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三部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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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從六月份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生龍活虎的大學生和少數不甘寂寞的年輕教師“橫掃牛鬼蛇神”的淩厲攻勢，讓摘帽右派陸伯川夫婦感到惶惑的話，那麽到八月中旬，“天兵天將”紅衛兵空前絕後的狂暴行動，則讓他們感到恐怖，每天都像藏克家的詩中寫的“從床上的惡夢走進地上的惡夢”。他們預感到，運動會一步步深入，對他們這些“牛鬼蛇神”的整治還會加碼，升級，不知道前邊有什麽厄運在等著他們。他們還時時牽掛著女兒陸星兒。陸星兒醫學院業後，分配到市立醫院工作。愛人名叫李雲舟，是個農村孩子，陸星兒的大學同學。陸星兒結婚後懷過兩次孕，都流產了。今年春天，又懷了孕，在家臥床二個多月，吃保胎藥，總算沒有流產，快六個月了。但是，即將當外公、外婆的欣喜很快被恐懼，擔憂衝淡了。女兒挺著大肚子，照常上班，還時時為爸媽的安危提心吊膽，這對她，對胎兒的健康都很不利。紅衛兵開始“破四舊”了，陸星兒沉不住氣了，利用午休時間，一個人坐了公交車，來看爸爸媽媽，陳姝看到臉色臘黃，大汗淋漓的女兒，眼淚“刷”地流了下來，忙扶女兒在椅子上坐下，爸爸端給她放了紅糖的茶水。媽媽說：“早給你說過了，不讓你來，特別是不能一個人來，更不能擠公共汽車，你怎麽就是不聽？”陸星兒喝幾口茶水，喘息一陣，才說：“上午在科裏聽人說紅衛兵‘破四舊’，抄家的事，很嚇人，我擔心你們，就跑來了。”陸星兒再喝幾口水，問：“大爺、大娘那邊怎樣？有人去抄家嗎？”陸伯川說：“我和你媽不能隨便出學校，也不知道那邊的情況，不過這兩天你國筠姐就會來看我們。”陳姝問女兒：“怎麽樣，又檢查來嗎？”陸星兒說：“檢查了，挺正常的。婦產科大夫讓我注意加強營養，好好休息，可我就是吃不下飯，睡不著覺，唉，這孩子來得真不是時候。”陸伯川說：“星兒，我早跟你說了，我和你媽是摘帽右派，是死老虎。黨中央剛公布了《十六條》，上邊說運動的重點是打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以，你不要太擔心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你自己的身體。李雲舟什麽時候回來？”陸星兒說：“他們下去，要到下邊公社、大隊去，來電話不方便，我也不知道他哪天回來。”陸伯川說：“那就說定了，李雲舟不回來，你一個人一定不要往這跑了，聽婦產科大夫的，好好吃飯，多休息。”陳姝說：“聽爸的話，為了孩子，一定注意自己的身體，你這樣子，往這裏跑，爸媽多擔心呀。”陸星兒說：“你們不知道，我不過來看看，不放心，晚上老做惡夢，夢見你們被人用繩子牽了戴著高帽子遊街，夢見紅衛兵打你們，……醒了，嚇得心發狂一樣跳，白天就老想過來看看。”說著眼圈兒慢慢紅了，流下淚來，陳姝說：“這麽大人了，當大夫了，快當孩子的媽媽了，還和小時候似的愛哭，別這樣，哭哭啼啼對胎兒不好。無論如何，你都不要往這裏跑了。等你國筠姐來的時候，我讓她去找你，給你說你大爺大娘和我們這邊的情況。”陸伯川說：“別胡思亂想，嚇唬自己。這裏是大學，大學生和中學生畢竟不一樣，‘文明’些，再說，中央文件不讓武鬥，就是打人也不會打得太重，別擔心。”陸星兒說：“你們一定記住，對紅衛兵不能頂撞，對抗，免得皮肉受苦。另外，做飯挺麻煩的，就別做飯了，從食堂裏買著吃就是了。別疼錢。”陳姝眼裏滾動著淚珠兒，怕女兒看見，轉臉把淚水擦去，回頭說：“好了，快到上班時間了，我和你爸得去點名簽到，不能晚了。走，我送你到學校門口，找輛三輪車，讓他送你回去，記住，雲舟回來以前不要來了。”陸星兒臨出門，又說：“爸爸，我走了，你可要保重啊。”說著，眼裏又滿是淚水。陸伯川揮揮手，說：“快跟你媽媽走吧，幹什麽，跟生離死別似的，沒那麽嚴重。”

送走了陸星兒，陸伯川夫婦就到校紅衛兵總部—原先的校學生會—報到，點名，“上班”了。他們和學校裏幾十個“黑幫”教職工一樣，班上的任務就是抄錄大字報上涉及本人的內容，然後寫檢查，交紅衛兵領導—自然是本校的學生—審查後，再抄成大字報張貼出去，以與原大字報相呼應，除此之外，就是聽紅衛兵領導的差遣，貼紅衛兵總部的大字報，大標語，打掃衛生，包括全校的公共廁所。這些活計，是陸伯川夫婦被打成右派時幹了好長時間的，“輕車熟路”，幹起來，算是“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了。解放後，學校裏的曆次政治運動，他們都經曆過了，是“老運動員”了。他們對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漸漸地習以為常了，對那些無限上綱的恐嚇，辱罵，對一頂頂嚇人的大“帽子”下麵陳穀子、爛芝麻的那些問題，已經慢慢地麻木不覺了，甚至暗想“不過如此”，“了無新意”。另外，這次運動和原先的運動都不一樣，學生們萬炮齊轟，全無章法，似乎是在各自為戰，打亂仗，矛頭所指，目標非常分散，除了他們這些明擺著的“黑幫”，“落水狗”之外，一些根正苗紅，一貫深得黨組織信任、重用的中青年教師也作為“黑線”人物受到了批判，打擊麵寬了，有了更多的人做“伴兒”，也無形中減輕了他們身上的壓力。在政治運動中挨整的人的心理往往變得微妙，甚或陰暗起來。另外，運動開始不久，省委派來了工作組，工作組不但對學生們的行為有所約束，而且還整了少數學生，有點五七年反右派時“槍打出頭鳥”的意思，莫非要在這些學生中打一批什麽“分子”？正當他們暗暗為這些學生的命運擔心的時候，八月初，風雲突變，工作組一夜之間全部撤離了學校，就好像海水退潮一樣。他們還成了“革命師生”的批判對象，據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緊接著，“紅衛兵”橫空出世，其發聲，行事不同凡響，他們奉為圭皋的北京清華附中學生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等幾篇豪情萬丈的檄文，讓陸伯川夫婦這一類“黑幫”人物嚇得發抖，而紅衛兵們如秋風掃落葉般的“破四舊”行動，又讓全社會的凡夫俗子們瞠目結舌，讓陸伯川夫婦這類人膽戰心驚。抄家的風暴刮起來了，學校裏每天都有抄家的“戰果”公布。陸伯川夫妻兩人既擔心兄嫂會不會挨打，也時時在考慮自己家是否上了紅衛兵抄家的名單，他們心急如焚。陸伯言被抄家後第三天晚上九點多鍾，陸國筠來了，告訴他們紅衛中學的紅衛兵抄了爸媽的家，不過抄走了一些書籍，字畫，讓他們不必擔心。陸伯川問：“聽說紅衛兵打人，還弄著人遊街，你爸爸沒事兒吧？”陸國筠說：“沒發生那種事兒，隻是把東屋、西屋、北屋給拿出去了，隻給留了南屋和門屋，再就是讓四姨馬上離開濟南，現在，房子已經按他們的指令騰出來了，估計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住戶搬進來，四姨跟學增去東北了。我爸媽說讓你們不用擔心他們，自己多注點意，謹慎行事。”陸國筠看看屋裏完好如昔的器物和書冊，問：“你們學校有沒有人被抄家？”陸伯川說：“有不少人被抄了。已經被抄的差不多都是出身大地主、大資本家，或者本人有曆史問題，還有有留學經曆，有‘海外關係’，被懷疑是‘特務’的。不過，聽說這是第一批，還不算完。”陸國筠問：“會不會抄咱們家？”陸伯川環視一下自己書香漾溢的家，說：“我和你嬸子不過就是有幾千冊書和一些報刊資料，再就是我們寫的文稿，教案，既沒有金銀財寶，更不會有反革命罪證，俺兩人的曆史像一本敞開的書，這個家也可以作一個公共圖書館，無需設防，抄不抄隨他們便。”陸國筠說：“自己寫的東西內容有什麽違礙嗎？如果有，就想法兒處理掉比較好，有備無患。”陳姝說：“國筠說的有道理。”陸伯川點點頭，說：“是要看一看。”陸伯川問：“繼章怎樣？在幹什麽？他對文化大革命怎麽看？”陸國筠說：“前一段他參加工作組去了師院，上個月底，突然接到上級通知，工作組全部撤出，他們就像打了敗仗的隊伍，倉皇逃出，回本單位上班了。據說全國的工作組都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有的學校，工作組整學生整得很苦，他還好，沒怎麽整學生，不過他也被師院的學生點名批判了，大街上都貼出了他的大標語，‘周橋’兩個字上打著紅叉，對他‘打倒’，‘火燒’，‘油炸’，‘炮轟’，什麽凶狠的詞語都用上了。……他也糊塗了，據他說，這場運動和以前的運動都不一樣，大概除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幾個人，沒有不糊塗的。現在隻能是隨波逐流。”陸國筠看了看桌上的座鍾，說：“天不早了，我得走了，先去看看陸星兒，再回家。”國筠走後，陸伯川說：“我們不能總是以良善之心去揣度別人。總認為自己不存惡意，關鍵是，是不是‘惡意’，是不是‘問題’，人家不聽我們的。咱是得好好考慮考慮，該處理的就抓緊處理處理。”陳珠（白字，應為“女”字旁加“朱”字）說：“即便想處理，也不知道該處理什麽呀。”陸伯川滿屋裏轉了轉，打量了一陣，回頭對陳姝說：“書籍還有做研究用的剪報，卡片，資料，都是別人的作品，我們隻是讀者，我們自己的文章、書稿就是有錯誤，也是學術問題，不關政治，成不了反革命罪證，可能有問題的是這些年來的日記還有朋友的書信，濟南解放前的，難免有對國共兩方的評論，解放後的也肯定有不滿，牢騷的話，如果被紅衛兵抄了去，不但自已出問題，還可能給朋友帶來麻煩。”陳姝說：“前幾天我就想把咱兩人的日記趁做飯的時候燒了，你舍不得，現在處理太晚了。前些天，張西江他哥從老家來，走的時候，箱子，包袱弄走了一地排車，張西江做賊心虛地給人解釋，說是把舊衣服捎回老家，讓家裏人穿。看來那一次他就把有妨礙的東西轉移走了，這人就是有心機。”陸伯川說：“有心機就有心機吧，有心機也是右派。咱們不管他，咱不招他，惹他，也不聯係他。咱說自己的事，這麽些年的日記，書信，弄一起一大堆，怎麽處理呢？”陳姝說：“怎麽處理？也沒法兒往外轉移。扔掉，很快就會被發現，等於是自我暴露，自投羅網。還是不處理，聽天由命算了。”陸伯川說：“不行，不能坐以待斃。”“那你說怎麽辦？”“沒有別的辦法，隻能燒掉。”陳姝下意識地看看窗外，說：“燒，鄰居會看見火光。”陸伯川說：“那就等後半夜，鄰居—特別是張西江—都睡了，我們一點點燒。”陳姝說：“紙灰怎麽處理？”陸伯川說：“從馬桶裏衝走。”陳姝想了想，說：“我覺得很冒險，弄不好，會弄巧成拙，引火燒身。我拿不定主意，你堅持要燒，我聽你的。”陸伯川說：“我們注意，盡可能隱蔽，不讓任何人發現。”第二天晚飯後，兩人不顧暑熱難當，不到樓下納涼—從運動開始以來，他們把晚飯後在校園裏散步的老習慣去掉了，每天下了班就把自己關在家裏。兩人翻箱倒櫃，找出了塵封多年的日記和一直保存著的同學，朋友和親戚的書信，放到陸星的小房間—現在成了陳姝的房間—裏，好大一堆，陸伯川蹲到跟前，隨手抽出他或她年輕時的日記，輕輕地拂拭去封皮上的塵土，隨便翻開來，看裏邊寫的文字，看了一頁又一頁，不忍放下。他是個重感情的人，在他疏放，曠達的個性後麵，是一顆感恩，重情的心，父母死得早，他跟著兄嫂長大，他把哥哥，特別是嫂子的關愛，嫂子的管教，他小時候調皮，氣哭了嫂子，再把嫂子逗笑，點點滴滴，都記在日記裏，他一邊看，一邊想兄嫂己是衰朽殘年，兒子在大西北服刑，又被抄了家，而他作為年富力強的弟弟，不能幫他們一點兒忙，還要勞他們掛念。