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三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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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周恒順作為一個所謂“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青年，世界觀，人生觀已然成熟。他認同而且篤信教科書上講的馬克思、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揭示，偉大領袖毛主席闡釋和中國化了的“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必然會取代資本主義，不但中國，社會主義陣營的兄弟國家已經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而且全世界所有國家將來終歸都會走這條道路，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世界大同。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掌握國家機器之後，就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鎮壓剝削階級殘餘勢力的反抗，無產階級專政是共產黨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實現形式和必由之路。周恒順對此心悅誠服。他熱愛偉大領袖毛主席，願意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他認為自己也好，自己那些有這樣那樣問題的親戚也好，在當今社會中，籍身於“另冊”，受到歧視甚至壓製，就某個人某件事看，也許罰不當罪，未盡公正合理，但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所需要的，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一部分人難免要付出的代價。隻有經曆這個階段，中國乃至全人類才能走向美好的，全體人民都能享受民主富足的生活。正像毛主席說的：“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曆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又恰如他的詩詞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周恒順對於自己雖然無緣於剝削階級安富尊榮的生活，卻也被糊裏糊塗地打入“另冊”，被混同於剝削階級，敵對勢力的殘渣餘孽，為此而埋葬掉自己的學識，才情乃至終生，他老老實實地接受這個現實。正像成千上萬個家庭、社會關係有問題的青少年一樣，不論心中多麽痛苦，何等失落，但仍然安於自己的命運，對此決然不敢不滿，怨恨，更不敢有任何反抗的想法兒。周恒順很清楚，雖然文件都在講階級鬥爭，講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講它的曲折，複雜，嚴峻，激烈，但是在周恒順的周圍，在他感官所及的範圍之中，他所認識的，熟 悉的階級敵人們卻個個像馴順的羔羊，像砧板上的魚肉，一個個都低眉順眼，低聲下氣，低三下四，沒見過他們敢於亂說亂動，他們說話都要字斟句酌，喘氣兒都不敢出大聲， 他沒見過“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敵人“人還在，心不死”的跡象，逆來順受，苟且偷生，像牛馬一樣地活著，是階級敵人們真實的生存狀態。千千萬萬入了“另冊”，但並沒戴什麽“分子”“帽子”的人，多半也差不多如此。周恒順的心境無疑是苦的，但時間長了，因為習慣了這種苦，而且認同了這種“宿命”，似乎也就忘記了苦了，就像所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人對苦的感覺也會“疲勞”，變麻木了。周恒順堅信，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這些人不但是偉大領袖，而且道德、人格上也是世上少有的好人，他們不但有遠大，宏偉的革命目標，而且有高尚的道德訴求，他們搞的每個運動，不管下邊的人理解與否，其立意，目標取向終歸是好的，是為著人民大眾的。周恒順唯願共產黨的每項政策都能落實，每次革命都能成功，生產能發展，人民的貧困狀態能逐漸好轉。農村裏的土改和以後的“鎮反”運動，短暫的恐怖記憶讓他幼小的心靈感受到天翻地複的震撼和人世間人和人之間生死相搏，你死我活的嚴酷，確立了對毛主席和共產黨的敬畏和對新社會的服膺。反右派運動中，他所敬愛的老師特別是像大姐姐一樣的徐靜茹老師的蒙冤，讓一個十幾歲的少年的心深深地受傷，但他努力用政治課上講的道理說服和勸告自己，就某一個人，某幾個人來說，就一個小小的局部來說，也許反右派運動有失誤之處，但就全國範圍說，肯定有不少人想動搖黨的領導，顛複社會主義製度，黨中央毛主席鑒於匈牙利事件和波蘭風波的教訓，開展運動，打退右派的進攻，是必要的，正確的。對“大躍進”中那些荒唐事，他寧願相信是下邊幹部胡搞，黨中央毛主席的指導思想是好的。對前兩年農村搞的“四清”運動，周恒順的心情很矛盾，在榆樹村，人品很壞的於大牛兄弟下了台，榆樹村不少社員有一種第二次“解放”的感覺，他和兄弟石頭兒也覺得工作組替他們出了氣，討回了公道，奶奶說：“老天爺可算睜眼了。”但是，方莊他小姨奶奶和表叔、表姑的遭遇又讓奶奶和他心裏十分難受，周恒順想，這也許就是共產黨常講的人和舊社會過來的舊階層千絲萬縷的“聯係”，毛主席所說的“階級烙印”。現在正在進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和正在發生的事情讓周恒順震驚，疑惑，惶恐不安。他對他所熟知的作家、詩人、藝術家幾乎全部“落網”感到迷惘，對縣城、省城紅衛兵不可一世的氣勢，驚世駭俗的“革命行動”和他們表現出的暴戾、凶殘難以理解，他知道照這樣搞，他親戚家不少人又會受難，奶奶又得為他們牽腸掛肚，寢食難安了。後來，運動的矛頭從“黑幫”，“牛鬼蛇神”轉向了各級“當權派”，他的堂伯父周橋被省委拋出來，點名批判了。周恒順在濟南的公共汽車上，聽一個從北京回來的人眉飛色舞地說一個個曾經的領袖，幾如神聖的中央領導人被紅衛兵揪鬥了，劉少奇、鄧小平都“挨”了；毛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北京市委副書記鄧拓自殺了，他聽說，這兩人都是毛主席很賞識，十分器重的“才子”，文章寫得特好；解放軍的大將，總參謀長，公安部長羅瑞卿跳樓自殺，沒死成，摔成了殘廢。……那一刻，看著街道兩旁貼的那些嚇人的大字標語，馬路上掐頭螞蚱一樣跌跌撞撞的男男女女，車上那個興奮的北京歸客還在唾星四濺地說個不停，周恒順感到有點頭暈目眩，腦海裏閃現出一個念頭兒，這不是在自相殘殺嗎？……毛主席是不是在學朱元璋？……但他馬上就被自己這種念頭嚇壞了，他意識到，這是在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腹誹”，在封建社會是犯“大不敬”罪，現在有這種想法兒是“惡毒攻擊”，是“現行反革命”。他隨即想，現在發生的事，是黨內兩個階級，兩種路線鬥爭激化的表現，偉大領袖毛主席肯定是正確的，一定不要胡思亂想，太危險了。周恒順努力說服自己，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他對運動整從上到下的“當權派”還是理解不了。怎麽共產黨的領導幹部一下子有那麽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這些人什麽時候，在哪些方麵，什麽問題上，怎樣走的“資本主義道路”？新中國建立快二十年了，舊社會的剝削階級早就打倒了，階級敵人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堅如磐石，江山固若金湯，工廠，企業，不是國營，就是集體，連剃頭的，修自行車的也都是吃公家飯的人在經營，農村已經實現了“公社化”，如果在這種現實狀況下，幹部們還算是在走“資本主義道路”，那麽，到底怎樣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呢？下一步農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來，榆樹村的顧青山、於三套這種一貧如洗，老實巴交的幹部難道也是“走資派”？那麽，放眼望去，“走社派”安在？對文化大革命，周恒順總覺得朦朦朧朧，如霧裏看花，似懂非懂，難識“盧山真麵目”，像走進一個千回百折的深宅大院，一時不能辯其堂奧。他想好了，一旦本村也搞起文化大革命來，他要盡可能置身事外，如果有人要整他，就據理以爭，但是整別人，搞那種無法無天的“造反行動”，八抬大橋來抬他，也不瞎攙和。他認為這是自己在運動中唯一明智的選擇。幾個月以來，村裏人，腳夫朋友為社會上的文革怪事，奇事而莫名興奮，周恒順一般都表示沉默，對他們的詢問，一笑置之，他相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萬萬沒有想到，以後的事態發展，卻也把他逼上了“梁山”。事情的起因是他此前先後和張峰、唐振鬆兩位同學重逢並建立了聯係，從而使他和母校陶陽一中，陶陽的文化大革命扯上了幹係。……一九六六年八月份，縣一中團委、學生會的骨幹發起建立了紅衛兵組織，組織的頭頭兒都是盧正人的紅人，盧正人是他們的後台和“軍師”。運動剛開始時，學生是打亂仗，但紅衛兵組織成立後，就是有組織地開展鬥爭了。矛頭所向頭一個是副校長項民。項副校長是一九五九年“反右傾”後從省城下放來陶陽一中的，他不但是個領導幹部，還是個文人，曾在多家報刊上發表過雜文、評論。他來一中後，很看不慣盧正人的作派，在領導班子會上，兩人時常觀點不合，日子長了,漸成水火之勢。文革開始後，盧正人通過縣圖書館的熟人，搜集了項民散見於曆年報刊上的文章，盧正人如獲至寶，確信可以把這些文章打成“毒草”，借以扳倒項民。一中紅衛兵組織成立後，盧正人把他整理成冊，並寫了批判提示的項民文章獻了出來。紅衛兵小將立即組織力量開展批判，稱項民是“三家村”的黑爪牙，說他的文章是《三家村夜話》的姊妹篇。紅衛兵們還根據盧正人提供的材料，揭發項民出身於大地主家庭，是“漏網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項民，先是大字報“狂轟爛炸”，造成強大的精神壓力，繼之以殘酷的批鬥、肉體的折磨，項民一直不服，這就更加激怒了紅衛兵。他們給項民剃了“陰陽頭”—就是把半邊頭發剃光，而留下另外半邊，還用墨汁和廣告色把他的臉畫成“鬼臉”，給他戴了半米高的“帽子”，召開全校師生大會批鬥，項民不肯示弱，不但不低頭認罪，還一再對紅衛兵的行為提出抗議。每次抗議都招致紅衛兵小將的一陣毒打。批鬥會當天晚上，天下大雨，項民在校長院兒裏一棵槐樹上上吊自殺了，他辦公桌上鋪了一張白紙，上邊是他寫的六個大字“士可殺不可辱”。事後，唐振鬆跟張峰和周恒順說，項校長一向溫文爾雅，沒有傷害過任何一個學生和老師，真不明白這些學生對他哪來這麽大仇恨。周恒順說：盧正人提供證據，說他是“三反分子”，而對“三反分子”還不是人人得而誅之。張峰說，那是往“好”裏說，我看不排除有的學生是為討好盧正人，為盧正人當打手，圖什麽好處。除了整項民，對家庭社會關係有問題，特別是個人有曆史問題的老師，甚至有“偷煎餅”嫌疑的唐振鬆揪著不放。六月裏張峰和周恒順為替唐振鬆辯誣來一中時見過的女學生，後來被縣委工作組當“右派”學生整過的李靜貼出大字報，批判縣委、一中走資派轉移鬥爭大方向，抓住部分老師的非原則問題大做文章，轉移視線，掩蓋一小撮走資派的錯誤和罪行，妄圖蒙混過關。大字報以唐振鬆的事情為例證，揭發盧正人是學生和紅衛兵組織背後的黑手，號召大家識破他，揭穿他的陰謀，把他陰險，詭詐，兩麵三刀的真麵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李靜的大字報貼出來以後，遭到部分紅衛兵的圍攻， 有些學生找她辯論，少數紅衛兵和沒參加紅衛兵的學生貼了大字報對她表示支持和聲援。圍繞著對唐振鬆，特別是對盧正人的態度，一中的紅衛兵和一般學生分成了兩派。唐振鬆受到盧正人和他操控的學生的打壓，有苦難言，把老同學張峰和周恒順當成校外的戰友，隔一段時間就想法跟他們見麵，告訴他們一中運動的進展情況，對盧正人恨得咬牙切齒。張峰說：“多少年了，盧正人是壓在一中師生頭上的一座陰山，這人是個政治扒手，是個黨棍，隻有把他打倒，一中的師生才能解放。”唐振鬆說：“張峰說得太對了，我豁上了，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堅決造盧正人的反。”九月份，周恒順從濟南回來沒幾天，唐振鬆摸黑兒來到榆樹村，找周恒順。周恒順見他很慌張，問：“怎麽了，半黑拉夜的有什麽事？”唐振鬆擦擦頭上的汗水，說：“不得了，一中幾個學生以大串連為名跑到上海，找了徐家匯街道，把徐老師揪回學校了。”周恒順大驚，說：“竟有這種事？徐老師怎麽樣了？”唐振鬆說：“我聽學生們說，徐老師家被上海的紅衛兵抄家了，家裏幾乎所有成年人都被遊了街，天天挨鬥，還要掃大街，勞動改造。一中的學生去找他們街道上，街道上的人說，正想把他們這一小撮資產階級分子，吸血鬼趕到鄉下去，你們來揪她，太及時了。徐老師還是很瘦弱，也老多了。”周恒順問：“徐老師來一中後，怎麽樣了？”唐振鬆說：“紅衛兵讓她住到一間小倉庫裏，開了她兩次批判會，聽說她吃不下飯去—這樣下去，非毀了不可。走吧，咱趕快去找張峰，商量商量怎麽辦，他走南闖北，見多識廣，有辦法兒。”周恒順慌忙帶了手燈，兩人騎自行車到了方莊農場，找到張峰。唐振鬆說，從運動開始，就有個別學生貼大字報，要把被走資派放走的漏網右派徐靜茹揪回來接受批鬥，最近又集中出了一批大字報，大標語，強烈要求把徐靜茹揪回來，還給一中黨支部下了“最後通牒”，前兩三天，我在學校裏老遠看見了徐老師，跑過去想給她說話，徐老師見了我眼圈兒紅紅的，向我擺手，示意我離開……”唐振鬆說不下去了，周恒順眼裏噙滿淚水，張峰說：“徐老師退職五年多了，人事關係，戶口都走了，根本不是陶陽一中的人了，她隻能在戶口所在地參加運動。一中這樣搞，是無法無天。”周恒順說：“真是奇怪。第一，一中的紅衛兵對徐老師哪來那麽大意見？第二，整一個退職回家的女老師，這有什麽意義？”唐振鬆說：“事情明擺著，現在一中的學生幾乎沒有人見過徐老師，連她這個人都不知道。這全是盧正人搞的鬼。”周恒順說：“盧正人這樣搞，對他有什麽好處？”張峰說：“周恒順受再多磨難，也去不掉書生氣。你認為幹壞事的人一定要得到通常意義上的‘好處’？不一定。