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一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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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中秋節了。

去年中秋，月朗風清。濟南市長春街祥雲裏陸家院子裏，燈燭通明，老老少少歡聲笑語。就連每到過節因思念遠在台灣，音書斷絕的親人而鬱鬱寡歡的一蘭也被呀呀學步的兒子亮亮的憨態逗得笑個不停。亮亮是陸家全家人的寶貝蛋，陸伯言笑著對陸伯川說：“我跟你嫂子說，亮亮是咱們的開心果兒。”陸伯川笑著看看陳姝，說：“也有我和陳姝的一份兒，你們不能獨占。”程兆菊說：“那是自然。”邵一蘭說：“亮亮，聽見了嗎？你是兩個爺爺、兩個奶奶的開心果兒，好不好啊？”亮亮學著說：“開心果兒，開心果兒……”惹得大家都笑起來。陸伯川說：“‘亮亮’，這個名字起得好。”程兆菊說：“他下生，天正好亮了，我心裏‘格登’一下，就想，俺孫子就叫‘亮亮’吧，國群聽說了，樂得直蹦，說，娘給孩子起的這個名兒好，全國解放了，天就是亮了嘛。國棟說，亮亮的名字跟革命形勢都掛上勾了，你二姑不虧是建國前的青年團員。國群說，哥，你別諷刺我。我說的一點不錯，這跟團員不團員沒關係。—亮亮的小名兒就這樣叫起來了。”陸伯言說：“我想，亮亮的大名就叫‘陸亮’，中國大陸亮亮堂堂，孩子的前途光光亮亮。”陸伯川說：“他們這一代，應該沒問題。”……那時候，陸家可說是順風順水。陸伯言生意比解放前好做多了，還當了市政協委員；陸伯川夫婦還在魯大教書，心情還算舒暢；陸國棟和邵一蘭是德惠醫院的業務骨幹，很受院領導器重；國筠在育新中學任教，內心憧憬著和心上人即將成熟的愛情果實；國群正準備著從師範畢了業，或參軍或參幹，投身革命；陸伯川的女兒陸星兒即將從醫學院畢業，陸家將又出個“陸大夫”。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在新社會裏，他們陸家人的前景一片光明。隻有當程兆菊一天忙完了，歇下來，會想起陶陽鄉下的二姐、四妹還有弟弟兆運，十分為他們擔心。那裏和濟南不過離了一百多裏路，但卻是另一個世界，他們的日子裏滿是剝奪，屈辱，恐懼和從天而降的貧窮。程兆菊想到他們，常會不由自主地歎口氣，陸伯言問：“什麽事，唉聲歎氣的？又想老家親戚家的事了？別愁，對他們咱還是盡可能幫助。”程兆菊說：“以前也沒少幫了。學增、學慧還在這裏念書。窮，不要緊，世上人總會有窮有富，他們是吃氣，受屈，抬不起頭呀。”陸伯言沉默了一會兒，說：“哪裏都一樣，這是沒辦法的事，誰也替不了，愁也無益。等下邊孩子上出學來，就好了。”?

今年的中秋，天還是一樣藍，月亮仍一樣圓，隻有星星點點的白雲從月亮旁邊飄過，可是，在陸家人眼睛裏，卻已變成“愁雲慘月”。他們不曾想到，去年中秋時，讓程兆菊懸心的鄉下姊妹們“吃氣，受屈，抬不起頭”的命運，居然也落到了他們自己頭上。春天開始的鎮反運動，把他們一下打進了冰窖之中。國棟被關押、辦“專案”，讓國筠如願和周橋成婚的喜慶，亮亮一天天長大，童趣叢生帶給全家人的欣喜，蒙上了重重的陰影。邵一蘭忍受著思念父母之苦，又平添上夫婿蒙難之憂，自己無辜遭歧視、淩虐之冤，柔弱如柳的她居然變得剛強，不管盛夏酷熱，風狂雨暴，沒誤過一個班次，一個鍾點的工作。陸國棟被關押了幾個月之後，經過多次請求，允許她每月帶著孩子到“專案組”去探望一次。陸國棟仍然像剛被關起來的第一天一樣，拒不承認對他的指控，後來幹脆對審問一聲不吭，氣得辦案人員暴跳如雷，但又無計可施，因為他們沒找到新的證據，時間長了，運動的火勢漸弱，辦案人員也鬆懈下來，但仍舊拖著不肯放人。他讓一蘭帶去中英文醫學書，每天苦讀，夜以繼日，一蘭見他長出了白發，難過得落淚，陸國棟反倒安慰她。隻有當亮亮拉著爸爸的手，嚷著說：“爸爸，回家，回家”時，國棟才潸然淚下。陸伯言夫婦和陸伯川夫婦為國棟的事整日如坐針氈，茶飯無心。國筠懷孕後，“反應”得厲害，哥哥的事像一塊巨石壓在心上，鬱悶難抑，幸得有周橋寬闊的胸膛，溫暖的大手，明智的話語支撐著她挺過這些陰沉的時日。到年假就師範畢業的國群，雖然為哥哥的事擔心，難過，但正像一首當時流行的歌兒裏唱的“年輕人火熱的心”，她沒有因為哥哥的遭遇而改變誌向，解放前，地下黨在油燈如豆的地下室，在人跡罕至的千佛山山洞裏，向她灌輸的理想，信念，她堅信如初，甚至是癡迷如醉，對於她來說，投身人類最偉大、最聖潔、最壯麗的事業—如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主人公保爾·柯察金所說，是她一生的追求，矢誌不渝，解放前，她不懼白色恐怖，瞞著家人，投奔光明，解放後，她更要投身革命隊伍，為新中國獻身，她想過了，不但要報名參幹，而且要離開濟南市，到老區去，為貧苦的，對革命有過重大貢獻的人們服務，她不甘於在城市裏，在“布爾喬亞”的生活中耗費青春和生命，她覺得，那對於她，幾乎像死一樣可怕。