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冊歲月第一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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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橋回到省城，參加了縣團級以上黨員幹部會議，會上傳達了中共中央關於鎮壓反革命的指示。2月20日，中央公布了《鎮壓反革命條例》。建國後第一次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運動就在全國，從城市到鄉村，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農曆正月，論節氣，立春、雨水都過了，但冬天似乎還遠沒過去，春天還很遙遠。前天又下了一場雪，西北風刮過，大街上的人依舊穿著棉襖、棉褲、棉袍，一個個在寒風中聳肩躬背，急匆匆地走著，人們的臉色也像是被冷風吹得陰沉、凝固、呆板，頭幾個月街麵上那種笑逐顏開的模樣兒很少能看到了。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讓人們從“明朗的天”的歌聲和翻身鑼鼓的喧響中回到現實裏來：共產黨要動真格的了，對曾經的敵對分子、敵人營壘中的人們的清算開始了。大機關，小單位，直到街道，到處都忙著搞鎮壓反革命。領導者們運籌帷幄，指揮若定，他們肩負著神聖的使命，他們相信自己是在伸張正義，鏟除邪惡，為民除害，他們並不諱言要為死難的革命烈士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而作為徹底的革命者，“除惡務盡”是他們堅定的決心；鬥爭骨幹、運動中的積極分子、依靠對象知道這是立功、向黨組織表現自己的忠誠、能力的好時機， 神經繃得緊緊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走路是一溜小跑兒的，說話是激昂慷慨的，因為受到黨組織的信任，可以與聞機密，不用說比那些鎮反對象，比一般群眾也顯得高人一等，他們感受著一種難以言喻的優越感，有點飄飄然，類似於一種微醺的亢奮狀態；按政策屬於審查對象的人，少數大膽的或頑固不化的慌忙逃遁，又能跑到哪裏去？全國已然布下天羅地網，僥幸逃亡在外，不過是苟延時日，用不了多久，必被緝拿歸案，受到嚴懲；多數人選擇束手就擒。成幹上萬和舊政權有牽連、有瓜葛者，人人自危，他們的家人和近親也惶惶不安，中間既有對親人命運的關切，也有對個人前途的憂慮，因為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得勢者“一人得當，雞犬升天”，失勢者一人受難，株連一片，此為亙古不易的傳統，於今更發揚光大。有人私下形容道，鬥爭骨幹抓人整人紅了眼，像烏眼雞；審查對象可憐巴巴，瑟瑟縮縮，像落湯雞；屁股上不幹淨，怕整到自已頭上，惶惶不安，像嚇傻了的翻毛雞；跟著忽隆，撥一撥，轉一轉，隻知看熱鬧、喊口號的，像木頭雞。陸家人一向以清高自許，以多年來遠離政治和官場而自矜，但從運動開始以來，也多少有點緊張不安，特別是開過全市的鎮反大會，會上被殺被判的，就有陸伯言兄弟的熟人和故交，而這些人當中，他們認為大多罰不當罪，社會上不時有消息傳來，這單位誰誰誰抓了，判了，那單位誰誰誰隔離了，辦“專案”了，還有什麽人跑了，抓回來了，什麽人自殺了，某某某或他的什麽人嚇成神經病了，這些消息一個個，接踵而至，一天天加重了他們的不安。陸伯川和陳姝夫婦在大學裏參加運動，看著熟人挨整，感到壓抑，晚上常來祥雲裏大哥家，和大哥及大哥的孩子們交談些對時事的看法，國筠嫁了共產黨的高幹，比較了解上級的精神。但是自運動以來，周橋工作太忙，他們夫婦來得很少。這天晚上，大家議論了一陣社會上鎮反的情況，陸伯川看看若有所思但未發一言的邵一蘭，說：“濟南解放前，眼看江山易主，過去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像邵老兄，果斷地選擇離開，現在看來，是對了。不然，每有運動，就不得安寧，僥幸過關，也會是等外之人。”陸伯言說：“走得了的，走了，固然幸運。可是，二弟，你想，國民黨掌權二十多年，黨、政、軍、警、憲，國家機器龐大，效力於它的人數以百萬計，它一朝覆亡，大家都跑到台灣去？跑得了嗎？跑去的人多了，台灣盛得下嗎？跑得了的，百分之幾而已，絕大多數人還是得留在大陸，替蔣介石吞食苦果了。”陸伯川說：“一部中國現代史，幾乎就是國共兩黨的鬥爭史，合了分，和了戰，當時國民黨在朝，形式上是正統，共產黨在野，表麵上為‘叛逆’，多數人跟當政者跑，很正常，既有政治觀點，也是賴以謀生。內戰雙方的參與者，北伐和抗日，是同盟軍，抗戰後內戰再起，雙方的參與者，是各為其主。公正地說，無論誰勝誰敗，勝利者不是天使，失敗者也並非魔鬼。因為大家曾為一個戰壕裏的戰友，不過是兄弟反目，成王敗寇而已。作為勝利者，對敵方營壘裏的人，隻要願意歸順，不再反抗，給以寬容、善待，使冤冤相報的輪回就此終止，當局者表現出包容、寬闊的胸襟，歸附者多數會感激涕零，甘效犬馬，倘能如此，當會深得民心，既可化敵為友，又可促進社會融和，不很好嗎？”