盧正人對象你這樣一個老實巴交的學生那樣整治，於他有什麽好處？他給周恒剛部隊上寫黑信，能得到什麽？什麽好處都沒有，他也要這樣搞。整人已經成了某些人的本能，就像嗜血動物一樣，他需要從整人中得到快樂。更何況盧正人曾經對徐老師的美貌垂涎欲滴，徐老師不理他。他耿耿於懷，現在還要報複。”唐振鬆說：“這事就是盧正人搗的鬼。咱不分析了。咱商量商量怎麽辦吧，我擔心徐老師撐不了，出什麽事。”張峰說：“好辦。咱把她救出來，接農場來，我保護起她來。”周恒順說：“讓徐老師住在這裏，保不住密，不保險。”張峰說：“不管怎樣，先想辦法兒把徐老師救出來，征求她本人的意見，再定怎麽辦。可是學校裏那麽多人，怎麽往外走呢？”唐振鬆說：“這兩天正好是個機會，學生骨幹爭著去北京見毛主席，走了一大批，撈不著去的人意見很大，不少學生賭氣回家了，學校的運動停擺了。徐老師住的地方很偏，沒人過去，誰也想不到會有人把她接走。”周恒順說：“這樣行不行？我明天去縣城送貨，帶上被子，黑了天，我拉著排車去一中，就說有學生病了，拉了去醫院。”唐振鬆說：“這個辦法兒好，我做內應，提前跟徐老師說好，讓她做好準備。”張峰說：“那就這樣辦。唐振鬆你畫個圖兒，標好徐老師所在的位置，晚上九點左右，我和周恒順拉著排車進學校，唐振鬆在徐老師住處附近用手燈給我們發信號，隻要周圍沒人，我們拉上徐老師離開學校，唐振鬆回宿舍裝沒事人兒就行了。”第二天晚上，縣城的高音喇叭報告了“北京時間二十一點整”，張峰和周恒順拉著排車到了一中，校門大敞著，門衛室的老頭兒在打盹，他們直奔唐振鬆標識的徐老師的住處。周圍闃無人跡，車剛停下，他們見唐振鬆在徐老師住的小倉庫門前用手電閃亮示意，兩人忙過去，進了小屋兒，徐老師很激動，張峰擺手示意不讓說話，讓徐老師快走。徐老師走出小屋，周恒順帶徐老師走到排車跟前，扶她上了排車，讓她躺好，蓋上被子，張峰提了徐老師的包兒放到車上，唐振鬆拉滅小倉庫兒的電燈，把門關上，來到排車跟前，和徐老師握手告別，兩人低聲說一兩句話，語帶哽咽，被張峰製止住，催唐振鬆快離開，回自己宿舍，周恒順拉起排車，張峰在車旁跟著，急急忙忙往外走，門衛老頭兒還在打盹，前後不過十幾分鍾，他們已經離開一中，來到一中西邊大路上了，張峰回頭望望身後燈火明滅的一中校園，說：“好了，沒事兒了，徐老師，坐起來吧。”徐老師坐起來，說：“從走了沒見過你們，沒想到會這樣再見麵。”張峰說：“是啊，就像電影上演的，從敵人監牢裏營救革命者。”徐老師說：“你們救的可是‘反革命’啊。”張峰說：“徐老師，你不是‘反革命’。”周恒順說：“徐老師，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人，誰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徐老師說：“那是因為你們是我的學生，對我有感情。在上海那些人還有一中有的人眼裏，我是資產階級分子，漏網右派。”周恒順說：“徐老師，你出身資本家這不假，但不能說是資產階級分子。說你是‘漏網右派’，上海那邊兒的人怎麽會知道？”張峰說：“那還用問？一定是盧正人把反右派時的材料給塞到檔案裏了。這次揪回徐老師來，也是盧正人搞的鬼，徐老師，你等著看，運動照這樣搞下去，一中從領導到老師，最後最倒黴的肯定是盧正人。”周恒順說：“對，這就叫‘多行不義必自斃’。此人不倒，天理難容。”徐老師說：“也許吧。不過，我已經對‘天理’不抱信心了。咱們不說盧正人了。你們這樣做，會不會有問題，人家會不會整你們？”張峰說：“老師，你不用擔心。他們這樣做，本來就是錯誤的，你走了，他們幹瞪眼，一點辦法兒沒有。老師，你不用管我們。現在要考慮你去哪裏，近期不能回上海，徐老師，你有什麽地方可以暫住一段時間？”徐老師說：“我有個表姐，山醫畢業，在濟南北邊一個縣裏當醫生，我去找她吧。”夜深了，已經是秋天了，一陣冷風吹來，張峰說：“徐老師，你把被子披到身上吧。”徐老師把被子往身上披披，周恒順低著頭，拉著排車猛勁走，張峰說：“周恒順，你歇一會兒，我拉一陣。”周恒順說：“你沒大拉過這地排車，不如我，而且你個子太高，不適合拉排車。我早就練出來了，徐老師太輕了，跟空車一樣，不用換班兒。”徐老師說：“離開學校後這些年，周恒順吃苦了。”周恒順說：“不苦。老師，你比我們還要苦。”徐老師說：“我和我的家人主要是精神上苦，而你和跟你相同處境的同學，物質條件都特別艱困，是身心都苦。”周恒順說：“老師，你不用擔心我們。我們這些人都是苦水裏泡大的，再苦都不要緊，你當心自己就行了。”師生三人到方莊農場的時候，已經是過半夜了。張峰到夥房下了點麵條兒，三個人吃了。張峰說：“老師，你在我屋裏歇歇，我和周恒順到農工鋪上去擠半晚上。”徐老師說：“我們師生難得見麵，以後還不知道能不能再見著，就說說話吧。”三人各自說了分別後的情況，周恒順說：“老師，不論運動中出什麽事，你一定要想開。”徐老師說：“這個你們盡管放心，我外表柔弱，內心並不脆弱，我現在是有丈夫，有孩子的人，父母年紀大了，也需要我照顧。我相信共產黨是要改造我們這樣的人，並不是要在肉體上消滅這些人。這一點跟蘇聯不一樣。再苦再難，我也不會幹傻事。再說，我有在一中那一段的經曆，知道了世上有多少人在受著什麽樣的苦，自己受點苦，不算什麽。我一直很心疼你們這些學生。”周恒順說：“老師，像我們這種情況的知識青年，全國不知多少百萬，也許社會進化，就需要有人付出這種代價。”張峰說：“物極必反。中國終歸會好起來的。”那一夜，師生三人一直說到三、、四點鍾才睡。第二天，張峰、周恒順在公路上攔了一輛往濟南送煤的汽車，讓徐老師上了車，師生們灑淚而別。老師走了，周恒順又拉了地排車去供銷社裝貨往縣城送。幾天後，唐振鬆給他和張峰捎信說，紅衛兵頭頭發現徐老師不見了，急得到處找，問門衛老頭兒，老頭兒說：從運動以來，一中比集場子還亂，半夜都關不上大門，別說跑一個徐老師，跑三十個、二十個的，你們也別找我。盧正人對學生說，徐靜茹身體那麽弱，大風都能刮倒了，她自己能跑了？一定是她當年的學生—比如唐振鬆—幫她逃走的。紅衛兵頭頭立即把唐振鬆找來追問，康振鬆矢口否認，紅衛兵就把唐振鬆關了小黑屋兒，日夜輪番訊問。康振鬆隻好承認是自己幫徐老師逃出一中的，至於出去以後上了哪，他就不清楚了。周恒順去縣城拉貨，聽人說唐振鬆被關押了，連夜去告訴了張峰，張峰說：“明天我去一中‘自首’，看他們能把我怎麽樣。”周恒順說：“咱們一起去，無論如何得把唐振鬆解脫出來。”張峰說：“你不要出頭兒了，我自己去就行。”周恒順說：“要去咱倆一起去，我也不能充孬。”張峰見周恒順急得臉都紅了，說：“好，那就一起去。不過到了那裏，我怎樣說你就怎樣應。”第二天上午，張峰、周恒順兩人騎自行車去了一中，找了紅衛兵組織，也是冤家路窄，接待他們的，主管唐振鬆這個事的正是他們原來打過交道的那個黑小子蔡忠，張峰說：“嗬，又是你。我是來‘自首’的。前幾天我在社會上聽說一中有人揪來了徐靜茹老師，就找了唐振鬆，問他徐老師來一中後住在哪裏，唐振鬆告訴了我，是我來一中把徐老師接出去送走的。”張峰指指身旁的周恒順，說：“他叫周恒順—你這位同學也見過他，我們和你們唐老師是同班同學，徐老師的學生。周恒順現在拉排車，我讓他來，是為了用他的排車，總之，我是主犯，他們兩人是從犯，我好漢做事好漢當，聽候你們發落。怎麽辦，小同學，你們也把我關起來？”蔡忠上次和張峰打交道就知道張峰是烈士子弟，共產黨員，複員軍人，也不是走資派，他小眼睛怯生生地看著這位人高馬大，鐵塔般的漢子，支支吾吾地說：“我們憑什麽關你？俺又不是公安局。我們不關你。”張峰兩眼瞪大了，說：“那你們同樣也不能關唐振鬆，你去喊你們頭頭兒來，我跟你們說說這個道理。”蔡忠慌了神，竟乖乖地去喊來了幾個男女學生，都戴著紅袖章，張峰打量了他們一遍，說：“我跟你們說，我叫張峰，是一中初三級的學生，我是烈士子弟，共產黨員，複員軍人，現在方莊農場當場長，徐靜茹老師是我初中時的老師，我和你們唐老師都是她的學生。我聽說病退了幾年的徐老師被揪回來批鬥，認為這樣做是不對的，再說，徐老師身體不好，怕她出事兒，就找了我這個拉排車的同學一起把徐老師接出去，打發她走了。”一個紅衛兵厲聲說：“徐靜茹是漏網右派，你私自把她放走，是反革命行為！”張峰說：“你這個小同學，記不記得毛主席的話‘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你說話要負責任。你說我做的事是‘反革命行為’，你敢去公安局報案嗎？再說，誰告訴你徐老師是‘漏網右派’？右派就是右派，那是有正式文件的，徐老師在反右中受過批判，但最後沒定成右派，那就還是人民內部問題，誰給你說徐老師是漏網右派，你叫他拿文件來。”一個女紅衛兵尖叫道：“她是上海灘大資本家的小姐，不是好東西。”張峰說：“徐老師是出身於資本家家庭，可是，她本人並沒有剝削過工人，她不顧家人勸阻，隻身來山東上學，堅決要求分配來咱一中工作，認真備課，精心教學，和學生當成自己小弟弟妹妹關心疼愛，不顧身體瘦弱，到每個同學家做家訪。她無私地關心我們這些窮孩子，把家裏寄來的糖果給同學們吃，有同學遇到困難，她傾囊相助，同學們沒飯吃了，她給飯票兒，天下大雨，來校的同學們全身淋濕了，凍得發抖，她把自己的衣服,拿來認同學們穿，男生都穿得花花綠綠，成了全校的一景兒，有的男生不好意思穿，她怕學生凍病了，急得掉眼淚，徐老師為什麽這樣做？難道是為了收買我們，跟她去複辟資本主義？天下有這樣的階級敵人嗎？”張峰的話如金聲玉振，紅衛頭頭頭兒們竟被感動了，震撼了，一時沒人說話，兩個女紅衛兵眼角兒裏噙滿淚水，張峰又說：“徐老師身體不好，已經病退五、六年了，她早不是一中的人了，即使她有問題，也隻能在她的戶口所在地解決，批判她也不是你們的任務，再說，現在運動的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沒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請問徐老師是屬於哪一類？很顯然，哪一類也歸不上，既然如此，你們把她從遙遠的上海揪來批鬥，這不是偏離鬥爭大方向嗎？你們上當了，知道嗎？”張峰說這番話的時候，屋裏陸續偎過來二十幾個學生，他們見過的那個叫李靜的女生站在最前頭，學生們一邊聽，一邊低聲議論，張峰話音剛住，李靜說：“放著真正的走資派不批不鬥，千裏迢迢揪回一個退職幾年的女老師回來批鬥，的確不合適，因為她的事，還把一個工作不長時間的唐老師關起來，這符合鬥爭大方向嗎？”幾個紅衛兵頭頭聽了李靜的話，有些尷尬，麵有慍色，但又不便發作，有個男生說：“是不是符合鬥爭大方向，等上北京的回來再說，你們先別嚷嚷。”李靜說：“文化大革命是群眾自已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有話就要說，誰也不能壓製。凡是試圖壓製群眾意見的，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作祟。”張峰說：“你們先不要吵，我還有話說。你們必須立即恢複唐振鬆的自由，否則，我找地方去告你們，實在不行，就去北京找中央文革。”幾個紅衛兵頭頭麵麵相覷，他們幾個人嘰咕一下，一個男生說：“我們接受你的意見，對你們私自放跑徐靜茹的事，包括對唐振鬆，我們一概不追究了，蔡忠，你去通知把唐振鬆放了。”張峰說：“好，那我們就不耽誤你們‘革命’了，走，周恒順，咱們去看看唐振鬆。”張峰和周恒順走出房間，那名叫李靜的女生追上來，說：“你們不知道唐振鬆老師住哪裏吧？我帶你們去。”張峰和周恒順跟著這個熱心，大方，討人喜歡的女孩子到了唐振鬆的宿舍，唐振鬆開開門，說：“你們兩人怎麽來了？我一直說徐老師是我一個人送走的。”李靜說：“唐老師堅貞不屈，不出賣戰友，是革命誌士。”振鬆說：“沒那麽‘偉大’。還好，他們還沒對我搞刑訊逼供。”又問：“你們怎麽知道的？”張峰說：“是周恒順聽說了去找了我。我們不敢耽擱，馬上就趕來找他們了。”唐振鬆問：“談的怎樣，他們說什麽？”李靜說：“談的很好，兩位學兄給他們上了一課，弄得他們啞口無言，服降了。他們不追究徐老師這件事了，還立即派人來放了你。”唐振鬆說：“這些孩子太不像話了，當然也不全怪他們，是盧正人在背後搗鬼。”李靜說：“現在，已經有不少同學認識到盧正人在挑動群眾鬥群眾，幹擾運動大方向，但是盧正人勢力大，一時不敢招惹他。”張峰說：“他也是當權派，怎麽還不敢招惹他？”李靜說：“主要是他管人事，同學老師都怕他日後報複。”唐振鬆說：“我是當老師的，也無心出頭兒，但是盧正人一直揪著我不放，人逼我反，不得不反。我馬上去濟南，找師院的同學串連，了解形勢，回來向盧正人宣戰。李靜，你聯絡一些學生，我們一起幹。 ”李靜說：“老師一出頭兒，一定會‘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唐振鬆說：“不，還是你們學生挑頭兒，我隻是參加協助。”李靜說：“那好，你給我們當軍師。”張峰說：“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支持你們。”周恒順一直在一旁聽著，不吱聲，張峰問：“周恒順，你支持不支持？”周恒順紅了臉，難為情地笑笑，說：“解救徐老師，我義不容辭。其他事情，我不好說什麽—我條件不大具備，我還是拉我的排車要緊。”張峰笑了，指著周恒順說：“你是三句話不離本行。好，沒事了，我們走了。”

有道是“有壓迫就有反抗。”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被盧正人整得很苦，弄得很窩囊的唐振鬆，被紅衛兵放出來的第二天，帶著兩個同情他的學生一起去了濟南，和師院紅衛兵組織的一把手汪某某—唐振鬆在師院時一起打過籃球的球友—掛上了鉤，汪某某聽了張峰的匯報，以戰略家的口吻說：“你們學校的關鍵問題就是要抓住這個盧正人，揭開蓋子，回去堅決造他的反，他挑動學生鬥普通老師，甚至把早已退職的老師揪回來批鬥，這是有意把水攪混，轉移鬥爭大方向，你們起來跟他鬥爭，就對了。你們回去，拉組織幹起來，過三、五天，我派師院的骨幹去聲援你們，局麵很快就會大為改觀。”唐振鬆他們在山師住下，到其他大學去串連一番，幾天後回到了陶陽一中。讓他想不到的是，他去濟南這幾天，盧正人給幾個紅衛兵頭頭出點子讓他們去縣委告張峰和周恒順，說他們幹擾一中文化大革命，劫走漏網右派，勒令縣委對這兩人嚴肅處理。縣委領導早已成了驚弓之鳥，唯紅衛兵之命是從，立即研究通知方莊公社黨委，讓他們解除張峰的職務，另行安排，責令周恒順在本大隊社員大會上作檢查，調換他的工種，不得再搞運輸，回生產隊參加勞動。方莊公社黨委於接到通知的當天就落實了縣委的指示。張峰說：“我本來就是社員，不要你們安排，卷鋪蓋回家。”說完真地用自行車馱著行李回家了。顧青山接到公社黨委的通知，把周恒順喊了去，問是怎麽回事，周恒順把情況如實說了，顧青山把旱煙袋鍋兒往桌子角兒上磕幾下，說：“現在，不論哪一級領導都害怕學校的紅衛兵，你小子好大膽，敢惹乎他們？我知道你這孩子仁義，救自己的恩師，不能不參加。可是，這事兒就不好辦了。這樣吧，你寫個檢查交給我，從明天起，回生產隊幹活兒，拉排車的事，避避風頭兒，過一陣再說。你說冤不冤？挺有頭腦的孩子，幹了這麽個糊塗事，後悔不後悔？”周恒順說：“爺爺，你不知道，徐老師是天底下最好的老師，俺三人怕她受苦，怕她把命丟了，說什麽也得救她。為了救徐老師，揪鬥，勞改都不後悔。”顧青山說：“你們幾個人是有良心的，可是，現在不是講良心的時候呀。”周恒順說：“紅衛兵把已經退職五年多的人揪回來鬥，這本來就是違犯黨的政策的。我們把人救出來，有什麽錯？”顧青山說：“你這孩子，書生氣又上來了。現在不是講政策的年月兒呀。別說別的地方了，就是咱大隊，社員們不少人找我反映，於大牛兄弟倆他們那一夥子人也上外頭竄竄，也在本村拉攏人，看樣子要扯旗造反哩。”周恒順說：“他們是‘四不清’下台幹部，能造反翻案嗎？”顧青山說：“他們不當幹部了，但出身好，還是黨員，誰能不讓他們‘革命’？再說，‘四清’不是按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搞的嗎？劉少奇現在不行了，他們能不起來翻案？”周恒順點點頭，沒說什麽，心想，榆樹村的安穩日子也要到頭兒了。

