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一部23

23

看完最後一位病人，陸國棟顧不得聽完病人家屬—一位絮絮叨叨的老太太感謝的話，疲憊地站了起來，看了看表，七點十分，已經下班一個多小時了。他從門診室出來，見急診室，注射室的燈已經亮了，值夜班的醫生，護士都在忙碌著。走廊裏依然滿是病人和家屬，不少病人坐在連椅上，甚至躺在地板上打“點滴”，陸國棟穿著白工作服，戴著大口罩，小心翼翼地躲閃著那些憂慮，焦急的病人和家屬，步出門診樓的長廊，來到院子裏。一陣涼風吹來，他頓覺清爽了許多。他和妻子供職的這座全省數一數二的大醫院是本世紀初葉美國人建的，一座座西洋風格的樓房，林蔭路，式樣別致的路燈，還有那些花壇，綠地，構築成一個和紛擾，喧囂的市井異樣的世界。陸國棟從高中開始，就把戴白色的大夫帽，穿白大褂兒，到這個醫院工作，神色莊重，步履沉穩，不疾不徐地走在大樓長廊裏，在門診室或病房裏清風拂絮般跟病人交談，看男女老幼的病患者一個個病愈而去作為自己的理想。若幹年後，他終於如願以償。他在這裏工作已經快十年了。他很投入，很努力，醫術提高很快，早已是外科的骨幹，做大手術的“主刀”了。現在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節，傍晚又是一天中醫院最好的時光，夕陽的餘暉把樓房，樹木鍍上一層金黃色，樓房一個個窗口裏，散射出桔黃色的，溫柔的燈光，涼風習習，路旁的柳條兒輕柔地舞動著，路燈的燈光從高大的法國梧桐樹葉間落下來，在路麵上印滿斑駁的樹影兒，看上去如夢如幻。陸國棟喜歡這裏的一草一木，隻要來到醫院，到科裏上了班，不論心裏有什麽痛苦，煩惱，都會被置於腦後，他會全身心地投入到和患者同聲相應，與傷病較量的搏鬥之中。這年春季，幹旱少雨，乍寒乍暖，一場嚴重的流行性感冒席卷了中國北方，省城患流感的病人一天天增加，幼兒園放了假，有的中、小學停了課，大小醫院裏人滿為患，不少醫生、護士也病倒了，院部從全院各科、室抽調基礎紮實，醫術全麵的醫生，護士支援內科。陸國棟被抽調來內科門診頂班已經十多天了，但是外科經他手術沒出院的病人，他仍然放心不下，遇到大手術，有時他還得回去主刀，沒辦法兒，隻好安排多加班。每天在內科門診下了班，他總要去外科病房轉轉，跟去年從醫學院畢業，正在見習期，剛剛提前頂班的屈長河交待些注意事項。他到了外科病房醫生辦公室，屈長河見到他十分高興，說：“陸老師，這麽晚了，你又過來。沒什麽事兒。你抓緊回家吧。我聽邵護士長說，你母親和孩子也病了。”陸國棟說：“我順路過來看看。四病室三號床上那位老先生傷口還疼嗎？”屈長河說：“今天好多了，情緒也穩定了。他和家屬都誇你。說要好好謝你。”陸國棟淡然一笑，說：“謝什麽？這不就是醫生應該做的事嗎？”屈長河問：“陸老師，你在內科幫忙，還得多長時間回來？”陸國棟說：“說不準，看流感的發展情況吧。如果按以往的經驗，按它的流行規律，隨著天氣變暖，這波流感該過去了，所以，應該快回來了。”屈長河說：“大家都說，科裏的大手術，難手術，多數是你做，可是晉升，提級，到協和進修，參加學術交流會，這些好事都沒你的份兒。而下鄉，緊急出診，工傷事故搶救，回回少不了你，這次去內科門診幫忙，又抽著你。誰不怕傳染？科裏不少同誌都為你鳴不平。”陸國棟把桌上的“查房記錄”合上，說：“小屈，我不讚成你們年輕人議論這類事情，這對誰都沒好處。我對專業比較執著，隻要是為患者治病，就是義不容辭，至於個人利益，能在這樣水平的醫院裏從醫，我感到很幸運。你們年輕人不要盯著這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到業務止，把心思放在患者身上，是重中之重。以後不要跟任何人議論這些事。”屈長河咕嘟著嘴，還想說什麽，陸國棟脫下工作服，摘掉工作帽，屈長河接過去代他掛好，陸國棟拍拍他的肩膀，說：“好了，不說了，我抓緊回家了，家裏還有兩個病號，邵一蘭今晚上還要在院裏加班，不回家了。”說完就匆匆離開了。醫院離他們家很近，步行隻需十五分鍾，他和邵一蘭上下班總是以步當車，因為平時工作緊張，走路就權當鍛練身體了。他到家時，父親在堂屋外間看報，母親在裏間屋半躺著，亮亮在奶奶床前一張小床上看連環畫。程兆菊見兒子回來，問：“你自己回來，一蘭又加班？”陸國棟說：“護士病倒了不少，不加班沒辦法兒。媽，你覺得怎麽樣了？亮亮還發燒嗎？”程兆菊說：“今兒過午我覺得好多了，不害冷了，身上疼得也輕了。亮亮也退燒了。”陸國棟說：“多喝開水，好好休息，二十四小時不再發燒，就沒什麽問題了。”程兆菊問：“餓壞了吧？我和亮亮都喝了點麵條兒，你爸爸還等你哩。這兩天孫媽回家了，飯是南院趙娘娘—這趙娘娘是陸家的房客，但兩家關係一直很親密，不像房東和房客，倒像親戚—來給做的。娘病這一場，你和一蘭不著家，把你趙娘娘麻煩得不輕。”陸國棟說：“忙完這一陣，我和一蘭拿點東西去感謝趙娘娘。”陸國棟說完，忙去廚房端飯菜來，父子兩人在燈下邊吃飯邊啦呱兒。陸伯言說：“市裏召集政協委員，民主黨派，工商聯成員開會，說共產黨要整風，要求大家大嗚大放，給領導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已經弄了幾天了。”陸國棟問：“你發言了嗎？”陸伯言說：“我輕描淡寫地表示了個態度，沒提什麽意見，也沒寫大字報。”陸國棟問：“爸是怎麽考慮的？”陸伯言說：“頭一個想法，共產黨偉大，國民黨什麽時候發動社會人士給提意見了？這一點讓人佩服。看樣子共產黨是虛心納諫，但是，咱自己不能得意忘形，不能忘了自己的情況，畢竟是剝削階級分子，親家去了台灣，其他社會關係也有不少問題，肅反中你還受到審查，如果現在瞪起眼來挑共產黨的毛病，會不會讓人家覺得咱是對黨不滿，和黨不一心，發泄不滿呢？所以還是謹慎些，少說，甚至不說為好。再說，爸爸也說不出什麽成套的意見來。我對共產黨最大的意見，就是鎮反中整你，又不給徹底解決。可是，我覺得在這個時候提這件事，不妥當，還是走正常程序向上級申訴比較好。至於對工商業者搞改造，‘五反’搞人人過關，整錯人，人家是共產黨，就是要整資產階級的，不這樣搞，就不叫共產黨了。咱還能怎麽樣？所以，我不想正而八經地提什麽意見，隨大流，混過去了事。”陸國棟說：“爸說得很是。”陸伯言問：“你們醫院動員了嗎？開始鳴放了嗎？”陸國棟說：“還不都一樣？我也參加過兩、三次會了，領導反複動員，還真有發言提意見的，院子裏也貼了不少大字報，別看平時大家都忙業務，搞起運動來，這個那個的，還真提了不少意見。”陸伯言問：“你呢？”陸國棟說：“我情況比較特殊，不準備發什麽言，更不寫大字報。再說，我一向不太關心院裏政治方麵和人事上長短紛爭的事，也沒什麽好說。”吃完飯，陸國棟收拾碗筷，陸伯言說：“先放那裏，不要刷了。你叔和你嬸子十幾天沒過來了，也不知大學裏什麽情況，看報紙上他們學校裏幾個名教授鳴放了不少，風頭兒出得不小，你叔性子太直，口無遮攔，還輕信，我很怕他闖禍，惹出亂子來，你現在就去他那裏，跟他說，就說我交待他，讓他稍安勿躁，少說—如果非說不可—為佳，說話也要掌握分寸，不可亂說。”

