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誌勇：從心靈疾病與心靈秩序看南非問題

從心靈疾病與心靈秩序看南非問題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本書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哲學之作，但筆者主要關注的仍然是從基督教神學的角度思考心靈疾病與心靈秩序的問題，並由此而觸及社會與公共秩序，從而最終為政治秩序的轉型塑造社會基礎。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不是權力的運作和製度的設計，而是去發現上帝所設立的公義的秩序，尤其是心靈的秩序，從而為社會的失序提供醫治。正如張偉所指出的那樣，要構建“心靈的秩序”需要“高級法”。[1] 施特勞斯在其名著《城市與人》中更是強調：“城市，如果是健康的，仰望的不是它可以製定也可以廢除的律法，而是仰望不成文的律法，就是神聖法，這神聖法就是城市的神祇。城市必須超越自身。”[2] 但是，城市要“超越自身”，正如個人要“超越自身”一樣，我們必須具有“超越自身”的標準。上帝的律法就是上帝賜給我們的“超越自身”的標準，使得我們能夠從“上帝視角”來觀察我們自身與城市的現狀，然後才能突破現狀。

這種“高級法”與“神聖法”不僅關乎到人的心靈秩序，也為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的建構提供具有超越性、普世性、絕對性的標準。但是，我們必須明確，即使在為社會失序提供醫治的時候，我們仍然應當把個人失序和醫治放在優先考量的地步，不可盲目地為了社會和群體利益而犧牲個人。人生來就是宗教性的人，當然也是政治性的人。在宗教上反對各種形式的偶像崇拜，在政治上反對各種形式的暴政極權，重建個人的心靈秩序和社會的公共秩序，使個體生命的價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實現，乃是二十一世紀人人都需要麵對並且直接關涉到個人之安身立命和社會的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要有效地進行這種反對或抵抗，我們需要更高的權威和律法，這種權威就是上帝的主權，這種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隻有當我們堅信上帝的主權和約法的時候，我們才能像當初的使徒們那樣斬釘截鐵地對那些壓製他們的宗教自由的掌權者如此說：“順從上帝，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徒5:29）。

在當今時代，這樣的問題更加成為有識之士必須深刻思想和麵對的問題。維克多·塞巴斯蒂安指出：“二戰後的世界發生了深刻改變——其情況遠比一戰後更為複雜。戰爭摧毀了存續數百年的奧斯曼帝國和哈布斯王朝。而在1945年後，僅存的幾個老牌歐洲帝國，如英國等，雖然也曾努力地想要挽回昔日的榮光，但終究無法擺脫衰落的命運。帝國主義再非王朝形式，而成了意識形態——不再那麽要求忠於國王、帝王，而更多地要求忠於一種思想意識。”[3] 當今時代最流行的讓人忠誠的思想意識就是民族主義。塞巴斯蒂安在此處的分析非常深刻，但有他自身的視角。所謂的帝國主義不一定是邪惡的，有的帝國是邪惡帝國，也有的帝國如大英帝國本身具有極高的文明。哈佐尼分析說：“帝製國家不可能是自由國家，它始終是專製國家。它或許是慈惠性的專製主義，或許是邪惡的，有賴於環境與當時的官員。”[4] 當然，所謂的近現代的民主國家也不都是美好的，希特勒就是在民主國家經過選舉上台的，非洲的很多民主國家更是直接淪落為弱肉強食的部落文化。1946年英國決定撤離印度，時任英國末代總督的蒙巴頓對印度聖雄甘地說：“我們走後，你們根本不曉得如何治理這個國家。”甘地回答：“即使我們把印度弄成一坨屎，也是我們印度人自己的事，你們是時候離開了。”果然，英國人離開後印度變成了一坨屎，印、巴分裂，回教、印度教徒互相仇殺。獨立沒幾個月，甘地本身也死於暗殺。甘地的非暴力運動隻能與具有基督教文明的大英帝國博弈，在中國之類的東方專製主義國家，甘地之類的提倡和做法隻能受到赤裸裸的嘲笑和鎮壓，轉眼消逝在暴力、黑暗、死亡和虛無之中。

這在非洲一些國家更加明顯，英法德等歐洲帝國主義殖民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紛紛撤出非洲，很多當初的排長、連長等基層官兵，一躍成了將軍和元首，把國家搞得更加糟糕，這也是有目共睹的。南非所謂的和平轉型，從1994年開始，幾十年過去了，南非從原來白人種族政權變成了非國大長期執政的政權，曼德拉作為非洲國大黨的領袖被選為南非總統，表麵上廢除了白人對黑人的種族歧視製度，實際上推行黑人對白人的歧視製度，大量不具備專業能力和道德操行的黑人走入政府機構、企業管理層，白人精英加速流失，白人農場主受到殘酷的殺戮和剝奪，白人比例也由之前的21%迅速下降到9%，南非經濟也一落千丈，失業率上升，犯罪率直線上升。南非這曾經引以為傲的非洲明珠迅速衰落。曼德拉麵對親信和家族的貪汙腐敗，也隻能無可奈何地說：“我很傷心並失望地發現，那些原本想消滅腐敗的人，自己最終也變得腐敗。”[5] 南非固然實現了和平轉型，南非共產黨也從當年共產國際信奉的暴力革命、排斥議會民主，轉向執政黨，明確否定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式的“官僚獨裁”、“一黨國家”，走向“民主社會主義”的多黨民主之路，這當然是巨大的進步，這是我們不能否認的成就。[6] 但是，製度的改變是重要的，這種改變可以一夕達成；但社會的轉型，正如秦暉所言，“公民社會的重新蘇醒”（the reawakening of civil society）卻是任重道遠，道阻且長，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7]