陸伯川邊看邊歎氣。他又翻開了一本陳姝上大學時的日記，雖然當時兵連禍結，民不聊生，但他們是少有的幸運兒，日記裏記錄著他們的青春和愛情，他看著她當年寫下的充滿感情的語句，那娟秀的字跡，讓他想起她年輕時雋秀，文靜的樣子，他兩手撫摸著她的日記本，似乎上邊還有她的溫熱……還有那些書信，看到寫信人的筆跡，他們的音容笑貌宛然如昔，一個個像站在麵前似的……所有這一切，是“罪證”嗎？難道真的要付之一炬？而焚毀的是他們兩人的精神，情感，親情，愛情，友情的記錄，如果沒有了靈魂，沒有了精神，隻剩下一具軀殼，活著，隻為了吃飯，挨整，睡覺，做惡夢，聽訓斥，還有什麽意義？陸伯川麵對一大堆日記，書信，在那裏發呆，陳姝還在做最後的翻檢，她擔心會有遺漏掉的，確信全部找幹淨了，也來到小房間裏，見陸伯川還在那裏扒翻，甚至還在看日記或書信上的內容，就說：“你這個人，都什麽時侯了，火上房，水漫牆了，你還有心思看這些東西？”陸伯川定睛看了看陳姝，說：“什麽是‘這些東西’？這是我們心靈的記錄，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真舍不得燒掉它們啊。”陳姝說：“誰舍得？虧你還是個大男人，這麽優柔寡斷的。不燒，你不是害怕出問題嗎？”陸伯川說：“我也沒說不燒，不過心裏惋惜，舍不得。”這天夜裏，他們等到後半夜，整個宿舍樓一片寂然，陳姝躡手躡腳出樓門看了看，見各家冬戶都黑著燈，張西江家也沒動靜，就回屋來，把廚房小窗子關上，讓陸佰川用一件黑大衣把窗子遮嚴了，拿了洗衣服用的鐵盆，放到廚房裏水泥地上，又把屋裏的燈全滅掉。陸伯川把待燒的日記，書信幫搬到廚房門口，借著月亮的微光，蹲在那裏拆掉少數筆記本兒的塑料封皮—擔心塑料封皮燃燒會散發出那種奇特的，臭味兒，被鄰居聞到，暴露了他們的行動。陳姝在廚房裏把本子，書信扔進鐵盆，點著了，用火鉤翻動著促其燃燒，並且盡可能不冒煙，廚房裏十分悶熱，鐵盆裏時而灼紅，時而暗紅的火舌烘烤著她的臉和身子，隻幾分鍾，她就大汗淋漓，頭也暈了。陸伯川說：“咱兩人換過來，你出來撕這些封皮兒，我進去燒。”陳姝怕自己暈倒，讓陸伯川拽著她好歹站起來，走出廚房，去倒了杯水喝，陸伯川低聲說：“你歇一會兒，拆拆那幾本本子皮兒，就去睡吧，用不著兩個人都熬著。我自己燒完它，收拾好。”陳姝喝了水，用濕毛巾擦了汗，又洗了毛巾遞給陸伯川，讓他擦擦汗，說：“這事不能急，得慢慢來。盆裏的灰已經滿了，快點燒完盆裏那一點，把灰衝走。”陸伯川翻弄著，讓盆裏的火著完，伸手就去端鐵盆，陳姝聽他“哎喲”一聲，問：“怎麽著了？”陸伯川說：“盆太熱了，把我的手烙著了。”陳姝過去，抓過陸伯川的手一看，見他兩隻手十個指頭都烙紅了，有的還起了血泡，抱怨道：“你傻嗎？不知道盆子熱？怎麽不墊上東西，就直接用手端？”陸伯川說：“我沒犯考慮，太慌張了。”陳姝說：“不是‘太慌張了’，是太書生了，這才叫‘百無一用是書生’啊。你的手這樣，還怎麽幹？還是我來吧。”陸伯川說：“沒關係，我找手套帶上，一樣幹。”兩人就這樣倒換著，燒一陣，把紙灰倒在馬桶裏衝掉，足足折騰了兩個多小時，才算燒完。眼見那麽一大堆日記—兩人從上初中開始到最近幾天，寫了大半輩子—和那麽多朋友、親人的書信全都化成了灰燼，被水衝走了，痛惜，失落，惆悵，受傷一樣的感覺像蛇噬咬他們的心，陸伯川恍然覺得好像自己的肌體被挖去了一塊，自己的生命被剛才燃燒的火，衝走的灰帶走了大半，變得殘缺不全，他看看陳姝，見她麵色蒼白，臘黃並且憔悴不堪，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幾歲，她蜷坐在地上，起不來了，陸伯川不顧自己手疼，架起她來，扶她到自己房間躺下，拿濕毛巾給她擦擦臉，陸伯川說：“你累壞了，趕緊睡吧。”陳姝說：“身上累，但心裏倒放鬆了，總算去了一塊心病。”陸伯川心裏暗想，真是可悲的“放鬆”。他回到廚房把鐵盆清洗幹淨，收拾好地麵，自己輕輕地放點水，洗洗臉，擦擦身，又回到陳姝床前，陳姝說：“你也在這屋睡吧，我……好難受。”陸伯川說：“好。”就在陳姝身邊躺下了，問：“哪裏難受？胃不好？吃藥嗎？ ”陳姝說：“不是。是……燒了這些東西，……心裏難受。”說著，偎到陸伯川身上啜泣起來，……陸伯川說：“別哭了，讓鄰居聽見不好。”陳姝忙止住了哭聲，陸伯川低聲問：“燒完了，你還說‘放鬆’了，怎麽又……？”陳姝說：“你以為我真舍得？我疼死了。剛才燒著的時候，我覺得燒的不是本子，信紙，是咱的血肉，可是，還是燒了素靜。因為日記、通信出事，打了多少反革命？”陸伯川低聲說：“一般現代國家，沒有思想罪，公民的日記、書信是個人秘密，除非本人願意公示，任何人無權審查，更不能成為罪證，現在這種做法兒隻有清朝的文字獄可以相比。”陳姝說：“你又胡亂聯係了。”陸伯川說：“不知道紅衛兵會不會抄咱的家，要是不來抄，我們今晚做的事可就太冤了。”陳姝說：“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別再抱僥倖心理了。即便這次不抄，以後有運動還是擔驚受怕。……算了吧，別再想這事了，我累了，也睏了，睡吧，明天還得勞動呢。”陳姝真的累了，不大會兒就睡著了。陸伯川卻怎麽也不能入睡。剛才在廚房裏日記本紙頁兒和一張張信箋兒被“火葬”，火舌舞動的場景老在眼前晃動，他身上又冒出汗來，就悄悄起來，下了床，找濕毛巾擦擦汗，走到窗前，今晚上天晴得特別好，一鉤彎月在藍緞子般的天幕上靜靜地向大地灑播著淒楚、哀怨的清光，校園像籠罩了一層輕紗，如詩如畫，如夢如幻。陸伯川呆呆地站著，突然，前幾天剛自殺的他們係裏兩個老教授好像從不遠處林中小路上朝這邊走來，前邊一位還和以前那樣向他頷首微笑著，似乎有話要說，倏忽間，兩人都不見了。陸伯川突然想到，死了，死“了”，死就是“了”，他們走了，什麽“曆史問題”，什麽“反動學術權威”，“黑線”人物，都和他們無關了。死是最幹脆、最徹底的脫身，但活著的人，即使活到最後一天，都還難免煎熬。……窗外刮來一陣涼風，他打了個“激靈”，感到心前區在隱隱作痛，他知道，他的心髒“期前收縮”又在作祟了。每當精神痛苦，思想壓力大的時候，常常會這樣，大夫說他這不是“器質性病變”，是心理因素所致。……從陳姝房間裏傳來輕柔的呼吸聲，他想，怎麽回事？這樣脆弱，還不如一個弱女子堅強？……去睡一會兒吧，天快亮了，陸伯川怕弄醒陳姝，回自己房間躺下，自己勸自己，別胡思亂想了，所謂“當斷則斷”，畢竟今晚上兩個人痛下決心，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消除了一個隱患，而且還很順利，沒被人發現，惹出禍端，這不就很好嗎？好了，睡吧。不一會兒，陸伯川也沉沉睡去。但是，他夫妻兩人都想錯了，他們身上的“隱患”不但沒有消除，而且提前發作了。他們兩人做了一件“引火燒身”的蠢事。事情又是毀在陸伯川早些年的“朋友”張西江身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陸伯川遭到了這位多年的老朋友無情的，事無巨細的，添油加醋的，甚至無中生有的揭發，在張西江來說，是為了圖一個“好表現”，說明自己是真正轉變了立場，真正下決心和舊營壘中的同夥一刀兩斷，真正要“脫胎換骨”，重新做人，以求免於處分或者至少是從輕處分。而陸伯川卻隻知道一味地檢查，認罪，幾乎沒有認真地考慮過揭發別人，骨子裏是不願意行“不義”之事。陳姝和女兒連老哥哥陸伯言都埋怨他和張西江走得太近，陸伯川一邊點頭稱“是”，一邊心想，我也不是張西江肚子裏的蛔蟲，我怎麽知道他在緊要關頭會對自己的老朋友反戈一擊，來個“賣友求榮”？到最後，也沒求到什麽“榮”，頂多是賣友求生—而且像斷了脊梁骨的狗一樣狗苟蠅營地“生”—而已。反右派過後，陸伯川偷偷對妻子說：“可惜上帝離我們太遠，而猶大離我們太近。”運動結束，陸伯川被定為極右派分子，而張西江盡管搜腸刮肚，竹桶倒豆子一般地檢查，交待自己的“罪行”，刮骨療毒一樣地對自己解剖，批判，挖空心思地，六親不認地對周圍的同事，熟人，朋友，甚至自己的學生的“問題”檢舉，揭發，有時還很周到地，像破案專家一樣向黨組織提供某某人可能有某某方麵問題的“線索”，建議領導從何處著手，實破表象，找到問題。運動後期，他甚至在夢裏都想到某人的某某“問題”，夢醒了，摸著黑兒，慌忙記到小本兒上，天明忙不迭地寫成材料交給“組織”。張西江的老婆是個大夫，叫黃靜，和陸星兒在同一家醫院上班，她中學讀的是教會學校，解放前是虔誠的基督教徒，跟陸家人是教友，解放後雖然慢慢不敢去教堂了，但信仰沒變。反右中，她在家裏看到了張西江檢舉，揭發陸伯川和其他同事的材科，震驚又氣憤，指著他的鼻子說：“張西江，你這樣做，特別無恥，無聊，也無用。你做人的道德哪裏去了？你的良知完全泯滅了？上帝是不會饒恕你的。”張西江可可憐憐地說：“我……我也是沒辦法兒呀……”還陣陣有詞地說：“隻有這樣，我才不會被革命隊伍拋棄，我必須用實際行動證明，我跟共產黨站在一起。”黃靜冷冷地笑著說：“你算了吧，到頭來，你還是你。那些人倒了大黴，你也好不到哪裏去，即使‘好’很多，比起人格上的損失，也不值得。”結果還真讓黃靜說中了，張西江機關算盡，上竄下跳，像演員一樣，表演出“浪子回頭”般的悔悟，僧人受戒般的“皈依”，杜鵑啼血般的虔誠，最後還是被定為右派分子，這讓他十分失望，但他看到陸伯川等人被定為極右分子，有的還被判了勞動教養，押上囚車帶走了，他又暗自慶幸起來，畢竟他隻是個一般的右派分子。自已畢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嗚大放，自己沒少“放毒”，就是以前講課寫文章，也宣揚過不少封建的，資產階級的觀點，被定成右派，不冤枉，黨是公正的，定自己為“普通”右派，是量體裁衣，恰如其份的。以自己在運動中和黨組織，領導，骨幹建立的關糸，以自己被公認為“表現好”，“虛心接受改造”的“態度”，今後繼續好好“表現”，蒼天不負苦心人，一定會讓自己的境況比那些人好。反右派運動開始後，他摘掉了自己的金邊眼鏡，換上了淺褐色鏡架兒的普通眼鏡，手脖子上的瑞士英納哥表也不戴了，西裝換成了中山服，不再穿鋥亮的皮鞋，改穿一塊多錢一雙的平底布鞋，反右派運動結束後，他甚至在成衣鋪裏讓人做了一身工廠工人那種工作服，說是便於勞動，也時時提醒自己向工人階級學習。當天熱幹活兒的時候，他甚至學出大力的人的樣子也脫去上衣，光了膀子，把他像女人一樣白嫩的皮膚曬得通紅，脫了皮，他說，就是要像毛主席說的那樣，滾一身泥巴，要脫幾層皮，還要“脫胎換骨”呢。有不少時候，他表現得不像一個改造對象，倒像一個“積極分子”，不但時不時地寫思想匯報，學習毛主席著作和黨的方針政策的心得體會，上交給黨支部，抄送給學校反右運動辦公室，在勞動改造中，還常常對學校的公共設施，公共衛生等提“合理化建議”，以表現自己的“主人翁”意識，更重要的是，他跟右派分子一起學習，勞動，時刻不忘保持警惕，用心記住右派分子們的議論，牢騷，回去記錄，整理成短小的匯報材料，下邊簽上自己的名字，偷偷交給領導，他在檢舉材料上表白，我要用實際行動，跟黨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跟反動剝削階級的殘餘勢力，舊營壘中的同夥徹底決裂。黃靜對他在反右派運動中像瘋狗一樣“咬”這個“咬”那個的做法兒十分不齒，幾次想離開他，但畢竟是二十多年的夫妻，又覺得他可憐，不忍心遽然棄之，運動過後，她又發現張西江居然還在告密，她絕望了，橫下心來，提出和他離婚，張西江大驚失色，對黃靜乞哀告憐，黃靜說：“算了吧，說不定哪一天，我在家裏說了什麽錯話，你整一封信，把我也給告了，我還是趁早躲你遠點兒為好。……你不是天天表態向黨靠攏，和右派分子們‘劃清界線’嗎？我也學你，也和你劃清界線。”好在他們結婚這麽多年，一直沒有孩子，說離也就離了。