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王誌勇牧師訪談（上）

仁教心學，法治德政——王誌勇牧師訪談（上）

　
餘傑  

王誌勇簡介

王誌勇牧師，一九六六年生於山東省齊河縣安付屯。一九八九年獲中國政法大學學士，一九九四年獲北京大學法學碩士，二零零三年受邀為牛津大學威克利夫學員訪問學者，二零零七年、二零零九年先後獲美國加爾文神學院神學研究碩士、神學碩士學位。

自一九八五年上大學開始，王誌勇就用大量時間研究自我安身立命與救世濟民之道，先後修習印度教瑜伽功十年。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參加“六四”學運，深知政治和法律問題不能單純依靠政治與法律本身解決。一九九四年北京大學碩士畢業後，深感學界黑暗，放棄在中國社科院攻讀法學博士的機會，回家潛心靈修、翻譯一年，深知個人修行的局限。一九九五年回北京開辦律師事務所，更加體會到中國司法界的黑暗、金錢和宴樂的虛空。

一九九六年在北京家庭教會中蒙恩信主。一九九七年蒙召在北京參加宣教與教牧事奉，二零零一年在北京一家改革宗教會內被按立為牧師，二零一零年十月初開始在美國大華府地區擔任美國長老會主恩基督教會主任牧師。先後在北京、上海、昆明、成都、滿洲裏、延吉等二十個省份、直轄市宣教，並前往俄羅斯、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地證道、講學、培訓。翻譯、編寫神學書籍和文章達五百萬餘字。二零零三年在北京創立“中國改革宗神學”網站（www.chinareformation.com）。二零一零年在香港創辦“雅和博聖約書院”，致力於研究和傳播以十七世紀清教徒神學為代表的古典改革宗神學，並把聖經啟示、正統神學與世界觀結合在一起，倡導“仁教心學，法治德政”，被稱為“中國改革宗神學領軍人物”之一。


采訪緣起

二零零六年，我在北京第一次與王誌勇牧師見麵，那時他已經在美國學習神學，是回國作短期宣教。此前，我聽到不少關於他的傳說，有人說他是一個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見麵之後，我對他的感覺是：他滿臉大胡子，笑聲朗朗，聲如洪鍾，滔滔不絕，頗有山東人的俠氣。一番談話，讓我對他肅然起敬：他那深厚的法學背景和嚴格的神學訓練，在華人教會的牧者中並不多見。先是法學家，後是神學家，這兩個身份在他身上得以完美結合，與改革宗創始人加爾文的學術背景頗有相似之處。

後來，我在美國訪問期間再次與王牧師見麵，有了更為深入的交談。他為人直率，在研討會上聽到別人的論文中存在明顯的神學錯誤，即毫不遮掩地指出來。雖然讓對方感到尷尬和不快，但我對這種在真理上的堅持非常敬重。再後來，王牧師再次回國內宣教，在北京短暫停留，我邀請他到方舟教會的查經班分享。他的解經讓人有庖丁解牛、豁然開朗之感，很受弟兄姊妹的歡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王誌勇牧師等在香港主持召開紀念加爾文誕辰五百周年的學術會議，我有幸參與會議，並與之有深入的交談。

二零一零年九月，我赴美訪問，王牧師剛剛到大華府地區的一家華人教會擔任主任牧師，他親自驅車到機場接我。我在他家中居住了四天時間，我們整整交談了兩天，在此基礎上整理出這篇訪談。


在中國民間宗教和東方神秘主義中找不到人生的終極目標

餘傑：王牧師，你好。很高興再次見麵，並對你作訪談。據我所知，你出生在中國傳統文化積澱最深厚的山東農村，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一度對中國民間宗教和東方神秘主義非常迷戀。能先從這個方麵開始談嗎？

