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王誌勇牧師訪談（下）

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王誌勇牧師訪談（下）

餘傑  

傷痕累累的服事生涯：從靈恩派轉向改革宗

餘傑：你最初參與的是一個靈恩派教會，你是如何發現靈恩派的一些弊端的？

王誌勇：我從一九九七年參與教會，至今已經有十四年的時間，有很多失敗的教訓。教會的牧者非常重要，沒有好的牧者，就會瞎子領瞎子，最後都掉進坑子裏。理想的教會牧者，應當是教牧式學者和學者式教牧。牧師首先是基督的門徒、聖經的學生、心靈的醫生，要同時兼具學者的素養和牧者的情懷。不是為學問而學問，而是為了更多地明白上帝、講解聖經，從聖經中引出活水的泉源，不斷接受上帝的話語的牧養和更新。教牧的事工必須是發自心靈，關乎心靈，造就心靈，是心靈的侍奉。

從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我在一個靈恩派教會中服事。這個教會比較有傳福音的火熱，注重門徒培訓，特別是以傳福音為導向的門徒培訓。我們也對婚姻家庭比較注重。經過“文革”和商業化，中國的婚姻家庭支離破碎，即便沒有破碎的也很少有真正的親密關係，我們教會當時在這方麵做了很多工作。這個教會也有軟弱之處，比如，缺乏一個係統的神學和治理框架；在解經方麵，太重視個人經曆，不知不覺利用聖經證明自己的經曆。當然，與河南那些靈恩派教會不同，我們教會的帶領人黃托尼先生是來自澳大利亞的華裔，曾經是一名經商的富翁，有很高的道德水準和領導能力，在各個方麵都給我們和全家很大的教導和幫助。他們確實是把自己的身心都奉獻出來傳福音，隻是他們當時也沒有接受係統的神學教育和教牧訓練，也是一邊宣教，一邊學習，難免出現一些差錯。

慢慢地，我發現了靈恩派的一些偏差，主要就是突出講方言的恩賜以及過分強調神跡奇事等。首先就是說方言的問題。作為恩賜的方言，應當有語詞、語句、語法，不能是哇啦哇啦地亂講。要檢驗是不是真正的方言，方法很簡單，就是用錄音機錄下來，首先看看是不是真正的語言。不管方言如何神奇，都是一種語言；假如連真正的語言都不是，就不要說是什麽方言了。其次，若是非講方言不可，保羅就用次序來限製：“若有說方言的，隻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且要輪流著說，也要一個人翻出來”（林前14：27）。在新約聖經成典之後，講方言作為一種特殊的恩賜，就不再需要。現在我們需要的是研讀、講解聖經本身。其次就是如何看待醫治。靈恩派錯誤解經，亂解“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不曉得此處所強調的是耶穌的救贖就是使我們認罪悔改，從而醫治我們“背道的病”，片麵地強調身體方麵的醫治。其實，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擁有完全的身體和健康。一些極端的靈恩派宣傳隻要信耶穌，一切疾病都會得醫治，不僅違背聖經的啟示，連一般的常識也喪失了。

我自己對靈恩派的徹底懷疑是從一九九八年到香港參加阿根廷布道家安卡羅（Carlos Annacondia）布道大會引起的。第一天由安卡羅的助手舉行“釋放”服事，也就是趕鬼。他安排人都站成排，輕柔地用一種催眠性的音調反複唱頌“哈利路亞”，並讓大家和他一同吟唱。這和我在練瑜珈功時反複唱頌曼陀羅（mantra）的修習方法完全一致。我心中立即起疑，這和異教修習有何不同呢？第二天，安卡羅駕到，他布道就是“撒但，我對你說！”、“撒但，你給我出去”之類的話，幾乎一直是歇斯底裏的喊叫，根本沒有什麽解經、教導。講道之後，讓人站成排，由安卡羅為人按手禱告，然後禱告的人都向後躺下，躺在地上享受所謂的聖靈的服事。有朋友勸我不妨試一試，特別請安卡羅為我按手禱告，並向我吹氣。我沒有什麽特殊的感覺，但看人家禱告的架式，大概我不倒下就不罷休，所以就往後倒，後麵早有兩個人站好接著，這樣就很輕鬆地倒在地上。我越想這事越荒唐。基督教竟然成了這樣的鬧劇！正好，我住在一位浸信會弟兄的家中，他送給我一本漢克《危機中的基督教》（Chrisitianity in Crisis by Hank Hanegraaff），此書從嚴格的解經的角度揭示了現在盛行的靈恩派各種教訓和作法的偏頗之處，上帝是用這本書使我從靈恩派的迷障中清醒過來。可見，好的文字事工是何等重要！

餘傑：如今，靈恩運動席卷全球，發展趨勢十分迅猛，讓福音派窮於應付。我認為，在缺乏理性主義傳統的中國，在將宗教信仰物質主義化的中國人當中，靈恩派在未來的發展空間將會更大。那麽，你認為靈恩派的偏差主要在哪些方麵呢？

王誌勇：靈恩派是目前攪擾中國教會的毒酵之一。中國教會目前最大的爭戰對象可能不是王明道先生到處麵對的“自由派”，而是這種把巫術和民間對醫治、富裕的追求結合在一起的民間宗教化的靈恩派神學。我認為，靈恩派的偏差主要有以下這些方麵：在上帝論上，突出聖靈，違背傳統的三位一體教義的次序；在解經上，不接受任何傳統信經、信條的約束，以個人的私意解經代替以經解經，導致種種謬見；在教會帶領上，其教會領袖聲稱自己得到來自上帝的直接啟示和帶領，傾向於成為一人獨尊的邪教領袖；在服事上，容易受邪靈的侵擾和人為的操縱；在教會的帶領上，從高舉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到高舉個人的神跡；重視所謂的聖靈的能力的恩賜，喪失對基本的道德倫理的強調；幾乎所有的靈恩派在末世論上都采取前千禧年派的立場，用耶穌基督的到來、大災難等嚇人信主；他們所傳的福音是另外一個福音，特點就是信息個人化、情緒化，不重視悔改和赦罪之道，喪失國度的異象，反對上帝的律法，把基督教實證的宗教變為庸俗的神秘主義；靈恩運動忽視聖道的宣講和聖禮的施行，使信徒無法得著上帝話語的牧養；自以為有屬靈的獨特經曆，往往就目空一切，缺乏基督徒的寬容和愛；藐視教會傳統，架空聖經，私意解經，墮落到假敬虔之中。

