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大丈夫與愛國情懷
--美國國殤日與1989年中國大陸六四國殤反思
王誌勇 牧師
目錄
一、基督徒大丈夫
二、基督徒政治觀
三、基督教與政治
四、政教分離原則
五、基督教愛國主義
六、教會講壇與政治
七、美國國殤日與美國精神
八、中國大陸六四與中國未來出路
背誦經文
拒絕遺忘,紀念六四;悔改和解,走向未來。
基督徒大丈夫與愛國情懷
--美國國殤日與1989年中國大陸六四國殤反思
王誌勇 牧師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9:1-3)。
沃格曼在其《基督徒政治學》一書的序言中強調說:“人們的宗教性是不可治愈的;他們的政治性也是不可避免的。”(People are incurably religious; they are also unavoidably political)。[1] 加爾文強調人生來就是具有宗教心、道德心和政治心。[2] 因此,排除政治的神學必然是違背人性,背離真道的神學;同時,缺乏神學思考的政治也必然會蛻變為思想膚淺、立場混亂的政治。
可悲的是,宗教有時會被某些別有用心的政治家利用;但是,沒有任何利用價值的宗教是更加可悲的!而不能利用世上的一切來榮耀上帝的宗教則是怯懦、無用的偽宗教,是麻醉人民的心靈的鴉片,是來自魔鬼的假冒偽劣的毒品!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共產主義已經在全世界土崩瓦解,伊斯蘭教隻能以各種形式的恐怖主義來發出自己的聲音,佛教、道教、儒教等東方古老宗教在今日現代化的洪流中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無法為經濟的發展、政治的自由化提供指南。基督教以前所未有的雄健姿態在現代社會瞬息萬變的複雜局勢中發揮著中流砥柱的作用。
基督徒弟兄如何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發揮先知、祭司與君王的職分,乃是基督徒弟兄公共見證的主要部分,也是基督教在公共領域中發揮光與鹽的作用的關鍵(太5:13-16)。自從人類始祖墮落以來,犯罪所給人帶來的一大現象之一就是陰盛陽衰--弟兄不願意承擔自己在家庭、教會和社會中的帶領人的職分(創3:12;士4:8)。本文根據聖經啟示和清教徒傳統闡明基督徒弟兄的社會責任,尤其是圍繞真正的愛國主義闡明合乎聖經的基督徒政治觀,鼓勵基督徒弟兄勇於承擔,當仁不讓,努力在個人領域中攻克己身,在公共領域中作光作鹽。
一、基督徒大丈夫
基督徒有真有假,真正的基督徒也有軟弱和堅強之分。如果我們真的是基督徒,如果我們是真的按照上帝的聖言去行,即使我們仍然是一小群,也能夠像當初的保羅一樣震動這個罪惡的世界。“找不著他們,就把耶孫和幾個弟兄拉到地方官那裏,喊叫說:那攪亂天下的也到這裏來了”(徒17:6)。此處的“攪亂天下”在英文欽定本中就是turned the world upside down。一位研究清教徒曆史的著名學者就曾經以此撰述:《攪亂天下:英國革命時期的激進觀點》。[3]
問題是目前的基督教、目前的基督徒還有自己的觀點嗎?美國惠頓大學基督教思想教授諾勒曾經感歎:“福音派思想的醜聞就是沒有什麽福音派思想”(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is that there is not much of an evangelical mind)。[4] 高登-康威爾神學院曆史和係統神學教授外勒斯先生發表其三部曲:1)《真理無處容身—福音派神學到底發生了什麽?》;2)《處於荒原中的上帝—真理在一個逐漸喪失夢想的世界中的處境》;3)《美德的喪失—為什麽教會必須恢複其道德的異象》。[5] 思想上的貧乏和冷漠所導致的就是信仰上的膚淺、行動上的軟弱。基督教在西方文化爭戰的領域中,已經越來越喪失了自己在真理上的見證,更不用說為這個思想混亂、道德滑坡的世界指明方向了。
孔子強調:“君子謀道不謀食。耕者,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6] 基督徒大丈夫首先要在真理上作大丈夫,懇切地學習真理,勇敢地為真理作見證。“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這是耶穌基督給門徒的兩大應許,也是基督徒的兩大特權。熊十力先生稱“欲救中國,必先救中國學術。”基督徒要明白自己所信的是誰,要知道自己當怎樣行,才能與蒙召的恩相稱,也必須先從認真地研究聖經開始。
1、真正的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就是被聖父上帝揀選、被聖子上帝救贖、被聖靈上帝重生和更新的人(弗1:3-14;約3:1-15)。其特征就是:敬畏上帝,信靠基督,遵行誡命,愛主愛人(箴9:10;傳12:13-14;太5:17-20;加3:26-28;約壹5:1-4)。
真正的基督徒甚至不以個人的得救為念。當以色列人因為拜金牛犢而麵對上帝可怕的審判的時候,摩西曾經在上帝麵前如此祈禱,說:“唉!這百姓犯了大罪,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們的罪,……不然,求你從你所寫的冊上塗抹我的名”(出32:31);保羅也曾經如此直抒胸臆:“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 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9:1-3)。
2、真正的大丈夫
孔子“君子”人格:1)仁者“愛人”--內心自覺自發的“仁”的道德境界—“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7] 2)“克己複禮”--遵循外在的“禮”的道德規範--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8] 3)“忠孝雙全”--要有基本的道德情感“忠孝”意識—“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9]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10]4)具備完美的“信義智勇”的道德情操。“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11] “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12]孔子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13]
孟子“大丈夫”品格:1)大丈夫的追求—舍我其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14] 2)大丈夫的定義—以道為念:“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15] 3)大丈夫的氣概—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謙於心,則餒也。”[16] 4)大丈夫的節操—舍生取義:“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17] 5)大丈夫的曆練—九死不悔:“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裏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18]
