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勞斯與美國保守主義

列奧·施特勞斯（1899-1973年）與美國保守主義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德國裔、美國籍政治哲學家，出生在德國的正統猶太教家庭，後來移民美國，在芝加哥大學多年教授政治學，是一個猶太思想家和學者。貫穿他的整個學術生涯的背景就是魏瑪共和國的崩潰和猶太人長期流亡乃至被屠殺的曆史。他年接受新康德哲學的訓練，領受過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教誨，後來集中研究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作品，根據猶太教哲學的解讀來指導當代政治理論，尤其崇尚的是中世紀有討教哲學家邁蒙尼德的思想。他認為：“在邁蒙尼德那裏，律法則是一個包含政治、宗教以及道德於一身的統一體。我們時代的危機則是，對人類目的的探究已被排除在政治以外。自由民主製的危機被倫理學、政治學以及宗教之間的分離和張力和所刻畫。”[1]

當然，施特勞斯並不是一個正統的猶太教徒，甚至他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有神論者，他無法接受猶太教的基礎：“絕對信仰西奈山的神聖啟示”，他沒有“無條件地重返猶太教正統神學”，他最終的選擇就是：“既不放棄，也不澄明自己作為哲人和猶太人的相互矛盾的忠誠。”[2] 無論如何，他確實是一位“帶著罕有的堅定嚴謹，專注於最深刻的哲學、神學和政治問題之人”。[3] 作為身在德國長大的猶太人，他最關注的就是猶太人所麵對的神學與政治的困境，他呼籲猶太人重回猶太正統，強調“他們應貫徹希伯來聖經中眾先知提出的政治方案：創造或維持一個社會，同時這個社會中的所有成員都遵守其道德行為準則”。[4] 本書作為哲學、神學與政治學跨界之作，參考最多的就是沃格林與施特勞斯，在當今西方思想界中，這樣深刻、淵博的思想大家也是寥若晨星的，主張歸回聖經啟示和希臘哲學所闡明的古典政治乃是二者共同強調的。二人都一致冷靜地認識到，我們無法獲得一個完全正義的政治秩序，任何形式的烏托邦在今生今世都是不能實現的，但我們不能放棄對理想的完美的政治秩序的探究和追求。

施特勞斯認為尼采是第一個真正理解道德相對主義的含義的思想家：“上帝死了！人人都可以成為上帝！”因此，相對主義的毒根就是否定絕對性、超越性的上帝的存在，尤其是否定上帝所啟示的神聖律法的絕對性，這樣就為道德和價值上的各種謬論打開了大門。在政治哲學上，施特勞斯反對馬克斯·韋伯以來把價值與科學截然二分的作法，認為這是來自尼采之影響的相對主義，這種所謂的價值中立的科學分析，不過是自欺欺人，因為這種方法本身就有自己的價值判斷。施特勞斯認為，真正的價值判斷就是道德判斷，真正的道德判斷必須以上帝所啟示的神聖律法為終極標準。他明確強調：“聖經或聖經思想堅持這樣的觀念，即存在一種特定的神性律法；但它還主張，這種特定的神性律法是唯一真正的神性律法。其他那些聲稱具有神性起源的法典都在騙人，都是人的虛構。”[5] 劉小楓認為，施特勞斯深信“世界上存在著永恒不變的絕對價值”，他的最大貢獻就是“與價值相對主義和虛無主義的不懈鬥爭”。[6]

像施特勞斯這樣偉大的思想家都非常複雜，很難予以簡單的界定。哈佐尼人為，施特勞斯與哈耶克一樣，他們在思想上仍然屬於自由主義的陣營，在骨子裏深信對於個人自由的堅持是一個“信仰”的問題。[7] 筆者在此仍然把施特勞斯置於保守主義思想家之列，主要是因為他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批判，創辦《美國評論》的貝克萊（William F. Buckley Jr., 1925-2008年）也把此類反對共產主義的自由派人士列為同盟軍。那些從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暴政的陰影中走出來的人很容易走向自由主義，深信個人自由乃是人性的本質，而確保個人自由則是國家應當首先發揮的功用。這樣的自由主義一旦轉向上帝的主權和約法，轉向上帝在曆史進程中通過教會所建立的在神權神法之下確保個人自由的傳統，就會成為真正的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者。這種以強調個人自由、國家主義和基督教為三大支柱的保守主義也被稱為“冷戰時期保守主義”（Cold War Conservatism）。[8] 筆者在本書中提倡的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的三大特征也是如此，當然我們更多的是從社群主義的角度強調個人自由，從基督教國家的角度強調國家主義，從清教徒神學的角度強調基督教正統神學，這種文明保守主義重新在基督教信仰內把哲學、政治與律法整合在一起。當然，施特勞斯本人並不是基督徒，他在思想上傾向於猶太教。

