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陸國棟去大西北勞改農場服刑快二年了。臨走的時候,邵一蘭、陸國筠和周橋一起去勞教所看他。他叮囑道:“爸媽年紀大了,全靠你們了。一蘭替我盡孝,還要帶亮亮;妹夫,妹妹請多關心國群,她太難了。我去的地方路途遙遠,你們—包括一蘭都不要千裏迢迢跑去看我。我會經常來信。”到了勞改農場後,他來的第一封信說被分在農場衛生室,給管教人員和犯人看病,生活也還行,他身體也好。爸媽,一蘭和大家都感到寬慰。來信的地址是勞改農揚的信箱號數,陸國棟一直不肯告訴實際地址。時日既久,邵一蘭對他的思念和掛念越來越強烈。書信可托,音容難晤,但又沒有辦法兒。近半年來,陸國棟來信中反複提出離婚,並說他祈願邵一蘭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這讓邵一蘭困惑也倍感痛苦。因為每次來信都是兩頁紙,分別寫給爸媽和一蘭,一蘭沒把陸國棟提出離婚的事告訴別人。他的信寫得很短,每次都是幹巴巴幾句話,請安問好,他個人的情況,廖廖數語,像大夫的病曆記錄一樣簡潔。這也難怪,因為他是“犯人”,犯人向外發信是要經過監管人員檢查的,信的內容自然不能帶感情色彩。憂憤沉鬱之情隻能隱藏在字句之外,如聽樂曲之弦外之音。他總是把信寄到德惠醫院(大概是為了避免或緩衝來信對爸媽的刺激),邵一蘭已經形成了習慣,每天上班,一定要從院部行政處走廊上“私人信件領取處”經過,她像初戀的小姑娘盼望情書一樣,盼望和搜尋著陸國棟的來信,心裏還忐忑不安。這半年來,邵一蘭天天盼著他的信,但又害怕看到他的信,每次拆開他的信時,她都覺得驚懼,惶恐,像信裏頭包著火,或者有炸彈似的。十幾天前,邵一蘭又收到他一封信,這封信更讓她震驚和焦慮。信上赫然寫道:“一蘭,隨信寄去‘離婚協議書’和勞改農場出具的‘離婚介紹信’,請你收信後,抓緊到有關部門辦理離婚手續。真誠地希望你盡快開始新的生活,請不要再掛慮我,我會把握好自己。切切。”在給爸媽的信上,除了幾句例常的話之外,也綴了一句:“為了一蘭和亮亮,我已決定和一蘭離婚。離婚是我提出並反複要求的。請爸媽理解並支持。”邵一蘭在從院部往病房走的路上就看了信,她覺得自己要癱了。她不隻是難過,而且恐懼。她深知陸國棟的性格和他們之間的感情,他之所以這樣做,也許是下決心孤注一擲,要采取某種行動,怕自己的行動會對她和孩子造成更大影響和傷害,所以急不可侍地和她先行了斷。他甚至要以死相拚。她必須抓緊去看他,製止他的胡思亂想,阻止他有可能采取的沒有任何結果徒致傷害的行動。邵一蘭下了決心抓緊去大西北看他,即使遠在天邊,即使是刀山火海,也一定要去。
邵一蘭的猜測是對的。知夫莫如妻。陸國棟真的要采取一個新的行動,他要和邵一蘭離婚,去掉“後顧之憂”,以便“輕裝上陣”。這自然是十分可笑的,愚蠢的,但以他的處境,“困獸猶鬥”,他有這種怪念頭,也在情理中。陸國棟是因為在勞教中拒不認罪,堅持申訴被重判徒刑的。來到勞改農場後,監管當局安排他進了衛生室,一位隊長跟他談話,希望他轉變立場,認罪服判,珍惜政府對他的照顧。但他卻表示,感謝政府照顧,但他是冤枉的,從鎮反中對他審查開始直到此次判刑,每一步他都是冤枉的,所以他沒有什麽“立場”可以轉變,還要繼續申訴。很快他就開始了新的一輪申訴。隊長說:“你敬酒不吃吃罰酒,有你好果子吃。”果然,不但申訴信送上去以後,像往常一樣如石沉大海,而且他很快就被從衛生室調到了全農場最苦,最累,最髒的,主要由一些窮凶極惡的慣偷、劫匪、黑道人物、強奸犯組成的積肥隊。陸國群和這些人在一起,天然地歸不上幫兒,成了他們嘲笑,戲耍,開涮,尋開心的對象,他們以汙辱,欺淩,作弄這位高級大夫為樂事,陸國棟每天處在驚恐之中,向管教人員反映往往招致更嚴重的羞辱和折磨,他隻好迭擇逆來順受,忍氣吞聲。這種常人難以想像的比地獄還可怕的非人處境,更加激起他申訴的決心,而每一次申訴都會激怒管教人員,陸國棟成了抗拒改造的典型,積肥隊的那夥人更加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地把陸國棟當出氣筒和發泄暴戾、奸邪之氣的對象。在大田勞動的一位大學教授有一次在廁所裏碰見他,看看周圍沒人,對他說:“陸國棟,你是個明白人,別申訴了。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是冤屈的嗎?申訴是沒有用的—連看都不會有人看。”陸國棟說:“我也知道申訴沒用,但是總覺得憋得慌,憋急了就又寫開了申訴,而且每次都覺得自已寫的很有說服力。”教授說:“你陷入了一種偏執,自已給自已搞了一個轉不出去的圈子。這樣下去,你會毀到這上邊。你好好想想吧。”陸國棟聽了教授的話,覺得自己確實陷進了申訴—處罰—再申訴—加重處罰的惡性循環,他想起了毛主席說階級敵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名言,覺得好像就是說的他,他像被扔進了一個萬劫不複的深淵,每一次掙紮,往上爬的努力都讓自己陷得更深。他有時也勸自己“認了吧”,但很快又覺得自己太冤,太苦,挨得太荒唐,太莫名其妙,再申訴的念頭兒又死灰複燃,這種時候,他總在幻想,說不定那一天上級機關某個領導發現並且認真地看了他的申訴,寫個“請有關部門予以複查”的批示,他就有了出頭之日了。他想,人常說“蒼天不負苦心人”,我總不能就這樣聽之任之,坐以待斃吧。他來到勞改農場不久,大饑荒降臨到全國的每個角落,犯人和管教的糧油定量越來越少,質量越來越差,粗劣的飯食,每頓吃四、五成飽兒,犯人家中寄來的食品往往被管教拆開吃去大半,不少犯人長了水腫病,還被迫堅持出工,常常有人餓死,病死,有不少人的病是餓出來的,而有病的人因為饑餓而抵抗力降低,病情加重,加快了死亡。人死了,用草席一卷拉出去胡亂埋掉。陸國棟常常正吃著飯,被同隊的犯人搶走,一邊說:“你他媽知識分子飯量小,吃不了,老子替你完成。”家裏寄來的已經被管教人員“扒過皮兒”的食品更是被他們搶奪一空,還自稱是“劫富濟貧”,是“打土豪”,“鬥地主”,或者是“共產主義”。陸國棟體質越來越差,瘦得皮包骨頭,近一米八的大個子,體重隻有不到一百斤。夜靜更深,他撫摸著自己一條條硌手的肋條,覺得這樣下去,非死在這裏不可。他回想自已從小恭謹,本分,隻知讀書,不慕虛榮,長大後潛心醫術,以懸壺濟世,治病救人為終生職誌,解放前,對腐敗,無能的國民黨當權者從未攀附,拒絕和嶽父母一家同去台灣,新中國成立後,努力改造思想,精心鑽研醫術,視患者如親人,為什麽僅憑敵偽檔案上一張國民黨員登記表上莫名其妙的記錄,沒有靠得住的旁證,就被作為曆史反革命審查?既然沒有定案,隻是“事出有因”,當事人寫申訴,為自已討清白,竟成了攻擊“鎮反運動”?既未定案,談何“翻案”?而且還據此定為“極右分子”,還連帶著把幾個無辜青年打成“右派”,“反革命小集團”?遭勞教後,竟又因堅持申訴而被判刑!按常理,任何人,即使是犯了罪的人都有為自己申訴的權利,因為申訴而被處罰於法何據?這樣對待一個學有專長的醫生,把他和他的家人置於死地,對社會,對人民何益?難道陸國棟和他的青年同事會成為對人民政權的威脅?這豈不是背離常情,常識,荒謬至極嗎?陸國棟天天這樣苦思冥想,越想越覺得冤屈,覺得自已申訴有理有據。無論遭受多少磨難,他還是要申訴,再申訴,申訴到底。但是,現實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訴給他帶來的卻是更嚴厲的懲罰。他擔心自已這樣“對抗”下去,也許會使自己蹈於死地。而身體狀況的惡化,讓他覺得也許自己來日無多,更要抓緊申訴,如果不幸瘐死獄中,將會沉冤永世,靈魂—作為曾經的基督徒,在內心深處,陸國棟相信靈魂永存—也永遠不得安寧。為了減輕自己對妻子和兒子的影響,他決意和邵一蘭離婚,並且希望她在離婚後帶著孩子另適他人,但是他的提議,無一例外地遭到了邵一蘭的嚴詞拒絕。最近,他醞釀了一個新的“計劃”,他用管教發給寫認罪材料的白紙,偷偷地寫好了一封自認為更加言簡意賅,也更有說服力的申訴書,他打算不再把申訴信交給監管人員,而是準備等公安部或省公安廳領導來監獄視察時,冒死闖過去把申訴書直接交給領導或領導身邊的人。他希望在采取這個行動之前,能和邵一蘭辦妥離婚手續。他寫好了“離婚協議書”,並且請隊長幫助開出了“離婚介紹信”。隊長倒很痛快,很快就把“介紹信”開來了,在交給陸國棟時,還不懷好意地笑著說:“這就對了,何必臨死拉個墊背的,讓老婆子年紀輕輕的守活寡,白閑著,幹巴著呢。”陸國棟把“離婚協議書”和“離婚介紹信”一並寄了出去,已經二十多天了,還沒收到回信,他想,也許一蘭終於想通了,但願一蘭現實一些,按他的要求做了,那他無論采取什麽行動,就了無掛礙了。至於年老體衰的父母,隻能靠妹妹和妹夫照應,他這個兒子本來就不能指望了。想到這些,他的心像被手術刀撕裂開一樣疼。發走這封信之後,陸國棟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麵,他盼一蘭能按他的要求把離婚的事辦了;另一方麵,發出信的日子越長,他越害怕一蘭回信真地寄來了離婚證,那他就把於他最寶貴的東西徹底失掉了,他就失去了活在世上的理由了。他覺得自己好像孤懸在深不見底的懸崖邊上,一蘭和孩子是他僅有的支撐點,一旦沒有了這個支撐點,他就會跌落進無底的深淵。這天下午,積肥隊正在飼養室裏往從倒糞。天越來越熱了,飼養室裏的爛泥一樣的牲畜糞便足有一尺深,臭味和氨氣嗆得人喘不開氣,薰得人睜不開眼,陸國棟這幾天思想壓力大,肚子餓得“咕咕”叫,但又吃不下不堪入口的牢飯,胃裏泛酸,疼痛,讓臭氣薰得不住幹噦,隊裏的幾個壞家夥笑他“嬌氣”,有的說他是“吃飽了撐的”,有的說他是“餓得太輕”。半過晌午,隊長轉過來了,咋咋唬唬地問:“陸國棟,怎麽樣,回信了嗎?”陸國棟說:“還沒有。”隊長說:“沉住氣,快來信了。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臨各自飛。你老婆不是傻子,死守著圖什麽?”隊長又問:“你老婆是幹什麽的?”陸國棟心裏煩惡,但又不得不說:“當護士。”隊長陰陽怪氣地說:“噢?穿白大褂兒的?不簡單啊。長得一定很漂亮,憑你這大大夫,找的媳婦還能次了?肯定很漂亮,是吧?”陸國棟應道:“還行吧。”隊長說:“放著天堂的日子不過,跟共產黨作對,完蛋了吧?媳婦兒也跟著倒黴。可惜了。你判了十五年,表現不好,二十年也是它。咱這裏延長刑期的多得很。有的期滿了,原地不接收,還得留在這裏幹。趕緊讓你老婆脫身,也好再打發家子人家,你呀,就打譜兒在這裏耗下去吧。”隊長的話一句句都像鋼針一樣,刺著陸國棟的心,讓他的心滴血,火燒火燎般疼,但他強忍著不吱一聲,他早已察覺出,讓犯人痛苦,絕望,“欣賞”犯人的痛苦,絕望,是不少管教人員在單調,乏味的生活裏一種精神上的需要,這已經成為他們的一種習慣。陸國棟低下頭來,吃力地用鐵鍁往外撕扯那些糾結成一團的牲口糞,每弄一下,他都在喘粗氣,心也在“撲騰撲騰”跳,但他仍咬牙堅持著,他不能倒下,這種時候,如果病倒了,可能就起不來了。……