曼德拉始終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他所要的是動物世界和部落社會的自由，他所向往的“自由”沒有任何具有超越性的道德內容和律法約束，正如曼德拉自己所表述的那樣：“我並不是一生下來就渴望著自由，因為我生下來就是自由的。我以我能知道的各種方式享受著自由：我在我母親那個小房子周圍自由地奔跑，我在穿過我村莊的輕輕的小河裏自由地遊泳，我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我騎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隻要我聽我父親的話並遵守部落的風俗習慣，人間和天上的律條都不會找我的麻煩。”[8] 更重要的是，那些不擇手段地奪取了權力的人，盡管當初反對種族隔離，盡管當初主張民主選舉，強調人人平等和共同富裕，最終他們首先關注的不過是繼續把持政權，確保個人和所在家族、集團的利益。權力不僅導致腐敗，權力更是導致懼怕，不僅普通的民眾害怕，那些掌握了權力並由此獲得了巨大利益的人，更是害怕失去手中的權力！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絕對的腐敗，導致絕對的懼怕！絕對的懼怕，導致絕對的貪權！

因此，南非曼德拉及其政黨的失敗之處就是對於包括自身在內的人性敗壞缺乏深刻的洞見，他們把一切問題都推在種族隔離問題上，認為隻要消除了種族隔離，他們就可以過上幸福的生活。雖然他們表麵上仍然打著自由、平等的口號，其實內心不可遏製的乃是“對不受約束的權力的追求”（a commitment to unbridled power）。[9] 這些南非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嚇人的“負麵”圖景，並不是秦暉所說的不可避免的“轉型危機或過渡期陣痛”、“舊體製的後遺症”，[10] 而是人性中不可避免的邪惡成分在敗壞的製度中更加赤裸裸地展現出來。我們在轉型的考量和製度的設計中，必須誠實地麵對各個民族、各個階層、各種膚色的人都具有的人性陰暗麵。關鍵不是種族問題，關鍵還是人性問題！如果我們不去對付人性深處的陰暗麵，不以憲政法治的工具約束人的罪行的泛濫，不以福音真道的大能從根本上改變人的罪性，卻以階級、種族、性別、國家等外在的東西來轉移注意力，最終造成的必然是致命的自負、自欺與自殺。

當然，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不必一定是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目前以英美各國所代表的基督教國家仍然是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它們所展現的基督教文明仍然是當今世界舞台上最亮麗的文明。很多馬克思主義者要唱衰西方基督教國家和文明，他們從十九世紀開始，就想方設法把歐美各個基督教國家貼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種族主義”的標簽，鼓吹歐美國家很快就會被掃盡曆史的垃圾堆，西方社會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如今二百年左右的時間過去了，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的衰落和伊斯蘭教文化的危機則是有目共睹的，以英美為代表的西方基督教國家仍然代表著真正的文明，仍然在不斷發展。蘇曉康老師雖然悲觀地認為西方文明在走向衰落，但他也承認目前並未看到更有活力的文明，西方文明仍然是全世界各個國家的人民都向往的文明，西方國家仍然是東方專製國家的人民向外移民的熱點，歐美等基督教國家和文明在當今世界上仍然在發揮著燈塔的功用。

針對各種形式的宗教、神學和意識形態的挑戰，要全方位地對付罪本身及其引發的問題，要勝過仇敵的攻擊和蒙蔽，我們不能“以無勝有”（You can't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必須以合乎聖經啟示和教會正傳的世界觀與文明論裝備自己，這樣才能不僅駁斥和戰勝各種形式的自高自大、禍國殃民的意識形態與極權暴政，更是能夠發揮積極地建造文明與國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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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張偉，《埃德蒙·柏克與英國憲政轉型》（北京：重要編譯出版社，2015年），8頁。

[2]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153.

[3] 維克多·塞巴斯蒂安，《現代世界的形成》，李斯、易丙蘭譯（太原：陝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3頁。

[4] Hazony, The Virtue of Nationalism, p. 125.

[5] 丹尼·謝克特，《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南非國父不為人知的多麵人生》，潘麗君等譯（廣州：廣大人民出版社，2013年），230頁。

[6] 秦暉，《南非的啟示：曼德拉傳·從南非看中國·新南非19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668-684頁。

[7] Max Du Preez, A Rumor of Spring: South Africa after 20 Years of Democracy (Cape Town, South Africa: Zebra Press, 2013), p. 179.

[8] 納爾遜·曼德拉，《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傳》，譚振學譯（桂林：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655頁。

[9] Alex Boraine, What’s Gone Wrong? South Africa on the Brink of Failed Statehood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142.

[10] 秦暉，《南非的啟示》，9-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