1、批判現代自由主義

施特勞斯對現代自由主義持批判立場，認為現代自由主義強調追求個人的自由是最高目標，但這種極端化的個人自由卻喪失了價值或道德標準。個人的自由是為了實現人性中的卓越，而這種卓越隻有通過美德才能呈現出來，而美德的核心就是合乎一定的價值或道德標準。

真正的哲學研究是人類理性的最高活動，這種研究必須擺脫政治的幹預，必須始終對於既定的社會、教會和國家政治提出質疑、追問和挑戰，這樣才能保持哲學的崇高地位和作用，避免使哲學成為任何既得利益階層的附庸和工具。施特老實始終以西方兩大思想——聖經信仰（“耶路撒冷”）和古典哲學（“雅典”）——為經緯來省察現代性的興起。[9] 沒有以耶路撒冷為代表的聖經啟示，我們就無法找到具有絕對性和超越性的律法；沒有以雅典為代表的古典哲學，我們就無法對上帝的啟示和律法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釋。二者之間雖有鬥爭和張力，但並不是始終矛盾或對立的。正統神學並不排除個人哲學性的理性思考，真正的哲學思考也“唯有作為啟示律法的誡命”才有可能。[10]

施特勞斯終其一生向知識界發出警告：“後啟蒙運動的承諾摧毀了所有舒適而適當的各種幻想，無可避免地導致一種無畏的虛無主義的浪漫花形式。起初對聖經上帝的反對最終體現為對聖經道德的拒絕。這種新的點到的倫理道德學說緊隨理性的毀滅而至，它將勇氣吹捧為最高美德，要求人們去擁抱最卑劣、最肮髒的現實世界。”[11] 我們在本書中強調聖經中啟示的神權製與神法論，目的就在於以神權製消解國家之上導致的極權主義，以神法論抵製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自由主義和虛無主義。

作為歐美保守主義思想的代表，施特勞斯強烈反對“自由主義”（liberalism）。他認為現代形式的自由主義具有一種內在的不可擺脫的傾向，就是在價值判斷和道德標準上走向極端的相對主義。這種相對主義又導向兩種類型的虛無主義。第一種虛無主義就是野蠻型的虛無主義，以尼采和馬克思主義者政權為典型代表，此類意識形態都是啟蒙運動理性主義的產物，試圖摧毀一切傳統、曆史、倫理和道德標準，然後以各種形式的暴力來取而代之，給人類帶來巨大的混亂和損害。隨著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以蘇聯為首的邪惡的共產主義極權政府的垮台和蛻變，世界人民已經充分地意識到此類意識形態不管如何說得天花亂墜，實質上是的野蠻，實踐上則給人類帶來極大的恐怖和危害。

第二種虛無主義就是西方自由民主製所表現的溫柔型的虛無主義，這種虛無主義所提倡的是不講任何價值判斷與道德標準的享樂主義以及放縱式的平等主義。此種思潮彌漫、毒害今天歐美各個國家，他們在思想上強調法國大革命所主張的“自由、平等、博愛”，在實踐上推動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主義政策，使得個人自由和市場經濟的範圍不斷受到打壓，國家政權從人民手中逐漸攫取更多更大的權力，社會逐漸喪失獨立性和創造性。

二十世紀西方開始盛行的相對主義、科學主義、曆史主義和虛無主義等導致了西方社會與文化的衰微，使得類似中國這樣的以國家形式出現的裙帶資本主義和專製政權不斷崛起，並且雄心勃勃地要輸出“中國模式”。歐美世界長期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綏靖政策不僅沒有使得中國走向憲政民主，而且隨著經濟的增長、技術的進步和財富的增加，對於其內部基本人權和宗教自由的打壓越來越嚴苛、殘暴，整個西方文明也都處於逐漸被收買、滲透和顛覆的危險之中。[12]