離婚之後，張西江更沒了顧忌，記黑賬，打小報告，成了他生活中一項主要內容。他暗想，我是大學教授，以後我再成了共產黨的依靠對象，再找個漂亮大閨女，不費吹灰之力。一邊罵黃靜，你個黃臉婆，早晚有你後悔的一天！一邊悶念著“大丈夫何患無妻”？就興衝衝地找領導交“材料”去了。政治上常人和“另冊”中的人生存狀態的巨大反差，攀緣求生的本能讓不少身籍“另冊”特別是戴著“帽子”的人靠出賣同類以求自保，就像溺水的人伸手把身邊的溺水者往水裏拖拽甚至踩著別人自己拚命往岸上爬，又像陷身火場的人把別人推開自己往外衝。實際上，有階級路線，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大原則在那裏管著，這些人不論怎樣拚命地“表現”，怎樣視“良心”為糞土，像漢奸，像猶大一樣賣身投靠，他們本身的處境很難得到真正的改善，但總是有人會這樣做，因為這是“上邊”所需要和鼓勵的，“上邊”需要對敵對勢力進行分化瓦解。被統治者投統治者所好，對有些人來說，幾乎是一種本能。這些人十分可憐，就像麵對暴怒的，不分青紅皂白責打孩子的父親，他們顧不得是非曲直，隻希望挨打的不是自己。一起參加批鬥會，有人挨了打，自己沒挨，有人被點名批判，自己沒被點到，一起勞動，有人被派了苦活兒，累活兒，髒活兒，自己派了輕活兒，幹淨活兒，領導來檢查，沒和旁人說話，和自己說了話，都會讓他們感到一種可憐的相對優越，甚至一種可悲的“寬慰”或“滿足”，並因而暗自得意，更不用說同類中有人被勞教，勞改，他們會因為被押走的不是自己，而心裏有一種奇異的，惡毒的，幸災樂禍的“快感”。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專政對象之間離奇的生存競爭，一種怪誕的生態現象，而張西江就是其中的特具代表性的一個。有道是有耕耘就有收獲，張西江在運動中，運動後的“良好表現”給他帶來了顯而易見的“好處”，他第一批被摘了右派帽子，第一批被安排重上講台。他摘帽後，從心裏希望今後對“摘帽”的標準掌握得嚴些，控製得嚴些，甚至從此變了政策，像對農村的四類分子，說是會給摘帽子，但實際上不給摘了。他上了講台，就暗自希望那些被剝奪教學資格的人長期勞動改造下去，永遠回不了講台，可是，他的希望落了空，其他右派分子也陸陸續續摘了帽子，陳姝也給學生開課了，連極右分子陸伯川也被批準出版學術著作了，這讓張西江心裏很不是滋味兒。在這之前，他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手裏拿著教案，從正在校園裏勞動的前右派同夥們跟前走過。而這些右派處境的改變，減損了他的“優越”地位，降低了他“出人頭地”的快意，這讓他心裏很不受用。他最受不了的是陸伯川夫婦處境的好轉，因為他們兩家是鄰居，從反右派運動過後，一向過從甚密的兩家人變得井水不犯河水，“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陸伯川兩口子從他跟前走過，正眼都不看他，他恨得牙癢癢，心想，你們因為我在運動中揭發你們的問題恨我，看不起我，哼，你們這種態度，說明你們思想沒改造過來，你們等著。你們可別有什麽事情讓我抓住辮子。他處心積慮地想抓他們的把柄,但一直沒能如願.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陸伯川兩口子都被貼了大字報,他張西江也沒能幸免。他想，他一向是表現好的右派，反正不能跟他們一樣。他告誡自己，一定要有好的表現，要睜大眼睛，善於、敏於發現“黑幫”的反動言行，並且立即向“革命師生”報告。他不相信陸伯川這種人真的變老實了，他相信一定可以抓住他們的狐狸尾巴。抄家風刮起來之後，他先巧妙地把自己家值錢的、有“違礙”的東西轉走，又主動地整理和上交了自己家裏和辦公室存放的所有書報，資料，自己的文稿，請求紅衛兵小將審查，那以後，他天天盼著紅衛兵抄陸伯川的家，並且希望從陸伯川家抄出爆炸性的罪證，從而把陸伯川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有幾個大鯊魚落了網，他這樣的小蝦米身上的壓力就小了。可是，不知道紅衛兵們怎麽想的，一直沒有抄陸伯川的家。這晚上，他翻來複去地想這件事，睡不著，半夜以後，他聽見陸家隔十幾分鍾抽水馬桶就響一次，心想，莫非他們家有人拉肚子？猛地像是有神明指點，他斷定是陸伯川兩口子怕抄家，正在銷毀什麽東西，他爬起來，怕走路有聲音，幹脆赤著腳，躡手躡腳，屏神靜息地輕輕開了房門，走到走廊裏，又走到陸伯川窗前，見屋裏黢黑，什麽也看不見，不一會兒，看見廚房裏有火光，後來又聽見陸伯川喊“哎喲”叫疼的聲音，好小子，讓我猜對了，看著了，他試了好幾試，想砸開門，衝進去抓他們的“現行”，立一個大功，平時，他常常生出這種幻想，有階級敵人搞破壞，正好讓他張西江碰上，他挺身而出跟階級敵人搏鬥，最好這階級敵人不過於凶狠，不至於要了他的性命，隻是讓他受點沒大妨礙的皮肉傷，那該有多好啊，張西江一下子就可以從罪人變為功臣了，但這樣的事始終沒有讓他碰上。現在，機會來了，是他衝上去的時侯了，但是真地要去砸門時，他又膽怯了，盡管後半夜，天涼了，他身上出了汗，腿在發抖，心也跳得厲害，他怕他們夫妻兩人“困獸猶鬥”，和他拚命，他怕自己不是他們的對手，他更怕深更半夜的鬧將起來，把樓上的老師們都驚醒了，有人可能會讚揚他，支持他，恐怕多數人會作壁上觀，而心裏更加鄙夷他，瞧不起他。難怪共產黨對知識分子不放心，這些人總是有他們的一定之規，對共產黨總是離心離德，他張西江因為運動中跟風快，運動後跟領導跟得緊，不用說陸伯川這樣的人，不少沒犯錯誤的老師也表現出煩惡他，從他們的眼神裏可以看出來，他們把他張西江看成“小人”。如果現在再弄這個事兒，有不少人會指他的脊梁骨，自己在同事們中間就更孤立了。……怎麽辦呢？他還在猶豫不決，屋裏山陸伯川兩口子忙完了，收拾了，打掃了，消滅掉痕跡了，晚了，想衝進去也來不及了，算了吧，還是明天上午去辦公樓，到紅衛兵總部去“反映”吧。第二天八點鍾剛過，張西江急急忙忙趕到學校辦公樓紅衛兵大隊部，裏邊全是穿黃軍裝，帶紅衛兵袖章的男女學生，天氣熱，不少男生穿汗衫、背心，他們三、五成群，出來進去，說話急哧白咧，走路虎虎生風，電話聲，辯論聲此伏彼起，很像戰爭年代的前線指揮所，張西江試試量量躊躊躇躇地踱步進去，攔往一個身材苗條，肥大的黃軍裝顯得框框蕩蕩，麵色白皙，戴乳白色眼鏡的女紅衛兵，字斟句酌地問：“小同學，我請問你，我想向你們反映一個‘敵情’問題，找哪位領導？”女紅衛兵大約是對眼前這位前不久還在課堂上侃侃論道的老師，如今卻對學生如此低首下心，恭而敬之，又那樣一本正經，煞有介事，感到不太習慣，也覺得可笑，嘴角一撇，露出一點微笑，朝旁邊一個短粗個，大寬臉，小平頭，穿舊軍裝，正指手劃腳地說著什麽的學生喊道：“齊小兵，這裏有個老師來反映‘敵情問題’。”又對張西江說：“去找那個人吧，他叫齊小兵，是我們紅衛兵大隊隊部的常委兼作戰部長。”名喚“齊小兵”的學生轉頭朝張西江一看，張西江認出這是他教過的一個學生，是個農村孩子，名叫“齊進財”，齊小兵是新改的名字，意思是向江青同誌學習，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小兵”。張西江有一種遇見了熟人的親近感，立即大步走到齊小兵跟前，齊小兵卻不正眼看他，而是徑自回到屋裏一張大寫字台後邊坐下，做出一副部隊首長的樣子，沒有像往常一樣喊張西江“張老師”，而是很嚴肅地對他說：“張西江，你不是在參加勞動嗎？怎麽跑這裏來了？你能反映什麽‘敵情’問題？你知道什麽叫‘敵情’？”張西江白皙的麵孔立時脹紅了，心想自己也太許自作多情了，但又邀功心切，遂鼓起勇氣說：“我給監督我們勞動的紅衛兵請了假才來的，我不敢擅自離開勞動場地，我保證完成今天的勞動任務，我要反映的問題很嚴重，很緊迫。我要不及時反映，會使階級敵人逃脫懲罰，給文化大革命造成損失。作為一個犯過錯誤，願意真心改正的人，對文化大革命，我必須抱積極態度。”齊小兵出於人皆有的討厭告密者的本能，鄙夷地看一眼這位幾個月前還在課堂上講“曆史人物的道德評價”的張教授，順手摸過一個紅塑料皮筆記本，大大咧咧地說：“好，你的態度是對的。是什麽問題，你說吧，簡單點，我還有事。”張西江看看不斷進進出出的紅衛兵，麵有難色，齊小兵說：“怎麽，不願當著那麽多人的麵說？這是知識分子的虛榮，臭毛病，好，我們去套間說。”齊小兵站起來，拿了紅塑料皮筆記本兒走進房子的套間，張西江像齊小兵的影子一樣，“抽溜”跟了進去，像是怕走慢了，會被齊小兵關在外頭，上不去船了似的。張西江見齊小兵在一張桌子旁坐下，放好了筆記本兒，就恭而敬之地站到桌子前，微微低頭，作謙卑狀，從頭到尾，一五一十，繪形繪色，像他在課堂上向學生們講《三國演義》裏“赤壁之戰”中“蔣幹盜書”一樣，向齊小兵報告了他如何提高警惕，睜大眼睛—恨不得睡覺都睜著一隻眼—隨時注意階級敵人的動向，終於在昨天後半夜—也就是今日淩晨—被他發現了不思改悔的極右分子陸伯川和右派分子陳姝夫妻二人銷毀反革命罪證的現行反革命活動。齊小兵聽罷張西江的報告，沒有表現出張西江想像中的對他的報告的驚愕，欣喜和由衷的讚許，而是麵無表情，淡漠冷峻，用不滿意的口吻問：“你為什麽不當場抓住他們，製止他們的行動？”張西江的臉色由紅變黃了，頭上滲出一層汗珠兒，說：“我本來是想闖進去抓他們的‘現行’的，可是，我發現他們已經燒完了，收拾了，抓不著什麽了，就沒進去。”齊小兵冷冰冰地滿腹懷疑地看張西江一眼，“哼”了一聲，沒說話，張西江心裏涼涼的，像被人往肚裏灌了涼水，停頓了一下，又說：“齊部長，我鬥膽建議，抓緊對陸伯川家采取果斷措施，防止他有進一步的行動。”齊小兵冷冷地說：“好，我們知道這個情況就行了。至於怎麽辦，采取什麽措施，什麽時候行動，就不勞你費心了，我們自然會研究的，你抓緊回去參加勞動。”張西江意猶未盡，聽齊“部長”這樣說，他伸伸脖子，想再說點什麽，無非是想再作番表白，強調自己這次報告的“意義”，以及報告所表現出的他的“忠誠”，他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但齊部長凜然的、不耐煩的表情讓他恐懼，他終於沒敢再說，隻得臉上堆起諂笑，掩藏起滿心的失望和懊惱，朝“部長”點點頭—他差一點沒向“部長”鞠躬，“部長”對他並沒有任何回應，他隻得尷尬地，訕訕地離開了部長的辦公室，一邊沿辦公樓長得出奇的走廊往外走，一邊對遇見的每一個紅衛兵點頭微笑，但是正在從事萬分偉大的事業，興奮異常的紅衛兵們對他全都視而不見，沒一個人搭理他，他腳步匆匆，走完長廊，下了樓梯，向自己勞動的場地走去。