國群聽二叔這番高論，不錯眼珠兒地看著他，好像怕稍不留神，漏掉重要句子似的，等他說完，笑著看看爸爸、嬸母、又直視著叔叔，說：“叔，你的想法，說輕了，是糊塗，是書生氣，說重了，是立場問題。叔，你所說的‘國共內戰’現在正確的說法是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在這場戰爭中，共產黨一方是正義的，國民黨一方是非正義的，戰爭的結局是正義戰勝了邪惡。共產黨是拯民於水火的‘天使’，國民黨是禍國怏民的魔鬼。這才是現在公認正確的認識。還有，叔，你希望共產黨對敵對勢力寬大為懷，既往不咎，這怎麽可能？階級鬥爭是共產黨的立黨之本，按毛主席的說法，是它生存、發展的動力，它怎麽會放棄鬥爭，跟敵人握手言和？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不是一般的改朝換代，而是從根本上革除舊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定要鏟除反動勢力，消滅敵對階級的。叔，知識分子中有你這種想法的人很不少，這是很幼稚的幻想。”陸伯川聽著侄女兒說這些話，愣愣地看著她，他感到震撼。侄女兒的話聽來確有發聾振聵之感，一下說到了問題的實質，他的見解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迂腐透頂的，隻能說明自己頑冥不靈。他剛才那些話，在時下新進的人們看來，隻能是已經被打倒的舊階級、正在被消滅的反動勢力的乞哀告憐之聲。陸伯言看看興奮得臉微微發紅的女兒，又看看滿臉憂色的弟弟，說：“為今之計，剛剛掌握政權的共產黨確也有其不得已之處，去年，美國人入侵朝鮮，我國抗美援朝，蔣介石要反攻大陸，全國各地不斷發現有敵特破壞，為了鞏固新政權，對罪大惡極的曆史反革命和有破壞活動的現行反革命是要打擊，但對從舊政權過來的一般人員、知識分子曆史上的小毛病，如能網開一麵，是最好不過的，也是人們求之不得的。”陸伯川歎道：“‘網開一麵’？做夢吧。現在是一網打著滿河魚。農村搞土改，分地分房分浮財也就罷了，對所有的地主、富農一鍋燴，批鬥，遊街，打罵，肉體摧殘，人格淩辱，老百姓一噢號，就可以把人處死，有的幹脆在會場上亂棍砸死，如果是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也應交執法部門治罪，行刑，怎麽可以這樣搞？這不就是‘暴民專政’嗎？而且是政府人員默許、縱容甚至唆使著這樣幹，還美其名曰‘革命行動’，這在講究人權的西方國家，是難以想像的。更何況中國的農村，沒有俄國革命前那種農奴製度，大多數農戶是自耕農，自耕農中有少量地主、富農，這些人或因祖輩留傳，或因省吃儉用，辛苦勞作，家裏土地多些，把多餘的土地拿出去，他垂手聽命，為什麽還再無情打擊？他們當中大多數人何罪之有？竟遭此荼毒！這樣做既不人道，也背離公道，不合天理。據實而言，廣大農村，千百年來，人們信奉‘耕讀傳家’，‘忠厚傳家’，人和人之間存在剝削，但少巧取豪奪，那樣做的人，也為社會所不齒。黃世仁一類人，少之又少。在農村搞如此暴烈的土地改革，千百年來的傳統道德觀念被徹底顛複，對當今和後世都會有負麵影響。……土改剛過去，鎮反開始了，就是沒任何汙點的知識分子，也大會小會兒講‘改造’，好像中國的問題都是知識分子造成的。看著吧，對工商業者，還不知道怎麽折騰哩……”國群說：“叔，因為你立場還在舊營壘一邊，所以對共產黨做的事必然會持非議的態度。這很危險。你這些話，在學校，在社會上，都不能說。”陸伯言說：“伯川，你書生氣太重，對現在有些事情看不慣，想不通。看不慣也要‘慣’，想不通也必須‘通’。人首先要安身立命啊。你這種情緒，真讓人擔心。”陳姝說：“‘人生識字憂患始’，在他身上體現得最為明顯，他就是這樣，解放前，他不滿官僚腐敗，吏治黑暗，最厭惡的是國民黨黨棍、學校的訓育主任一類人物兒，憤世嫉俗，動不動就慷慨陳詞，抨擊時政。那時候，你隻要不是共產黨，知識分子罵罵，鬧鬧，甚至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揭發時弊，攻訐黨國要員，都不要緊，民國憲法規定保護公民言論自由。但現在是人民民主專政，實行輿論一律，事實上不允許發表異見，你再亂說話，那不是找難看嗎？剛解放那一陣，人民政府興利除弊，他讚不絕口，天天說國家有希望了。後來，農村土改，他聽說了那些事兒，就很不滿，這回鎮反，他有同學、同事，在他看來是很好的人，挨整了，他更想不通了。這樣下去，不行啊。伯川，國群和哥的話，你得好好考慮。”陸伯川說：“我看人論事，是秉持公道，不偏不倚，不肯做牆頭草，不想隨波逐流。”一直沉默的國棟說：“叔，人必須識時務。你即便不積極地去隨波逐流—我也看不慣那些對上頭兒跟得特別緊，刻意討領導歡心的人，但是也絕不能逆潮流而動，隻是說長道短也不可以。”國群說：“叔，現在不是春秋戰國時代，你可不能學屈原，連魯迅也不能學。”陸伯川苦笑笑，說：“你叔凡夫俗子，不過多讀了幾本書，喜歡想些問題，跟那些先賢仁人比，望其項背也不夠格兒，隻不過是心裏有話，不吐不快，在自己家裏或對像張西江那樣的知心朋友發發牢騷而已。”陸伯言說：“二弟，孩子們說的話有道理，你今後一定要注意，別讓弟妹和我們擔心。另外，張西江那個人，我見過一兩回，總覺得有點兒華而不實，不是很靠得住，以後你跟他說話也要加小心。”