唐振鬆從濟南串連回來，當晚李靜和其他幾個學生就跟他說了縣委在一中紅衛兵的“強烈要求”下處理張峰和周恒順的事，康振鬆氣得肚子鼓鼓的，要炸開，他發起搭救徐老師，把張峰和周恒順兩人的飯碗都砸了。這更激發了他向盧正人叫陣的決心。當晚，他和李靜等觀點相同的學生和年輕教師一起開會，決定成立“千鈞棒”戰鬥隊，連夜趕寫、張貼“討盧宣言”和批判盧正人的大字標語，第二天天一亮，就把一個新的山頭兒樹起來了，學生和老師們起床後，發現學校裏風雲突變，早就看不慣盧正人的學生和老師紛紛響應，貼大字報大標語表示支持“千鈞棒”戰鬥隊的革命行動，不出半個月，李靜為首的“千鈞棒”戰鬥隊就成了陶陽一中最大的造反派組織，他們既“掌控鬥爭大方向”，揭發批判學校領導貫徹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同時重點把矛頭指向多年來多行不義的盧正人，因而大得人心，盧正人很快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十一月份的一天，“千鈞棒”戰鬥隊作戰部得到一個消息，說盧正人老婆所在的城關小學有人反映，盧正人家生活一直很優裕，盧正人請客送禮出手大方，有傳言說他賣過金條。有學生主張貼大字報勒令盧正人交待此事，唐振鬆提醒李靜他們不可輕舉妄動，打草驚蛇，他分析盧正人土改中交出江家浮財時昧下了真正值錢的 東西，如果在這件事上搞到證據，抓住他的尾巴，盧正人就死定了。老謀深算的盧正人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最怕的就是這事被揭穿，所以就拚命拉著紅衛兵組織，興風作浪，想蒙混過關。“千鈞棒”戰鬥隊成立後，他惶恐極了，連夜騎車去榆樹村找了於大牛，讓他找江家人問問，當年往盧家清浮財時，有沒有留下記錄底兒，如果有，想辦法兒弄到手，毀掉它。於大牛跑到江家，嘻皮笑臉地對柳秀英說，外地來村串連的紅衛兵找他了解當年土改的情況，你們家當時往是城轉移浮財的時候，有留的底子嗎？如果有，拿出來，我讓他們看看。柳秀英說：“那功夫人慌無治，留什麽底兒？就是留了，後來抄家，掃地出門，也不知弄哪去了。”於大牛悻悻然，一甩袖子走了。江世榮問：“娘，那時有留的底兒嗎？”柳秀英說：“底兒是留了。你大大一共抄了三份兒，你大大，你叔，還有盧家各一份兒，盧家那一份兒當時就讓盧正人給撕了，你叔那一份兒他不知弄哪去了，你大大那一份兒我帶上藏到你姥娘家北屋一個雀眼裏了。過去這麽些年了，風吹雨打的，不知還有沒有。”江世榮去了他姥娘家，真地從屋雀眼裏找出了一個小布包兒，揭開一層層包布，當年大大寫在幾張賬薄兒紙，上邊兒的浮財底數清楚如昔。江世榮拿回來交給柳秀英，柳秀英兩手合撒著摸挲幾張賬頁兒紙，泣不成聲。江世榮咽聲說：“娘，過去這麽些年的事了，別難過了。你把這個底兒給我，我放好它。現在於大牛找它，說明俺那個坑人的表哥和於大牛肯定幹了見不得天的事兒，堅決不能讓這個底兒落到他們手裏。周恒順有學問，我去給他說說這事，聽聽他的意見。”周恒順聽江世榮說完，想了片刻，說：“現在於大牛找這個東西，我覺得他可能和盧正人有勾結，兩人說不定在浮財問題上搞了什麽鬼，這個東西不能落到他們手裏。”江世榮聽了周恒順的話，回去把那幾頁紙找了個嚴實地方藏好，不出幾天，陶陽一中來了兩個中年老師，通過大隊找了江世榮，詢問他們家當年往縣城盧家轉移財產時有沒有留底兒，如果有，就交給他們。江世榮二話不說，就把那幾頁紙交給了一中來的老師，那兩位老師又找了大隊書記顧青山，了解當年土改時盧正人交回江家浮財時村裏清點登記是否留有記錄，顧青山說：“我們大隊的陳會計，村公所到生產大隊的賬目，文件，一直是他管。這是個細心人。他應該還保存著。”陳會計悄悄對顧青山說：“前幾天，於大牛找我要土改時江家浮財的登記表，我沒給他。”顧青山說：“就是不能給他。現在一中的造反派需要了解這個情況，你給他們找出來，讓他們看看，抄抄，原底兒咱還得留著。”陳會計翻箱倒櫃，找到了當年那份登記表，一中老師全部抄錄一遍，並請陳會計在上邊寫了“與原件一致”的字句，蓋了大隊公章，顧青山和陳會計在上邊簽了名，兩人道謝後離開。他們騎車到了村外，就迫不及待地把江家存的清單和村裏的登記表逐一核對，發現村上登記的物品比江家的清單少了十幾件首飾和八 根金條。兩個老師十分興奮，騎上車，急如星火趕回學校，立即向李靜、唐振鬆等頭頭匯報，李靜、唐振鬆他們大喜過望，房間裏一片驚叫聲和歡呼聲，像兩軍對壘俘獲了敵酋一樣高興。唐振鬆長出了一口氣，盧正人的狐狸尾巴終於被抓住了，他們這次扯旗造反，做對了。他對紅衛兵頭頭兒們說：“同學們，盧正人自解放以來，曆次運動總是以極‘左’麵目出現，總是唯他革命的模樣，實際上，他心裏有鬼，有大鬼。他以攻為守，打擊，殘害別人以自顯，掩蓋自己的問題。我們要乘勝追擊，把他的罪行搞深搞透，把他批倒鬥臭。”紅衛兵們立即分頭行動，有人負責公開兩份“清單”，同時寫了“揭開戶正人‘大義滅親’獻浮財的真相，還他階級異己分子，政治扒手的真麵目”的大字報，又張貼出“盧正人必須交待私藏惡霸地主浮財的罪行，賠償貧下中農勝利果實!”等大字標語，有人負責召開小型批鬥會，迫使盧正人交待問 題。陶陽一中塌天了，盧正人在陶陽一中的統治走到了末日，長期處在他的淫威下，在他下巴頦下討漏水喝的老師和學生撥雲見日了，原紅衛兵組織的成員紛紛殺回馬槍，揭發盧正人操縱學生和紅衛兵組織頭頭的種種伎倆和陰謀，學生和老師幾乎一邊倒地歸附於“千鈞棒”戰鬥隊麾下，盧正人嚇得麵如土色，見到紅衛兵頭頭兒就渾身發抖如篩糠也似，在紅衛兵頭頭們輪番追問下，盧正人像破了的尿脬一樣出了氣兒，像體形龐大的雪人在陽光下化成了廢水，像一棟像模像樣的建築物散了架兒，像一隻惡狗斷了脊梁骨，看見學生或老師—即使是初中的小男生小女生，即使是他心目中有“問題”的老師—也點頭哈腰，像一隻正在受責罰的狗在搖尾乞憐，紅衛兵們在老師的配合下，對盧正人窮追猛打，迫使盧正人首先交待了當年昧下江家存放在他家的金銀據為己有的“罪行”，乖乖地領著紅衛兵從家裏拿出了四根金條和一大包首飾，讓從沒見過這些東西的學生和老師大開眼界，嘖舌稱歎。紅衛兵追問短少的金條的去向，盧正人交待說，他偷偷賣了。紅衛兵們問，賣金條的錢幹什麽用了，盧正人說，賣金條的錢，一部分自己開銷了—他生活一直比大家好，一部分用來送禮了,紅衛兵們追問，是不是向文教局和縣委、縣人委走資派那些狗官送禮，巴結他們，自己往上爬？盧正人連連點頭，紅衛兵勒令他詳細交待向走資派“狗官”送禮的情況，盧正人怯生生地說，這麽些年，他向領導送禮，人數，次數太多，記不清了，恐怕不好交待，紅衛兵們嚴令他拚命想，必須交待清楚，盧正人連忙答應。戶正人又說，這些年來，他還給了他惡霸地主姑家所在的榆樹村一個幹部叫於大牛的不少回錢。紅衛兵們問，你和這個於大牛什麽關係，為什麽給他，盧正人說了當年他交了浮財後，於大牛跑來嚇詐他，他怕自己昧下東西的事敗露，不得不向於大牛說了部分實情，兩人商定了分贓辦法。 紅衛兵組織立即派人去榆樹村，向大隊書記顧青山通報了盧正人交待的於大牛的問題。顧青山和陳會計是土改時的老人兒，想起他們當年曾覺得盧正人交出的江家的浮財中沒有首飾和金銀，有些奇怪，於大牛說，那一定是被江繁祺這個老東西帶走了，大家也就打消了疑慮。原來是這麽回事。他們找於大牛談話，讓他交待土改時和盧正人勾結，侵吞浮財的問題，他們滿以為於大牛會給嚇壞了，乖乖地交待問題，從此該變老實了，哪知於大牛不吃他們這一套，顧青山話沒說完，於大牛“呼”一下站了起來，鐵錘般的拳頭砸得桌子“嗙嗙”響，說：“顧青山，你少給我來這一套‘大人吃瓜’，老子不怕，姓於的是吃地瓜幹兒煎餅長大的，不是嚇大的，盧正人那個王八蛋讓紅衛兵鬥急眼了，胡說起來了，我一個林戶兒家的窮小子知道什麽金銀財寶？ 他這是血口噴人，是對我這個貧雇農、土改骨幹搞階級報複，我這就去找他算賬，跟他有死有活。你們誰再問我這個事兒，別怪我不客氣。顧青山，我先給你送個信兒，你們借‘四清’把我整下去，又想借文革要我的死的？誰死誰活還不一定哩，不信你等著瞧。”說完，撒腿就走，“哐當”一聲把屋門狠命地帶過去，大搖大擺地走了。顧青山向方莊公社黨委石書記匯報了此事，石書記說：“於大牛土改中的表現還是好的，一中學生搞的這些事情不可信，你們不要跟著他們拾翻這些事清。”顧青山對陳會計說：“石書記什麽時候都替於大牛說話，這事兒真怪了。”陳會計說：“這些年於大牛斷不了往石書記家跑，多咱去也沒空著手過。當官兒的不打送禮的，也不會煩惡送禮的。哪像咱們，跟上級領導沒一顆煙的來往。到了事兒上，他能站你一邊兒說話？再說了，於大牛真出了事兒，他再亂咬一氣，到時候石書記也不利索。石書記能不考慮這些事？”顧青山說：“咱們是共產黨啊，怎麽還興這一套？”陳會計說：“共產黨怎麽了？共產黨員也是人，也是肉體凡胎，也是人生父母養的，個別的像焦裕祿那樣的幹部不能說沒有，但是大多數不是那樣兒的。”那邊於大牛氣哼哼地跑到一中闖進正在批鬥盧正人的會議室，不顧紅衛兵們勸阻，二話不說，照著聲正人一陣拳打腳踢，又伸手左右開弓扇盧正人的耳光，扇得盧正人兩邊麵頰立時又紅又腫，鼻子口裏往外出血，一邊氣咻咻地說：“我把你的嘴抽爛，抽開花，看它還敢胡說不？我跟你說，盧正人，你再胡說你於爺爺半個字，我要你的狗命！”說完，也不給紅衛兵們搭話，“咚咚咚”地走出了批鬥會場。紅衛兵和幾個老師一個個麵麵相覷。紅衛兵質問盧正人，於大牛為什麽不承認，你是不是說了假話？盧正人可可憐憐地說：“我說假話，你們整死我。俺兩個人的事兒，又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他死不承認，我有什麽辦法兒？”一中學生也沒有辦法兒去過問一個農村的潑皮，隻好隨他去。於大牛知道一定是江世榮和他娘柳秀英把江家留的底兒給了一中的造反派，村裏顧青山和陳會計又把村裏的登記表讓他們核對，盧正人昧下浮財的事露了餡兒。盧正人又“咬”了他於大牛，好懸，如果不是他於大牛幾句話把顧青山頂了個“倒坐子”，猛一下被他們唬住了，這事麻煩大了。聽說公社石書記也替咱老於洗白，看來，石書記還是講交情的。反正是和盧正人兩個人的事，老子醉死不認那壺酒錢，誰也沒辦法兒，就讓盧正人這個孬鳥日的自個兒頂這口黑鍋吧。哼，江家娘幾個兒，還有江世榮的仁兄弟周恒順，連顧青山、姓陳的兩個老東西，你們都給我等著，老子得了勢，看我怎麽收拾你們。再說一中那邊盧正人經不住紅衛兵們的威逼，他覺得那些當官兒的也不中用了，不再替他們遮掩了，挖空心思地回想，把這些年來往哪個領導家去，送的什麽禮都一五一十地作了詳細交待，學生們對“走資派”們此類醜事特別有興趣，連夜把盧正人的交待抄成大字報貼到了縣委、縣人委、縣文教局和大街上，讓仍在勉強上班，支撐危局的領導們“榜”上有名的，大失顏麵，人們發現，盧正人牽扯到的領導中沒有牟永平的名字。這件事在縣直機關中外起了不小的轟動，但當時機關上運動還沒開始，人們也不過私下議論而已。更為驚人的是，經不住紅衛兵們七鬥八鬥，盧正人竟交待了多年以來，他多次篡改老師、學生的檔案，暗害老師，學生，如徐靜菇老師離校前，他不但把反右派運動中對徐的批判發言記錄全部塞進了徐的檔案，而且還把未曾報批的處理結論也給放進了檔案。他還私自篡改高三畢業生—學校黨組織研究決定的—參加高考的政審結論，如周恒順，學校黨組織定的是“可錄取一般專業”，他卻給改成了“不宜錄取”。像這種情況，幾乎每屆高中畢業生中都有幾個，七屆畢業生中，有近三十名學生做了他的筆下鬼，他還給已經考上大學，或參了軍的學生所在學校，部隊寫黑信，說“該生”在陶陽一中讀書期間有什麽什麽政治問題，影響了學生的政治前途，這些學生倒了黴但還一直蒙在鼓裏。盧正人還交待，一九五九年告周橋的匿名信也是他寫的。這些事觸動了學生和老師敏感的神經，家庭和社會關係有點問題的人不必說，就是沒問題的對他這種殺人不見血的行為也義憤填膺，恨得咬牙切齒，憤怒的學生對他大打出手，盧正人被打得用兩手隻抱著腦袋，縮成一團，滿地打滾，在場的小膽兒的女生嚇得用手捂住眼睛不敢看，有的跑出去喊來了李靜和唐振鬆，他們喝令學生們住手，李靜說：“同誌們，我們不對他搞武鬥。要組織受過他殘害的學生來校控訴，讓大家看看，他這條毒蛇是怎樣禍害學生和老師們的，也讓大家看看，多少年來，走資派們使用一個什麽人在掌握學生和老師的生殺大權。我們還要讓大家看看，作惡多端的盧正人落個什麽下場！”

唐振鬆帶領學生們成立了新的造反組織，挖出了盧正人，很得一中學生和老師的愛戴，運動開始以來，鬱積在胸中的一腔惡氣終於吐了出來，知道了盧正人篡改周恒順的高考政審結論害得周恒順沒升上學，唐振鬆兩眼“嘩嘩”地流淚，當即騎車去找周恒順。他走到周家時，天已經黑了，周恒順從坡裏幹活回來，剛剛進家，石頭兒也從農場來家了。周恒順見了唐振鬆，很吃驚，說：“你怎麽跑來了？又出什麽事兒了？”唐振鬆說：“事兒出了不少，不過都是好事兒。這些天，一中形勢有了翻天複地的變化，盧正人徹底完蛋了，現在一中運動的中心就是批鬥盧正人，大快人心，大得人心。我來給你說說，讓你高興高興。還有件和你有關的事，我知道後，心裏憋得難受，就跑來找你了。”周恒順一愣，說：“什麽事，值得你這樣急著來？”唐振鬆說：“盧正人這個壞蛋，我們高考前，他篡改了你的政審結論。學校黨支部研究確定的是‘可錄取一般專業’，他給改成了‘不宜錄取’，這個惡魔，他毀了你的一生。”周恒順頭腦子“嗡”地一聲響，一下子愣了，站在一旁的石頭兒問：“唐大哥，如果他不給改，那年俺哥就能考上大學？”唐振鬆說：“百分之百。可以上三類大學，最不濟也可以上專科學校。”奶奶“撲通”坐到床沿上，說：“姓盧的怎麽這樣，他害俺孩子幹什麽，俺孩子這一輩子全讓他給毀了啊。”說著，竟放聲哭了起來。周恒順慌了，趕緊過去，說：“奶奶，你別這樣，咱現在不也挺好的嗎？”奶奶止住哭，說：“您這個哥，我這個老嫲嫲子讓你笑話了。”唐振鬆說：“奶奶，不笑話。這事放在誰身上，也受不了。”奶奶又對周恒順說：“小兒，你說‘挺好的’，什麽‘挺好的’？憑著這麽好的學問，咱幹莊戶，拉地排車，出騾馬力，掙了錢交給生產隊，自己領兩毛茶水錢，連這個也幹不牢穩，說聲不讓幹就不幹了。二十四、五 了，連個媳婦兒也找不上。”奶奶又對唐振鬆說：“他哥，這些年，你不知道俺孩子吃的什麽苦，遭的什麽罪，受的什麽氣哎。”石頭兒突然站起來，說：“不行，不能饒了盧正人這個壞蛋，我上縣城找他算賬，一刀捅死他！”奶奶說：“石頭兒，你個小祖宗，你可別嚇唬我。你可不敢胡鬧。”周恒順說：“石頭兒，別說這樣的話，咱也不能胡來。就算咱去殺了他，我這輩子也上不成大學了。真去找他鬧，鬧出事兒來，咱一家人也完了。”石頭兒兩眼通紅，氣鼓鼓地蹲到了地上。奶奶說：“老天爺，俺娘們兒是什麽命哎。”這天晚上，唐振鬆就住到了周恒順家，兩人啦到很晚。唐振鬆說：“恒順，現在搞文化大革命，你不能這樣趴著，得起來革命，自己解放自己。”周恒順說：“我也想過了，我這個家庭和社會關係情況，確實不擔事兒，這不就因為參加救徐老師，公社黨委一聲令下，連地排車都拉不成了，人家想捏我很容易，因為我就在‘另冊’上，沒辦法兒，認命吧，天底下也不是我一個人這種處境。在無產階級專政的中國，畢竟不是隨便誰都可以‘自己解放自己’。‘解放’不好，說不定會帶上更重的枷鎖。”唐振鬆焦急地說：“有壓迫就有反抗，利用家庭和社會關係方麵無足輕重的問題，壓製青年，不準革命，是反動的‘血統論’，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伎倆，中央文革已經批判了。你這種情況，誰也不能剝奪你革命的權利，一中黨支部當年給你做的結論是‘可錄取取一般專業’，憑什麽你就不能革命？”周恒順說：“我硬要‘革命’—姑且不說我認識不認識這場‘革命’的意義何在，為了爭得平等做人的權利，‘自己解放自己’，我豁出去‘革命’一番，也不至於立即有人來把我抓起來，但是，我想過了，我還是不卷入為好。”唐振鬆急得翻身坐了起來，說：“難道就甘心這樣苦一輩子？”周恒順心裏還有一個顧慮，一九六七年，是他的“本命年”，按通常說法兒，人逢“本命年”，務必謹慎從事，他決計不趕文化大革命這個“時髦”。周恒順說：“苦就苦吧，全國幾億農民，不都這樣嗎？”唐振鬆說：“你這個人，真拿你沒辦法兒。咱一起商量救徐老師，你一點兒也不害怕，怎麽這會兒變成這樣？”周恒順說：“為了救徐老師，蹲監獄都能豁上，至於‘造反’，我上有七十歲的奶奶，下有一個沒什麽文化，身體不好，性情魯莽的兄弟，絕不能貿然行事。”唐振鬆說：“我給你帶來了不少紅衛兵戰報，傳單，你抽空兒看看，解放解放思想再說。”周恒順說：“對那些東西，我倒很有興趣，因為這是正在進行著的‘曆史’，現在宣傳說這回運動是‘史無前例’的，我看也是舉世罕見的，知道點這些事挺不錯。我在濟南已經看過不少了。”