      張西江走後，紅衛兵總部作戰部雷厲風行，一個多小時之後，齊小兵部長就派人去把陸伯川、陳姝夫婦“揪來”（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紅衛兵小將和全國各地的蘋命造反派為了表示自己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溫和派,與“溫良恭儉讓”絕緣，突顯自己的造反精神，所以不但行動激進，暴烈，而且使用的語言亦極盡浮誇、張狂、殘暴之能事，如“打擊”不過癮，要“炮轟”，“火燒”，“油炸”，“活剝”，把有“問題”的人揭發出來，稱“揪出”，把某某人喊來說“揪來”，某某人犯有“錯誤”，無論“錯誤”輕重，一律稱“罪行”，而為了形容“罪行”之嚴重，則必然說“罪該萬死，死有餘辜”，對於要被“打倒”的人，僅僅打倒是絕對不夠的，而是要“打翻在地，踏上一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而且要—借用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的文句—“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讓他“遺臭萬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陳姝正在校園草地裏拔草,一個麵色黑裏透紅,十分精神的女紅衛兵朝她喊：“陳姝，過來，跟我去紅衛兵作戰部。”陳姝站起來，朝女紅衛兵走去，心想，什麽事兒，莫非昨晚上的事兒讓他們知道了，不可能啊，那麽晚了，誰會知道呢。一邊心裏犯著嘀咕，走出草地，強使自己鎮定，用力在水泥路上搓去鞋底上的泥土，又看自己的手，不好意思地說：“手上都是泥，找地方洗洗吧。”女紅衛兵麵色冷峻，不容商議地說：“洗什麽洗？沒那些講究。你以為是請客吃飯？快走，陸伯川也該到了。我們問你們事情。”陳姝心裏“格登”一下，一邊跟在女紅衛兵身後朝辦公樓走，一邊怯生生地問：“問我們什麽事？”女紅衛兵說：“什麽事情？你心裏應該比我們清楚。別問了，去了就知道了。”陳姝被太陽曬黑了的臉變成鉛灰色，一陣冷汗濕透了全身，壞了，昨晚的事敗露了，弄巧成拙了。這下全完了。她腿發軟，快邁不動了，但女紅衛兵卻越走越快，陳姝隻好強壓著心跳，半小跑地緊跟在女紅衛兵後頭，覺得走了老大會子，才走到校辦公樓，上了二樓，跟女紅衛兵走進紅衛兵作戰部—從文化大革命以來，陳姝頭一次來到這個地方—裏邊已經有十幾個紅衛兵整裝待發。作戰部正西牆上貼一幅彩色宣傳畫，偉大領袖毛主席身穿草綠色軍裝，胳膊上戴著紅衛兵袖章，滿麵紅光，神采奕奕，向紅衛兵小將揮手。一個麵容剛毅的矮墩墩的男青年威嚴地坐在毛主席畫像下麵一張寬大的辦公桌後麵，陸伯川在辦公桌前邊一側垂手而立，陳姝進門，陸伯川抬起頭，兩人對視了幾秒鍾，陸伯川麵色鐵青，眉頭緊鎖，看得出是在強抑著愁苦和悔恨，陳姝臉色像陳年白紙，滿是惶惑和恐懼，陳姝走到辦公桌前另一側站住，紅衛兵作戰部長齊小兵習慣性地“哼”了一聲，說：“陸伯川，陳姝，你們是本校出名的右派夫妻，我們早就聽說你們自命清高，立場反動，始終和共產黨離心離德。你們竟敢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相對抗，不但不主動上交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證，相反卻私自銷毀反革命罪證。這恰好證明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的，‘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敵人是一定要破壞和搗亂的，‘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就好像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我們紅衛兵的鐵掃帚還沒掃到你們家，你們就自己跳出來，引火燒身了。你們自以為利用深夜的掩護，大家熟睡了，神不知鬼不覺，偷偷銷毀罪證，就可以逃避革命師生的批判和懲治，你們錯了，不用說革命群眾時刻警惕，即使那些犯過錯誤，有這樣那樣問題的人，多數也是要回頭的（與黨和人民頑抗到底的隻是一小撮），他們也會向革命群眾靠攏，向你們這樣的死硬分子反戈一擊的。你們置身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天羅地網之中，你們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脫革命人民的眼睛，擺在你們麵前的是兩種選擇，要麽交械投降，徹底交待問題，要麽頑抗到底，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到滅亡。”陸伯川抬起頭，支吾著說：“這位同學，你聽我解釋。”齊小兵把手一揮，不耐煩地說：“你不要解釋，我沒有興趣聽。你的行動把自己放到紅衛兵小將和革命群眾的對立麵兒了。你還有什麽好說的？你隻能越描越黑。我們決定，我本人帶領紅衛兵小分隊去你們家抄家，查抄所有反革命罪證，抄完之後，陸伯川由紅衛兵組織單獨關押，接受審查，你們夫妻兩人不準私自見麵。限兩天之內，你們分別交待銷毀罪證的問題，銷毀了什麽東西，裏邊有什麽見不得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言論。我們組織人員審查從你們家查抄的東西，根據審查結果，結合你們的交待，深入批判，再作處理。”齊部長說完，就喝令陸伯川夫婦在前邊帶路，他帶領十幾個紅衛兵戰士，一起去陸伯川家。陸伯川走在路上，不經意間往路邊看時，瞥見張西江躲在一棵大樹後麵，偷偷地看著他們這一行人走過，陸伯川突然間明白了，是張西江在監視他們，是他發現了他們頭天晚上燒東西，找紅衛兵告了狀，……反右派運動，陸伯川毀在他手裏，沒想到文化大革命，自己又重蹈複轍。太可怕了。一行人進了陸伯川的家，齊部長指揮著十幾個紅衛兵開始查抄。這夥孩子抄家抄得有經驗了，“輕車熟路”，三下五除二，不多大功夫，就查抄完了 。紅衛兵們搬著陸伯川多年前的剪報資料往外走，陸伯川說：“齊部長，那是我幾十年間剪的報紙，那裏邊應該沒有什麽問題，別搬走了吧。”齊部長一愣，旋即瞪大了眼睛，說：“雖然那是你剪的別人寫的東西，但從中一樣可以看出你的思想傾向，為什麽不搬走？”轉臉對紅衛兵們說：“我們不聽他的，統統搬走！”查抄的東西包括書籍，文稿，剪報資料等等全部被搬了出去，在樓下裝到車上，齊部長又在屋內各個房間審視一遍，站到客廳中間對一直鵠立著的陸伯川夫婦說：“鑒於你們銷毀罪證的嚴重錯誤，為了徹底弄清問題，我們決定對你們兩人分別進行審查，陸伯川現在就帶上日常生活用品，衣物跟我們走，陳姝仍然住在家裏，不經我們批準，你們兩人不準單獨見麵。”陳姝聲音抖顫地問：“你們把陸伯川帶到哪裏去？讓他住在什麽地方，住多久？”齊部長說：“放心，不是讓他去蹲監獄—下一步說不準。就讓他住在辦公樓裏，在紅衛兵監督下單獨隔離審查，至於多長時間，那就看他交待問題的態度和審查情況了。你抓緊幫他收拾生活用的東西，讓他帶上跟我們走。”陳姝一邊為陸伯川收拾東西，眼淚像斷線珠子一樣往下落，一滴又一滴落在衣物上。她把裝了衣物的提包和網籃遞給陸伯川，說：“伯川，你保重身體，好好吃飯，睡覺，不用掛我，我會當心的。”陸伯川看著越發變得憔悴的陳姝，說：“你更要保重，別擔心我。……如果能批準，就去看看陸星兒。”陳姝說：“人家不會允許我出大門的。我還是讓國筠去看她。有什麽情況我讓紅衛兵同學告訴你。”齊部長不耐煩了，說：“這是幹什麽？陸伯川又不是罰勞改，弄那哭哭啼啼的可憐相幹什麽？你們不頑固對抗，何至於此？真是毛主席說的，‘吃虧在於不老實’，自作自受。陸伯川，快走！”就這樣，陸伯川被隔離審查了。人類曆史上空前絕後的，獨一無二的“紅衛兵”，號稱是“造反派”，是造執政近二十年的中國共產黨各級負責人的“反”的，但他們執掌了對人生殺予奪的權柄之後，在整人方麵，並沒什麽新的“創意”，仍然沿用共產黨從蘇俄學習來的，從解放區到建國後推行於全國的整肅手段，而且更加殘忍，更加暴烈，更沒章法。不經過任何司法程序，憑主觀臆斷，對人任意加個罪名，就作為“壞人”加以批判，鬥爭，一九五七年後又發明了大字報，大標語形式的文字討伐，必要時輔之以極力醜化，妖魔化的漫畫，隨便設立監禁室，把人關進去，剝奪人身自由，日夜攻心，威逼恐嚇，甚至動用私刑，迫使被關押者坦白交待“罪行”，動輒把這些人排成隊，給他們戴上高帽子，胸前掛上牌子，標識出各自的罪名，像趕動物一樣，驅趕著，有的還讓他們一麵敲鑼，一麵喲喝，自報姓名和是什麽罪名，此謂“遊街”。通過上述種種手段，對運動對象的人格，精神和肉體極力摧殘，讓他們顏麵掃地，尊嚴無存，精神崩潰，肉體傷損，讓他們不死也扒層皮，成為徒具人形的軀殼，成為連禽獸都不如的“行屍走肉”。陸伯川夫婦從解放以來，參加過為數不少的政治運動，反右派運動雙雙落網，但無論怎樣檢討，批鬥，散了會，還讓回自己家，親情，在自己那個小窩兒裏兩人相濡以沫的滋潤，支撐著他們去承受外邊的磨難，陸伯川沒想到，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幾個月，自己就被單獨關押了。一天二十四小時有紅衛兵監視，上衛生間後邊都有人跟著，屋裏熱得像蒸籠，但房間裏一百二十瓦的白熾燈卻必須通夜亮著。和陳姝近在咫尺，卻誰也見不到誰，蹲監牢的人還允許探監，而這種“隔離審查”卻“隔離”到不能和親人見麵，就在這層樓上，同時關押了十幾個人，被關押者偶爾會在去衛生間時碰見，但相互間不準交談。監獄有“放風”的時間，但這裏是一種特殊監牢，沒有“放風”這一說，從天明到天黑在囚室裏關著。陸伯川擔心陳姝，掛念女兒，思念兄嫂，擔憂一家人的命運，痛苦和憂慮像繩索一樣纏繞著他，他好像剛關進籠子裏的野獸一樣，起來坐下，坐下起來，睡了覺，眼皮沉重，酸澀，但合不上，合上眼就夢見妻子女兒，……被關押的第二天，陸伯川第一次過堂，齊部長和一男一女兩個紅衛兵—男生傻大黑粗，像張飛，女生纖細，白皙，像貂嬋—坐堂，齊部長主審，“張飛”喝“堂威”助陣，“貂嬋”記錄。齊部長指陸伯川夫妻兩人是自己跳出來的“現行反革命”，心裏沒鬼，為什麽連夜銷毀罪證？他們責令陸伯川交待：第一，為什麽私自燒掉罪證？如何策劃的，怎樣實施的？第二，燒掉的是什麽東西，裏邊有哪些反革命內容？第三，從反右派運動結束到現在，所犯的新的反黨反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陳姝雖然沒被關押，但齊部長等人跟她談了話，內容大致相同，她受命在家裏交待同樣的三個問題。他們兩人被急壞了，難死了。他們並不明確地知道自己的日記和朋友、親戚的書信中有什麽反動內容。他們隻是被整怕了，自作聰明，擔心解放前的日記上記有對國共兩黨不當看法兒，解放後的日記上有政治上不正確，感情上不健康的語句，或者有什麽對領導不滿的牢騷話，被人抓住，無限上綱，到時候有口難辯；也擔心那些信上有類似問題，怕給寫信的人惹出禍端，為“安全”計，才做了這件自以為聰明實際上很愚蠢的事情。至於裏邊究竟有什麽違礙、不當的話，真的想不起來了。現在憑空去想，再現日記或書信中此類內容，除非重新杜撰，那豈不是自陷以罪？兩人不約而同地回複說，因為對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心裏害怕，做出了這件糊塗事，燒掉的日記和書信裏邊確實沒有什麽反動內容。紅衛兵們聽了他們的回答，暴跳如雷，說他們“不老實”，與文化大革命為敵，把紅衛兵視同洪水猛獸，你日記書信上既然沒有問題，紅衛兵難道會枉加罪名？你們怕什麽？怕從何來？怕就有鬼。現在就要把鬼抓出來！自己的反動立場，反動思想觀點自己最清楚，為什麽不交待？紅衛兵們的話言之鑿鑿，順理成章，邏輯嚴密，無懈可擊，讓陸伯川、陳姝無言以對，怎麽辯解也無法自圓其說。攻的一方理直氣壯，守的一方理屈詞窮，攻者步步進逼，守者窮於應對，無路可退，唯向隅而悔，而歎，而泣而已。雙方就這樣僵持著。夜靜更深，陸伯川躺在禁閉室裏，一百二十瓦的白熾燈照得他眼睛生疼，他自我安慰地想，把日記書信燒掉，固然不智，但畢竟沒了“證據”，總不能憑空捏造，如果現在捏造出什麽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論來，那豈不是真成了“現行反革命”？絕不能那祥做。他們抄走的東西，沒有“變天賬”，也沒有敵特“聯絡圖”，更沒有參加反動黨團的表格文件，這就沒什麽好怕的。就這樣和他們耗著吧。陸伯川想錯了。在他被隔離審查後，紅衛兵作戰部取“以毒攻毒”之法兒，抽調了張西江等幾個右派教授，在紅衛兵監督下，審查從陸伯川家抄來的書籍，報刊，資料和文稿，這一招果然有效。張西江在陸伯川剪存的資料中，發現了一九四五年秋毛澤東赴重慶參加國共和談期間，《新華日報》發表了毛寫的《沁園春  雪》之後，重慶各家報紙對這首詞的評論文章，時值國共對峙，毛澤東隻是中華民國一位在野的，割據一方的領袖，評論的作者立場不同，對毛詩自然是有褒有貶，在貶的文章中，有的持論還比較偏激，放在今天看，有些話十分“惡毒”，可謂“大不敬”。另外，還有人從一堆三十年代上海的舊報紙中，發現了藍蘋的幾篇八卦新聞，張西江以他特有的，十分敏銳的政治嗅覺，像狗聞到了肉骨頭的氣味兒，猶如得了寶，馬上單獨向齊小兵部長作了匯報，齊小兵看後不敢耽擱，立即報告了紅衛兵司令，政委，三位毛主席的忠誠衛兵相偕在密室中察看了張西江發現的這些“材料”，司令和政委出於對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拒絕看其中的具體內容。他們三人麵麵相覷，大驚失色，感到事情重大，既為他們對敵鬥爭取得重大戰果而驕傲，同時又為此類事情所包含的重大政治風險而恐慌。他們知道，此種內容如果稍有擴散，就是重大的現行反革命罪。他們立即派人買來保險箱，將載有“敏感材料”的舊報紙裝入保險箱妥為保存，同時向上級打了報告，一邊還嚴令張西江把看到的東西爛到肚子裏，不準向任何人擴散，否則會招來死罪。張西江本以為自已立了大功，這時已經嚇得汗流浹背，渾身發抖而難以自持。