邵一蘭收到陸國棟的來信後,決心去勞改農場看他,但又不知道那農揚的具體地址。某省某號信箱,讓她到哪裏去找?她愁壞了。她想先不告訴爸媽,找不到地址她就去不成,何必讓他們早早地擔心,著急呢?她把信揣在身上,沒讓爸媽知道。她裝作一切如常的樣子,回家來,照常和爸媽一起吃飯,飯後陪他們說一陣話,才回自己房間。亮亮做完作業,睡下了,她也躺下,但怎麽也睡不著。她不知道陸國棟究竟要弄什麽事。她想,她這次去看他,不但要讓他打消離婚的念頭,還要讓他丟掉通過申訴解決問題的幻想。她想起國棟服刑前,她和國筠,周橋準備去勞教所看他,行前頭天晚上,伯川叔叔喝了幾杯灑,十分激動,說的那番話。從叔叔打成右派以後,他說話謹慎多了,但那天晚上,可能是因為國棟被判了那麽重的刑,他太難過了,先是痛哭流涕,後來又說了一大通話。他讓他們三個人交待國棟,無論如何,不要再申訴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叔說:“國棟和我一樣,書生氣太重,鑽牛角尖,認死理。他認為自己冤屈,就應該申訴。政府就應該依法據實解決。我在“鳴放”中,也是這種觀點。豈不知在當下的中國,現代社會通行的法規,程序是行不通的,人民民主專政有它自身特有的原則和行為邏輯。共產黨的政治大於法律,領導人的意誌大於法律,法律隻是他們進行政治鬥爭的工具而已。所有被整肅的人都是敵對分子,異己分子,隻要落了網,上了‘另冊’,任何形式的抗辯都沒有機會,而且他們會把抗爭看成是‘反撲’,‘攻擊’,是對抗,反動,‘反革命’,毛澤東以輕蔑和幽默的口吻說這些人是要‘戴著花崗岩腦袋去見上帝’的。建國後的曆次運動,有多少人自殺?那麽多人以死來抗爭,有用嗎?沒用。不但沒用,還要給自殺者加上‘畏罪自殺’的惡名。任何形式的抗爭—包括那麽多人以生命為代價—都不會讓當政者有一點反思。人往水裏扔塊小石頭兒,還會掀起一絲波紋,濺起一片水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不少是很優秀的—死掉,從表麵上看,卻波瀾不驚,當政者照樣從容,瀟灑,指揮若定。這也不奇怪,因為領袖是英明的,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英明’就是明察秋毫,視事如神,不會有錯,因為‘偉大’,‘光榮’,自然一定是‘正確’的,而且總是正確,一貫正確,永遠正確。‘正確’才決定了它的‘光榮’和‘偉大’。特別在階級鬥爭問題上,黨認為它代表最先進的階級向剝削階級和反動勢力開展鬥爭,天然的正確無誤,所以一定要立場堅定,堅持原則,寸步不讓,絕不心慈手軟,心存憐憫。作為當政者,他們沒有對治下的子民一視同仁的胸襟,更沒有‘視民如傷’的情懷,而是把人民分成‘依靠’,‘團結’和‘打擊’的幾類,對打擊對象精神上要壓倒,行動上要製服,對他們肉體上的死滅,也毫不憐惜。國棟就是想不開,已經入‘另冊’了,在劫難逃,非要討公道,爭清白,不但是徒勞的,而且注定會招來更壞的後果。”邵一蘭說:“他就像一個有潔癖的人,認為自己明明是厭惡國民黨的,卻被誣指為‘國民黨員’,是對他人格上的玷汙,是天大的冤枉,非得爭回清白不可。結果招致了一連串更重的懲罰。”叔說:“一定要讓他迷途知返。”邵一蘭他們三人去勞教所看他時,鄭重地交待他放棄申訴,他也點頭答應了。但邵一蘭覺得以陸國棟的性格,到了勞改農場後,他恐怕又“舊病複發”了。所以,必須抓緊去看他,把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強勁兒扭過來。……
邵一蘭正愁著不知道勞改農場的地址,卻意外地得到了答案。那是收信後的第三天晚上,她在內科病房值夜班,一個人坐在護士值班室裏,一位住院的老先生—本市一個工廠的工程師—悄悄地來到值班室,邵一蘭趕忙請他坐下,問他有什麽事,老先生看看周圍沒人,才說:“邵護士長”,邵一蘭說:“我不是護士長了。你喊我‘小邵’就是。”老先生說:“在病友心裏,你還是護士長。老病號都知道你,也知道你愛人陸大夫。”邵一蘭感動地點點頭,說:“謝謝。”老先生問:“陸大夫最近有信來嗎?他還好嗎?”邵一蘭說:“剛來過信,他還好。”老先生說:“我大兒子也是‘極右’,還有曆史問題,他在大學裏參加過三青團,運動中人家說他態度不好,被判了刑,跟陸大夫在一個勞改農場裏。我小兒子前些時候去看他了,剛回來幾天,他在那裏看見陸大夫了,說陸大夫正在用排車運糞,……”邵一蘭聽他這樣說,不由得緊張起來,站起來問:“老先生,你家小弟在勞改農場看見陸國棟了?他認識他?他說沒說國棟……他……他什麽樣兒了?”老先生說:“我是老病號,一九五六年肺部做手術是陸大夫主刀,我兩個兒子都認識陸大夫,也認識你。我小兒子說,他離陸大夫挺遠,看不很請,隻是覺得他挺瘦—那些人沒有不瘦的。”邵一蘭急不可耐地說:“老先生,你能不能費心讓你家小弟給我說一下農場的具體地址,要是去那裏,怎麽坐車?”老先生說:“不用向我小兒子。他都給我說了,我記住了。我在家,幾乎天天站在地圖前看那塊地方。”老先生眼圈兒紅了,聲音有點發顫,又說:“我現在就給你寫。”說完,就在邵一蘭給他的一個筆記本兒上,工工整整地寫了勞改農場的詳細地址,坐火車的車次,坐到哪個站,再換長途客車到勞改農場所在的縣城下車,到什麽地方等農場的大車,都寫得清請楚楚,邵一蘭連看了幾遍,十分激動,說:“老先生,太好了,謝謝,太謝謝了。”老先生問:“你想去看陸大夫嗎?”邵一蘭鄭重地點了點頭,問:“你大兒子結婚了嗎?他愛人去看他了嗎?”老先生說:“別提了。他們五二年就結婚了。他們是大學同學。他犯錯誤時,已經兩個孩子了。他出了問題,媳婦兒就帶著孩子走了,說她和孩子不能為他陪葬。兩人很快就辦了離婚手續。……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啊。”邵一蘭默默地看著痛苦萬狀的老先生,不知道說什麽好。老先生意猶未盡,說:“像你這樣,堅持不分開,難得,難得。很好,很好。”邵一蘭眼裏滾動著淚珠兒,點了點頭。老先生步履蹣跚地回病房了,邵一蘭手裏還拿著寫有勞改農場地址的筆記本兒,像怕被人搶走似的,她覺得很“幸運”,不由想起“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那句老話。她眼前似乎現出了此去大西北勞改農場的漫漫長路。
第二天,邵一蘭歇班兒。早飯後,亮亮上學去了。邵一蘭用很平淡的口氣對爸媽說:“科裏住了一個老工程師,他大兒子和國棟在同一個勞改農場,他小兒子剛剛去過那裏。他告訴了我那裏的詳細地址和怎麽去法兒。我想最近去看國棟。”爸媽對邵一蘭的話感到突然,有點吃驚,他們看著單瘦,麵色蒼白的兒媳,激動而又不安,因為邵一蘭要去的地方,要走的路,不但遙遠,而且荒涼,可怕。陸伯言說:“去看看他,自然是好。隻是路太遠,交通不便,不容易,要吃很多苦啊。”程兆蘭說:“一蘭,讓誰跟你作伴兒?亮亮去嗎?”邵一蘭說:“我不想讓亮亮去,也不能讓他知道。他爸爸出了事,這孩子性格都變內向了,常一個人發呆,勞改農場那種地方,就別讓他去受刺激了,免得心理上留下更大的陰影,對成長不利。我想過了,也沒有人能和我一起去,我自己去就行。”程兆菊說:“那我和爸爸怎麽能放心?聽人家說,現在到處是逃荒,要飯的,廣播裏也常說‘盲流’的事,你一個人,那麽遠的路,還不把人掛死?”陸伯言說:“今晚上,讓伯川,國筠他們都來,聽聽他們的意見。”晚飯後,陸伯川夫婦,國筠一家都來了。程兆菊拿出一包餅幹,遞給明明,說:“明明,跟亮亮哥哥一塊兒上南屋吃餅幹,看書,大人在這裏啦呱兒。”明明高興地接過餅幹,問:“你們有秘密啊?好,我們走。”說完,拽著亮亮去南屋了。程兆菊說:“瞧這孩子。”國筠說:“你這孫女兒天天小嘴‘叭叭’的,我都快管不了她了。”邵一蘭說:“明明性格開朗,不像亮亮,這樣好。”陸伯言說:“一蘭想上勞改農場去看國棟,讓你們來,一塊合計合計。”邵一蘭說:“我正想讓妹夫設法打聽農場的地址,可巧一個在我們科住院的老先生告訴了我地址—他大兒子也在那個農場服刑,他小兒子剛去了回來。”陸伯川問:“怎麽去?一蘭和誰去?”邵一蘭說:“爸媽年紀大了,身體不好,不能去,我也不想讓亮亮去,我自已就行。”陸伯川說:“可惜我戴著帽子,沒有出門兒的自由。我特別想去看看國棟。”說著,竟落下淚來。陳姝說:“你看你,這不是大家商量事嗎?你這是幹什麽?這樣讓哥嫂多難受?”陸伯川說:“我也不願這樣,就是心裏難受。……我也變脆弱了。”陸伯言說:“伯川,別這樣了。屋裏這些人,沒個不難受的。”周橋說:“我現在閑著沒事,不如我陪嫂子去一趟。”陸伯言說:“繼章去肯定不合適,那讓上邊怎麽看你?再惹出新的麻煩來,就糟了。”陸國筠說:“他不能去,要不我找學校請假,找個人替替我的課,我和嫂子去。”陸伯言說:“你也不能去。不知道什兒麽時候再來個運動,那又是毛病。”周繼香說:“要不讓洪全請假陪他妗子去。”邵一蘭說:“那可不行。現在到處下放人,找個活兒不容易。讓洪全去,再把活兒丟了,損失就大了。我早就想過了,誰也不能去,就我自己去。”程兆菊歎口氣說:“就是讓人不放心啊。”邵一蘭說:“媽,你們都不用擔心我。從國棟出事到現在,醫院裏當官兒的欺負人,事情再多,工作壓力再大,從年頭到年尾,刮風下雨,雪大路滑,頭疼腦熱,我沒落過一天班,沒少開過一個會,人也沒垮了。”