二、憎惡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

施特勞斯憎惡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包括西方所謂右翼的法西斯主義與東方左翼的邪惡的共產主義。他認為哲學的任務就是始終小心暴政的危險，我們必須小心暴政的奴役。這種暴政不僅來自執掌國家政權的大小官員，也會來自家庭中的家長、教會中的牧長、學校中的師長，更會來自我們自己的心靈深處。人人都有可能成為暴君，人人都有可能施行暴政，政治哲學的使命就是使人自覺地省察人性的本質和人生的目的，歸向上帝以及上帝所啟示的神性律法，從而實現個人的卓越和社會的安康。因此，施特勞斯在研究西方文明聖經啟示和希臘哲學這兩大西方文明的根基的時候強調“正義”就是“對神性律法的服從。在我看來，神性律法這個觀念似乎是聖經和希臘哲學的共同立足點。”[13]

那些沒有洞察和指責暴政的哲學家稱不上是真正意義的哲學家，隻不過是專製政權培養或收買的走狗，因為暴政所威脅的不僅是人在政治方麵的尊嚴，也直接戕害人的哲學生活，直接傷害到每個人的靈魂。暴君酷吏通過暴力恐嚇使人無法進行自由而冷靜的思考，又通過控製教育和輿論而對人進行洗腦和精神轄製。哲學之所以要充分理解政治，就是為了捍衛自身的尊嚴，使人不至於陷入根據自己的哲學亮光來改變政治世界的幻想中去。哲學家也是人，也是罪人，非常容易陷入到柏拉圖所陷入的那種試圖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建立各種形式的“理想國”這種致命的理性自負之中。要避免這種來自墮落理性的致命自負，唯一的途徑就是歸信上帝和耶穌基督，使得自己不在扮演上帝或救世主的角色。世俗的哲學常常是致命的毒藥，使人走向理性上的瘋狂；真正的神學乃是上帝賜給的救命的良藥，使人瘋狂的病態靈魂得到醫治。

其實，神學也要充分理解政治，否則我們的神學研究和教會生活就會一直受到敵基督的政治的轄製和迫害，無法承擔治理全地、建立文明的使命和角色，這顯然不合乎上帝顯明的旨意。施特勞斯指出：“對猶太人和穆斯林來說，宗教首先是一套律法，是一套有著神性淵源的法典；而不是如基督徒以為的那樣，宗教首先是教義中體現的信仰。”[14] “在穆斯林和猶太人眼中，宗教首先是律法。相應地，宗教首先作為一個政治事實進入哲人的視野。因此，討論宗教的哲學科目不是宗教哲學，而是政治哲學或政治科學。”[15] 當今基督教的問題就是把政治、律法甚至道德從基督教信仰中剝離，使得基督徒教信仰完全成為一種彰顯個人的主體性經驗的情緒性的宗教。這種版本的基督教已經從公共領域中主動撤離，填補基督徒撤離公共領域所造成的真空的就是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等各種形式的人本主義的哲學。

上帝把治理全地的使命交托給人，神學家的首要責任就是幫助人認識上帝，並且完成上帝賜予人的使命和托付，而這種治理全地的使命和托付顯然是公共性、社會性和政治性的。對於哲學家而言，最深的哲學是政治哲學；對於神學家而言，最深的神學乃是政治神學。政治哲學從理性的思考出發，政治神學以上帝的啟示為前提，二者共同麵對的就是靈魂的秩序與公共性的善。這種秩序和善都當以上帝所啟示的神性律法為其判斷善惡的標準，否則我們隻能用社會上盛行的“進步”與“反動”的概念判斷一切，最終造成的就是道德與價值上的虛無主義。廢棄善惡的判斷，用“進步”與“反動”來衡量一切，恰恰就是現代科學與文化所麵臨的巨大困境，施特勞斯認為：“現代人是個瞎了眼的巨人。懷疑進步就會導致整個西方文明陷入危機，因為在19世紀的進程中，進步與反動之間的區分已經進步地取代了好與壞或善與惡之間的古老區分。”[16]