唐振鬆第二天天剛亮就急急忙忙回一中去忙他的“造反”事業了，周恒順照常聽見隊長的哨子聲就下坡幹活兒，很快就“三秋”大忙了，不隻白天幹，晚上有時還要加班兒，還得切自己家的地瓜幹兒，天天累得厲害，隻有到了晚上躺下，才有時間回味內心的傷痛。高考失敗是他求學路上的“滑鐵盧”，是他人生追求的慘劇，是他心上永久的疼點。唐振鬆說的情況，無疑是撕開了傷口，又向傷口上撒了一把鹽，這讓周恒順痛苦還加上懊喪還有憤恨，他甚至想大哭，號叫，發瘋……越想越難受，怎麽也睡不著，就起來看唐振鬆帶來的那些傳單，那上邊有劉少奇的前妻王前，他的女兒劉濤，兒子劉允真寫的“看劉少奇的醜惡靈魂”，讓他感到驚訝，震撼，劉少奇多少年來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幾年每逢重大節日，報紙上印著毛主席和他兩個人的大副畫像，似乎已經平起平坐，如今卻變成了這樣！劉少奇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作者，社會上流傳著所謂“毛主席三天不學習，趕不上劉少奇”的順口溜兒，在人們心目中，劉少奇是政治正確，道德完善的楷模，誰知竟是這樣。那麽，中國的老百姓，除了毛主席，還能相信誰？還有中央各部委，各省市那些名聲顯赫，功勳卓著的大幹部卻原來養尊處優，生活腐化，甚至驕奢淫佚，周恒順看著這些東西，痛苦的靈魂有一種“頓悟”的感覺，他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產生了“飛躍”。他自言自語：“原來如此”。這些黨內走資派包括盧正人這樣的壞人，他們早已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麵去了，毛主席為了反修防修，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維護無產階級政黨，革命隊伍的純潔性，發動群眾揭露他們，是十分英明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史上的創新，表現了他的雄才大略，無私無畏。建國來曆次政治運動都是各級領導幹部革別人的命，而這次是毛主席親自帶領人民群眾革那些一貫革別人的命的人的命，這繞口令一樣的話，聽著別扭，但確實是這場大革命的本質所在，通過文化大革命，用毛主席提倡的“矯枉過正”的批判，鬥爭，把一向最神聖的，剝下外衣，打掉光環，把過去高高在上的拉下馬，打翻在地，讓受壓製的人民群眾真正挺起腰杆，煥發革命熱情，建設人民群眾真正當家做主的社會主義社會。……但周恒順並沒為這種對文化大革命認識上的“提高”而“熱血沸騰”，更沒對投身於其中搖搖欲試。他的頭腦是清醒的。“科學社會主義”的要義就在於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製度，並創造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對人是按階級路線區分為三六九等的，階段路線是黨的根本路線，是政權的基石，自己二十大幾的人，連個共青團員都不是，連個民辦老師都沒資格當，在社員中也是地位最低下的，終不成經過一場文化大革命，就會讓他周恒順“鹹魚翻身”吧？從上學到現在的經曆讓他感受到，那是不可能的，他不抱那種幻想，不做那個夢，不願，不想，也不敢有此奢望。他畢竟不是苦大仇深的貧下中農子弟，共產黨不會用他這樣的人當“近衛軍”，他還是老老實實地砸坷垃，如果上級開恩，再去辛辛苦苦地拉地排車吧。

一九六六年冬天，陶陽縣跟全國全省各地一樣，天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成“燎原”之勢，革命造反的狂潮席卷了全縣各個角落。張峰作為烈士子弟，共產黨員，複員軍人，貧下中農，是“自來紅”，“紅透”了的人，充任革命骨幹自然是天經地義，義不容辭。恰逢他因為解救初中時的班主任老師被縣委和公社黨委“處理”，撤掉了公社農場場長的職務，回了自己的故鄉張家嶺，這事既是來村裏串連，“點火”的紅衛至小將動員他造反的理由，也是他向縣委公社黨委“走資派”發難的“資本”，他在紅衛兵小將的支持下，帶頭在本大隊成立了名為“永向陽”的革命造反組織，下決心大幹一場。成立組織後第三天，他跑到榆樹村串連，動員他的戰友鍾向東拉隊伍“造反”，鍾向東說：“我不像你，中專生，我高小都沒畢業，幹不了這個事兒。”張峰說：“你出頭兒幹，我動員周恒順給你當筆杆子。”鍾向東說：“他行嗎？不是說他家庭和社會關係有問題，連大學都不準他上嗎？”張峰說：“他家土改時劃的成份是貧農—他家入社前的土地還有住的房子都是土改分的，他父親是被你們村的惡霸地主，國民黨保長抓壯丁當的國民黨兵，就因為這，不準他革命？他高考落榜，是被一中一個壞蛋領導—叫盧正人，您村江家老地主的妻侄—害的，本來學校黨組織給周恒順定的政審結論是‘可錄取一般專業’，被那個壞蛋盧正人給改成了‘不宜錄取’，太冤了。放心，參加群眾組織—也不是入黨—保證沒問題。”鍾向東說：“俺村顧青山還有‘四清’上來的兩個幹部人都不孬，造他們的反，不合適。”張峰說：“你不明白，這革命造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號召的，你不起來，村裏不知什麽二郎八蛋的人起來造了反，‘忽隆’大了，不但顧青山他們要倒黴，社員也得遭罪。你認為那些挨批鬥的幹部真的都是壞人？根本不是那麽回事兒。就是通過這種方式，教育幹部，群眾自己也受教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潮流，哪裏也不能置身事外。別猶豫了，幹吧。你不造反，別人搶了先，就麻煩了。”果然讓張峰說中了，鍾向東還在那裏猶豫不決，大隊裏蹦出來一個名為“慨而慷”的造反組織，頭頭是於大牛的兄弟於二車和於大牛的妻弟，小學代課老師孫誌春，明眼人一看他們的背後是於大牛。於大牛自從“四清”運動中下了台，做夢都想著重新掌權，文革來了，他早已心動手癢。一中盧正人咬了他一口，嚇了他一跳，虧得他慣會強詞奪理，撒潑耍賴，“豬八戒戰術”—倒把一耙，無理辯三分，來個“一推六二五 ”，“背著驢頭不認贓”，“醉死不認那壺酒錢”，加上公社石書記不忘舊情—頭些年石書記沒少吃他送的東西，這兩年他雖然不當官兒了，逢年過節也照常去“走動”—替他辯護，顧青山又是個軟蛋，爛麵，根本不是搞“鬥爭”的材料兒，對他沒咒兒念，那件看上去十分凶險的事算是虛驚一場，讓他甩開了。但消息很快在全村傳開了，於大牛名聲更臭了。於大牛對江世榮，周恒順，顧青山，陳會計幾個人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一時半會兒把權再拿過來，把顧青山，陳會計扳倒，把江世榮，周恒順治個七開六透氣。中央關於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剛下達，他就指使於二車，孫誌春幹了起來，給造反組織取名時，孫誌春想了想，說叫個“慨而慷”，於大牛聽不明白，問:“什麽‘開二杠’？”於二車說：“這是什麽名兒？你弄得跟聖人蛋皮似的—文文縐縐的，社員聽著雲山霧罩的，誰參加？”孫誌春冷冷一笑，不屑地說：“跟你們這些沒文化的人沒法兒共事。你們不懂，這是毛主席詩詞裏的話，‘天翻地複慨而慷’，咱們不是要在榆樹村鬧它個天翻地複嗎？‘慨而慷’，就是我們勝利了，把天翻過來了。”於大牛連忙說：“好，這個名字好，咱要的就是把天翻過來，好，就是要‘開二杠’。”孫誌春說：“這可不是打麻將的開二杠，是‘慨而慷’！”於大牛說：“這三個字，念起來不順嘴，別扭。”孫誌春說：“你好好念，多念幾遍，念習慣了，就好了。”於二車說：“這個容易，你就想著是殺豬開膛的‘開’，‘二’的‘二’，活豬食的那個穀‘糠’不就記住了嗎？”孫誌春說：“二哥，這可是毛主席詩詞裏的話，你剛才胡扯八道地說的的這幾句話，可是反革命言論了，可不敢胡說。”於二車嚇得臉幹黃，擓幾下頭皮，說：“我哪懂什麽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什麽‘濕池’，‘池’子，還不都是濕的？不知者不為罪啊。”孫誌春說：“正說你呢，又胡說八道了，不是什麽‘濕池’，是‘詩詞’，算了，跟你們這些人說這些事，費老勁了，等於是‘對牛彈琴’。”於大牛說：“好了，誰讓俺兄弟們舊社會是窮光蛋，沒念書呢。不扯囉了，就依你，就是這個‘開二糠’了。”兄弟們定了造反組織名稱，於二車和孫誌春兩人找到顧青山，凶聲凶氣地向他宣布，他們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在本村開展文化大革命，成立名為“慨而慷”的群眾組織，命令大隊立即在大隊部為他們騰房子，做他們的辦公地點，提供革命造反和“辦公”用的物品。顧青山已經在公社黨委開了會，會上布置各大隊黨支部要支持和配合貧下中農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動，滿足他們的合理要求，不得對抗，“頂牛兒”，於是急忙和幾個大隊幹部一起在大隊部為他們騰了房子，安了辦公桌兒，交待陳會計對他們革命造反的費用實報實銷。於二車他們找木匠刮了大牌子，用紅漆在上邊寫了“慨而慷革命造反隊”，掛在了大隊部大門外，和大隊黨支部的牌子並排著，明擺著是要和大隊黨支部唱“對台”，爭“江山”的架勢。他們又學學校紅衛兵的樣子，做了紅袖章，上邊印了“慨而慷”三個金黃的大字，於二車、孫誌春，於大牛，還有他們幾家的大人孩子，一個個都戴上了紅袖章。招牌掛了，台子搭了，可惜，莊裏的社員沒有幾個人偎他們的邊兒，出來進去就他們的親戚和親信二十幾個人，於大牛的老相好翠花的閨女丁香也來湊數兒。於二車和孫誌春很犯愁，於大牛急得跺腳。鍾向東見於大牛兄弟搶先一步建立了組織，也坐不住了，老戰友張峰說得對，榆樹村這塊陣地，“無產階級不占領，資產階級就一定會占領”，本大隊的文化大革命，總是會有人“鬧”的，總不能好人不鬧，讓一幫壞貨瞎胡鬧吧。鍾向東找了幾個平時關係比較好的貧下中農成份的青年，哥們兒，商量成立群眾組織，鍾向東說：“咱們成立這個組織，倒不一定非得把顧青山他們幾個人都打倒，就是不能讓‘四不清’下台幹部，幾個沒人心眼兒的壞貨興風作浪。”他們當中一個上過初中的男孩兒領會鍾向東的想法兒，也用了毛主席詩詞中的詞語，建議造反組織的名字叫“叢中笑”戰鬥隊。鍾向東也學於二車，找了大隊書記顧青山，在二隊一間閑辦公室安了隊部，也掛了牌子，做了袖章。社員們見這新出來的一夥兒是鍾向東領頭兒，又取了個雖然不明白什麽意思但不那麽別扭，嚇人吱啦，倒覺得很親切的名字，所以不出三天，大多數好成份人家的青年男女紛紛報名加入了他們的組織，杏兒也參加了。杏兒去報了名，戴上了印著“叢中笑”三個黃字的紅袖章，沒回自己家，興衝衝地來找周恒順，說：“奶奶，端陽哥，我也參加‘叢中笑’了。”周恒順笑了：“這鍾大哥給自己組織取了個這麽個有詩意的名字，可惜沒一點兒革命造反的威武之氣。他們講沒講，為什麽取這麽個名字，小杏兒，你為什麽參加這個組織呢？”杏兒兩隻好看的杏眼轉了轉，說：“中學畢業的那個孩子倒是講這個名字的意思了，說是從毛主席詩詞上找出來的，滿屋人七言八語地亂喳咕，我也沒聽多清，反正就是要和貧下中農，社員群眾站在一起，好好團結，不自高自大，不欺負人的意思—我也說不好。我為什麽參加？那還用說？這個組織明顯是跟於大牛兄弟還有孫誌春那個壞小子那一夥兒對著的，誰跟那夥子對著，我就支持誰。端陽哥，鍾大哥讓我給你捎信兒，讓你去，說歡迎你參加，端陽哥，你去吧，開會，來回的咱好做伴兒。”周恒順說：“我還得考慮考慮。”鍾向東拉起隊伍，但沒有“筆杆子”—寫材料的，跑了幾趟，拉周恒順入夥兒，周恒順都婉言謝絕了。於大牛聽說後哈哈大笑，蒜頭鼻子.一強，說：“要是周恒順那樣的都能造反，那可真是蝦也成了龍，烏龜王八成了精了。”這話傳到周恒順耳朵裏，他覺得像是被人當眾往臉上吐了唾沫，憋得喘不過氣兒來。石頭兒說：“哥，鍾大哥幾次三番拉你入夥兒，你同學也動員你起來幹，要不，一不做二不休，咱兄弟們也造反吧，於家兄弟這樣欺量人，咱就真這樣讓他們‘一把圪針擼到底’，永遠都把咱踩在泥裏？”周恒順不吱聲，悶悶地喘粗氣，是啊，在陶陽一中上學，有盧正人，回村來，有於家兄弟，是他們把他打入“另冊”，他們是“另冊”世界裏的打手，鷹犬，一輩子都毀在他們手裏了，好端端的，頂天立地的漢子生生讓這樣披著人皮的禽獸作踐，他們倒人模人樣兒，把你當豬狗。多麽可怕的顛倒。想想真是活得窩囊，好沒意思，不如幹脆風風火火地幹它一氣，學《水滸》好漢的話，“出出這口鳥氣”，可是，真地邁出這一步，風險也很大，奶奶年紀大了，果然惹出事端，老人家擔驚受怕，萬一有個好歹，他會百死莫贖。奶奶說：“小兒來，咱可不能去跟於家兄弟去打那個‘擂台’，咱惹不起躲得起，好鞋不踩臭屎，人不跟狗治氣，總不會咱天天下坡幹活兒，他們訛上門兒來吧。”奶奶和周恒順沒想到，他們還真就“訛上門兒”來了。兩三天後，晚飯後，“慨而慷”戰鬥隊派三個青年人來周家，拽了周恒順就走，說是大隊找他有事兒。走到路上，周恒順問：大隊找我有什麽事。他們說，誆你的。是俺於隊長讓來叫你的，說要跟你談談。周恒順說：“你們於隊長不是大隊小隊幹部，他現在是造反組織的隊長，我又沒加入你們的組織，他跟我有什麽好談的？”他們說：“去了就知道了。”周恒順想看看於家兄弟葫蘆裏賣的什麽藥，就跟著去了。