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柱石與文化戰爭

真理柱石與文化戰爭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在民族福音化的過程之中，我們必然麵對各種形式的爭戰。最慘烈的爭戰乃是心思意念的爭戰，也就是“文化戰爭”（the cultural war）,正如保羅所言：“因為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我們爭戰的兵器，本不是屬血氣的，乃是在上帝麵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堅固的營壘，將各樣的計謀，各樣攔阻人認識上帝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使他都順服基督”（林後10:3-5）。卡爾·施密特曾說，政治就是分清敵我。之所以分清敵我，就是因為有戰爭存在。當然，從探討真理的角度而言，哪怕是我們成名成家，有自家自派的主張，也要認識到自己的渺小和無力，正如參加《牛津共識》文本起草與修改的新左派學人呂新雨所強調的那樣：“知識分子在自成一家的同時，應該在尊重不同的觀點基礎上進行真誠交流、互相砥礪，以此形成中國與世界的當前和未來發展所亟需的思想共識。”[1]

不管我們是否承認這種“文化戰爭”的存在，中國共產黨始終把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視為“文化侵略”，1951年中國共產黨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第二屆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發表《爭取和團結廣大教徒，肅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文化侵略的影響》的文章，直接插手教會事務，強調：“目前，我們所要求的，中心目的是要使教會在政治上、組織上脫離帝國主義的關係。在組織上，教會應掌握在善良的教徒手裏，而不是為特務所掌握……總之，對宗教總的精神，除反革命分子外，對所有的教徒都要團結過來。和教會關係搞得太緊張的地方，要緩和一下，否則會使他們變成敵人的後備軍。”[2] 那些堅持基督教信仰、不走投降路線的牧師或者被打成帝國主義的“特務”，或者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這是教會不得不麵對的“文化戰爭”。

因此，教會必須成為文化的中心、教育的重鎮，必須在“文化戰爭”中警醒謹守，正如耶穌基督所吩咐的那樣：“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10:16）。在這樣的“文化戰爭”中，教會要成為柱石性的中心，發揮中流砥柱、力挽狂瀾、重建文明的作用。可惜，目前教會中盛行的摻水的神學根本不能裝備教會進行這樣的“文化戰爭”。大多數教會隻能在敵人的寬容和操縱之下發揮“宗教花瓶”的作用，大多數基督徒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仇敵的工具或犧牲品，這是我們必須深思和警醒的。在中國大陸1950年開始直至1954年長達4年之《三自運動》簽名運動，斷除教會與歐美國家教會的關係，當時中國大陸基督教教會中三分之二比率即40萬信徒簽名支持。[3] 一旦教會放棄文化使命，在思想和教育領域中冷淡退縮，走向反智主義的路子，教會本身就已經喪失了本有的根本性的功用。目前歐美教會之所以被邊緣化，中國教會之所以一直沒有成為主流，就是因為反智主義在教會內部的盛行，使得教會沒有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文明衝突”的概念始於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1927-2008年），他在1992年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一文，一石驚起千層浪，引發了巨大的關注和爭議。1996年，亨廷頓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4] 明確提出：未來國際衝突的主要根源將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或經濟的，而是全方位的文明衝突，因此我們必須有自覺的文化認同與文化重構意識。他明確預測：“未來的危險很可能會在西方的傲慢、伊斯蘭國家的不寬容和中國的武斷的相互作用下發生。”[5] 哪怕是共產主義政權在全球已經崩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基督教文明與其他文明仍然在價值觀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和衝突，亨廷頓警告說：“共產主義的崩潰使西方人更加相信民主自由主義思想取得了全球性勝利，因而它是普遍適用的，並因此加劇了這種不協調。西方，特別是一貫富有使命感的美國，認為非西方國家的人民應當認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場、權力有限的政府、人權、個人主義和法治的價值觀念，並將這些價值觀念納入他們的體製。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讚同和提倡這些觀念的人隻是少數，大部分非西方國家的人民對於他們的占主導地位的態度或是普遍懷疑，或是強烈反對。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義，對非西方來說就是帝國主義。”[6] 因此，雖然我們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並強調“普世價值”，特別是上帝特別啟示的以《約法十章》為綜述的道德法則，但我們必須明白，那些與上帝為敵的人不會接受上帝的律法，正如保羅所強調的那樣：“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上帝為仇。因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羅8:7）。