王誌勇：我出生在山東的一個偏遠而貧窮的農村，那是一九六六年，“文革”剛開始。回顧我的童年生活，首先想到的不是作為政治運動的“文革”，而是民間宗教。宗教文化往往比政治運動對人們的影響更為直接。我母親以及周圍的鄰舍，對政治運動沒有多大興趣，私人交談的內容都與民間宗教有關。逢年過節，母親都要祭拜天地、鬼神、祖宗，還為我拜了一個“幹媽”，就是鄉村碾場用的碌碡！我自己也不知不覺地接受了這種泛神論的信仰，從小就很怕各種各樣的鬼。後來才曉得，其實鬼並不可怕，可怕的是裝神弄鬼的人！

在基層社會，主宰人們精神世界的，仍然是傳統的民間宗教文化。比如《三國演義》中桃園結義的義氣、《聊齋誌異》中狐狸精的傳說等等。在民間宗教裏，儒教的成分也很強，它已成為本土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孝敬父母、夫妻忠誠、“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等。如今，我從改革宗神學的立場看，知道在這些東西中也有一些來自上帝的普遍啟示的亮光，而不單單屬於佛教、儒教、道教等異教，因為一切美善的東西最終都是來自眾光之父，就是創造天地的獨一的上帝。
從我的成長背景看，宗教是無可逃避的。人生來就具有宗教意識，也就是加爾文所說的“宗教的種子”。對意義的尋求，對本源的尋求，對價值、責任、使命的尋求，對人本身的尋求，對自我的探索和實現，這些形而上的傾向都是人性中本來就具有的。

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灌輸來看，我的小學、初中和高中，都是“站在大橋望北京”，我在學校所學的第一句話就是“毛澤東萬歲”。這是一種亞宗教式的教育，多年來不斷深化。表麵上，我接受的是共產主義無神論教育，但我一直覺得還是有神靈，冥冥之中有鬼神，看不見，摸不著，但有一種巨大的力量，影響看得見、摸得著的生活。任何無神論教育都不能完全將其抹殺。

餘傑：無論民間宗教還是共產主義教育，都不足以填補你內心的虛空。當你進入大學之後，開始主動求索信仰，卻走向東方神秘主義宗教。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王誌勇：從懂事開始，我這個背景的人就有升學的壓力和生存的壓力，上大學之後才淡薄了一些。一九八五年大學生還由國家分配工作，所以那個時候考上大學有一種小鯉魚跳龍門的感覺，有了幹部的身份，是終身製的，是鐵飯碗。生活的壓力和生存的危機雖然淡化了，宗教意識反倒更強了。

那時，我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我是誰”、人生的意義等凸顯出來。我從圖書館中借聖經看，也借《道德經》、《莊子》、《可蘭經》和佛教經典看。那時，我很狂妄，認為所有宗教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登山千條路，共仰一月高。所以，從不同路徑都可以滿足自己對宗教的需求，達到一定的境界。當時的思想完全都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本位，甚至幻想自己融合百家之長，創立更完全、更深刻的宗教。

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和趙紫陽主政，那時大學相當開放。當時最流行的是三種西方人本主義的現代哲學：尼采的超人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說；還有中國的傳統文化，以氣功的形式出現，有道家氣功、佛教氣功等，這是中國傳統宗教的反彈。當然也有基督教的宣教士，他們大都是外教，在教學之餘，跟學生私下談及一點點聖經。有一次，我希望與一位外教有進一步接觸，按照約好的時間去他的宿舍拜訪，門衛卻阻攔說主人不在。其實，那位老師一直在房間裏等我，是校方故意不讓外教與學生見麵。

“文革”之後十年來，共產主義作為正統思想已經崩潰，大家都在尋找新的出路。一九八零年《中國青年》雜誌開展的著名的“潘曉討論”，表現出我們“迷惘的一代”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人生的意義何在。近現代兩百多年，從個人的安身立命，到民族國家和文化，究竟走向何方，這樣的“道路問題”其實也是信仰危機的問題。

餘傑：正是在這一期間，你接觸到了印度教的一位大師，這倒是一種奇特的經曆。因為一般的中國人不會對印度教有興趣，雖然近年來瑜伽在中國城市白領中很流行，但大家隻是將它當作一種健身方式。