她認為，哥哥被懷疑有曆史問題，組織上審查是無可非議的，如果有問題，當然要弄清楚，哥哥也應該認罪伏法，如果沒問題，黨組織也不會冤枉好人，如果需要選擇，她隻能跟黨站在一起，跟有問題的親人劃清界線，在任何情況下，她都不會背離革命這個神聖的字眼。她認為自己是建國前的青年團員，用不了多久，理所當然會成為共產黨員，她會在革命者的隊伍中度過有意義的一生。對國群的理想和追求，全家人都是理解和支持的，“識時務者為俊傑”，大家都知道應該順應時代潮流。身為市政協委員的陸伯言今年六月份向國家捐獻了二萬萬元，購買飛機、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受到市領導的表揚，他還在會上表示要轉變剝削階級立場，作為實際行動，他宣布對租住他家層屋的房客不再收房租，房屋產權交由政府處置，這件事還登了報，引起不少房產主側目，當然很受房客們的歡迎。這些事情無形中對解決國棟的問題起了微妙的作用，市委領導也曾過問陸國棟的事，指示說，對此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證據要確鑿，要經得起曆史檢驗。但也隻此而已，凡牽扯到對敵鬥爭的問題，領導幹部們沒人敢替當事人說話，因為事關“立場”問題，“包庇反革命者與反革命同罪”，這可不是鬧著玩兒的。國棟的事情就處在既沒人“深入”辦案，也沒人說“到此為止”，成為一種僵持狀態，“平擱”在那裏。中秋節晚上，全家人—當然少了國棟—聚在一起，大家的心情都十分壓抑，吃飯的時候，程兆菊在大桌子東邊下手擺上碗碟，放上筷子，但讓座位空著，亮亮說：“我坐那裏”，程兆菊說：“亮亮聽話，挨著媽媽坐，那是給爸爸留的座位。”亮亮高興地喊：“爸爸要回來了，……”惹得奶奶、媽媽和國筠姑姑都落了淚。吃完飯，孫媽端上切開的月餅，全屋人都悶不作聲地捏一點兒，有的放在手裏，有的填到嘴裏，嚼臘似地慢慢吞咽，好像那月餅不可口甚至有毒一樣。陸國群有意打破沉默，說：“星兒姐，你寒假畢業了吧？畢了業幹什麽？”陸星兒沉靜地笑笑：“學的醫，還能幹什麽？當醫生唄，我準備去市中心醫院。你不也畢業嗎？畢了業，幹什麽？教書吧？”國群說：“不，不打算教書。”陸星兒吃驚地說：“學師範，不教書，幹什麽去？”國群說：“我要考幹，怎麽樣？”陸星兒麵帶茫然地笑笑，搖搖頭，說：“說不好。”國群大聲說：“爸、媽，叔、嬸兒，姐、姐夫，還有嫂子，你們都在，我想最近報名參加招幹考試，你們支持不支持？”陸伯言說：“我們不支持行嗎？你聽我們的嗎？”陸國群說：“知道你們一定會支持。但有件事要先說下，這次招幹，是給下邊兒縣裏招的，要下到縣裏—主要是革命老區—去。”陸伯言問周橋：“繼章，是這樣嗎？”周橋說：“是這麽回事。”程兆菊說：“怎麽還要往縣裏去，你能過得慣嗎？”國群說：“我出生晚，沒趕上參加革命，這次如果考上了，到農村去，正好補上這一課，有什麽過不慣的？不怕吃苦，就沒有問題，總比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好得多吧。”國筠說：“這個妮子，說話不著天不著地的，比什麽紅軍長征哎？”國群一本正經地說：“姐，我可不是唱高調兒。我確實有吃大苦，耐大勞的思想準備，再苦也不怕，成千上萬的勞苦農民世世代代那樣生活，我為什麽不能像毛主席說的那樣，跟他們打成一片？何況幹部是供給製，能有多苦？是不是，姐夫？”周橋一直微笑著聽陸國群說話，趕緊說：“當然，當然。”又回頭對大家說：“國群現在情緒高昂，有點兒像我當年投奔延安時那樣。國群說得很對，到下邊縣裏—特別是到革命老區—去工作，肯定比在省城要艱苦一些，但也不會苦到哪裏去。不怕吃苦的精神還是要有。”……人們散去後，程兆菊對陸伯言說：“國棟還沒來家，國群又要走—還要上麽革命老區，我從心裏不情願，你一口就答應了。你真舍得讓她走？”陸伯言說：“國群這孩子，她認準的事，誰能給她擰過來？我就是攔擋她，攔得住嗎？”程兆菊說：“別看她說得呱呱的，一套一套的，說到底還是個孩子，她說話又太直，跟人家那些八路幹部能軋夥好了嗎？”陸伯言說：“是啊，直言賈禍。我也為她擔心。要是真的去成了，走以前得跟她好好說說。”程兆菊說：“你是說有可能去不成，去不成更好。教個書，素素靜靜的，比什麽都強。”陸伯言說：“你不明白，她考幹很可能不順利。國棟的事對她肯定有影響。如果去不成，我擔心她受不了這個挫折。”程兆菊說：“那可怎麽辦？”陸伯言說：“隻能看看再說。”