陸伯川晃晃腦袋，好像要把煩惱的思緒甩掉似的，故作輕鬆，大大咧咧地說：“好，聽你們的。現實比人強，我也會學著接受現實，總得接受。滿清入主中原，漢族人不全得接受現實嗎？‘人生不滿百，常懷千世憂’，我這個書生毛病，從現在就改，不改也不行了。你們年輕人，還是得跟上潮流，該積極還得積極，可不要受大人影響。至於張西江，他是我多少年的朋友了，一向無話不談，不會有什麽事。”陸伯言說：“我不過是有這麽個感覺，倒不是說一定會有什麽事兒。”稍停，國棟說：“我和一蘭在單位裏，不過是隨大流，開開會，跟著喊幾句口號。咱家這種情況，也當不上骨幹—人家也不會要咱。當然，也整不到咱頭上。”國群說：“我不過是個學生，學文件，討論發個言，鎮反是老師們的事—抓起來好幾個了，中專生也不會成為運動骨幹。”陸伯言說：“咱們這種家庭肯景，共產黨不會拿你做骨幹，那種骨幹，不當也罷了。即使一旦成為骨幹，對什麽人也要抱持公道，不能害人。”一直坐在旁邊的程兆菊說：“這個你不用囑咐，從咱這個門兒裏出去的，不會害人。”陸伯川說：“好了，我們回去了。反正我們老兄弟倆，國棟、國筠他們在舊社會灰星兒沒沾，身上疤麻沒有，隨你怎麽‘鎮’，也不會‘鎮’到咱們家頭上。咱們就順應潮流，少管閑事吧。”陸伯言說：“很對，很對。” 

?  幾天後的一個下午，程兆菊到兒子屋裏看了正睡午覺的小孫子亮亮，又幫孫媽擇菜，準備做晚飯。一向沉穩的一蘭慌慌張張來家，臉色灰白，兆菊問：“一蘭，不到下班兒時間，你怎麽回來了？臉色那麽難看，你哪裏難受？”一蘭哭了起來，程兆菊和孫媽都站了起來，程兆菊說：“孩子，你別嚇唬我。快說，出什麽事兒了？”一蘭說：“媽，出大事了，國棟讓人家‘隔離’了。”程兆菊驚問：“啥叫‘隔離’？‘隔離’幹什麽？”一蘭說：“就是讓人給看起來了，成了審查對象了。”程兆菊嚇得臉變了顏色，眼裏汪汪著淚，急得說話變了腔兒：“怎麽會這樣？怎麽好好的一下子就成了什麽審查對象了？審查對象就是反革命嗎？”一蘭說：“就是準備打成反革命。”程兆菊說：“他們這不是冤枉好人嗎？你快說說是怎麽回事？”一蘭說：“今天過午一上班，院鎮反辦公室把國棟喊去談話，就沒有回來。緊接著，在科裏員工會上，院領導來宣布，陸國棟是曆史反革命，從現在起隔離審查，要求大家揭發他的問題。散會以後，又跟我談話，讓我劃清界線，檢舉揭發。臨了，讓我來家給他拿洗刷用具和替換的衣服。”程兆菊一屁股坐在沙發上，說：“這是不讓人活了呀。”一蘭說：“媽，這可怎麽辦呀？”程兆菊說：“一蘭，別光哭。快打電話把你爸喊回來再說。”陸伯言接到電話匆匆趕回家，聽一蘭說完情況，頓腳道：“頭幾天還說鎮反不會搞到咱家人頭上，怎麽這樣快就出事了，怪事。一蘭，讓媽媽幫你收拾給國棟拿的東西，你帶上快回醫院，爭取能見上國棟，問問是怎麽回事。我去找國筠，讓周橋晚上也過來，一塊商量商量。”程兆菊說：“最好把國群也喊回來，讓她跟一蘭做伴兒，有點事兒跑跑腿什麽的。”

邵一蘭帶了東西趕回醫院，陸伯言出去轉了一大圈兒。快到吃晚飯的時候，國筠、國群、在濟南上學的四姨家孩子方學增、方學慧兄妹倆，陸伯川夫婦連她女兒陸星都來了。陸伯言問弟弟：“你怎麽知道的？”陸伯川說：“張西江上醫院看病，聽說了，回校告訴了我。棟兒到底怎麽回事？有消息嗎？”陸伯言沉重地搖搖頭，說：“沒有，等一蘭下班回來，聽聽吧。”陸伯川夫婦隻有一個女兒，陸家兩兄弟下一代就國棟這麽一個男孩兒，國棟蒙難，陸伯川像哥哥一樣難受，急得在屋當央轉圈兒，說：“那天我還說咱們家的人不會有事兒，還沒過十天，國棟竟出了問題。我還說怕就怕一網打著滿河的魚，讓我不幸而言中了。大哥，怎麽辦，得趕快想辦法救國棟呀。”陸伯言說：“我已經讓國筠跟周橋說了，晚上他過來聽聽他怎麽說。”全家人像熱鍋上的螞蟻，急得團團轉，一籌莫展，孫媽端了飯來，國群盛了飯菜，端著去一蘭房裏，勸她吃飯。程兆菊躺在床上，孫媽讓她起來吃飯，她讓孫媽端碗湯來，隻喝了幾口湯，就起來，喂亮亮吃飯。孫媽從程兆菊房裏出來，眼淚大滴大滴往下流。圍著桌子吃飯的人都沒有胃口，心不在焉，了草從事地吃一點，學增、學慧兄妹倆知道表哥國棟出了事，大人不高興，十分懂事地不吱一聲，給大人遞飯、盛湯，見大人吃完飯離開了飯桌，急忙扒掉自已碗裏的飯，就爭著收拾碗筷。晚飯後，大家在燈下枯坐，沒人說話，都在等周橋。國筠說：“運動開始以來，他幾乎天天晚上開會，要散了會才能趕過來。”很晚了，周橋總算來了，進門問候了爸爸和叔嬸，問：“媽媽呢？”陸伯言說：“媽媽心裏難受，躺著哩。”周橋去安慰了媽媽，回到客廳，一蘭和國群聞聲忙過來，周橋問：“一蘭，國棟被隔離審查了？”一蘭說：“是，今天上午給叫走的，就在院裏關著。”周橋問：“是什麽問題？”一蘭說：“院裏在會上宣布，跟我談話，就說他是曆史反革命，我問鎮反辦公室的人，他犯的什麽罪，那裏的人態度很蠻橫，不告訴，隻說讓我檢舉、揭發，還說我從小跟他在一起，肯定知道他的問題。”周橋問：“爸爸，解放前，特別是解放戰爭期間，國棟加入過國民黨、三青團，或者軍、警、憲、特這些組織嗎？”陸伯言說：“絕對沒有。他學的是醫，上完大學就在醫院上了班，他向來對政治不感興趣，隻知道鑽研業務。跟那些事情沒沾過邊兒。”周橋說：“莫非是秘密加入的，他沒跟家裏人講過？”陸伯言說：“以他的性格，絕無可能。”周橋說：“那就怪了。”周橋想了想，又說：“按照黨的政策規定，三年解放戰爭期間，擔任過國民黨、三青團區黨部書記長，部隊連長，地方上鄉長，警察局警長這些及以上職務的還有憲兵、特務，為曆史反革命。