王誌勇：在九十年代初期，大學和社會上開通和自由的氛圍是空前的。當時，紫竹院有一個英語角，有市民、大學生、外國遊客和宣教士，都在這裏用英語交談。我的第一次係統的宗教經曆，就是在紫竹院開始的。

我在這裏遇到了一位印度教宣教士，名叫塔姆勒，是一名猶太人，原來是基督徒，是六十年代美國反越戰和嬉皮士運動中的參與者。當時，印度教進入西方基督教社會，成為“新時代運動”的中堅。塔姆勒在這個東方神秘主義思潮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物，門徒遍及中西，具有淵博的學識和非常獨特的個人魅力。

餘傑：那麽，印度教中最吸引你的是什麽東西呢？

王誌勇：最吸引我的是印度教中深刻的神秘主義思想和修行，還有師徒之間彼此相愛的傳承關係。從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我從事印度教經典的翻譯，比如《博迦梵歌》、《博迦瓦譚》等，還配合印度教大師傳印度教，在北京各個大學舉辦講座，自己也修煉一點體位方麵的瑜伽。瑜伽是印度教中重要的修行方式，梵文的意思是“連結”，是大我與小我、上帝與個人之間的連結。達到個體靈魂與至高上帝的連結和契合是瑜伽修行的最高目標。體位、呼吸等方麵的修行不過是控製身體和欲望的基本方法。

餘傑：那麽，為何印度教沒有給你帶來終極的安慰？作為東方神秘主義之一的印度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根本差異在什麽地方？

王誌勇：根據我十年間的體會，像印度教這樣的東方宗教，其特征在於個人的修行和體悟，是自我認識、自我拯救，不像聖經那樣強調“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印度教中雖然也有上帝、有拯救觀，但關鍵在於個人修行所能達到的境界，最終而言仍然是一種自義，是靠個人的行為和功德來自己拯救自己。所以，終極而言，基督教之外的東方宗教，與世俗的人本主義者是一丘之貉。墮落之人具有宗教意識、道德意識和律法意識，但離開聖經，靠自己的行為，都是走在一條自以為正，最終通向死亡的道路上。

以我的法律背景來觀察這些現象，就更加清晰了。我修行十年，先後做過三個“大師”的翻譯和秘書，發現他們的講道和生活方式是割裂的，多有假冒偽善的地方。他們自稱“大師”，將自己當作上帝的化身，當作一種偶像讓人崇拜。這種偶像崇拜跟毛澤東的神話以及二十世紀的各種造神運動相比，本質上是一樣的。自從亞當夏娃以來，人最大的狂妄就是想變得和上帝一樣。有一次，我聽到一個大師說，某某門徒的靈性很好。其實，是因為此人的父母社會地位很高，奉獻的錢很多，大師才這樣說。實際上，這個人被邪靈附體，處於精神分裂的邊緣。她本人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之後，想去見大師，尋求幫助。我卻發現，大師在電話中說：“我不在北京！”而大師當時明明就在北京。我感到很震驚：大師怎麽能說謊啊？！這些大師根本不認識、不承認自己的罪惡和軟弱，永遠以大師的形象出現，能說卻不能行，是何等可怕！

而我自己呢？經過十餘年的修行，一直努力遵行各種清規戒律，不吃肉，不吃雞蛋，洗冷水澡等等，這一切反倒增加了我的驕傲感。後來，我按照聖經中所啟示的真道細細考究，才明白人在律法上犯了一條，就等於犯了眾條。靠自己遵行律法得救，實在是死路一條！因此，我自己從十餘年修行印度教的經曆來看，對各種形式自義式的律法主義深惡痛絕。

與中國傳統的民間宗教和印度教等東方神秘主義宗教相比，基督教為人提供了全方位的救贖之道。從我自己目前的認識來看，基督教與印度教和其他東方宗教的根本性不同，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１）基督教向我們所啟示的是獨一的創造天地的上帝；２）基督教向我們指明了上帝的聖潔的聖約和律法；３）基督教為我們提供了獨一的救主耶穌基督；４）基督教向我們指明唯有有聖靈能夠改變人的心靈，使人真心歸向上帝。因此，基督教有最深刻的神秘主義，也有最實際的經世致用之道，是全方位的世界觀體係，為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文化乃至全世界的拯救提供了唯一的出路。