陸國棟不顧疲勞，急急忙忙乘公交車去魯大，已經過了下班兒高峰，車上沒幾個乘客，老舊不堪，七搖八晃的公共汽車吃力地，吭吭哧哧地顛簸著，行駛在高凹不平的街道上，陸國棟熟悉的機關、店鋪、學校迎麵過來又匆匆退去，商店都關門了，隻有少數飯館兒還沒關門，可以看見三、兩個顧客在吃飯，服務員在忙著收拾桌凳，分明在催顧客快吃快走，他們好快些下班。街上幾塊圖案和文字殘缺不全，短胳膊少腿的的門店招牌怪誕地，應付公事地閃爍著，明滅著，……陸國棟沒心看過眼雲煙般的街景，他想起了屈長河，想起下班前屈長河說的那些話，不知道為什麽，他隱然覺得那些同情他的話背後潛藏著某種危險，這些青年人也許會給他幫倒忙兒。他們這些話，不但沒有讓陸國棟感到安慰或鼓舞，反而讓他有一種莫名的恐懼。當然，他對鎮反運動中，從天上掉下來的，無端地，粗暴地，不由分說地強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是不滿，不服，一直耿耿於懷的，從那以後，這四、五年裏，院裏對他的態度，據說是“內控對象”，這更讓他鬱悶。這個問題是壓在他頭上的一座無形的山，是套在他身上的一副解不開的鎖。他是重專業的人，醫學，技術，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他對當官沒有興趣，他隻求能夠和同事一樣被公平對待，能安心，專心地鑽研業務，為患者服務，就心滿意足了。這願望，在一般人身上，是理所當然的，而他卻是求之不得的。這幾年，他每年都為鎮反的事寫申訴信，每次都是一式三份，醫院黨委，市委，省委各一份，但一直沒得到回音。一塊石片兒扔進水裏，會泛起一圈圈兒的波紋，而他寫了那麽多申訴信，得到的卻是沉寂，沉寂，永遠的沉寂。前些天，他又把申訴信重新抄了，發了出去，他想，共產黨搞整風了，既然是“整風”，自然要檢討和審視以前的工作，也許他的問題會被關注，但是把申訴信發出去之後，他又有點後怕，他擔心在整風運動中這樣做，是不是有借機“翻案”之嫌，他本能地感覺到，共產黨的幹部對政治類的鬥爭—比如肅反—似乎特別敏感，特別不喜歡有人說三道四。但是，事情已經做了，複水難受，也隻能隨他去了。但他不希望科裏，院裏的同事攙和這件事。如果院裏有人認為是他在幕後鼓動，那就糟了。但這也沒辦法兒，他們想議論，你也沒辦法兒捂住人家的嘴。……公共汽車在魯大門外停住了，陸國棟急忙下了車，急急慌慌走進大學校園。校園裏的景象讓陸國棟大吃一驚。已經是夜裏九點多鍾了，一向安靜的校園這會兒卻像亂烘烘的市場，樓房牆壁上，小樹林和行道旁搭起的席帳上，貼滿了各種顏色的紙張寫成的大字報，道路上空扯著不少橫幅，樹上，牆上，各種色紙的標語琳琅滿目，路燈，大字報欄前臨時扯上的電燈照得各處亮如白晝，年輕的男女大學生，沉穩的中年老師，白了頭發的老先生熙來攘往，絡繹不絕，人們擠著，擁著，爭著看那些大字報，有的大字報似乎特別吸引人，後邊的人翹起腳，伸長了脖子往裏看，有的邊看邊稱讚：“好！”“太對了！”“就是這麽回事兒！”也有的不讚成:“胡扯！”，“胡說八道！”，“一派胡言！”，有的人邊看邊沉思，也有的拿個小本兒做記錄。突然有個學生說：“陸伯川教授這篇大字報，《對“肅反對象”實行疑罪從無，天不會塌下來》，這個題目多麽有震撼力，內容也很有說服力。”陸國棟聽了，十分震驚，也擠進去看這篇大字報。大字報上說，在肅反中，對或事出有因，或道聽途說，或撲風捉影，但又一時查無實據的嫌疑對象—他們當中不乏學有專長的有用之材—不應該動輒作為有問題的人，實行“隔離”，關押，遲遲不予解脫，或者雖解除關押，但仍然當成懷疑對象不予信任，加以歧視，而應該實行“疑罪從無”，這樣做，對當事人示之以黨和政府的寬宏大度，令其知恩圖報，從而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即使該當事人確有問題，一時查不出，相信在強大的人民民主專政麵前，他也不會，不敢“翻天”，有一天問題查清，再予以依法論處，也不至於天下大亂。這樣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當事人蒙冤受屈，孤立個別死硬的反革命分子。總之，對這類當事人實行疑罪從無，善莫大焉，倘能如此，則人民事業幸甚！陸國棟匆匆看完，趕緊從人群中擠出來，已經渾身是汗，那麽多人擠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大字報的內容讓他如芒刺在背，讓他緊張萬分，走了沒多遠，在一座樓房的山牆上，竟又看見了剛貼出不長時間的署名“曆史係陳姝”，題目是“學術爭論切勿無限上綱，陷人以罪”的大字報，陸國棟已經沒有心思看大字報的內容，急著往叔、嬸家走去，像是大禍來臨了一樣。他知道，僅就大字報的內容說，這些觀點，不能說有什麽錯，但是解放以來的政治運動，很多事情是常人以常識為標準沒法理解的，而不少是出人意表，石破天驚，讓人先是錯諤，繼之以違心地認同，最後“心悅誠服”。武訓行乞興辦義學，讓貧寒子弟有書讀，對這種善舉，多少年來被人稱道，但一部電影《武訓傳》卻在全國大張撻伐；北京大學一個老教授評說《紅樓夢》，全中國有多少人感興趣？居然也掀起軒然大波，像胡風那樣的文人和他的朋友們，竟然是一個“反革命集團”，陸國棟的一個高中同學，考了南方一個大學的中文係，聽說因為去過一個“胡風分子”教授的家幾次，就成了“胡風分子”……一個個運動，一場場批判，報紙上連篇累牘，廣播上聲嘶力竭，老百姓有多少人明白？不都得跟著喊口號?有誰敢出來唱反調兒?而叔叔居然敢寫大字報對共產黨的鎮反運動說三道四，嬸子還指責什麽“無限上綱，陷人以罪”，這豈不是犯上作亂？陸國棟覺得這兩個話題都涉及到黨組織發動的運動，是最敏感，也是最不容置喙的，發這種議論是犯忌的，甚至是大逆不道的，陸國棟不認為共產黨會一下子變得寬宏大度起來，可以聽任“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它的大政說長道短。他覺得爸爸的提醒太晚了。陸國棟來到叔叔家，一家人—連醫學院畢了業，分到市醫院工作的陸星兒—都在，屋裏還坐著一位戴金邊兒眼鏡，儀態瀟灑，文質彬彬的中年學者，叔叔和他談興正濃。叔和嬸子見陸國棟來了，十分高興，嬸子說：“國棟，這麽晚了，你怎麽來了？你媽和亮亮感冒好了嗎？這幾天學校裏天天開會，寫大字報，沒得空兒過去。”國棟說：“我媽和亮亮都好多了。你們幾天沒過去，我爸媽不放心，讓我過來看看。”叔叔笑了，說：“有什麽不放心的？他們是怕我亂放炮？”一邊說，一邊朝那位“金邊兒眼鏡”先生會心地一笑，又說：“你這位伯伯姓張，張西江教授，是我高中，大學時的同學，現在又是同事，還是鄰居，他就住隔壁。我們是無話不談的朋友。”一邊對張教授說：“這就是我跟你說過的我那個在德惠醫院當外科大夫的侄子，肅反的時候莫名其妙地關了小半年，幾年過去了，到現在也沒給一個明確的結論。”張教授感歎說：“共產黨是搞階級鬥爭起家的，所以搞階級鬥爭是它的拿手好戲，已經成了它思維和行動的慣性。這就導致它神經過敏，滿眼裏是敵人，疑神疑鬼，表現在對人的態度上，就是沒有現代的法製觀念，漠視公民的基本權利，有時簡直是‘視民如草芥’。”陸伯川說：“西江，你末了這話說過頭了。孟夫子這話可不能亂用，你忘了另一句了嗎？如果有人給聯係起來，上綱上線，那可就是‘大不敬’之罪啊。”張教授 說：“你提醒得很對。但如果不注意解決這些問題，確實會引起黨群對立啊。”張教授轉臉對陸國棟說：“我和你叔是幾十年的知己，至交，我們是互為精神支柱。”陸國棟說：“我叔性子比較直，請張伯伯也常提醒著他點，免得犯錯誤，我爸、媽對他很擔心。”陸伯川說：“家父母去世早，我是跟兄、嫂長大的，他們對我十分關心。”張教授說：“國棟回去告訴你爸媽，不必擔心。現在的形勢，共產黨感到有壓力，東歐那邊亂了套，咱們國家知識階層不滿情緒很嚴重。他們不有所轉變不行了。這次是共產黨‘高價收買’意見和建議，講的是‘言者無罪’，作為執政黨，它總該言而有信，所以不會有什麽危險。我已經發過兩次言了，還有不少話要說。這次要來個‘一吐為快’。我這就回去準備明天的發言稿子，你爺們兒說說話吧。”張教授走了，陸國棟見叔叔仍處在一種亢奮狀態中，更覺擔心了，說：“叔，我爸怕你言多有失，惹出麻煩，特意過來讓我告訴你，一定要沉住氣，要‘稍安勿燥，少說為佳’。我剛才在校園兒裏看見你和我嬸子寫的大字報了，特別是你那一篇，我覺得很不合適，看來我爸提醒得晚了一步。叔，你何必寫有關肅反問題的大字報，這太危險了。”陸伯川一愣神，說：“我也是一時衝動，有感而發。所謂‘不平則鳴’，平時憋在心裏，現在共產黨讓說話了，沒怎麽前思後慮，一下就寫出來，貼出去了。國棟，你在肅反中受到的冤屈，一直是我的一塊心病。我們學校裏不少老師，甚至高年級的學生受冤屈的也不在少數，我對這種事一直很有意見，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不就寫了嗎。現在看來，是有些冒失了。好在我也沒舉任何實例，隻是泛泛而論，而且我說的道理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全世界任何法製國家不是‘疑罪從無’?所以，也沒什麽大不了。”陸國棟說：“話是這樣說，也不能說說的不對。但問題是評判權，對人的生殺大權在人家手裏。人家說你‘不對’，你就‘不對’，說你‘反動’，你就‘反動’。不過，既然已經寫了，貼了，也沒辦法兒挽回了，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了。但是，叔，還有嬸子，你們就此打住，既不要再寫大字報，也不要發什麽言。行嗎？”陸伯川說：“好，我們聽你爸媽的。”陳姝說：“怎麽，我貼的那張大字報，國棟也看到了？”陸國棟說：“看到了，不過沒細看內容。好像是剛貼上，漿糊還沒幹透。”陳姝說：“我本來不想寫。係黨支書一個勁兒地動員，說是對黨整風的態度問題，沒辦法兒，我就寫了這麽一篇交差。也是我想起這幾年學術界一些人在學術討論中給人戴帽子，打棍子，心裏有氣，也算是‘有感而發’吧。”陸星兒說：“我下了班兒來家幫媽媽去貼的。我們都緊張得要死，心‘撲通撲通’跳，渾身是汗，手都在發抖，好歹貼上，趕緊跑了，好像怕被人抓住似的。你說，弄這一套，是何苦呢？”陳姝說：“這完全是‘趕著鴨子上架’，不得已而為之。隻此一次，下不為例。從明天起，我拿定主意，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不管人家怎樣動員，我也不寫不說。總不會來翹嘴巴吧。”陸伯川問：“你爸那邊兒動員鳴放了嗎？”陸國棟說：“動員了。不過我爸沒發什麽言，更沒寫大字報，觀望而已。”陳姝說：“還是大哥這樣穩妥。我不讓你叔在會上發言，不讓他寫那些大字報，他還跟我強。他老和張西江搞在一起，兩個人臭味相投，一個鼻孔出氣，你叔幾篇大字報，特別是寫肅反的那一篇，就是張西江鼓動著寫的。張—你爸爸對張也沒好感—這個人華而不實，脆而不堅，喜歡感情用事，以後，朋友歸朋友，這種事情，還是得有主見，不能老聽他的。”陸伯川說：“倒也怨不得張西江。我自己也是性情中人，經不住人家三動員，兩動員，覺得人家領導上一片至誠，‘士為知己者死’，咱就得披肝瀝膽，直抒胸臆。不管怎樣，說也罷，寫也罷，我也沒有一絲一毫惡意，算是‘奉命奏聞’，他們總不至於出爾反爾 吧。國棟，告訴你爸媽，別擔心，不會有事的。”陸國棟說：“嬸子說得對，還是就此打住為好，不要越陷越深，最後弄得不能自拔。”陸伯川說：“好，‘打住’，‘打住’。怎麽，你們醫院裏沒動靜兒？學校裏幾個肅反時受審查的人都提意見了，要求給個說法兒，還自己清白。你提沒提？”陸國棟說：“醫院裏也搞了，也有人在嗚放會上發言，大字報也貼了一些，當然比大學裏少得多。有的內容還十分尖銳，讓人看著都替作者捏一把汗。我不擔事兒，什麽也沒做，一句話也沒說。還跟原先一樣，走正常程序，向上級申訴。我爸—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覺得借著共產黨整風來弄這件事，不是明智的做法，有趁火打劫之嫌，怕讓組織上反感。”陸伯川邊聽邊點頭，轉臉對陳姝說：“看來還是哥哥慮事周到，我是有些浮燥了。”陸國棟說：：“也許問題不大，先別想那麽多了。我回去，再晚了，就沒有公交車了。”

