫害。我們的生活很壞，軍人苦役比平民苦役更不堪忍受。這四年我未能出監獄大門一步。隻有幹活的時候到監獄外麵，活兒很重——當然不是總這樣，我有時累得精疲力竭。不管是陰雨，是泥濘，還是令人無法忍受的嚴寒，都必須幹活。有一次我幹急活，一連在嚴寒裏幹了四個小時。當時溫度計的水銀柱都凍了，可能有零下四十度。我把腳凍壞了。我們全都擠在一間牢房裏。那是一座木板房，又舊又破，早就該拆，早就不能住人了。夏天悶熱不堪，冬天寒冷難耐。地板全都爛了。地板上的泥垢有一俄寸[17]厚，走路可以滑倒。窄小的窗戶都長滿冰霜，所以整天都不能看書。玻璃上的冰有一俄寸厚。天花板滴水——房蓋淨是窟隆。我們像裝在木桶裏的鯡魚——一個擠一個。[18]生著一個可以裝六根樺木劈材的大鐵爐子，可是沒有熱氣（屋裏的冰都難得融化）。而煙卻嗆得令人受不了——一冬天都這樣。犯人都得在牢房裏洗衣服，狹窄的牢房裏濺得滿地都是水。沒有轉身的地方。從天黑到黎明，不能到室外大小便，因為牢房的門上鎖。馬桶放在門鬥裏，因此臭氣熏得人喘不上氣來。所有苦役犯身上都散發著豬的臭味，據說不能沒有豬的臭味，因為是‘活人’嘛。我們直接睡在木板上，隻允許有枕頭。睡覺時蓋一件短短的半截皮大衣，兩腿都整夜露在外麵。整夜都凍得直打戰。跳蚤、虱子和蟑螂到處都是。冬天我們穿的半截皮大衣常常是很差的，幾乎不保暖；穿矮靿兒皮靴在冰天雪地裏走路。給我們吃的是麵包和肉湯——規定每人是1/4俄磅[19]牛肉，不過是切碎的，然而我在湯裏從來沒有見過牛肉。節日喝的粥裏幾乎一點油也沒有。齋戒期間是水煮白菜，別的幾乎什麽也沒有，我的胃嚴重失調，病過幾次。你想想，沒有錢怎能活下來。如果沒有錢，我肯定是死了。無論誰，任何犯人也承受不了這種生活。不過所有人都在做些什麽賣，弄點兒錢。我喝茶，有時買塊牛肉吃，這救了我一命。不許吸煙，因為在這麽悶憋的小屋裏吸煙會把人嗆死。人們都是偷偷吸。我常常因病住院。由於神經紊亂，我犯過癲癇，不過發作次數不多。我的兩腿還患風濕。除了這些病以外，我覺得自己的身體還相當好。在這些令人愉快的事情以外，還應加上幾乎不能有書（弄到一本什麽，隻能偷偷讀），周圍總是敵意和爭吵、謾罵、喊叫、喧鬧；總是有人看守，從來沒有一人獨處過，四年中間天天如此。”
正像作家自己在我們援引的這封信裏說的，這四年他沒有白過。他說：
“服苦役的四年裏在強盜中間我終於發現了人。你信嗎：有些性格是深沉、有力、壯麗的；在粗魯的外殼下麵尋找金子是令人快活的。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好幾個。有的不能不加以敬重，有的則是絕對壯麗的。我教一個年輕切爾克斯人（他因搶劫被判苦役）俄語和讀寫，他處處對我表示感激！還有一個苦役犯跟我分別時哭了。我給過他些錢——並不多，而他的感激卻是無限的。不過我的脾氣卻被他們寵壞了；我跟他們任性，沒有耐心。他們尊重我的精神狀態，毫無怨言地加以忍受。A propos[20]我在服苦役中間孕育了多少民間典型、性格啊！我跟他們親密地一起生活過，因此似乎相當熟悉他們。我了解了多少流浪漢和強盜故事乃至於一般暗無天日的苦命日子啊。夠寫好幾本書的。”
1859年作家終於把這段經曆寫成了受到廣大讀者好評的不朽名著《死屋手記》。
正是在這四年中間，他的世界觀發生了重大變化：他不再迷戀空想社會主義，不再相信反政府的政治活動會帶來益處；西方革命已失去吸引力，他開始相信俄國應走自己獨特的道路。但是他依然是一個人道主義者！
附注：
①羅斯 俄羅斯古稱。
②俄語姓氏最初有許多是由地名演變來的。在地名後麵加上“斯基”意思是某地人氏。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意就是陀思妥耶沃人氏，後來演變成姓。
③庫爾布斯基，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1528-1583）俄國政治軍事活動家，出身於雅羅斯拉夫爾大公世家。1540-1550年代為俄國第一代沙皇伊凡四世（雷帝）最親近的心腹之一。伊凡四世在立窩尼亞軍事失利之後任命他為波羅的海沿岸俄軍統帥，連勝騎士和波蘭人之後，被任命為尤裏耶夫軍政長官，後因好友阿達舍夫（亦為朝廷重臣）失勢，怕受株連，投靠波蘭，波蘭國王在立陶宛和沃倫賞給他幾塊封地。
④俄國文官分14個等級，級的數碼越大，官職越低，14級最低。
⑤陀氏父親1839年6月8日死於野外，死因不明，親屬（其中包括陀氏的弟弟安德烈）認為是被農奴所害，現代有學者對此說提出異議，然根據不足。
⑥唐·卡洛斯和波紮侯爵均為席勒詩劇《唐·卡洛斯》中的人物。莫爾蒂梅拉是席勒悲劇《瑪麗·斯圖亞特》中的一個豪俠青年。
⑦格裏戈羅維奇，德米特裏·瓦西裏耶維奇（1822-1899）作家，陀氏軍事工程學校同學，1844-1845年曾與陀氏合租一套住宅。
⑧涅克拉索夫，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1821-1877）詩人，革命民主主義者，曾先後主編過《現代人》和《祖國紀事》雜誌。
⑨別林斯基，維薩裏昂·格裏戈裏耶維奇（1811-1848）革命民主主義者，文藝評論家，哲學家，1839年起主持《祖國紀事》文藝評論欄。陀氏由於接受了他的社會主義思想後來才參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讀書會。
⑩彼得拉舍夫斯基，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1821-1866）俄國革命家，醫生家庭出身，貴族，畢業於皇村中學（1839）和彼得堡大學法律係（1841），在外交部擔任翻譯，利用職務之便搜集了大量禁書供誌同道合者閱讀。
[11]傅立葉（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種每個人對全體和全體對每個人的戰爭的製度。從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推論出資本主義製度下危機的不可避免性。但不主張廢除私有製，幻想通過宣傳和教育建立一種以法郎吉為其基層組織的社會主義。
[12]斯佩什涅夫，尼古拉·亞曆山大羅維奇（1821-1882）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中最激進的分子之一，空想共產主義者，主張暴力奪取政權，相信俄國人民起義已日益迫近。
[13]沙皇政府派進去一個叫安東內利的暗探。
[14]最初逮捕了200人，經過審查，隻有72人跟本案有直接牽連。
[15]此信有殿興譯文，載袁晚禾陳殿興編《果戈理評論集》，複旦大學出版社，第171頁。
[16]折斷佩劍：對被判處死刑的貴族臨刑前的一種辱刑。
[17]1俄寸等於4.4厘米。
[18]一個牢房裏住30個人。
[19]1俄磅等於409.5克。
[20]法語：順便說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