二十世紀德國、蘇聯和中國極權主義政權的興起就是在這種道德與價值虛無主義廢墟上成長起來的惡之花。因此，我們在本書中強調基督徒必須走出目前“基督教神學”畫地為牢的“第二層洞穴”，直麵人生必須麵對的哲學、政治、律法與道德問題，重新全方位地從聖經啟示和大公教會的傳統中發掘涵蓋哲學、政治、律法與道德的智慧之學，這種智慧之學就是我們在本書中提倡的“神法聖約論超越批判哲學”。

三、闡明隱微式寫作

施特勞斯出版了《迫害與寫作的藝術》一書，提出“隱微式寫作”——為了避免受到迫害，通過諷刺、晦澀甚至自相矛盾的語詞表達，使其文本具有多重或多層意思，最終使那些心領神會的讀者能夠透過文字的表達而明白文字之外的真義。“隱微”（esoteric），可以翻譯為“對內的、內傳的、不可告人的”，中國人常說“內外有別”。這種寫作的核心並不是要膚淺、機械地傳遞哲學家自己的觀點，而是通過文本引導讀者進行獨立的思考，激發讀者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尋找答案。因此，讀者閱讀這種隱微式寫作的作品，關鍵不是要得到具體知識，而是深化自己對具體知識背後所隱藏的問題的理解。

在基督教信仰受到迫害和打壓的地方，要突破獨裁政權在出版方麵的封鎖，正式出版基督教著作，有時也不得不采用這種“隱微式寫作”的方式，以力爭作品的發表和傳播。在信仰上，施特勞斯是猶太教徒，他認為猶太教注重上帝的律法，恭守上帝的誡命，使人有敬虔的智慧，而現代哲學的大眾啟蒙與基督教的普世拯救都是同樣不可能實現的烏托邦。非常重要的是，隱微式寫作不是欺詐，而是隱秘，隻要細心閱讀字麵，隱意自會浮現。當然，關鍵不是隱微式的寫作與教誨，而是在對同樣的文本和教導上也有顯白和隱微之分。施特勞斯引證柏拉圖的洞穴說強調：“初學者一刻都未曾離開洞穴，甚至從未將眼睛從人造事物的影像轉向洞穴的出口，而這人則已經離開洞穴，並生活在洞穴之外，生活在‘福人島’（隻要他並未被破另行他事）。初學者與哲人之間的差別不在程度上，而在類別上。”[17]

施特勞斯的代表作是《論暴政》與《城市與人》，^[18] 他最崇尚的就是古希臘哲人所設計的“理想國”：“我認為，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所揭示的polis[城邦]，即那種條理清晰、限於城邦、道德上嚴肅、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由 gentry[賢人們]統治的社會，從道德—政治上看，是最理性和最討人喜歡的東西。可這並不意味著我願意在這樣一個城邦中生活（人們不可意義其死人願望評價一切），您可不要忘了，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並非優先選擇治理完美的城邦，而是以民主的雅典作為居住之地：對哲人而言，道德—政治上的考慮是第二位的。”[19] 施特勞斯這樣的表述也有其隱微之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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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劉小楓選編，《施特勞斯與現代性危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239頁。

[2] 謝帕德，《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123頁。

[3] 謝帕德，《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215頁。

[4] 謝帕德，《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219頁。

[5] 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328頁。

[6] 劉小楓，《施特勞斯的路標》（北京：華夏出版社，2013年）。

[7] See Yoram Hazony, 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 pp. 290-295.

[8] Yoram Hazony, Conservatism: A Rediscovery, p. 302.

[9] 凱瑟琳·科紮特、邁克爾·科紮特，《施特勞斯的真相：政治哲學與美國民主》，83頁。

[10] 謝帕德，《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125頁。

[11] 謝帕德，《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124頁。

[12] See Michael Pillsbury,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2016).

[13] 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319頁。

[14] 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290頁。

[15] 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292頁。

[16] 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309頁。

[17] 施特勞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的重生》，120頁。

[18] 英文重要著作有：On Tyran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hilosophy and Law: Contributing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Maimonides and His Predecessors, trans.,  Eve Adle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Spinoza’s Critique of Relig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Ed. Kenneth Hart Gree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City and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Liberalism Ancient and Moder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9] 謝帕德，《施特勞斯與流亡政治學》，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