陸國棟回到家，父親還在等他，聽陸國棟說了在大學的所見所聞和叔，嬸寫大字報的情況，邊聽邊皺眉，歎氣，聽完了，急得跺腳，說：“糟糕，你叔絕對不應該鳴放有關肅反的意見，自己的親侄子是肅反對象，他這樣做，豈不是引火燒身嗎？糊塗啊。不出問題便罷，如果有事兒，這大字報就是大把柄。”陸國棟說：“也許不要緊吧，我叔還有一個張教授都說共產黨講的是‘廣開言路’，‘言者無罪’。”陸伯言說：“張教授？噢，是張西江 。我見過這個人，心高氣傲，華而不實。你叔就看不透他，信他的。我一向不讚成你叔和他深交，可是怪了，多少年了，兩個人就好得跟一個頭似的。”陸伯言沉重地歎口氣，說：“你叔和你嬸子都已經上台‘亮相’了，再讓他們‘韜諱’，‘藏拙’也晚了。人家不找毛病是萬幸，找著就是大麻煩，就連你嬸子的大字報，人家要批判，也大有說詞。”陸國棟說：“共產黨號召大家鳴放，也許不至於再反過來整人吧？”陸伯言說：“但願是那樣，可是，共產黨的政策是很容易變的啊，你看，土改以前，宣傳的是打擊地主階級，不把矛頭對準富農，結果呢，富農跟地主一樣，戴帽子受管製;剛建國，說民族資產階級是人民大眾的一部分，是國旗上四顆小黃星之一，可是很快就對大小資本家動了手，哪個不灰溜溜的?舊中國知識分子不喜歡國民黨，可是解放後，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怎麽也不放心，不斷地整，農村裏的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還沒熱乎夠，就歸了公，原先說過渡時期要三到五個五年計劃，現在卻早已‘過渡’完了。總之，說變就變。至於整這些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工商業者，那還不是手到擒來？所以，我總有一種不好的預感，總覺得會出事兒，但願我是‘杞人憂天’。走一步看一步吧。你也休息去吧，天不早了，明天還得上班，還在內科幫忙？一定注意自己不要傳染上了。”陸國棟說：“我體質好，應該沒事。爸，你也當心。”

陸伯言不幸而言中了。過了六、七天，晚飯後，陸國筠領著女兒明明來了。國筠說：“周橋晚上有會，讓我過來，他讓我給爸，媽帶話，抓緊告訴叔、嬸兒，還有國棟，國群，參加嗚放一定要謹慎，克製，不能說過頭話，否則會出大問題。”實際上，周橋已經在地、師級以上幹部會上聽了毛澤東寫的一封信《事情正在起變化》，黨內正在布置，馬上就要對嗚放開展反擊了。惜乎周橋的提醒已經來遲了。陸伯言說：“我早就給你妹妹去信了，她們那裏還沒搞嗚放，應該不會有什麽事，你哥一直很謹慎，他也沒在會上發言，更沒貼大字報，不會找著他。我現在擔心你叔，我讓你哥去提醒過他們，可惜說晚了。”陸國筠說：“周橋這人讓運動整得很膽小，他就是小心，也不一定會出什麽事，看看再說吧。”

報紙上還在繼續刊登各地鳴放的言論，大、中城市的大鳴大放還在熱熱鬧鬧地進行，大字報依舊是新貼的蓋上原先的，層出不窮，方興未艾。不知道從哪天開始，不知不覺之間，形勢似乎在悄悄變化，“進攻”的一方漸漸顯現出“強弩之末”的頹勢，“防守”的一方在緊鑼密鼓地召開會議，會的內容黨外人士自然不得與聞，但細心的人察覺，黨的幹部看民主黨派，知識分子“朋友”的眼神好像和前段時間有點不一樣，說話也好像變得虛與委蛇，言不由衷。天氣在一天天變熱，氣壓在變低，人們感到有點喘不過氣來。沉默，暴風雨將臨前的沉默讓人感到可怕，感到窒息。終於在六月八日《人民日報》一篇“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像一柄倚天長劍從高空猛劈下來，又像突然間響起了一聲霹靂，把正在做著追求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迷夢的人們驚得目瞪口呆，嚇得膽戰心驚。二、三十天裏，或慷慨陳詞，擲地有聲，或激揚文字，妙語如珠，意氣風發，豪情萬丈，書生們儼然有不可一世之狀，但轉眼間卻已經恍若隔世，座上賓易位為階下囚了，各級領導袞袞諸公虛懷若穀，禮賢下士的姿態尚曆曆在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表態音猶在耳，如今卻忽然一下子變成了金剛怒目，劍拔弩張，聲色俱厲。他們的臉變得比六月的天空還要快。虧他們有不一般的平衡能力，彎子轉那麽猛，那麽急，那麽快，竟仍能鎮定自若。他們的調子變得那樣快，卻絲毫不覺得憋扭。他們真正掌握了“翻身為雲，複手為雨”的法門，那些解放後一直擔驚受怕，不斷地挨整、檢討的人們趕緊扔掉重拾了沒幾天的尊嚴，重溫“人為刀組，我為魚肉”的況味。他們怨自己輕信，恨自已莽撞，歎“一失足成千古恨”，但已經悔之晚矣。而當局者已經在為“陽謀”已逞，“引蛇出洞”成功而彈冠相慶了。這更顯現了落網者們不知道天高地厚，水深流急，更不知陷阱暗礁，也不知道今夕何年，身處何世，錯把中州作美州，忘了自己的身份，不知道自己吃幾碗幹飯，不自量力，蚍蜉撼樹，狂犬吠日那種可笑，可悲，愚蠢。這場災變，對他們不隻是政治上的打擊，還是精神上的戲弄和淩辱。他們活像被天上落下的餌料吸引得活蹦亂跳的魚兒，猶自爭先恐後，唼喋作聲，不期然，漁人卻麵帶勝利者的微笑，從容，堅定地收網了。

