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與聖經中的“凡物公用”

共產主義與聖經中的“凡物公用”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邪惡的共產主義”並不是馬克思的特產，柏拉圖提倡的也是某種形式的共產主義，他在《理想國》第三卷到第五卷提出三大重要舉措：男女都要接受其哲學教育；廢除私人家庭；廢除私有財產。這三大舉措和馬克思主張的共產主義是一脈相承的。可以說，不管是希臘哲學中的柏拉圖，還是西方哲學中的馬克思，人本主義最崇高的主張就是共產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聖經中也啟示了某種形式的“共產主義”：“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裏且在家中掰餅，存著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加給他們”（徒2:44-47）。但是，我們一定明白，此處的“凡物公用”絕不是馬克思所提倡的邪惡的以國家暴力脅迫為特征的共產主義！因為此處的基督徒麵對的是主後70年聖殿被毀、以色列亡國的緊急情況，因此他們自願地采取這種臨時性、救濟性的措施，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非常顯然，他們之所以能夠“賣了田產家業”，就表明當時還有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因此，我們絕不能從此處經文的記載中得出任何反對私有財產、支持共產主義的依據。

馬克思、恩格斯等所主張的邪惡的共產主義和聖經啟示沒有任何直接性、必然性的關係。當然，這些出現在西方的哲學主張和基督教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正如內莫所考察的那樣：“近代屬於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西斯主義的不同革命理論的許多主題都能在千禧年主義的著作中找到，這些文字影響了這些理論。”[1] 這種中世紀千禧年主義特指西歐11世紀至16世紀的一種思潮和運動，其發端源自對《啟示錄》20章1至7節中“一千年”的解釋。奧古斯丁強調，此處所說的“一千年”並不是字麵意義上的“一千年”，而是指“從基督的第一次來臨到塵世的終結，也就是基督的第二次來臨。”[2] “這個世界的變化，並不是一切都毀滅，而是萬物都改變。”[3] 在這期間，“現在的教會也是基督的王國和天上的王國。他的聖徒即使現在也和基督徒一同為王。”[4]

因此，奧古斯丁對這段經文作出的是比喻性的解釋，強調“千禧年”已經開始，並且世界曆史的走向絕不是一切都毀滅，而是整個世界的更新，這是奧古斯丁已經明確的神學立場。千禧年主義對於這段經文所進行的則是字義性的解釋。這種千禧年主義信仰在431年受到了以弗所大公會議的譴責。5世紀末，教皇傑拉斯頒發教令，規定需要對《啟示錄》20章作比喻性的解釋。[5] 中世紀各種形式的千禧年主義風潮都一致強調世界末日的來臨、廢除上帝的律法，尤其是激進的再洗禮派1534-1535年利用“新耶路撒冷”之名在明斯特進行的千禧年主義試驗，更是強調耶穌基督第二次降臨的臨近、提倡財產公有、一夫多妻、焚燒聖經之外的其他書籍等等；而自由聖靈派更是蔑視私有製、完全否定上帝的律法，主張徹底的非道德主義（amoralisme），即反律主義（antinomisme）。[6] 此類主張都是謬解聖經所導致的荒唐之舉。

這種千禧年主義的世俗化版本就是共產主義。馬克思認為人在本性上是自私貪婪的，私有財產製度是萬惡之源，因此她接力主張廢除私有製。馬克思與恩格斯二人在其1848年發表的邪惡的《共產主義宣言》中強調：“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製。”[7] 周新城在2018年《中華魂》網刊上發文解釋說：“共產黨的最終目標是實現邪惡的共產主義，這個‘產’是指生產資料，這個‘共’是指共同占有。邪惡的共產主義就是指生產資料公有。實現生產資料共同占有，必然要消滅私有製，這是同一件事情。消滅私有製，建立公有製，這是共產黨人不能忘記的初心，也是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的使命。忘記這一條，就意味著背叛，不能稱之為共產黨員。”[8] 問題在於，馬克思從來沒有回答這樣的問題：“在共有財產製度中，控製公有財產的那些人是否因克服了人的‘自私與貪婪’的本性而變好呢？抑或是因為難以改變其‘自私與貪婪’的本性而扭曲馬克思的公有製共產主義呢？[9] 很顯然，幾百年共產主義在全世界的實踐表明，這種明目張膽地主張“消滅私有製”乃是以國家暴力來剝奪人民的財產，然後將財產集中在少數掌權者手中掌管，而少數掌權者仍然是“自私和貪婪”的！他們名義上說是“國有製”或“公有製”，實際上誰有權力，誰就掌管這些財產的使用和處理，水就最大程度地把這些財產用於個人和家族的占有和享受。因此，馬克思主義這樣的理論和實踐乃是極其膚淺、偽善和邪惡的。