漢克所著的這本《危機中的基督教》，讓我豁然開朗。從此，我發奮研讀改革宗神學書籍。最早接觸的是凱瑞•諾斯（Gary North）所著的《無條件投降》一書，這本書開了我的眼睛，使我認識到基督徒的生活不僅僅是“信耶穌，傳福音，升天堂”這三點一線式的生活。後來我根據此書的框架，結合中國教會的具體處境，並參考其它神學書籍，改編為《基督教世界觀十論》。第二本是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1 所著的《我們當怎樣生活？》（現有中文譯本《前車可鑒》），這本書幫助我在哲學上初步理清了思路，認識到新派神學的本質。第三本書是亞伯拉罕•凱伯爾（Abraham Kuyper）2 所著的《加爾文主義：全方位的世界觀》，使我意識到基督教是以聖經為根據的、全方位的世界觀體係。

我的神學思想的根本性突破是在一九九九年八月，從閱讀大衛•丘頓（David Chilton）所著的《樂園複興》一書發端。以前接觸的異教書籍，都是教導這個世界汙穢罪惡，注定要毀滅沉淪，所以不要積極建造，而是追求心靈的寧靜和解脫，藉著各樣的修行，脫離肉體和世界。靈恩派教會和其他基要派類型的教會也都認為這個世界是撒但的國度，信徒被提、主耶穌基督再來隨時都會發生。用慕迪的比喻來說，這個世界就像一艘即將沉沒的船隻，已經無可挽回，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從這船上多救幾個人下來。《樂園複興》一書用“確定無疑、循序漸進、最終達成”這樣的時間框架來界定上帝國度的降臨，使人意識到上帝的國度已經“確定無疑”地臨到，並在“循序漸進”地展開，直到主耶穌再臨“最終達成”。我們應當積極地投入到這種複興與成全的工作中去，靠主不斷勝過世間一切罪惡的權勢。這種積極樂觀、昂揚向上的末世論，使基督徒既有受苦的心誌，又有得勝的盼望，並有治理的工具。

從一九九八年下半年開始，我閱讀加爾文所著的《基督徒敬虔學》英文譯本，以及加爾文和馬太•亨利的釋經著作，更加意識到改革宗神學的博大精深。同時，我也潛心研究基督教曆史上的著名信經和信條。一是四大信經：《使徒信經》、《尼西亞信經》、《迦克頓信經》、《亞他那修信經》。這四大信經奠定了基督教曆史上至關重要的三位一體的教義。其次是宗教改革時期的信條和教理問答：《威斯敏斯德信條》、《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威斯敏斯德大教理問答》、《比利時信條》、《海德堡教理問答》、《多特信條》等等。我一直受法律專業的訓練，曉得規則和標準的重要性，而信經信條本身就是教會的信仰尺度，是教會神學發展的裏程碑。

餘傑：在你由靈恩派轉向改革宗的過程裏，趙天恩牧師也發揮了關鍵作用，是嗎？

王誌勇：是的。起初，我在一個姊妹家發現了一本趙天恩牧師編寫的《教會工人培訓手冊》，便借來看，受益匪淺，在書上發現了趙牧師辦的網站的地址，由此與趙牧師聯係上。二零零零年六月，初次與景仰已久的趙天恩老師見麵，他在神學書籍和思想上給我諸多幫助。

餘傑：我也讀過這本《工人培訓手冊》，一開始我不喜歡這個名字，一看“工人”，就覺得是共產黨的術語。後來，仔細閱讀，才覺得無比甘甜。

王誌勇：我跟趙牧師一見如故，趙牧師從神學到生活上都給我很大的幫助。他一開始給我的薪水就是人民幣五千元，那是一九九九年，我大概是當時中國大陸本土傳道人中薪水最高的牧師。趙牧師有愛才之心，對我大力指導、提攜，讓我參加他當時在中國大陸設立的講師團，還參與《信仰與生活》雜誌恢複出版的工作。趙牧師在神學和侍奉上都對我有很大幫助，範泰爾的前提論護教學就是他首先教導我的，並專門在美國為我帶來有關書籍，還請我翻譯為中文出版。他是一位謙謙君子，對人有為父的心腸。他是一位基督徒領袖，卻知道如何做仆人，不是成就自己的意思，而是尋求神的心意，竭力幫助別人。真正的領袖是那些幫助別人成為領袖的人。我是他的領導模式的直接受益者。他帶我到河南、海南、陝西的許多教會，進入到全國性侍奉的層麵。

那段時間，我們住在一起，也一起旅行。在處理一些事務，尤其處理反對意見、遇到當麵挑戰的時候，正是檢驗有沒有基督徒領袖的胸懷，是否謙卑、寬廣的時候。真正的領袖要帶領大家一同長進。趙牧師有這樣的心誌和情懷，在主內跟別人一起成長，我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和學習他身體力行的各個方麵，他對我的影響可謂是 “潤物細無聲”。我期盼著華人教會中能更多興起這樣的牧者，有學養、對聖經有深刻的把握，同時又有仆人的情懷。

趙牧師有先知的看見，在“三化”異象方麵高瞻遠矚。他提出“教會國度化”，“國度化”不是國家化，更不是個人化、神秘化和私人化。他提出“中國福音化”，是一種“大使命”的理解。他提出“文化基督化”，中國文化尤其需要基督化，中國文化中隻有功利主義的追求，不管真不真，隻管靈不靈，這種實用的角度，喪失了求真的精神。

在我個人的成長過程中，我遇到兩位可以稱之為恩師的人，我要為他們在我個人生命中的注入向主獻上感恩。一位是我在靈恩派教會侍奉時所遇到的澳大利亞籍的宣教士黃托尼先生，一位就是趙天恩牧師。一位把我帶進基督教，一位把我帶進改革宗神學。上帝賜給我這兩位恩師，使我在生活和神學上都終生受益非淺。

餘傑：在改革宗教會服侍期間，是否因為神學上比較一致了，就相對順利一些呢？

王誌勇：神學上的一致，不代表事工上的同心。從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四年五月份到美國學習之前，我先後在兩家改革宗教會中侍奉。總起來講，非常感恩，畢竟有一定的神學體係和治理框架。問題在於，不管是我們自身，還是他人，都是蒙恩的罪人，都有自身的問題需要對付。另外，改革宗教會在中國還是起步階段，如何以愛心來傳講真理，如何以真理來建立教會，還有漫長的道路，目前大家都在不斷學習和逐漸完善的階段。

餘傑：一方麵，在國內多年的全職服事中，你經曆了很多的失敗，可謂傷痕累累；另一方麵，從北京到地方，從靈恩派到改革宗，對不同地域和各種類型的教會都有深入了解。經曆和視野如此豐富的華人牧者並不多。你認為華人教會當在哪些方麵比較薄弱和缺乏呢？

王誌勇：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中國教會非常缺乏的有三大塊：相親相愛的教會人際關係，個人生活健康且品質優良的教會領袖，以及嚴格而完整的神學教育和訓練。