運動中，對凡是沾邊兒的肯定會大麵積審查。國棟這個情況，我估計有兩種可能，一是醫院內部或他的熟人中有人檢舉—很可能蓄意誣陷，再就是在敵方檔案上發現疑點，國棟被列為嫌疑對象，就給隔離審查了。我馬上就設法打聽一下是怎麽回事。爸、媽，一蘭，我們全家人，不要太擔心，太緊張了，國棟是個青年，即使確實參加過什麽反動組織，隻要把問題搞清楚了，也不會有大問題。黨的政策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也不冤枉一個好人。”陸伯川說：“繼章，說‘不冤枉一個好人’，我看很難做到。像國棟，從小沒離開過濟南，從家門到校門，再到醫院門，他的情況誰都知道，哪會有什麽問題？這樣說關就給關起來，……”周橋插話道：“叔叔，國棟隻是隔離審查，還不是‘關起來’。”陸伯川說：“那還不都是一回事兒，這樣關起來，剝奪人身自由，就是在冤枉好人啊。周橋，我想不通，在現代社會，公民的人身權利非經法院判定，是不能隨便剝奪的，這樣不經過司法部門，不按法律，動輒把人看起來，如果放在西方民主國家，是無法想像的，就是按民國法律，也是不允許的。反革命是要懲處，但總得依法進行。怎麽可以這樣搞呢？”周橋說：“叔，你這些看法兒可要不得，連想都不能這樣想，更不能對任何人說。太危險了。我知道，你說的西方人權、法製那些事情，的確不錯。但我們國家在東方，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一員，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有我們的法律，《鎮壓反革命條例》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法律，另外，黨發動一項運動，會下達一係列指示，製定相關政策，下邊來貫徹實施。西方，更不用說所謂‘民國’那些東西，在我們這裏肯定不適用，無論如何，可不能認為共產黨在違法。叔，我也是知識分子，在延安參加整風和搶救運動，一開始也想不通。想不通也得通，一定要想通。今晚這裏的人，除了媽媽，都是知識分子或者是未來的知識分子，大家都要消除西方意識形態那些東西的影響，要跟那些東西決裂，在共產黨領導下，注定會實行完全不同的做法兒，和那些東西完全是兩碼事兒。可不能拿那些東西來套我們今天的事情。這是原則問題。不注意會吃大虧。叔，我是擔心出事兒，才這樣說，我如果把話說重了，請一定諒解。”陸伯川忙說：“沒關係，你提醒得很是。”陳姝說：“你叔這個人就這樣，死腦筋，鑽牛角尖，你得好好說說他。”周橋說：“有不同想法，也難免。社會上想不通的人不在少數，大家都得慢慢想通。叔在學校裏多看看學習材料，結合現實情況，會想通的。”陸伯川說：“周橋，別為我擔心了。叔一定按你說的去做。當務之急是國棟的事。”周橋說：“國棟的事，我一定放在心上。”

回家的路上，周橋和陸國筠坐在一輛三輪車上，一陣冷風吹來，國筠不由得往周橋身上靠了靠，周橋說：“天太晚了，冷了吧？我脫下大衣來披你身上？”國筠說：“我穿著大衣，再披上你的大衣，那不成大狗熊了？身上不冷，我是心裏冷。”周橋伸出胳膊，攬著她的肩膀。陸國筠又說：“你今晚說叔的話，是不是太重了？”周橋說：“不重不行啊。叔那些話，如果被人抓住，無限上綱，會被說成攻擊鎮反運動，甚至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叔的立場不轉變，說話不注意，會吃大虧。”國筠不說話了。回到家，兩人睡下，國筠說：“你明天上了班，得抓緊打聽哥哥的事。爸媽和叔嬸他們受不了這個打擊。一蘭姐可苦死了。自己的爸媽走了，丈夫又出了這種事，孩子那麽小，怎麽辦啊。”周橋說：“人生在這種社會劇烈動蕩的年代，痛苦、磨難是免不了的。你愛看書，蘇聯的阿·托爾斯泰寫的《苦難的曆程》，不是說什麽‘在汗水裏洗三次，在鹽水裏浸三次，在血水裏泡三次’嗎？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也免不了這種經曆和命運。”國筠緊靠著周橋，把凍得冰一樣涼的兩條腿蜷起來放到他身上，讓他給暖著。她覺得周橋對於她來說，不但給她愛，還給她溫暖和安全，在這“汗水、鹽水、血水”橫溢的世上，周橋是她的保護傘。兩人結婚後，她曾經以為她和他此後的生活，會安寧而又幸福，直到永遠。結婚才兩個多月，兩人正處在如膠似漆、如糖似蜜的新婚快樂之中，周橋當然仍然以黨的工作為重，陸國筠卻一直沉醉在這種幸福之中，除了上班，她全身心都在周橋和他們這個小家兒上，對世上的事一概漫不經心，她不過是個小女人，他們家有一個周橋去“革命”，去“治國平天下”就夠了。可是，從老家回來以後，他們的正常生活一下打亂了，周橋時常回來得很晚，甚至徹夜不歸，社會上風聲鶴唳，親朋故舊多人蒙難，爸媽叔嬸他們憂心忡忡。陸國筠不得不回到現實中來。現在，禍事居然降臨到他們一家頭上，她意識到，從此，她的父母，她不幸的哥哥，她可憐的嫂子，她的親人們將難得安寧。……他們相互偎依地躺著，從老家回來後，常常是周橋回到家，陸國筠早已睡了，兩人有不少天沒有“親熱”了，陸國筠知道，她也感覺出周橋在想那個“事兒”了，可是，當她的哥哥遭到這種災難，她可憐的嫂子也是她最好的朋友邵一蘭在以淚洗麵的時候，她沒有做那“事兒”的心情，甚至還覺得，這種時候，他們再那樣兒，是不道德的。也許周橋體諒陸國筠此刻的心情，隻是親親她，就各自睡了。|?