聖經當然也提倡這種君子或大丈夫性格。吳經熊先生在翻譯《詩篇》的時候,就把“敬畏上帝的人”翻譯為“君子”,他把第一篇翻譯為“君子與小人”:
長樂唯君子,為善百祥集。不偕無道行,恥與群小立。
譬如溪畔樹,及時結嘉實。歲寒葉不枯,條鬯永無極。
哀哉不肖徒!與斯天淵別。悠悠逐風轉,飄飄如糠屑。
天心所不容,群賢所棄絕。 我主識善人,無道終淪滅。[19]
耶穌基督的門徒就是真正的“大丈夫”。“大丈夫”這個詞在中文合和本聖經中出現在七節經文中:1)非利士人鼓勵自己與以色列人爭戰:“非利士人哪,你們要剛強,要作大丈夫,免得作希伯來人的奴仆,如同他們作你們的奴仆一樣。你們要作大丈夫,與他們爭戰”(撒上4:9);2)大衛哀悼勇士押尼珥:“王對臣仆說:你們豈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個作元帥的大丈夫嗎?”(撒下3:38);3)約押鼓勵以色列軍兵爭戰:“我們都當剛強,為本國的民和上帝的城邑作大丈夫。願耶和華憑他的意旨而行!”( 撒下10:12;代上19:13);4) 大衛在死前激勵兒子所羅門:“我現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當剛強,作大丈夫”(王上2:2);5)上帝藉著先知以賽亞激勵以色列人:“你們當想念這事,自己作大丈夫。悖逆的人哪,要心裏思想”(賽46:8);6)保羅激勵在哥林多的信徒:“你們務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穩,要作大丈夫,要剛強”(林前16:13)。這幾節經文幾乎都和爭戰有關係。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一生一世都要與世界、撒但和我們自身殘餘的敗壞爭戰,我們必須靠著主的恩典,剛強壯膽,作耶穌基督的精兵,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羅7;林後10:3-5;加5:13-26;弗6:10-20)。
基督教本身就是聖徒與英雄的宗教。《希伯來書》11章所列舉的信心的偉人都是大丈夫式的人。二十世紀得蒙上帝重用的中國傳道人倪柝聲弟兄:“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十八世紀前往印度宣教的英國宣教士威廉·凱利:“為主想大事,為主作大事。”美國著名作家、牧師布魯克(Phillips Brooks, 1835-1893)強調:“不要祈求輕鬆的生活。當祈求成為男子漢大丈夫(stronger men)!不要祈求與你的能力相符的使命,當祈求與你的使命相符的能力。”[20]
保羅的大丈夫觀:1)卑微與偉大: “基督耶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個罪魁。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提前1:15-16);“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並且他所賜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眾使徒格外勞苦;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與我同在”(林前15:10);“至於那些有名望的,不論他是何等人,都與我無幹。上帝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並沒有加增我什麽”(加2:6)。2)異象與使命:“亞基帕王啊,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26:19);3)委身與受苦:“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隻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他們是基督的仆人嗎?(我說句狂話,)我更是。我比他們多受勞苦,多下監牢,受鞭打是過重的,冒死是屢次有的。被猶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被石頭打了一次,遇著船壞三次,一晝一夜在深海裏。又屢次行遠路,遭江河的危險、盜賊的危險,同族的危險、外邦人的危險、城裏的危險、曠野的危險、海中的危險、假弟兄的危險。受勞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饑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體。除了這外麵的事,還有為眾教會掛心的事,天天壓在我身上。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跌倒,我不焦急呢?”(林後11:23-29);4)賞賜與安慰:“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提後4:6-8)。
每個基督徒都應當靠著上帝的恩典,在自己的一生中經曆真正的基督徒人生的偉大:
1)認識偉大的上帝――認識那創造天地,使無變有,使死人複活的上帝。“認識你獨一的真上帝,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約17:3);“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誇口,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誇口的卻因他有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和平和公義,以此誇口。這是耶和華說的”(耶9:23-24)。
2)認識偉大的形象――認識上帝造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每個人生來都是天才;每個人都是天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們在基督裏更是天之驕子,我們身上因著原罪和本罪而受到扭曲的上帝的形象得以更新,越來越能在基督裏活出上帝的形象(創1:26-28;詩8:5-8;弗4:24;西3:10;彼前2:9)。
3)得著偉大的異象――上帝創造我們,保守我們,救贖我們,必然也要使用我們;形象不是擺設,乃是為了異象;生命不是虛設,乃是為了使命。生命是我們使命的根基,使命是我們生命的方向。“沒有異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29:18);“你們是世上的光,你們是世上的鹽,你們是山上的城,你們是燈台上的燈”(太5:13-16); “亞基帕王啊,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徒26:19)。