中秋節過後是國慶，報紙上接連報道全國各地工農業生產的好消息，鎮反運動戰績累累，誌願軍在朝鮮把美國佬趕到了談判桌兒上。總之，新中國一片欣欣向榮。濟南市大街小巷處處掌燈結彩，貼滿了紅紅綠綠的標語，陸國群被周圍的氣氛感染，腳步格外有力，這些天，她一直處在亢奮狀態。召幹開始，她早早地報了名，前邊兒的環節，她都順利過關，最後，學校公布名單，卻沒有她，她一下驚呆了，像兜頭被澆了一盆冷水，她沒想到，父親擔心的情況真的出現了，她去問省人事部門召幹的人員，那人不陰不陽地回答：“你們家的情況你自己最請楚，這還用問嗎？”陸國群的臉一下紅到了耳根，沒話說了，是哥哥受審查影響了她。她急壞了，去找周橋，周橋說：“這事就看招幹的人怎樣掌握政審標準，他們用國棟受審查這事卡你，還真沒有辦法兒。”國群說：“你那個老領導莊重，不是在省委負責組織、人事方麵工作嗎？你去找他說說，行嗎？”周橋說：“為這種事情去找他，不合適。”陸國筠見妹妹十分焦急的樣子，說：“你去替她問問唄，有什麽不合適？”周橋說：“你們不懂，黨的組織原則，最忌諱，最敏感的就是這類事情，我確實不能去。我跟你說，國群，以我對莊重同誌的了解，你本人去找他，可能效果更好，他隻要同意了，問題馬上就解決了。這比我去說好得多。”陸國群說：“我倒是不怵頭去見大幹部，但是，他能見我嗎？”周橋說：“你不知道他的特點，你下決心找他，隻要他有空兒，就能見上。……他跟我說過，我們進城了，不是鑽山溝的年代了，用高牆和森嚴的門禁把自己和老百姓隔開，不是好辦法兒。不能割斷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呀。”陸國筠說：“你這個老領導是個理想主義者。”陸國群按周橋給她說的辦法兒，費了些周折，真的在省委辦公樓見到了莊重同誌。這位省委領導五十來歲，快人快語，沒有架子，待人熱情，一言一行透著堅定，自信。他一看到陸國群，就說：“你還是個學生娃娃嘛。你很勇敢，也很執著，門衛的同誌們被你打動了，說服了，這說明你有克服困難的能力，好，有前途。說吧，有什麽事？竟敢隻身闖省委大樓—這可是全山東省最高、最大的衙門？”陸國群說：“因為我要反映的向題，關係到我的一生，我的理想能否實現，我能不能進入革命隊伍，不勇敢不行了。”莊重說：“噢？有那麽嚴重？果真如此，我也讚成你的‘闖營’之舉。是什麽事，說來聽聽。”陸國群用明快的語言簡要地說了自己的情況和對此次招幹落選的不甘，莊重一聲不響地聽完她的陣述，略作思考，說：“就是說，你本人解放前就參加了革命活動，加入了團組織，而與比同時，據說你哥哥卻加入了國民黨，……請別打斷我，我是說‘據說’，因為現在你哥哥的問題仍在審查之中，我的看法是，你哥哥的問題—如果確有問題的話—是他的問題，而你那時候，已經用實際行動，說明你具備了加入革命隊伍的條件，因為你出身資產階級，卻在白色恐怖的形勢下，選擇了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姑且不說你的哥哥是否可以定案，即使你哥哥確實加入過國民黨，你和他走的也是截然相反的路，因而沒有理由在革命勝利後，再剝奪你投身革命的權利。應該說，你早已參加革命工作了，現在隻是要重新確定一個革命隊伍中的崗位，你放心，這事我來解決，你再說一下，你的名字，你的學校，我看我記的是不是準確，……噢，陸國群，省立師範，……你剛才進來，我就覺得你和我認識的某個人有點相像，現在想起來了，我有個小老弟叫周橋，他愛人叫陸國筠，我見過兩次，你和這個陸國筠是不是有關係？”陸國群說：“陸國筠是我姐，周橋是我姐夫。”莊重說：“你這個小同誌，還曉得避嫌，不肯說破這層關係。這不就是‘大水淹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嗎？既然是這種關係，周橋為什麽不來找我，卻讓你自己跑？噢，他是在搞‘回避’，這個書呆子。”陸國群說：“我找過他。他認為他找你說這件事不合適。我聽他講了內中的道理後，也覺得自己親自找省委領導更好，也不要讓我和周橋的親戚關係成為解決這個問題的因素。”莊重哈哈大笑，說：“這個周橋，真是書生氣十足。這也不是營私舞弊，自己的親戚願意參加革命，而且是到基層去，為什麽不可以幫忙問一問？這是好事嘛，應該支持，幫助嘛。這我得批評他，教條主義嘛。小姑娘，你姐夫不幫忙，這個忙我來幫。我會給有關部門打電話。”陸國群說：“我姐夫常提起你，對你很敬佩，而且看上去對你有很深的感情。”莊重動情地說：“那是啊，我們之間—不是‘看上去’，而是—確實有很深的感情。在延安，搞搶救運動，我被人誣陷，關了起來，大家都不敢靠近我，你姐夫偷偷地給我送吃的，通鳳報信，後來我問他，為什麽那樣做，不怕受連累？他說，因為你是好同誌，不是特務，同誌有難，自然要幫，不然還算什麽同誌？我說，那可能影響你，連累你，不害怕？他說，有一點怕，但是為了真理和主義，就不怕了。你看，這種情懷，是不是特別可貴，可愛？這種危難關頭的同誌情誼，彌足珍貴啊。”陸國群笑了，點點頭，莊重又問：“你哥哥的情況到底是怎麽回事？”