陸伯川被隔離審查後，經過了幾天的惶恐，焦慮，憤懣 ，慢慢鎮定下來。一是有十幾個他熟識的和不大熟識的老年、中年教授也和他一樣被關押，禁閉，有這麽多做伴兒的，雖然互相不能交談，隻能在碰麵時交換一下眼色，或互相偷偷點頭致意，但也使孤獨感得到了緩解，畢竟不是隻有他們夫妻在受難。再就是，也是更重要的，他意識到自己必須麵對現實，要堅強起來，咬著牙，挺過這段苦難的歲月，跨過人生路上這道坎兒，反正罪不至於判刑吧。夜已經很深了，陸伯川剛剛迷糊了一會兒，就被紅衛兵喝斥著叫起來，到作戰部去“談話”。齊部長在慘白的電燈光下，麵色陰冷得可怕，他嚴厲地說：“陸伯川，你膽大包天，反動至極，居然收集和保存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江青同誌的黑材料。你要老實交侍，你的動機是什麽，你用心何在？你向什麽人散布過這些材料的內容？”陸伯川像當頭被砸了一記悶棍，頭懵了，耳朵裏“嗡嗡”響，而條腿抖個不停，他哭咧咧地說：“齊部長，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麽。”齊部長冷笑道：“你別裝了。你不知道，你很糊塗？你清醒得很。你的立場，愛憎很分明，我問你，你收集那些登載著攻擊毛主席和江青同誌文章的報紙長期保存，想幹什麽？”陸伯川說：“我有集報的習慣。那些報紙，是當時作為曆史資料收集的，後來一直沒有動過，時間長了，早忘記了是什麽內容了，更沒對任何人說過這些事情。”站在陸伯川身後的張飛模樣的紅衛兵罵道：“他媽的，這壞家夥不老實，別跟他費唇舌了，給他來厲害的，看他說不說？”邊說邊照陸伯川臉上扇了兩個耳光，陸伯川的牙被打破了，嘴上，下巴上都是血，幾個紅衛兵一齊上來照陸伯川一陣亂打，那個貌似貂禪的女生不甘示弱，伸胳膊用她柔美的，十指尖尖的小手兒薅著陸伯川的頭發用勁晃動，陸伯川的頭皮針紮一樣疼，打了好一會兒，陸伯川像一條被打趴下的狗蜷臥在地上，齊部長咳嗽一聲，紅衛兵男生女生這才住了手，齊小兵命令陸伯川起來，陸伯川渾身疼得厲害,掙紮著,急切中爬不起來,“張飛”惡狠狠地揪著他的脖子和衣領拽起他來，陸伯川搖晃幾下，好歹站住，齊小兵說：“別裝蒜了，這是你罪有應得。怎麽樣，這回頭腦請醒了吧？該交待了吧？”齊小兵略一頓，說：“那我提示你一下，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去重慶時候的事，想起來了嗎？”陸伯川一怔，說：“想起來了，當時重慶的一家報紙，好像是《新華日報》，要不就是《大公報》，登了毛主席的一首詞—《沁園春  雪》，在重慶引起轟動，各家報紙登了不少評論文章，我覺得有曆史價值，就收集了一部分。”齊小兵說：“你分明是特別看重那些惡毒攻擊毛主席的文章，有意保存的。”陸泊川說：“那時抗戰剛剛結束，內戰還沒開始，毛主席還是國內政治舞台上一派的領袖，他的詞發表後，評論自然褒貶不一，我是把能見到的評論不論褒貶，都收集了。記得其中有個叫呂液湘的，說《雪》表現了一種帝王思想，因為我當時的立場是討厭國民黨，同情共產黨的，所以內心並不讚成呂的觀點。解放後，見到毛主席詩詞的解釋，《雪》中的‘風流人物’是指人民群眾，更認為呂的觀點是對毛主席作品的曲解，是不對的。我從來設向任何人說過攻擊毛主席的話。”齊小兵說：“不用你巧舌如簧，先給你記著賬。我再問你，你為什麽保存那些事關江青同誌的報紙？”陸伯川想了想，說：“我三十年代收集過上海的一些報紙，主要是時政和評論，可能在這些文章的背麵有當時上海一些藝人的新聞。並不是有意收集和保存的—我一向對演藝界的八封新聞不感興趣。再說，當時江青同誌還沒去延安，也不叫後來的名字，解放後不少年，才知道江青同誌早年曾在上海演過電影。保存那些報紙，確實無關現實政治，更不是對江青同誌懷有敵意。”齊小兵厲聲喝道：“陸伯川，你狗膽包天，竟敢說江青同誌是‘藝人’。”陸伯川連聲說：“我說錯了，我有罪，罪該萬死。當時江青同誌是戰鬥在白區的革命文藝戰士。我不是有意的，是口誤。”齊小兵說：“不用你狡辯。你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落淚。我問你，你對誰散布過那些事？”陸伯川說：“那些東西是當時報上公開登的，看過報紙的人都知道。我不喜歡說那些事情。解放以後，政治形勢不一樣了，更不可能對人說那些事情。我確實沒向任何人說過這些事。”齊小兵問：“連你老婆也沒說過？”陸伯川說：“那些報紙是我在結婚前收集的，陳姝也沒看過。我也沒跟她說過這些事。”齊小兵說：“陸伯川，反右運動中你被定為極右分子，一點也不奇怪。文化大革命中，你態度又如此惡劣，公然對抗紅衛兵的革命行動，私自銷毀反革命罪證，被揭露後，拒不交待犯罪事實，對查抄出的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的反革命罪證，拒不交待實情。看來你是要頑抗到底，帶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了。今天就到這裏，你回去好好考慮，是死是活，何去何從，完全取決於你自己！”齊部長安排一個紅衛兵拿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交待陸伯川學習裏邊的“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告訴他，利用今晚上的時間，寫出徹底的坦白交待，重點是兩個方麵，燒了什麽東西，在燒的書信、日記上有哪些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言論；二是私藏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旗手江青同誌的黑材料的動機、目的以及擴散的情況，另外就是就上述兩方麵的問題，揭發陳姝的錯誤和罪行。限明天上午十點前將坦白交待材料交到紅衛兵作戰部。如果不按時上交或者坦白交待不符合要求，那麽從明天起，對你的審查方式就要“升級”，我們將召開全校大會對你批鬥，還要押你在全市遊街，直到你真正交械投降，否則，絕不罷休。齊部長和幾個紅衛兵走了，陸伯川被一高一矮兩個紅衛兵押解回禁閉室。灼熱的，刺眼的白熾燈照著長條桌上擺放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高個紅衛兵把書翻開到“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又扔上兩本稿紙，厲聲說：“陸伯川，寫吧，齊部長交待得很請楚了，就看你的態度了。”陸伯川坐到桌前，覺得不隻是“如坐針氈”，連腦子裏也像有無數支鋼針在紮。這兩個題目把他難住了，搞懵了。他心裏清楚，他不是拒不交待，不是“頑抗”，不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實在是除了他在紅衛兵作戰部說的那些話，沒有任何可以交待的事情了。他們夫妻二人如驚弓之烏，為防落網，自作聰明，做了傻事，弄巧成拙，現在說不清了，而且還因此引火燒身，促使紅衛兵抄了他們的家，而且從中發現了被指為“惡攻”（即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以及敬愛的江青同誌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簡稱“惡攻”，類似於封建社會的“大不敬”，是罪大惡極的死罪）的“黑材料”，犯了彌天大罪。他恨自已多年來癡迷於書報，“職業病”使他收集了那些報章資料，現在被指為“惡攻”材料的那些報紙是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一直按年排序，放在箱子裏，解放後又教書又參加政治學習，各種運動一個接著一個，哪有時間翻看這些舊報紙？早已忘到九霄雲外了。當時收集這些報紙，沒什麽政治動機，隻是興趣使然，一直保存著，不過是敝帚自珍，沒舍得扔掉而已。何曾想過用作“三反”的“黑材料”？也確實沒向人散布過。如果“散布”，那他的“朋友”張西江會是第一個對象，這人在反右派運動中，挖空心思，搜腸刮肚揭發他陸伯川，有影兒沒影兒地都能編出來，但也沒涉及這方麵的內容。何況他陸伯川雖被指為“反黨”，但始終認為毛主席是中國曆史上難得一見的偉人，有大功於中華民族和我們的國家，一向是真心崇敬的，怎麽會想到去攻擊和詆毀？至於對江青，同樣沒抱過任何敵意，那些有關她的花邊新聞，也根本不是他集報的內容，隻是碰巧在上邊而已。總之，這第二個問題更沒法回答，沒法兒按他們的要求坦白交待。而交不上他們滿意的坦白交待，就是“頑抗”，就是“態度惡劣”。這些年來搞運動，主持者指你個罪名，當事人必須像命題作文一樣，按他的要求檢查交待，實際上常常要被迫“演義”，不如此，就無法過關。而對於陸伯川來說，他麵對的兩個問題，想演義都無從下筆，再說事關重大是非，胡亂演義，那豈不是為自己捏造“罪行”，自尋死路？看來，無論如何這一關也難以過去了，他把自己繞進了一個怪圈兒，要想過關，就要自己給自己瞎編“惡攻”罪行，陷己以罪，那不是“過關”，而是找死，而且還要拉上完全不知情，完全無辜的人一起去死。比如散布“惡攻”言論，總得有接聽的對象。那扯上誰，誰就會跟著完蛋。可是，不演義，不編，就過不了關，齊部長說了，審查和批鬥會“升級”，更嚴酷的批鬥，更殘忍的刑訊逼供，更慘的折磨，更不堪的羞辱，會接踵而來。今晚上，陸伯川已經被打得夠厲害的了，現在他身上不少地方都不能觸碰，碰到了，就鑽心的痛。“士可殺不可辱”，想自己堂堂大學教授，被本校學生—有的還是自己教過課的—批鬥，關押，看管，抄家，訓斥，隨他們惡言辱罵，任他們肆意暴打，拳腳相加，而還要對他們低首下心，豈止是尊嚴無存，斯文掃地，遑論人格，連一條狗都不如。似這樣沒臉沒皮地活著，覥顏以對這些一時得意的“小人”，這些妄自尊大的小醜，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這些強權麾下的鷹犬，這些弱者麵前的惡奴，這些踐踏天理人倫的不肖之徒，豈不是生不如死？活著究竟幹什麽？難道就為了吃幾口臘一樣沒滋沒味兒的飯，仰承整人者的鼻息，做他們淩虐的對象，射殺的活靶子，出惡戾之氣的布袋，為了向他們說醜化自己的鬼話，往自己身上潑汙水的假話，對他們阿諛奉承的奴才話？