國筠說:“嫂子,你可是瘦多了。”邵一蘭說:“瘦是瘦了,但是結實了。我從小愛生病,結婚後好一些,但還是斷不了這毛病那毛病。可是怪了,國棟出事以後,我倒不怎麽生病了。我們院裏神經科主任對我說,有人抗壓能力低,遇到災難,身體就垮了,有的人在壓力麵前,精神反倒高度集中,凝聚起全身的力量,抗擊壓力,人就不會垮。就好像一支隊伍調動起士氣一樣。我可能就屬於後麵這一類人。”邵一蘭苦笑一下,又說:“可能是生就的這種賤命,所以,你們都不用擔心。”陸國筠說:“今天爸爸打電話說你要去大西北,正好小剛兒在跟前—他要上火車站,回陶陽,聽說了這件事,很激動,說他特別佩服舅媽,說你是柔弱的外表,堅強的心靈,說你去大西北看舅舅,像沙俄時代被流放的十二月黨人那些美麗,高貴的夫人一樣偉大,我和你妹夫都被他感動了。”邵一蘭歎口氣,說:“小剛兒這個比喻太過獎了。人家那些失敗的革命家是為著他心目中崇高的使命而獻身,咱沒法兒跟人家比。咱們隻不過是倒黴,是無意義的,無價值的犧牲。妹妹,妹夫,你們這個兒子不一般,什麽都一套一套的,不像個中學生。”程兆菊說:“小剛兒真是個好孩子,每次來,都過來看我們。回去了吧。”周橋說:“他們學校的老校長到濟南來有事,來家裏看我。見我臉色不大好,回去跟他說了,他請了假就跑來了。他夏天就高中畢業,正溫課準備高考,待了一個晚上,讓我攆回去了。”陸伯言說:“小剛兒說得很對,一蘭確實不一般。我們這個家虧了她支撐。她爸媽走的時候,我讓他們放心,保證讓一蘭平安,幸福,快樂,沒想到卻弄成這種情形。”程兆菊說:“早知道這樣,當時真不該……”國筠說:“媽,‘真不該’什麽?不該讓俺哥留住嫂子?你們舍得嗎?”程兆菊說:“太苦了,我和你爸天天替一蘭難受,覺得對不住她。……”邵一蘭說:“爸媽,別再這樣說了,我經常勸你們,別這樣想。這事當時也主要是我和國棟的選擇,我不後悔。”她看看座鍾,已經九點半了,說:“天不早了,都不用為這事兒擔心了,我一個人去沒問題,我會當心的。”陸伯言說:“一蘭決心很大,也隻能這樣了。”周橋說:“去了交待國棟哥,不要再申訴了。監獄和他們的上級是不會過問案件的對錯的。再說,現在饑荒這樣嚴重,哪有人問這種事,隻能以後等機會。”邵一蘭說:“我一定說服他。”陸伯川說:“一蘭,好孩子,那就辛苦你了,我和你嬸子明天去買些吃的,穿的,你給國棟帶上。”邵一蘭說:“我替國棟謝謝叔嬸了。”
人們都走了,邵一蘭回到自己房間,亮亮睡了。邵一蘭坐在燈下,先開列要帶的食品,衣物清單,又寫了見到陸國棟要說的活的要點。多年的護士生涯,讓她養成了做事條理,周密的習慣,同時,她知道,她是去會見“犯人”,而會見“犯人”既是在不自由,受監視的條件下,又是有時間限製的,她生怕情急之中,把要說的話漏掉了,跋涉千萬裏,費盡千辛萬苦,見到親人,想說的活,卻沒說出來,心裏會多麽難受。她要在有限的時間裏,了解他的真實想法,用最能打動他,最有說服力的話,讓他放棄“離婚”的荒唐想法,也不再申訴,打起精神,爭取刑滿釋放,全家團圓。寫好了,她上床躺下,打算明天就找分管人事的常副院長請假。她已經和科裏的同誌說好了,她們說:“你盡管放心去,你缺的班兒,姐妹們輪流著頂上,工資也不會扣。”這讓邵一蘭很感動。科主任是個年長的女大夫,她在邵一蘭的請假單上簽了名,又小聲說:“替我問候陸大夫。不知院裏能批不?唉。…”也難怪科主任擔心,邵一蘭想到找常副院長請假,十分怵頭。原先那位分管人事的副書記兼副院長因為在反右和隨後的運動中表現突出提拔了,到省衛生廳當了副廳長。新來的副院長姓常,叫常鵬程。他對別人作自我介紹,總是不厭其煩地說:“敝姓常,常勝將軍的常,名鵬程,‘萬裏鵬程’那個‘鵬程’。”此人是陸國棟在醫學院讀書時的同班同學。那時邵一蘭正在上護士學校,去醫學院找陸國棟,常見到常鵬程。他家是黃河北,家裏很窮,靠濟南一個親戚接濟讀到了大學。他明知道邵一蘭是陸國棟的女朋友,卻對她產生了“單相思”。他偷偷寫過這樣不倫不類的四言詩:“一蘭一蘭,美哉斯蘭,其貌似仙,其形如蘭。亭亭玉立,顧盼粲然。弱柳扶風,驚鴻翩翩。吾念斯蘭,夢縈魂牽。晝思夜夢,寢食難安,芳容難近,形穢自慚。嗟予命蹇,今生無緣。此情綿綿,抱恨終天。”有同學發現了這首詩,抄給陸國棟看,陸國棟覺得好笑,又拿給邵一蘭看,開玩笑說:“我這個同學跟梁山伯似的,要得相思病哩。”邵一蘭說:“你瞎比喻什麽,他是梁山伯,誰是祝英台?這人真有意思。”過後,邵一蘭注意看了一下這位常姓男生,見他個頭不矮,有點單瘦,穿著有點寒酸,形容顯得委瑣,心裏覺得他好可憐。那以後,邵一蘭一般不再去找陸國棟,她怕看見常姓男生那種期期艾艾的眼神。……多少年過去了,誰想冤家路窄,這位當年害單相思的“梁山伯”竟又和他心目中的“祝英台”重逢了。而且,“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兩人都已是“今非昔比”。當年名教授的女兒,容光照人,宛若仙人的邵一蘭,如今是逃台分子之女,極右兼反革命分子之妻,一個無足輕重的護士;而那個可憐兮兮,自怨自艾,“形穢自慚”的窮書生卻已然貴為德惠醫院的領導,位尊權重的高級幹部了。當初令他驚豔,隻能仰視,望塵莫及的千金小姐,如今是他治下的“賤民”。他來院上班第一天,院黨委書記向他介紹對敵鬥爭情況,說到了陸國棟,他忍不住問:“他的愛人邵一蘭呢?”書記說:“也在這裏上班,原來是護士長,反右後因為她跟陸劃不清界線,把護士長免了,現在在內科病房當護士。”他聽了,臉上露出不易覺察的,含意複雜的,冷冰冰的微笑,心中掠過一陣辛災樂禍的快意。他想起一句飽含人生哲理的話,“對敵人最好的報複,是你生活得比他更好”。是的,常鵬程是勝利者,生活得比當年的幸運兒陸國棟“好”,豈止是“好”,簡直是一個在天堂,一個在地獄。常鵬程十分得意。第二天早飯後,他特意站在辦公樓前,等著會從這裏走過的邵一蘭。像鍾表一樣準時的邵一蘭來到辦公樓前,看見了已經大大發福,相貌堂堂,與原先判若兩人的常鵬程,悚然一愣—她已經聽說了常鵬程調來省院的消息,隨即鎮定下來,禮貌而平淡地說:“你好,常院長,我是邵一蘭,內科病房護士。”常鵬程有點激動,神經質地扶扶質地考究的棗紅色眼鏡框,故作矜持地說:“噢,邵一蘭,想起來了,解放前,在醫學院,我們見過麵。”邵一蘭說:“對,見過,但沒說過話。……你可能知道了,陸國棟犯錯誤了。”常說:“可惜,可惜。不過也不奇怪,本來就是那個營壘中的人,犯錯誤,也正常。對不起,一蘭,我們得糾正一下,說陸國棟犯‘錯誤’,不準確,他是犯了罪的,而且是重罪。”隨即又幹笑,說:“不過,沒關係。我們之間早就是熟人嘛。有時間到我辦公室來坐,有什麽問題需要解決,可以來找我。我辦公室的門對你始終是敞開的。”邵一蘭對他說陸國棟“犯罪”,“而且是重罪”的話,覺得刺耳,冷冷地說:“好,再見。”幾天後,常院長把邵一蘭喊到他的辦公室,先是裝腔作勢地談了對陸國棟“犯罪”的看法,希望邵一蘭跟他劃清界線,接著就滿臉堆笑,用推心置腹的口氣,說:“一蘭啊,你總該知道,古人說人生有三大樂事,洞房花燭夜,金榜提名時,他鄉遇故知。我們也算是故地遇故知了。”邵一蘭說:“我不敢和常院長謬稱‘故知’,因為我們當年隻是見過幾次麵,但從沒交談過,所以談不上是‘故知’。”常院長又幹笑一陣,說:“也差不多,差不多,總是‘舊時相識’嘛。……一蘭,那時,你可是我們一幫男生心目中的公主,是高不可攀,可望而不可即的,沒想到十幾年後咱們竟又重逢了。那天碰見你,我感慨萬端,世事如白雲蒼狗,誰能料得到呢。說心裏話,我為我們的重逢而高興,畢竟我們過去有‘一麵之緣’嘛。再次見麵,而且還在一個單位工作,說明我們之間緣分不淺。隻要你把態度放端正,正確對待陸國棟的問題,有什麽困難,都可以找我解決。”過了約摸一星期,常鵬程又找邵一蘭談話,開門見山地說:“一蘭,上次我沒直說,我有一個看上去不盡人情,但是十分必要的建議,最好把和陸國棟的婚姻關係解除掉,還很年輕,丟掉這個包袱,好好生活嘛。想想看,陸國棟是十五年的刑期。十五年啊,聽著都漫長得可怕,幾乎是遙遙無期,人生能有幾個十五年?總不能為他殉葬吧。”邵一蘭說:“我對陸國棟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兒,我堅持認為他是無辜的。現在是他最苦,最難的時候,我不能丟下他,那有違我做人的原則和本分。以前院裏就有人跟我談過這件事,我從沒考慮過,今生也不會和他分開。”常鵬程臉色變僵硬了,甚至連幹笑一下也笑不出來了,但隱忍著,不發火,執著地說:“以前沒考慮過,現在考慮也不晚呀。為什麽一定要自取其辱,自討苦吃?這裏邊有立場問題,立場變了,感情就可以變過來。年輕,還那麽漂亮,機會很多嘛。老苦著自己,不值嘛。要識時務。邁出這一步,海闊天空。我說過,我們是熟人,我會幫你的。人總是感情動物嘛。”說著,竟情不自禁地坐到了邵一蘭跟前,邵一蘭趕忙站了起來,說:“沒有別的事,常院長,我先走了。”……邵一蘭聽同誌們議論,常鵬程大學畢業後奉父母命和老家一個農村姑娘結了婚,解放後,他很快就把那個媳婦兒“蹬”了,又找了他工作的醫院所在的區黨委書記的女兒,已經有了兩個孩子。靠嶽父的提攜和他自己“長袖善舞”,很快就當上了院長,兩、三年後,又提升為區衛生局局長。他妻子相貌平平,且生性粗劣,不識女性“溫柔”為何物,夫妻感情一直不好。常鵬程來省院,見到邵一蘭的當天晚上,就失眠了。他不由自主地開始想入非非。他覺得自己不隻官運好,而且眼看要交“桃花運”了。十幾年過去,盡管飽受磨難,邵一蘭已不是當年那樣花容月貌,但依然端莊,清麗,可人,絕非在他身旁又是打鼾又是咬牙還說狠吱吱的夢話,睡態奇醜的“潑婦”可比。陸國棟服刑在外,邵一蘭孤身一人,這是絕好的機會,以他的學曆,相貌,特別是現今的地位,邵一蘭應該不會拒絕他的“關照”。先動員她離婚,消除她的心理障礙,然後通過接觸,衝破她的情感防線。邵一蘭這種情況,離了婚也很難再嫁,差的她看不上眼,好的誰會找這種政治條件的女人。他常某人正可以乘虛而入,得償夙願。……這種念頭兒在他腦子裏盤旋,打轉兒,揮之不去,他甚至在夢裏已經和邵一蘭“好”上了。他想,邵一蘭畢竟是個女人,而且是個孤寂的,飄蓬一樣無所依傍的女人,同樣需要關懷,需要撫慰,需要照顧,而這正是他可以給她的。他想,邵一蘭,你即使是塊冰,我也要把你捂化了。