陸國群說了陸國棟被審查從開始到現在的情況，莊重聽了，說：“你和你哥哥在一個家裏生活，接觸，交談很多，據你當時的所見所知，他當時是什麽政治態度？跟國民黨、三青團一類人物有沒有什麽接觸？”陸國群說：“我哥哥一直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醫學書”，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他不了解共產黨，從來對共產黨不加褒貶，他不喜歡國民黨、三青團一類人物，我沒見過他跟那種人有接觸。不過，因為涉及到對敵鬥爭，所以，雖然是我的親哥哥，我也不能為他打保票。”莊重點點頭，說：“你這個小同誌，倒有點原則性。……那麽長時間了，你哥哥仍然拒不承認，據匯報，別的單位也存在類似情況。有一種可能是，敵偽檔案上有他們加入國民黨、三青團的記載，但本人並不知情。我聽曾在白區工作過的同誌講，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召開偽‘國大’，國民黨在各地的一些骨幹為了拚湊隊伍，也為了向上級邀功，謊報新發展了多少國民黨員，三青團員，他們把自己身邊的人，知道名字的人，也不經人家本人同意，就給填上了國民黨、三青團的登記表，使這些人成了徒有空名的、湊數的國民黨員、三青團員。國民黨很腐敗—不腐敗，怎麽會被共產黨打倒？—這種事情，他們完全做得出來。但是，我們現在搞運動了，一定會在他們的檔案裏找線索，這就給我們的工作，特別是牽連到的人帶來很大麻煩。國民黨，禍國怏民啊。”陸國群說：“會有這種事？還是第一次聽說。”莊重又說：“當然，你哥哥是不是這種情況，我不能斷定，還是要以他們單位鎮反運動辦公室的結論為準。我剛才說的這種情況你不要—我相信你不會—對你哥哥講，你可以告訴他，如果當時確實加入過國民黨，就痛痛快快地承認，沒當過區黨部書記以上幹部，沒有罪惡，也劃不上反革命，不影響以後的工作，所以不必害怕。當然，如果確實是‘子虛烏有’，也不能胡亂承認。”莊重想了想，又說：“算了，你還是什麽也不要說—你也不方便說，不宜說，還是依靠組織解決為好。”陸國群說：“由我來說這些話，確實有困難。不過，莊書記，因為你對我的事情的關心，關照，還因為你對我哥哥的問題的實事求是的分析，衷心謝謝你。”莊重說：“不用謝，這是我的工作嘛。回去告訴周橋，讓他抽時間來找我，你說，莊老兄叫你去，要批評你的‘教條主義’。” 當天放學後，國群去了周橋家。兩人下班剛回來，國群說：“行啊，這麽大的幹部，親自下廚給我姐做飯，知道疼我姐。”周橋說：“我們平時一般從食堂打飯吃。我是供給製，組織上派來服務的人，我們給退回去了。你姐現在的情況，需要注意營養，我讓服務處的同誌給買點東西，我做一點讓她吃。”周橋問：“你那事怎麽樣了，找莊重同誌了嗎？”陸國群高興得兩眼放光，說：“找過了。”陸國筠走過來，問：“找過了？結果怎麽樣？”國群調皮地說：“你們猜。”陸國筠說：“不用猜。看你這高興勁兒，事情辦成了。”國群說：“姐夫，你先不忙做飯—停會兒我幫你做，先聽我說。姐夫，你這位老領導真是太好了。”國群模仿著莊重的語氣和神態，繪形繪色地把她去找莊重兩人見麵、對話的情況敘述一遍，周橋聽了，說：“他就是這樣的人，這就是他為人、行事的風格。”國筠很感動，眼裏噙著淚水，國群笑她，說：“幹嘛呢，姐？至於這樣嗎？”國筠說：“怎麽不至於？你不知道，這兩天我一直為你這事擔心。你這次如果考幹失敗了，就像一團火被一盆冷水澆滅了，我擔心你受不了這個打擊。……現在好了。我和你哥去過莊重家，一看就知道是特好的人。”周橋說：“國群這次考幹，確實是介乎可辦可不辦之間，親哥哥是曆史反革命嫌疑，正在審查中，影響到你，也不能說人家不對。批準你的考幹申請，也不違背原則。這位莊老兄麵對不義，疾惡如仇。而對同誌，對找他辦事的人，總是與人為善，一向寬容，大度，也不獨獨是因為你是他熟人的親戚才如此，而是向來如此，永遠如此。”國群說：“姐夫，姐，你們知道我離開莊重的辦公室，走出省委大院兒，走在大街上，心裏怎麽想嗎？”周橋笑笑不說話，國筠說：“不就是高興嗎？還能怎麽想？”陸國群興奮得臉有點發紅，說：“麵對莊重的形象，我腦子裏閃過一個念頭兒：‘大丈夫當如是’，自己隨即暗中失笑，你陸國群不過是個小女子，我又想，莊重身上體現的正是黨所代表的真理和正義，我更覺得我的人生選擇是多麽正確。”國筠說：“國群，你這好像是在做詩了。你就是天真，愛幻想，還愛激動。”周橋說：“處在國群現在的年齡，純真，是好事，愛激動，也正常。對革命事業也應該有激情。但是，要切忌簡單化。實際生活要複雜得多。革命隊伍裏，領導幹部也不全都像莊重這樣。整個隊伍裏的人也是良莠不齊，革命者也有七情六欲，每個人也會有他的長處和短處，有他對事業和對利益的不同態度，革命隊伍中的人和人之間，也會有利害衝突，甚至是你死我活的爭鬥。