    三天過去了，周橋還沒打聽到準確的消息。這天上午，邵一蘭被通知參加鎮反批鬥會。她走進會場，在後排一個角落悄悄坐下。主持會議的醫院黨支部副書記厲聲喊道：“邵一蘭，坐到前排來！”邵一蘭長這麽大，頭一次當眾被人這樣厲聲呼喊過，嚇得打了個冷戰，趕緊站起來，走到最前排坐下，院裏跟她熟識、要好的同事，有的用含意複雜的目光看她一眼，趕緊轉過臉去，有的故意左顧右盼或跟旁邊人說話，不去看她，這讓她感到孤苦無助，就像在大海中落水的人，四顧茫茫，雖然有舟楫過往，卻沒有人肯來施救，會議室裏開著暖氣，滿屋是人，邵一蘭一身棉衣，但還是感到徹骨的寒冷。她知道在中國的政治運動中，運動對象和他的家屬會一下子成為“弧家寡人”，即使大家全知道你是冤枉的，也不會有誰仗義執言，替你說一句話，你也不會得到任何人的同情，不是人們心腸不好，是誰也不敢。這委實很可怕，但邵一蘭知道這次的事情才剛剛開始，她必須直起腰來挺住，她想起昨晚國群的話，即使陸國棟是曆史反革命，你邵一蘭也不是。是的，邵一蘭還是應該大大方方，剛剛硬氣地做人，為了國棟，也不能垮掉。這樣想著，邵一蘭就挺直了腰杆兒，端端正正地坐著，兩隻眼睛直視著會議室正前方，看著三兩個主持會議的人，全然不理會會場上無聊的人的指點和議論。不大會兒，副書記高聲喊道：“現在開會，把曆史反革命分子陸國棟押進會場！”一蘭扭頭朝會議室門口望去，國棟在前，院裏政工部門兩個青年在後進了會場，走到會議室前排處，兩青年指揮陸國棟轉身，麵向滿屋開會的人站好。一蘭看到，國棟眉頭緊鎖，臉上一層鏽色，三天不見，人似乎老了十歲，兩隻眼睛依然是那樣清沏，在近視鏡片後閃亮。他筆直地站著，頭發不亂，衣服還整齊，但目光裏帶著深深的焦慮和氣惱，他看著會場上開會的人們—全是本院的職工，很多是他的同事，熟人，他顯得吃驚、惶恐、難堪和焦慮，他看到了坐在第一排，跟他近在咫尺的邵一蘭，眼裏滿是憂傷和無奈，他努力、急切地看著她，不易覺察地搖搖頭，一蘭定睛看著他，稍稍點點頭，於無言中交換了最重要的信息：我是冤枉的，我沒問題；我知道，我們都知道，我相信你，我們都相信你。一蘭的眼淚在眼眶裏打轉，怕他看了傷心，她忍著沒讓眼淚流下來。開會了，先由專案組一位部隊轉業幹部發言，揭發說，在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最激烈的一九四八年，在決定中國人民命運的生死關頭，當英雄的人民解放軍和革命人民跟國民黨反動派殊死搏鬥的時候，陸國棟立場反動，加入了國民黨，解放後，當人民政府責令敵特分子主動登記時，卻裝聾作啞，拒不交待，妄圖蒙混過關，長期潛伏，伺機危害人民和新生的人民政權。發言者和會議主持者爭相質問陸國棟，責令他交待，什麽時候，由什麽人介紹，加入了國民黨，參加了什麽反革命活動。陸國棟一字一板地說：“我是學醫的，我關心的，願意為之獻身的是我的專業。我對國民黨、三青團一類政治組織絲毫沒有興趣，不隻是沒有興趣，而是鄙夷他們，認為他們是在拚死命把持著權利，唯恐失掉既得利益，中國的事情就壞在這些人手裏。我隻對人的皮下組織、結蒂組織及諸如此類的各種組織感興趣。所以，對現在這樣審查我，揭發我，問我這些問題，一概感到莫名其妙，甚至覺得是‘天方夜譚’。我鄭重地請求領導盡快查實我的所謂‘問題’，還我清白。”陸國棟說話的聲音不高，但理直氣壯，字正腔圓。說到人身上的“組織”時，他們科兩、三個跟他實習的醫學院學生在低聲議論，有個學生還笑出了聲。主持會議的副書記厲聲說：“是誰？笑什麽？這是什麽態度？我們現在進行的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對每個人都是一次嚴峻的考驗，黨組織要考察每個人的表現，而每個人的表現，又直接關係到他的政治生命和個人前途。我希望大家都能認真考慮。” 副書記的話讓會場上少數蠻不在乎，甚至有不同想法的人感到了無形的壓力，緊張而且不安。畢竟這是鎮壓反革命分子的運動，而無論是誰，隻要成了反革命分子，就會萬劫不複。無論如何也不能表現出立場有問題，那可是了不得的大問題。參加會的人都更加嚴肅了，大家都正襟危坐，屏神靜息，目不斜視，沒有人交頭接耳，甚至連咳嗽聲都很少聽到，當喊口號時，每個人都高高舉起右臂，盡可能聲音宏亮。副書記犀利的目光從台下人們身上掃過，像探照燈的光束掠過荒野，他對會場上的氣氛感到滿意，對自己的號召力感到滿意，回頭對陸國棟說：“陸國棟，你的態度很不老實。告訴你，你對抗運動，不肯坦白交待，絕沒有好下場。”陸國棟說：“我已經說過了，參加什麽國民黨，我聞所未聞，我怎麽坦白交待？再說，即使我為了‘過關’，違心地交待，我根本不懂國民黨那一套，入那玩意兒有什麽手續，怎麽弄法兒，我一概不知，讓我編我也不會編，當然更為重要的是，我如果為了‘過關’，信口開河，既是對自己不負責任，也是給運動製造混亂，給黨組織添麻煩。以我陸國棟的個性和品質，絕對不能那樣做。”副書記大聲說：“同誌們不要被他的謊話所蒙敝，別看他說得頭頭是道，全是一派胡言，黨組織掌握了他問題的鐵證，不管他本人承認不承認，我們都可以給他定案。陸國棟負隅頑抗，死路一條！”“陸國棟對抗運動，死路一條！”