4)培養偉大的品格――用上帝的話語更新自己的心思意念,靠聖靈所賜給的大能大力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思想上的美德、靈命上的美德、社會上的美德。“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羅8:28-29);“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製。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欲,同釘在十字架上了”(加5:22-24);“上帝的神能已將一切關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賜給我們,皆因我們認識那用自己榮耀和美德召我們的主。因此他已將又寶貴又極大的應許賜給我們,叫我們既脫離世上從情欲來的敗壞,就得與 神的性情有分。正因這緣故,你們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有了知識,又要加上節製。有了節製,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閑懶不結果子了。人若沒有這幾樣,就是眼瞎,隻看見近處的,忘了他舊日的罪已經得了潔淨。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這樣,必叫你們豐豐富富地,得以進入我們主救主耶穌基督永遠的國”(彼後1:3-11)。
5)投入偉大的爭戰――在世界性的文化爭戰中,在自己蒙召的崗位上,積極工作,追求卓越,為真道作美好的見證。“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麵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來12:1-4)。
6)成就偉大的事業――不管別人如何評價,我們在這個世界上作上帝衷心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從現在作起,從自己作起,必然成就一番偉業;“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隻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上帝恩惠的福音”(徒20:24)。
7)得著偉大的滿足――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的品格,也不是以我們的工作,惟獨倚靠上帝藉著基督所賜給我們的豐盛的恩典,在上帝麵前得著滿足的喜樂,在基督裏得勝有餘,福杯漫溢(詩23;哈3:17-19;羅8:31-39)。[21]
二、基督徒政治觀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政治觀。基督徒政治觀就是根據聖經整全的啟示建構自己的政治觀。基督教本身就具有公共性,這種公共性是特指基督教作為獨特的世界觀在政治、律法等社會公共領域中的作用。[22] 這就是說,基督教本身所關注的不僅僅是拯救個人的靈魂,也包括對社會公共生活的影響。實際上,根據耶穌基督的教訓,是否是他的門徒,真正的檢驗就是在社會公共領域中有沒有發揮“地上的鹽”、“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燈台上的燈”的作用(太5:13-16)。
二十世紀中國教會中盛行的以“挽救國運,重建國家”為主題的本色神學和處境神學固然具有利用基督教的嫌疑和危險,[23] 而戴德生、倪柝聲、王明道為代表的基要派、敬虔派對文化和社會的輕看和漠視,也使得中國傳道人甚至不具備起碼的政治常識,正如趙天恩牧師所總結的那樣,“他們多數對政治,就是中共的統戰鬥爭理論一無所知,使他們很容易跌入陷阱。”[24] 既然牧羊人這樣容易跌入陷阱,又怎能保護和帶領羊群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因此,改革宗神學在政治觀上一般都是采取“積極的行動主義的立場”(civic activism)。[25] 約拿單·愛德華茲強調:基督徒公民應當“全麵地有責任感地參與公共事務,目的就在於提高公共生活的品質。”[26] 鍾馬田博士甚至警告說:“非常明確,基督徒缺乏對政治和社會的關懷必定會使人疏遠福音和教會。”[27]
1、政治的定義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雅各(John James, 1735-1826)認為這是“一門神聖的科學”(A divine science)。 [28] 因此,對於基督徒而言,政治不是肮髒的交易,而是上帝的子民在這個世界上作為上帝百般恩賜的好管家義不容辭、當仁不讓的責任。
英文的政治politics來自希臘文polis,這個詞是“城市”、“城邦”的意思。因此,“政治”原本的意思就是城市中市民之間的交流。亞裏士多德認為,人是“政治性的動物”,這並不是說人生來就想爭權奪勢,而是說我們人性的本質就在於我們與群體中的其他人之間要有理性的交流。因此,“政治就是城市,也就是社會群體,根據公眾的益處而調整自己的生活。”在現代話語中,“政治”這個詞更加強調的是權力之爭。這種權力之爭不僅僅局限在國家生活中,也包括其他領域,比如church politics, corporate politics, union politics, school politics。有時候這種鬥爭主要是思想上或感情上的,目的就在於說服別人。有時候這種鬥爭涉及暴力,更多的時候則是見不到明顯的暴力。[29]
鍾馬田強調,政治是“妥協的藝術”(the art of the possible)。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深深地曉得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政治都是不完全的:“基督徒必須作為公民而行動,在政治和其他事務中盡職盡責,目的就在於得到可能得到的最好的條件。但是,我們始終必須牢記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因此,基督徒一開始就必須牢記他隻能得到有可能得到的。因為他是基督徒,他必須竭力爭取最好的能夠得到的東西,同時又要滿足於得到並不是完全合乎基督徒的原則的東西”(The Christian must remember as he begins that he can only get the possible. because he is a Christian he must work for the best possible and be content with that which is less than fully Christian)。[30]
2、仆人政治觀
與當今世界上盛行的以爭權奪利為特色的“政治”相比,聖經上提倡以“非於役人,乃役於人”( Not to be served but to serve)為特征的仆人政治觀(可10:45)。
1)無用的仆人:“這樣,你們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隻當說:我們是無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們應分做的”(路17:10)。