六月末的一個星期天，陸家人多起來了。流感已經過去，國棟，一蘭都休息在家。國筠一家三口兒早早地過來了。學增，學慧兄妹倆自然也在家。亮亮和明明在屋裏院兒裏玩兒。程兆菊對陸伯言說：“伯川他們不知來不來？都來了，我們一起熱鬧一天多好。”陸伯言說：“天還早，也許一會兒就到了。”陸伯言話音剛落，陸星兒一個人孤單落寞，悄沒聲息地走了進來。陸星兒是陸伯川的獨生女兒，從小招人喜愛，胖乎乎的小圓臉兒總是笑眯眯的，她是爸媽，伯父，伯母心裏的一顆星，長大了，上大學了，工作了，大家還是從心裏寶貝她，喜歡她，而她臉上的笑容永遠像星樣燦爛，話不多，但總是微笑著麵對爸媽，麵對親人，麵對周邊的世界。程兆菊說：“俺星兒多咱都是笑嘻嘻的，隻要看見星兒，心裏有愁事兒也去一大半兒。星兒，怎麽天天那麽高興？”陸星兒說：“大娘，你們都那麽疼我，我這麽幸福，能不高興嗎？”……程兆菊見陸星兒臉色臘黃，眼圈兒發黑，似有淚痕，急忙問：“星兒，怎麽你自己來了，你爸媽呢？我看你臉色不大好，哪裏不舒服？”陸星兒忍不住，趴到程兆菊肩上哭了起來，程兆菊趕緊哄她不哭了，問她：“星兒，你別嚇唬我，快坐下，說說出什麽事了？”學慧搬過來一隻方凳兒，陸星兒坐下，擦擦眼淚，說：“魯大開始反‘右派’了，我爸定成了重點批判對象，批鬥了三、四天了，今天是星期天，沒開會，但人家不準他離開學校，讓他在家寫檢討材料，讓我媽寫揭發批判我爸的材料，讓他們下星期批鬥會上，一個檢討，一個揭發批判。”程兆菊嚇得臉色變了，說：“你媽她？”陸星兒說：“現在還沒人說開會批判我媽媽，隻是讓她揭發，批判我爸，我媽特擔心我爸。看樣子我媽下一步也不利索，已經有人寫大字報批判她那篇大字報了。聽說寫這種大字報的都是有來頭兒的，是黨組織背後指使的。”陸伯言，陸國棟，周橋，陸國筠，邵一蘭幾個人圍在陸星兒身旁，聽她說。程兆菊兩手一攤，對陸伯言說：“這可壞事兒了。你說伯川他兩個人是怎麽回事兒？我可讓他們急死了。”說完，坐到大桌子旁歎氣，兩個孩子見奶奶不高興，跑到她跟前“哄”她，程兆菊拿了糖果兒給他們，讓他們到大門外去玩兒。陸伯言，陸國棟滿臉憂色，陸國筠站在陸星兒跟前，撫弄著她的肩膀，邵一蘭偎在陸星兒跟前，握著她的手，安慰她，學慧端來一杯水，周橋接過來，遞給陸星兒，說：“星妹，喝口水，慢慢說說叔、嬸兒是怎麽回事。”陸星兒接過茶杯，說：“謝謝姐夫。姐夫，你知道上邊的政策，我爸媽會不會給打成‘右派分子’啊？”周橋問：“現在都批判叔叔什麽問題？”陸星兒說：“從開始批鬥，我爸就想不通，心裏憋屈，回家就生悶氣，我問他他也不肯說，聽我媽說，他對大學機關化，衙門化，黨委淩駕於一切之上，不重視教授在學校工作中的作用，都提過意見，最嚴重的是他那篇關於肅反問題的大字報，人家批判他是攻擊肅反運動，為反革命分子嗚冤叫屈。人家還把國棟哥的事給聯係上，說他是階級報複。”陸星兒下意識地看了陸國棟一眼，見他雖然表麵上很鎮定，但聽她這樣說，臉色倏地變了。陸伯言焦急地問：“他們學校怎麽知道國棟的事？”陸星兒說：“都怪俺爸，他把那個張西江當朋友，什麽心裏話都跟他說，反右一開始，張西江—大嗚大放他比俺爸還凶—也挨批鬥了，他為了自保，拚命揭發別人，俺國棟哥的事，就是他揭發的。”陸伯言說：“我早就給你爸說張西江這人不行，你爸聽不進去。真沒辦法兒。”陸星兒說：“俺爸一直拿他當知交，無話不談。這次，他把他們兩個人私下議論過的事情全給抖摟出來了，還添油加醋地編造了一些我爸沒說過的話。”周橋問：“都是些什麽事？”陸星兒說：“又是什麽對土改，肅反不滿，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有損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說什麽共產黨的幹部自己位高權重，卻讓知識分子檢討名利思想，還有對批判《武訓傳》，《紅樓夢研究》，胡風反革命集團不滿的話，還有不知什麽時候—甚至是建國前—說過的對蘇聯不滿的話。”陸伯言焦急地說：“你們聽聽這有多花梢，怎麽還扯上蘇聯了？”陸星兒說：“是啊，說蘇聯人主要是斯大林特別壞，日本鬼子侵略中國，蘇聯跟日本簽互不侵犯條約，還有中長路事件強占中國東北領土，跟沙皇俄國一樣行徑，再就是斯大林怎麽殺人如麻，一大堆事兒。什麽都沒給剩下，都揭發了。這些話，我爸也記不清自己說沒說過，什麽時候說的，有些話，實際上是姓張的說的，也都安到我爸頭上了。前些天我國棟哥上我爸那裏去，張西江也在，他說，共產黨滿眼裏是敵人，沒有現代法治觀念，有時簡直是‘視民如草芥’，我爸還提醒他，這話不能亂說，因為下邊還有一句話，聯係起來分析，了不得。他還說我爸提醒得對，但是，到了批鬥我爸的大會上，他倒揭發我爸說共產黨搞肅反，是‘視民如草芥’，這樣搞難免‘視君如寇仇’，我爸氣得發抖，說當時對話的實情，主持會議的人說我爸不老實，問他，為什麽早不揭發，等張西江揭發了，才這樣辯駁，我爸百口莫辯。還有別的事，張西江先揭發了，就占主動了，不管是真是假，批鬥會上就逼著我爸承認，不承認，就是‘態度’不好。……這個張西江，太壞了。整風開始，他興高采烈，眉飛色舞，到處煽風點火，特別活躍，神氣，形勢變了，他第一個嚇破了膽，痛哭流涕地檢討，還像紅了眼的瘋狗似地逮誰咬誰。除了揭發我爸，還揭發了不少同事，甚至還有他的學生。”周橋吃驚地問：“怎麽，他還揭發自己的學生？”陸星兒說：“是啊，不是大學生也參加運動，也打右派嗎？有幾個跟他關係比較密切的學生，當他麵發點兒牢騷，說幾句怪話，這當中難免有犯忌，出格的話，也都讓他給捅出來了。有的學生已經列為批鬥對象了。”陸國棟說：“這人太卑鄙了，‘視民如草芥’那話明明是他說的，他竟然惡人先告狀，硬栽贓到我叔頭上。這人怎麽會這樣？太過份了。”周橋說：“是太過份了。人謂‘虎毒不食子’，這人為了自保，連‘食’自己的學生的事都做出來了。他也不是個別的，更不是唯一的。運動壓力太大，很多人承受不了，不但運動對象之間互相揭發，兒子揭發老子，夫妻互相揭發，什麽事都有。”陸伯言說：“你叔這人空有滿腹經論，但終究是書生，沒有管好自己。這事麻煩大了。現在還不知道會不會波及到醫院裏。國棟你得想一想，如果醫院問起來，怎麽跟人家解釋這事。”陸國棟的眼睛閃過別人覺察不到的惶恐。有件事，他和一蘭一直沒敢對家人講，前些日子，醫院的鳴放進入高潮的時候，外科的青年大夫屈長河和三個青年大夫聯名貼出一張大字報，為陸國棟嗚不平。這事讓陸國棟十分緊張，壓力很大，幾次勸他們四個人重新寫張大字報，聲明原先大字報的觀點錯誤，宣布收回。但他們說什麽也不答應。屈長河說：“陸老師，你不用緊張，這事跟你沒關係。我們有這麽個看法兒，就嗚放了。我們自己承擔責任和後果。”陸國棟也無計可施。現在，他更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感到裏邊潛在著的凶險，想到這些，他覺得不寒而栗。但他不能嚇著爸媽，強作鎮定道：“對，我好好考慮考慮這事。”邵一蘭擔憂地看著他，他避開了她的目光，心想，是該對可能出現的危難有個思想準備了。“在劫難逃”四個字縈繞在腦子裏，怎麽也趕不跑。……陸伯言問周橋:“看來你叔這個情況，是難免受處分的了？”周橋沉吟道：“按星妹說的這些事情，叔叔的言論比較典型，看來是要被處理了。現在隻能是有個好的態度，爭取從輕處理。星妹回去告訴叔叔，一定不能頂牛。另外，嬸子也要注意，她那篇大字報觀點肯定是會被批判的的，再說，她還會受叔叔的牽連，所以也很危險，同樣要端正態度。”陸星兒連連點頭。程兆菊問陸星兒：“這樣鬧轟法兒，你爸媽恐怕連頓飯也吃不好了？”陸星兒說：“我們家本來就以吃夥房為主，很少自己做。這幾天參加會回來晚了，夥房沒飯了，我媽就跑到大街上買一點，買不著就餓著。 ”程兆菊說：“那怎麽行？回去跟你爸媽說，這幾天我給你們送飯，吃得飽飽的，身體好好的，挨鬥，檢討。”

當天夜裏，程兆菊就發了麵，準備了包子餡，第二天天不亮，就和孫媽一起起來蒸了大包子，糖三角，大饅頭，讓孫媽伺候大人孩子吃飯，她自己挎著籃子—裏邊裝了剛出鍋的幹糧—坐公交車去了魯大。進了大學校門，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大標語，讓程兆菊頭皮發麻，心亂跳，兩條腿有點哆嗦，她咬緊牙，屏住氣，硬著頭皮往裏走。她認識不了幾個字，但“陸伯川”三個字她是認識的，她見不少大字報，大標語上有陸伯川的名字，她一邊走，一邊心裏念叨，伯川，兄弟，你這個禍闖大了。從小你就讓嫂子操心，你是成年人了，當教授了，閨女都當大夫了，你還讓嫂子操心，掛心哩。程兆菊兩隻小腳兒一顛一顛地從望不見頭兒的大字報陣裏走過，像小時候跟大人下坡，天快要下大雨了，急急慌慌地從路兩旁的青紗帳奔跑似的，她覺得頭脹得鬥樣大，腳底下像踩著棉花套子，好歹才走過了教學區，來到教工宿舍區，緊跑慢跑到了陸伯川家。陸星兒已經上班去了，陸伯川兩口子正準備吃早飯，見到嫂子，很吃驚，說：“嫂孒，一大早，你怎麽來了？”程兆菊說：“我怎麽來？我能不來嗎？我不掛著你們？我來看看你們什麽樣兒了。陸星兒回來沒說？我來給你們送飯。天熱了，還上會場挨鬥，再吃不上飯，身子不垮了？”說著，從籃子裏拿出大包子，說：“包子還熱著哩，快吃吧。”陸伯川呆呆地站在一旁，搓自己的兩隻手，說不出話。陳姝一邊收拾嫂子拿來的幹糧，眼裏已經滿是淚水，說：“嫂子，陸星兒昨晚上回來就挺晚了，你這麽早就把飯送來了。一晚上沒睡覺？”程兆菊說：“蒸多少幹糧？還值當一晚上不睡覺？不過起早兒點。我昨晚上發下麵，把餡兒剁好，用冰偎上，今早晨跟孫媽兩人早起來蒸的。爐子旺，很快。我也沒吃早飯，咱快吃吧。別誤了上班。”陸伯川吃了一個包子，喝了一小碗兒湯，就不吃了。程兆菊又逼著他吃了個糖三角兒，見他吃完了，對他說：“伯川，你是個大男人，全家指望你哩。得能惹能撐。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這才幾天，你就瘦了一圈兒了，這樣可不行。你們是有學問的人，什麽道理不懂？還用嫂子說你？多大事兒？該死罪不？不該吧？那就好生活。全魯大不是就鬥你自已吧？那人家能撐咱就能撐。全魯大，全濟南市，全中國，犯錯誤的多哩，反正不能劃拉劃拉，刨個坑兒給埋了吧。讓活著咱就好好的。誰也不為，就為老婆孩子，為你哥和嫂子，行不？”陳姝說：“嫂子，你好好說說他。他這人太固執，總是自以為是，誰說也不聽。就信張西江的，這回吃大虧了。不見棺材不落淚。”程兆菊說：“你得信勸。他嬸子，你也別老埋怨他了。這時候埋怨，晚三春了。隻能是添堵，讓他更難受。伯川，你也別懊悔，懊悔也沒用。誰也沒長前後的眼。沒有人怕尿床就不睡覺了。”陸伯川說：“全怪我。沒聽哥和嫂子的話。你們那麽大歲數了，我們不能好好孝敬你們，還讓你們為我擔驚受怕，操不完的心。”程兆菊說：“我剛才怎麽說的？不是不懊悔嗎？說這些沒用的做什麽？連想這也不用想。就天天聽領導的，叫檢討就檢討。天塌下來，也好好吃飯。不能趴下了，還有一條兒，再想不開，不能尋思別的事兒。出點什麽事兒，咱星兒怎麽辦？你哥還能活？咱父母過世早，最放心不下的是伯川，你們撐不住，對得住二老嗎？”程兆菊說著，忍不住哽噎起來，陸伯川和陳姝兩人都泣不成聲。陳姝趕緊拿毛巾讓程兆菊擦淚。陸伯川說：“嫂子，你放心，我聽你的話，能惹能撐。共產黨的文件說的，就是打成‘右派’，也給生活出路。你和俺哥也別太擔心了。”程兆菊說：“有你這話，我就放心了。我趕緊走，你哥還在家等我聽你們消息呢。你們也趕緊去上班。明天晚上，我包水餃，下好了，送過來。”