到了“慨而慷”造反隊的辦公室，頭一眼就看見江世榮、路德甫兩人在屋角兒裏站著，周恒順心裏一驚，還沒開口問是怎麽回事，於二車就陰陽怪氣地說：“好大的架子，怪難請呀？過去，跟你兩個仁哥站一起。”周恒順覺得一股熱血衝上了腦門兒，臉脹得生疼，說：“於二車，你這是幹什麽？我，我們犯了什麽法，你憑什麽這樣做？”於二車說：“憑什麽？憑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憑我們是貧下中農革命造反派。你們三個人，一個是惡霸地主，被鎮壓的反革命子弟，一個是富農子弟，一個是反革命子弟，莊鄉都知道，你們三個拜‘把兄弟’多少年了，今天我們造反隊開你們‘把兄弟’三人的批鬥會，批你們三人的反革命團夥兒，也是‘破四舊’行動。”周恒順說：“於二車，你不是不知道，我們三個人是小學同學，小孩子不懂事，我們是學說書唱戲上說的那樣，拜過‘把兄弟’，但我們從沒幹過任何不好的事，也沒招誰惹誰，你憑什麽說我們是‘反革命小團夥兒’？我們一不是四類分子，二不是走資派，三不是現行反革命，他們兩人的老的是有問題，是階級敵人，可是你說俺父親是反革命分子，有上級文件嗎？即使有，老的是老的，孩子是孩子，我們都是‘群眾’，黨中央《十六條》上明文規定不能鬥群眾。你憑什麽開會鬥我們？”於二車被周恒順問得幹張嘴，說不出話，像驢被長草噎著了似的，旁邊站著的於大牛氣哼哼地過來，伸拳擼胳膊，要打架的樣子，瞪大了牛蛋眼，說：“憑什麽？就憑我們是貧下中農，憑老子是土改英雄，共產黨員，你們這樣的地主羔子，反革命羔子，我們想什麽時候鬥，就什麽時候鬥，想怎樣鬥就怎樣鬥。周恒順，你別覺著認幾個鳥字，燒得不行了，還反了你了哩。二車，開始開批鬥會，老爺們兒今天治不服這三個小黃黃兒，不能在榆樹村混了，這個反也甭他娘的造了。”周恒順冷笑道：“於大牛，你身為‘四不清’下台幹部，群眾組織你都不敢出頭兒，怎麽沉不住氣了？赤膊上陣了？我跟你們說，我壓根兒沒想‘反’，是你們逼我‘反’。我還跟你們說，你們這是轉移大方向，是鬥群眾，我豁上這條小命兒不要了，也要找人去評理，讓大家看看，你們這個‘慨而慷’是革的什麽命，造的什麽反。”轉臉又對江世榮、路德甫說：“走，咱們走，看他們敢不敢扣押我們？”江世榮、路德甫稍稍抬抬頭，看著周恒順，卻不敢挪步兒，周恒順走兩步過去，一隻手拽一個，拽得他們腳不沾地兒一樣，跟他一起出了屋，屋裏於家兄弟，孫誌春，丁香，還有另外幾個隊員呆了一般，大眼瞪小眼兒，孫誌春對於大牛說：“姐夫，你怕周恒順被鍾向東拉著入了夥兒，對咱不利，非要鬥他們三個人，說嚇唬住周恒順，他就不敢動了。我聽說了，鍾向東找周恒順幾回了，他不願弄這些事兒，不想跟姓鍾的幹，你這樣一弄，周恒順非得去找姓鍾的入夥兒了。我早就說，鬥他們三個人不合適，你非得弄他們。你們不想想，咱們拉了山頭兒，一張大字報沒貼，一次批鬥走資派的會沒開，頭一炮就弄他們三個，這不明顯違背大方向？這下好了，明天全大隊都知道了，影響太壞了。”於大牛拍拍自己的禿腦袋，說：“他娘的，怎麽這裏頭還曲曲彎彎這麽些道道兒？算完，不弄他們了，專門弄顧青山！”

周恒順他們走出大隊部，來到街上，天陰得鍋底一樣黑，冷風撲麵，不知什時候，下起雪來，他們走到一個拐角兒地方，三個兒時的夥伴兒，如今的難兄難弟，站在雪地裏，周恒順說：“他們讓你們來開會，讓站在那裏，你們就順順溜溜，服服貼貼站那裏？”路德甫說：“俺是打敗的鵪鶉鬥敗的雞，被人家捏熟湯了的柿子，到了於家兄弟跟前，恨不能嚇得腿肚子轉筋，哪還敢反強？”江世榮說：“不敢不服貼，稍微有點兒不服從，他們就會回過頭來治作俺娘—俺娘那個身體，撐得住他們治作？要不是有這層顧慮，死都不怕，還怕他們這幫玩意兒？這回這個事兒，一個是他們想嚇詐一下，不讓恒順跟鍾向東幹，二是前些日子俺的浮財清單，於大牛找上門兒要，沒給他，倒給了一中造反派，他恨死了，這回這個仇是結下了，以後還不知怎麽找事兒哩。”周恒順說：“我尋思著，也是這麽回事兒。”路德甫說：“於家兄弟要是再掌了村裏的大權，咱兄弟位非讓他們欺負死不可。”周恒順說：“到那時候，可就真是‘要飯的沒了棍子，天天吃狗的氣’了。這回文化大革命鬧起來，鍾向東一再拉我入夥兒，我一直沒答應。”江世榮說：“叫入夥兒就入吧，鍾向東是好人，又是你同學的戰友，你在了他那個組織，於家兄弟就不敢欺負你了。”周恒順說：“那你們倆呢？不還是挨他們欺負？”江世榮說：“你就別顧惜俺倆，反正哪個組織也不會要俺，不拉俺批鬥，不拿俺當出氣筒就朝北磕頭了。哪邊叫開會就上哪邊兒開會，愛怎麽批鬥就怎麽批鬥吧。”路德甫說：“有什麽辦法兒？好賴活著，將就算個人罷了。”周恒順不知怎的眼裏突然充滿了淚水 ，說：“好，不說這些了，你們各人回家吧，我去找鍾大哥。”江世榮和路德甫像兩個老頭兒低頭彎腰頂著風雪走了，周恒順原地站著，他又有些猶豫，於家兄弟蠻橫的臉，盧正人陰冷的臉交替著在眼前出現，一輩子都毀在他們手裏了，現在，於家兄弟還不讓素素靜靜地過，……他想起唐振鬆、張峰說的“自己解放自己”，“有壓迫就有反抗”那些話，能行嗎？周恒順多少年來視自己為“另冊”中的人，從來沒有奢望過自己享有政治權利以及機會利益上的“平等”，對壓製和歧視已經習以為常，感覺遲頓，甚至麻木了。壓迫雖重，他周恒順有資格反抗嗎？他淪落如斯，還能“自己解放自己”嗎？無論是大城市還是鄉村，造反派出於標榜自己是“左派”和威嚇異己者的雙重目的，常常貼出“隻許左派造反，不許右派翻天”的大字標語，他周恒順夠資格當“左派”嗎？他如果入了夥兒，會不會被說成是“右派翻天”？周恒順心裏沒有底兒。可是，於家兄弟太不是玩意兒，是喂不熟活的狼，“四清”的時候，周家看栓柱老人的麵子，也不願意跟於大牛這種人結仇，放了他一馬，當時他那個熊樣子，讓他喊親爹祖老爺都行，過了那個時候兒，他好了瘡疤忘了疼，又翻臉不認人了，當時石頭兒就說咱們像‘東郭先生’，於大牛是喂不熟活的狼，有一天還會倒過頭來咬人，還真叫他說著了。這次文化大革命，他們又上場了，還不知要怎樣胡作非為呢，剛拉起山頭兒，居然會想到拿他姓周的孩子開刀，他們欺人太甚了，你不招他惹他，躲著他也不行，他非要踩到你頭上拉屎撒尿不可，他就是要跟你為敵，你躲也躲不掉，繞也繞不開。沒辦法兒了，看來，除了找鍾向東入夥兒，和於大牛他們對著幹，沒有第二條兒路兒了。豁出來，幹吧，“造反”吧，不是反共產黨，是反於大牛這樣的人麵獸心的流氓、惡棍，不再受他們欺壓，不再聽任他們為非作歹。周恒順朝二隊辦公室走去。雪下得更大了，周恒順冒著風雪走著，他突然想起，他這是讓於家隻弟“逼上梁山”了，想那林衝何等人物兒，遭奸佞陷害，被充軍發配，仍被奸人追殺，在大雪之夜，火燒草料場，隻身踏雪奔向梁山。周恒順看《水滸》，看到這一段兒，必潸然淚下。他知道自己是“草木”一般的人，沒辦法兒和林衝相比，但被人逼迫，走投無路，卻是古今中外多少正直、善良、無辜的人共同的命運……周恒順來到“叢中笑”戰鬥隊隊部，鍾向東和幾個骨幹正在議事，見周恒順來了，十分高興。周恒順向他們講述了剛才“慨而慷”揪鬥他們三個人的情況，鍾向東很氣憤，說：“這完全是胡鬧！恒順，別猶豫了，你加入進來，也參加服務組—咱們的領導班子稱‘服務組’，於大牛他們再也不敢動你半根毫毛。”周恒順說：“江世榮、路德甫兩個人雖然出身不好，但天天老老實實幹活兒，於大牛他們吃柿子揀軟的捏，專欺負他們。”鍾向東說：“你今晚上就起草一個咱們的‘聲明’，第一說明我們的鬥爭大方向是批判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黨內走資派，任何違背大方向的做法都是錯誤的；第二，警告四類分子要老老實實，不得借文化大革命之機破壞搗亂；第三，四類分子子弟是教育、爭取的對象，希望他們認真改造思想，靠攏貧下中農，從思想上和自己出身的家庭劃清界線，革命群眾組織決不能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他們亂批亂鬥。我們的‘聲明’再配合上‘牢牢掌握鬥爭大方向’的大字標語一起貼出去，這樣以來，於大牛他們會有所收斂，不大敢胡來了。”周恒順想，鍾向東畢竟是從部隊回來的，還有一套，當下就按鍾向東的安排投入“工作”了。起草了“聲明”，幾個人忙活，寫成大字報，又寫了大標語，已是深夜了，周恒順急急忙忙回到家，奶奶和石頭兒還在等他，小杏兒也在。奶奶說：“小兒，你可回來了。我怕於大牛他們欺負你，讓石頭兒去找你，小杏兒不放心，也一塊兒去了，兩人到了那裏，從門縫兒裏朝裏邊看了看，你沒在裏頭，他們自己的人在吱喲，小兒，你出來上從哪去了？”周恒順接過小杏兒遞給他的熱水，感激地看她一眼，喝了口水，說：“我讓於大牛兄弟憋死了，去找了鍾大哥，入夥兒了。”石頭兒說：“就是應該跟了鍾大哥，跟於大牛他們對著幹！”小杏兒高興得兩隻杏眼格外明亮，說：“太好了，太好了。”奶奶說：“入夥兒就入夥兒吧，有個靠膀兒，省得挨他們欺，受他們氣。”周恒順說：“奶奶，你放心，咱大隊現在幾個當幹部的都是些老實人，鍾向東也不是胡來的人，我們保證不幹壞事，就是跟形勢，隨大流，石頭兒，今後咱們參加他們的活動，在任何情況下，不能打人罵人。”

榆樹村一下冒出兩個革命造反派的群眾組織，“叢中笑”首先開了批判大會，讓顧青山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批判的內容無非是報上登的那一套，什麽“抗拒學習毛主席著作”，三年困難時期縱容、支持“三自一包”，當官做老爺，不積極參加生產勞動等等。“慨而慷”也跟著學樣召開顧青山的批鬥會，可惜會場上隻有二、三十個聽眾，很不像樣兒。兩個二郎八蛋的渾小子學城裏學生的樣兒，別了顧青山的“燒雞”，孫誌春頭一個發言，批判顧青山在“四清”運動中，跟縣委，公社黨委走資派勾結，和執行反動路線的工作隊狼狽為奸，貫徹劉少奇的臭婆娘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把貧下中農的貼心人，土改時期湧現出的好幹部打下去，長了四類分子的誌氣，滅了貧下中農的威風，聽會的人三三兩兩議論，“這是說於大牛兄弟呢”，“是想翻‘四清’的案啊”，“於三套不是當大隊長了嗎？沒打擊貧下中農啊”。於拴柱坐在人堆裏，往地上磕磕煙袋鍋兒，嘟囔道：“不怨自己胡作作，怨什麽劉少奇，王光美，真他娘的不要狗臉。”於二車朝大夥兒喊道：“下邊別嚷嚷了，下邊第二個發言，批判顧青山推行劉少奇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混淆階級路線。”於家兄弟見周恒順不但不肯接受他們的批鬥，還參加了鍾向東的“叢中笑”戰鬥隊，而且“叢中笑”還貼出了替四類分子子弟說話的“聲明”，分明是對著他們“慨而慷”來的，於大牛說：“這周恒順是兔子枕著狗蛋睡—越玩兒越大膽了，不行，不能讓這些兔崽子翻了天。”孫誌春說：“咱也跟他們學，抓大方向，批鬥顧青山，咱批他的階級路線不清。”於大牛說：“對，就這樣批，抓他的尾巴根子，就拿周恒順當例子。”做批判發言的人說顧青山是階級敵人的保護傘，是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人，政治條件複雜的人的救世主，並舉周恒順為例證，說周恒順因為政治條件方麵的原因，連大學都不能上，下學回村後，顧青山極力主張安排周任民辦教師，因其他革命幹部抵製沒有得逞，又放他出去跑運輸，搞“自發”。於二車插話大聲質問顧青山承認不承認對他的批判，顧青山不緊不慢地說：“周恒順的情況，全村的老少爺們兒都清楚。他爺爺輩兒上是地主，他爺爺沒了，家敗了，他奶奶年輕守寡帶著孩子來榆樹村投奔她娘家，他們房無一間，地無一壟，租種她娘家的土地，住她娘家的場院屋，土改，周家按黨的政策劃為貧農，分了房子和土地，周恒順他父親被偽保長父子連騙加逼當了國民黨壯丁，是受害的。他考學落榜，聽說是江家親戚盧正人給害的。周恒順下學回咱大隊，老實巴交地幹活兒，莊裏莊鄉的，咱不忍心欺負他。不管怎樣說，周恒順也是個‘群眾’，我是當權派，我不能在這裏當大家麵說周恒順什麽話，我不能把矛頭指向群眾。”顧青山的話引起台下又一陣議論，於二車和主持會的人一陣狂呼亂叫，有個愣小子還抽了顧青山一巴掌，說：“老東西，我叫你頑固不化！”於栓柱站起來，大聲說：“青山兄弟，好人，說實話，好樣兒的。”又指著打人的罵道：“這是誰家有娘生沒娘教的混賬黃子，批就批唄，有理講理，你憑什麽揍人？毛主席不是不讓武鬥嗎？你們不是聽毛主席的話嗎？掛羊頭賣狗肉的一些玩意兒！”又指著於二車，罵道：“小二，還有你哥，你們這一小夥兒就使勁作吧，‘作死’，‘作死’，不作不死。”完了又對顧青山說：“青山兄弟，哥對不住你。”顧青山說：“毛主席搞這文化大革命，就是讓老百姓鬥幹部，他們是群眾，我是當權派，鬥我沒錯。栓柱哥，你別這樣說。”於栓柱把手裏的長煙袋往外腰帶上一掖，老棉鞋踩著地麵，“嚓嘟嚓嘟”，顫顫巍巍地走了，開會的人跟著走了好幾個，於二車，於大牛，孫誌春幾個人大眼瞪小眼兒，於大牛說：“別問死老頭子的事，咱幹咱的，接著開。”於二車說：“人都走得差不多了，還開個鳥啊，……算完吧。”會議主持人喊道：“今天的會就開到這裏，散會。”參加會的都站了起來，紛紛拍打棉褲屁股，弄得滿屋塵土飛揚，不少人罵咧咧的，紛紛散去。於二車低頭耷拉角地說：“咱這個鳥弄法兒，弄不出什麽名堂。”於大牛說：“老二，別灰心。頭三腳難踢。甭管一時弄出弄不出名堂，咱有這麽個組織撐乎著，他鍾向東就不能一手遮天，咱全當是顧青山和姓鍾的屋當央一泡溏雞屎，東西不大，惡心他們。你沒聽大喇叭裏說，毛主席說的，有時候革命派是少數派，要保護少數派哩。”

周恒順加入了榆樹村“叢中笑”革命造反隊，成了“組織”裏不可或缺的大忙人。在本大隊參加批判會，寫大字報，大標語，出宣傳欄，應對於二車一夥兒的挑釁，到方莊公社甚至縣城參加批判大會，他場場不落，他要代別人起草發言稿兒，有時候也親自上台發言，他也想通了，既然已經介入，就不必藏著躲著，遮遮掩掩，“擺出來就是賣的”，犯不上躲在幕後，像是見不得人似的。他畢竟是個有知識的青年，接受新事物快，幾個月前，那些他感到生硬、牽強甚至怪異，難以理解和認同的觀點，說法兒，現在卻覺得順理成章，邏輯嚴密，成了他張口就來的日常話語，似乎事情理應如此，當然如此，特別是因為這些說法兒，觀點，邏輯，幾乎全部本源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所支持、信任的中央文革，因而像數學“公理”—不需證明而天然正確的真理—一樣是天經地義的，不容置疑的，必須衷心信奉的。周恒順在“戰鬥”中，感到自己在接受“洗禮”，他甚至有一種虛幻的“幸福”感，“幸運”感，這是他這麽多年來從來沒感受到過的。他受到鍾向東的高度信任，本公社兄弟大隊，社直機關甚至縣上一些赫赫有名的造反派“領袖”的賞識和肯定，讓他隱然生出一種“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滿足感，他樂觀地相信，隻要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勝利—這自然是無庸置疑的，中國社會的前景是光明的，他付出的辛勞，心血不會白費，一定會得到報償。文革初期，他所見所聞那些讓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場景，他親戚中有人遭逢的災難都漸漸遠去，成了他精神世界中模糊，暗淡的遠景兒，他想，這也許是一場大革命蕩滌汙泥濁水難以避免的出軌，過火行為，是為建立一個純潔的社會主義社會而付出的代價。法國大革命時不也出現過羅伯斯皮爾專政時期那些讓當世驚駭，讓後人浩歎的殘酷、血腥的事情嗎？他勸誡自己，要在鬥爭中改造自己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跟舊階級的社會關係從思想上劃清界線，跟上時代的步伐，隻有這樣，才有出路。……周恒順把他被迫參加運動和參加運動以來的感覺、想法兒寫信告訴了周恒剛，周恒剛回信說，知道了盧正人篡改政審結論的事，既震驚，憤慨，又為周恒順高興，就是說就是按共產黨的階級路線，周恒順也是可用而不是應棄之人，他支持周恒順投身文化大革命，以改變長期以來的孤寂和邊緣狀態，同時，希望他在組織中盡自己所能掌握大方向，執行政策，防止過火行為，還提醒他，要保持清醒頭腦，敏於觀察運動發展動向，文革形勢會有多次反複，要慎之又慎，用毛主席的話說，“在遊泳中學會遊泳”，以免嗆水。信上還說，牟洪雲在經曆了運動初期的興奮和狂熱之後，現在變得冷靜而客觀，正沉浸在書堆之中。周恒順看了周恒剛的信，很激動，他覺得周恒剛剛畢竟是站得高，看得遠，見事總是高他一籌，他告誡自己，處事一定要冷靜，穩妥，你畢竟不是共產黨最可依靠的對象，跟別人不一樣，犯不得錯誤。短短一個來月裏，周恒順如身在高速運行的戰車上，有進無退，又像處在後浪推前浪的激流中，腳不沾地往前漂遊，他羨慕牟洪雲能趁此機會遨遊於書海之中，歎惜自己今生不會有此幸運，如今已入江湖，身不由己，沒有辦法兒，隻能寄身此大潮中，否則，他也許還會站到於家兄弟的批鬥會場，受他們欺淩。……