2)忠心的仆人:“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太25:23)。
3)眾人的仆人:“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做眾人的仆人”(可10:44);“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作了眾人的仆人,為要多得人”(林前9:19)。
4)有見識的仆人: “誰是忠心有見識的仆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太24:45)。
三、基督教與政治
任何宗教都與政治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基督教作為上帝所啟示的真宗教更是如此。改革宗神學作為一種全方位地回歸聖經、榮耀上帝的運動,更是清楚地闡釋了宗教與政治的關係。改革宗神學的強項之一就是強調上帝的主權,這一教義為現代政治所提倡的“有限政府”提供了真理上的依據;改革宗神學強調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的規範性作用,也為現代法治政府奠定了理論根基;改革宗神學所闡明的聖約論,直接導致了瑞士、荷蘭、英國和美國現代意義上的代議製憲政共和體製的確立。[31]
威瑟普恩(John Witherspoon, 1723-1794),《獨立宣言》簽署者,大陸議會成員,牧師,教育家,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強調說:“隻有在敬畏上帝,具有內在原則的人身上,我們才能期望看到不受腐敗的愛國者、有用的公民和不可戰勝的戰士。在美國,真正的敬虔和公共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不義之人試圖推翻其中的一項,最終必然傾覆另外一項。唯願上帝施恩,使人最終同時支持、鞏固真正的敬虔和公共的自由。”[32] “誰最真誠、積極地促進那真正的毫無玷汙的敬虔,誰最堅定地消除各種褻瀆上帝、敗壞道德之事,誰就是美國自由最好的朋友。同時,那些發誓抵擋上帝的人,我也毫不猶豫地稱他為他的國家的敵人。”[33]
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強調:“在導致政治昌盛的各種意向和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那種想竭力破壞人類幸福的偉大支柱──人類與公民職責的最堅強支柱──的人,卻妄想別人讚他愛國,必然是枉費心機。純粹的政治家應當同虔誠的人一樣,尊重並珍惜宗教和道德。它們與個人的和公眾的幸福之間的關係,即便寫一本書也 說不完。我們隻須簡單地問一句,如果宗教責任感不存在於法院藉以調查事件的誓言中,那麽哪裏談得上財產、名譽和生命的安全呢?我們還應當告誡自己不要耽於幻想,以為道德可以不靠宗教維持。盡管高尚的教育對於特殊結構的心靈可能有所影響,但根據理智和經驗,不容許我們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國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說道德是一個民意所歸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動力,這話實質上一點不錯。這條準則可或多或少地適用於每一種類型的自由政府。凡是自由政府的忠實朋友,對於足以動搖它組織基礎的企圖,誰能熟視無睹呢?因此,大家應當把促進發展普及知識的機構作為一個重要的目標。政府組織給輿論以力量,輿論也應相應地表現得更有見地,這是很重要的。”[34]
約翰·雅各強調:“宗教和美德不僅是共和國和各種自由政府的根基,也是各種政府形式下、各種人類社會中社會幸福的根基。”[35] 耶魯大學校長德威特(Timothy Dwight, 1752-1817),著名改革宗神學家、牧師約拿單·愛德華茲的孫子,強調:“宗教和自由乃是整個政治不可或缺的兩大要素。缺乏任何一大要素,另外一大要素都會凋萎、死亡......沒有宗教,我們可能仍然享有自由,但這種自由是野人、狗熊和豺狼的自由,絕不是新英格蘭的自由。如果我們的宗教消亡,我們的國家和社會也會同歸於盡。”[36]
英國著名保守主義政治家Edmund Burke (1729-1797)在談及美國十三個殖民地的時候對英國議會說:“宗教始終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在這個嶄新的人民身上,宗教是從不衰竭的;他們對其宗教的認信也是導致他們的自由精神的主要原因之一。這群人民是抗羅宗基督徒;他們最反感的就是思想上的屈從。這種確信不僅使得他們酷愛自由,並且也在這種確信上建立他們的自由。所有抗羅宗基督教,不管是極其冷淡的、極其消極的,都是一種持不同政見者。當然,在我們北美殖民地最盛行的宗教最講究的就是抵擋暴政這一原則;它是持不同政見者中的不同政見,是抗羅宗中的抗羅宗。”[37]
伯克對自由的分析堪稱經典:“假如沒有智慧和美德,自由是什麽呢?這樣的自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惡;因為這樣的自由就是愚頑、罪惡和瘋狂,沒有任何限製。人在多大程度上喜歡以道德的鎖鏈來約束自己的欲望,就在多大程度上有資格享受公共的自由......除非對人的意誌和欲望在某處加以一定的控製,社會就無法存在;內在的控製力越少,外在的控製力就越大。永恒的法則就是:心靈缺乏節製的人是無法自由的。他們的邪情私欲就是他們的鎖鏈。”[38]
三、政教分離原則
二十世紀最猖獗的專製政權就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和毛澤東的紅色中國。他們一致強調“教會與國家的分離”。施鮑洛分析說:“他們真正的意思就是國家與上帝的分離。他們的觀念就是國民政府不可處於上帝之下,必須獨立於上帝之外,擁有自己自法性的權威(autonomous authority)。”[39]
1791年12月15日批準生效的美國憲法第一條修正案規定:“國會不得製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訴冤請願的權利。”施鮑洛分析說:“第一修正案所表達的觀念並不是說我們的國家獨立於上帝之外,更不是說我們的國家建立在無神論的基礎上。實際上,我們的國家在其本源上是自覺地建立在有神論的基礎上的。但是,第一修正案所拒絕的就是給與任何特定的有神論群體在法律上的特惠地位。” [40]
美國憲法第一個修正案所規定的分離乃是教會作為一個組織與國家作為一個組織的分離;國家不能把某個特定的教會或宗派作為在稅收上特別支持的對象。[41] 因此,政教分離原則絕不是指“宗教和國家的分離”(separ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state),而是指“教會與國家的分離”(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42] 更重要的是政教分離絕不是“上帝與國家的分離”(separation between God and state)、“基督教與國家的分離”(separation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tate )、“道德與國家的分離”(separation between morality and state)、“聖經與國家的分離”(separation between Bible and state)![43]