下個星期三，早飯後，陸國棟走進醫院大門，一幅字體很大的標語撲麵而來：“反革命分子陸國棟攻擊鎮反運動，大搞翻案活動，絕無好下場！”往裏不遠，還有兩幅，一幅是，“揪出極右派分子陸國棟！”另一幅是，“堅決挖出外科右派反黨小集團!”陸國棟覺得好像被人當頭猛砸了一棒，他感到頭暈目眩，機械地朝前走，見門診樓旁邊新貼出一張大字報，很多人在圍著看，他也走過去，見大字報也是說他的事，題目十分嚇人：“陸國棟及其反革命小集團是外科的一顆定時炸彈”，大字報揭發說，陸國棟反革命賊心不死，多年以來一直堅持翻案。他以偽善的，反革命兩麵派的手法兒，拉攏，誘騙屈長河等青年，組成反革命小集團，大搞反黨和分裂革命隊伍的罪惡活動，陸國棟與教育界右派分子相呼應，為他嗚冤叫屈，妄圖推翻肅反鬥爭偉大成果。陸國棟草草看了一遍，他覺得大字報上的白紙黑字在晃動，頓時渾身大汗淋漓，像水洗的一樣，襯衣濕透了，緊貼在後背上，他轉身離開，看大字報的人急忙閃開，好像他是烈性傳染病人，怕被他傳染著似的，他習慣地朝大家點頭示謝，但沒人回應，他也不以為意，機械地，麵無表情地，習慣地朝外科大樓走去。從屈長河他們貼了那張大字報，他就有一種不祥的預感，知道了叔叔的事情之後，他已意識到自己“在劫難逃”，但他畢竟是個書生，沒想到這一天來得這樣快，更沒想到會有這樣凶狠的氣勢，如此的指鹿為馬，如此的無中生有，羅織罪名，無限上綱。他知道，對於他來說，這大概是一種宿命，不理解也得理解；這個現實，不接受也得接受。他走到外科辦公室，習慣地穿上工作服，同事們沒像往常一樣跟他打招呼，而是裝著看別人或是低頭看桌上的文件或報紙。屈長河和另外三個被大字報點名的青年大夫也沒敢跟陸國棟說話。隻有屈長河看了陸國棟一眼，那眼光含義複雜，滿是痛苦，冤屈和無奈，像屠宰場裏待宰的牛羊看自己同類那樣。陸國棟趕緊把頭低下。不一會兒，院反右辦公室負責人—還是當年肅反辦公室那個負責人—來外科開會，宣布自即日起，陸國棟，屈長河等人停職，接受批判，隨叫隨到。他們幾個人，要虛心接受批判，交侍問題，寫檢查材料和檢舉、揭發同夥兒問題的材料，同時在外科大樓勞動改造，打掃衛生，清刷公廁。同時還宣布，根據黨的政策規定，對批判對象不搞隔離審查，不限製人身自由，仍按點上下班，但如果哪個人利用黨的寬大政策從事反黨陰謀活動，後果自己承擔。外科的小會兒開完之後，負責人又找邵一蘭談了話，向她宣布了院黨委對陸國棟等人實行批鬥審查的決定，希望她端正態度，跟陸國棟劃清界線，揭發他的反黨罪行。邵一蘭用呆滯的目光看著負責人，她有點頭暈，目光模糊，看不大清負責人長了絡腮胡，酒糟鼻的臉，隻模模糊糊看見他兩片薄薄的嘴唇在頻頻翕動，邵一蘭心想，鎮反時那一幕，不過幾年，又重演了。她沒有落淚，她隻是感到胸口憋悶，命運對國棟，對她們一家太殘酷了，殘酷得出人意表；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太荒誕了，荒誕得超乎想象。……邵一蘭端坐著，不哼不哈，天很熱，負責人穿的白底暗條兒的府綢襯衫被風扇吹得合合撒撒，很顯然，負責人十分愜意，無論是暑日裏清涼的辦公室，電扇吹來的習習涼風，還是運動中正整治那些平日裏清高自許，目中無人，高視闊步，不可一世的臭知識分子，都讓他愜意。涼風中，邵一蘭感到徹骨的寒冷，她覺得，自己落進了一個大冰窖，而且還在不停地往下沉。……

當天過午，醫院就召開了陸國棟，屈長河幾個人的批、鬥會，散了會，下班回家的路上，陸國棟和邵一蘭在一棵大槐樹下站住了。陸國棟看著像被霜打蔫了的花一樣神情灰暗的妻子，說：“對不起，一蘭，又要讓你為我受苦了。”邵一蘭的眼淚奪眶而出，說：“說什麽呢？你自己不苦啊？”陸國棟說：“我是命中注定的，活該了，還把你連累上，……”邵一蘭說：“你的命就是我的命，咱兩人的命能分開嗎？別說這些沒用的了，快說說怎麽辦吧。”陸國棟說：“回到家先不跟爸媽說這事，能瞞幾天算幾天，實在瞞不住了再說。”邵一蘭說：“瞞幾天試試吧。咱先偷偷找找妹夫，看看他那個老領導能不能幫忙說句話。”陸國棟說：“對，吃過晚飯我就去。”邵一蘭說：“你這個情況，可不能亂跑，還是我去。”晚飯後，亮亮纏著爸爸跟他捉迷藏，陸國棟揮揮手，說：“去，去，去，爸爸今天不跟你玩兒了。你找小朋友玩兒去。”說完，一個人到大街上散步去了。正幫孫媽刷碗的一蘭跑過去，拉著亮亮，說：“亮亮，懂事兒，這幾天，不要纏爸爸。他太累了，記住了嗎？”說著，邵一蘭落了淚。亮亮乖乖地點點頭，跑到大街上玩兒去了。過一陣，天黑了，亮亮來家了，對程兆菊說：“奶奶，原先媽媽讓我拽著爸爸玩兒，說讓他休息，放鬆。可是今天爸爸不高興，不跟我玩兒，自己去走路了。媽媽也不讓我纏爸爸了。媽媽還哭了。”吃飯的時候，程兆菊見兒子和媳婦兩個人跟平時不大一樣，一頓飯悶不作聲，飯也吃得很少，心裏正納悶，聽了亮亮的話，急忙去了南屋，見邵一蘭正坐在桌子前，手裏拿著她爸媽離開大陸前一家人照的合影像片，在暗暗落淚。程兆菊知道，每當一蘭遇到喜事或難事，都會拿出她娘家的“全家福”照片，對她爸媽說自己心裏話。聽見有人進來，邵一蘭忙把照片放進抽屜，擦擦眼淚，回過頭來，說：“媽，你有事？”程兆菊說：“一蘭，好好兒的哭什麽？你和國棟一定有事瞞著爸媽。到底出什麽事了？”邵一蘭的眼淚湧了出來，說：“媽，醫院裏今天又批鬥國棟了。”程兆菊問：“怎麽了？好好兒的，天天上班給人看病，動手術，怎麽了，又犯著什麽了？”邵一蘭說：“說他翻案，科裏有幾個青年替他打抱不平，惹出大事了，說他們是反革命小集團，俺叔寫大字報的事，也跟他掛上勾了。”程兆菊嚇得臉變了色，說：“可了不得，這是成心不讓人過了。快去跟你爸說。哎喲，我的皇天老奶奶，這可怎麽辦啊。”程兆菊忙讓孫媽打發亮亮睡覺，她和一蘭去堂屋。不一會兒陸國棟也垂頭喪氣地來家了，跟爸媽說了醫院發生的事。陸伯言說：“屈長河這幾個青年太書生氣了，太不懂政治圈兒裏的凶險了。這下把自己葬送了，也把你害了。怎麽，還聯係止你叔在大學裏寫大字報的事了？”陸國棟說：“是。兩個單位各自派人到對方去弄了證明材料。今天批鬥會上，已經聯係起來批判，相互印證了，也不管我是不是反革命，一口咬定我攻擊肅反運功，搞翻案。不容分說，一味地打壓。”陸伯言頓足道：“完了，又落到網兒裏了。家門不幸，在劫難逃啊。”陸國棟說：“讓妹夫找找他那個老上級，不知能幫著說句話不？”陸伯言說：“找是可以找。不過看運動這勢頭，怕是找也沒什麽用。試試吧。”停一會兒，陸伯言問：“一蘭，找你的事兒了嗎？”一蘭說：“找我談話了，讓我跟國棟劃清界線，揭發他的問題。我沒塔理他們。”陸伯言說：“一蘭，不搭理他們，硬頂，這可不行。我也參加整風這麽長時間了，那裏也開始反右派了，也厲害得很。我發現，這反右跟肅反不一樣，肅反—不管被整到到的人真有問題假有問題—總得有點因由，反右派就不一樣了，隨意性很強，毛主席說，凡人都分左、中、右，說了幾句不合適的話，哪個領導看你不順眼，都可以定右派。一蘭，人家讓批判你就批判，別頂牛。不能再把你也搭上，保住一個是一個。”邵一蘭哭著說：“爸爸，你……”陸伯言說：“孩子，我不是讓你出賣國棟，事實上咱們也沒有任何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的想法和行為，也沒有什麽可以揭發的，不過讓你隨大流，按人家的口徑、調子批判就是，不能觸怒單位的領導，哄弄個好態度。這是為了咱這個家，為了亮亮。一蘭，理解爸爸的意思嗎？”邵一蘭流著眼淚點頭道：“理解是理解，就是心裏憋屈。”陸國棟說：“再憋屈也得這樣做，你不見無論哪個單位，還有咱醫院裏的人都這樣嗎？”邵一蘭點頭道：“好，我也這樣做，看看我態度好，能對你有幫助不？”程兆菊哭著說：“這是什麽世道兒？這還讓人活不讓人活了？上帝啊，你睜眼看看，莫非你不要我們這家人了？”陸國棟和邵一蘭站在媽媽跟前，陸國棟輕輕拍著她的肩膀，邵一蘭握著她的手，說：“媽，你別這樣，……”陸伯言說：“兆菊，前些天你上魯大勸伯川他們那些話，多麽明白，今天這是怎麽了？無論怎樣，都得挺住，咱全家可都指望你。你這樣，讓他們兩人怎麽過這一關？”程兆菊擦擦眼淚，說：“從伯川出事，我心裏就憋屈，我是硬撐著。現在國棟又這樣，我就覺得咱一家人怎麽這麽冤，這麽苦？怎麽放著好日子就是不讓過？”陸伯言說：“天底下也不是咱這一家，攤上了，就得撐。”這天晚上，陸伯言給周橋寫了個字條兒，說國棟的事，看他能否找找上邊領導。字條兒交學增，讓他明早去交給周橋。一事辦完，又給國群寫信，說了叔、嬸和哥哥的事，提醒她一定要謹言慎行。說她年紀小，參加革命時間不長，隻要不說出格的話，應該沒事。還說，擇時可向領導報告親屬犯錯誤的情況，要表示和他們“劃清界線”。

周橋知道了國棟出事，感到問題十分嚴重，顧不得避嫌，當晚就去了莊重家。莊重一反過去的輕鬆，開朗，神色凝重地看著周橋，嚴肅地說：“小老弟，你應該看到，這次反右，上邊對涉及建國以來的幾次運動—特別是鎮反—的問題，看得很重。不允許‘攻擊’，更不準‘翻案’，凡是有這類問題的，就都夠了杠兒。這種時候，根本不會有人去區分是不是真有問題，基本上會是一網打盡。我說話也沒用，你也不能說話，弄不好就會作無謂的犧牲。運動起來，魚龍混雜，未免泥沙俱下，會有人冤屈。冤屈就聽任他冤屈。果然有冤屈，也許要多少年後才能解決。階級鬥爭尖銳，複雜。少數人被冤屈在所難免。俗話說，哪個廟裏沒有冤死的鬼？廟裏供的那可是神仙，神仙都沒辦法兒，何況我們是人？共產黨人要推翻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現在看來，比原來想像的還要難許多倍。難就難在人上。你要改造人，整人，跟人鬥爭，而人是萬物之中最複雜，最難掌控的，而且改造人，整人的也是人啊，而人是難免犯錯誤的。我們從蘇區到延安，一直到解放後，一個又一個運動，整錯了不少人。我們不照樣勝利了。所以，對少數人會在運動中受冤屈，不要大驚小怪，眼光要放長遠些。當然，作為當事人和他們的親人，是很痛苦的事。但也沒辦法兒，曆史的車輪要往前走，總會有人付出代價，代代如此。—我扯遠了。小老弟，我還要提醒你，你也要注意，你所在黨委在省委匯報時，反映你在反右鬥爭中表現比較軟弱。最近，黨內就要清查右派分子，你這個情況很危險。你要注意，要振奮精神，要旗幟鮮明，不要左顧右盼，不要畏首畏尾，我剛才說，曆史前進，總會有人犧牲，可是，我們總不能去作無謂的犧牲。也不要緊張。這次我已經替你講話了，定調子了，他們會考慮的。不過今後要注意。”周橋感激地看著這位老領導，說：“謝謝。”莊重抓住周橋的手，意味深長地搖了幾搖，說：“我們是一個戰壕裏的戰友，戰友之間不言謝。打起精神來，去工作吧。”周橋離開莊重家，坐在公交車上，莊重剛才說的話一直縈繞在腦子裏，他很感激這位老大哥推心置腹的談話，他知道，莊重不肯幫忙，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國棟的事，不好辦了，看來，國棟是要為這艱難打造的新世界獻祭“犧牲”了。他直接去了嶽父家，他不忍心讓他們太失望，對他們說，莊重答應給問一下，不過這次運動，上邊對涉及到鎮反的案子看得比較重，就是問了，也不一定起作用。他希望國棟正確對待，好好檢討，爭取從輕處理。陸家人知道，看來隻能聽天由命了。