上大學時,他暗戀她,是癡心妄想,這回,他是誌在必得了。他沒事兒喜歡到內科病房轉轉,實際上是看看邵一蘭,和她搭訕幾句,邵一蘭裝不懂,虛與委蛇。小護士問邵一蘭:“常院長和你挺熟的?”邵一蘭說:“原先就認識。”……邵一蘭想,這回找這姓常的請假去看陸國棟,跟他的想法兒南轅北轍,他會不會故意刁難?而他這一關又是必須過的,無論如何要據理力爭,她多年沒請過假,院裏沒理由不準她的假,即使鬧到院長那裏去,也要把假請下來。第二天,邵一蘭到院部去找常副院長。敲門進了常的辦公室,他急忙放下手頭文件,站起來,很客氣地給邵一蘭倒了水,讓邵一蘭在沙發上坐下,把水杯放到她跟前,還說:“這茶杯是消過毒的。”邵一蘭矜持地笑笑,說:“謝謝。”常鵬程沒有像接待別人那樣坐在自己辦公桌後邊,而是到另一隻相鄰的沙發坐下,麵朝著邵一蘭問:“怎麽,想起到我這裏坐坐?這就對了嘛。不必那麽生分,故意‘敬而遠之’嘛。說吧,有什麽事需要我幫忙的?隻要我能做到的,就沒問題。”邵一蘭說:“今天來找你,真的有一事相求。”說著拿出了經科主任簽字同意的請假單,放到他跟前茶幾上,又說:“國棟去勞改農場兩年了,家裏人一直沒去看過他,他父母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去不了。我想請假去看看他,我跟科裏同誌都說好了,同誌們輪著替我的班,不耽誤工作,我們主任也簽字同意了,請你在請假單上簽個字批一下。”常副院長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一股醋意衝撞著他的胸膛,心想,這個女人真夠癡情,他的麵孔由紅潤變成鐵青,說:“我跟你談過,讓你劃清界線,是為你好。你怎麽就是不理解呢?這倒好,你反其道而行之,要請假,千裏遙遠,像孟薑女尋夫一樣去勞改農場看陸國棟。讓院領導和同誌們怎麽看你?我想替你說話,讓我怎麽張得開口?”邵一蘭說:“你的關心,我心領了。我對陸國棟的問題的看法兒,幾句話也說不清楚。還是請你行個方便,準了我的假,讓我去看看國棟。畢竟我和他是合法夫妻。請你高抬貴手,我們全家都感謝你。”常副院長說:“一蘭,你好執拗。這樣吧,你去一趟,我對院裏其他領導說你去和他商議離婚。我再勸你一句,跟陸國棟說說,他已經這樣了,何必再死死地纏著你?離了算了。”邵一蘭不置可否地說:“好,我到了那裏,聽聽他的意見。”常鵬程以為邵一蘭被他說動了,拿起請假單看了看,掏出鋼筆,動作十分優雅地在請假單上簽了名,把請假單遞給邵一蘭,說:“去吧,幹脆一點,快刀斬亂麻,作個了斷。……一蘭,說心裏話,我看見你孤孤單單,愁眉不展的樣子,心裏真不是滋味兒。去吧,快去快回,路上多加小心。”邵一蘭急忙揣起請假單,好像怕常副院長變了卦,再給收回去似的,站了起來,常副院長跟著站起來,伸出手,邵一蘭裝沒看見,轉身開門,快步走了。常副院長望著她匆匆離去的背影,心想,這個邵一蘭目的達到了,趕緊跑了,像是怕我吃了她似的。……
邵一蘭回到家,立即打點行裝,準備第二天晚上出發。半過晌午,她正對著清單再作檢點,亮亮回來了,也沒像往常那樣先去北屋見奶奶,而是直接走進南屋,說:“媽媽,我回來了。”邵一蘭吃了一驚,以為他在學校裏出了什麽事,忙問:“怎麽不到放學時間就回來了?”亮亮說:“我向老師請了假,準備出發。”邵一蘭說:“怎麽回事兒?你請什麽假?出發去哪裏?”亮亮說:“不是去大西北看爸爸嗎?”邵一蘭說:“你這個孩子,別胡鬧了。我是院裏派了出差,半個多月回來。你少添亂,安心上你的學。”亮亮說:“媽媽,別瞞我了。明明都跟我說了。就是明明不說,我也看出來了,你出差,帶上我爸的衣服幹什麽?帶那麽多吃的用的幹什麽?媽,去看爸爸,為什麽不讓我去?我做夢都想爸爸。……說什麽我也要去!”說完,賭氣地站到牆跟前,背對著媽媽,喘粗氣。邵一蘭說:“生媽媽氣了?媽和你爺爺奶奶你姑你姑爸商議,怕耽誤你上學,才不讓你去的。再說,勞改農揚那種地方,孩子去看也不合適。”亮亮說:“我學習好,落下一點課也不要緊,回來很快就能趕上。勞改農場不是好地方,不讓我見,它就不存在了?反正我一定要去看我爸。你們不讓我去,我自己扒火車也要去。”邵一蘭哭了,說:“你這個孩子,怎麽這麽不懂事?你想氣死媽媽?”亮亮哭養說:“明明是你們大人不對,還說我不懂事。你們不讓我去見爸爸,我當然不幹。我想爸爸,憑什麽不讓我去?嗚,嗚……”邵一蘭說:“你多大點兒孩子,你去,爺爺奶奶不放心。”亮亮說:“我都十二了,還小啊,反正我非去不可。”陸伯言,程兆菊聽見母子倆的爭執聲和亮亮的哭聲,趕忙過來,邵一蘭說:“讓爺爺奶奶看看您的寶貝孫子,氣死我了。”亮亮撲到奶奶懷裏,哭著說:“奶奶,讓我去吧,我想爸爸,……”程兆菊見孫子哭得傷心,也忍不住哭了,說:“一蘭,讓他去吧,娘兩個做個伴兒,我和你爸也放心點兒。……也讓國棟看看孩子,他得多麽想孩子啊。”陸伯言說:“去吧,去吧,也別怕孩子受刺激了。去吧,‘艱難困苦,玉汝於成’,讓他知道人生的艱難,也不一定是壞事。”亮亮說:“就是嘛。俺語文老師跟我說過,南美洲有個民族英雄叫玻利瓦爾的說過‘苦難是人生最偉大的學校’。我不怕苦難,我就跟媽一塊兒去。”
邵一蘭托一位在火車站工作的熟人買火車票,說最好買兩張臥鋪票。熟人說,現在車票特別緊張,沒有黨政領導部門的介紹信,不賣給臥鋪票。總算不錯,熟人給買了兩張有座位的票。這天要走了,晚上十點二十開車。晚飯後,叔嬸,國筠一家,洪秀,洪全都來了。八點半鍾,周橋說:“早些走吧。現在坐車的人特別多,車站上很亂。早去等著好。”程兆菊把亮亮攬到跟前,說:“小兒,好孩子,路上聽媽的話,小心。見到你爸爸,跟他好好說說話。記住了嗎?”說著就流下淚來,亮亮用手擦去奶奶臉上的淚水,哽咽著說:“奶奶,我記住了,你跟爺爺也當心自己。”奶奶親親孫子,咽聲說:“好,好。”陸伯言說:“兆菊,讓他們走吧。明明留下,你爸媽和洪全哥上火車站送舅媽。”明明說:“我也去送亮亮哥。”國筠說:“明明,聽話。”周橋和洪全分別背著或提著幾件行李包,他們幾個人走了。陸伯川說:“周橋是共產黨的廳級幹部,和我們這一家共患難,真難得。”程兆菊說:“這就叫‘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啊。”
濟南老站,人山人海。站前廣場和候車室裏到處擠滿了男女老少,各色各樣的,像螞蟻一樣多的人,站著的,坐著的,躺著的,倚著行李包兒趴著的,掐了頭的螞蚱一樣亂竄的,什麽樣的都有。大小不等的,奇形怪狀的,破破爛爛的行李高高矮矮,像丘陵地上的亂石。陽曆五月初的夜晚,室外還有些許涼意,但候車室裏卻像蒸籠一樣悶熱。邵一蘭他們一行從人和人的隙縫裏鑽過去,擠出來,好歹找到了自己車次的候車脾。洪全擠著買來了站台票。他們在擾攘紛亂煙氣繚繞—邵一蘭和陸國筠覺得被薰得喉嚨疼,陸國筠看著那些吸著自己手卷的煙卷兒或含著煙袋嘴兒貪饞地吸食著,忘情地吞雲咕霧的癮君子們,心想,這些人連肚子都吃不飽,他們怎麽還沒忘了吸煙呢?真是怪事—的候車室裏焦急地等待著,不知道等了多長時間,候車的隊伍總算往前蠕動了。原先排成兩行的隊伍,瞬間變成了黑鴉鴉的一群,這黑鴉鴉的一群像洪峰一樣在站務人員和警察的喊叫聲,乘客的喧嚷聲,老人的呻喚聲,小孩子的哭聲中向前滾動,每個人都被前後左右的人擠著,靠著,緊貼著,自已又擠著,靠著,緊貼著別的人,透過單簿的衣褲,你會感到別人的皮肉和自己的皮肉粘在了一起,感受著別人的體溫,甚至骨骼的硬度,因為人的推擠,兩隻腳時而著地,時而懸空,周橋死死地拉著和護著亮亮,國筠和一蘭互相護持著,同時護著自己身上的行包,洪全背了最大的行囊在她們身後護衛著,抵擋著身後擠瘋了的人們,總算來到了剪票口,在變得凶巴巴的,急咧咧的女剪票員的嗬斥聲中剪了票,人們衝入了一下變得寬闊了的進站通道,路多寬,人流多寬,大家都盡自己所能撒開腿狂奔,像戰士聽見了衝鋒號衝向敵方陣地,又像離弦的箭矢直指目標,爭先恐後,奔向月台,奔向停靠在月台下咻咻地喘著粗氣的長龍般的列車,月台上是望不見頭的人河,每節車箱門口則是高高揚起的“浪頭”,堵在門口的人爭先恐後,擠得誰也爬不上去,後邊竟有人竄到人上邊,踩著人的肩膀甚至腦袋往裏擠,還有人從開著的車窗往裏鑽,有的進去了半個身子,又被推了出來,警察揮著警棍在攢動的人頭上舞動,甚至向個別武藝高強,橫衝直撞的人砸下去,這應該叫做“棍打出頭鳥”,洪全用手撥拉,用腦袋拱,用屁股撅,總算擠出一條縫兒來,把邵一蘭和亮亮母子拽過去,讓母子倆登上了爬梯,洪全和周橋兩人用力往上推他們,他們終於上去了,洪全高高托起行李包遞給邵一蘭。邵一蘭喊道:“行了,你們回去吧,我們趕緊去找座位。”周橋他們從擁擠的人潮中退出,但並沒離開,而是想透過車窗看看邵一蘭母子是不是找到了座位,但是車箱裏人擠得像沙丁魚罐頭,邵一蘭母子兩人已經溶入其中,直到火車開動,他們也沒看見他們母子的影子。回去的路上,夜深了,公交車上沒有幾個乘客,陸國筠說:“我的天,怎麽那麽多人,都幹什麽去啊?”洪全笑了,說:“表姨,幹什麽去,逃荒唄。”周橋說:“你表姨像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這些人確實大部分是外出求生的。”國筠說:“自然災害是全國性的,往哪逃呀?”周橋說:“總是有差別。有的是投親奔友,有的是聽了什麽消息,哪裏能有飯吃,一傳十,十傳百,大家也不管是真是假,一窩蜂一樣往那跑。有的幹脆就是無目的地亂竄一氣,所以叫‘盲流’。老婆孩子,拖兒帶女,風餐露宿,忍饑挨餓,太不容易了。”陸國筠不出聲了,憂鬱的目光盯著車窗外昏暗的街景,一直到回家,陸國筠都沉默著,她覺得心裏鬱悶極了,睡下後,陸國筠說:“今晚上,從走進車站廣場開始,到送走嫂子出車站,所見所聞,真是觸目驚心。我老在想但丁的《神曲》,覺得人生太痛苦了,整個是一座煉獄,讓人懷疑這種生存的價值何在?真是生不如死。”周橋說:“你這人,小資情緒又出來了。千年百代,中國人都信一句質樸的話,‘好死不如賴活著’,螻蟻尚且貪生,何況萬物之靈的人呢,求生懼死是人的本性。都像你這種心態,我們這個苦難的民族都不存在了。再苦,再難,總在生生不息,今晚看到的情形,邵一蘭母子義無返顧的遠行,我們應該看到的是人性的不屈不撓,人生的悲壯。”陸國筠說:“是,你說得對。唉,不知他娘們兒能有個座位不?”