從來不是永遠也不會是像舞台上演出那樣，大家整齊劃一，步調一致，挽起手臂，共同向前邁進。革命隊伍裏也有很壞的人，卑劣的人，害人—甚至以害人為樂—的人，也會有—甚至是許多—不公道的，顛倒是非的事情，好人挨整的事情。所以，一定不要想得很簡單，甚至理想化，魯迅先生就說過，革命中會有血，有肮髒的東西。把革命隊伍想得太好，太理想，遇到現實中的問題，就會失望，會動搖，甚至會犯錯誤—因為現實中的領導幹部並不全是莊重那樣的人，有的人甚至樂於—常常是借運動之機—整人。對這一點，我是深有體會的。國群，你考了幹，也就是所謂‘從政’了，而政治是最複雜的，有時甚至是肮髒的，凶險的，正確的，錯誤的，讓人心悅誠服的，讓人看不慣的事情，總是攪和在一起，你必須全都麵對，國群，讓你失望，讓你哭，讓你悔不當初的情況幾乎肯定會有。國群，我不反對你的選擇，但是，對這條道路上的艱難曲折，你得有思想準備。”國群聽著周橋的話，臉上的紅暈慢慢消失，說：“姐夫提醒得很對。我是得克服小資產階級的羅曼諦克的情緒，好好鍛煉，學習，提高，改造自己。”國筠說：“好了，別掃她的興了。快去做飯，我都餓了。”國群說：“好，好，好，快點做飯，小外甥要提抗議了。”國筠說：“就你會誇張，才多麽一點點，就成小外甥了？”國群說：“不是？你說是什麽？”

吃飯的時候，國筠對周橋說：“國棟的事，很有可能是莊書記說的那種情況。”周橋說：“如果是那樣，莊重同誌參與鎮反領導工作，那國棟的問題，應該用不了多長時間就解決了。政治運動中，一旦沾上邊兒，往往拖很長時間，得耐住性子等。你想想，在延安，外有日寇、頑軍這些強敵，內部物質條件那樣艱苦，還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受審查的，常常久拖不決。現在，我們黨執政了，搞運動成了黨委的正常工作，能不拖嗎？更何況，這是政治問題，立場問題，誰都不願也不敢表現得心慈手軟。”周橋又說：“今晚我們說的國棟的事，可以對爸媽和一蘭說，但絕不能對國棟吐露半個字，否則會使事情變複雜，變得更糟。了不得啊。”國群說：“嫂子去看哥哥，跟前總有‘專案組’的人守著，隻能說大人孩子，吃飯穿衣一類事情，沒辦法兒說案情的事。”國筠說：“莊書記不是讓咱們去找他嗎？我們去一趟吧，一是對國群的事，我們表示感謝，再就是二姨讓守梅捎來的申訴信，讓他看看，能不能給過問一下。”周橋說：“好，我們最近抽空兒去一趟。”國筠說：“二姨那麽好的人，經曆了那麽多的不幸，連兒媳婦都被迫改了嫁，就撇下一老一小，村裏還整她。二姨太苦了。”說著，就落下淚來。國群說：“你看，二姨的事，也不都是剛發生，村裏管製她的事，姐夫會幫她找人解決，怎麽好好的又哭上了？你這樣愛哭，對孩子不好。”國筠說：“我有點像杜甫詩裏說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不知道怎麽回事，一想起這些事情，不知不覺就落淚。我確實太脆弱了。”國群說：“多愁善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情緒，小說看多了。”國筠說：“你考幹了，不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快成無產階級革命幹部了。”陸國群說：“那還差得遠呢。”周橋說：“你姐在爸媽關愛下，生活平靜，優俗，解放後，革命觸及到家人、親友，她接受不了。慢慢就適應了。”國筠說：“什麽叫‘適應’了，就是麻木了吧。還說我‘生活平靜，優俗’我還上街遊行，還蹲過國民黨的局子哩。”周橋說：“進局子，不就那一回，就兩天兩夜？要是多進幾回，多蹲些日子，就沒那麽脆弱了。”國筠說：“聽你姐夫狠不狠，還想讓我多進幾回局子，多在裏頭蹲些日子哩。”幾天以後，周橋在辦公室接到莊重的電話，莊重大聲大氣地說：“小老弟，你小姨子考幹的事，你不給幫忙，我給解決了啊。你們怎麽謝我呀？”周橋說：“你哪天晚上有空兒，我和陸國筠去你家當麵道謝。”莊重說：“今晚上正好有空兒。你們來我家吃晚飯，說定了。”還沒等周橋回話，那邊就把電話掛斷了。晚上下班回家，周橋跟國筠說要去莊重家，國筠說：“我們帶點東西吧？每次空手去，還吃人家飯，怪難為情的。”周橋說：“他如果有事，需要我們幫忙，他會不客氣地對我們說。但是帶了東西上他家，他會生氣的。特別是他剛為國群幫了這忙，更不能帶東西。”兩個人匆匆去了莊重家。莊重對夫人說：“你不知道，陸國筠有一個多好的妹妹，英姿颯爽，純真熱情，人還長得漂亮。看到她，我就想起我們年輕時向往革命，投身革命時的樣子。”莊重夫人對周橋夫婦說：“老莊已經對我誇過國筠的妹妹了，這不又誇。”莊重說：“看到年輕有為，充滿朝氣的同誌加入我們的隊伍，我當然高興。”飯後，莊重對國筠說：“你哥哥的事，最近討論過了，很快就會解脫。國民黨統治末期，怪事多多，害死人。我們得分析嘛。