因此,合乎聖經與合乎曆史的“政教分離”乃是指教會與國家“在功能上的分離”(a functional separation)。[44]
五、基督教愛國主義
何謂真正的基督教愛國主義?1949年之後大陸共產黨政權轄製教會,為教會提出了“愛國愛教”的口號,發動所謂的“三自愛國運動”,欺騙世界輿論。[45] 但是,這種所謂的“愛國”,正如丁光訓所闡述的那樣,“在我們,愛國不僅是愛一個抽象的曆史古國,愛國首先是熱愛新中國。”[46] 這種“愛國”乃是赤裸裸的政治上的奴顏婢膝:“千條萬條,黨的領導第一條。有了黨的領導就沒有辦不好的事情;離了黨的領導,就必一事無成。”[47]
1、基督徒的愛國首先是求上帝的國度
耶穌基督強調:“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太6:33)。此處的“國”是指上帝的國度。因此,我們基督徒追求和效忠的第一對象並不是民族性、地域性、曆史性的國家。
1778年,華盛頓在簽發給部隊的命令中強調說:“我們正在熱心地履行我們作為好公民和士兵當盡的責任。但是,我們不應忽略在敬虔方麵更崇高的責任。我們固然欣賞與眾不同的愛國者特質,但是,我們最大的榮耀就是讚美那更與眾不同的基督徒特質(the more distinguished character of Christian)。”[48]
2、基督徒的愛國乃是按照基督的教訓參與國家管理
美國第22任和24任總統Stephen Grover Cleveland (1837-1908)宣布:“一個公民如果是基督教紳士,就會是更好的生意人。當然,如果根據基督教原則作生意,生意肯定會更興盛......所有人都必須承認,接受基督的教訓所導致的就是最純粹的愛國主義,對公眾的托付有著最一絲不苟的忠誠,所塑造的公民也是最優秀的公民。那些管理政府公共事務的人由此所得到的提醒就是:上帝的律法要求他們勇敢地忠於人民的利益,宇宙的大君王要求他們嚴格地從事管家的職責。這樣一來,人的律法和上帝的律法融合成一個詞,就是責任!不管是教會,還是國家,使它們結合在一起的特征就是在管理上都注重人的責任。”[49]
3、基督徒真正的愛國主義就是努力使國家成為基督教國家
馬太·亨瑞注釋《馬太福音》28章19節“使萬民作我的門徒”(μαθητεύσα τε πάντα τὰ ἔθνη)時指出,這段經文的意思就是“盡你自己最大的努力,使所有的國家都成為基督教國家”(do your utmost to make the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50]
Francis Scott Key (1779-1843) ,美國律師和詩人,美國國歌《星條旗永不落》(The Star Spangled Banner)的作者,“那些感到自己是在侍奉上帝,在自己所行的一切事上尊崇上帝的愛國者,有全能上帝所賜給他們的引領的應許。哪怕是在他們個人極大的黑暗中,他們也會在上帝的聖言中發現‘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因此,他所尋求的是要在世人麵前使他的國家成為基督教國家,並且使這個國家的國格確實與基督教國家的名字相稱。”[51]
六、教會講壇與政治
清教徒毫不猶豫地傳講支持美國獨立的“愛國講道”(patriotic sermon)。波士頓著名公理會牧師約拿單·馬太(Jonathan Mayhew, 1720-1766)在講壇上大聲疾呼:“君王受其誓約的約束,不得侵犯人民的法定權利,人民也有責任順服君王。因此,一旦君王把自己置於法律之上,他就喪失了君王的資格,而成為暴君。他如此行,就是自己有意地剝奪了自己君王的資格。”[52]
為什麽在教會講壇上也可以傳講政治方麵的信息?馬太在講道中解釋說:“有若幹人認為在教會講壇上傳講這樣的主題並不合適,他們認為這是傳講政治,而不是傳講基督。要消除這種偏見,我請求大家牢記:‘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提後3:16)。既然如此,為什麽聖經中那些關乎國家的部分就不能考察、解釋呢?”[53]
其實,在講壇上闡明上帝對政治的旨意,一直是改革宗神學的傳統。加爾文當初在日內瓦牧會的時候,每當選舉日來臨,他就在聖皮埃爾大教堂講一篇道,“闡述公民有責任選舉敬虔之人,當選者則必須以上帝的律法為標準,為上帝而領導百姓。”[54]
七、美國國殤日與美國精神
每年5月份最後一個星期一是美國國殤日(Memorial Day),又稱陣亡將士紀念日,一開始為紀念在南北戰爭中陣亡的將士設立的。一九六八年,美國國會正式將“國殤日”定為聯邦節日,並將原來紀念南北戰爭陣亡將士,改為紀念在任何戰爭中為國家捐軀 的將士,現在美國五十州已全部接受這個節日。 美國總統林肯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發表的紀念陣亡將士的演講,反映了真正的美國精神,也奠定了美國國殤日的基調:“我們應該在此獻身於我們麵前所留存的偉大工作--由於他們的光榮犧 牲,我們要更堅定地致力於他們曾作最後全部貢獻的那個事業--我們在此立誌宣誓,不能讓他們白白死去--要使這個國家在上帝的庇佑之下,得到新生的自由 --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致從地球上消失。”[55]
1、山上之城
當初朝聖者和清教徒來到美國這片土地的時候,具有非常清楚的自覺的夢想:“我們必須思考的就是:我們應當成為山上之城(a City upon a Hill),所有人的眼睛都在注視著我們。”[56]
2、聖約之國
“聯邦主義”本來就是“聖約論”(Federalism)。[57]
1620年清教徒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就是基督徒在聖約觀下自由締結公共盟約(Civil Covenant),從而開創一個公民政體的典範。正是按照《五月花號公約》所構建的的公約範式,清教徒在北美殖民地建立了美利堅聯邦共和國。“以上帝的名義,阿門。 我們,下麵的簽名人,作為偉大的詹姆斯一世的忠順臣民,為了給上帝增光,發揚基督教的信仰和我們祖國和君主的榮譽,特著手在弗吉尼亞北部這片新開拓的海岸建立第一個殖民地。我們在上帝的麵前,彼此以莊嚴的麵貌出現,現約定將我們全體組成公民政體,以使我們能更好地生存下來並在我們之間創造良好的秩序。為了殖民地的公眾利益,我們將根據這項契約頒布我們應當忠實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並視需要而任命我們應當服從的行政官員。”[58]
3、法治自由
對於基督徒而言,真正的自由並不是無法無天、隨心所欲的自由,而是上帝的律法之下的自由。Katherine Lee Bates(1859-1929)是美國教育家和詩人,她所撰寫的著名的愛國歌曲就是《美哉美國》(America the Beautiful),這是美國國慶節必唱的歌曲:
O beautiful for pilgrim feet
Whose stern impassioned stress
A thoroughfare of freedom beat
Across the wilderness!