，“打倒曆史反革命分子陸國棟！”，“陸國棟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會場上的口號聲鏗鏘有力，昂揚激越，一陣又一陣，聲震屋宇，像大海漲潮時洶湧的波濤，一浪高過一浪，又像風暴呼嘯著從森林中掠過。會場上的人們無一例外地都跟著叫喊—連邵一蘭也身不由己地跟著大家把右臂舉起來，雖然她實在喊不出聲。跟別的審查對象不同，性情倔強的陸國棟怎麽也不肯跟著大家喊打倒自己的口號，這進一步激怒了會議主持者，專案組人員和會場上的骨幹分子，從台下跑過去兩三個青年—大家認得他們是醫院後勤處的，一個圓腦袋的把陸國棟昂起的頭顱往下按，另外兩個粗腿長胳膊的分別給了陸國棟三拳兩腳，嘴裏憤憤地說：“都成反革命分子了，還他媽放不下臭架子！”邵一蘭在台下，見陸國棟遭人摧殘和淩辱，心像針刺一樣疼，喉嚨熱辣辣的像在竄火，胸口脹得像要裂開，主持會議的副書記掌握政策，勸說上台來的青年回自己座位，對大家說：“革命群眾對國民黨反動派，對反革命分子懷有滿腔義憤，可以理解，這也說明，我們的鎮反運動深得人心，但是，在運動中，我們還是要執行黨的政策。”副書記突然對著台下的邵一蘭，大聲說：“邵一蘭，站起來，陸國棟拒不交待問題，後果自己承擔，你作為他的妻子，肯定了解他的情況，現在，是黨組織和人民群眾考驗你的時候了，你來揭發批判。”邵一蘭戰戰兢兢站起來，說：“我以對黨組織，對陸國棟，對我本人負責的態度向院領導和全院同仁鄭重聲明，我對陸國棟非常了解，他絕對沒有參加過任何反動組織，也從來沒有和反動分子有過什麽交往，更沒參加過他們的任何活動。”副書記大聲說：“大家看看邵一蘭的態度，全院的人都知道，邵、陸兩家是通好世家，一直臭味相投，陸國棟和邵一蘭小時候被稱作‘金童玉女’，邵一蘭的父母和家人解放前夜出逃台灣，是地地道道的，死心塌地的反動勢力，邵一蘭現在的態度說明她在堅持和她反動老子，反革命丈夫一樣的反動立場，說明她‘身在曹營心在漢’，說明她下決心要為反動派殉葬了。”邵一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說：“我的父母和家人解放前出逃和陸國棟的問題之間沒有聯係。如果因為我父母的事而影響到我，我願接受審查。對陸國棟的問題，我隻能實事求是。”副書記氣乎乎地擺手讓邵一蘭坐下，讓陸國棟同科室的一個青年大夫上台揭發批判。這個青年上台來，十分激憤，像是麵對一個跟他有著血海深仇的，十惡不赦的惡棍，聲嘶力竭地揭發陸國棟立場反動，敵視和反對政治學習，單純業務觀點，妄圖把科裏青年醫護人員引領到與共產黨為敵的邪路上去。發言的青年是個麻醉師，十分熱衷於政治，不肯鑽研業務，有一次因為忙於準備政治活動發言材料，手術前準備倉促，配錯了麻醉劑，如果不是陸國棟發現及時，後果不堪設想，事後陸國棟批評他說，當醫生的，做的是人命關天的事，什麽事情也不如這個重要。青年麻醉師義正詞嚴地批駁道：“難道開展階級鬥爭，鞏固人民政權不如陸國棟的醫療業務重要嗎？這足以暴露他的反動立場，陸國棟不但是貨真價實的曆史反革命，還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陸國棟聽著這樣的批判，感到吃驚，困惑，也可笑，怎麽可以這樣顛倒是非？事關人的身家性命的嚴肅的政治鬥爭，為什麽可以這樣信口雌黃？難道會根據這樣的揭發批判來給他定案？不會的。……但也說不定，農村搞土改，不是有的憑幾個農民一陣吆喝，就可以置人於死命嗎？還不一樣是搞政治運動？……陸國棟不敢往下想了，台下的邵一蘭幾乎在想和陸國棟同樣的問題，麵色如土，快坐不住了。……批鬥會弄不出什麽名堂，不時出現冷場。兩個來小時過去了，副書記宣布散會。陸國棟被帶走時，又匆匆地，滿含深意地看了邵一蘭幾眼。邵一蘭目送他走出會場，艱難地站起來，她覺得頭重腳輕，耳朵裏嗡嗡響，她使勁蹬蹬地，慢慢地走出會場，回到科裏，一個小護士見屋裏沒人，說：“邵姐，你臉色很不好，沒事吧？”邵一蘭忍住眼淚，說：“謝謝，沒事兒。”

下班後，一蘭回到家裏。晚上，國群，國筠和周橋，陸伯川夫婦都在，一蘭說了院裏批鬥國棟的情形。周橋說，他通過熟人了解到，鎮反辦公室在敵人檔案上發現，一九四八年四月，祥雲裏有幾個人填表兒加入了國民黨，是一個叫劉天雷的國民黨骨幹分子吸收的，此人現在下落不明。“這事兒比較麻煩。”周橋扼腕道。陸伯言憂色如霜，問：“會不會是重名？”周橋說：“已經核對過了，的確是國棟。”陸伯言說：“知子莫如父。你說的這個劉天雷是個黨棍，官迷，所謂‘道不同，不相與謀’。國棟特別討厭他，避之唯恐不及，怎麽可能被他吸收加入國民黨呢？會不會是他弄虛作假呢？”周橋說：“不排除這種可能。但現在的問題是敵人檔案上確實有國棟加入國民黨的表格兒，這是實實在在的物證，除非有可靠的相反的旁證，才有可能把它否定。”陸伯言說：“以國棟的品性，如果確有其事，他會敢作敢當，不會死不承認，他現在既然堅決不承認，一定有他的原因。沒有辦法兒，既然攤上了，隻好讓人家審查。相信終歸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程兆菊哭咧咧地說：“聽這樣說，棟兒的事兒不就麻煩了嗎？