共產主義是山寨版的基督教

餘傑：中國人走向基督信仰，首先要打破道德的神話。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道德崇拜，從孔子到王陽明再到曾國藩，都認為人人都可以成聖賢，靠道德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由於人的根深蒂固的罪性，道德也是罪的一部分，沒有人可以在道德上達到完善。那麽，你在儒家文化積澱最深厚的山東農村長大，如何看待中國人的道德觀？

王誌勇：我從小就有很強的道德意識，非常關注公平這個概念。我發現，中國社會在三個方麵存在極大的不公平。第一，就是貧富的差異。我從小家境貧寒，容易受別人的欺負，由此深切地體驗貧富懸殊所造成的的人與人之間的歧視。

其次，就是城鄉的差異。我在縣城念高中，切身感受到城市人對鄉村人的歧視。農民在這個國家處於三流地位，不是人、不是公民，離開村子就是“盲流”，意思是 “文盲加流氓”！這些極其惡劣的稱呼，卻是中國農民實際生活的寫照。農民不是人，是國家的工具，是會說話的工具，讓他說就說，不讓他說就不能說。一九四九年以來，在共產主義暴政下，全中國成為奴隸大本營，農民更是淪落為被奴役狀態。他們沒有地位、沒有身份，是二十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奴隸群體，沒有土地（最多不過是擁有所謂的“使用權”），沒有任何生活保障，連房屋也隨意被政府拿走。這是二十世紀最大的醜聞和慘劇，比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屠殺、虐殺幾百萬人的前蘇聯人古拉格、毛澤東的激進運動造成的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相比更加可怕！數億人沒有基本的自由，沒有投票權，並延續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醜陋現象應當引起全世界各國人民的重視。我十九歲上大學前都生活在基層農村，對農民悲慘的身份、悲慘的命運，在絕望中的掙紮，任人魚肉、宰割的處境，有切膚之痛。

我們怎能想像，經過文藝複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再經過中國自身的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全世界仍然有六分之一之多的人口，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裏，在共產黨極權統治之下淪為國家的奴隸。這是每一個人都不得不麵對、不得不思考的問題。長期以來，共產主義否定上帝，追求人人平等，最終卻讓人人成為奴隸，其中最不自由就是中國幾億農民。這是何等大的諷刺！這是中國農民的悲劇，是中國人的悲劇，是人類的悲劇！是人的罪性帶來的奴役，不管這種奴役狀態是以傳統文化或共產革命的形式出現，都沒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第三就是掌權者與普羅大眾之間的差異和不公平。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所謂“苛政猛於虎”、官大一級壓死人，少數掌權者對大多數沒有權力和地位的人的奴役，槍杆子、筆杆子、印把子的結合，使窮人、農民、被統治的人沒有地位，喪失了人基本的尊嚴和自由。

我的道德意識，讓我意識到巨大的差異、歧視和不平等。對三大差異的觀察和思考，痛苦常常吞噬著自己的心。但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在哪裏呢？在我信主之前，一直苦於沒有答案。

餘傑：作為八十年代的大學生，那時你對未來充滿希望，認為從法律和政治製度的層麵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是嗎？

王誌勇：是的。我當時報考法律專業，就是希望通過法律的手段，建設法治型的國家，實現法律麵前人人平等。

餘傑：但是，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讓你對民主和法治的膜拜也破滅了。

王誌勇：一九八九年是我生命的轉折點。在政治上，可以說是對共產主義體係從理論到實踐全方位的打擊和崩潰，一個政權用坦克和機槍來大規模地鎮壓、屠殺和平示威的人民，還有什麽合法性可言？我是所謂“四•二零”事件的當事人。那天，我從人民大會堂走到附近的地鐵站，正往前門地鐵站趕，一群武警迎麵而來。一開始，我們沒有任何介意。忽然之間聽到他們大吼一聲，向我們衝來，用皮帶打我。我當時被打得頭破血流，衝出他們的包圍之後就坐在地上。後來路過的魯迅文學院的同學將我送回學校，頭部縫了數針。那一次，我的眼睛差一點被打瞎，至今頭上至今還留有疤痕。