God mend thine every flaw,
Confirm thy soul in self-control,
Thy liberty in law! [59]
美哉福地先民足跡,堅忍激勵不移,
一心建立自由樂土,遠及曠野無際!
美哉美國,福哉大地,上帝匡正扶佑,
堅定你靈助人律己,享受法製自由!
4、感恩悔改
始終感謝上帝的恩典,所以美國有感恩節。始終向上帝認罪悔改,所以美國在麵對國家大事的時候總是有國家性的禱告日。
八、中國大陸六四與中國未來出路
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反貪汙、反腐敗、爭自由的愛國運動,卻被共產黨以赤裸裸的暴力鎮壓。如今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二年,這一在中國曆史上的重大事件,仍然沒有得到正視。我們必須拒絕遺忘,紀念六四;悔改和解,走向未來。正如《華人基督徒關於六四20周年的宣告》所闡明的那樣:“這是一場由中共少數當權者動用軍隊,對和平請願民眾的屠殺;這場殺戮將專製製度的殘暴 和虛偽,以及人心最深處的罪孽和黑暗,赤裸裸地呈現在上帝和世人麵前。但是,時至今日,這一慘案的真相仍被政府刻意隱瞞著,許多受害人依舊處於被逼迫的困境中。而中國人二十年來持續地活在一個由強權維係的謊言之下,以至於在年輕人的心中,這一曆史已經被扭曲、甚至完全忘卻。”
1、中國教會當珍惜清教徒傳統
國家的悔改先從社會做起;社會的悔改先從教會開始;教會的悔改先從牧長開始,牧長的悔改先從心意更新開始。正如餘傑弟兄所總結的那樣:“中國最大的悲劇便在於,或一心學習法俄,或拚命效法德日,偏偏就是與英語國家偉大的清教徒傳統和新教倫理擦肩而過。而正是清教徒的信仰與文化,締結出了五百年來真正的]穩定的個人自由與大國崛起。……我們認為,與清教徒的信仰與價值擦肩而過,乃是中國近代化‘屢戰屢敗’的關鍵原因。”[60]
2、中國教會當繼承教會政治神學之傳統
基督教在中國有蛻變為“隻追求醫病趕鬼、內心平安等原始宗教經驗,缺乏對教義的內容、信仰的文化及社會意義的關懷” 的民間宗教的傾向。[61] 陳佐人牧師追問:“我作為一位基督教神學學者,特別需要再次回應一點普遍之提問:究竟宗教與政治有何關?特別是曆史性之基督教與國族政治之淵源。中國人之宗教觀深受一般民間宗教之影響,根深蒂固地視宗教為他世之追尋,與此世之有功利性質邊際關係。”[62] 實際上,“基督教信仰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不是一種外部之延伸,反而是一中內在之關聯。可惜的是現代傳統教會基於各種因素而持守一種避世心態,將一切有關社會與政治之事均排拒於教會門外,此種分割的世界觀忘記了基督吩咐我們在世為光為鹽之使命,更將政治關懷看作是神學家之‘業餘活動’,由此而未能真正鑒賞二千年來教會曆史中政治神學之豐富傳統。”[63]
3、中國教會當帶領中國走向悔改與和解之路
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教會應當興起發光,通過講道、禱告和善行,帶領中國真正走向悔改與和解之路。正如寇爾森所強調的那樣:“教會的責任就是要在這個世界上活出上帝的國度的價值來。”[64] 餘傑弟兄強調:“中國已經有了數千萬基督徒和數十萬教會及團契。我們不能躲藏起來偷偷摸摸地持守信仰,不能滿足於充當禮拜天的基督徒,更不能對那些饑渴的、呻吟的、苦痛的同胞視而不見。既然受中有多餘的餅,就應當分給那些饑餓的人。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隱秘的信仰,不是‘大隱隱於市’的秘密社團;教會不是俱樂部,不是一種自娛自樂、自我安慰的沙龍。沒有同情心和良知,信仰者的生命便會逐漸枯萎;沒有愛心和靈性的複興,便沒有中國教會真正的複興。”[65]
正如眾多基督徒牧者和基督徒所簽署的在《悔改與和解:目前中國社會的唯一的出路》一文中所宣告的那樣:
作爲基督徒,我們深信:悔改與和解是目前中國社會的唯一出路!“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聖經•馬太福音》4章17節)。目前中國社會在經濟上有巨大的進展;在法治建設和人權保障上,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無法無天的現象相比,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在一黨專政、道德頽廢、民族矛盾、城鄉差異等問題上,長期舉足不前,其癥結之一就是政治改革的極端滯後。要突破目前的困局,個人和群體都當爲自己的犯罪而真棧詬模瑤漲覍で笤諢詬牡幕?A上達成個人、群體之間的 和解與共融,消除暴力、內戰、分裂的內在毒根和外在土壤,擺脫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我們深信,上帝造人是按照祂自己的形象 創造的,每個人都具有來自上帝的不可剝奪的自由和尊嚴;同時,上帝也把治理全地的權力賜給了每個人(創1:26-28)。家庭、教會和國 家都當根據個人的同意而自由結合,幷且以保障和促進個人的自由和幸福爲主要目的。因此,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依靠暴力和強權淩駕於其他人之上,假借“主 義”、“國家”、“民族”之名肆意踐踏個人的尊嚴和權利。二十一世紀必然是中國真正走向自由、民主、法治、共和的世紀,任何以暴力和謊言歪曲真理、強奸民 意、奴役他人、踐踏人權的個人和群體都會受到至高上帝公義的審判。
在列寧領導的蘇聯共產黨暴政時期,原俄羅斯已經和平遜位的尼古拉二世及皇後、子女等人被殘殺、活埋、屍體都受到淩辱。1998年7月18日,也就是遜帝及其他10人被殺的70周年之際,俄羅斯政府決定按照宗教儀式將其安葬於聖彼得堡的彼得保羅大教堂,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在安葬儀式上說:“多 年以來,我們一直隱瞞著這起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但是應該說出真相,葉卡特琳堡的這樁迫害案成了我國曆史上最恥辱的一頁。我們安葬遭到無辜槍殺的人,是為 了替我們的先人贖罪。固然,直接行凶者是罪人,幾十年裏為這樁血案辯護的人也是罪人。我們大家都是罪人。”[66]