在亨廷頓看來，全世界人民麵對的挑戰就是：“21世紀的全球體製、權力分配以及各國的政治和經濟，將主要反映西方的價值觀和利益，還是這一切將主要由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價值觀和利益來決定？”[7] 更具體來說：“美國和西方的未來取決於美國人再次確認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責任。在美國國內，這意味著拒絕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義的誘人號召。在國際上，則意味著拒絕要求美國人認同亞洲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虛幻的號召。不論亞洲和美國社會之間存在著怎樣的經濟聯係，根本的文化差異將使二者無法同居一室。”[8] 因此，對於亨廷頓等美國保守主義者而言，美國堅持西方文明，即基督教文明，不僅僅是美國的立國與興盛的根本，也是全世界各國各族文明進步的根本保障。雖然亨廷頓提倡不同文明之間的互相學習，彼此豐富，但他最終還是強調“真正的衝突”就是“文明和野蠻之間衝突”，這種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亨廷頓強調：“在文明和野蠻之間的更大的衝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衝突’中，已經在宗教、藝術、文學、哲學、科學、技術、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豐碩成果的世界各偉大文明也將彼此攜手或彼此分離。在正在來臨的時代，文明的衝突是對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戰的最可靠保障。”[9]

同一時期，在1991年弗吉尼亞大學著名的基督徒社會學教授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1955年——）出版了《文化戰爭：界定美國的爭戰》一書，強調美國社會中存在著的“文化張力”的根本就是基督教新教文化與其他異質文化的衝突：“各種類型的文化張力不是僅僅源於對教會框架的正確形式的學術性的歧議、對教義性真理的理論性的爭議。準確地說，美國舉步維艱的多元主義所隱含的乃是更深層麵的對峙，即如何界定美國現實的競爭。總體上來說，縱貫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美國社會中出現的各種文化上的不和諧，是由兩種彼此競爭的傾向引發的。一方麵，各種各樣的少數派文化試圖在美國社會中占據一定的地盤，使他們各自都可以按照良心的指令和社群的責任來生活，不受他們的任何攪擾或報複。這樣的地盤能夠為他們提供基地，使他們可以作為一個不同類型的道德群體而擴展自身合法的利益。另一方麵，基督徒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以基督徒為根基的民粹主義則想打退一切挑戰，確保他們能夠界定何謂美國文化的習慣和意義。”[10]

在美國，這種文化戰爭已經發展到全麵開戰的地步，實在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堅持基督教價值觀的傳統派/保守派（右派）與否定傳統的基督教價值的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自由派/左派）在各個方麵都表現出兩極分化性質的尖銳對立。如何看待多元文化主義，如何看待原住民權益、文化相對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學校有無權利教授無神進化論、神導演化論或神創論，尤其是在女性主義與性別平等、墮胎、槍支管製、氣候變化、移民、難民、政教分離、毒品戰爭（全麵禁止毒品及拘捕毒販；或全麵開放藥物，但實施政府管製如大麻禁止非法販賣）、性交易（全麵禁止性交易及取締；或容許性交易，但實施政府管製如性工作者必須定期進行性病測試）、LGBT權益（包括同性婚姻）、宗教自由（少數宗教及無宗教信仰者的權益）、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反恐與審查等具體問題上，保守派基督徒與自由派更是針鋒相對，全麵對峙。這種在目前歐美國家中盛行的相對主義否定上帝啟示的絕對性的道德標準，根據施特勞斯的分析，這種相對主義最終導致的就是認為“文明本質上並不優於野蠻，故他會冷漠地接受從文明社會向野蠻社會的轉變。”[11] 不管這種相對主義表麵上看起來如何溫情脈脈，實際上這種思潮是與西方基督教傳統截然對立的，正如施特勞斯所分析的那樣：“相對主義表麵的謙卑與暗裏的傲慢之間有一個巨大反差。相對主義者帶著義憤或輕蔑反對我們偉大西方傳統所固有的絕對主義——這種絕對主義的本質前提是，這個傳統相信一種理性而普遍的倫理有其可能，或自然正當性有其可能。相對主義一偏狹來指控這個傳統。”[12] 一言以蔽之，這種相對主義所否定的就是上帝的律法，他們不願意明確地以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為判斷善惡的價值標準。這種相對主義造成的就是當前西方文明的危機，人們不在為已有的基督教文明辯護，而是任憑社會走向野蠻和崩潰。