全國城鄉如火如荼的革命大潮一浪高過一浪。進入一九六七年，發端於上海“一月風暴”的奪權之風席卷各地，陶陽一中的紅衛兵在師院紅衛兵的鼓動下，串連縣直機關、企事業單位和部分農村生產大隊的革命群眾組織，“一舉”奪了縣委、縣人委“黨政財文一切大權”，並得到了縣人民武裝部的支持和認可。因為黨委和政府的領導人已悉數成了革命造反派的階下囚，黨政機關已經癱瘓，當地駐軍，或軍事機關就成了僅有的權威部門，縣人民武裝部發表聲明支持奪權，就向世人表明，奪權行動是合法有效的了。更何況中國人傳統的觀念就是在所有權威中，軍權是最過硬的，“槍杆子裏出政權”，是偉大會領袖毛主席的名言，是顛簸不破的真理。由於唐振鬆和李靜的串連，張家嶺張峰領導的“永向陽”，榆樹村鍾向東領導的“叢中笑”都有幸成為聯合奪權的革命造反派組織。奪權那天，鍾向東對周恒順說：“恒順，我沒文化，跟縣裏那些知識分子，幹部一起開會，說不出道道兒，你代表咱們‘叢中笑’去參加吧。”周恒順見鍾向東十分為難的樣子，隻好奉命去了。他心裏忐忑不安，好在唐振鬆、李靜、張峰都是朋友，熟人，他們見了周恒順都很高興。周恒順還見到了小學同學—被火燒死了的—傅冬梅的哥哥傅大愣，他是牟屯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十幾年過去了，傅大愣人老成多了，眉宇間鬱積著一股不平之氣，見了周恒順倒是十分熱情，緊緊地握手，無言之中，周恒順知道，兩人都在心裏想著傅冬梅的名字，隻是此時此地此情景，不願提及此事。傅大愣仍然人如其名，說話大聲大氣，行動愣頭愣腦。當大家討論如果走資派刁難，抗拒，不肯順順當當地交權怎麽辦時，傅大愣“嘭”地一聲把小榔頭一樣的拳頭砸在桌子上，桌子上的茶杯、暖水瓶都蹦了起來，茶水濺了出來，兩眼瞪得銅鈴一般，說：“他們不交權？他敢！他們想攥著大權不放，就把全縣領導好啊，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活得像個人樣兒啊，他做不到，憑什麽不交權？他不交，問問全縣貧下中農的拳頭答應不答應？！”周恒順看著傅大愣，不期然傅冬梅似乎笑吟吟地出現在眼前，傅冬梅和她哥哥都長著兩隻大眼睛，但是同樣的大眼睛在傅冬梅臉上，像兩彎清泉，清澈，柔美，楚楚動人，而長在傅大愣臉上，卻像兩粒火炭，渾沌，灼熱，讓人望而生畏。造反派代表們的小會兒開完了，奪權“儀式”開始。縣委會議室裏人頭攢動，長條桌一邊擠滿了革命造反組織的代表，另一邊是縣委書記，縣長，副書記，副縣長，縣委幾個部長等十幾個人，他們一個個麵如土色，緊張，瑟縮，局促不安地垂手站著，周恒順第一眼就看見牟洪雲的父親牟永平也在這些落難的領導幹部中間，他好像比原先變矮了些，尋常笑吟吟的麵容，如分布滿了嚴霜，眉宇間流露出憂鬱和惶惑，他看到了周恒順，似乎感到驚奇，但旋即恢複了常態，用閃爍不安的目光看了看周恒順，略微點一下頭，周恒順也朝他點點頭。因為有姑家那層親戚關係，特別是因為他是牟洪雲的父親，周恒順上中學那段時間，對他隱然有一種親人般的，難以言說的感情，當然，以後回想起來，那種感情是虛妄可笑的了。周恒順幾年沒見過他，沒想到會在今天這種場合見麵。周恒順突然感到厭惡自己，想自己這是在扮演什麽角色，活像犯上作亂的強盜，他又覺得自己已然蛻變成了現在大字報上經常嘲罵的“跳梁小醜”，他覺得牟永平心裏一定很看不起他，……周恒順呆呆地想著，但是，思路很快被打斷了，一中的紅衛兵負責人李靜發言了，她個子高挑，圓乎臉兒，美麗，文靜，此刻顯得英姿煥發，果斷幹練，說話嗓音甜美清亮，字正腔圓，她一字一板，不容辯駁地向陶陽縣最高當局的官員們宣布“陶陽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行動委員會”的奪權決定，責令他們尊照執行，立即在奪權文件上簽字，並以積極態度配合此次奪權行動。這些過去全縣人民萬分尊敬，抬頭仰視的領導們竟沒有任何一個人哪怕稍稍表示一點異議，而是個個老老實實，服服帖帖，唯唯諾諾，麵對革命造反派低眉順眼，畢恭畢敬，表示堅決執行紅衛兵小將、革命造反派的“指示”、“命令”，立即無條件地，全部地交出黨、政、財、文一切大權，並且規規矩矩地按職務高低為序逐個在奪權文件上鄭重簽字。周恒順在人群中站著，看著陶陽縣的堂堂縣委書記—曾幾何時還是全縣至高無上的權威—乖乖地簽字交權，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兒，這屋裏的造反派們恐怕沒有幾個人是共產黨員，怎麽可以奪取共產黨縣委的大權？這不是荒唐，胡鬧嗎？但他很快說服自己，這就叫“造反”，這就叫“革命”，造反就是衝決舊的秩序，打破一切“框框”，“造反”就是顛複，就是變不可能為可能，就是把庸常之人認為“荒唐”的事變成堂而皇之的壯舉。縣委書記簽了字，緊接著是縣委副書記兼縣長簽字，以下是縣委副書記，副縣長，縣委的幾個常委兼各部部長簽字。周恒順不由得又想，自新中國建立以來，一直實行的是共產黨在國家社會各領域，各行業全方位的絕對領導，自上而下，由黨委層層任命各領域各級官員，再經各自領域的層層代表（“代表”同樣是黨組織指定，經過形式上的選舉產生的）會議加以批準—隻會“批準”，而不會不批準—和確認，這種製度保證了至少形式上的政令統一，令行禁止，無論搞什麽事情，都能雷厲風行。莫非經過這場文化大革命，要從此改革這種製度，真地讓人民群眾以什麽樣的民主形式參與政治，管理國家大事，公共事務？……周恒順就這樣心猿意馬地胡思亂想著，他在人群中站著，十分緊張，不知是因為天冷，還是由於激動，微微有些發抖，他恍然覺得這似乎不像是現實中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為，他還是覺得太荒誕了，和平年代，居然由一批“造反”（普天下古今中外有這樣的“造反”嗎？）的人，以和平的方式，不費一刀一槍，從執政當局手中奪得權力，這很離奇，離奇得讓人難以置信，但又是千真萬確地正在發生的事實，他想起了自己讀過的“一把七一年公社史”和美國記者裏德寫的描述俄國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這一刻，周恒順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另冊”身份，身上充溢著一種生疏的神聖感，他慶幸自己和全縣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的“領袖”們在一起，親曆這種曆史性的變革事件，他們在創造曆史。他想，這是毛主席的偉大創舉，他老人家在以獨特的方式 ，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社會主義事業重新注入活力，讓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像鳳凰涅槃一樣獲得新的，更加鮮活的生命，他覺得在這場運動中，他自己的命運出現了轉機，能躬逢這種盛舉，可說是“三生有幸”，甚至是“不虛此生”了。短短二十幾分鍾，“奪權”就順利完成了，“前”縣委、縣人委的領導們在聽完唐振鬆代表革命造反組織對他們的簡短的訓令後，低著頭離去了。這一晚，年輕的造反派頭頭們一夜未眠，他們像改朝換代入主權力機構的“新貴”一樣，沉浸在興奮和激動中，他們有太多的大事需要研究決定。當造反組織的頭頭兒們在向全社會公布的奪權公告上簽名時，周恒順不肯簽自己的名字，唐振鬆、張峰幾個人都動員他，說：“今晚凡是在場參加的都必須簽上自己的名字，這是見證，也是負責—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唐振鬆說：“怎麽，怕承擔責任，怕坐牢，殺頭？的確，我們做的確實是‘史無前例’也是‘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有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做我們的後盾，我們所向無敵，無所畏懼。”周恒順不想讓大家誤認為他是膽小鬼，沒辦法兒，隻好在“榆樹村叢中笑革命造反隊”的名字後邊簽上了“代表：周恒順”。接著研究確定陶陽縣臨時權力機構“陶陽縣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委員會”成員。唐振鬆、李靜、張峰，還有傅大愣都名列其中。周恒順堅持由鍾向東—而不是他—參加這個委員會。張峰說：“那好，我們尊重周恒順同誌的意見。”“聯合委員會”立即開會，周恒順代表鍾向東參加。大家選舉唐振鬆、李靜、張峰，一個工人代表，還有傅大愣為總服務組，以唐振鬆為召集人。唐振鬆說：“我提議周恒順同誌留在縣裏，擔任‘聯委會’的工作人員。”張峰說：“我支持，由我來通知鍾向東同誌。”周恒順私下對張峰和唐振鬆說，我這個情況來縣裏工作怕不合適，我還是不離開本大隊，給鍾向東幫忙為好。唐振鬆顯然處在亢奮中，不等周恒順說完，就反駁說：“你什麽‘情況’？你難道不能革命？誰能剝奪你革命的權利？反動的‘血統論’是黨內走資派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製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手段，我們絕不讓一些好同誌當反動路線的犧牲品。我們讓周恒順來聯委會工作，是革命事業的需要，而不是講的同學、故交的私情。周恒順，趕快把你的‘怕’字丟掉，‘怕’就是私心雜念。”張峰說：“周恒順，難道你就甘心一輩子讓人家壓得抬不起頭，做不得人？”說到這裏，張峰眼裏已經有了淚水，他拍拍周恒順的肩膀，說：“別前怕狼後怕虎了，我們一起幹，天塌下來，老大哥我替你頂著。”周恒順被兩位老同學的話感動了，鼻子有點發酸，說：“你們兩位老大哥這樣熱誠，我也不好說什麽了，幹就幹吧，豁出去了。”唐振鬆說：“別囉嗦了，今晚上還有一大堆事情要做呢。”這些處在高度亢奮狀態中的青年人以為自己是叱吒風雲、扭轉乾坤的“英雄”、“好漢”，一個個激昂慷慨，意氣風發，已經是後半夜，依然精神飽滿，幹勁十足。他們確定第二天一大早由縣廣播站廣播“奪權公告”並下達通知，次日上午召開奪權慶祝大會。周恒順當天晚上就受命為“新政權”工作了，為聯委會總負責人唐振鬆起草奪權慶祝大會上的主旨講話，又連夜到縣印刷廠發排，一直忙到天亮。……奪權慶祝大會開過之後，像一陣風刮過，全縣大大小小單位，所有公社、大隊都奪了權。張峰、鍾向東帶領各自組織參加了公社的奪權，鍾向東領導的“叢中笑”在榆樹村大隊奪了權，宣布顧青山靠邊站，參加勞動，接受批判，於三套、宋家財等人仍然留用，負責“抓生產”。於家兄弟見縣裏的“奪權公告”上不但有“榆樹村叢中笑革命造反隊”，而且是周恒順代表簽了名字，他們覺得這簡直好像太陽從西邊兒出來了，而鍾向東在本大隊奪了權，他們“概而慷”因為人少勢弱，什麽也沒撈到，兄弟幾個人氣急敗壞，於大牛主張到縣裏去貼大字報，揪出周恒順，孫誌春說：“姐夫，咱不能胡來。周恒順能參加，說明鍾向東信任他，還說明他們縣裏有人，咱們現在去縣裏貼周恒順的大字報，那就是和全縣的革命造反組織為敵，甚至是把矛頭指向了‘紅色新政權’，對我們很不利。我們就在本大隊鬧，攻鍾向東和他的‘叢中笑’是假奪權，真保皇，不讓他們掌成權。”從此榆樹村大隊.兩派對立，爭鬥越來越凶，鬧得村裏雞犬不寧。

一九六七年二月，原青島市副市長，據說多年受“資產階級司令部”壓製的“革命幹部”王效禹成為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齊魯大地上突然升起的政治明星，他得到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支持，會同其他幾個“站”出來的革命領導幹部，聯合省城自稱的山東省紅衛兵，工人，貧下中農等革命造反組織於二月三日“一舉”奪了省委，省人委的權，而且得到了濟南部隊和山東省軍區的全力支持，奪權者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成立了“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王效禹任主任，中央批準了山東的奪權，而且王效禹還被任命為中共山東省革命委員會的核心組組長以及濟南部隊、山東省軍區的第一政委，號稱“四個第一”，而中央文革旗幟鮮明地宣布“支持王效禹”，“支持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支持山東省四大革命群眾組織”。王效禹一時之間成為山東省不可一世，炙手可熱，如日中天的“偉大人物”，省裏幾大革命群眾組織則是他的“群眾基礎”和左膀右臂，是“革命左派”的象征。就這樣，山東省繼上海之後，較早確立了“造反派”的權威地位。陶陽縣在省革命委員會領導下，組建了陶陽縣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由縣人武部政委出任主任，原縣委廖副書記因為出身好，“認罪”態度好，與原縣委書記決裂，積極“殺回馬槍”，表現好，被“解放”出來，參加了“縣革委籌委會”，而書記，縣長，副書記牟永平等縣級當權派繼續靠邊站，接受批判鬥爭，李靜、唐振鬆、張峰，還有一位煤礦工人造反派的代表擔任了副主任。革命群眾組織的頭頭們仿照省幾大群眾組織建立了全縣的紅衛兵、工人、貧下中農三大指揮部，周恒順在貧下中農指揮部擔任工作人員。但一九六七年卻是山東省文化大革命的多事之年，由於運動中群眾組織山頭林立，而奪權中利益分配苦樂不均，加上為控製亂局而動用軍隊以“支左”—支持革命左派—為名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而部隊的任務既然明確為“支左”，那自然是“支左”而不能，不應支“右”，但是全中國所有的群眾組織都自命為“左派”，部隊支持誰，不支持誰？