我們都是吃狼奶長大的人,我們身上都流淌著該隱殺兄的鮮血(創4:1-16)。即使作為基督徒,我們也不是站在更高的道德地位上譴責別人,保羅強調說:“這卻怎麽樣呢?我們比他們強嗎?絕不是的!我們已經證明:猶太人和希臘人都在罪惡之下”(羅3:9)。因此,對於紀念六四而言,我們基督徒所主張的不是報複,而是悔改與和解。沒有真正的悔改,就沒有任何和解可言;沒有和解,我們隻能重複中國幾千年冤冤相報、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
在這中國大陸1989年六四國殤22周年的時候,筆者泣淚心禱:聖潔、公義、慈愛的主啊,求你在申中國無數靈魂流血之冤的時候,憐憫中國,賜福中國,光照中國。因為你若按著你聖潔、公義、良善的律法來究察我們的罪,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你麵前站立得住。在中國這長達五千年的專製曆史過程中,我們每個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加害人。求你賜給我們中國人悔改的心,求主破碎我們冷漠、自私、剛硬、愚頑的心,讓我們為自己抵擋上帝、否認上帝的大罪悔改;讓我們為歪曲、謬傳你的福音的大罪悔改;讓我們把我們的悔改扶助行動,用堅定不移的愛心和謙卑去感化那些仍然在黑暗中執迷不悟、繼續作惡的人,用愛人如己的心誌去幫助那些在人格尊嚴上被粗暴地踐踏的人,用己立立人的真情去教導那些愛慕真理和公義的人。願耶穌基督這公義的日頭在神州大地升起,驅散我們的黑暗,醫治我們的創傷,複興我們的靈魂。願那些在我們之後的中國人能夠得享真正的自由和法治,不再把年輕、寶貴的鮮血傾灑在坦克、機槍麵前。願中國能夠成為敬畏上帝,渴慕公義,尊重人權的大國。阿們!
背誦經文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箴14:34)。
“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33:12)。
“願上帝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詩67:1-3)。
“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麵,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鬥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5:13-16)。
[1] J. Philip Wogaman,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
[2] 王誌勇:“雅和博聖約世界觀四大種子,”《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經學院裏默想錄》書稿。
[3] Christopher Hill, 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Radical Ideas During the English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History, 1975).
[4]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p. 3.
[5] David F. Wells,
[6] 孔子:《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7] 孔子:《論語·八侑第三》。
[8] 孔子:《論語·顏淵第十二》。
[9] 孔子:《論語·八侑第三》。
[10] 孔子:《論語·裏仁第四》。
[11] 孔子:《論語·顏淵第十二》 。
[12] 孔子:《論語·裏仁第四》。
[13] 孔子:《論語·憲問》。
[14] 《孟子·公孫醜下》。
[15]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16] 《孟子·公孫醜上》。
[17] 《孟子·告子上》。
[18] 《孟子·告子下》。
[19] 吳經熊:《聖詠譯義》,1:1-6。
[20] Phillips Brooks. In his sermon, Going up to
[21] 選自王誌勇《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經學默想錄》,未出版稿。
[22] 參考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23]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98年),2頁。
[24]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福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59頁。
[25] Ray Penning, "Political Ministers of God," in Joel R. Beeke, Living for God's Glory: An Introduction to Calvinism (
[26] see Gerald R. McDermott, One Holy and Happy Society: The Public Theology of Jonathan Edwards (
[27] D. Martyn LIod-Jon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fter," in The Christian and the State in Revolution Times (London: The Westminster Conference, 1975), p. 106.