基督徒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獨善其身，更不可能逃避這些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爭議，不聞不問。教會必須根據聖經啟示、教會正傳和時代挑戰為信徒提供全方位的指南和裝備。長期以來，正是因為教會對於時代性、文化性、政治性、思想性的問題采取消極逃避的立場，就在公共領域中自我放逐，使得以馬克思主義為根本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大行其道，[13] 幾乎占領了歐美的各個名牌院校、大型媒體等，使得基督徒能夠自由見證的空間不斷受到打壓，教會大有重新被擄巴比倫的趨勢。更可怕的是，這些無神論、敵基督、反律法的思想正在以各種形式滲透到教會之中，很多教會中的牧師與基督徒在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理論方麵的主張完全不合乎聖經的教訓，甚至他們從來也沒有想到用聖經啟示的真理來更新自己在這些方麵的觀念，他們和不信主的人一樣認可同性戀、大政府、廢除死刑等等。可以說，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到文化戰爭中，大多數基督徒幾乎是望風而逃、不戰而敗甚至離經叛道、賣主賣友，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在這場文化戰爭中，真正的基督徒所要麵對的不僅是來自人的敵對，更要警醒抵擋的是撒但的詭計。當教會在社會上處於弱勢的時候，撒但就是借助國家政權對教會進行打壓，妄圖用逼迫來攔阻人們信主，並且使得已經信主的人不敢為主作見證，不敢參與政治與文化活動。當教會在社會上處於強勢的時候，撒但就會直接加入教會，在教會中撒播異端邪說的種子，以假亂真，混亂真道，使人真假難辨，無法在真道上得到係統的建造，最終從內部瓦解基督教信仰與文明的堡壘。當然，撒但最常見的戰略就是內外夾擊：外部以政治皮破、輿論打壓的方式，內部以和平滲透、散步謬論的方式。因此，真正熱愛上帝、真理、教會與文明的人必須警醒謹守，彼此相愛，精誠團結，共同禦敵，麵對在不知不覺中就被仇敵擄掠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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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文鋒，《從“萬國公報”到“牛津共識”》，563頁。

[2] 見中共中央統戰部研究室編，《曆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50-1987》（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年），48-49頁。

[3] 王文鋒，《從“萬國公報”到“牛津共識”》，254頁。

[4] 該書英文原名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文譯本《文明的衝突》，周琪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3年）。

[5]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161頁。

[6]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161-162頁。

[7]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163頁。

[8]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282-283頁。

[9] 亨廷頓，《文明的衝突》，297頁。

[10] 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BasicBooks, 1991), p. 39.

[11]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施特勞斯思想入門》，潘戈編，郭振華等譯（北京：華夏，2017年），48頁。

[12] 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施特勞斯思想入門》，51頁。

[13] See Stephen Eric Bronner, Critical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7); Lois Tyson, 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Friendly Guide, thir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Fred Rus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