首先就是相親相愛的人際關係。很多中國牧者都反映，目前在教會內很難交到真正的朋友；大家都躲在宗教的麵紗之後，往往比不信主的人更加殘酷無情。這當然和我們成長的社會背景有很大的關係。“文革”之後，尤其是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國人不僅思想上被灌輸，在情感上也被扭曲，我們很少看到有健康的愛情、婚姻和家庭，以及純正樸素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共產黨不光是殺人、讓很多人餓死，更可怕的是通過思想上的灌輸和強迫，分而治之，讓人人自危，喪失了基本的感情的交流。中國的精神病患者或潛在的患者有上億之多。中國人不僅是思想上被操縱、欺騙和強暴，在精神上還是冷漠、虛無和荒謬的，人與人的關係是扭曲的。在教會中盛行的那種“超級屬靈”的神學理念，變本加厲地破壞了人與人之間基本的關係。同工與同工之間、弟兄姊妹之間，往往因為在一個教義上理解、講說不同，就把對方打為“異端”、“假教師”、“假弟兄”等等。我們確實應當在“彼此相愛”方麵多多謙卑自己，尋求上帝的憐憫。

其次，教會缺少好的領袖。基督徒要有自己的“領袖學”，不是求升官發財，而是如耶穌所說，做“為首的仆人”。門徒訓練就是培養領袖，培養基督的精兵。但是，受專製文化的影響，共產黨將中國文化中傳統的“厚黑學”--臉皮要厚，心要黑--的毒素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哪怕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和全職的教會工人，在感情上仍然處於極其扭曲的狀態，往往不知不覺地認為領導就是怎樣管人、轄製人。一個好的教會領袖，他的影響力是真理、愛心的影響，方向是榮耀上帝和造就別人。好的教會領袖不能拿著真理當大棒隨時打擊別人，應當嚴於律己，寬於待人。我們既要注重傳講真理，更要注重如何用真理來造就別人！

第三，就是對待神學的態度上。中國教會中普遍存在反神學的傾向。很多人認為，對於傳道人來說，神學院就是墳場，所以強烈反對去神學院讀書。另一方麵，很多基督徒常說，知識讓人自高自大，神學院學習的是頭腦裏的知識，是向世俗的學術看齊，沒有生命。確實，近現代歐美很多神學院受啟蒙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影響， “三自”的領導人丁光訓就是新派的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畢業的。人們還有一種擔心，那些不能牧會的人跑到神學院去教書，教出來的學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適應牧會的需要和社會的挑戰呢？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仍然需要好的神學培訓。學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這是基本的常識。因此，問題不是要不要有神學的問題，而是到底是要有好的神學，還是不好的神學。神學教育也不存在要不要的問題，問題在於是要好的神學教育，還是不好的神學教育。因此，我內心一直渴慕在神學上得到進一步的深造。

餘傑：你最後決定到美國念神學，也是趙天恩牧師的鼓勵和支持。

王誌勇：是的，當時我在侍奉上麵經曆了一個低穀，有很多軟弱，趙牧師鼓勵我說，在前輩牧者中，唐崇榮牧師能講不能寫，趙中輝牧師3 能寫不能講，而你能講能寫，所以需要進修，進一步發揮上帝賜給的恩賜。趙天恩牧師說，中國教會最大的需求是神學家和牧者，尤其是兼有神學家身份的牧者。未來國家更加開放之後，將麵臨空前慘烈的神學爭戰，他特別鼓勵到我到美國費城威斯敏斯德神學院讀書。

於是，我開始特別為此事禱告和預備。二零零一年，我在北京被按立牧師；二零零四年五月，我結束了長達七年的在北京以及其他地方牧會和宣教生涯，到美國加爾文神學院學習。當時趙天恩牧師病重，無法幫我聯係威斯敏斯德神學院。恰好有一位加爾文大學的退休教授在北京中國社科院講學，通過他的介紹，我很快就聯係好了有關事宜。這是一個荷蘭裔的改革宗神學院，在加爾文研究方麵卓有影響，尤其是我的授業導師瑞穆勒先生（R. A. Muller）是教會內外公認的加爾文和十七世紀清教徒神學的國際性權威。在這個過程中，我得到了美國教會對中國基督徒格外的愛心和眷顧，得到豐厚的獎學金和生活補助，全家三口得以一起到達美國。

餘傑：在神學院學習期間，你也有機會參與北美教會的牧養工作，這是一種全新的教會模式和文化。

王誌勇：二零零四年五月我到美國學習以來，前後服事過四個美國華人教會。第一個是大溪城華人教會，當時教會沒有牧師，我在教會中暫時擔任牧師的角色，為弟兄姊妹講道，教導主日學等；還有一段時間在蘭莘華人基督徒教會擔任兼職牧師。我的會友身份，是在傳承尼德蘭改革宗教會，主任牧師是清教徒改革宗神學院的院長周必克博士，這個教會有五百多人，很多敬虔的家庭，主日穿著整齊地來到教會，一起敬拜上帝。因此，我在這段時間對保守的改革宗神學和教會多有體驗。

二零零六年至二零零九年，我先後四次回到大陸侍奉，作神學講座，舉辦教牧研討會。觀察國內的情形，讓我深感中國不信主的人很可憐，中國的基督徒因為教會軟弱在社會上受逼迫很可憐，中國家庭教會的牧師更可憐。記得當初我還在北京侍奉的時候，我的大兒子大概六歲，我對他說：“將來你跟爸爸一樣做牧師吧！”兒子說：“我不做牧師，牧師工作這麽累，薪水這麽少，別人還不說你好。”兒子的這個從某些方麵來看概括很準確，牧師一天二十四小時工作，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現實說明問題，在中國大陸的牧師家庭裏，第二代中很少出牧師，因為傳道人實在太辛苦了。這在北美華人教會中這種現象也很普遍。因此，不止是在大陸家庭教會，在北美很多華人教會中也是如此，教會給牧師的薪水一般都非常微薄，甚至低於當地的平均收入。這就使得牧師一家往往生活得很窘迫，在日常生活上已經是捉襟見肘，更不用說進修神學、自己買書了。三一神學院宣教學教授何伯特先生（Dr. Robert Priest）指出，目前為什麽發展中國家在神學研究上一直上不來，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牧師和神學院教授的薪水都普遍性地極其低微，為了養家糊口，往往都同時兼好幾個職務，四處講課、布道，收入仍然微薄，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從事長期的、深刻的、係統的、前瞻性的研究和寫作。