難道自己活著的“價值”就是用自己的卑賤彰顯、反襯他們的“高貴”？按他們給定的罪名，十有八九會被逮撲，判刑，那樣一生就被葬送了。聽說，監獄裏不但獄警嚴苛，更有牢頭獄霸凶殘無比，他們特喜歡拿欺淩文弱書生取樂，陸伯川一想那種境況就不寒而栗。……算了吧，生不如死，不去受那份罪了。與其狗都不如地活，何如人一樣地死？當然，人來到世上，有自己應盡的責任，過去有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但現在，還修什麽身，即使“修身”再好，又何以“齊家”？當然更沒有“治國”、“平天下”的資格。單說“齊家”，陸伯川早就意識到，他的存在，早已不是“齊家”，而是破家，敗家。解放以來，陳姝因為是他的老婆，命定是“黑”的，反右派運動中，如果不是因為他的牽連，隻因為一篇無關宏旨的大字報，斷不會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陸伯川首當其衝，陳姝也沒法兒幸免，這一次，他又心血來潮，不聽她的勸阻，力主銷毀日記和書信，惹出天大的災禍。保存舊中國時的報紙，卻粗枝大葉，不想想裏邊會有什麽隱患，招致了殺身之禍，再次禍及家人。陸伯川覺得自己活著，不能給家庭遮風擋雨，而隻能會招雷引電。他活著，不能給陳姝什麽“安全”、“幸福”，隻會帶給她禍患和不幸。他已然是家庭災難的根源。他活在世上，擺在他們麵前的兩個問題，他們兩人都沒法兒回答，兩個人都過不了關。他迭擇死，在自己說，是以死明誌，以死抗爭，當權者會定他為“畏罪自殺”，而兩項大“罪”自可隨死者而去，陳姝身上的壓力就會得到舒緩。權衡利害，活著隻能有害於家人了，還有何益？況且，死不過是一瞬間的事，轉瞬即“逝”，死了，死了，一死，什麽都“了”了，一了百了，自己也得到了永遠的解脫。這樣活著，委實太痛若了，太無益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算了吧，早點解脫算了。這些年來，那麽多次政治運動，他所在的大學，社會上，自殺者可謂多矣，對於自殺一法兒，他一向是不讚成的，說來還振振有詞，一曰，寧被人整死，也不能自殺，死都不怕，還怕挨整嗎？二曰，如果有罪，人應敢做敢當，如果是冤枉的，也隻有活著，才能有望昭雪。選擇死，即自認有罪了，既無罪，就無所畏懼，何必去死？人斥之為“畏罪自殺”，不無道理。三曰，人之身體和生命，受之於父母，生老病死，應順天道，自然來，自然去，自己剝奪自己的生命，是背天理，逆父母，斷不可行。四曰，自殺是自求解脫，把痛苦留給家人親人，是自私，甚至是可鄙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學校裏有好幾個老教授自殺，全國自殺身死的名人不知凡幾，他和陳姝兩人相對唏噓，為計麽走這條路呢，怎麽這樣想不開呢，現在看來，自己是“站著說話不害腰疼”，事情沒輪到自己頭上，還以“旁觀者清”自許，殊可笑也。實際上，螻蟻尚且貪生，何況萬物之靈的人呢？懼死求生是人之天性，人不求生而向死，情何以堪？非萬不得已，孰至如此？陸伯川現在對以前運動和最近自殺身死的親人，朋友，熟人和素不相識的人們，總算理解了。前些日子聽說的毛主席的秘書，文章道德堪稱一流的國家和共產黨的才子鄧拓，田家英，大文豪老舍，還有大翻譯家傅雷夫婦為什麽會義無返顧地毅然赴死，肯定有他們的不得已的理由在。人常說“活路兒”，有路兒走才可活，無路可走了，豈不就是死路一條了。現在，他陸伯川也走到這一步了，站到懸崖邊兒上了，四顧茫茫，無路可走，也無處逃遁，身後有追兵緊逼，隻能往懸崖下邊跳了。死了吧，一個死字，把人世間所有煩惱，苦難統統了斷，從此歸於虛無，歸於永恒，回到宇宙中去吧。過一會兒，陸伯川又想，自己“解脫”了，撇下的親人們會多麽痛苦，他們還要繼續受苦，受更大的苦。他死了，陳姝會多麽難受，她簡直不能活了，但是，為了很快就生孩子的女兒，她會堅強地活下去的，她一向如此：外表柔弱，內心堅韌，不像他表麵上書生意氣，實際上脆而不堅。凡自殺者，都是生性脆弱的，也都是自私的，他們最看重的是自身的感受。但他隨即為自己辯解，他即使活著，又能怎樣呢？親人們特別是陳姝還不是一樣痛苦，甚至更痛苦？已經形成的兩大罪錯，那些會讓他們兩人生不如死，而他分明是“主犯”，還不如他陸伯川一個人頂了，落一個“畏罪自殺”，把罪過背在身上，一走了之。陳姝，對不起了，我隻能走這條路了，這樣也許能減輕你身上的壓力，不然，我們兩人都活不下去。……陸伯川知道，他死了，年邁的哥哥、嫂子會痛不欲生，他太對不起他們了。他突然想起，他小時候，哥哥去日本留學了，他跟著嫂子在濟南上學，他在學校惹了禍，怕老師責罰，不肯去學校，天下著大雨，他往外跑，嫂子怕他淋了雨感冒，冒著雨，顛著小腳兒出來追他，求他快回來，嫂子跑著跑著，滑倒了，他跑回來，用身體護著嫂子，叔嫂抱頭大哭。從那以後，他再沒調皮過，上了中學，又上了大學，當了大學教授。嫂子對他的關懷和疼愛勝過對自己的孩子。從他小到他上學，結婚生子，犯錯誤，哥哥，特別是嫂子為他操碎了心，他對他們的報答，隻是讓他們以有一個當大學教授的弟弟為榮而已。除此之外，他隻是讓他們為他操不完的心，後來又為他擔驚受怕。現在，哥嫂已是衰朽殘年，他遽然撒手而去，讓他們白發人送黑發人，豈不讓他們痛斷肝腸？你陸伯川於心何忍？但是，哥哥，嫂子，兄弟這回的事兒，特別是保存“惡攻”材料一事，在當下的中國，是頭等大罪，兄弟我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想活也沒法兒活了。無論怎樣也過不去這個坎兒了。兄弟活著，也隻能讓你們為我擔驚受怕了。哥哥嫂子，我想好了，長痛不如短痛，我走了，等於咱陸家少了塊心病，你們就不必再為這不爭氣的，不斷惹事兒的兄弟提心吊膽，操不完的心了。你們的大恩大德，今生不能報答，來世還做你們的兄弟，那時再報答吧。……陸伯川想到女兒陸星兒，心如刀攪，可憐的孩子，你還懷著孕，爸爸要走了，看不到我的外孫了。好孩子，爸爸無能，無用，但是爸爸永遠愛你，李雲舟是個好青年，他出身好，沒有“原罪”，你要依靠他，要帶好自己的孩子。……陸伯川的思緒像六月天的洪水一樣紛亂澎湃，頭疼得似乎要裂開……別再胡想了，下決心吧，兩個看押他的紅衛兵都打盹了。他開始寫遺書。一共寫了四份。頭一份是：“學校黨組織，紅衛兵領導，我承認燒掉日記和書信是錯誤的，是出於‘怕’字，患得患失。但上邊決沒有‘三反’內容。至於那些有問題的報紙，是我個人收集的，陳姝完全不知情。我確實沒有‘惡攻’的想法兒和圖謀，我作為一個愛國的知識分子，是擁護毛主席和共產黨的，對毛主席沒有二心，現在怎麽也說不清了。我隻能以死明誌了。陸伯川   即日”。第二份是：“陳姝，對不起，請原諒我不辭而別。今生今世得到你的愛是我人生的亮點和成功點。我撇下你走了，留下你一個人踽齲獨行，我不忍心，也為之痛恨自已。但是確實身臨絕境，除了走這條路，別無他途了。我活著，也隻能給你惹禍添災。忘掉我，為了陸星兒，還有我們的外孫，好好活下去。拜托了。至請至囑。伯川即日”。第三份是：“兄嫂，兄弟走了，不能孝敬你們了。大恩大德，來生再報。告訴國棟，叔到死也想著他。弟伯川敬上   即日”。第四份是：“星兒，爸爸走了。記著，為了媽媽，為了雲舟和即將出生的孩子一定要堅強、樂觀地活著。你們是新社會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人，一定要聽黨和毛主席的話，好好為人民服務，接受爸爸的教訓，別犯錯誤。外孫上學的時候，記著把我上大學時學校獎給的派克金筆送給他，讓他知道有我這個外公。爸爸至囑。即日”。遺書寫完了，陸伯川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他站起來，拿毛巾擦擦眼淚，又把遺書看了一遍，把四封遺書羅在一起，放在《毛澤東選集》旁邊一遝稿紙上麵，把鋼筆帽兒套上，放好。他站起來，看看屋裏兩個紅衛兵，高個兒斜著身子，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矮個兒坐在椅子上，頭斜靠在椅背上，也睡著了，從嘴角兒流出的口水把汗衫打濕了一片，這些學生，這些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分子現在已經是“職業革命者”了。現在正值暑假，但他們不回家，仍在學校裏堅持沒白沒黑的“戰鬥”，鬧革命鬧得昏天暗地，他們都很忙，也很累。讓他們睡吧，睡得越沉越好，明天還有革命任務在等著他們。他們睡著了，正好給了陸伯川“從容”地告別人世的機會。這裏畢竟不是公安的牢房,學生也不是獄警,即使陸伯川自殺身亡了,看管他的學生也不過被批評幾句,當不會受什麽處分,文化大革命開始這幾個月來,死的人多了去了,多死一個陸伯川,還不是小事一樁?在無產階級革命派眼裏,不過少了一個“牛鬼蛇神”而已，死了何足惜？親人為之痛苦，表麵上也要對此 表示遣責，以表示自已與死者“劃清界線”。除此之外，無論在本單位還是在社會上都不會引起什麽軒然大波。按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這是無產階級專政，當代“焚書坑儒”的文中應有之義，本不值得大驚小怪，凡對此持異議者，都不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者。而自殺的人多起來，世人也就習以為常，見怪不怪了。在充斥著悲慘、酷烈的社會裏，人的感覺會變得遲頓，甚至麻木，就像人在冰天雪地裏待久了，會習慣了寒冷，又像人居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更像戰場上的將士麵對死屍成山，血流成河，都會漠然以對一樣。毛主席提倡革命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者死都不算回事，何況死的是反革命，“黑幫”，“三反分子”呢？這些人本來就被無產階級革命者視為不值一錢的“灰塵”、“垃圾”。……陸伯川站起來，穿上襯衣，扣好每個扣子，又下意識地捋捋蓬亂的頭發，摸摸胡子拉楂的下巴，雖然帶了刮胡子的刀具，但是擔心弄出動靜兒把紅衛兵驚醒，算了，不刮胡子了。又拿毛巾擦一把臉，走到窗前。禁閉室設在四樓，天熱，窗子白天晚上都大開著，窗外高大挺拔的白楊樹，肥厚的葉子在月光下閃著亮，被風吹得颯颯響，遠處有一兩盞路燈沒精打采地閃著昏黃的光，文革幾個月來，校園裏的路燈—聽說連馬路上的街燈—被調皮孩子用彈弓打壞了很多，這些孩子也許認為這也是“革命”，……今天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陰曆七月十五，再過一個月，就是中秋節了，今年這個中秋節，陸家人更加七零八落，殘缺不全了。不但少了國棟和一蘭，他陸伯川也要缺席了（即使他仍然苟且地活著，也不會被允許走出學校大門）。陸家人永遠不會再“團圓”了。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圓，天像水洗過一樣，沒丁點兒雲片兒，藍得發黑，月亮偏西不少了—他怕挨打，沒戴手表—已經是後半夜了。校園裏出奇的安靜。無論革命者還是被革命者都沒了聲息，革命者在養精蓄銳，被革命者也許在輾轉反側，獨自撫摸身上的傷痕，也許在短暫的睡眠中做著惡夢。激越的戰歌，昂揚的口號，厲聲的叱罵，“乒乓”的武打，黯啞的哭泣，絕望的哀號，……都消失了，似乎統統消融在這美得讓人心顫的夜色之中了。曆經苦難的中國大地上，已經快二十年不見硝煙和戰火了，如果沒有一場又一場和平年代裏“與人奮鬥”的“運動”，該有多好。