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歸主與山上之城

中華歸主與山上之城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作戰略》

筆者所要承接的是以王明道、宋尚傑、倪柝聲等為代表的華人老一代牧者所強調的“中國人當負中華歸主的責任”，^[1] 以及清教徒所提倡的建立“山上之城”（City upon a hill）這一基督教國家與文明的理想：“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太5:14）。^[2] 

沒有清教徒所追求的“山上之城”的建造，所謂的“中華歸主”就會流於形式和口號，最終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因此，雅和博經學並不是完全照搬西方基督教神學，而是直接繼承中國教會的傳統和心誌，同時為成全這種心誌而謙卑的接受上帝賜給給西方教會在思想和建造方麵的巨大財富。這種繼承是雙向的繼承，既要立足中國文化和中國教會的曆史與現實處境，又要自覺地吸收上帝在普世教會尤其是西方教會中的賜福，打破地域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狹窄與傲慢，體係出真正的“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的大公精神。

當然，我們必須指出，這“山上之城”不同於希臘哲人柏拉圖所崇尚的《理想國》，[3] 更不同於中國古人陶淵明所心儀的《桃花源》，而是奧古斯丁所闡明的以敬天愛人為本的《上帝之城》，也是《啟示錄》最後強調的“由上帝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新耶路撒冷”（啟21:2）。聖經中所記載的人類曆史以治理全地的政治使命開始，以“聖城新耶路撒冷”的建立為結束。世界曆史就是政治曆史，就是上帝的國度不斷彰顯的曆史，當然也是個人的權利和尊嚴不斷得到保障的曆史。因此，我們所強調的政治不是個人的政治，也不是黨派的政治，更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當然也絕不是爭權奪利的政治，而是以上帝為中心、以上帝的律法為標準的上帝的國度的政治。筆者把這種祈求上帝的國度降臨在地上、建立基督教國家與文明的藍圖稱為“天國戰略”，也就是基督徒在地上追求上帝的國度和公義的“建國方略”。^[4] 正如天主教曆史學家克裏斯托弗·道森所強調的那樣：“偉大的宗教是偉大的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5]

幾千年的世界曆史已經證明，在馬克斯·韋伯所承認的世界五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儒教和佛教中，隻有基督教才能夠建構憲政、民主、法治、自由、寬容的文明。當然，進一步而言，此處我們所說的真正建構文明的基督教絕不是泛泛而論的基督教，甚至也不是東正教或天主教。不管是希臘東正教還是俄羅斯東正教，在真理體係上都沒有分清律法與福音的關係，在社會實踐上都沒有理清教會與國家的關係，並不能夠建造憲政法治的文明，直到2023年的今天，俄羅斯東正教仍然厚顏無恥地配合普京對烏克蘭發動侵略戰爭。至於天主教，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一定程度的基督教文明，但在長達500年的文明競爭中，天主教無疑是滿盤皆輸，隻有基督教新教尤其是改革宗建立了真正的不僅舉世矚目並且經得住考驗的文明。因此，不管南美洲在經濟資源上如何豐厚，在天主教的影響下長期不能走出政治上的暴政和經濟上的貧窮的咒詛，墨西哥和美國一牆之隔，在野蠻和文明上更是涇渭分明。因此，中國教會學習基督教，最好不要接受東正教或天主教版本的基督教。

真正的能夠建立現代文明的宗教乃是以改革宗神學為正傳、以清教徒神學為代表、融合基督教各大宗派優秀傳承、尊重世界其他各大宗教的大公性基督教，這是我們在雅和博經學中特別強調的。因此，我們所主張的基督教正統正傳並不是畫地為牢、刻舟求劍的死正統，而是繼承聖經啟示和大公教會正統神學之骨脈精髓的活潑的傳統。這就是我們雅和博經學在方法上所提倡的“歸回聖經，訪問古道；通達時務，聖靈內證”的精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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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天真，《失而複得的日記：宋尚節日記摘抄》（北京：團結，2015年），220頁。

[2] See Samuel Harris, The Kingdom of Christ on Earth: Twelve Lectures Delivered Before the Students of the Theological Seminary, Andover (Warren F. Draper, 1874)；Robert T. Handy, A Christian American: Protestant Hopes and Historical Realities,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usas John Rushdoony, The Natur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Vallecito, California: Ross House Books, 1965); Michael Walz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2); Perry Miller, The New England Mi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Arnold A. van Ruler, Calvinist Trinitaianism and Theocentric Politics, trans. John Bolt (Lewiston: The Edwin Mellen Press, 1989).

[3] 魯斯德尼認為：“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都是同性戀者。柏拉圖的《共和國》所提供的是比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獨裁政權更嚴酷的獨裁政權藍本。”See R. J. Rushdoony, “Random Notes, 84,” Chalcedon Report 419 (June 2000), p. 15.

[4] 孫中山，《建國方略》（中國長安出版社，2011年）。此書由《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三本著作組成。《孫文學說》闡明“心理建設”，強調“行之非艱，知之惟艱”，提倡“知難行易”，勉人“決誌行之，必能有誌竟成”。《實業計劃》闡明“物質建設”，提出六項計劃，分港口建設、鐵路、道路建設、采礦業、治河道等八個範疇。這是一份全麵快速進行經濟建設的宏偉綱領，提出了發展中國經濟的遠景規劃，其中包括建設鐵路十萬多公裏，建設華北、華中、華南三大世界級港口等項目。第一次把經濟建設放到首位，第一次提出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經濟戰略思想。《民權初步》闡明“社會建設”，原名《會議通則》，參考自美國學者沙德（Harriette Lucy Shattuck）女士之《議事規則》（Women's Manual of Parliamentary Law）一書，敘述了政府的組織、運作和普通大眾在社會生活中應掌握的具體民主原則、程序和方法，反映了孫中山倡導的民主政治思想。可惜，孫中山貪婪權力，聯俄聯共，引狼入室，誠為千古罪人。他的思想更是多受當時流行的蘇聯主張的計劃經濟的影響，最終導致的隻能是一人治黨、一黨治國所造成的專政與混亂，這是華人基督徒需要特別注意的。參考李彥鴻，《中山之信——開國元勳中山先生信仰的聖經根據》（台北：天恩出版社，2005年）；中華民國基督教紀念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籌備會，《蔣公的信仰與見證》（台北：中華民國基督教撒種協會，1987年）。因此，我們本書所強調的不是一般的“建國方略”，而是“天國戰略”，核心不是地上任何的國度，而是上帝的國度在世界曆史中的進展。當然，我們也從“天國戰略”中為自己和中國找到定位。

[5] Christopher Dawson, Dynamics of World History (Wilmington, Delaware: ISI Books, 2002), p.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