這種‘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的問題，久拖不決，不好嘛。一個高級大夫，老在那裏關著，不能給病人看病，也是很大的損失。老拖著，對國家，對社會，對當事者，他的家人都沒好處嘛。先解脫，回去上班，果真有問題，人也不會跑掉。”周橋和陸國筠相互看看，都覺得鬆了一口氣，但周橋心裏明白，陸國棟的事情還沒有完，一天不徹底落實—或撤案，還以清白，或定案，作出處理，就始終是個問題。莊重又把話題轉回到國群的事情上，說：“周橋，陸國群這事，你就不能幫她找一找有關部門？逼得一個小女孩兒來闖省委大院？我們是掌權者了，門口有人帶著槍站崗，衙門啊，是那麽好進的？小膽兒的，嚇也嚇跑了。這個陸國群不簡單。”周橋說：“我考慮到跟她有這層關係，又涉及到鎮反審查對象，覺得幫她找這件事，不合適。也擔心把事情搞複雜了，給你幫倒忙。”莊重說：“細想想，你考慮得有道理。也難怪，現在我們隊伍裏，隻要涉及到所謂‘對敵鬥爭’，大家神徑就繃緊了，不敢說話，不敢碰了。這樣其實不好。我們已經是執政黨了嘛，手裏有政權，有槍杆子，有刀把子，老那麽神經兮兮，疑神疑鬼，‘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沒必要。不利於團結更多的人啊。”莊重夫人說：“你也不能亂放炮。你這些話，不合時宜，我聽說，機關上有人議論，說你‘右傾’。”莊重說：“怎麽？我說的不對嗎？‘右傾’？笑話！”莊重夫人說：“對，就一定行得通嗎？你沒挨過整？沒有教訓呀？”莊重沉默了。又過了一會兒，國筠暗示周橋說“申訴信”的事，被莊重看出來了，問：“什麽問題？還有不好談，不便說，或者不願說的事情呀？沒關係，有事說出來，大家一起想辦法。”周橋說：“我收到一封鄉下親戚的申訴信，想請你看看，剛才又有點猶豫。”莊重說：“拿來我看看，有什麽好猶豫的？剛才你嫂子幾句話，讓你猶豫了？怕給我惹麻煩？沒那麽嚴重嘛。”周橋囁嚅說：“那倒不是。”一邊說一邊把申訴信給了莊重。莊重立即拆開信，戴上老花眼鏡看信。信不長，一會兒功夫，反複看了兩遍，摘下眼鏡，說：“我們不說申訴人和你們之間的關係，隻就事論事。僅就信裏說的情況，一個有老婆孩子的青年農民—還是個獨子—被國民黨的保長父子威脅利誘，替保長的兒子充丁，參加了國民黨軍隊—當時叫‘國軍’，現在有人說此人死到戰場上了，也就是說是被解放軍打死了，他的老母親，承受喪子之痛，麵對寡媳弱孫，怕是要常常以淚洗麵的，她沒有文化，不知道政治鬥爭為何物，我們的村幹部不經任何機關批準，就對她實行管製，讓她掃大街？這不是要她的命嗎？”陸國筠說：“她的兒媳婦，因為被村裏一個幹部欺侮，最近被迫改嫁了。”莊重說：“一個村幹部，可以這樣無法無天。這還了得嗎？”周橋說：“我的一個同學，在那個縣裏當副書記，他聽說後，過問了一下，但是當地區委一個負責人說，這是對敵鬥爭問題，是階級立場間題，要保護基層幹部對敵鬥爭的積極性。我那個同學一時也不好辦，說先放一放看看情況再解決。”莊重聽了，說：“多麽可笑，多麽荒謬，‘左派幼稚病’嘛。這個小老太太是敵人嗎？她明明是國民黨反動派的受害者嘛。周橋，你想想，戰爭年代，無論哪個人對我們有點同情，幫助，我們都十分感激。我們問過他是什麽成份，家人的政治麵貌嗎？怎麽我們掌權了，竟這樣草率地，隨隨便便地把無辜的群眾劃到敵人圈兒裏去呢？難道壞人、敵人越多越好嗎？簡直是亂彈琴！”莊重頓了頓，又說：“我們一直說，無產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無產階級自己。’怎麽麵對具體的人和事，卻把整人當兒戲？這與我們革命的初衷不是背道而馳的嗎？”莊重夫人遞給他一杯水，說：“好了，少說兩句吧。你們看，一封信引出他那麽多高談闊論。他這人就這樣，再說也改不了。”莊重說：“把申訴信留下，我批一下，給縣裏，讓他們馬上糾正，不但要糾正，還要向這個小腳老太太賠禮道歉。”周橋說：“糾正過來就行了，倒歉，就不必了。”周橋夫婦告辭，要走了，莊重說：“我和周橋是老戰友，擔事兒，說話直來直去，說的不一定都對。我姑妄言之，你們姑妄聽之吧。”周橋說：“哪裏話？這麽些年，我聽你說話，總是受益非淺。”