我侍奉的第三家美國華人教會是芝加哥一家隸屬於美國改革宗教會的華人教會。一開始這家教會的長老流淚請我前往牧會，去後卻發現長執同工和我的侍奉理念很不相同。一年之後，我就來到目前我所在美國弗吉尼亞州主恩基督教會侍奉，中間內心實在經曆了極大的掙紮。對於我來說，不是侍奉不侍奉的問題，關鍵是如何侍奉更有果效，更能夠合乎上帝的帶領和栽培。我已經是四十五歲的年齡，處於四十歲這“不惑之年”和五十歲這“知天命之年”之間，何去何從，至關重要。我曾經因為民主運動而甘心舍命；也曾經因為一心修道而自願舍棄顯赫的學習和工作機會；在服侍教會初期，我和我妻子朱素雲辭去律師界和銀行界的工作，先是用自己微薄的積蓄來支持教會的事工，然後又用通過自己織帳篷多年補充教會補助的不足；在侍奉的過程中，多次受人的陷害，多次與警察、國安遭遇。雖然我們仍然是不完全的器皿，完全是靠著上帝的恩典活著，但我們確實在主內立定心誌，一心把自己擺上，求上帝引領、使用。


中國需要文藝複興，更需要宗教改革

餘傑：你在加爾文神學院這幾年的學習，有哪些地方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王誌勇：加爾文神學院有兩個特色：一是旗幟鮮明地講授改革宗神學，雖然接納不同立場的神學生，但在教義和師資上，都是認同改革宗信仰的；第二，注重學術的卓越，倡導師生既要有頭腦的知識，也要有心靈的經曆。不僅是培訓學生如何做，更注重培養學生建立以聖經為本的獨立的、批判性的思維。讓每個人都來到上帝麵前，不僅教導人如何做，更要告訴人為什麽要這樣做。

我在加爾文神學院五年的學習時間，前三年大部分時間多用於學習希臘文和希伯來文，後兩年研究清教徒神學和聖約神學。這五年的時間主要就是學習掌握兩大研究工具：一是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以及各種工具書來進行原文研經；二是掌握了曆史分析的方法，不僅從語言角度分析原文原典，而且從曆史分析的角度了解原文和教義的曆史背景。這就是改革宗神學所強調的“文法與曆史性解經”（Grammatical-Historical Hermeneutics）。我大量閱讀十七世紀清教徒的原著，試圖了解到底當初徹底改變荷蘭、英國、美國的神學是什麽樣的神學。我在掌握和熟悉方法論的過程中，對聖約神學、律法與福音的關係、公共神學等，靠著主的恩典有很多感想和體會，寫下了幾百萬字的學習心得。

我認為，不能抽象地談論基督教，不能抽象地高舉聖經無謬，如果沒有深刻地研究聖經，沒有深刻地研究教會曆史，就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不管是改革宗神學強調的 “唯獨聖經”、還是一般福音派所高舉“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都必須回到聖經中所啟示、曆代教會所認信的真理的體係中來，才能有意義。簡單化的宗教口號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真理是有體係的、連貫的、整全的，是有一定的框架的。趙天恩牧師強調真理的整全性，單單抓住真理的某一部分予以過分的強調就很可能成為極端、異端。

在學習中，我也意識到，基督教不是簡單的“耶穌愛我，我知道”；不是簡單的“傳福音，升天堂”。從荷蘭改革宗的立場來看，凱伯爾和巴爾文克4 兩個重要的思想家都從世界觀的角度強調，基督教是全方位的思想和生活體係。就改革宗神學而論，在現在的改革宗陣營內，有三大派之爭：一是教理派，重視神學教育和信經信條；二是敬虔派，強調重生得救的經曆和內在的生命感覺；三是文化派，注重文化整體的改變、社會的更新和公義的實現。這三大模式各有強項和弱項，重要的是把這三大模式結合在一起，既要注重教會當傳講純正的教義，也要強調個人當有敬虔的生活，最後也要注重基督徒在社會生活、公共領域中的責任和見證。

加爾文主義始終生生不息，但在荷蘭走向衰微，起因於文化派占上風，但卻喪失了教理派對客觀真理的強調和敬虔派對內在生命的注重。今天中國的改革宗神學在中國發展的時候，需要特別引以為鑒：雖然我們重視文化使命，但不能成為文化派。文化派重視辦大學、辦報紙。凱伯爾甚至成立反對革命的政黨，公開反對法國大革命，反對暴政。文化派的這一強調沒有錯，在各個領域內追求卓越，但比較整全的模式還是綜合以上各派的好處。文化派走向新派、自由派，他們忘記了真正的根基不是文化，甚至不是純正的教義體係，真正的根基是被上帝改變的生命，是敬畏上帝、尊崇耶穌的生命本身。所以，荷蘭後來的失敗不是基督教的失敗，也不是改革宗的失敗。因為上帝從來沒有說過，他的膀臂與某個國家、民族永遠同在，以色列民族、羅馬帝國，都曾經被揀選和重用，後來上帝的膀臂離開了他們。可見，任何國家和民族沒有靠自身驕傲的餘地。

餘傑：前兩年，中國知識界發生了關於文藝複興的討論，上個世紀的五四運動確實沒有成為中國的文藝複興。但是，卻少有人意識到中國更需要宗教改革。如果用改革宗神學來透視中國教會，你覺得中國教會存在哪些不可回避的問題，需要從哪些方麵實施改革？

王誌勇：我想從以下四個角度來談國內教會所麵臨的問題：第一，無神論政府的擠壓。就教會外部而言，來自無神論政府的擠壓，仍然是中國教會麵對的最大挑戰。仍然有極左人士把基督教視為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宗教，是麻醉人的鴉片，是吞噬人的洪水猛獸，必欲除之而後快！對於這一問題，僅僅是指責並沒有多大的用處。中國教會需要一大批早期教會中遊斯丁、愛仁紐、俄利根、特士良、亞他那修這樣的護教士，堅定地站在教會的立場上，謙卑但要堅定地向執政者指出謬誤，闡明真理，使一切追求真理的人都能認識到耶穌基督的大光。目前政府內部也有很多對基督教有好感的人士，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傳講改革宗神學，改變注重神跡奇事、忽略悔改與赦罪之道的靈恩派教會，轉化注重個人敬虔、卻忽視社會公義的基要派教會，使人認識到真正的基督既注重個人的認罪悔改，也注重社會與文明的建造。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就多了一個優秀的中國公民。這樣的改革宗模式的基督教乃是二十一世紀中國完成轉型，成為真正的道義大國的出路。