魯大的反右派鬥爭在暑假中仍繼續進行。在炎夏酷暑中，陸伯川夫婦和學校裏其他犯錯誤的教職員還有不少學生一起，一場又一場的批鬥，汗流浹背，一遍遍地檢查，挖空心思。他們除了搜腸刮肚交待自己的“罪行”，給自己戴上各種“帽子”之外，還要撕破臉皮，互相揭發，吹著浮土找裂縫兒，尋覓其他人的“問題”，以此表示自己“態度”老實，同時還暗暗有一種陰暗心理，如果別人問題嚴重，相形之下，自己的問題會變得相對輕些。當然這隻是隱秘的，一廂情願的，想像中的，自以為是的，也十分可笑，可憐，可悲的想頭而已。事實上，這樣做的結果隻能是大家不約而同地往他人身上加重“罪”、“錯”的份量，做實各人的“罪”、“錯”，而絲毫不會減輕自已身上的負擔。而運動的領導者和骨幹們樂得坐山觀虎—他們是稱不上什麽“虎”的，甚至連貓都不如，隻能說是豬狗一類—鬥，有的大老粗領導很得意地說，就是要讓他們互相咬，“狗咬狗，兩嘴毛”。這些事情就是待定“右派”們的室內“工作”，相當於運動前他們備課，寫文章，上課教書或者其他職責範圍內的事情，而現在多出了一種任務，就是“勞動改造”，在炎炎烈日下參加工地勞動，搬運磚瓦石塊，篩沙活泥，打掃校園，打掃公廁，裝車卸車，總之，學校裏的所有的，能想得到的髒活，累活，苦活，都讓他們去幹。學校一位整風反右的領導人很富哲理意味地說：“我們不是要他們創造什麽勞動價值—他們能幹多少活兒？我們就是要讓他們‘斯文掃地’，打掉他們的臭架子，把他們整趴下，讓他們抬不起頭，做不得人，看他們還敢不敢再跟我們黨鬧‘獨立性’，還敢不敢再對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說三道四，指手劃腳！”……這幫人的日子是難熬的，更難熬的是對他們的“結論”遲遲下不來，原先聽說暑假裏會有結論，落了空，開學了，結論還是下不來。直到天涼了，樹上的黃葉被陣陣秋風刮得漫天飛，遍地跑的時候，對他們這夥人的結論才陸續公布。全校教職員工和學生打了幾百名右派，據說右派占機關、學校的幹部、教職員（不包括工人），其他社會階層人士總數有個內部掌控的比率數，好像完成某項工作任務一樣，“原則上”這個指標必須完成。另外還聽說，學生中的右派占比要低一些，黨組織對青年人還是寬大為懷的。陸伯川罪行嚴重，被定成“極右分子”，陳姝因為那篇大字報，加上對陸伯川揭發批判方麵態度不好，也被定為右派分不。兩人均被剝奪了教職，取消了工資，每月隻有二十幾元生活費，被派到學校行政處勞動改造。陸伯川打掃廁所，陳姝當炊事員。張西江的罪行和錯誤雖然也十分嚴重，但因為運動中踴躍揭發、批判別人，表現十分突出，故從輕處理，隻被定成普通右派分子，被分配到學校文印室當雜工。據說，當組織上跟他談話時，張西江感動得哭了，活像一個做了壞事受到寬恕的孩子。右派分子們的處分決定公布並被分配了不同的勞改崗位後，張西江見到領導和革命群眾全都點頭哈腰，而跟陸伯川一類極右相遇時，卻一幅洋洋得意，趾高氣揚的樣子。到了冬天，右派分子們被送到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運動中給貧下中農當批判的“活靶子”，同時參加勞動。這時候，不同級別的右派分子們住在一個屋簷下，吃一樣的夥食，一樣上台子挨鬥，一樣下坡幹活兒。張西江不再神氣，甚至比其他右派還蔫了不少，因為右派們不約而同地不搭理他，他覺得十分孤立。右派分子們在農村，生活條件雖然差得難以想像，農活兒很累很苦，但比起在學校裏，倒覺得壓力小些了，他們也開了眼界。解放快十年了，已經成功地實現了社會主義合作化，但農村依然是一貧如洗，農民生活甚至比“單幹”時還要苦，比解放前也好不到哪裏去。種糧種棉的人還在挨餓受凍。當然，無論在學校裏還是在農村，陸伯川們都不會亂發議論了。

醫院召開大會，宣布對本院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院整風反右辦公室那位絡腮胡，酒糟鼻，薄嘴唇的負責人拖著長腔挨個往下念。每當讀到一個人的名字的時候，他都會把老花眼鏡往下拉，兩隻眼睛用尖銳的目光掃過會場，威嚴地，惡狠狠地直視著被念到名字的人，似乎這樣會增大震懾力，然後才扶正眼鏡，一字一頓地念出下邊的處分內容。突然，他把聲音提高了八度—把會場裏的人嚇了一跳—宣讀對陸國棟的處分決定，他一邊幾乎在咬牙切齒地讀著那些字句，一邊還不時用威嚴，冷峻的眼神審視著垂手而立的陸國棟。他的樣子，很像一位得勝還朝的將軍，看著自己的俘虜。他感到自傲，鎮反時整陸國棟這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最終在上邊幹預下不了了之，這讓他很掃興。但是，此次反右，他們挖出了外科的右派反革命小集團，而且把曆史加現行的陸國棟定成了“極右”分子，並且繩之以法—判處勞動教養兩年。中央於今年八月下發了《勞動教養條例》，規定對違法犯紀而又不足以追究刑事責任的人實行強製性的勞動改造。據說，這是學習蘇聯老大哥的做法。《條例》生逢其時，大批右派分子被送去勞動教養。陸國棟聽著對他的處理決定，負責人態度的嚴厲讓他恐懼，處分的嚴厲讓他顫栗。他覺得自己的腦子像腦癱病患者一樣混沌一片，他差不多忘了自己的存在。混沌中一蘭，亮亮，爸媽同他在一起，時而沉溺，時而漂流。恍惚中，他聽到負責人宣讀了對屈長河的處分決定，居然也跟他一樣被定成了極右派分子，同樣是勞動教養兩年。另外兩個青年大夫定為一般右派分子……家人們一下子從混沌中消隱，隻有屈長河在裏邊掙紮，時而對他露出凶相，時而可憐巴巴。是啊，這個老家在黃河北農村，貧寒人家的孩子，他哪裏曉得政治是碰不得的？陸國棟想，是他把屈長河他們幾個青年害了，因為這，上帝也不會寬恕他。可是，上帝，他怎麽害他們了？他對他們說過自己的冤屈嗎？沒有，一次也沒有，有關鎮反的事，他一個字也沒跟他們說過。他是個學醫的人，他很理性，對青年們總是不苟言笑的。是這幾個青年太書生氣，太“莫名其妙”，太“自作多情”、“不平則鳴”了……可是，不論怎麽說，屈長河們有今日，全是由他陸國棟而引起，因為這，他陸國棟應該去死！不，他不能死，他要申訴，他要嗚冤，從此，他不隻是為自己申訴，鳴冤，還要為因他而蒙冤的屈長河申訴，嗚冤。陸國棟被自己的想法兒嚇著了，在宣布處分訣定的會場上，服刑還沒開始，因為申訴，“翻案”而獲罪的他，已經在“策劃”新的“反革命”行動了。……陸國棟站得腿麻木了，他頭暈目眩，但他咬住牙，動動腿，又站直了。負責人念的其他右派分子的處理決定，他沒聽進去，突然，他聽到負責人大聲喊陸國棟和屈長河的名字，說：“你們兩人立即做好必要的準備，後天上午由公安局押送你們去勞動教養！”負責人又提高聲音，問他們兩人“聽清楚了嗎？”陸國棟低聲應道：“聽清楚了。”屈長河竟大聲大氣地問：“主任，我明天回家去看看父母—我已經半年沒回家了，行不行？”主任冷笑道：“你以為是送你進修深造，還是當了勞模去療養？還要回老家去現眼？不準去！組織上會通知你的父母，他們可以去勞教營地看你。”負責人以為自已的話很有諷刺性，也很風趣，自己先笑了起來，會場上也有人—明顯是為了討好負責人—應和著笑，陸國棟覺得這笑聲在刺傷他的耳朵，像玻璃碴子劃人的皮肉。坐在會場角落兒裏的邵一蘭聽到對陸國棟和屈長河幾個人的處分決定，“完了”兩個字在腦子裏上下翻騰地打轉兒，她身子癱了，鼻尖兒發涼，身上全是冷汗，她想到自己也許要休克了，那會讓自己失掉尊嚴，會讓她親愛的國棟擔驚，她咬緊牙，兩手緊緊抓牢排椅板兒，強自鎮定，才慢慢緩過勁兒來。