[28] John Adams. July 12, 1782, in a letter regarding politics, written from
[29] J. Philip Wogaman,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pp. 12-13.
[30] D. Martyn LIoyd-Jones,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After," in The Christian and the State in Revolutionary Times , p. 108.
[31] See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pp. 78-109.
[32] John Witherspoon, May 17, 1776, in his sermon entitled, "The Dominion of Providence over the passions of Men," see John Eidsmoe, Christianity and the Constitution-The Faith of Our Founding fathers (Grand rapids: Baker, 1993), p. 85.
[33] John Witherspoon, May 17, 1776, in his sermon entitled, "The Dominion of Providence over the passions of Men," see David Barton, Keys to Good government (Aledo, TX: Wall Building Press, 1994), p. 10.
[34] 中文譯文參看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45906,2011年6月2日查考。
[35] John Adams. August 28, 1811, to Dr. Benjamin Rush. Norman Cousins, In God We Trust-The Religious Beliefs and Ideas of American Founding Fathers (NY: Harper & Brothers, 1958), p. 101.
[36] Timothy Dwight. July 4th, 1798, as president of
[37] Edmund Burke. March 22, 1775, in an address to Parliament, entitled Second Speech on the Conciliation with
[38] Edmunds Burke. 1791, in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See Keith Fournier, In Defense of
[39] R. C. Sproul, Truths We Confess: A Layman's Guide to the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
[40] R. C. Sproul, Truths We Confess: A Layman's Guide to the
[41] R. C. Sproul, Truths We Confess: A Layman's Guide to the
[42] See J. Marcellus Kik, Church and State (New York, Thomas Nelson & Sons, 1963), p. 124.
[43]
[44]
[45] 參看鄧肇明:《滄桑與窘境:四十多年來的三字愛國運動》(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1997年);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國福音會,1997年)。
[46] 丁光訓,1980年,《景風》,第66期,1981年3月,1頁。
[47] 《天風》,第603期(12),1960年6月17日。
[48] George Washington, May 2, 1778, orders issued to his troops at valley forge. John Clement Fitzpatrick, ed., The writings of George Washington,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Sources 1749-1799, 39 vols.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1-1944), Vol. XI, p. 343.
[49] Stephen Grover
[50] Matthew Henry’s Commentary on the Whole Bible (Hendrickson Publisher, Inc.,2003), p. 1775.
[51] Francis Scott key. February 22, 1812, in An Oration before the Washington Society of Alexandria, see Catherine Millard, A Children's Companion Guide to America's History (Camp Hill, PA: Horizon House Publishers, 1993), p. 1.
[52] Jonathan Mayhew, 1771. See
[53] Jonathan Mayhew, 1749, to the Council and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see Dorothy Dimmick, Why Study the Election Sermons of Our Founding Generation? (San Francisco, CA: The American Christian Prompter, 1993)Vol. 4, No. 2, p. 3.
[54] 參考凡赫爾斯瑪:《加爾文傳》,王兆豐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6年),180頁。
[55] “It is for us the living, rather, to be dedicated here to the unfinished work which they who fought here have thus far so nobly advanced. It is rather for us to be here dedicated to the great task remaining before us -- that from these honored dead we take increased devotion to that cause for which 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 --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ied in vain -- that this nation, under God,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 and 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hal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
[56] Loren Baritz, City on A Hill: A History of Ideas and Myths in
[57] See Mark W. Karlberg, Covenant Theology in Reformed Perspective (
[58] http://baike.baidu.com/view/628311.htm, 2011年6月2日查考。THE MAYFLOWER COMPACT:In the name of God, Amen. We whose names are underwritten, the loyal subjects of our dread sovereign Lord, King James, by the grace of God,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king, defender of the faith, etc., having undertaken,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honor of our king and country, a voyage to plant the first colony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Virginia, do by these presents solemnly and mutually in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one of another, covenant and combine ourselves together into a civil body politic, for our better ordering and preservation and furtherance of the ends aforesaid; and by virtue hereof to enact, constitute, and frame such just and equal laws, ordinances, acts, constitutions, and offices, from time to time, as shall be thought most meet and convenient for the general good of the colony, unto which we promise all due submission and obedience.
[59] William J. Federer,
[60] 餘傑:《誰為神州理舊疆?》(台北:基文社,2010年),“以神為本”叢書總序,11頁。
[61] 梁家麟、邢福增:《困乏多情:中港教會評論集(一)》(香港:建道神學院,1997年),111頁。
[62] 陳佐人,“如雲采般的見證,”餘傑:《白晝將近—基督教信仰在中國》(香港:晨鍾書局,2008年),xvi。
[63] 陳佐人,“如雲采般的見證,”餘傑:《白晝將近—基督教信仰在中國》(香港:晨鍾書局,2008年),xvii。
[64] Charles Colson, God & Government: An Insider's View 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faith and Politics (
[65] 餘傑:《白晝將近》,6頁。
[66] 安德烈·鮑裏索維奇·祖波夫主編:《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541頁。轉引自李玉貞:“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羅斯史》,”《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