事件發生之後，當局宣稱沒有武警打人，我感到非常憤怒。當時的情形是，學生並沒有跟警察發生衝突，警察毫無道理地把學生往死裏打。緊接著，謠言四起，出現了誣陷學生的各種說法，讓我想到中共曆次政治上的鎮壓都是從輿論上造勢開始，大家都有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感。在壓力之下，我仍然站出來，請同學把我的血衣掛在學校的布告欄裏，並且發表公開講話，展示傷口，在場的人寫了證言，校醫也為我作證，說明確實有警察無端打人之事。那時整個學校都站在我這一邊。當時眾人愛戴的校長江平先生也專門來看望我。經過這個事件，本來北京學生的罷課運動要結束了，但是因為“四•二零”事件的曝光，大家又開始繼續遊行示威。

此後，我一直積極參加學運，還到天安門廣場值班。六月三日，值完班之後，我和政法大學的陳小平老師一起，從南池子離開，這時就聽到了從新華門方向傳來的槍聲。從三日下午兩點直到四日淩晨，槍聲、傷痛、恐懼、義憤，這幾十個小時真是長於一生！我親眼看到兩三具血跡斑斑的屍體，看到更多人甚至還有孩子的身上正在流血的傷口。長達一個月之久的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最終被共產黨坦克加大炮的殘酷暴力鎮壓下去。

在這整個過程中，我也看到人性中美好的一麵。那段時間，北京城內雖然常常沒有警察值班，交通秩序和社會秩序卻井然有序。這是在上帝的普遍啟示之下，人性能夠達到的美好境地。但另一方麵，我更看到，讓一個人或一小群人來掌握國家民族的命運，會出現何等可怕的結果。在舉世矚目之下，這個政權居然動用坦克、機槍、飛機、大炮、野戰軍來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市民。這是人性中最窮凶極惡的部分，是一種“寧肯我負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負我”的獨夫民賊心態。

對我更大的震動是：人能否為自己爭取民主、自由和人權？民主、自由和人權，是政府賜予的，還是老百姓爭取來的，或是由法律保障的？我發現，所謂的“民心” 也靠不住，雖然運動以反專製、反腐敗開始，但在運動的進程中，卻充斥著各種各樣的鬥爭，以及在學生領袖、知識分子之間的紛爭。暴力鎮壓之後，民眾的正義感很快灰飛煙滅，告密和揭發比比皆是。

作為一名有一定政治理想的大學生，我對共產黨、對民意、對五四以來甚至晚清以來的曆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和反省。我看到中國“走向共和”的失敗，看到民意在現代政治中發揮的力量非常有限。專製者是少數人，卻可以摧毀整個民意、踐踏整個民心。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六四屠殺是中國共產黨的自殺，所謂的共產主義再也不能欺騙民眾了。中國共產黨終於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麵前卸下了溫情脈脈的麵紗，公開地用殘酷的暴力手段來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這種血腥鎮壓，使得共產黨的統治在全世界喪失了合法性。後來“蘇東坡”（蘇聯、東歐、波蘭）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中國的六四運動乃是導火索。從這個角度而言，中國的六四運動也為全世界範圍的民主運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從“四•二零”事件之後，一直到整個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關於我在天安門罹難的錯誤消息傳到了家鄉。父母整天以淚洗麵，派妹妹到北京來找我。從來沒有出過縣城的妹妹，就接受父母的囑托，想法設法來到京城找我。發現我還活著，就回家告訴父母，但父母還是為身在北京的我擔心害怕。我一九八九年六月大學本科畢業，當年秋天父親就身患癌症，並且是晚期，一九九一年便去世了。這與六四前後那段時期他受到過度驚嚇有直接關係。我父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曾經當過國民黨的兵，也曾經在共產黨的海軍服役，還擔任過共產黨政府的鄉村幹部，並在“三反”、“五反”中被冤枉，受批鬥，被抄家，後來雖然平反昭雪，卻因失望而對生活失去了積極進取的盼望和勇氣，從此抽煙、喝酒，一生潦倒。但他很愛我，一直無條件地支持我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完成學業。

