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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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與中國第一次現代化運動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中國第一次現代化的努力就是洋務運動，目的是“求強”、“求富”，即富國強兵，指導思想就是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其實，這樣的思想就相當於一幫土匪想變得比他們忌恨的另外一幫土匪更厲害！既然要以人為“師”，為何還稱別人為“夷”呢？中華民族所謂的“尊師重道”的傳統何在？因此，哪怕像是魏源這樣的開明人士，也根本沒有和其他國家平等外交的認識，仍然停留在恃強淩弱的帝國情結之中，他眼中的“師道尊嚴”所尊崇的隻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四書五經之類，把西方文明始終置於鄙夷不屑、隨時除滅的蠻夷地位。
清末張之洞進一步把這種思想概括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就是在保持清朝傳統的中央集權專製製度以及傳統文化與社會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和工業，發展經濟，以實現中國的富強。張之洞以中西這種地理方位為標準來劃分真理和文化的思維是非常愚頑的。這一運動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最終以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中方慘敗而告終。其慘痛教訓就是：不接納世界上先進的文明製度，不改變傳統的皇權專製，僅僅想通過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發展經濟來實現現代化，鞏固自己的專製政權，這樣的“改良”、“改革”在本質上都是掛羊頭賣狗肉，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惜，1979之後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走的是同樣的路子，認為隻要把經濟發展上去就好，不願意進行深層的政治改革，更不願意省察自己的文化和心靈，總是以指責和仇恨其他國家來代替自身的悔改！今天“抵製日貨”，明天“抵製韓貨”，卻忘記了關鍵還是要“抵製蠢貨”！如此操縱輿論，愚弄百姓，以至於中國發展了上百年，還是一個缺乏判斷力和責任心的“大頭娃娃”！正如梁啟超在1892年書信中所感歎的那樣：“中國人人寡聞淺見，專以守殘，數百年如坐暗室之中，一無知覺。”[1] 金觀濤分析張之洞以來這種中西二分的二元論說：“現代民族國家作為整合性的契約共同體，其整合的前提是建立法治，但中西二分的二元論恰恰缺乏法治元素，由此導致中國在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中，麵臨社會整合危機。也就是說，隨著個體從社會有機體中走出來，並成為現代個人，如果不能通過法治建立秩序，就會出現傳統社會有機體的瓦解，其後果必定是嚴重的社會脫序，而這正是辛亥革命以後中國社會的狀態。”[2]
第一次洋務運動這種現代化的嚐試在表麵上看是被日本打斷了，實際上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當時清廷的專製製度，更深層次的原因則是當時以魏源、張之洞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愚頑和膚淺。在第一次大規模的現代化嚐試過程中，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充分認識到西方物質文明背後的精神支柱，乃是基督教信仰。更令人遺憾的是，此時中國教會大多數信徒仍然處於吃餅得飽的層麵，完全仰賴洋人的救濟和特權生存。而洪秀全式的基督教則是民間野心家利用基督教來搞暴力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為此不惜攪亂天下、大肆殺戮。這更加使得中國執政階層和精英分子對於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充滿憂慮甚至敵意。今日中國基督教再次在中國大陸大規模地傳開，但我們一定不要以人數自誇，一定不要以政治運動為首要的追求，切莫進一步加劇教會與國家、民間與政權之間的衝突和張力，更不要試圖以“太平天國”的模式發動暴力革命。
其中特別需要注意的就是三個方麵：二是利用基督教排斥其他民族，甚至激化民族矛盾；一是利用基督教對抗乃至推翻當今政權；三是以受逼迫之名凸顯教會與國家的緊張關係。因此，我們在“民族福音化”中特別強調民族之間在基督裏的和解；我們在“教會國度化”中特別強調教會本身要成為國度性的教會；我們在“文化基督化”中特別強調從個人、家庭、教會與社會做起，不要把教會與國家的關係放在第一位，最重要的是我們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我們一定要以純正的教義和敬虔的生活為根基，竭力盡最大的善意和坦誠與國家政權和其他人群和平共處，通過虔誠祈禱和愛心行動使中國社會走向和平轉型之路。我經常與廣州聖經歸正教會黃小寧牧師交通，強調麵對中國大陸共產黨政權的打壓，我們的共識就是：基督徒應當“無條件地尊重對方的人格和職分，有條件地從公民責任的角度予以合作，最大善意地按照上帝的旨意成全對方，但絕不出賣自己在信仰上的良心。”
我們既要依法維權，促使國家工作人員踐行法治，尊重公民權益，也要小心那些混進教會內部的民間梟雄，防止他們乘機利用教會作亂，衝擊國家機關，破壞社會穩定，使得教會本身成為民間動亂的發源地。從中國第一次現代化嚐試開始，就存在著兩條路線之爭，一條路線是漸進改良的路線，另一條路線就是激進革命的路線。這兩條路線之爭貫穿中國百多年來現代化的過程，可惜結果往往是教會內外的激進分子占了上風！對於認知和道德素質低下的民眾而言，口號越激進，越能夠蠱惑人心，於是應者雲集，呈燎原之勢，無人能夠攔阻！正如伯尼斯所揭示的那樣，這些人善於利用群體心理“製造新聞”，操縱輿論，使得他們很快成為教會或社會中的“旗幟性”人物。[3] 這些激進分子企圖把中國改革這種關乎十幾億人生命的重大問題簡單化，幻想畢其功於一役，但卻總是欲速則不達。因此，林毓生先生強調百年中國最需要的是“比慢精神”——關鍵不是數量，而是創新和質量。我們要善於等待，謙卑學習，精雕細作，再也不要搞各種形式的“大躍進”運動來禍國殃民了，在教會中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