第二，家長製傳統的殘餘。就教會內部而言，當然最主要的是真理方麵的匱乏，這集中表現在教會的治理上。大部分家庭教會，尤其是源自農村背景的教會，仍然缺乏合乎聖經的管理教會的規章和製度，一部分年長者憑借資曆把持教會，教會像社會上一樣論資排輩，年輕傳道人沒有地位。對於這一問題，中國教會必須注重教會的治理，考察聖經和曆代教會的傳統，吸收曆代教會經過檢驗的合乎聖經的信經、信條，並在成熟的時候製定針對自己處境的信條和憲章。中國社會一向注重個人性的內聖外王，但不注重製度的建設。現在大家都知道法律與製度的重要性，好的法律和製度雖然不能完全杜絕人犯罪，更不能使人成為道德上和宗教上的好人，但確實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促進義人行義，最大程度上抑製惡人行惡。在這個方麵，教會內部長老製的建造和成熟必然給整個中國帶來建製方麵的良性促動。信徒在教會內部選舉長老，就可以在社會上作為公民選舉民意代表。教會長老在教會內部實行共和式的治理，在社會上就能促進真正的共和國的建造。

第三，民間野心家的危險。就基督教發展的方向而言，中國國內有些宗派有向民間秘密會社方向發展的傾向，這樣的教會往往在政治上被洪秀全式的民間野心家利用，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當然，如前所述，最大的不穩定因素並不是任何教會，乃是執政黨本身的腐敗。要防範民間野心家，最好的方法就是施行憲政，確保公民自由和社會公正，根除孳生野心家的雜草。當然，教會本身也要潔身自守，首先是教會本身要傳講聖而公的真理，不要高舉個人的領受，要堅定不移地教導上帝所啟示的聖潔的律法和恩惠的福音，要歡迎所有人都來領受這種聖而公的真理，歡迎基督徒來聽，也要歡迎警察、國安等任何背景的人來聽。教會本身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秘密教訓，也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秘密活動。基督教是聖而公之宗教，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密教”！另外，持守正統信仰的人要和那些傳講異端教訓的人保持明確的真理上的界限，不要和他們同流合汙。對於那些傳講異端教訓的人，該定位異端就當定為異端；對於那些以基督教的名義滿足個人私欲、作奸犯科的人，該交付法律審判的就當交付法律審判。從這兩個方麵入手，就能防範那些別有用心的民間野心家利用基督教之名來謀取個人私利。

第四，宗教巫術化的傾向。就基督教的教義和生活而言，最令人擔心的是把基督教巫術化的傾向。中國文化向來以功利為導向，所以觀音從印度到中國就從男士改裝成了女士，天主教所繪的聖母馬利亞懷抱聖嬰的畫像也與中國佛教所畫的送子觀音類似！中國許多傳道人相信並傳播禱告的靈驗，試圖用神跡奇事來吸引人信耶穌，把基督教禱告變成了異教的魔術性念咒，變成了民間宗教中的心想事成！要擺脫這種危險，中國必須培養自己的正統神學家，十六世紀加爾文在日內瓦牧會的時候，日內瓦才有一萬多人口。中國十三億人口，需要多少加爾文這樣的神學家和牧者啊！目前海外很多宣教機構，想始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不願意有中國背景的神學家興起；國內很多教會缺乏資源，牧師和神學院的教師薪水低微、事工繁重，沒有進行神學研究和寫作的資源和精力。唯願上帝憐憫，感動真正愛主愛教會的弟兄姊妹在各個方麵投入中國教會的神學建造，尤其是神學家的培養。沒有我們自己的神學家，我們就不能在真理上有保障；沒有我們自己的神學家，中國教會向普世教會貢獻的就隻能是敘事性的見證，隻能是被人宣教的對象。

總之，正如十七世紀一位清教徒神學家所言：“逼迫殺死千千，異端殺死萬萬。”目前國內教會重點對付的並不是來無神論政府的壓力，而是教會內外所肆虐的各種異端教訓。要對付眾多的異端教訓，沒有別的方法，隻能是教會自身要正本清源，訪問古道，歸回聖經與教會正傳，在真理和生命上不斷長進，從而能夠撥亂反正，全麵地在教會和社會中發揮光與鹽的作用。耶穌基督強調：“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真理是自由的根基，自由是真理的果實。

餘傑：還有就是中國教會缺乏公共參與的自覺和熱情，聞政治而色變。這跟中國教會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直接相關。

王誌勇：是的，比如老傳道人謝謨善先生，他在生命和侍奉上都是上帝重用的器皿，但他仍然反複告誡人說：“基督徒莫談政治！”政治是公眾事務，基督徒為什麽不能談呢？這不合常識。基督徒不能脫離政治和社會。用亞裏士多德的說法，人都是政治性的動物。加爾文強調，任何人心中都有政治秩序的種子。但在中國的許多家庭教會，傳道人成了“神醫”，反政治、反神學、反文化、反宗派，沒有不反的；然後就是“信耶穌、傳福音、升天堂”，三點一線。

我自己本身就成長在家庭教會運動之中。與趙天恩牧師認識後，跟當時河南的幾大團隊都有一定的接觸，有一種可怕的感覺。有的教會領袖簡直就像“太平天國”的洪秀全一樣，不僅聲稱自己直接得到異象和啟示，而且出門還帶著保鏢。這些教會領袖與歐洲十六、十七世紀的宗教改革有什麽不同呢？就是歐洲宗教改革的領袖，不管是馬丁•路德、慈運理，還是約翰•加爾文、約翰•諾克斯，他們都是人文方麵具有極高修養的學者，都是卓有造詣的神學家。因此，宗教改革之前，必須有文藝複興，我們必須更多地回到聖經原文和曆代教會的文獻，反複鑽研文獻本身，並且懇切尋求聖靈的光照，這樣才能真正回到聖經和教會的正傳。

那麽，現在正統的改革宗神學，如果拿到中國來，能不能真正發揮昔日在荷蘭、英國、美國披荊斬棘、摧枯拉朽的影響和氣勢？我的導師瑞慕勒說，不可能。因為如今西方盛行的改革宗神學在精神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變質了，已經喪失了那種昂揚向上、銳意開拓的精神。當然，在今日的荷蘭、蘇格蘭，特別是在美國和加拿大，還有很多敬畏上帝、信靠基督、謹守誡命、愛主愛人的純正教會和神學院。中國教會在神學、教會和生活各個方麵的建造仍然是任重道遠。

中國教會最最需要的就是正統的神學、客觀的標準。真理是敬虔的根基，愚昧是異端的溫床。很長時間以來，我們中國教會都強調“生命”。強調“生命”固然重要，但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的。教會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如果教會不注重傳講真理，那麽等待中國社會和教會的仍然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的馬克思主義！”目前的中國不是後現代社會，中國仍然處在五千年東方專製主義的影響下。如何擺脫專製，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後我們仍然必須麵對的問題。我們考察西方近代憲政的曆史，不管是加爾文在日內瓦，還是諾克斯在蘇格蘭，還是清教徒在美國的革命，都是先從宗教改革宗開始，然後才有真正的憲政和自由的確立。首先是宗教改革，使社會在宗教和道德風氣上有個根本性的改變，然而才有有效的社會製度的變革。否則，再好的法律和製度都是一紙空文；所謂的革命不過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換湯不換藥，興百姓苦，亡百姓也苦。從社會改良的整體思路來看，沒有文藝複興，就沒有宗教改革；而沒有宗教改革，就沒有科學上的突破，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憲政製度。

