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西與啟蒙救亡

古今中西與啟蒙救亡

——選自王誌勇《福音、國度與文化：三化異象與基督徒侍奉的天國戰略》

具體而言，“古今中西”問題無非就是對於上帝和我們自身的認識問題。不認識上帝，不認識自我，僅僅圍繞時間和地點問題爭來爭去，不管是主張“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還是主張“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都不過是極其狹隘與膚淺的體現。加爾文在1536年首先強調：“基督教所有教訓幾乎都涵蓋在這兩大部分之中：關於上帝的知識和關於我們自身的知識。”[1] 沒有真知識，我們就會生活在各種形式的虛假和謊言之中。

中國大陸學人丁耘談及古今中西問題時強調：“中國現代思想，每當社會麵臨巨大轉變、曆史在岔路口忽感迷失之際，必興起新一輪的古今中西之辯。”^[2] 王文鋒牧師也明確強調，百年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思維意識和關切要點上，始終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和社會如何麵對中西和古今”。[3] 在中國大陸目前思想界，自由主義更多關切的是中國如何汲取西方現代文明中自由民主這一核心理念，從而促進中國社會能夠融入全球化的更具有普世價值的政治秩序；新左派則在斯大林、毛澤東式的共產主義實踐破滅之後，試圖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武器，重建本土在意識形態上已經喪失合法性的秩序；大陸新儒家則試圖在已經支離破碎、喪魂失魄的傳統文化形態下，通過義理與實踐的修複，重建儒家的道統秩序，從而填補共產主義實踐崩潰之後的秩序空間。[4] 所有這些爭議最終都聚焦在文化與價值的問題上，最終也必然是真理與道路之爭。

針對二十世紀90年代中國大陸發生的這些洶湧澎湃的思潮之爭，湯一介總結說：“至90年代末發生在中國的‘自由主義’派和‘新左派’之間的爭論，至今仍在繼續之中，但旁觀者一般都認為仍然圍繞著如何從‘傳統走向現代’，不能不看到這還是與‘中西古今’之爭有關。近百年來，在我們一直存在的‘中西古今’之爭，實際上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和‘本位文化’之爭。”[5] 毫無疑問，對於基督徒而言，要在中國社會和文化目前麵臨的大轉型過程中發揮光與鹽的作用，“古今中西” 問題仍是我們必須麵對的大問題！這也是本書致力於回答的問題，我們最終的答案就是：耶穌基督就是破解古今中西謎題的鑰匙，因為他不僅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耶和華上帝，也是那“誠實作見證的、從死裏首先複活、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啟1:4-5）。正如巴文克所強調的那樣：基督“是恩典之約的終極內容。在他裏麵，上帝一切的應許都是‘是的’。他滿有恩典和真理，是純粹的恩典；他不是新的賜律者，也沒有帶來新的律法，而是帶來以馬內利：上帝與我們同在。在基督裏，耶和華完全顯明出來，也完全賜給了我們。”[6]因此，終極而言，麵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大挑戰、大變局、大轉型，我們所提倡的並不是任何觀念和理論，而是主耶穌基督本身。 

當然，我們也會竭盡全力按照耶穌基督的教訓闡明人人都需要的救贖與重建之道。因此，在回答“古今中西”這些根本性問題時，我們明確地把以17世紀英國清教徒神學為代表的基督教正統神學與當今歐美保守主義政治哲學聯係在一起，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下處境，把個人性的安身立命與公共性的國家與文明建構聯係起來，從而完成“啟蒙與救亡”的雙重奏，即心靈秩序與公共秩序的雙重轉型。“啟蒙”所強調的乃是個人心靈的覺醒，“救亡”所麵對的乃是國家與社會的危局。基督教內部的基要派忙於拯救靈魂，卻常常忽略了社會的需求；基督教內部自由派往往注重社會的需求，提倡文化的轉化和重建，卻忽略了個人靈魂的救贖。

聖經中所啟示的乃是個人啟蒙與社會救亡的平衡之道，上帝給我們的根本性的賜福就是：“他使我的靈魂蘇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詩23:3）。這種“靈魂蘇醒”是指在上帝的光照下，我們能夠真正認識上帝、自己和世界，不再被蒙蔽，這是聖經中所啟示的福音所指向在耶穌基督裏的救贖；同時，上帝也賜給我們“義路”，就是公義的道路，這是上帝在其律法中向我們顯明的榮主益人、建立文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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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爾文，《敬虔生活原理》，王誌勇譯（北京：三聯，2012年），2頁。

[2] 丁耘，《儒家與啟蒙：哲學會通視野下的當前中國思想》（北京：三聯，2020年），2頁。

[3] 王文鋒，《從“萬國公報”到“牛津共識”——基督教與近代雨來的中國社會思潮》（香港：方舟機構有限公司，2017年），515頁。

[4] 參考馬立誠，《當地中國八種社會思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

[5] 湯一介，《走出“中西古今”之爭，融會‘中西古今“之學》，見《學術月刊》，2004年7期。

[6] Herman Bavinck, “Common Grace,” trans. Raymong C. van Leeuwen, Calvin Theological Journal 24 (1089), p.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