邵一蘭和亮亮背著,拖著行李包,拚命往前擠,但擠不動,直到車開了,才找到了自己的座位。但已經有人坐了。邵一蘭拿出了車票,一個中年男人惶惑地看了看她,不情願地站起來,讓出了座位,邵一蘭讓亮亮過去坐下,旁邊座位上是一個頭發蓬亂,麵逞菜色的女人抱著一個孩子,孩子兩隻眼睛在黃瘦的小臉上大得嚇人,女人怯生生地站起來,孩子“哇哇”哭起來,邵一蘭擠進去,讓亮亮緊靠車窗,她也往裏擠,對那女人說:“大嫂,我們路遠,站著受不了。擠擠,咱們一起坐吧。”那女人感激地看看邵一蘭,嘴裏囁嚅著,卻沒說出話來,也側著身子坐下了。車廂裏不但座無虛席,過道上,車廂連接處都擠得水泄不通。人身上的汗味兒,臭味兒,屁味兒,騷味兒,煙味兒,廁所裏過來的氨味兒充溢在車廂裏,從車頭和列車茶爐飄過來的細小炭粒兒落到人們滿是汗水的臉上,手臂上,過不大會兒,人都會成“三花臉”。因為車上太擠,水少人多,車上沒法兒供應開水,乘務員提著壺挨個座位送水的事,隻能是美好的回憶了。邵一蘭慶幸自己早有準備,用幾個空鹽水瓶子帶了開水,她拿出水來,讓亮亮喝,說:“亮亮,這幾瓶水我們要喝到火車到站,不能浪費,知道嗎?”亮亮說:“知道。我忍著不喝。”邵一蘭看著兒子的認真樣子,心想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苦笑道:“傻孩子,我說的是不要浪費,不是忍著不喝。渴了就喝。”亮亮點點頭。車開了不大會兒,亮亮就睡著了。邵一蘭疲勞得要命,卻因為打盹的女人老往她身上靠,而且她和她懷抱的孩子身上有一種許久不洗澡特有的那種氣味兒,薰得她頭疼,還因為即將來臨的和丈夫的相見而有種莫名的興奮,怎麽也睡不著。她看看近處的人,從過道裏擠著走過的人—麵容如刀削木雕的人,肌黃麵瘦,形容枯槁的人,垂頭喪氣的人,呆若木雞的人,喪魂失魄的人,緊張不安的人,氣急敗壞的人,幾乎看不到表情開朗的人,更不用說麵帶歡笑的人。邵一蘭暗想,這列火車上,除了臥鋪車上的人以外,似乎大家都生活得不幸福,內中有不少人是在受苦,這還是坐上火車企圖逃離苦難的人,而車窗外那些在饑餓中煎熬,在困苦中掙紮,躋身於溝壑的人呢,豈不是還要苦得多嗎?邵一蘭突然覺得自己還不是最不幸的人,而且還因為世上有那麽多人在受苦,似乎自己痛苦的程度就變得輕些了。她又覺得自已的想法兒可笑,是“精神勝利法”。邵一蘭胡思亂想著也打盹了。……列車顛簸著走了一夜,亮亮靠在媽媽身上睡了一夜。天亮了,從車窗射進來的陽光把邵一蘭照醒了。挨著坐的女人和她的孩子都還在睡著。邵一蘭發現自己已經聞不到她母子身上的怪味兒,整個車廂裏的氣味兒也不那麽難聞了,她知道自已“嗅覺疲勞”了,已經習慣了車上的環境,已經“適應”了。人的適應性,可塑性(可“改造性”?)多麽驚人啊。亮亮也醒了,母子倆看著車窗外跟家鄉不一樣的景色。邵一蘭告訴亮亮,火車現在經過的地方是中國的西北部,《地理》上稱作“黃土高原”。亮亮出神地看著他從沒見過的高崖深穀,從黃土崖裏挖出來的一間間窯洞,黃土地上平鋪著的或斜掛著的莊稼,坡上的羊群。邵一蘭拿出帶來的餅、熟雞蛋和開水,說:“亮亮,吃飯吧。”邵一蘭剝了雞蛋給亮亮,說:“奶奶讓表姨上副食店買了這個月供應的雞蛋,煮了給咱帶了路上吃。快吃吧。”邵一蘭就了鹹菜吃餅。亮亮說:“媽媽,你也吃雞蛋。”邵一蘭說:“我吃這個就行。你不用管我,吃你的。”亮亮拿了剝好的雞蛋黃兒硬往媽媽嘴裏填,邵一蘭隻好把那雞蛋黃兒吃了,連忙喝口水,說:“把我噎著了,你這孩子。好了,快吃吧。”母子兩人在吃飯,旁邊那個瘦孩子在女人腿上坐著,兩隻大眼晴不錯眼珠兒地看著,邵一蘭見狀,拿了一個餅和一隻雞蛋給那婦人,說:“車上不好買飯,讓孩子一塊兒吃點吧。”婦人也不推辭,忙接過去,孩子伸出兩隻小黑手兒,急急地從婦人手裏抓過餅往嘴裏塞,婦人忙剝那隻雞蛋,不等完全剝好,小黑手兒又搶過來大口吃,邵一蘭遞給婦人水瓶子,說:“讓他喝口水,省得噎著。”婦人說:“謝謝大姐,俺孩子餓了兩天了。”邵一蘭說:“你們出門兒沒帶點飯嗎?”婦人說:“帶了一包地瓜幹煎餅,在車站上讓人給搶去了。俺也沒錢買—有錢也不行,俺沒糧票兒,人家不賣給。”邵一蘭問:“你娘們兒這是上哪去?家裏沒旁人嗎?”婦人說:“俺去找俺一個叔伯哥,他在那裏煤窯上挖煤,路費是他給俺打來的,不怕大姐笑話,他想給俺找個主兒。”婦人眼圈兒紅了,聲音變得黯啞:“俺是黃河北的,孩子他奶奶餓死了,孩子他爸餓急了,吃爛地瓜母子,拉肚子,拉死了。……我怕把俺孩子餓死了,找人給俺叔伯哥寫了信,求告他,他心眼好,想出這麽個辦法兒。……”邵一蘭又遞一個餅給那婦人,亮亮悄悄對她說:“咱就不夠吃了。”邵一蘭俯耳對兒子說:“小孩子,不要管。”邵一蘭不吱聲了,她後悔自己問這婦人家裏“旁人”的情況。如果婦人反過來問你,你怎麽說?婦人和她的孩子又吃,又喝,邵一蘭轉臉朝向窗外,不再看他們。他們沒吃沒喝的樣子可憐,他們吃喝的樣子,更讓人看著難受。邵一蘭的心在悸動,甚至在隱隱作疼。她想起了政治學習中經常說的一個詞語—“水深火熱”,說舊社會廣大人民群眾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還說現在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仍處於舊中國那樣的“水深火熱”之中。邵一蘭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她承認那時確有不少人生活十分艱難困苦,特別是因為戰亂和災荒。也許世界上真有三分之二的人處在“水深火熱”中,那麽現在中國幾乎全民所遭受的磨難又用什麽詞語描述呢,又怎能以輕描淡寫的“自然災害”,“暫時困難”了得?邵一蘭又想起,解放前學生們反獨裁,反饑餓,爭民主,爭自由,她也參加過遊行。那時的報紙連篇累牘滿是戰亂,饑荒的報道,而現在,更嚴重的饑荒,多少人流離失所,哀鴻遍野,村村餓殍,而報紙、廣播卻天天在宣傳“大好形勢”,人民大革命,人民勝利了,但人民連說自己肚子餓的自由、權利都失去了。……曆史給中國人開了一個多麽殘酷的玩笑。……邵一蘭想,別想這些了,……天下有多少人在吃苦,非獨他們一家。這次見到陸國棟,一定勸他想開。災星總會離去,他們會重新受到上帝的眷顧。……列車越往西 開,車上的人越來越少了。經過兩夜一天,第三天上午,邵一蘭母子也下了火車,急急忙忙趕往長途汽車站,但當天通往農場所在縣縣城的班車已經走了,他們隻好去了車站跟前一家小旅館,住進了一個安了五張床的大房間。房間和床鋪都髒汙不堪,還有臭蟲,虱子,但是沒有辦法兒,正如他們沒有黨政機關開具的“介紹信”就買不到臥鋪車票一樣,他們也因為同樣的原因住不上招待所。邵一蘭向服務員多要了一床被子,把被褥床單拿出來曬上,母子倆到外邊小飯店吃飯。桌子對麵坐了一位須發皆白,麵目清臒的老先生。邵一蘭向老先生笑笑,老先生問:“這位同誌,你們是哪裏人,到哪裏去?”邵一蘭聽出老者說話是河南口音,說:“我們是山東人,和孩子一起到農場看他爸爸。”老先生說:“我一看就知道你們不是當地人。正好,我們一路兒,我也去勞改農場。”邵一蘭問他去看誰,老先生喝了最後一口湯,說:“看我女兒。……我和老伴兒都是教書的,就一個女兒,也學了師範。師範大學畢了業,在鄭州一個中學裏教書,因為說了同情被打成右派的同事的話,也被打成了右派。 一九五八年,她又被拔‘白旗’,她的辦公桌上,宿舍門口都給插上了白旗,她認為如果自己犯了錯誤,盡可以批判鬥爭,不應這樣汙辱人格。同時她內心深處還有點迷信,覺得插白旗不吉利,會咒了我和她媽媽,一怒之下,把白旗取下來扔掉了。因為這被說成是右派分子反對‘三麵紅旗’,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判了刑。……我老伴兒在女兒被逮撲的大會會場上犯了心髒病,住了一個多月院,沒救過來,死了。死以前囑咐我,別學她,好好活著,別扔下女兒一個人在世上。我一年來看女兒一回,一點退休金全扔到路上了。”邵一蘭邊吃飯邊聽老先生說,不知道說什麽好。老先生又歎息說:“我好後悔啊。”邵一蘭不解地問:“老伯後悔什麽?”老先生說:“我們從孩子很小就教育她做人要正直,誠實,崇尚真理,使她過份理想主義,才走到了這一步,是我害了她了。”邵一蘭說:“老伯不必過於自責。天下父母哪有不教育子女學好兒的?”老先生問邵一蘭她愛人是什麽問題,邵一蘭簡單地說了一下,老先生唏噓不已。邵一蘭和亮亮回到旅館,同房間裏,又住進來兩位。一個是農村姑娘,來看他哥哥;另一個是青年婦女,帶著個兩歲多的孩子,來看丈夫。姑娘說,她家是河北農村,他哥哥中專畢業,在縣統計局工作,因為寫大字報批評縣委領導指示統計局虛報農業產量,他們家成份不好是地主,他哥給打成了反革命。她父母也在村裏挨鬥,心裏難受,又挨餓,不出兩年,都“走”了,她初中沒上完,就回了家。她這次來,身上隻有舅舅給的七塊錢,她是一路要著飯走來的,走了兩個月,光鞋磨壞了三、四雙。抱孩子的婦女是個小學代課老師,她愛人在農校教書,因為給報社寫信,對劉少奇主張做“黨的馴服工具”的說法提出質疑,認為有悖於馬克思“人的全麵解放”的思想,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他被逮撲時,他們結婚才幾天,現在孩子快兩周歲了,她抱著孩子來讓他看看。邵一蘭問:“孩子兩歲了,還不會走路?”女教師說:“他爸被撲後,我一直身體不好,生下孩子來,也沒奶水。孩子營養跟不上,到現在還走不了路。”邵一蘭抱過孩子,孩子倒不認生,雖然瘦,但兩隻眼睛挺有神,說話也清楚。邵一蘭讓亮亮拿出餅幹給這孩子吃,女教師一個勁地感謝。