餘傑：其實，“宗教改革”這個詞語並不準確，正如“新教”這個概念也不準確一樣。與其說是“新教”，不如說是“更正教”；與其說是“宗教改革”，不如說是 “信仰回歸”（即“歸正”）。在此意義上，我們並不是改革者，而是保守主義者。但是，我們的正統信仰如何應對中國社會的現實？

王誌勇：是的，路德和加爾文，以及那個時代上帝重用的仆人，都一致主張回到聖經這一真理的源頭。威克裏夫看到天主教神職人員的愚昧和投機鑽營的嘴臉，就說：“給我一年的時間，讓農夫都能比你們更明白聖經。”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人文主義者的伊拉斯謨，注重語言、原典，其曆史貢獻不能抹煞。如果沒有文藝複興，教會的神職人員天天都在謬講上帝的話，既然祭司的口中也不能解明上帝的律法，這個社會該是何等黑暗！《新約》是用希臘文寫成的，在文藝複興中，亞裏士多德哲學的發現，希臘哲學的發現，拉丁作品的發現，都為宗教改革奠定了基礎。後來，路德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都是從考察希伯來文、希臘文等聖經原文出發的。天主教的落後，就是喪失了對原文的考察，天主教拉丁文武加大譯本有若幹的錯誤，導致錯誤的教義十分盛行。神父和修士整天念經、背誦，卻沒有深刻的讀經和解經。

歐洲宗教改革的成功，不是因為宗教狂熱者，而是受益於深刻的人文主義者。所謂“深刻”，就是對聖經文本的深刻研究。對於今天的中國教會來說，隻有回到聖經，才有的真正改革，基督教才能在中國社會紮根，從而具有原創精神。繼承教會正統、挖掘出聖經的原本涵義，都需要相當的人文修養。中國教會受基要主義影響，雖然主張回到聖經，卻有一些人號稱不看聖經之外的一切作品。僅僅讀一本中文和合本的聖經，就能夠明白主的道嗎？我們必須全麵承認自己人文修養的不足，我們這一代人，在知識結構和文化素養上的缺陷，需要坦誠地、謙卑地承認。希望下一代人有這樣的準備，使“回到聖經”不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回到聖經，是回到權威的文本，而不是二手、三手的翻譯。

隻有經曆真正的宗教改革之後，隻有教會本身從根本上回歸聖經正統的教訓之後，才能談及基督信仰進入社會改良的層麵。當年，加爾文在日內瓦就是如此，他談到兩個方麵的治理，首先是教會的治理，其次才是城邦的治理。如何建立一個真正的國民政府呢？教會和國家的健康的形式，乃是上帝賜予的蒙恩的管道。福音派教會一般都知道，婚姻是上帝的恩典，但很少有人意識到教會的治理、國家的治理，也是上帝的命定，也有上帝的恩典。中國人講宗教，注重個人的領受，是一種膚淺的是感覺主義，跟著感覺走。深刻的個人性的體驗是必須的，比如禱告、靈修、操練、敬虔等，但不能將基督教聖而公的精神私有化。基督教在中國從來沒有深刻地觸及此類問題，公共神學在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空白。那麽，這樣的個人化、私有化的基督教和中國化的佛教禪宗有什麽區別呢？

上帝賜予個人性的蒙恩之道--讀經、禱告、聖禮和團契，上帝也設立群體性、製度性的蒙恩之道，這種群體性的蒙恩之道就是家庭、教會、國家的製度。後者恰恰是中國傳統宗教，以及上千年來中國的基督教沒有注重的。教會本身就是聖而公之教會，具有聖而公之精神。什麽是聖而公之精神？隻是傳福音，尊耶穌為大，背誦《使徒信經》嗎？遠非如此簡單！基督教的神聖性，不僅僅是大教堂的建築、牧師的講道和敬拜的儀式，不僅僅是一般的宗教感覺。聖而公之教會，是聖潔的，是注重公義的。這種聖潔既有內在的經曆，也必然有外在的公義的果子。基督教是聖而公的，就是指基督教所傳講的是普遍性的真理，不局限於任何民族和文化，不局限於個人領域和私人空間。這是普世性的真理，具有超越性，且對公共空間有根本性的影響。因此，基督徒必須闡明聖經中所啟示的上帝對家庭、教會和國家的旨意，尤其是關涉到社會和國家方麵，這就是基督教公共神學。是否有合乎聖經的全方位的 公共神學，乃是中國教會和神學是否發展成熟的重要標記之一。


教會為社會提供的四大價值：自由、民主、共和、法治

餘傑：加爾文主義不僅是一種神學觀念，也是近代民主憲政、自由人權觀念的根基。換言之，也是一種政治哲學。這一點我們無須刻意回避。不能因為當權者有可能因此壓製和逼迫我們，我們就閹割我們的信仰，以適應中國的社會現實。我們要當之無愧地站在教會的立場上，彰顯我們可以為整個社會提供的各種基本價值。

王誌勇：加爾文主義不僅包括係統的神學思想，作為一個係統的世界觀，還包括以聖經啟示為根基而建構的政治哲學，也就是公共神學。這一政治哲學有著巨大的生命力，為全世界民主和憲政政體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人權保護的角度來看，我認為加爾文主義政治神學有七大原則：第一，上帝主權――惟獨上帝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第二，人民治權――上帝把治理的權柄賜給每個人；第三，法治政府――政府必須以上帝的律法為標準；第四，個人自治――個人之自治是一切政府的根基；第五，權力分離――立法、司法與執法三權的分離；第六，區域治權――每個區域都各有相對性的主權；第七，地方自治――政府權力的運作須是自下而上。

加爾文主義認為，首先要建立一個好的教會管理製度。沒有好的教會管理製度，就沒有好的社會製度。教會當在自由、民主、憲政、共和方麵為社會建立典範，成為真理的燈塔。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這本政治學與社會學名著中就深刻地揭示了清教徒神學和教會對美國民主的重要影響。

餘傑：華人教會中，很少有牧者研究自由、民主、共和、法治等價值與基督信仰的關係，很多牧者都臣服於一種自我約束和自我檢查的潛規則之下。由此，使得我們的信仰平麵化為一套道德規範、勵誌故事，而無從應對當代社會的諸多挑戰，大部分基督徒在民主憲政這些議題上極其無知。就自由、民主、共和、法治與基督信仰之間的關係，你是否可以作一些更為深入的剖析？