散會了，陸國棟和邵一蘭被往外走的人流裹挾著，機械地出了會場，兩人在離會場不遠的一個垃圾池—那裏辟靜，沒有人過來—跟前站住了。他們互相對視著，都不說話。說什麽呢？有什麽可說呢？他們—包括“分子”陸國棟，更不用說邵一蘭—身負如此駭人聽聞又從心裏感到匪夷可思的罪罰，誰都無話可說。陸國棟清楚自己沒犯什麽錯兒，邵一蘭完全了解他，也百分之百相信他，所以對他們來說，無論是悔恨，還是埋怨都沒來由。陸國棟仍然覺得沒法兒“吸取教訓”，“痛改前非”，邵一蘭也不知道為什麽，該怎麽跟自已身負重罪的丈夫“劃清界線”。總之，他們心裏想的，嘴上想說的，就是一個“冤”字，但似乎又沒處說，沒有人會聽。因為正是陸國棟堅持申訴，才被定為“翻案”的，本來沒有定“案”，何來“翻案”，這是常識一樣的道理，但卻沒有人認同。陸國棟心裏在想，這運動就像是打獵，主其事者和骨幹們是獵手，而運動對象是獵物，如果說貨真價實，證據確鑿的是狼豺虎豹，那他陸國棟這樣的不過是野兔，鬆鼠之屬，人家既然將你列為整肅對象，就不再把你當人看待，自然也不會施以同情，憐憫，當然不屑於聽你申辯，訴求。兩人沉默了一會兒，陸國棟說：“你臉色很不好，要不要去拿點兒藥？”邵一蘭說：“這種時候，臉色還會好了？我們趕緊回家吧。吃飯前，先什麽也別說，讓爸媽吃頓素靜飯。晚上，或者幹脆明天再告訴他們。”陸國棟說:“我要去罰勞教，說太晚不好，太突然，打擊太大。還是今晚跟他們說吧。”當天晚飯後，亮亮睡了覺，陸國棟和邵一蘭回到堂屋，邵一蘭說：“爸，媽，今過午，國棟的處分決定公布了。”陸伯言急忙問：“公布了？怎麽定的？”陸國棟看著幾個月來蒼老了許多的爸媽，說：“爸，媽，孩兒不孝，一再給你們惹禍。他們把我和科裏的小屈定成了極右分子，讓我們兩個人去勞動教養，時間是兩年。後天走。”程兆菊哭咧咧地問：“後天就走？上哪去？”陸國棟說：“是後天走，上哪去沒說，公安局來車。”程兆菊驚問：“上帝，怎麽公安局來車，那不就是罰勞改了？”陸國棟說：“不是罰勞改，是集中到一個地方勞動改造，那裏也歸公安管。”陸伯言說：“這比勞改輕，也不開除公職。市裏民主黨派，工商聯打的右派，也有勞教的。”程兆菊說：“我的上帝呀，這可怎麽辦呀？這真要活活把人冤死呀？”說著就哭了起來。陸國棟和邵一蘭慌忙勸慰媽媽，過一會兒，程兆菊止住了哭泣，陸伯言說：“兆菊，咱比誰都清楚，國棟是冤枉的。這也許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這是沒有辦法兒的事。我們隻能聽憑上帝的裁處。我們都得堅強起來，這樣孩子才能放心走。”程兆菊慢慢止住哭泣，說：“好，你爸說得對，一蘭，你回屋給國棟收拾東西，我讓鄰居家孩子去給你妹妹，陸星兒，學增，學慧他們送信兒，明晚過來吃飯，給國棟送行！起腳包子落腳麵，國棟，娘包包子給你吃，吃得飽飽的，打起精神，上路，咱們沒做虧心事，一家人都好好活著，早晚有出頭之日！”陸國棟和邵一蘭偎在娘跟前，娘三個哭成一團。陸伯言強忍著眼淚，說：“你們不要這樣，讓鄰居聽見，或者讓派出所，居委會的人聽見，不好。國棟，一蘭，你們回屋收拾東西，讓你媽歇歇兒。”陸國棟和邵一蘭站起來，往外走，陸國棟到了門口，回頭說：“爸爸，給國群拍個電報，讓她回來一趟。我想她了。這一去兩年，不知什麽時候再見著她。”陸伯言說：“我親自去給她拍電報，說你媽身體不好，讓她來家。她跟兩個孩子，回來一趟不容易。她跟季龍翔也常鬧別扭，我和你媽也天天擔心她。又是汽車，又是火車的，明晚上得來到挺晚。”

晚上，一蘭偎在國棟懷裏，撫摸著他的臉，說：“到了那裏，一定得好好吃飯，幹活兒長點眼色，注意安全。記住，爸媽，我和亮亮在家掛你，等你！”陸國棟說：“你放心，我會的。”過一會兒，陸國棟哏哏哧哧地說：“一蘭，我跟你商量個事，你別生氣，好不好？”邵一蘭說：“什麽事？我生什麽氣？”陸國棟說：“咱們離婚吧？”邵一蘭一把推開他，翻身坐起來，厲聲問：“陸國棟，你瘋了嗎？你什麽意思？怎麽會想出這樣奇怪的主意？莫非我在會上批判你，你生我氣了？”陸國棟說：“絕沒有那個意思。”邵一蘭問：“那是為什麽？”陸國棟說：“我這些日子仔細想過了，看來我這個事情麻煩大了，他們纏住不放，還一再加碼兒，這次又株連上了屈長河他們幾個，我得打長譜兒，準備長期鬥爭，所以不願連累你和亮亮。共產黨提倡家人跟犯錯誤的人劃清界線，我尋思，咱離了婚，醫院的人就不找你麻煩了，你的工作就穩定了。另外，這對亮亮的前途也有好處。”邵一蘭說：“你真是呆氣十足。他們號召‘劃清界線’，咱就乖乖地把婚離了，把自己好端端一個家給拆散了？刀壓著脖子也不！死也不！連累我什麽？我學的是護理專業，當的是護士，做的是伺候病人的工作，他們最多是不讓我當護士長了，總不能連護士都不讓當了吧？當護士當到老，心甘情願！亮亮的前途？你真可笑！亮亮還指望有好前途？即便離了婚，你還是他父親，他的外祖父還是逃台分子。園子雖大，但沒他的好果子吃了。我早就想好了，老實巴交地上到個初中畢業，學門手藝，混口飯吃，安安穩穩地過日子，就謝天謝地了。記住，不許再提離婚的事，再提，我就惱了。”陸國棟說：“好，我想錯了，再不提了。我就覺得太對不起你了。讓你跟我受那麽大罪。”邵一蘭說：“連這種話也不許說。你對不起我？誰對不起你？你錯在哪裏？咱們是夫妻，就應該像結婚誓詞中說的那樣，無論富貴還是貧窮，幸福還是困苦，永遠在一起!好賴一家人還算衣食無憂，比農村那些一麵饑寒交迫一麵還要挨批挨鬥的四類分子人家不好多了嗎?在這個社會中，我們遠不是最苦的，我們往後就用這寬慰自己，這就算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吧。”陸國棟親吻著邵一蘭，說：“一蘭，你不簡單。你能這樣想，我放心多了。好吧，聽你的，我們用‘精神勝利法’支撐著，往前撐。”

第二天，從上午到傍晚，親人們陸續地來了。陸星兒眼含熱淚，對陸國棟說：“哥，你叔、嬸兒在農村勞改，不能請假。他們很掛念你。前幾天來信又問你，我真不知道該怎麽跟他們說。”陸國棟說：“還是反右快開始，我去見過叔、嬸，沒幾天，反右就開始了，我再沒敢去看他們，怕給他們添麻煩，加罪過。他們下農村，我都沒敢去送，他們在鄉下怎麽樣，身體還好嗎？”陸星兒說：“他們信裏說，在農村，生活條件艱苦，也很累，但是農民人淳樸，善良，不欺負人，政治壓力比在學校裏小，他們說，吃苦，勞動，增加閱曆，鍛煉身體。他們身體沒事兒。”陸國棟說：“你回信跟他們說，我和一蘭還有亮亮問候他們，請他們保重身體，我打右派去勞教的事，先別告訴他們了。”周橋和陸國棟兩人在南屋裏，周橋說：“事已至此，隻能往開處想。不用掛家，凡事有我和國筠。你照顧好自己就行。冤屈的事緩一緩，從長計議。”陸國棟說：“妹夫，如果說，鎮反的事，我是冤枉的，這次反右就冤死了。我連一句話都沒說，竟被生生加了這麽大的罪名，還連累了幾個青年。我也知道，不能頂風而上，可是，難道就這樣沉冤到底嗎？那豈不是生不如死，死也無法瞑目啊。”周橋說：“無論按法律還是按政策，申訴都是允許的，也不應該因為正當申訴加重處罰，但是，現在不是時候，黨組織也像一個人一樣，正在氣頭兒上，還是不要招惹。這事一定要看時機。”

陸國筠問：“媽媽，國群不回來送俺哥嗎？”程兆菊說：“昨晚上給她打的電報，她得很晚才能來到。她一個人帶兩個孩子，不好出站，我讓學增去接她。”陸國筠問：“怎麽，季龍翔不一起回來。”程兆菊說：“運動頭上，咱家這種情況，小季不一定願意回來—怕影響進步。”陸國筠笑了，說：“怕影響進步？真到勁了。”程兆菊說：“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兒，隨他去吧。見了你妹妹，她自已不說，別跟她提叨這些事，白讓她不痛快，沒用。筠兒，你跟孫媽收拾飯菜，咱們吃飯，不等你妹妹。”

吃飯的時候，大家讓菜勸酒，誰也不提“反右”，“勞教”的事，隻是敬酒的時候，互道“珍重”。正吃著飯，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前幾個月經陸國棟開刀救治的一位四十多歲的工人，和他上中學的兒子，老工人說：“我昨天上醫院複查，才聽說了陸大夫的事，政治上的事咱不懂，反正我覺得像陸大夫這樣上心為無權無勢無錢的老工人治病的人，準是好人，不會是反革命。陸大夫，上級肯定弄錯了，你準是冤枉的。我鼓了幾次勁，想上市裏去找領導，替你求情。”陸伯言請老工人坐好，說：“老哥，那可不行，那會讓國棟罪加一等。”老人讓他兒子解開手裏的包袱，從裏邊拿出一件棉襖，一雙棉鞋，說：“我讓老伴兒，俺閨女趕著給陸大夫做了件棉襖，還有一雙棉鞋—陸大夫身個兒高，跟我差不多，就按我的尺碼兒做的，陸大夫帶上，到那裏幹活兒，穿上省得挨凍。”陸國棟和邵一蘭眼裏含著淚，手哆嗦著接過棉衣和棉鞋，陸國棟說:“謝謝大爺大娘，你們想得太周到了。”老工人說：“陸大夫，你放寬心，冤枉不能長久，好人終歸有好報。”