關到哪一天才能出來？最後會怎麽樣呢？繼章，這可怎麽辦呀？”周橋說：“媽媽，你也別太難過了。國棟是個年輕人，即使在那個年代參加過什麽組織，又沒幹過什麽壞事，最後處理也會很輕，也有可能不給什麽處分，隻是不被組織上信任和重用就是了，應該不影響做醫務工作。至於‘隔離’多長時間，要看運動進展，他們單位查證的情況，現在還不好說。媽，還有爸，一蘭，我們大家都要想開點，特別是二老和一蘭一定要堅強些，挺住—這一定也是國棟所希望的。”陸伯川說：“嫂子，你一定好好保重身體，這一家子全指望你哩。”程兆菊說：“是這樣。我聽繼章和你們的話，任死也得撐住，我要是毀了，怎麽管俺一蘭和亮亮啊？”說著就抽泣起來，一蘭抱著亮亮偎在程兆菊跟前，流著淚說：“媽，你別太難過了。為了國棟，為了咱亮亮，咱娘倆兒互相勸著，往前撐啊。”程兆菊說：“一蘭，你領著亮亮歇著去吧，明天還得上班兒。我也回房間了。”一蘭和亮亮離開了，程兆菊臨回房間，對陸伯川說：“伯川，我在街道上參加會，人家講的，不但抓曆史反革命，也抓現行反革命，說不在行的話，也不行。你嘴上可得有個看門兒的，別亂說話，我們家可不能再有人出事兒了。”陸伯川說：“嫂子放心，我一定注意。你去休息吧。”程兆菊回了房間，周橋看看滿臉憂色的嶽父和嶽叔，說：“爸爸和叔叔對國棟哥的事也不可太憂慮了。敵人檔案上有國棟哥的相關記錄，遲早是要查清的。社會上好多人都不知道，無論機關幹部，軍警人員，還是企事業職工，組織上都會審查他的曆史，沒有任何問題，叫作‘曆史清白’，有問題查清楚了，叫作‘曆史清楚’，這比有問題查不清楚，始終受到組織上的懷疑要好。國棟哥這個情況，查一查，把真實情況搞清楚，也算是件好事，否則始終是個隱患。在運動中，我們家作為肅反對象的親屬，隻能相信黨，相信黨不會冤枉好人。”陸伯川說：“共產黨也許想的是不冤枉好人，可是現實中卻遠不是那麽回事。我聽說不少地方對肅反對象搞逼供，誘供，打人，最輕的是‘熬鷹’，不讓睡覺，有人受不了了，就亂說一氣，有的為了自己立功，減罪，或借機報私仇，對別人胡咬八咬，硬往沒問題的人身上抹黑，臨死拉個墊背的。這樣搞，能不冤枉好人嗎？實際上也損害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威信。”陳姝說：“剛才還向嫂子保證不亂說話，這又說一大篇。你這人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陸伯川自嘲地苦笑笑，說：“我這不是在自己家裏嗎，周橋也不是外人。”周橋說：“叔說的情況確實存在。黨組織是反對‘逼供信’的，但鎮反是群眾運動，眾人參加，出現過火現象是難以避免的。這是我們黨搞政治運動的一個特點，‘寧左勿右’，這確實是個問題，但是就像運動有慣性一樣，這個毛病改起來也很難。我們還是要看運動的大方向和運動的主流。”國群說：“姐夫說得對。我們也得替黨組織想一想，鬧了幾十年革命，那麽多人流血犧牲，現在的鎮反實際上是清償曆史債務。欠債是一定要還的。我們也得想通。”周橋點點頭，說：“國群分析得也有一定道理。”國筠看國群一眼，心想，這個小丫頭兒，別看平日裏嘻嘻哈哈，可一心向往革命，說出話來，儼然是個“幹部”了。陸伯言說：“周橋還有群妮兒的話，有道理。咱也隻能接受這些觀點，否則，寸步難行。我們想不通，也不能影響孩子，舊社會已經過去了，一個國棟也許得為那個社會當替罪羊了，可不能再讓別的孩子當犧牲品了。”國群說：“爸，叔，別那麽悲觀。俺哥這事兒是個特殊情況，一定會查清的。剩下的，我們幾個包括陸星兒都不會有事兒的。”陸伯言說：“但願如此吧。”

幾個月過去了。陸國棟被隔離時，還是大正月，冬天還沒過完，現在，一個多風少雨的春季過去了，又到了烈日炎炎的夏日。鎮反運動戰績輝煌，受審查，被關押的人越來越多，隔一段時間，市裏就召開公判大會，宣布對一批曆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分子逮撲，判刑包括處死的決定，借以鼓舞革命群眾的鬥誌，震懾階級敵人，報紙和廣播不斷地報道本市、全省乃至全國鎮反運動的勝利消息，稱道運動“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社會上還傳說，哪個地方抓多少人，殺多少人，中央都有規定的比例數，任務是一定要完成的，這讓人們—即使是沒一絲“汙點”的人—更加惶恐莫名。陸國棟仍在被“隔離”中，他仍然斷然否認鎮反辦公室對他的指控，而除了敵人檔案上他的名字也沒有新的證據，辦案人員跟審查對象雙方就一直處在一種誰也沒有朝前進一步的膠著狀態，事情就這樣僵持著，曠日持久地往下拖，不知道拖到什麽時候。