部隊官兵不是神人，判斷“左”、“右”沒有什麽統一標準，於是部隊對群眾組織的親疏更使社會上的混亂加劇。一九六七年二月份，中央幾個老領導奮起對文化大革命提出質疑和挑戰，被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定性為“二月逆流”，全國各地都假借“反擊二月逆流”兩派大鬧一氣，軍隊也無例外地參與其中，各地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儼然成為和平年代的“內戰”。而以毛主席的夫人江青為代表的中央幾個“左派”領導似乎有意播亂，江青公開提倡“文攻武衛”，為武鬥行為披上了合法外衣。山東省各地群眾組織全都分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而每一派都自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代表者。陶陽縣也一樣。兩派各自召開批判大會，各自發起示威遊行，各自設立廣播站，大喇叭從早到晚宣傳自己的主張，誇示自己的正確，攻擊對方，兩派時常衝突。兩派都組建了“文攻武衛”戰鬥隊，頭戴柳條帽兒，手持一種一頭黑一頭紅的木棍（世人稱“黑紅棍”），集中吃住，集中行動，老百姓稱它為“棍子隊”。這兩派儼然成為民國時期割據一方的軍閥，這“棍子隊”就是他們各自的“武裝力量”。兩派之間不斷發生規模不等的武鬥，好在也許是矛盾衝突的尖銳程度尚欠“火候”，也許是山東人受孔孟影響，性情相對平和溫良，所以這種武鬥比之關東，大西南甚至大上海和“天子”腳下的北京，顯見是“小巫見大巫”，像小孩子玩耍一般了。周恒順此時已是其中一派的骨幹人物，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自然隻能隨波逐流，而且他是“認真理”，不善機變的人，認為自己所追隨的革命組織的骨幹們都是大公無私，忠於偉大領袖毛主席的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而拉隊伍和他們對立的則是些沒撈著“稻草”的“野心家”、“跳梁小醜”，是在幹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必須加以聲討，批判，直至把他們徹底摧垮，而根據造反派領袖們提供的看法，他們又認為人民武裝部屁股沒有坐到“革命造反派”一邊，與“保守派”勾勾搭搭，暗中縱容和支持，有的甚至直指他們就是“保守組識”的“黑後台”。周恒順是個不惜力氣的人，受人之命，忠人之事，所謂“能者多勞”，他被稱為本派的“一支筆”，親自起草了本派的一篇又一篇批判文章和討伐對立麵組織的宣傳材料，按照本派領導的授意，文章中也包含了對部隊的批評、規勸甚至警告的內容。這些大塊文章，在大喇叭裏天天廣播，還被印成傳單廣為散發。周恒順沉溺在戰鬥的狂熱中，不能自己，每當他“揮毫潑墨”，“筆走龍蛇”，撰寫出一篇篇文稿兒，看著這些東西在印刷機下變成宣傳品—像出版物—被各地造反派拿去在全縣散發，聽著大喇叭裏一遍遍廣播自己的大作，他感到自豪，不由得想起“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詩句，造反派領袖和戰友們稱讚他的文章“橫掃幹軍如卷席”，他嘴裏謙虛，但心裏是愜意的。他覺得是文化大革命給了他機會，讓他得以和大家一樣以平等的身份投身偉大的革命事業，在這事業中體現出自己的人生價值。從奪權到兩派鬥爭這段日子，周恒順作為陶陽縣革命群眾組織的骨幹成員，工作，吃住都在縣委大院，他公而忘私，很少回家，夜以繼日地和“戰友”們一起開會，一起遊行，一起研究一篇篇戰鬥檄文，日子過得緊張而充實，從上初中開始到文革之前，他一直處在被“組織”排斥在外的邊緣狀態，時刻被人們歧視的目光所複蓋，而這段日子他生平第一次被一個“組織”真誠地納入懷抱，作為它有一定份量的一員，人身有所依傍，享受著“毛”植根於“皮”一般的歸屬感，感受著和其他人一樣的，平等的，受人尊重的，可以衝口而出說出心裏話的尊嚴和“自由”，這讓他有一種奇異的，非常人可理解的幸福感，同時還因為是在從事著光榮而崇高的革命事業而有一種神聖感，他滿懷希望，革命隊伍從此可以見證他的忠誠，承認他絕非“異己分子”而能接納他，使用他，他願意為此付出一切。當然，在開展大批判，揭原縣委“蓋子”當中，也時常出現周恒順不願聽到的內容，原縣委副書記廖紀水在發言中，聲淚俱下地檢討自己的“錯誤”和“罪行”，接著就像獵犬撲向獵物一樣，口口逮毛，一針見血，毫不容情地揭發批判原縣委書記，特別是一直跟他不睦的副書記牟永平，說牟永平出於階級本性，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周橋沆瀣一氣，充當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保護傘，攻擊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還批判牟永平在方莊公社榆樹村大隊地主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程兆運案件的處理上，表現右傾，對程兆運極力包庇。……周恒順看到廖紀水一類領導幹部麵對造反派的強大壓力，為了自己脫身，不惜對自己的同事橫加罪名，落井下石，甚至挾嫌報複，借造反派之刀，“殺”自己的政治對手,讓人看到了人性—哪怕是號稱“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黨人的人性—的醜惡，政治鬥爭的凶險，殘酷。……周恒順隨即警示自己，不要大驚小怪，不要一葉障目，要看運動的主流，大方向，……但是，有道是“千裏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更何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一哄而起的“集體的狂歡”，更不可能長此以往，而在文革舞台上粉墨登場的革命群眾組織的興盛隻能是階段性的，這些組織的成員的活躍和“風光”也隻能是曇花一現。一九六七年夏天，當全國各地陷在人為製造的“內戰”中，打得難解難分的時候，偉大領袖毛主席視察了大江南北，發出了最新指示，老人家以無產階級戰略家的超凡氣魄和博大胸襟，麵對各地“全麵內戰”的狀況，說“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展很好，而且越來越好。”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在處理了“武漢事件”以後，全國各地加大了對“保守組織”的打擊力度，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旗幟鮮明地支持各地區的“革命造反派組織”，效仿湖北省武漢市摧垮“百萬雄師”，搞垮各地的對立麵群眾組織，號召其成員“反戈一擊”，對原組織頭頭“殺回馬槍”，而這些群眾組織的負責人被打成“壞頭頭”，加以揪鬥，甚至被關押，在陶陽縣，周恒順所屬的一派取得了徹底勝利。縣人民武裝部按照省革委和地區幾大革命群眾組織聯合司令部的指示，開始著手正式成立縣革命委員會。縣人武部政委在召集各革命群眾組織的代表，革命幹部代表開會部署成立革命委員會，組建辦事機構時，強調貫徹黨的階級路線，對革命委員會會成員，辦事機構工作人員要進行政審，嚴格把關，以確保紅色新政權的純潔性。結果，周恒順的政審不合格，人武部政委親自找張峰談話，說，周恒順在革命群眾組織的工作成績有目共睹，表現是好的，人品也好，但是他的父親和社會關係確有問題，為了不給階級敵人和對立麵組織留下攻擊紅色新政權的口實，授人以柄，周恒順不能進革命委員會辦事機構，希望也不要繼續留在貧下中農革命造反指揮部，要做好工作，動員周恒順回本大隊鬧革命。張峰拚全力替周恒順辯護，要求領導上重新考慮此事，但政委態度十分堅決，說這事沒有商量的餘地，必須照他說的執行。還說，無論怎樣“造反”，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不會變，黨的階級路線不會變，如果說“變”的話，隻能是越變越嚴，要求越來越高。唐振鬆、李靜聞訊又去找了政委，但政委絲毫不為所動。周恒順已經聽說搞政審的消息，知道此次個人的安排恐怕會出問題，但沒想到最後的結果會如此不留情麵。張峰和唐振鬆兩人囁囁嚅嚅地跟他說了此事，周恒順聽了臉色變得臘黃，大熱天，卻感到像掉進了冰窟窿，渾身徹骨的寒冷，微微發抖，嘴張了張，沒說出話來，他欲言又止，欲哭無淚，他無話可說，怎麽說呢，說什麽呢？有什麽好說？鳴冤叫屈？去爭？去為自己辯解，去乞求？那豈不是去向黨組織伸手要“官兒”？那不會有結果，隻能自取其辱。在共產黨領導的幹隊伍裏，雖然每個人都在意，甚至鑽營、謀求工作位置，職務，官銜，但表麵上，又必須做出不圖名，不圖利的姿態，更何況他隻是一個臨時在縣上胡混的掙工分的社員而已，有何資格去爭，去求？張峰說：“恒順，我們對不住你。從奪取到現在，你為陶陽縣的文化大革命費了那麽大心血、精力，做了那麽大的貢獻，最後卻落得這樣的下場。我們也盡力地爭了，但是沒有用。當初你不願意留在縣裏我們硬把你留下，看來是把你害了。”周恒順說：“我心裏很清楚，你們當時執意留我，既是鬥爭的需要，也是想利用這個機會，通過這個途徑，改變我的處境，讓我獲得所謂‘解放’。你們是為我好，不是要‘害’我。我不怨你們。這大半年時間在縣上，和你們在一起做了一些事，也算是一種人生閱曆。我無怨無悔。”造反派頭頭們集合在飯店裏，給周恒順送行。戰友們一個個都憤憤不平，不少人說“過河拆橋”，“卸磨殺驢”，“兔死狗烹”之類的話，在的還罵罵咧咧，周恒順素來滴酒不沾，這晚上也喝了不少酒，吐得一塌糊塗。戰友們都喝得東倒西歪，周恒順眯瞪著朦朧的醉眼，怎麽看著有點像梁山好漢被招安後在一起喝酒時的情景……第二天一大早，周恒順趁大家都還在熟睡，捆好行李，騎車回了榆樹村。奶奶見他馱回了行李，雖然臉上笑著，但難掩眉宇間的失望，問道：“小兒，這回回來，就不回去了？”周恒順說：“縣裏成立了革命委員會，走向正規了，沒有群眾組織的事兒了，我就回來了。原來就是張峰他們非讓我在那裏幫忙兒，不是長期的。”奶奶說：“回來好。回來平安。你看這文化大革命鬧的，處處裏鬧兩派，兵荒馬亂的，跟舊社會似的。不攙活那些事了也好。我也掛著。”周恒順說：“就是。”祖孫兩人正說著，鍾向東—人高馬大，步伐嚴整，舊軍裝穿得正正規規，連風紀扣兒都係得緊緊的，像還當著兵似的—來了，進門後緊握著周恒順的手，說：“張峰給我說了。兄弟，回大隊好。我在大隊裏給你安排工作。咱們有的是事兒幹—於家兄弟那一小夥兒不住地搗亂，咱一起對付他們。”周恒順說：“大哥，謝謝你的好意。你什麽事都不要給我安排。我這次回來，就當清社員了。另外，我在縣裏聽說，縣革命委員會很快就貫徹毛主席的指示，群眾組織都要實行‘大聯合’，不能鬧了。”鍾向東兩眼一瞪，說：“大聯合？咱大隊禿子兄弟這種組織，純粹是搗蛋的，也要跟他們聯合？那還講革命原則嗎？”周恒順苦笑著，說：“問題是哪個組織都不會自己承認自己是‘搗蛋’的，都說自己是‘革命’的，而且是最‘革命’的。你這種想法兒，上邊兒說了，叫‘派性’，而且是‘資產階級派性’。大哥，算了，別跟他們鬥了，沒意思。最後還是得上邊兒說了算。”鍾向東說：“走一步看一步吧。你先在群眾組織裏當二把手兒，下一步再往大隊革委裏安排。行不行？”‘周恒順說：“再謝一回大哥的好意。我真的什麽也不幹了。我這個情況，不連累你。我就當清社員，下地幹活兒。你‘抓革命’，我‘促生產’。如果大隊允許—應該能允許，不讓我搞運輸是原縣委和公社黨委通知的，現在那些人幾乎全倒了，我就幹老本行，再去拉排車，交錢掙工分兒。”鍾向東很難過地說：“那沒問題。就是苦了兄弟你了。”周恒順說：“我原先怎樣，現在還怎樣，不苦。我在家收拾幾天，就上路。大哥，你有什麽事—可別是兩派兒鬥爭的事—用得著我，就吱聲。我保證盡力幫忙。”鍾向東走後，奶奶說：“小杏兒聽莊裏人說，於禿子兄弟滿村裏喲喝，說你在縣裏‘跌腳’了，讓武裝部的人給攆回來了。”周恒順說：“別聽他們胡說。奶奶，我也沒犯錯誤，還是因為俺大大和社會關係那些事，讓我回來的。”奶奶說：“還是我先前那話，人啊，心強強不過命。小兒，你可得撐住勁啊。”周恒順說：“奶奶，比起我考大學那次的打擊，這回不算什麽。就算進了縣機關，還是‘三不脫離’，身份還是社員，倒不如幹脆安安穩穩當社員。你放心，奶奶，我不難受，也不犯愁。”奶奶說：“小兒，你不愁，可有人愁。你這幾天不回來，把小杏兒急壞了。”周恒順說：“怎麽了？”奶奶說：“杏兒老家一個遠門的表哥，初中畢業，在家幹莊戶，文化大革命當了造反派，在公社裏當了頭頭兒，他往這邊出差，來看你劉嬸，相中小杏兒了，回去就托人來說媒，你劉嬸兒貪圖他當公社那點官兒，人家說就應下來了，可是小杏兒死活不願意，說這輩子不找主兒，也不嫁這個人。那孩子我看見了，長得沒個人樣兒，要個頭兒沒個頭兒，要長相沒長相，搐搐巴巴，歪瓜裂棗的，坐在椅子上，不安位兒，兩條腿不住地合撒，看得人心煩。當這點兒小官兒，燒得不行，拿樣做勢的—難怪小杏兒看不上，你劉嬸兒不知迷哪一竅兒了。”周恒順問：“現在怎麽樣了？”奶奶說：“從打媒人走了，娘兩個天天磨牙，杏兒得空兒就跑來，說著說著就哭，盼著你回來救她。這有兩、三天沒過來了，興許是你劉嬸兒不讓她出來，怕咱在後頭給她使勁。”周恒順說：“咱也使不上勁。這是她的終身大事，還是得她自己拿主意。”