陸國群考幹問題很快就解決了。參加完畢業考試，學校提前發給了畢業證，她高高興興地去省人事部門報了到。經過為期三個月的集中培訓，大約春節後，三月份分配去各縣。周橋和陸國筠去過莊重家不久，陸國棟被“解脫”，院鎮反辦公室的負責人跟他談話，結論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經研究，予以解脫。陸國棟要求在結論中明確肯定“無曆史問題”，但那位負責人斬釘截鐵地說：“這是組織上經鄭重研究所作的結論，一個字也不能改。不論當事人是否同意，結論隻能是這樣。”陸國棟想，“解脫”了就好，“這樣”就“這樣”吧。據說，“結論”中還有不對本人公布，由組織上內部掌握的內容，確定陸國棟為“內控對象”，一是不可重用，不能入黨，不能提幹，二是問題仍然存在，隻要發現新的線索，立即重新審查。又過了個把月，快過年了，陶陽縣委收到了省委辦公廳發來的“莊重同誌對程兆蘭申訴信的批示”，縣委領導立即批示，安排縣委辦公室派人赴七區“傳達、執行”，七區區委書記考慮到副書記兼區長廖紀水對榆樹村情況比較熟悉，責成他負責辦理此事。廖紀水把顧青山、於大牛叫到區公所，向他們傳達了省、縣領導的批示，說了句：“按領導的批示辦吧。”顧青山說：“一定認真執行，回去立即糾正。”於大牛急得摘下棉帽子擓著自己的“帽墊子”頭，露出了頭發下的塊塊禿疤，說：“好個程兆蘭，地主小姐，破落地主太太，匪軍家屬，厲害了，這還得給她認錯兒？”廖紀水瞪他一眼，說：“別講怪話了，執行吧。”又轉而對顧青山說：“青山同誌，於大牛在程兆蘭這件事上，有些偏差，但是是在堅持無產階級立場的情況下，掌握政策上的問題，是認識問題。我們需要考慮的是，幫程兆蘭寫申訴信的人屁股坐哪去了？他為什麽這樣做？你們要查一查。”於大牛說：“我聽我小孩的舅說，小學校長羅宗毅跟程兆蘭家走得很近，俺村的人沒誰懂黨的政策，這信肯定是羅宗毅替程兆蘭寫的。”廖紀水說：“我分析也是他。青山同誌，你看呢？”顧青山麵呈難色，說：“這事我沒考慮，說不準……”廖紀水說：“羅宗毅這個人，一個建國前的黨員，不跟黨組織一條心，參與這種事，是十分錯誤的。這事一下子捅到省委領導那裏去，對我們七區，對陶陽縣影響很不好。羅宗毅這個人在你們榆樹村，起不了什麽好作用，不如調走他。”顧青山說：“學校的工作搞得挺好，上級很滿意。他在村民中威信也很高。突然調走他，合適嗎？再說，小學校長，歸文教科管，能說調就調嗎？”廖紀水氣哼哼地說：“有什麽不合適？他和我們搞對立，寫告狀信，就‘合適’了？文教科，不是共產黨的文教科嗎？我去找他們。”顧青山低聲說：“羅宗毅對村裏的工作幫助很大，領導上是不是再考慮考慮？”於大牛說：“老顧，別護著他了。弄走他利索，省得他天天這事那事的，挑毛病。”廖紀水說：“不需要‘考慮’了，就這麽辦。”顧青山和於大牛從區裏回來，於大牛說：“老顧，找程兆蘭談話，要去，你去，我反正不去。”顧青山說：“當著廖區長的麵，你為什麽不說這話？你分管對敵鬥爭，你怎麽不去？”於大牛說：“我管對敵鬥爭，不管向他們低頭認錯。”顧青山知道和他這種人不可能說清是非，就不再理他，當晚一個人去了程兆蘭家，說：“二姐，上級有指示，今後你不用參加訓話會了，也不再參加掃大街。以前那樣做，錯了，我代表村裏向你賠禮道歉。”程兆蘭說：“大兄弟，那可擔待不起。我心裏跟明鏡兒似的，知道不是你的事兒，不賴你。”顧青山說：“我是村支書，村長，也不能說不賴我，我要負主要責任。”

進了臘月，農村人開始忙“年”了。臘月二十，郭有江推著小推車，苦妮兒和石頭兒坐在小車上，車上還裝了山貨、自己磨的花生油、花生餅，滿滿登登，高高興興地來了。郭有江和苦妮兒忙了兩整天，磨麵，掃屋，收拾停當，就匆匆走了，因為臘月二十三是“小年”，他們得在自己家裏“辭灶”，打發灶王爺上天。臘月二十八，他們三口兒又來了，郭有江領著端陽和石頭兒趕年集，買年貨，火鞭，“滴滴金兒”，兩個孩子歡樂又興奮，苦妮兒在家裏做了一包豆腐，又蒸了幾籠白饃，糖包兒，黃麵糕，還油炸了一大笸籮“酥菜”，什麽藕合兒、綠豆丸子、小點心、芋頭片兒，堆得像一座小山兒。苦妮兒說：“今年有那麽多花生油，多炸點兒，夠你娘倆兒吃到二月二。”第二天下午，他們要回酸棗嶺了，周恒順說：“娘，你跟俺大爺和石頭兒，在這裏咱一起過年吧。”苦妮兒看著兒子，眼圈兒紅紅的，不忍心說“不行”，這是從兒子出生到長這麽大，母子第一次要在兩地過年，兒子不樂，她心裏也很難受。奶奶趕緊說：“小兒，那可不行。你大爺在外頭當兵這麽些年，今年剛搬到新家 ，你娘剛過去，必須得在他們自己家過年，得把你大爺家過世的父母、先人都請回家過年。他們不回去，怎麽行？”周恒順懂事地說：“我剛才糊塗了。娘，你們走吧。” 

臘月三十，奶奶備好了祭天、祭祖的供品，院子裏香台子正北牆上，掛上天爺爺（玉皇大帝）神像，屋門、院門都貼了新“門對子”（春聯）。天黑以後，周恒順端了放著點心盤和香火的托盤到莊外大路口，燒香，磕頭，念誦，請過世的先祖，爺爺，大大回家過年—這叫“請家堂”，回來後，把香爐放到堂屋大桌子正中，奶奶，周恒順先後磕了頭。奶奶在大門外放一根木棍，據說，這樣，被請回家的逝者的靈魂就安安穩穩地留在家裏，享用在世者的供品和拜謁，而不會任意走失掉。奶奶往大桌子上擺放了幾大碗供菜，擺上酒盅，碗筷兒，囑咐道：“小兒，記住這幾天可不許坐大桌子旁邊的座位兒，周家的先人，你爺爺，你大大他們都在那坐著呢。”周恒順覺得很“神聖”，很莊嚴，也有點嚇人，心想，那麽多先人，座位兒就那麽有數兒的幾個，能坐得開嗎？