但那隻能是“沒落階級”的可悲可憐可歎的幻夢，因為“樹欲靜而風不止”，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不鬥是萬萬不可能的。……陸伯川在這個大學裏讀書，教書好多年了，他在這裏經曆過人生最美好的歲月，他留戀這裏的一切，他不忍邃然離去，他想再看看這親愛的，他熟悉的校園。他抬頭遠望教職工宿舍區，樓房和樹木擋著，他看不見自家住的樓房，不知道此刻陳姝是睡著還是醒著……陳姝，親愛的，實在對不起，我要走了。你還記得人常說的一句話嗎？“男怕幹錯行，女怕嫁錯郎”，我是幹錯了行，如果幹理工，也許會好些，你是又幹錯了行（不應該沾思想的邊兒），又嫁錯了郎……沒辦法兒了，我們被人逼到懸崖邊兒裏了，我隻好這樣脫身了。……讓我們在天堂再見吧，我在那裏等你。在慈悲的上帝那裏，我們的罪會得到寬恕……他扭頭朝向西南祥雲裏那個方向，哥，嫂子，兄弟走了。你們無論如何要保重身體。……他又朝東南望去，女兒的工作單位和宿舍就在那邊複興路上，星兒，我的寶貝女兒 ……猛然，他聽見樓道裏有腳步聲，糟糕，也許是作戰部有人來查崗了，讓他們發現了，想死也死不成了，“自殺未遂”，罪加一等，那就更苦了。算了，不再猶豫，當斷則斷，他猛一使勁，竄上窗台，頭朝下，栽了下去，夜風掀起他薄薄的襯衫，像張開的傘，不過幾秒鍾，他這個“自由落體”就重重地摔到樓前水泥地上，發出“撲通”一下重濁的響聲，像從樓上扔下來一條裝滿米糧的口袋似的。剛才陸伯川聽到的腳步聲不過是有個睡眼惺忪的人去衛生間，衝水的聲音蓋過了陸伯川落地的響聲。響聲消失了，辦公樓，整個校園重又歸於沉寂，兩個看管陸伯川的青年學子正在“黑甜鄉”裏遨遊，他們不知道，他們看管的“人犯”陸伯川的軀體頹然橫臥在樓前，而他的靈魂已然在另一個世界飄然遠去了。

天色微明，睡在椅子上的矮個紅衛兵坐偏了，椅子差一點歪倒，他醒了，擦擦眼睛，見桌子前和床上都沒有陸伯川，他慌忙跑到衛生間，也沒見到人，回房間把高個兒紅衛兵叫醒，兩人從窗口探頭朝下看，發現摟前窗下有一長坨花白的東西，像一個人，撒腿跑下樓去看，見是陸伯川臉朝下歪斜著趴在水泥地上，扳過他身子來，頭，臉都摔破了，滿是血跡，地下也流了一灘血，身體已經僵直，涼透了。高個兒紅衛兵在樓下守著，矮個兒慌忙上摟喊醒齊小兵向他報告，齊部長擦著布滿血絲的睡眼，跟著矮個兒紅衛兵到樓下去看，責備說：“你們兩人是幹什麽吃的？”抬腳踢一下陸伯川的屍體，罵道：“這個死硬家夥。”齊部長離開陸伯川的屍體，下意識地跺跺腳，像是跺掉被屍體沾上的晦氣似的，下命令讓矮個兒紅衛兵去喊陳姝，讓高個兒紅衛兵去總務處找值班人員要汽車，送遺體去火化場。他匆忙上樓召集紅衛兵頭目開會，商定應對陸伯川“畏罪自殺”的戰鬥方案。

剛剛過去的這一晚，陳姝一直十分難受，心裏焦燥不安。快天明時，迷睏了一會兒，做了一個夢，在夢裏，陸伯川蓬頭垢麵，還滿是血跡，離她老遠，哀聲說：“陳姝，對不起，我走了，……再見……”陳姝急得要命，撒腿攆他，卻怎麽也趕不上，轉眼間就沒了蹤影。陳姝驚醒了，心還在“嘭嘭”地狂跳，想這是做的什麽夢，怎麽會做這樣的夢，看看外麵，天色已明，就要起床，聽見有人敲門，慌忙起來，開了門，一個高個兒紅衛兵男生對她說：“陸伯川出事兒了，在辦公樓前邊，齊部長讓你去看看。”陳姝覺得頭腦子“嗡”地一聲，想暈倒，但強忍著，急咧咧地問：“那天你們帶走他，人好好的，才過了這麽幾天，他怎麽就出事了？他怎麽了？”高個兒紅衛兵不耐煩地說：“別問了，快走吧，去看了就知道了。”陳姝知道這下全完了，腿一軟，倒在樓梯上，哭了起來，一個從樓上下來的女老師問：“陳老師，怎麽了？”陳姝說：“老陸出事了。”那女老師架了陳姝，跟著那個男生來到辦公樓前，老遠看見不少人圍在那裏，他們走過去，高個兒紅衛兵把人掰拉開，陳姝一步竄上去，見陸伯川躺在地上，跟她在夢裏見到的一模一樣，蓬頭垢麵，頭上臉上沾滿血跡，她瘋了一樣撲到陸伯川屍體前，捧起他的頭，晃動著他，聲嘶力竭地哭喊著：“伯川，伯川，你醒醒，你不能就這樣走了。……”過了好一會兒，學校的一輛嘎斯牌卡車開來了，齊小兵聞聲帶著一幫紅衛兵下樓來，命令幾個男生把陸伯川的屍體往車上抬，陳姝摟抱著屍體不放手，哭喊道：“齊部長，陸伯川好好一個大活人跟著你來的，過了這幾天人就死了，你總得給個說法兒吧。”齊小兵說：“陳姝，你這個女右派，現行反革命，陸伯川的罪行也有你一份兒。怎麽，你還想鬧事嗎？告訴你，陸伯川是犯有‘惡攻’罪的現行反革命，他拒不認罪，頑固對抗，畏罪自殺了，你還想要什麽說法兒？難道你還要讓紅衛兵小將對他的死承擔責任嗎？”陳姝語塞了，但仍抱著陸伯川的屍體不放，哭著說：“不管他犯了多大罪，他人已經死了，總得給他洗洗臉，換件幹淨衣裳，送他上路吧？”開卡車的司機李師傅說：“這個要求不過份，應該答應。”圍著看的人也七嘴八舌地附和，齊小兵看看眾人，說：“那好，陳姝，我們對階級敵人實行革命人道主義，我批準你回家去拿陸伯川的衣服和洗臉用的東西。二十分鍾後開車去火化場。”剛才陪陳姝來的女老師陪陳姝回家拿來了東西，幾個紅衛兵像抬死豬一樣架著陸伯川的屍體扔到車箱裏，開車的李師傅說：“你們不能輕點兒?他人已經死,了，還有這麽大氣？你們這些孩子，不懂得‘死者為大’？”幾個紅衛兵知道李師傅是轉業軍人，而且是共產黨員，雖然很煩惡他說的話，但忍著沒和他理論。齊小兵對看押陸伯川的兩個紅衛兵說：“陸伯川讓你們兩個給看死了，你們就負責到底吧，送他去火化。骨灰不準帶回學校。”一高一矮兩個紅衛兵很不情願地應了這差事，轉身往汽車駕駛室裏坐，李師傅說：“你們兩個搶著坐駕駛室，讓陳老師坐哪裏？”陳姝說：“讓他們坐吧，我上去陪著伯川。”李師博和那女老師幫陳姝爬上了車廂，李師傅打上了車箱板，說：“陳老師，咱們走了。”嘎斯車“嗚”地一聲開跑了。樓前樓後，整個校園裏，接受了命令的紅衛兵們已經開始了“消毒”的戰鬥。先是貼出了“極右分子，現行反革命分子陸伯川頑固對抗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敬愛的江青同誌，畏罪自殺，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遺臭萬年！”“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大字標語，上午十點來鍾，紅衛兵作戰部就推出了揭批陸伯川罪行的大字報專欄，同時印出了傳單。齊小兵還下令，派幾個紅衛兵分隊上街張貼大字標語，散發傳單，一定要把陸伯川搞臭，消除惡劣影響。有一撥兒紅衛兵把大字標語貼到了市立醫院院內，還在市立醫院散發了傳單，他們知道陸伯川的女兒陸星兒在這個醫院上班，因而是故意為之，這是齊小兵部長製定的戰鬥方案中做了安排的，紅衛兵們是照戰鬥命令行事。在打倒、搞臭“黑幫”、“牛鬼蛇神”的同時，讓他們的親人受到傷害，也是這些革命小將的鬥爭目標。文化大革命中，這種對於自殺者的批判和聲討的大字報和大標語遍布城鄉各地，是運動期間的經常“戲碼兒”，一種特殊“景觀”。流風所及，有的地方，甚至把死者的遺體抬到會場，進行批鬥。這樣做的目的在於，彰顯運動主導者的“徹底革命精神”，宣示其至高無上的“正義性”，表達其與鬥爭對象不共戴天，水火不容，誓不兩立，鬥爭到底的堅定決心，和對階級敵人決不施“仁政”，決不憐憫的決絕態度。這是一種現代版的，政治上的“鞭屍”，向死者的親屬和潛在的同情者施壓，並威懾正在被審查和批鬥的運動對象，告訴他們，死是嚇不倒運動的主導者的，即使屍橫遍野，正在進行中的運動也不會因此而卻步，是一定要“進行到底”的。同時，這種輿論攻勢，使滴血，灑淚，慘痛的悲劇變成了運動“成果”的炫耀和張揚，對運動的骨幹分子、積極分子是一種鼓舞，告訴他們，麵對運動對象以死相威脅，要不為所動，該怎麽搞還怎麽搞，而且要變本加厲。……聲討死者陸伯川的大標語貼到了市立醫院門診樓的外牆上，匆匆趕來上班的大肚子大夫陸星兒卻視而不見，渾然不知，她懷孕六、七個月了，因為街上太亂，公交車上人太擠，而且運動期間司乘人員的服務態度更差了，常常急煞車，很危險，陸星兒雖然十分掛念爸媽，但她還是聽爸媽的話，沒再跑去看他們。她隻是盼著國筠姐來看她，給她說說爸媽的情況。上周末，國筠姐說爸媽他們犯錯誤是過去的事了，這次運動中被衝擊不過是捎帶的事，不會有什麽大事，她聽了，心寬了不少。這幾天，她飯也能吃得下，覺也睡得著了。對於他們這種人家來說，不出事兒就是萬幸，甚至就是幸福。陸星兒從小就是個很簡單，腦子裏不裝很多事兒的人。李雲舟沒在家，他們那個小家兒，出來進去就她一個人，她天天挺著大肚子上班，下了班就從夥房買點飯，回家吃飯，休息，再上班。她哪裏也不去。昨天在班上聽來就診的病人說紅衛兵抄家，“黑幫”帶高帽子遊街，有人自殺那些事，她的心一下子猛跳起來，爸媽頭些日子隻是被點名批判，叫做“揪出來了”，讓他們在學校裏勞動，不知道會不會被抄家，如果抄家，會不會抄出什麽犯忌的東西，會不會被弄去遊街，會不會……昨天晚上，她失眠了，肚子裏的孩子也不老實，在深夜裏，一個人在小房裏，黑暗中一切變得十分恐怖，她忍著心跳，蜷縮著躺在床上，眼前老有爸媽的身影若隱若現，……好歹盼到天亮，她起了床，洗刷收拾完，去夥房買飯來吃了，歇息了一會兒，就去門診樓上班。她扶著樓梯扶手爬上三樓，到了診室，打起精神，看了幾個病號，見門口的護士小扈看她的眼神有點異樣，陸星兒問：“小扈，怎麽了？有事嗎？”小扈先不叫病號，自己進屋來，關上房門，眼圈兒紅了，淚珠兒在眼裏滾動著，悄悄問：“陸姐，你爸的事，你不知道嗎？”陸星兒一驚，急忙問：“我爸的事？什麽事？他怎麽了？你怎麽知道的？”小扈說：“剛才來了十幾個大學的紅衛兵，把大標語貼到咱院裏了，門診樓前牆上也貼了，你爸他……”陸星兒臉色變得慘白，問：“我爸他怎麽著了？”小扈說：“他……出事兒了。”陸星兒慌了，急忙往外跑，到了樓梯口，她行動不便，又慌裏慌張，在樓梯台階上，一步沒踩穩，頭朝下重重地跌倒了，從樓梯上軲軲輪輪滾了下去，落到了踏步台上，她覺得肚子一陣劇疼，渾身是汗，殷紅的血從下身流出來，流到踏步台上，她昏過去了。追來的小扈急忙喊人來，七手八腳把陸星兒抬到婦產科手術室，她流產了，是個男嬰。小扈兒和本科的女大夫和護士難過得掩麵飲泣。小扈兒懊悔死了，她怨自己賤嘴多舌，給陸姐說這事，造成了這樣的飛來之禍。醫院打電話通知李雲舟趕緊回來，可是李雲舟正在外地山區，通訊、交通都不方便，哪裏能很快回來？陸星兒做完手術，剛住進病房，就掙紮著起來，要去大學看爸爸，科裏小扈和好幾個大夫護士硬按著她，張西江的前妻黃靜大夫聽說了也過來看望陸星兒，陸星兒口喊著“黃姨”，孩子一樣“哇哇”哭，黃靜大夫含著淚說：“陸星兒，事情已經這樣了，人死不能複生。再說，對於有的人來說，死也是一種解脫。像張西江那樣的人，活著還不如死了。這麽好的個男孩兒已經流了，你總不能再搭上命吧，你有個好歹，讓你媽怎麽活？我聽院裏人說，你爸是後半夜出的事，現在應該去火化場了，你上大學也找不著人。反正也見不到你爸爸的麵了，就趕緊好好休息，身體稍稍恢複，有點精神，再去哭你爸一場。那也得注意，一定要節哀。大月份兒流產，比坐月子還厲害。”陸星兒哭泣道：“姨，我哪還顧得上這些啊？”黃靜說：“孩子，死了的就是死了，活著的還得活。不管不顧怎麽行？好孩子，聽話，好好休息。我給你做月子飯，送來你吃。”小扈兒和幾個護士在旁邊擦眼抹淚，紛紛勸她。