晚上十點多了，陸國群才到家。學增抱著大壯，肩上背著包兒，陸國群抱著二強，二強已經睡著了。一家人見到國群和兩個孩子，都很激動，一蘭接過二強，遞給婆婆，程兆菊抱了二強，在燈光下好生端詳一陣，輕輕親親，把孩子放到床上。國群讓大壯喊“姥爺，姥娘，舅舅，妗子，姨，姨父”，大壯認生，往國群身子後邊躲，亮亮拿了糖塊兒，哄了大壯去姥爺，姥娘跟前。國群痛苦地看看憂色如霜的國棟，叫了聲：“哥哥，”說：“你的事，學增在路上給我說了。”陸國棟說：“哥不好，老出事兒，給爸、媽，叔、嬸兒惹麻煩，還帶累你們跟著難受。……”陸國群說：“哥，別這樣說，也別這樣想，你已經夠苦的了，別再這樣自責。哥，大家都知道，你是冤枉的。”說著，忍不住撲到哥哥身上哭了起來。大壯見媽媽哭了，跑到媽媽跟前，“哇”地哭出了聲。亮亮給大壯擦眼淚，自己也滿臉淚水，程兆菊，邵一蘭，陸國筠，陸星兒，學慧連孫媽都在飲泣，陸伯言，周橋，方學增眼裏噙著淚，一聲不吭。整晚上大家有意壓抑著的痛苦，哀傷，冤屈終於破堤而出，渲泄了。過了片刻，陸伯言說：“國群，別再哭了。天不早了，你和大壯，學增快吃點飯，讓你哥和嫂子回房再看看東西帶全了嗎，你哥明天就得走了。你姐夫和陸星兒他們還得回家。”陸國群止住哭泣，人們各自散去。吃飯的時候，程兆菊問：“龍翔沒迭地跟你一塊兒來家看看？”陸國群說：“他這事兒那事兒地不願來，我沒勉強他，他心裏怕受牽連，我也不願牽扯他。俺哥出這麽大事，他們家有什麽動靜兒？”陸伯言說：“他們肯定知道了，但是裝作不知道，而且心裏會很煩。兩家本來走動就少，出了這種事，人家就更不願跟咱們來往了。”陸國群說：“不來往就不來往，咱們也犯不著上趕著巴結他們。”程兆菊說：“親家是親家，你是你。季家是你婆婆家，你該怎麽著還怎麽著。”

第二天早晨，陸家剛把早飯擺上桌兒，一家人剛坐好，正想端飯碗，刺耳瘮人的警笛聲響起來，越來越近，公安局的車轟隆隆軋過祥雲裏的石板路，“嘎吱”一聲，停在了陸家大門口。警察“嘭嘭”地敲大門，學增慌忙去開大門，兩手發抖，急切中一下子沒開開，門外的警察發了火。大門敞開了，幾個警察進門來，打頭兒的一個幹部模樣的人拿了一張紙條兒交給陸伯言，說：“陸國棟是你兒子吧？他被判處勞動教養兩年，我們現在就帶他走。”陸伯言囁嚅道：“公安同誌，他還沒吃早飯，能不能讓他吃完飯再走？”那幹部說：“我們不是拉他自己，還有幾個，時間緊，不能等。你們給他弄點飯，讓他在車上吃。一頓半頓不吃，也餓不死。”一邊對站在跟前的陸國棟說：“你就是陸國棟吧？抓緊拿上東西，快走！”陸國棟從邵一蘭手裏接過大包背到身上，用手提了小包，朝著爸媽深深地鞠了個躬，說:“爸媽，我去了，您要多保重!”程兆菊說:“我兒，到了地方，想著快來信。……”陸伯言說：“走吧，別讓公安同誌等著。”陸國棟轉身往外走，亮亮哭著喊“爸爸，我不讓你走，……”邵一蘭拚命抱住亮亮，陸國棟回過頭，愁苦萬狀地回頭看著他們母子，眉頭緊鎖，臉頰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亮亮還在蹦跳著，哭著喊“爸爸”，邵一蘭淚眼婆娑地看著陸國棟，輕聲說：“國棟，你走吧。……”陸國棟點點頭，咬咬牙，快步往外走，一家人跟了出去，站在大門口，程兆菊哭得站不穩，國群在一旁扶著她，大壯嚇得小臉兒發青，緊緊拽住媽媽的衣襟，亮亮還在哭喊“爸爸”，陸國棟不再回頭，果決地上了車，公安人員也跟著上了車，“哢嚓”一聲關上了車門，刺耳的，令人心悸的警笛聲響起來，汽車不顧石板路的顛簸，旁若無人地，趾高氣揚地，發瘋般地飛馳而去，邵一蘭一把沒抱住，亮亮跟在汽車後頭哭著喊“爸爸”，跑出去三、四十米遠，被石板棱兒絆倒了，重重地摔在石板路上，又倔強地爬起來，猶在哭喊，前邊的汽車早己跑沒了影兒。邵一蘭急忙跑過去，領回亮亮，亮亮滿是淚水的臉上沾著灰土，仍不時回頭看，似乎爸爸還在那裏，他嗓子已經啞了，跟著媽媽，嚶嚶地哭泣著。看熱鬧的人們老遠站著，幾個老太太眼圈兒紅紅的，低聲議論，“瞧亮亮這孩子，多可憐。”“他們這家子人，一輩輩兒都這樣，仁義，孝順。”“陸家人心腸好，也跟潮流兒，大公子這麽好的人，怎麽就是跟共產黨不對付呢？”“咱小老百姓就知道吃飽了不餓，咱哪知道裏頭是乍回事兒啊。”

省城和各地、市的反右派運動結束了，據說，運動還要再深入，高級機關和大城市，要深挖黨內右派分子，縣一級還有大、中企業都要進行“整風補課”，也就是要在那些地方也要打一批右派分子，“除惡務盡”。一九五七年多雪的，嚴寒的冬季來到了，全省各地，成千上萬，老，中，青三代，男男女女的右派分子—大多數是知識分子—有的在勞改隊，有的在勞教所，有的在農村，有的在工地，也有的留在原單位接受勞動改造，文件上說，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壞分子不一樣，但從實際“待遇”上，右派分子們卻感受不到有什麽“不一樣”，一樣的風刀霜劍，一樣的冷言厲色，一樣的人格貶損，一樣的似人非人。在這個冬天裏，在冰天雪地裏，他們感受著政治高壓和大自然的雙重嚴酷。時任魯工院黨委書記周橋在清查黨內右派分子中僥幸脫身，被省委決定下放到陶陽縣任縣委常委兼一中黨支部書記。周橋和陸國筠從祥雲裏回到自已家，陸國筠說：“大哥確實太冤屈了，這樣整人，不是沒天理了嗎？”周橋說：“你可不敢瞎說一氣，這是要命的。記住了，無論在哪裏—哪怕是在自己家，無論對什麽人—那怕是自己家裏人，都不許說這樣的話。這可是了不得的事。這次魯工院整風反右，討論到院裏一個副院長的處分問題，我不過替他說了幾句開脫的話，當然對其他右派的批判，我也不讚成無限上綱兒，這不就差點兒定成黨內右派，頭一批下放幹部就排上了。據說很快就要下去了。我走了，很不放心你的身體，特別是你的情緒。你可一定要當心。”陸國筠說：“所以我才不願意讓你下放啊。找找莊書記，能不去嗎？”周橋說：“不能找。這次黨內反右，我能脫身已是萬幸了。我是戴罪下放，哪裏再敢講價錢？怎麽，舍不得我走？”陸國筠說：“都老夫老妻了，有什麽舍不得？就是你不在家，覺得太孤單了，我害怕。”周橋說：“你這人，還是中學老師，你到底怕什麽？”陸國筠說：“也沒有具體的怕的對象，是從心裏害怕，一種無可名狀的恐懼。”周橋說：“越說越玄乎了，怎麽還會這樣？”陸國筠說：“叔和嬸子，我哥，接二連三地出事，把我嚇壞了。晚上常做惡夢。我解放前進了一次局子，得了神經衰弱，結婚以後，好了，現在又犯了。”周橋說：“別這樣，堅強些。我是臨時下放，也不是正式調動。過段時間就回來了。媽媽不是說，準備讓繼香姐來給幫忙嗎？可以讓她晚上跟你做伴兒。”陸國筠說：“好，我隻不過是這麽一說。你放心吧，沒事兒，走你的吧。”兩人睡下了，陸國筠低聲說：“不亂說話，不用你囑咐，我也會注意，我是當老師的，不但自己不能說錯話，還得教育學生。叔嬸兒，我哥，都是那麽正派，善良的人，怎麽這樣不幸？我想不通。”周橋說：“這就是階級鬥爭啊。革命戰爭年代，是和明火執仗的敵人鬥，現在是和平年代了，就是和政治思想戰線上的敵人鬥爭了。搞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大概就是這樣搞法兒。你看蘇聯，無論是哪個領域，不一直在鬥嗎？我們也是這個路子。”陸國筠說：“為了搞社會主義，就要讓這麽多無辜的人犧牲，獻祭嗎？”周橋說：“你這種想法兒，太危險了。”他聽聽明明輕輕的呼吸聲，壓低聲音說：“你這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無產階級專政的恐懼和動搖。了不得。弄不好會栽大跟頭兒。你老這樣多愁善感，會損害健康，而且還會對明明的成長不利。以後，少看那些外國小說，下了班，多上院兒裏活動活動，好嗎？”陸國筠說：“好，聽‘領導’的，按‘領導’說的做。‘領導’下去以後，就近多對老母親盡盡孝，多關心關心小剛兒，自己也多保重。”過了一會兒，周橋又說：“國群這次回來，看上去精神頭兒不如先前，她很熱情，但也很天真，革命隊伍中這種幼雅、天真的人特別容易犯錯誤，你要跟她好好說說，一定要謹慎，做事要瞻前顧後，注意領會領導意圖。否則有可能好心辦了瞎事兒。交待她，縣裏也要搞反右，千萬不能犯錯誤。”陸國筠說：“是啊，明後天我就再去爸媽那裏，好好跟她說說。她可不能再出問題。爸媽再也受不了新的打擊了。”周橋抱著陸國筠吻了又吻，陸國筠對著他耳朵，低聲說：“親親就睡吧，不能‘那樣兒’—下頭來‘那個’了，對不起了。”兩人相擁著纏綿一陣，周橋睡了。陸國筠眼皮發澀，卻難以入睡，看著樓前路燈映進窗來的抽象畫一樣圖形怪誕的樹影兒，座鍾的“滴答”聲，半點，整點報時的“當當”聲，房外的風聲，或重濁，或尖利，敲擊著她的耳膜，也敲擊著她的心。她歎口氣，心想，今晚上甭想睡著了。她看看身旁的周橋，心想，有他這個主心骨兒，而且還是保護傘—她所在的育新中學裏，人們知道她的丈夫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領導和同事們對她都挺友好，沒人欺負，她是安全的，知足的。她又想起周橋剛才說國群的話。這次國群回來，明顯看出精神上有壓力，不是剛參加工作時那樣兒了。家裏發了電報去，季龍翔竟然讓她一個人帶兩個孩子來家，足以看出這人靠不住。不過也沒關係，國群那麽“革命”，工作那麽努力，應該出不了什麽問題。可是，這事兒說不定啊，不是有不少人看上去沒什麽問題，說出事兒就出事兒了。現在看來，國群當初就不該考幹，可話又說回來，不考幹，當老師，也一樣打右派啊，還是有什麽原因才會導致什麽結果，事在人為。上帝是公平的，陸家己經有幾個人遭難了，總不至於再讓國群出事兒？她這樣一個共產黨的狂熱的追隨者，總不至於“飛蛾撲火”吧？國群，好妹妹，你可千萬不能再出亂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