這晚上，石頭兒沒回來。周恒順和奶奶一起吃完晚飯，收拾完，伺候奶奶睡了，拿出從縣城借來的“內部讀物”看，但怎麽也看不下去。奶奶在裏間屋床上老翻身，老人家睡不著，他知道奶奶在替他發愁。他已經二十五虛歲了，莊上跟他一樣大的小夥子，除了成份不好的，家裏特別窮，條件太差的，差不多都娶媳婦兒，有的小孩兒都兩、三個了。可他和石頭兒兄弟倆，到現在還是一對光棍兒。奶奶七十多歲的人了，還得挪動著小腳兒給他們做飯吃。這件事不光是個生活，過日子的實際問題，還是個臉麵問題。家裏豎著兩個大小夥子，沒個媳婦兒，奶奶一定覺得很沒麵子，在鄉親們跟前抬不起頭。周恒順知道奶奶白天說小杏兒的事兒隱含的意思，可是，周恒順不願意說破，他不願意讓奶奶傷心。長這麽大，真正裝到他心裏，讓他忘不掉的有三個女孩兒，上高小的時候，同班兒的傅冬梅，長得俊，功課好，和周恒順特別投緣，但在一個春天的夜晚，被無情的大火吞噬了。周恒順小小年紀，心疼得厲害，他不知道那是不是“愛情”；讓他真正感到刻骨銘心，難以割舍的的是他和牟洪雲的感情，如果他能考上大學，即使是特別差的大學，牟洪雲不會計較兩人家境、門第、個人政治前途的差異，他們一定會相伴相依度過一生，倘能如此，他會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但是，他高考落了榜，這讓他和牟洪雲之間陡然豎起了無法越過的屏障，他們今生有緣無分，隻能期以來世（？）了，高考的落榜，讓他的全部願望、理想化為泡影，自然也毀掉了他的愛情夢。這是他心中長久—也許會一直到死—的疼；鄰居家小姑娘小杏兒，周恒順上高小時，她還是個六、七歲的孩子，周恒順一直看她是個小妹妹，他從學校回來了，小杏兒慢慢長大了，有事沒事兒常來他家，兩人幾乎天天見麵，這女孩兒越長越好看，心眼兒好，對周恒順的依戀一年甚於一年，但周恒順心裏直很矛盾，前兩、三年，雖然他已經明確地，決絕地跟牟洪雲割斷了戀情，但他心裏依舊容不下任何別的女孩兒。有人給他介紹對象，他會由衷地感到厭煩，這兩年，他已經不這樣了，但對眼前的小杏兒，他卻從心裏覺得“不合適”，因為小杏兒一家是外來戶，小杏兒父親三年饑荒中病死後，母女孤苦無助，周恒順給過一些幫助，如果他找了小杏兒，那在人們看來，就好像周恒順原來對她們母女的幫助都是有目的的，周恒順覺得這很不好，因為他幾乎是個有道德“潔癖”的人，另外，他對小杏兒不是不喜歡，而是不忍，他在村裏處境不好，他不願讓這個善良的女孩兒因為跟了他而受人歧視和欺負，她應找個好得多的對象，過平安的日子，但是，聽奶奶說了這事，想到小杏兒也許真的要嫁回老家，去跟那個她不中意的長得“歪瓜裂棗”，坐在那裏兩腿不停抖動的男人結婚，周恒順心裏又很不好受，看來，小杏兒也要離他而去了。周恒順連被人愛，愛自己心愛的人的資格都沒有！—在這個初秋的夜裏，黑暗和寂靜掩蓋了沒完沒了的紛亂和爭鬥，殺戮和毀滅，那些革命的豪言壯語，那些似乎關乎人類前途，代表著真理和正義的戰鬥已經離他十分遙遠，雖然隻是昨天以前的事，但此刻已經恍如隔世了。周恒順這才真切地感覺到，他為改變自己的處境，為自己爭取一個稍有尊嚴的，與自己的知識水平相稱的“體麵”些的人生而進行的嚐試、掙紮，又一次失敗了。生活像飛馳的列車無情地，毫不顧惜地把他甩了出來。他受同學們之邀，和他們一起“戰鬥”的八、九個月，讓他展現了“才情”，“能力”，現出一時的輝煌，像塵封的珠子偶然地閃了閃短暫的，怪異的光，倏乎間重又歸於土掩塵封之中。任何掙紮，努力，怎樣向革命事業剖露忠誠的“表現”全都無濟於事，心血和汗水拋灑，但卻隻有耕耘，沒有收獲，“論功行賞”，不會有他的份兒。他隻能被排斥，被放逐。命運又一次欺騙了他—他甚至覺得不怪“命運”，因為他本來就不該受那種幻夢引誘，萬木爭榮的世界隻屬於他人，沒有他周恒順的立足之地，他隻是一棵“病樹”。他在縣城對張峰和唐振鬆說“無怨無悔”，半是自慰，半是自欺，也是為了不讓自己的朋友過分難過。當他回家來，重新坐在小煤油燈旁，聽著奶奶的歎息聲，這才覺得從雲端跌落到了地上，他深悔自己不夠篤定，違背自己的初衷，懵懵懂懂地去參加這八、九個月的“革命”，沒有爬高，卻摔得很重。他想起魯迅先生的詩句，“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似乎是他此時處境和心情的寫照。可是，魯迅先生尚能負氣地“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他周恒順卻追求安身立命而不可得。他為什麽會到縣裏去這八、九個月？客觀上是大環境，“形勢”的影響，他被大潮裹挾，不跟也得跟，但從內心說，他又何嚐不是幻想如同學們所願“自己解放自己”？畢竟求生向好是所有生物的本能，猶葵花之向陽，水之往順暢處流，他周恒順不過是最庸常的一個人，焉能例外？隻可惜他忘了，作為“另冊”中人，人家就是要扼殺你的本能，就是要剝奪你求生向好的權利。……周恒順不願再想了，他站起來，躡手躡腳地走到院子裏，天上沒有月亮，也沒有星，風涼如水，也許要下雨了。夜色如磐，心意沉沉，四顧茫茫，苟活，隻有苟活，周恒順眼前沒有別的路兒。

第二天一大早，周恒順就起來到井台上挑水，他希望在井台上能遇見小杏兒。昨晚他睡下後，眼前老出現小杏兒流著淚向他乞援的樣子，睡著了，在夢裏，小杏兒還那樣兒……但是，好像劉嬸兒故意不讓小杏兒跟他見麵，他挑了三趟水，把水缸灌得滿滿的，還存了兩水桶，但沒看見小杏兒的影子，沒奈何，他隻好跟著生產隊的勞力下坡幹活兒了。社員們問他縣上的事，問他怎麽回來了，還回不回去，他含含糊糊地應付著，他也沒心思說縣裏的事，他老是放心不下小杏兒……周恒順一邊在生產隊幹活，一邊盼著大隊革命委員會盡快恢複他的拉排車營生，既是為了自家生計，也是不願攙活本大隊的事情，不願再蹚兩派爭鬥的渾水。鍾向東倒真夠交情，周恒順隻在生產隊裏幹了兩天活兒，大隊就通知他，說方莊供銷社來找過大隊，希望周恒順再去運貨，大隊請示了方莊公社革委會，公社答複，說以這種方式搞運輸不屬於搞“自發”，而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集體副業”，沒有問題。大隊通知周恒順從次日起還像原先那樣外出跑運輸，每月固定向生產隊交二十元錢，生產隊按一個整勞力出全勤記工分，還說大隊革委會了解了，這是各個大隊的通常做法兒。這讓周恒順有一點意外之喜，當晚，周恒順就收拾好了排車，做好了準備，準備第二天就重拾舊業。可惜這幾天一直沒見到小杏兒，不知娘兩個爭出結果了沒有？他也不好去小杏兒家。沒辦法兒，隻好帶著心事上路了。

周恒順回村不到一個月，在縣革委、縣人武部、公社革委、公社人武部的強大壓力下，凡有兩派群眾組織的生產大隊都實現了“大聯合”。文化大革命期間各地各級革命委員會，當地軍隊的首長（在公社一級就是公社人民武裝部部長）不但作為“三結合”其中一方的代表理所當然地參加，而且往往出任第一把手兒，起主導作用，被結合的領導幹部驚魂甫定，往往謹言慎行，縮手縮腳，而造反派的代表不少人像駕轅拉套的狗一樣，上竄下跳，像馬戲團的小醜，鬼頭鬼腦，像剛當上弼馬溫的孫猴子，坐不穩屁股下的交椅。榆樹村於禿子兄弟當權時，跟公社人武部部長混得很熟，關係很粘乎兒，“四清”中，他們下了台，部長覺得很惋惜，這次搞“大聯合”，部長親自來榆樹村，坐陣主持，把兩個群眾組織合二為一，把於二車、孫誌春兩個人塞進了大隊革命委員會，孫誌春還當上了副主任，部長暗中對於大牛說：“‘四清’的時候你的事兒多一些，你的工作問題，先放一放，時機成熟了再安排。”曾幾何時，兩派組識還水火不容，針尖對麥芒，勢不兩立，現在突然被硬捏到一起，自然是麵合心不合，社會上說這不叫“大聯合”，是“瞎湊合”，或者說是“拉郎配”。兩派台上握手，台下踢腳，由分庭抗禮變成了同室操戈，所謂“一個槽上拴不了兩頭叫驢”，縱觀文化大革命，從中央最高當局到下邊各級權力機構，一直到工廠、農村，所有單位，哪裏也沒有心口如一的團結和聯合，隻有你死我活的明爭暗鬥，總是一派壓倒另一派，你方唱罷我登場，如此循環往複。榆樹村大隊於大牛的二弟和妻弟進了領導班子，他在一旁搖搖欲試，禿子兩兄弟又在村裏掌權了，以後有好戲看了。

“一天換三朝，耽誤不了莊稼人剜穀苗兒”。文化大革命一年年地鬧個沒完，當官兒的像走馬燈一樣換一茬又一茬，老實巴交的莊稼人照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聽生產隊長號令下坡幹活兒，照樣春種秋收，照樣自己餓著肚子，半饑半飽，吃糠咽菜，把糧食、生豬、自己幾隻雞下的幾個雞蛋賣給國家，供著城裏人，讓他們有飯吃著，整人的整人，挨整的挨整。周恒順回榆樹村兩個月了，村裏忙“三秋”了，他暫時放一放拉腳兒的活計，回村忙秋。這麽多天，周恒順天天早出晚歸，一直沒見到小杏兒，他對自己說，算了吧，別操閑心了，小杏兒的事跟你有什麽關係？愛怎麽著就怎麽著吧，你就別瞎想了，聽天由命，不屬於你的，你想也想不來，屬於你的，不用想，還是會屬於你。雖然是這樣勸說自己，但心裏仍然放不下，可是，放不下又能怎麽樣呢？……這天，周恒順給隊裏掰棒子，用排車往場裏運棒子，特別累，晚飯後，看了一陣書就睡了。剛睡著一會兒，被外邊敲大門的聲音驚醒了，聽見外頭一邊敲門，還哭咧咧地喊：“奶奶，端陽哥，……”周恒順聽出是杏兒在大門外邊，軲轤爬起來，去開了大門，小杏兒在大門外站著，周恒順說：“小杏兒，這麽晚了，出什麽事了？”小杏兒哭腔說：“端陽哥，俺娘前幾天在坡裏喝了不幹淨的水，回來就肚子疼，拉肚子，疼得在床上翻打滾，剛才昏過去了。大隊裏的先生沒在家，走親戚去了，我嚇死了，你快去看看吧。”周恒順說：“我先別去看了—怕耽誤時間，你快回去準備準備，我拉了排車過去，送她上煤礦醫院。”小杏兒說：“俺娘說她不上醫院，我是想讓你去把咱莊的先生叫回來。家裏沒錢了。”周恒順說：“沒錢不要緊，我帶上，必須上醫院。”小杏兒急忙回了家，周恒順給奶奶說了，石頭兒醒了，問：“哥，我去不？”周恒順說：“明天隊裏興許分棒子，你別去了。”當晚周恒順和小杏兒兩人把杏兒娘送到了煤礦醫院。大夫說：“這個病人病情很嚴重，已經很危險了，再來晚點，就沒命了。”不一會兒，大夫開了處方，周恒順去交了錢，拿來藥，護士給病人掛上了吊瓶兒，小杏兒和周恒順在旁邊守著。過了老大會兒，小杏兒娘睜開眼睛，看著周恒順，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端陽，虧了你，……一回回麻煩你，還讓你花錢，……嬸子怎麽謝你？……”周恒順說：“嬸子，別說這些，先治好病要緊。咱不是鄰居嗎？‘遠親不如近鄰’，幫助是應該的。”一連打了三、四個小時“點滴”，病人睡著了，周恒順輕聲說：“杏兒，嬸子住院的押金我交上了，你在這裏看著，我回去，看看分棒子不，如果分，一塊兒把你家的也給運回來。”周恒順說完走出病房，拉了排車往外走，走出醫院沒多遠，小杏兒追了來，在後邊喊道：“端陽哥，給你俺家的鑰匙，你好開門放棒子。”周恒順停下來，小杏兒跑得籲籲氣喘，周恒順從她手裏接過鑰匙，說：“外邊涼了，你回病房吧，我抓緊走。”小杏兒說：“端陽哥，你別慌著走，我有話給你說。”雞叫了，一鉤彎月懸在西南方天上，周恒順看看在月色中纖細，單瘦，楚楚可憐的小杏兒，說：“有什麽話，明天我來了再說，行不？嬸子跟前沒人不行。”小杏說：“吊瓶打完了，俺娘睡著了，沒事兒。”周恒順說：“好，那就快說。”小杏兒哭了，一下撲到周恒順身上，抽泣著說：“端陽哥，求求你，別推脫。快救救我吧。”周恒順把她輕輕地推開，說：“我不是推脫，是天太晚了，外邊也涼。”小杏兒說：“我這就快沒命了，還怕什麽涼不涼？”周恒順說：“什麽大不了的事，至於‘沒命’了？”小杏兒兩隻杏眼瞪圓了，說：“端陽哥，你是裝糊塗？什麽事，奶奶沒給你說？”周恒順說：“奶奶倒是說了幾句。不過這件事我確實不好說什麽，也幫不上你什麽忙。我能勸嬸子退掉親事？咱農村人有講究：挑‘紅媒’是有罪的。”小杏兒說：“我也不是要你去找俺娘挑‘紅媒’，這兩、三個月，俺娘兩個天天鬧。俺娘圖希那小子那點兒官兒，也知道我心裏想的是什麽，又怕以後受於禿子他們欺負，非逼著我同意這門親事。我說什麽也不答應，跟她明說了，她一定要逼我，我別沒法兒，就一條路兒，去找俺大大—俺大大要活著，出不了這事兒。我還跟她說了，俺這輩子，除了端陽哥，任你是什麽官兒，什麽大工人，老師，吃皇糧的，俺也不跟。俺娘倆兒天明鬧到天黑。你從縣裏回來，她怕我找你，天明到天黑摽著我，從坡裏回來也不讓我出大門兒。我罵她‘沒良心’，她也覺得對不住你。我哭俺大大，她也哭。”周恒順說：“嬸子有她的顧慮，也不是沒道理。她也是為你好。你就是不同意那個人，也得好好跟她說。至於咱們兩個，也從來沒明開說過，嬸子也不算‘沒良心’。”小杏兒急了，說：“端陽哥，俺急死了，你還不乍不乍的，說點子不鹹不淡，沒用處的話！我就問你一句話，你和洪雲姐到底是怎麽著 ？ ”周恒順說：“這還用問？我和‘洪雲姐’沒什麽‘怎麽著’，我早說過了，俺兩人是不可能的。”小杏兒說：“那就行了，那就沒擋頭兒了—我跟定你了。”周恒順說：“我剛才說了，嬸子的想法兒有道理。我知道經過這麽多年，你對我有感情，可是，你比我小好幾歲，人又單純，天真，我確實不忍心讓你跟我受罪。”小杏兒說：“‘受罪’是我自己甘心情願。我不問你喜歡我不，我隻問你煩我不？”周恒順說：“杏兒，我怎麽會‘煩’你？不可能煩你。”小杏兒說：“那就行了，你不煩我，奶奶喜歡我，我就拿定主意了，拉扒棍子要飯也跟著你。”周恒順說：“杏兒，你還小，一定要考慮好了，不能憑一時的衝動，由著性子來。”小杏兒眼裏注著淚，說：“這是我自己一輩子的大事，我怎麽會‘一時衝動’？我從小到大，你是什麽人，怎麽待我，待俺爹娘我不記得？好人孬人我分不出來？我認準了的事，就非得由著自己的性子來！”周恒順見小杏兒真的急了，也被她堵得說不出話，一時語塞，小杏兒又說：“端陽哥，你還不這不那的，你不知道，這些日子，你不在家，我是怎麽過來的。”周恒順說：“怎麽了，就為著嬸子給你找對象的事？”小杏兒說：“還不光這個事兒，還有孫誌春那個小黃黃，他覺得自己又是老師，又是造反派頭頭兒，有事沒事兒上我跟前轉遊，跟綠豆蠅似的，轟走了又回來了。六月天，那個八杆子撥拉不著的表哥沒味兒地來看俺娘—明顯地是衝著我來的，沒多少天，他就讓人來說媒，俺娘怕日子長了，我吃孫誌春的虧，也是看上老家那人當那點兒官兒了，忙不迭地答應了，我急死了，天天盼著你回來，跟你說說心裏話，幫我想想辦法兒，可你老是不回來。沒把俺急死。”周恒順說：“對不起。我不知道這些事。”小杏兒說：“端陽哥，我不怨你。你上了縣裏去，我從心裏替你高興，我想你在縣上幹出名堂來，跟洪雲姐就般配了，我在一邊兒看著，心裏難受，也願意。可是，最近這段日子，於家兄弟，孫誌春個壞小子又說你在縣裏待不下去了，要回來了，我心裏甭提有多難受了。”周恒順聽著小杏兒這些話，覺得心口窩兒發熱，眼睛發酸，囁嚅道：“杏兒，你，……”小杏兒說：“端陽哥，你不知道我心裏有多矛盾，又希望你在縣裏幹好了，有個出路兒，又覺得你在家，像原先那樣，咱一起拉車，拾炭，來來回回一路兒走，可是，你真地回來了，我又難受死了。……端陽哥，你命太苦了。俺娘也知道你是好孩子，可是，她又覺得你怎麽在這個社會兒裏到哪都吃不開，她說我要找了你，沒準兒會受一輩子苦，一輩子抬不起頭，受人欺負，說我放著福囤不鑽，非往火坑裏跳。 端陽哥，我好歹見著你了，你也說這樣的話。我跟你說，我就是覺得你苦，才非得找你，非要和你在一起，活，陪著，哪怕死了呢，也陪著！”杏兒的話讓周恒順覺得像過電一樣從頭頂震顫到腳跟，區區何幸，竟有此美麗、善良、純潔的好女孩兒苦苦相戀，癡情如斯？月光下，小杏兒一雙美麗的杏眼裏晶瑩的淚花兒閃爍著眩目的光，周恒順覺得那光亮擴散開來，照拂著，溫暖著他孤單的，苦透了的心，小杏兒又揚起臉，用閃爍著淚光的眼睛看著他，說：“端陽哥，答應我，讓我陪你，別推開我，行嗎？”周恒順的感情像躁動不安的潮水終於衝開了閉鎖著的閘門，洶湧而出了，他把小杏兒緊緊地摟在懷裏，小杏兒軟潤的前胸，纖細的腰肢在他懷裏顫抖，透過單薄的衣衫，周恒順感覺出小杏兒身上水一樣涼，他說：“杏兒，你穿得太少了，覺得冷了吧？”小杏兒緊貼著他，說：“有點兒冷。”周恒順把她摟得更緊些，說：“杏兒，我答應你，咱倆互相陪伴一生，永遠不分開，就像現在這樣，我要暖你一輩子。”小杏兒的眼淚汩汩地流淌，淌到周恒順的褂子上，胸膛上，她抬起頭，說：“我把你的褂子都哭濕了。”周恒順用手輕輕地擦去她的眼淚，說：“沒關係。……杏兒，你快回去吧，別讓嬸子醒了找不著你著急。我也得走了。”小杏兒依依不舍地離開剛走順回了醫院，周恒順也匆匆走了。月光下，周恒順兩腿生風地疾走著，幹了一天活兒，又奔波了一個晚上，竟一點兒也不累，也沒有睏意，他周身被幸福感包圍了。他想起了傅冬梅，天人相隔，她早已在另一個世界了，她又想起了牟洪雲，他們雖然同在人世間，但她和他分屬於幾如天堂、地獄一樣懸殊的世界，就像同一張白紙上的一上一下兩條平行線，永遠也不會交匯，現在，孤苦的小杏兒，也隻能是孤苦的小杏兒，將和他相伴終生了。……周恒順想，這事不能急，讓小杏兒慢慢說服她娘，一旦定下來，他就寫信告訴牟洪雲，好讓她徹底丟掉不切實際的幻想和癡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