嘠斯車拉著陸伯川的遺體奔火化場。陳姝趴在陸伯川冰涼的，開始變硬的身體上嚶嚶地哭泣，車跑得飛快，汽車帶起來的風吹著她的頭發，像一蓬亂草，吹著她單薄的襯衫，像半張著的帆，雖然是盛夏，也出太陽了，但是，現在是早晨，她感到徹骨的寒冷，渾身打顫。這個世界上她唯一可以依傍的男人棄她而去了，她是從心裏往外冷啊。她不顧車廂底板上滿是灰塵，躺下來，緊緊埃著陸伯川的遺體，像兩人在家裏床上躺著似的。她心裏想，不如就這樣和他一起走了算了。……但是，不行啊，他們兩人都死了，撇下懷孕六、七個月的陸星兒怎麽辦？那不是連她的命都要了嗎？他們這個女兒是天下最好的孩子，是伯川的心尖子，為了讓他在“那邊兒”放心，她也得活著陪女兒還有即將出生的外孫。……她聽人說，真到了事兒上，不少女人比男人還撐折騰，還要堅強，她就做個撐折騰的，堅強的女人吧。……汽車開進了火化場，天還早，火化場還沒上班，送死人的汽車、排車，大板車已經排起了長隊，因為除了正常的死亡。還要比平時多出來的因為運動自殺的人，打鬥致死的人，火化場的焚屍爐不堪重負，常出故障，所以這些日子火化場天天排長隊。開車的李師傅是個快五十歲的實在人，停住車，跑到車廂跟前對已經坐了起來的陳姝說：“陳老師，火化要挨號，得排很長時間隊，你先下來歇歇。”陳姝感激地說：“謝謝你，李師傅，我這就下去。”陳姝艱難地下了車，對李師傅說：“李師傅，伯川這樣死法兒，太恨人了，給你們添麻煩了。”李師傅說：“陸老師看著挺透索的人兒，又有學問，是太糊塗了。天大的事沒有過不去的，怎麽能走這一步呢？可是反過來說，人是沒逼到那個地步兒，要不誰也不會這樣。現在就什麽也不說了，連想也不想。”陳姝說：“他已經這樣了，頭上臉上都是血，我得給他洗洗臉，拾掇拾掇，換件幹淨衣裳，讓他有點人模樣兒好上路。要不到了‘那邊兒’，人家上來就不拿他當好人。”陳姝說著就哭了，李師傅說：“陳老師，你別胡思亂想，陸老師到哪都是好人。你說得對，是得給他收拾收拾。”陳姝說：“那好，我去人家找個臉盆，接點水，我有帶的毛巾，香皂。”李師傅說：“人家有臉盆也不會借給—不宜忌，我車上有帶的水桶，還有個放工具的鐵盒子，就用它當盆子用，自力更生。”老李從工具箱裏拿來水桶和一個長方形鐵盒子，到自來水池子把鐵盒刷幹淨，又裝了一桶水提到車跟前，把車廂後擋板打開，扶陳姝上了車，把水桶和鐵盒放到車上，又對兩個站得遠遠的紅衛兵說：“你們兩人也過來，陸伯川已經死了，沒法兒再幹‘反革命’的事了，不用和他‘劃清界線’了。你們在車跟前站著，待會兒給提水。”一高一矮兩個男紅衛兵不吭聲，不情願地走過來，站在車廂旁邊。李師傅也上了車，又十分麻利地打上車後擋板，說：“我來幫你。”陳姝眼裏滿是淚水，說：“李師傅，你下去吧，我自己弄，不幹淨，也忌諱。”老李說：“陸老師昨天還好好兒的，有什麽‘忌諱’？沒事兒。”陳姝用濕毛巾輕輕地擦去陸伯川臉上已經凝固變黑的血跡，又用濕毛巾擦幹淨他的頭發，給他刮了胡子，梳了頭發，老李又幫著把陸伯川架起來，換上幹淨內衣，外邊套上陸伯川生前最中意的一身藏青色毛嗶嘰中山服，陳姝又給他洗了腳，穿上新襪子，新皮鞋。這中間，老李讓車下的紅衛兵給提了兩次水，兩人在自來水池子旁，高個兒對矮個兒說：“咱兩人倒黴，到這沒吃早飯，還得給死鬼黑幫服務。”矮個兒說：“有什麽辦法兒，這姓李的是轉業軍人，還是黨員。”高個兒說：“哼，黨員，我看他是牛鬼蛇神的孝子賢孫。”陳姝由老李幫著，把陸伯川收拾“板正”了，心裏覺得完成了一件天大的事，說：“李師傅，今天多虧了你。讓我怎麽感謝你才好。”說著又落下淚來。老李說：“陳老師，別說這個，有什麽好感謝的？你不是在難處嗎？我還能在一邊幹瞪著眼看著？你和陸老師都是有大學問的人，我是個大老粗兒，可咱們也算是同事。我沒文化，你們犯的是什麽錯誤，我也不懂，可我覺得你們不是壞人。好了，不說了，天太熱了，咱下車等著。”陳姝說：“你快下車吧，把你熱得不輕。我不下去了，在車上陪著伯川。”老李又問：“你不是有個女兒嗎？她還不知道吧？”陳姝說：“她在市立醫院上班，住在那裏，今天的事，哪有人告訴她？”李老說：“回到市裏，我去給她說。”陳姝的眼淚止不住地落，哽咽著說：“謝謝。李師傅，你下車吧。”老李轉身下了車，找地方買了大餅來，遞給陳姝，陳姝說：“我這會兒確實吃不下。”老李也不勉強，回頭走到遠處樹蔭下，對在那坐著的兩個男生說：“小子，餓了吧？快吃點兒飯。”高個兒男生忙不迭接過大餅，狼吞虎咽地吃起來，矮個兒男生不好意思地說：“李師傅，你在哪買的，人家不要糧票兒？”老李說：“我幹這個活兒，身上能不帶糧票兒？別問了，吃你的吧。”三個人在 樹蔭下吃著大餅等著。陳姝在車上，坐在陸伯川屍體旁邊，用手撫摸著他變得沉靜、安祥了的麵容（他是個學者，除非有什麽事情讓他激動了，一般情況下，他就是這樣的麵容），暗暗跟他訴說著沒完沒了的苦情、悲情，她抬頭看一眼前邊排隊的汽車，地排車，她希望長隊朝前走得慢些，讓她跟陸伯川在一起多待點時間，她知道，當嘎斯車排到火化爐車間跟前時，陸伯川就會被那熊熊的爐火吞噬掉，他就會化作一股清煙，幾抔餘灰，他連同他的才情，精神永遠從人世間消失了，今後，在苦難人生的漫漫長路上，再沒人和她結伴同行。……送遺體的車隔一會子往前挪動幾米，快晌午了，天越來越熱，陳姝拿著毛巾在陸伯川臉上揮舞著，驅趕著揮之不去的蒼蠅，突然，她看見哥和嫂子還有嫂子她姐姐的孫子端陽站在車前，嫂子咽聲喊著“伯川，兄弟”，掙紮著往車上爬，陳姝站起來，說：“嫂子，你別往上爬，摔著了不得，你們怎麽來了？”李師傅跑了過來，跟周恒順一起打開車廂後擋板，周恒順抬腿上了車，伸手拽兩位老人，李師傅在下邊托著，陸伯言，程兆菊先後爬上了車，程兆菊一下撲到陸伯川身上，號哭起來，陸伯言趺坐在陸伯川屍體前，握著他的手，涕淚滿麵，順著胡子往下流，周恒順兩眼都是淚水，站在一旁。陳姝問：“恒順，你們怎麽知道的？你多咱來的？”周恒順說：“我奶奶聽說濟南運動挺厲害，讓我來看看，今天上午我來到濟南，還沒到祥雲裏，就看見大標語了，到家給姨奶奶、姨爺爺說了，姨爺爺讓抄家的人打了還沒全好，聽我說完，心髒病又犯了，吃上藥，緩過勁來，兩人非要上大學，我出去喊來一輛三輪，去了大學，到了門口，就聽說上火化場了，我們就趕過來了。怎麽會這樣？真是太慘了。”……直到太陽偏西，下午兩點多了，陸伯川的遺體才排上隊過去火化。當人們抬著遺體往焚屍爐送的時候，陳姝發瘋一般抓緊了陸伯川的胳膊，跟著往爐前衝，周恒順和李師傅兩個人破死命地拽住她，好歹把她拽開，拖到一邊，程兆菊蜷伏在焚化爐旁水泥地上哭得上氣不接下氣，陸伯言一直蹙緊眉頭，緊閉雙唇，眼裏含著淚，堅持在爐旁站著，等著，……燒完了，周恒順買來了骨灰盒，陳姝和程兆菊跪伏在爐前，哭泣著把骨灰裝到盒裏，陳姝把骨灰盒緊緊地抱在懷裏，像懷抱著親人，怕被人抓走似的。他們來到焚化車間外邊，兩個紅衛兵走過來，說：“陳姝，我們告訴你，齊部長有安排，骨灰要暫存到火化場裏，不準帶回學校，其他那些自殺的都是這樣做的。不能讓他們的亡靈繼續在學校裏作祟，也不允許在學校裏—包括個人的宿舍—舉辦任何悼念活動，對他們隻能繼續批判，肅清流毒。聽明白了嗎？你們家去個人，拿著骨灰盒，和我們一起去辦理骨灰暫存手續。這是要交費的。如果今天沒帶錢來，可以先打個欠條，以後來交上。”程兆菊歪歪倒倒地走過來，說：“你們這兩位紅衛兵領導，死的是俺兄弟，俺家在祥雲裏。你們不讓他回自己家，讓他回哥哥嫂子的家，別把他跟沒人收留的似的，扔在這裏，行不？求你了。”又對陳姝說：“妹妹，把骨灰給我，我帶俺兄弟回老家。”高個兒紅衛兵看矮個兒紅衛兵一眼，矮個兒紅衛兵點點頭，高個兒紅衛兵說：“那就對你們破這一回例。”程兆菊接過骨灰盒，緊緊地抱在懷裏，說：“兄弟，跟哥哥和嫂子回家，嫂子天天守著你，再不怕別人欺負了。”李師傅和周恒順把陸家人扶上汽車，周恒順也上了車。李師傅和兩個紅衛兵坐進了駕駛室。開車了，走得很慢，陳姝知道這是李師傅怕顛著他們，也是不忍驚擾死者的靈魂。汽車開到大學門口，高個兒紅衛兵跳下車來，對車上喊：“你們下車找三輪車回家吧，我們回學校了。”老李把眼一瞪，說：“他們抱著骨灰，哪有三輪兒肯拉他們？你們倆回學校吧，我把他們送回家。”高個兒紅衛兵還想爭辯，老李說：“你少囉嗦，出了事我負責。”兩個紅衛兵憤憤地下車回了學校，老李把陸家人送到家。陸家人對李師傅千恩萬謝，陸伯言說：“李師傅，我們永遠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老李說：“老先生言重了。我跟你說，我是共產黨員，轉業軍人，我熱愛毛主席，擁護文化大革命，可是，毛主席沒讓他們這樣作踐人啊。算了，不說了。我得抓緊回學校了，還不知兩個小子說什麽哩。”說完開車走了。站在一旁的周恒順想：毛主席沒讓這些人作踐人，可是，運動還是得讓這些作踐人的人搞啊。

陸家在自家屋裏為陸伯川設了靈堂，他們不敢通知更多的親友。李師傅當天下午就去市立醫院通知了陸星兒。李雲舟趕回來了，陸星兒不顧大家勸阻，和李雲舟一起來到祥雲裏。媽媽和大娘看見消瘦，憔悴，腰身變細了的陸星兒，不用問就知道閨女遭大難了，娘三個相擁著哭成了一團。周恒順跑去找國筠表姑送了信兒，表姑，周恒剛和亮亮都來了，周橋在機關值班，得抽空再來，明明仍然不肯來。程兆菊沒再問國筠，她和老頭子都明白，明明這是真的要和他們這些“黑幫”分子一刀兩斷，劃清界線了。周繼香捎信兒讓洪秀、洪全都來了。陸家信基督教，不燒香燒紙，隻在陸伯川骨灰前點了臘燭，家人，來的親友在陸伯川遺像前默哀，鞠躬，大家靜靜地守在那裏，默默地追思這位陸家有學問、重道德的好人，祝願他的靈魂早升天界。……

周恒順幫姑姑做飯的時候，姑姑給他說，牟洪雲頭個把月來看過她，她也是紅衛兵，還是個頭頭，說是管宣傳，主要是寫文章，從那沒再來，可能是太忙了。周恒順想像不出牟洪雲當紅衛兵是個什麽樣子，但他堅信牟洪雲不會做“壞事”。晚飯後，周恒剛回部隊報社，周恒順送他去公交車站，周恒剛說：“看樣子，毛主席對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不滿意，想用群眾運動加以衝擊，揭露陰暗麵，目的是保持革命隊伍的純潔性，革命性，人民性。但現在的搞法兒問題不小，以後會怎樣發展，很難說。你在農村，安全多了。”周恒順說：“我無所謂。一個社員，腳夫，沒什麽可以失掉的。你們報社怎樣？”周恒剛說：“報社也有人開始貼大字報了，有的大字報讓人看了莫名其妙。我看文化大革命有淪為派係爭權奪利的可能，我一直沒參與。放心，我不會成為反革命的。”周恒順笑了：“那當然，你要成了反革命，那大家都會成反革命。那真像毛主席說的，反革命複辟了。”周恒剛說：“你這幾句話，快成繞口令了。”

三姨奶奶家接連出災難，來探親的周恒順在濟南多待了好幾天。臨走的前一天，張西江的前妻黃靜大夫來祥雲裏陸家吊唁陸伯川，讓陳姝和陸家人十分感動。黃靜說，張西江這人太不道德了，不但反右的時候，他揭發同事，揭發自己的學生，她還聽說，這回陸伯川夫婦燒東西，也是他發現後找紅衛兵告的狀，原先紅衛兵並沒打算抄陸伯川的家，張西江告了狀，才臨時決定抄了他的家，抄出了大事。舊報紙上那些有問題的文章，也是他扒翻著找出來向齊小兵報告的。陳姝和陸家人這才恍然大悟。黃靜沉痛地說：“我畢竟曾是張西江的妻子，他這樣搞，我也覺得很對不起你們。”陳姝說：“黃大夫，你可別這樣說。這和你沒丁點兒關係。咱們一直是好姐妹，陸星兒在單位一直得到你的關照。”黃靜說：“你們還不知道，張西江作惡作到頭兒了。”陳姝問：“怎麽了？”黃靜說：“這回從你們家抄出來那些舊報紙，亂子鬧大了，齊小兵他們以為是向江青表忠心，立功討賞呢，結果弄巧成拙，張西江還有看過那幾份‘惡攻’材料的齊小兵都被秘密逮撲了。據說是省裏報告了中央文革，中央文革下命令抓的。”黃靜還說，聽大學的人說，上邊認為其他人—包括陳姝在內—沒接觸過那些材料，就不再追究了。黃靜說：“張西江遭報應了，不能再害人了。”周恒順心裏想，因為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幾張舊報紙，居然會讓這麽多人身陷牢獄之災，還死了人。這是多麽荒誕的政治“鬧劇”。周恒順臨走的時候，姨爺爺姨奶奶因為紅衛兵沒再找陳姝的事，心裏好受了些。但又聽人說，下邊縣裏也都鬧得很凶，他們特別為遠在崮山的小女兒國群擔心，她也是一九五七年打過右派的，不知道這次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