第二天,他們一行人結伴去車站買票,乘上長途客車,在高凹不平的土路上顛簸了十幾個小時,快半夜,才到了勞改農場所在的縣城,找個小店兒住下,天明了,經人指點,找到了勞改農場的馬車,趕馬車的是個典型的西北漢子,臉是古銅色的,皺紋如黃土高原溝壑縱橫,說話當地口音,中氣很足,生人看不出他的年紀,見了他們老的老,小的小,老婆孩子好幾個人,哈哈笑著,說:“今天,我‘大豐收’了,來了這麽多人,貨我也不拉了,先把你們送回去。這要賣票,我還發財了哩。”邵一蘭,老先生,女教師等連聲說“謝謝”。車把式等大家上了馬車,坐好了,就揚起鞭子,轟著馬上了路。一邊感歎著:“天南海北,千裏遙遠,扶老攜仂,往這裏奔,不容易呀。讓我說呀,你們要來看的人個個是坑人精。”馬車跑了三十多裏路,到了一個五、六十戶人家的小村莊,就停下了。車把式說:“好了,到站了。這個小村莊,叫‘苦水村’,就在農場跟前。你們今天是見不上自己家的‘坑人精’了。先上村裏找小旅館—他們生產隊辦的,住的全是來探監的—住下,”車把式用馬鞭指著遠處一個大院子—圍牆很高,不多遠一處崗樓,崗樓上有人在晃動,說:“那就是勞改農場,你們家的人就都在裏邊。院子大門朝東,進去是辦公區,裏邊又一道鐵門,門裏邊是監號。你們明天上農場—八點上班—去先登上名兒,人家給安排會見時間。”車把式又指指農場大院外邊大片土地,說:“看見了嗎?那些地全是農場的,犯人每天在那裏幹活兒。農場的肥料場在西邊,積肥隊在那邊幹活。你們到那附近,碰巧兒就能看見自己家的人。”
邵一蘭他們就住到了苦水村生產隊辦的小旅店裏。旅店主任是個大嫂,小矮個,但人很精幹,見來了一幫人,像見了自家親戚似的,笑得合不上嘴,說:“今天早晨剛送走了一夥子,這不,又來了。還真趕趟。你們多少給點兒店錢,就添補俺村了。俺真沾了農場的光了。別的村多少人出去要飯了,俺村沒出去的。”第二天,邵一蘭他們在小店食堂吃過早飯,就趕忙去農場“登名兒”。接待他們的是一個黃麵皮警察,顯然對剛剛吃的早飯很滿意,又打飽嗝,又剔牙,明明屋裏來了人,但視而不見,自顧自收拾桌子,涮茶杯,倒水,拉出椅子坐下,這才抬起頭,看看來的人,說:“行啊,一批批的不斷溜兒了。跨過千山萬水往這來,真是砸斷骨頭連著筋啊。來吧,一個個地過來登記。”幾個人互相推讓著都登記了。黃麵皮警察說:“那個農村女娃留下,你們其他幾個人明天早飯後再來等著,聽通知會見犯人。”那姑娘一臉驚厥,看看邵一蘭,邵一蘭說:“警察同誌讓你留下,你就留下吧,沒事兒。”姑娘點點頭,怯生生地站住了。邵一蘭和老先生,女教師出了農場大院,在路邊一個溝崖上坐下,往農場大田裏看。近處遠處好幾個地方有犯人在幹活兒。旁邊警察端著長槍監視著。犯人們穿著一樣的白色的囚服。女教師自言自語地說:“他們這些人都穿著白衣服。”站在旁邊看他們幾個的一個當地女人說:“別說現在是熱天,就是冬天,他們也穿白棉襖。這樣顯眼兒,一看就知道是勞改犯,跑都沒處跑。”老先生揚起頭,瞪大了眼,努力往大田那邊看,失望地說:“他們都穿著一樣的衣服,又離得遠,看不清哪個是自已家的人,看見有一點兒像,但仔細看看,又不是。”邵一蘭仔仔細細地看大田裏幹活兒的人,沒看到一個像陸國棟的,但還是伸著細長的脖子,像鵝似的,拚命看。他們就在那裏呆呆地看,雖然一無所獲,但還是不死心,就待在那裏看,畢竟他們的親人就在不遠處,在那一大幫人裏頭,他們離自己的親人近了。過了有個把小時,被留下來的那個姑娘低著頭,哭著,踉踉蹌蹌地跑過來了,邵一蘭和老先生截住她,邵一蘭忙問:“怎麽,見到你哥哥了?老哭還行?”姑娘把頭靠到邵一蘭肩上,哭得更凶了,邵一蘭拍拍她,說:“別光哭了,到底怎麽了?”姑娘揚起淚如水洗的臉,說:“姐,大叔,俺哥他……他沒了。”老先生兩隻老眼瞪得溜圓,說:“怎麽?怎麽就‘沒了’?什麽時候?”姑娘說:“他們說才死了十來天,他們給家裏發通知了。……我來的時候還沒收著。”邵一蘭問:“他們說沒說,是怎麽死的,生的什麽病?”姑娘說:“他們隻說是病死的—也不肯說是什麽病,不知道是真是假。叔,姐,我也不想活了。”邵一蘭說:“別胡說了。”老先生說:“姑娘,你可不能胡尋思,你也跟了你哥去?年裏節裏,誰給你娘燒張紙?姑娘,你歇一天,回老家吧,我幫你出路費。”邵一蘭說:“我也幫一點。”姑娘“撲通”跪下給他們磕頭,邵一蘭被嚇了一跳,趕緊把她拉了起來,幾個人一起回了村。
第二天上午,邵一蘭和亮亮被安排跟陸國棟見了麵。邵一蘭拿了帶來的衣物,食品,先讓警察檢查了,收起來,在會見室裏坐下等著。一會兒,一個高高的,瘦瘦的,背有些佝僂的人,穿著白色的囚服,囚服上印著刺眼的黑字號碼“72l”,由警察押解著走進會見室。邵一蘭和亮亮站起來,亮亮跑過去,陸國棟把亮亮抱起來,父子兩人都哭得說不出話。邵一蘭在一旁陪著流淚。過了片刻,邵一蘭說:“亮亮,下來,讓爸爸看看你長多高了。”亮亮聽話地下來,站到爸爸跟前,陸國棟說:“搭到我膀子了,快成大人了。亮亮,不論家裏出什麽事,多麽難,你都要好好讀書。記住了嗎?”亮亮臉上掛滿淚水,連忙點頭。邵一蘭和陸國棟四目相對,互看淚眼,“無語淚千行”,警察說:“時間有限,有什麽話,抓緊坐下說,保持距離。”他們聽話地分坐到桌子兩邊,邵一蘭看著陸國棟,禿著頭,白皙的臉變成了青灰色,顴骨變高了,兩隻眼睛陷了下去,但仍然炯炯有神,像是從枯井裏射出來的光。脖子更長了,喉結兒分外突出,像長了個瘤子。人瘦得皮包骨頭,半裸的手臂像麻杆兒似的。邵一蘭說:“國棟,你太瘦了,有病嗎?”陸國棟說:“還好,沒什麽病。你也很瘦,連工作加家裏的事,累啊。”邵一蘭說:“不算累。”陸國棟問:“爸媽身體怎樣—跟我說實話。”邵一蘭說:“爸媽身體都還可以。”亮亮說:“爺爺老得厲害,奶奶常鬧病。”邵一蘭說:“亮亮,大人說話,你別亂插嘴。國棟,你別聽亮亮的,爸媽身體沒什麽大問題。你不用掛念。隻要你不再出現其他問題,爸媽就一定能好好地等你出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陸國棟機械地點點頭,說:“明白,不過,……”邵一蘭說:“‘不過’什麽?難道做不到嗎?”陸國棟說:“能做到。”邵一蘭說:“能做到就好。”陸國棟似乎不願意再說這件事,轉移話題道:“一蘭,你也有白頭發了。”邵一蘭說:“沒多少,沒關係。”邵一蘭問:“你呢?頭發白了不少了?”陸國棟說:“還好,沒全白。”邵一蘭又問:“你那麽瘦,吃不飽嗎?”陸國棟下意識地瞅了警察一眼,說:“能吃飽。”邵一蘭再問:“看樣子你早不在衛生室了,你幹什麽活兒?我和亮亮在農場大田近處看不到你。”陸國棟說:“我在積肥隊,飼養院和肥料場在農場西邊,在東邊看不見。你們別到西邊去,那邊很臭,薰人。”邵一蘭說:“那你幹的是農場最髒最累的活兒了?是不是因為你老跟政府添麻煩,才把你調到積肥隊的?”陸國棟低聲說:“也不全是這個原因。你別胡尋思。我在積肥隊是髒一點,不算太累,你不必擔心。”邵一蘭問:“聽說犯人打犯人很厲害,你挨打了嗎?”陸國棟說:“沒有那種事。”邵一蘭壓低聲音說:“國棟,爸媽和叔嬸,妹妹和妹夫,讓我交待你,你寫的申訴夠幾箱子了。千萬不要再寫,再送了。你聽大家的勸,行嗎?算我和亮亮求你了,行嗎?”陸國棟的眉頭緊鎖著,聚成了一個疙瘩,支吾道:“我……我老是想不通。過一段時間,不寫申訴,我就睡不著覺,特別痛苦。”邵一蘭 說:“你不是小青年了,怎麽不能克製自己?”陸國棟說:“好,我答應你,不寫了。”停頓了十幾秒,陸國棟哏哏哧哧地說:“一蘭,我……我讓你辦的事你辦了嗎?”邵一蘭一雙美麗,憂鬱的眼睛瞪得溜圓,像要蹦出火星兒,說:“陸國棟,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這事,你是怎麽回事?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地方嗎?”陸國棟慌了,忙說:“一蘭,你別誤會,我是為你和孩子好,我想讓你們少受點影響。”邵一蘭說:“你好糊塗。我們即使分開了,你不還是我的前夫,還是亮亮的爸爸嗎?能有多大區別?”陸國棟竟也強硬起來,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勢,站起來,斬釘截鐵地說:“一蘭,這件事我主意已定,一定要辦,否則我寢食難安,一天也過不下去。”邵一蘭說:“陸國棟,我跟你說,我這次來,對你說兩件事。一是你不要再申訴,二是你說的那件事不能辦—這是兩個人的事,我不同意,就辦不成。這兩件事,你答應了,我和亮亮,還有爸媽,妹妹,大家都好好地過,等著你,你刑期滿了,咱們全家團圓。你要是不答應,我把亮亮送回去,交給他爺爺奶奶,我就不活了,你就利索了,想幹什麽就隨你的便了。”邵一蘭說著,這些年的冤,苦,悲,憤,委屈一齊湧上心頭,忍不住嗚嗚地哭了起來。亮亮哭著說:“爸爸,好爸爸,答應媽媽,行嗎?求你了。”青年警察臉上掠過一層戚色,盡責地說:“陸國棟,時間快到了,有話快說,注意態度。”陸國棟把亮亮摟在懷裏,又用兩隻像幹樹葉一樣的手給孩子擦淚,自己的眼淚像水渠開了口子一般地順著枯瘦的麵頰往下滾,說:“亮亮,好孩子,爸爸不好,爸爸錯了,爸爸不該惹媽媽難受。爸爸改了,亮亮不哭了。”亮亮抽抽搭搭地說:“爸爸也不哭了。爸爸是好爸爸。……”陸國棟擦擦眼淚,說:“一蘭,別難過了,別哭了。既然你想不通,我收回我的要求,不提那件事了。……也不再申訴了。”邵一蘭揚臉直視著陸國棟,說:“國棟,好,你誰都不為,隻為爸媽和亮亮,一定要想通了。今天你的話是當著孩子的麵說的,你說話要算數。好好幹活,好好吃飯,保重身體,爭取提前出來。我和亮亮在外邊等你,你出來了,咱們再也不分開,拉著棍子要版,也在一起。……”陸國棟說:“一蘭,苦了你了,對不起。……”陸國棟愣了一會兒,又問:“叔、嬸和妹妹他們都好嗎?”邵一蘭說:“他們身體都好,周橋下放結束,回省城了。群妹的生活,工作情況都好。你不用掛他們。大家最關心的就是你,你可不能再出新問題,讓他們擔心了。”陸國棟說:“我知道。”青年警察看看桌上的小鬧鍾,說:“好了,時間到了,72l號,起來,走,回去。”陸國棟站起來要走,亮亮抱著他,哭著喊:“爸爸”,警察拽陸國棟,邵一蘭使勁掰開亮亮的手,抱住亮亮,陸國棟滿臉是淚,回頭深情地看著妻子和兒子,被青年警察硬拖著,離開了會見室。