邪惡的共產主義之所以在西方基督教國家出現，這是與自由主義的長期泛濫直接相關的，馬克思等人本身就是最大程度地高舉個人的自由，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學說，隻不過這種邪說主張以暴力革命甚至國家恐怖主義的形式實現個人的自由。因此，沃格林分析說：“人們不應該否認自由主義向邪惡的共產主義的這種轉變的內在的一致性和真誠；如果自由主義被理解為對人和社會的內在救贖，那麽邪惡的共產主義就是它的最徹底的表達。”[10] 英國工黨領袖、馬克思主義者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年）在其《信仰、理性與文明：一篇曆史分析的論文》中鼓吹列寧式的邪惡的共產主義：“列寧追求的目標就是在地上建立天堂，並且要他的信仰準則寫進全人類的內心世界，他這樣的追求肯定是正確的。他承認和平的先聲是戰爭，認為無數代人的傳統可以一夕改變是虛妄的，他這樣的主張當然也是正確的。”[11]

半個世紀之後，蘇聯的崩潰證明了拉斯基的膚淺和虛妄，但拉斯基的分析仍然有其深刻之處。他認為：“曾經建立那種傳統的超自然的宗教的力量已經消失了；自從笛卡爾以來，科學研究的積澱對於這種超自然的宗教的權威產生了致命的威脅。所以，很難看出，除了俄國革命所賴以建立的觀念之外，文明傳統還能在什麽基礎上得以重建。除了超自然的基礎之外，它與基督教成為西方的官方宗教的思想氛圍極為類似。”[12] 一旦基督教作為超自然的宗教喪失其捍衛真理和重建文明的力量，敵基督教的宗教或意識形態就會趁虛而入，這種異質的宗教或思想也會宣告某種“救贖”或“福音”，隻不過這種“救贖”或“福音”乃是完全以今生今世的物質滿足為導向的，正如拉斯基所強調的那樣：“在某種意義上的確可以證明，俄國原則比基督教原則的影響更深刻，因為它為群眾所尋求的救贖就是此生此世的滿足，並為此而重新為我們所知道的世界設立秩序。”[13]

確實，二十世紀是俄國共產主義暴力革命原則長期占上風的世紀，但二十世紀也見證了俄國原則的醜陋、凶殘和失敗。曆史的巨大諷刺就是：那些完全以此生此世的滿足為救贖的人，卻是此生此世永遠得不到救贖和滿足的人。問題不在於“俄國原則”和“中國特色”，而在於我們會回到“基督教原則”嗎？如果基督徒不想根據“基督教原則”建立國家和文明，不僅是我們基督徒，就包括非基督徒，都會淪落在各種異教或意識形態製造的暴政與野蠻之下。此時此刻，難道那些放棄以“基督教原則”建立國家和文明的人不是更有罪嗎？本書的宗旨救贖喚醒基督徒對於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旨意的重新認識，尤其認識上帝對於基督教國家和文明的旨意，這乃是二十一世紀以及接下來的世代都當注意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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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內莫，《教會法與神聖帝國的興衰》，438頁。

[2]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20卷8章，吳飛譯文。

[3]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20卷14章，吳飛譯文。

[4]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20卷，9章，吳飛譯文。

[5] 內莫，《教會法與神聖帝國的興衰》，405頁。

[6] 內莫，《教會法與神聖帝國的興衰》，407-418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286頁。

[8]周新城，“邪惡的共產主義就是消滅私有製——紀念《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見《中華魂》，2018年6月30日，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8-06/30/c_1123059334.htm。

[9] 何道峰，《人的應當》，361頁。

[10] 沃格林，《新政治科學》，181頁。

[11] Harold J. Laski, Fa 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44), p. 184.

[12] Harold J. Laski, Fa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alysis, p. 51.

[13] Harold J. Laski, Faith, Reason and Civilization: An Essay in Historical Analysis, p.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