據說跟陸國棟在同一個名單上的另外幾個人也處在同樣的狀態中，同樣不肯承認，有的抗不住壓力，承認了，但很快又翻供，有兩個人自殺了，……醫院的人紛紛傳說，陸國棟在隔離室裏不但被“熬鷹”—就是連續幾個晝夜不讓合眼，而且因為陸國棟過於倔強，激怒了辦案人員，因而挨了打，當然並不是那種嚴刑拷打，畢竟醫院鎮反辦公室的辦案人員是有一定水平的知識分子，有的還是大學畢業當大夫的，跟所謂“土八路”、“泥腿子”、“大老粗”幹部不一樣，他們還是掌握政策的，盡管他們對審查對象同樣是疾惡如仇的，殘酷無情的，所以在幾個月的關押中，陸國棟受了些皮肉之苦，但是肌體沒有致傷，皮膚雖然局部有過紅腫，發青，變紫，但日子長了，紅腫慢慢消失，發青、變紫處也會慢慢由藍褐而灰黃再淡黃進而恢複正常，總之並沒有留下傷痕。時日既久，運動的高潮漸漸退去，辦案人員也因“一鼓作氣”未攻克敵陣致“再而竭”更“三而衰”，沒了勁頭，把陸國棟扔到那裏不管不問了，當然看管並沒有稍許放鬆。陸國棟關在小小的不是牢房，勝似牢房的牢房裏，看窗外樹枝由幹枯而鵝黃而淺綠而青碧，坐臥不寧。災禍突降時的驚恐久已過去，“熬鷹”時那種難以言狀的，比死還要痛苦十倍的日日夜夜居然也挺過來了，挨打時的疼痛隻在片刻，身上的傷痕慢慢褪去。陸國棟的傷在心裏。他是個視治病救人為天職，專業至上的醫生，在滾滾紅塵裏，他是出汙泥而不染的，他從來沒有關心過什麽國共爭鬥，他是與世無爭的，從沒在政治上支持過誰，反對過誰，他看待廝殺著的雙方的目光是一樣悲憫的，他覺得自己就像被作為醫療部門標誌的紅十字，在激戰的雙方之間，是中立的，解放後，經過黨組織和領導的教育，他對共產黨和新政權已經心悅誠服，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未曾有絲毫的懈怠。他不明白，共產黨搞鎮反，怎麽會“鎮”到他的頭上？一下子讓他離開（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跟病患者朝夕相伴的工作，像要了他的命。他居然被剝奪了人身自由，居然被當眾批鬥，淩辱，在隔離室裏被“熬鷹”，被打罵，他甚至以為這種荒誕的經曆不過是未曾真的發生的一場惡夢而已，但它不是惡夢，而是真真切切的，正在進行著的，是“現在時”的。他的家世，學曆和從事的受人敬仰的職業讓他在社會人群中雖然謙恭但卻享有高度尊嚴，他也是十分自尊的。在一個個卑微的、委瑣的、貧賤的病患者麵前，他從未倨傲，麵對趾高氣揚的、西裝革履的、珠光寶氣的達官貴人，他一樣是腰杆挺直、兩目平視的。他習慣了這種尊重人也受人尊重的人生狀態。他相信自己的一生都會這樣度過。他沒設想過會有另外一種活法兒。但這一切卻像變魔術一樣倏然失掉，他從人上人一下子成了階下囚。怎麽會這樣？為什麽會這樣？你搞運動，就可以隨隨便地、不分青紅皂白地陷人以罪？他們這些人憑什麽如此草率地、魯莽地、蠻橫地、若無其事地把一個無辜的、於社會絕對無害且大有益的人像拈死一隻螞蟻一樣毀掉？陸國棟啊，你的專業，你的職業，你的尊嚴統統失掉了，這一切還能失而複得嗎？陸國棟天天在這種思緒中煎熬著，度日如年。陸家人挺過了最初的衝擊後，麵對災難，還算正常地生活著。程兆菊多年來對街坊鄰居樂善好施，對租住陸家房子的房客十分照顧，相互處得像親戚似的。陸家出事後，程兆菊感到顏麵盡失，人們見了她趕緊繞道躲開，有的人四下看看沒有人，才敢說幾句似同情又不敢明說的話，程兆菊想，舊社會，街坊出了事，大家也都偎上幫忙，怎麽如今倒變得人情比紙還簿還脆呢？又一想，也難怪，誰願意跟反革命沾邊兒呢。一蘭的護士長被免了，每天堅持上班，忍氣吞聲。下班後，強顏為歡，強打精神，勸慰二老，晚上，常暗自垂淚，失眠，靠吃“冬眠靈”入睡。國筠嫁了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學校裏有兩個女同事眼熱，嫉妒，國筠佯作不懂，對她們照常笑臉相待，她哥哥出事後，兩位女同事很是稱心，畢竟上帝是公平的，他不會讓陸國筠總遇見好事。她們常在陸國筠麵前說鎮反的事，一邊還偷眼觀察陸國筠不尷不尬的表情，那種幸災樂禍的得意之色，溢於言表。陸國筠不明白，大家自己教自己的書，相互之間並無利害衝突，她們何苦這樣？陸國筠常為此鬱悶，但又說不出口，憋得心口疼。夜深時分，她躺在周橋身邊，訴一陣委屈，說：“我哥就一直關在那裏，曠日持久地往下拖，我真怕他在裏邊崩潰了，擔心死了。……在學校裏，那兩個人一唱一和，把我弄得心焦目亂，好像我自己成了鎮反對象似的。……我快受不了了 ……我太脆弱了。”周橋照例拿話來安慰她，鼓勵她，讓她好過一些。國群夏天就要畢業了，作為建國前就入了團的先進青年，她本來已經被確定為黨員培養對象，但因為哥哥出了問題，到畢業也沒解決入黨問題，這讓她深深失望。她聽到有關運動中的負麵傳聞，看著自己學問人品都好的老師被一個又一個地帶走，心裏有時感到疑惑，但她會馬上警告自己，不能有不健康的想法兒，要努力改造自己，要讓自己去適應革命，革命不會來遷就你。革命事業是一列快速奔馳的火車，她要努力登上這火車，不能被撂到車站上，更不能被火車給甩下來，那會給摔得粉身碎骨。……她有時會做這種上不去火車的惡夢，夢醒後，她心“嘭嘭”跳，要登上革命列車的決心更堅定了。……她知道，以她的家庭背景，現在又出了哥哥這檔子事，想實現這個目標，會十分艱難，但她不會氣餒，更不會放棄自已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