邵一蘭拿出手絹擦幹眼淚,又幫亮亮擦淨淚痕,抬手捋捋自已的頭發,領著亮亮出了會見室,走出農場大院,太陽在藍得發黑的天空火辣辣地照著,一陣風刮來,塵土揚起,邵一蘭和亮亮躲閃不迭,母子倆緊走幾步,還是被弄得灰頭土臉,這就是大西北,遼遠,幹旱,風塵,生態艱困,地上萬物都顯得粗礪澆薄。國棟就在這種地方,遠離家鄉,遠離親人,在人間煉獄裏,人不人,鬼不鬼,在每日每時的非人折磨中,度過漫長的十五年,而這災禍竟完全緣起於一個荒唐的,不成其為原由的原由,而且還不允許申辯,這確實難怪他憤懣,焦灼,情緒失控。邵一蘭回頭望望農場大院,心想經過這場會麵,國棟的情緒應該會平複許多,她埋怨自己來晚了,不怪國棟。這樣想著,邵一蘭覺得自已的心境寬鬆多了,步子也快了起來。他們回到小旅店,那個姑娘正趴在床上,翻弄她哥哥的遺物:兩件衣裳,已經破得成了勉強連在一起的布條布片兒,一個摔得少皮無毛的塘瓷杯,一隻破鋼筆,一付 斷了腿兒的近視眼鏡,姑娘看一陣哭一陣,邵一蘭勸她喝了點水。邵一蘭和亮亮在小店食堂裏吃了飯,又讓小店大嫂給那姑娘做點雜麵條兒,大嫂一邊做飯,一邊說:“可了不得,這農場裏常死人。俺村裏有在裏頭幹雜活兒的,他們說,頭個月,有個人年紀不算大,近視眼,讓別的犯人揍急了,趁出來幹活的時候,往農場水井台子一塊石頭上撞,撞了個大窟窿,淌的血跟小河兒似的,農場衛生室沒有像樣的大夫,止不住血,往公社醫院送,還沒送到,就死了。那人八成是那姑娘的哥哥。這個農場裏,斷不了死人。有餓死的,有自己尋死的,也有想逃跑開槍打死的,也有讓犯人給打死的。……這兩年,餓死的多。”大嫂瞅瞅旁邊,湊到邵一蘭跟前,壓低了聲音,說:“女犯人更遭罪。你想想,這麽一大幫老爺們兒,統共沒多少女的,男的都饞得餓狼似的,有的就跟男犯人勾搭上了,讓公安知道了,往死裏打。也有偷著跟公安好的。有年輕、漂亮的,讓公安給‘弄’了,還不敢說,怕挨打。……裏頭的故事可多了,真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啊,可別犯到公家手裏,隻要進了那大鐵門,就算在閻王爺那裏掛了號了,不定哪天就讓小鬼兒給領走了。你說,大妹子,俺聽說,裏頭有不少有學問的人—你家那口子也是吧?俺就不明白了,你憑著學問,麽事兒不懂,怎麽還就犯事兒了呢。”邵一蘭聽大嫂這樣說,眼前又出現了“她家那一口子”幹瘦,佝僂,須發幹枯的樣子,心一陣陣抽緊,她趕忙端了大嫂做好的飯,回房間,勸那姑娘吃了,就領著亮亮,再去農場,她一定要親眼看看國棟平日裏在什麽地方,幹什麽活兒。母子倆頭頂著午後更加炙熱的陽光,打聽著,來到農場的西邊,離很遠,就聞到了刺鼻子的臭味兒。他們本能地,徒勞地用手捂著鼻子,往那看,好大一片地方,靠北邊一長排飼養室,門外拴著牛,馬,驢一類大牲畜,它前麵是兩排豬圈,再往前是排成列的長方形池子,應該是糞坑,糞坑南邊是一片場子,有一排排小墳頭一樣的糞堆,還有大片攤開來曬著的糞肥。場區裏有幾十個穿白色囚衣的犯人在勞動。四周站著端長槍的公安。母子兩人不顧奇臭無比的氣味兒,睜大眼睛,看那些幹活兒的犯人,看了好一陣,亮亮眼尖,說:“媽,你看西南角兒裏,那個拉排車的,直起腰來了,是我爸。”邵一蘭順著亮亮指的方向看過去,隻見幾個人在用排車拉糞肥,中間駕車的人是大個子,躬著背,低著頭,在用力拉那排車,車上糞肥堆得尖尖的,小山一樣,車子兩邊的人在虛應公事地扶著推著排車。邵一蘭看準了,駕車的就是陸國棟。她的心“撲騰撲騰”地跳了起來,她似乎感受到了國棟身上的疲累和酸疼,她臉在發熱,兩眼火辣辣的,想哭,但沒有眼淚,她緊緊地抓著亮亮的手,說不出活。亮亮說:“媽,那些人真壞,我爸一個人用勁拉,他們不用勁。”邵一蘭說:“他們也許是輪換著拉車。”邵一蘭和亮亮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看著,太陽更毒了,他們頭上身上的汗水在往下滴答,而他們的親人在不遠處拉糞車。整整一個下午,幾乎都是陸國棟在駕車,隻是中間,有個個子很矮的小老頭兒拉了兩趟,而幾個年輕力壯的人卻一直在來回地跟著排車走過場,像戲台上跑龍套的似的。太陽隻有幾十公分高了,犯人收工了,排了隊往回走了,陸國棟在隊伍裏走著,高個子,有點佝僂,晃晃遊遊,走不穩的樣子,邵一蘭想,他一定是太累了,腿疼了。……犯人們進了農場院子了,看不見了,邵一蘭領著亮亮,往回走。她覺得自己站了一過午的腿像灌了鉛一樣,邁不動步,眼前國棟拉車和在隊伍裏行走的樣子在眼前交替出現。唉,他每天就是這樣過的。生不如死。難怪他要申訴。難怪他要和她離婚,也許他要孤注一擲,破罐子破摔。……母子兩人快到苦水村的時候,見老先生在一棵楊樹下坐著發呆。邵一蘭走到他跟前,問:“大叔,見到你女兒了?”老先生垂頭喪氣,昏花的老眼流著渾濁的淚,隻搖頭,說不出話。邵一蘭說:“大叔,怎麽了?”老先生說:“我剛去見了我女兒回來,她好像變傻了,變呆了,倒還能認識我,但是見了我,一點也不激動,甚至都沒有表示出高興,幹巴巴地說了幾句話,我問一句,她答一句,我囑咐她一些話,她就像木偶似地點點頭。……我女兒完了。”邵一蘭安慰老先生幾句,她知道這種時候任何安慰和勸說的話都是不得要領的,是說不到心裏去的,就和亮亮先回小店兒了。女教師正在小店兒門口站著,臉上帶著微笑,說:“大姐,過午我去見孩子他爸爸了,他見了孩子,可高興。他說,為了孩子,他一定好好活,……他勸我別太軟弱了,大姐,我以後也要堅強起來,比起別人來,俺們還不算最苦的。”邵一蘭撫弄了一下孩子,說:“對,是要堅強起來。”
這天晚上,老先生和邵一蘭母子一起吃飯。老先生問:“邵大夫,你們什麽時候回去?”邵一蘭說:“我想再待兩天就走,孩子上學不能老耽誤。你呢?”老先生歎口氣,說:“我想多待些日子,閨女那個樣子,我不放心。過些天,我想再去看看她。”邵一蘭說:“辦得到嗎?”老先生說:“多說好話,憑這把年紀,努力爭取吧。我得好好開導開導女兒。”老先生買了點飯,說帶回去給那姑娘吃。邵一蘭和老先生回到女客房間,勸著姑娘吃了點飯,兩人都給了她一點錢,讓她買車票回家。姑娘對他們十分感激,要認老先生幹爹,老先生說:“閨女,我跟你說,我自己的親閨女都到了這地步了,比起你哥來,就是多喘口氣兒。我命裏擔不起她啊,我可不敢再認幹閨女了。”第二天一大早,老先生,邵一蘭,女教師把那姑娘送到農場門口,看著她坐上了農場的大車,老先生說:“閨女,路上多加小心。再難,也得好好活下去。”姑娘哭成了淚人兒,說:“叔,大姐,你們囑咐我的話,我記住了。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們這些好心人。”
邵一蘭母子又在苦水村住了兩天,她舍不得離開。每天,她和亮亮按旁改犯上工的時間到農場西邊,太陽烤著,幹熱風吹著,臭氣薰著,他們就在那裏站一陣,蹲一陣,眼巴巴地看著陸國棟。看他高高的個子在犯人的長隊裏來到糞場,看他有時跳下糞坑往上出糞,有時駕著排車拉糞,有時在大場子裏翻曬糞肥,看犯人收工回場,他高高的,瘦瘦的,像打棗杆子一樣,在犯人長蛇一樣蜿蜒的隊伍裏晃晃蕩蕩,一直到看不見他的身影,母子兩人才回苦水村。路上,她一聲不響,隻默默地走,她沒法給孩子訴說內心的痛苦和擔憂,隻是緊緊地拽住亮亮的手,快步地走,遇到路上有坑窪,或者有石頭塊兒,亮亮就拉著媽媽躲開。
邵一蘭和孩子就要離開了。老先生來女客房坐了一會,和邵一蘭交換了通信地址。女教師說:“在一塊兒這幾天,我跟你們沒待夠。你們都是那麽好的人,可惜咱們命都不好。我聽大叔說,他還要再住些日子,大姐要走了,真舍不得你走。”邵一蘭問:“你哪天走?”女教師說:“我不走了。”邵一蘭吃驚地問:“怎麽,什麽意思,不走了?”女教師說:“這個村有個小學,那天我去轉了一下,他們這裏缺老師,我問他們,來代課行嗎?他們很歡迎,還答應幫我弄間房子住,給找個老媽媽照看孩子。反正我在老家也是代課老師,我已經給家裏寫信,讓家裏人替我去學校辭了職,再上大隊和公社開封介紹信寄過來,我就在這邊過日子了。我在外頭陪著孩子他爸,也好常去看他。什麽時候他出來了,俺再一起回老家。”女教師的話讓邵一蘭感到新奇。她想,這位女老師看上去文文靜靜,內心卻十分剛強而且有主意,居然想出了在監獄外陪丈夫的辦法兒,一舉兩得,這辦法兒真妙。這幾天,她時時為國棟擔憂。他在裏邊處境太糟了,長此以往,會怎麽樣,真是不堪設想。不如也學女教師的辦法兒,也來這邊兒醫院工作,常來看國棟,給他送吃送穿,安慰他,鼓勵他,陪他一塊度過刑期。她又想到,下決心這麽辦吧,如果辦成了,還可以擺脫掉常鵬程的糾纏。這人來到省院後,他對她說的每句話,在表麵的意思後麵,都另有含意。他看她的每個眼神,都潛藏著壓抑不住的欲念,這位院領導每次跟她“談話”,都讓她感到一種特殊的壓力,甚至恐懼。她知道,當年這人對她的暗戀還是一個年輕人的鍾情,無可指責,而現在,他這種心思,隻能說明,這位終日道貌岸然,講話冠冕唐皇的高官,盡管早已蛻盡了寒酸的外殼,變得衣冠楚楚,再不形容委瑣,而是器宇軒昂,盡管滿口“立場”,“黨性”,“原則”,“信仰”的高調,但在他神聖外衣下麵,是一顆齷齪不堪的心。他一定認為,她一個反革命的老婆,一個男人雖生猶死的“寡婦”,他可以輕易得手。他會步步緊逼,她不敢想像事情會怎樣進展,順從他,除非黃河水倒過來往西流,反抗他,他會憑借手中的權力,對她刁難,打擊,欺淩。也許“三十六計走為上”,而且現在正好有個機會,她來以前,院裏傳達省委文件,動員全院醫護人員和職工下放農村和基層,支援邊疆,要求大家自願報名。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搞的涉及個人利益的運動,總是讓大家“自願”,名為“自願”,但實際上每個人都必須“自願”,不敢不“自願”,邵一蘭也和大家一樣,“自願”報了名,她想不如趁這個機會,要求下放來這邊工作,就可以近距離陪國棟了。
第二天,邵一蘭和亮亮搭勞改農場的馬車到了縣城,她讓亮亮在小旅社裏看畫書,她去找了縣人事局和衛生局,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表達了想下放來此地工作的願望,接待她的人都說,這裏人才奇缺,十分歡迎她來,隻是當地貧窮,落後,工作、生活條件很差,氣候也不好,讓她考慮好了,對困難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最後,他們說,隻要原單位肯放行,他們會主動和對方聯係,辦理所有手續。