當然，他是不會對奶奶說這個的，因為每到過年以前，奶奶都會交待，小孩子不能亂說話，特別是不能說對天神，對先人不恭敬的話，也不能說不吉利的話，例如，一件事做完了，不能說“完了”，而要說“好了”，水餃在鍋裏裂了口兒，不能說“破了”，而要說“掙了”，等等。……“家堂”安頓好了，奶奶指點著，周恒順在大門外點燃了一捆穀秸，熊熊的火焰在門口“嗚嘟嗚嘟”地著起來，把院牆，門外的大楸樹，近處的小樹，遠處的柴垛全照成桔紅色，劉嬸兒家的小杏兒跑過來看熱鬧兒，在火堆旁蹦蹦跳跳，小臉兒被火光映成了古銅色，兩隻杏仁般的美麗的眼晴格外明亮，小杏兒一迭連聲地喊“端陽哥，端陽哥”，周恒順說：“小杏兒，告訴你，這叫‘照庭’。”小杏兒兩隻杏仁兒眼忽閃著，問：“‘照庭’是什麽意思？”周恒順說：“什麽意思？我也不知道。”穀秸還在燃燒，周恒順把掛在大楸樹上的、大爺在年集上買來的五十個頭的火鞭（爆竹）信子點著，火鞭“劈裏拍拉”地響起來，嚇得小杏兒躲在奶奶跟前，兩隻小手兒捂緊了耳朵。穀秸燃盡了，火鞭響罷了，奶奶和周恒順要回家了，小杏兒也要跟著來，奶奶說：“孩子，今晚上大人孩子都得在自己家過團圓年，明兒早上再來玩兒，給奶奶拜年。端陽，你把她送回去。”周恒順牽著杏兒的小手兒送她回家，劉叔和劉嬸兒正在“照庭”，劉嬸兒說：“小杏兒個妮子，一轉眼花兒就不見了，知道是跑去找端陽哥了，這不送回來了。”周恒順跟劉叔、劉嬸兒說了“拜個早年”，趕緊回家。奶奶已經活好了麵，調好了素包子（餃子）餡—大年三十晚上吃素餡兒包子，祈望未來一年全年素素靜靜，祖孫兩人開始包包子。屋裏隻奶奶和他兩個人，雖然奶奶特意把燈頭兒挑得比平日裏大了好多，屋裏明亮多了，今年年成好，娘和石頭兒去了酸棗嶺，家裏糧食吃不了，娘和大爺還送來不少東西，又給置辦、準備了不少年貨，他們這個年比以往豐盛得多，可家裏少了總是忙忙碌碌的娘和活蹦亂跳的石頭兒，顯得淒清和冷寂，周恒順覺得心裏空落落的，但他不願意惹奶奶不高興，一點兒也不表現出來，而是一邊擀包子皮兒，一邊輕聲細語地—除夕夜不能大聲說話，以免驚擾下界的天神和請回家來的先人—跟奶奶扯談親戚家意味雋永的往事和學堂裏的趣事。包子包完了，周恒順因為無名的興奮和些許緊張而沒有一絲困意，和奶奶一起在火盆旁坐著，不時朝火盆裏添加早就準備好，專等除夕晚上用的木炭，隔一會到院裏香台上和屋裏大桌子上續香—子夜以前，香爐裏的香不能斷，就這樣陪奶奶坐著，等待午夜時分到來，這叫“守歲”。半夜了，村裏心急的人家開始放火鞭了，周恒順燒鍋，奶奶下包子，盛上第一碗放到院裏香台子上，再盛出來的放到屋裏先人供桌上，然後祖孫二人在香台子前磕頭，往地上倒酒“澆奠”，又在香台子前焚香，燒化紙錢，把玉皇大帝神像一並燒化了，周恒順在院裏又燃放了一掛火鞭。奶奶說，這叫做“發馬子”，意思是恭送玉皇大帝騎了神馬返回天宮。村裏家家戶戶都燃放火鞭，霹靂般震耳欲聾的，沉雷般如鼓聲隆隆的，裂冰樣劈劈拉拉的，嗚嗚嘍嘍響成一片，各家各戶院裏院外，村裏大街小巷兒，寒星閃爍下夜色朦朧的村莊上空煙霧騰騰，天地間儼然變作一聲響和雲煙交匯的混沌世界。周恒順隱然感到難以言喻的曆史的綿長，傳統的厚重，人生的莊嚴和眾生對未來執著的渴望和追求。總有頓把飯時，鞭炮聲變得稀稀拉拉，慢慢地沒有了聲響，天地間歸於寂然一片。空氣中彌漫著濃濃的，刺鼻但很好聞的火藥味兒。周恒順還沉浸在神聖感和興奮之中，奶奶說：“小兒，咱吃包子吧，吃完睡覺。明天大年初一，得早起去給你老姥娘拜年哩。”?

就這樣，程兆蘭和周恒順頭一回兩個人過了大年。四口之家成了兩口人，小院兒裏冷清了，祖孫們更孤單了，多少年和苦情相伴的程兆蘭心裏倒平複多了。知道了兒子的下落，讓他“入土為安”了，她也不再為此揪心了；兒媳婦兒有了好的歸落處，她不再為她懸心了；方莊四妹妹家學增、學慧放寒假回家，來榆樹村，看望姥姥和舅舅、二姨，說三姨家國棟表哥已經放出來，上班了，國筠快生孩子了，國群考上“幹部”了，他娘也沒什麽事，莊裏幹部沒人找麻煩，日子過得素素靜靜的，她不再為她們掛心了；更有一樁大事，羅校長幫她寫了申訴信，捎到濟南去，繼章找了省裏大領導，省裏和縣裏的大領導像戲裏唱的“八府巡按”，“七品知縣”那種“清天大人”“為民做主”，赦她“無罪”了，從此以後，她不必再去開訓話會了，也不和那些四類分子一起掃街了，成了和村裏人一樣的村民了，而且，他們家還是貧農成份，聽羅校長那話，這對孫子以後的前途特別重要，她感到沒有再舒心的了；讓她老是放不下的一件事，就是羅校長因為幫她寫申訴信，惹惱了區裏領導，縣裏送來一張小紙條兒，把他調走，弄到北山溝裏一個小學去了，人家因為咱的事，倒這樣的黴，她覺得自己十分虧心，但也沒有辦法兒，她甚至連一句道情的話都沒對人家羅校長說。……程兆蘭想，該出的事兒都出了，七災八難過得也該差不多了，過了年了，春天到了，俺這個半老媽媽子拉扯著俺寶貝孫子，朝前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