王誌勇：比如，以自由價值而論，基督教不會強迫某人信主，不會強迫某人一定要在一個教會委身。教會由每個個體之人組成，人人皆祭司，人人皆先知，人人皆君王，後知後覺也要轉成先知先覺，不是說我們成為特殊職分的先知，而是說我們與基督領受的恩膏有分，通達時務、堅守公義。陳宗清牧師曾經悲歎，：中國基督徒用理性來愛上帝太少太少！從感覺上、從情緒上愛上帝的太多太多！

再比如，以民主價值而論，改革宗教會實行長老製，由會眾選舉長老，這就是最早的民主選舉。牧師和長老哪怕是來自上帝的呼召和預備，也要在教會中謙卑地接受眾弟兄姊妹的考察和選舉，而不能自封聖職，也不能由主教任命，更不能由世俗政權任命。這種選舉當然是一種民主製度的操練，每個基督徒都可以在教會中學習如何作為公民在社會上行使選舉權。因此，從曆史來看，選舉權是在教會影響之下才逐漸普及到全社會的。

再看憲政。有憲法才有憲政。沒有真正的分權，就沒有真正的憲法，這是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都公認的事實。教會有自己的憲法，聖經就是我們的憲法，上帝賜給我們聖經，用聖經來規範我們的信仰和生活。所謂宗教改革，既是教義的改革，也是教會製度的改革。主流的新教教會基本上都是長老製，長老製是共和度，不是等級製。所以教會本身就是憲政式的。中國教會沒有經曆深刻的文藝複興，當然也沒有經曆真正的宗教改革，更談不上從真理和愛心的角度改變中國文化。

又如法治，也是由教會樹立典範。各個時期上帝的真教會都是法治的，都是以上帝所啟示的法律為最高的標準和準則。加爾文認為，上帝以十誡為最基本的自然法。教會所認可的自然法不是來自希臘文化的、抽象的自然法，不是人本主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自然法。路德宗強調法律消極的作用、法律的威嚇的作用，讓人知罪，約束人不犯罪等等。改革宗更多地強調法律的積極作用。加爾文甚至說：“若是沒有上帝的律法，人就會變成叢林中的野獸。”

在中國學界，伯爾曼《法律與宗教》一書的譯者梁治平就指出，沒有法律的宗教會墮落為狂信，沒有宗教的法律會墮落為機械性的規條。律法與福音的關係，從聖經、從宗教改革、從改革宗神學的正傳來看，是不可偏廢的。有福音無律法，就是廉價的恩典。司布真說，假教士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不講上帝的律法，使人不知罪，不曉得善惡；他們最喜歡的是講解預言，隨意窺探上帝的奧秘。

餘傑：也許與你的法學背景有關，你是比較多地講律法的一位牧者和學者，因此有人批評你是律法主義者。

王誌勇：如今的教會很少講律法，甚至很少講《舊約》，簡直都成了“新約聖經教會”！這種把《新約聖經》和《舊約聖經》對立起來，把上帝的公義與慈愛對立起來，把律法與福音對立起來的錯誤教導，在當今華人教會中有相當大的滲透力。其實，熟悉教會曆史的人都知道，這是初期教會中就出現的諾斯底派異端的思路。教會不講上帝的律法，將律法完完全全交給世俗政府，就喪失了真正的先知精神。教會與社會截然二分，導致納粹德國時期，以希特勒為首的納粹政權把個人、家庭、教會、國家都擄掠在極權體製之下，教會失去判斷力，發不出真理的聲音來。今天，中國的很多法律都是邪惡的，比如計劃生育的法律、城鄉歧視的法律等等。國家本來不應當具備教化的功能，而應當保持社會的次序和安全，教化的功能是由宗教和教會來執行的。目前的中國卻是世界曆史上出現的最嚴密的政教合一的體係。共產黨作所謂的普法宣傳、政治教育，使國家工作人員成為教育人員，發揮祭司的職分，這是一種嚴重的越位，所導致的結果就是混亂和專製。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當時美國人的文化程度並不高，但他們都能立法，都能參與政治，這是因為清教徒詳細講解上帝的律法，對上帝的律法有清晰的認識。他們以上帝的律法為標準，就能夠判斷人製訂的法律是良法，還是惡法。清教徒神學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對律法與福音的關係作出了完美的平衡。他們是回到聖經本身找平衡，因為聖經具有內在的平衡性和有機性，而不是把律法和福音截然二分。實際上，他們傳講聖經真理的模式就是：律法--福音--律法。這就是改革宗傳統和清教徒精神的核心：律法通過福音把人帶到基督麵前，使人因信稱義；耶穌也通過福音將人帶到律法麵前，讓人分別為聖。

就政治的角度而言，憲政與基督教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從曆史的發展來看，以保障公民人權、遏製國家權力為核心的憲政都是產生在以基督教為背景、受基督教影響的國家中。以儒教、道教、佛教、神道教、印度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或意識形態為曆史背景的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專製的傾向。研究聖經的人都知道，唯獨在聖經啟示中，上帝與人的關係是一種約的關係，上帝賜給人生命和法律，人有責任遵行上帝的法度。以色列曆史上著名的君王所羅門對智慧的總結就是：“敬畏上帝，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聖經把所有人都置於上帝所啟示的律法之下，奠定了君王與庶民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根基。更重要的是，基督教讓人崇拜獨一的創造天地的上帝，明確指出一切人都不過是有限且有罪的受造物，這就從根本上打碎了一切偶像崇拜的基石，不管是對個人的崇拜，還是對政黨、民族和國家的崇拜，在聖經啟示的大光麵前，都成為醜陋的偶像崇拜。

就經濟的角度而言，市場經濟與基督教也有著直接的聯係。聖經中的啟示確實奠定了私有財產製度，聖經中所啟示的法度也為市場經濟提供了遊戲的規則。更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導所提倡的守約原則，也為人類從古代以身份為主的社會向以契約為主的社會轉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則。聖經中所倡導的管家原則和恩典原則，使得有資本的人能夠從榮耀上帝、愛人如己的角度運用資本，而不是一方麵自己吃喝玩樂，花天酒地，同時卻對他人殘酷剝削、瘋狂掠奪。而勤儉和知足的原則也使資本暫時缺乏的人既能殷勤地勞動，爭取發財致富，同時也滿足於自己現在的所有，不以各種手段劫奪別人的財富。這就是著名的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一書中所揭示的道理。今日中國走向市場經濟，若是沒有基督教所培育的管家與仆人式的品格，就隻能導致赤裸裸的依靠權力和金錢進行的暴力掠奪和壓迫，並不能帶來真正的資本積累和均衡發展。