邵一蘭和亮亮回到了濟南,在回家的路上,她交待亮亮,回到家,對爺爺奶奶說,爸爸身體還好,隻是瘦一些。農場的活兒也不累。不要亂說。亮亮點頭答應。這天是星期日,陸伯川夫婦和陸國筠一家都在,大家見邵一蘭和亮亮回來了,都很激動,國筠和周繼香忙弄水,讓他們母子洗臉,明明也學大人,給舅媽和哥哥倒水。程兆菊迭忙來伺候亮亮洗臉,看他瘦了沒有。母子兩人洗完臉,程兆菊說:“先喝口水,歇歇,先不忙著說話。”邵一蘭喝口水,說:“爸媽,叔嬸,俺娘兩個這回去,還算順利。見到了國棟,跟他說了半小時話。他身體還算可以,隻是瘦一些—現在哪裏有胖人?別說在那種地方了。也跟他說好了,他不再寫申訴信了,你們都放心吧。”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地問些陸國棟的具體情形,亮亮幾天不見奶奶了,寸步不離地偎在奶奶跟前。奶奶問:“小兒,見到爸爸了,高興吧?”亮亮笑著,但眼上掛著淚珠兒,點點頭,說:“唔,高興。”奶奶問:“跟奶奶說說,爸爸說什麽了?”亮亮說:“說我長高了,讓我好好讀書。”奶奶又悄悄問:“小兒,跟奶奶說實話,爸爸身體什麽樣兒?”亮亮臉憋得通紅,但終於忍不住了,哭著說:“爸爸瘦得厲害,背也駝了,頭發也白了很多,……他還非告狀不可,他還要跟我媽媽離婚,……媽媽好說歹說,才把他說服了。……他在那裏出糞,運糞,又髒又累,和他一起的犯人很壞,欺負他。”滿屋人麵麵相覷,都沉默了,隻聽見亮亮的哭聲,邵一蘭兩眼汪著淚,焦急地說:“亮亮,你這孩子。……”陸伯言說:“一蘭,別怨孩子,他太小,不可能像大人一樣控製自己。我們家這種情況,就不必瞞著了。國棟到底怎麽樣?實話實說,我和你媽承受得住。”邵一蘭說:“國棟的確很瘦,不過沒什麽病。他不在衛生室了,在積肥隊裏幹活—可能是因為他堅持申訴對他的懲罰,活兒是不好。他非要跟我離婚—他前幾個月就來信提出離婚,上次來信還寄來了離婚協議書和介紹信,我怕爸媽難受,誰也沒告訴。看樣子他是打算跟我離婚以後,再加勁地申訴。”陸伯川急得了不得,說:“你說這個國棟怎麽這樣執拗?”邵一蘭說:“不怪他。人處在那種環境裏,難免有‘困獸猶鬥’和殊死一搏的衝動。”陸伯言問:“說到最後,他什麽態度?”邵一蘭說:“末了,他讓我和亮亮—亮亮哭著求他—說服了,同意不再申訴了,也不提離婚的事了。不過,因為他處境太惡劣,他又確實冤屈得太荒唐,太離奇,我擔心他還會反複。我也擔心他的身體,怕他堅持不住了。所以我在那裏產生了一個想法兒,趁今天老人和妹妹妹夫都在,說了一塊商量商量。”陸伯言說:“什麽想法兒?你說說。”邵一蘭說:“現在,黨和政府動員城市機關單位的人下放農村,支援邊疆,我在院裏也報了名—人人都報,不報不行,我想下放到勞改農場那個縣裏去,我在那邊跟他們縣人事局,衛生局都說好了,他們很歡迎,說隻要這邊批準我下放,他們就出麵聯係給辦手續。”邵一蘭的話太出人意外,大家既感到驚奇又覺得過於冒險,陸伯川問:“一蘭,怎麽會這樣想?你即使去了那邊,他在裏邊,你在外頭,也不能替他受苦。那豈不是一個人在受難,還再搭上一個人發配大西北?還不如每年請假去看他。”邵一蘭說:“這次去,親眼目睹了國棟在裏邊的生存狀況,我很揪心。我擔心他的身體,……”亮亮說:“那裏的人說,勞改農場裏常死人。”邵一蘭說:“亮亮,別胡扯。……我到了那裏,可以常去看他,給他送吃的,安慰他,鼓勵他。再說,去了待時間長了,有了熟人,爭取通過關係,改變國棟在農場裏的處境。”周橋沉吟道:“這樣做確實會對國棟有很大幫助,不過嫂子付出的代價太大了。”陸國筠說:“嫂子,你可考慮好了,我聽人家說,下去容易,想再回來就難了。”邵一蘭說:“這一層,我不是沒考慮。但是,顧不了那麽多了。回不來就回不來吧。無論如何,得把國棟保住。萬一國棟有個好歹,即使我在大城市大醫院上班,還有什麽意思?……”邵一蘭說至此,哽咽著說不下去了。陸國筠掏出手絹讓邵一蘭擦淚,顫聲叫:“嫂子,……”屋裏的人都不知說什麽好,令人壓抑的沉默,過了一會兒,陸伯言問:“繼章,你覺得(這件事)可行嗎?”周橋說:“嫂子的想法兒很讓人感動,也值得敬佩。她說的確有道理。隻要省院同意她下放,就可以這樣做。至於將來怎麽辦,還有不少年,形勢,政策都不知道怎樣變化,隻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過,考慮到孩子的教育,亮亮最好別去。”邵一蘭說:“我打算把亮亮留下,一是怕耽誤他的學業,再就是,我走了,家裏人更少了,亮亮是爸媽的慰籍,我再舍不得,也要把亮亮留下。”程兆菊說:“一蘭,你自己去,一個人,不更孤單嗎?”邵一蘭說:“我天天上班兒,不要緊。”程兆菊問亮亮:“小兒,媽媽上你爸那邊去,你留在家裏,跟著爺爺奶奶,願意嗎?”亮亮看看奶奶,又看看媽媽,說:“我願意是願意,但是我舍不得媽媽,……她走了,我想她了怎麽辦?”程兆菊把亮亮攬到懷裏,眼淚“噗嗒噗嗒”落到亮亮身上,嘴裏念叨:“我可憐的孩子。……”陸伯言說:“兆菊,你……”邵一蘭說:“亮亮,媽媽會請假回來看爺爺奶奶看你。你一年年長大了,放了假,也可以去那邊看爸媽。”陸國筠走到亮亮跟前,說:“亮亮,放了假,姑姑陪你去看爸媽。”明明也過來,說:“亮亮哥哥,我也陪你去。”明明轉頭對邵一蘭說:“舅媽,小剛哥哥說,舅媽有一顆金子做的心。”陸國筠說:“小剛是這樣說,他說得太對了。”陸伯川說:“患難見人心啊。看那季龍翔,國群出了問題,迭忙地離了婚。跟一蘭比,他是什麽人?國群新找的這個鄭士茂人不錯,國群還帶著帽子,他也不嫌。”程兆菊說:“鄭士茂是真不錯。我跟你哥不大掛國群了,現在就不放心棟兒了。”陸伯川說:“國棟就靠一蘭了。一蘭,你到那邊去,要吃很多苦。我們陸家老少幾代都感謝你。”邵一蘭說:“叔,別這樣說。這也是被逼無奈。國棟是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爸爸呀,我能不顧他嗎?”陸伯言說:“兆菊,既然一蘭要這麽做,就讓她去吧。她這是去救國棟的命,救咱一家人的命啊。”邵一蘭說:“亮亮留在家裏,爸媽要多受累了。”程兆菊說:“亮亮這麽大了,又懂事,聽話,家裏還有你繼香姐,我們受不了多少累。就是苦了你了。”
第二天,邵一蘭去醫院銷假上班。她抽時間找了院黨委書記。這位老領導很堅持黨的原則和天產階級立場,但在對具體人和事的處理上,和其他人相比,又表現得寬容大度些,有“不為已甚”的意思。邵一蘭跟他說了要求下放去大西北的想法,請他照顧。老領導似有所動。他也知道陸國棟是冤枉的,也知道陸、邵夫婦醫術,醫德是無可指責的,但麵對運動的洪濤巨浪,他絕對不會替他們說話,他得顧全黨的事業之大局。他說:“一蘭,別的話我不說了,也不能說。你和陸國棟,工作是好的,但問題涉及到政治,就不好辦了。你這個要求,是響應黨的號召,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我答應你。研究下放名單,一定排上你。讓院人事處和那邊人事部門聯係。”常鵬程知道邵一蘭回來了,但沒跟陸國棟離婚,他很失望,他勸自已不可操之過急,“心急吃不得熱豆腐”。院黨委研究下放人員名單,他說,邵一蘭是院裏護理專業的骨幹,最好留下,但院黨委書記卻執意要下放邵一蘭,黨委其他成員都愁著讓誰下放都是麻煩事,邵一蘭既然真的自願去大西北,老書記又力主同意,他們也就順水推舟,支持老書記的意見。會後,老書記安排人事處跟農場所在地人事局發函聯係,辦理邵一蘭的調動手續。常鵬程知道了,心裏十分氣惱,但又沒法兒阻攔,氣急敗壞,竟一個人在辦公室裏拍桌子砸板凳,他又一次和晝思夜夢的“蘭”失之交臂,今生無望矣。……德惠醫院這次共下放十五個人,被下放者的名單和擬下放地點張榜公布了。內科主任私下向邵一蘭伸大拇指,說:“一蘭,說實話,我這個老太婆佩服你,你是女中豪傑,你稱得上是‘義薄雲天’,你是奇女子。國棟是好人,你們是好夫妻,去陪他吧。記住,跟國棟說,無論多苦,多難,都要堅強,堅持。”
邵一蘭一邊上班一邊準備行裝,等了一個多月,才接到了人事調動手續。家裏人先幫她把大件行李從郵局寄走。臨走前這些天,她一遍遍囑咐亮亮聽話,不惹爺爺奶奶生氣,好好讀書,如果被人欺負,好好跟人家講道理,不許打架。國筠給國群寫信說了嫂子去大西北的事,國群一家三口趕來給邵一蘭送行。陸家人對邵一蘭“下放”大西北,心情複雜,極度悲苦中又有些許安慰,因為他們指望著一蘭去了那邊,國棟就有“救”了。最苦的是邵一蘭和亮亮。邵一蘭為拋下兒子遠行肝腸寸斷,但為了不讓爸媽傷心,強顏為歡;亮亮像小大人一樣,表麵上一切如常,但常暗中落淚,甚至睡夢中哭醒,這讓爺爺奶奶姑姑分外難過。但是,陸家畢竟隻有一個邵一蘭,她顧彼就必然失此。邵一蘭終於踏上了西行之路,義無返顧地把家人,孩子,把天下聞名的濟南府,自己生於斯,長於斯,生活、工作於斯的家鄉拋閃在身後,隻身奔向窮困,荒涼的大西北,她將到那裏,在監獄的高牆外邊,陪伴自己的丈夫度過漫長的歲月。送行的人們站在月台上,看著火車遠去,消失了,哄著,勸著還在嚶嚶哭泣的亮亮,走出車站,來到車站廣場上,廣場上依然混亂,擾攘,周橋沉重地歎口氣,鄭士茂緊緊地攥著陸國群一隻手,像是怕她走失掉了似的。坐在公交車上,他們不再說邵一蘭的事,有意轉換話題,陸國群看著站在跟前的周橋,對身旁的姐姐說:“我看姐夫的臉有些虛胖,他不是長水腫病了吧?”陸國筠說:“口糧少,他不讓上黑市買,說自已是閑人,盡明明和我吃—說明明小,我身體弱,不能餓,他不要緊。看樣子是長水腫病了。小剛聽人說了,還專程跑來看了一趟,說是回家要弄些豆子來。”陸國群悄聲說:“姐,你命真好,明明那麽可愛,還擎(白字,應為寶貝“貝”字旁加一個“青”字)受了那麽個好兒子。”陸國筠說:“不光小剛兒這孩子好,我還有了個好姐姐,守芝姐人真的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