從文化的角度而言，基督教一直高度重視人文教育和科學研究，創辦了許多大學和神學院，其中許多高等院校成為全世界頂尖的學府。另外，歐美基督教社會中的言論自由，使得學術研究和藝術創造保持持續的繁榮，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在中國這樣一個焚書坑儒，施行文化專製政策的國家中，怎能有文化的健康發展呢？在中國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深深地為歐美國家的文明所傾倒，這是有目共睹的。僅僅舉一個例子，比如說美國的快餐店麥當勞和肯德基在中國用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就榮登中國餐飲業的榜首，使得以善於烹飪而自豪的中國人感到羞愧。其實，這些快餐文化還不算美國文化的精髓，但其中所反映的對顧客的尊重、對質量的重視，甚至明亮的燈光，清潔的廁所，都成為中國餐飲業學習的榜樣。

餘傑：這幾年來，我有機會訪問國內的許多教會，並參加過各類研討會。我粗略的感受是，中國大陸改革宗教會的發展速度、規模及影響力，在整個華人世界中都是獨一無二的。港台和北美的華人教會都無法相比。當然，自稱改革宗的教會，是否真有改革宗精神，又是另外一回事。那麽，你對改革宗神學和改革宗教會在今天中國的現狀有何評估？在未來中國的發展有何預測與展望？我們該如何處理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以及與新教內部的其他宗派的關係？

王誌勇：改革宗神學在二十一世紀以及此後中國的立足和發展，絕不會簡單地機械性地重複十六至十七世紀改革宗教會在日內瓦、蘇格蘭、荷蘭和北美殖民地等地的過程。這種立足和發展毫無疑問會具有中國自己的特色。這種特色體現在兩個方麵，一是吸收普世教會幾千年來在真理和靈命方麵的長進，二是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普遍啟示性質的亮光。

改革宗神學在十七世紀，尤其是在清教徒神學中，固然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達到了前無古人的高度，但我們不能把這一時期的神學和教會偶像化，視為不可逾越的巔峰、不可侵犯的聖牛，而是繼續本於聖經的客觀啟示，本於聖靈的內在光照，本於正統神學的曆史疆界，本於當今時代的具體需要，不斷地對改革宗神學本身進行改革和深化，使其更加接近聖經本身的啟示，更加能夠迎接時代的挑戰。

我對這一改革宗神學體係的概括就是：“仁教心學，法治德政。”“仁教”是指在教義方麵強調上帝在基督裏的救贖大愛，同時也強調人當愛主愛人；“心學”則是指生命方麵強調聖靈在人心靈中重生的大工和信徒個人心意的更新和良心的持守；“法治”是指在標準方麵始終當以上帝所啟示的律法為標準；“德政”是指在治理方麵當以培養個人效法基督的品德為導向。

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方麵，我們既不能一棍子打死，貼上“異教文化”的標簽予以全盤否定，也不能不加分別地予以認同和吸收。改革宗神學在中國的發展，必須在立足聖經啟示和改革宗神學正傳的前提下，對中國文化進行創造性地吸收和轉化，從而進一步在中國建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基督教文明。毫無疑問，中國改革宗教會既具有全世界改革宗教會普遍具有的特征，同時也具有中國改革宗教會自己獨特的軌跡和特色。因此，我們既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不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而是“聖學為體，世學為用。”這就是以聖經為最終、最高標準，存著感恩地心，全方位地吸收世上一切文化與科學的成果，用於造福他人，榮耀上帝。

這個階段，中國改革宗教會具有三大特征。首先是自身在神學和教政方麵的成熟，二是對中國文化本身的改變，三是參與普世性的宣教。自身在神學和教政方麵的成熟乃是改變文化、普世宣教的根基，後者是前者的自然外展和延伸。當然，深入而言，假如改革宗神學在中國的發展沒有給中國文化和社會帶來深層次的變革，中國仍然生活在經濟滯後、社會混亂、暴政當道的陰影下，我們就沒有信心和資源積極地投入到普世性宣教之中，同時也說明我們自身在真理和生命方麵還沒有在中國文化和社會中開花結果。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千年樹文明。從亞伯拉罕蒙召前往迦南地，到大衛定都耶路撒冷，中間經曆了上千年的時間。從羅馬帝國的崩潰，到基督教文明在歐洲的建立，中間也經曆了上千年的時間。改革宗神學征服中國，征服這一片具有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充斥高深儒教、道教、佛教信仰和五千年暴政的土地，至少也要需要一千年的時間。沒有捷徑可走，我們需要一代又一代地付出眼淚、汗水和鮮血。相約千年，任重道遠！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初稿
二零一一年二月定稿




注釋：
1、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1912－1984）)，基督教思想家，不僅是一位神學家，更對當代哲學、環保、政治及藝術等都有深入研究，對於知識分子有特別深遠的影響。1930年，決誌把自己奉獻給基督。1931年，進入翰敦錫尼學院。1948年，薛華夫婦赴歐洲當宣教士，在瑞士洛桑創辦名為“拉博立” （L'Abri法文“庇護所”的意思）的機構。作為研究中心，專門收容尋求真理的青年人，特別向當代人顯明神的存在。許多訪客為大學教授、畫家、作家、演員、歌唱家、舞蹈家，絡繹不絕前來尋找真理。薛華的主要著述有：《理性的規避》、《永存的神》、《眾目睽睽下的今世教會》、《前車可鑒》、《福音派危機》等。
2、亞伯拉罕•凱伯爾（Abraham Kuyper），荷蘭改革宗神學家，政治家，荷蘭“反革命黨”的創立者，曾任荷蘭首相。
3、趙中輝牧師（1916－2010），神學家、翻譯家。1935年聽王明道講道而信主並全職奉獻，東北營口聖經學院畢業。1949年遷居香港，創辦基督教改革宗出版社。1950年至1956年，在日本事奉和學習；1956年赴美定居。翻譯有：伯特納《基督教預定論》，梅欽《基督教與新神學》（與包森義牧師合譯），華菲德《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艾禮斯《威敏斯德信仰告白》，培克《傳福音與神的主權》，加爾文《羅馬人書注釋》（與宋華忠合譯），康恩《現代神學論評》，伯克富《基督教神學概論》等40餘部基督教經典著作。
4、巴文克（Herman Bavinck，1854-1921年），荷蘭改革宗神學家，在其人生的事業中，有非常堅實且高尚的神學知識和理想。他的重要著作有《改革宗教義學》（四卷）、《我們合理的信仰》、《讚美的祭物》等。他認為：“信仰具有勝過世界的應許。”他在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的就職演說中說：“宗教就是敬畏上帝，是啟發一切神學調查研究的因素。而神學家就是勇於說到上帝的人，因他所說乃是從上帝而說，並且是藉著上帝說的。承認神學就是作聖工。神學就是在上帝的家中作祭司的工作，本身就是敬拜、頭腦與心智的奉獻，來榮耀上帝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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