“六四”前後的血腥使我心中積聚了大量的苦毒，後來我母親告訴我，“六四”之後我的眼神都改變了，有一種可怕的成分在內。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目睹各樣人性的敗壞，暴力的血腥，使我在政治上突破性地清醒過來。信主之後，遇到一位曾經參加學運後來信主的摯友，就是現在中國政法大學任教的張守東弟兄，他談及他的體會，就說，如果他不是因著主的恩典悔改信主，就很有可能成了“恐怖分子”！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在中國曆史上，之所以經常爆發大規模的暴力革命，發生殘酷的政治性報複事件，就是因為缺乏來自上帝的愛，沒有別的出路，從而導致以暴易暴，以惡勝惡，冤冤相報的惡性循環。因此，從這點上可以說，基督教乃是中國免於這種惡性循環的唯一出路。今年劉曉波先生獲獎之後，我起草了《悔改與和解：目前中國社會唯一的出路--基督徒恭賀劉曉波先生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之公開信》 一文，目的就是希望向國人說明，唯有在公義基礎上真正的悔改，才有在憐憫基礎上真正的和解；唯有真正的和解，我們的民族才有真正的出路。

餘傑：本科畢業後你選擇離開北京，回家鄉工作，也是有意要避開這個流血之地和傷心之地吧。

王誌勇：六四之後，劫後餘生，對於工作就不再看得那麽重。當時特別想的就是靠老家近一些，能夠看顧年老體弱的父母。因此，老家山東德州有單位要人，就匆匆返鄉。我回到家鄉之後，最大的幸運就是認識我的愛妻朱素雲。我當時一無所有，她愛慕我好學，就接受我的求婚。我們在一九九一年十月結婚。在老家那些枯寂的日子裏，她帶給我諸多的慰藉和鼓勵。我在不認識主的時候，一意孤行，剛愎自用，給她帶去很多苦楚。信主之前，我們的婚姻漸趨死亡。信主之後，我們的婚姻逐漸重建。如今我們一同服侍上帝，享受上帝所賜給我們的愛情和家庭，共同完成上帝給我們的托付。上帝不僅使我從過犯罪惡的死亡中死裏複活，也使我們的婚姻死裏複活，主的恩典實在是浩大的。

餘傑：然後你又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回到北京，你係統地接觸基督教是在這一時期嗎？

王誌勇：是的。高中時，我們班上有一個同學是基督徒，因為環境局限，她從來沒有談自己的信仰，也沒有表明過基督徒的身份。我雖然知道基督教的存在，具體說來是什麽卻不知道。在本科時候，我讀過聖經，也到過缸瓦市和崇文門的教堂參加禮拜。。那時我跟一些家庭教會也有過接觸。但上帝的時間沒有到，勉強不得，即使自己想歸信也是不能。我接觸過某些傳道人，他們主張信徒隻要禱告就可，不用去醫院看病，我對他們的無知感到震驚。還有一些傳福音的人，用收買的方式，比如幫人找對象、找工作等等來吸引人信主，後來才知道這是一種傳銷式的“廉價恩典”式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我對這些做法都很反感。那個時期，劉小楓的《拯救逍遙》一書對我的影響很大，但並沒有生命的觸動，隻是覺得很新奇，很有意境。因為其中並沒有強調信靠上帝和耶穌基督，當然也沒有強調真正認罪悔改的基督徒生活。因此，信主之前我算是接觸過不少版本的“基督教”！現在有人表示不相信基督教，我就會很平靜地問他到底是不相信什麽樣的基督教，可能他所不信的基督教我也不信。因此，關鍵不是信不信基督教的問題，關鍵是什麽形式的基督教的問題。

餘傑：劉小楓近二十年來的生命和學術軌跡，是一個直線墮落的過程，現在他居然宣揚“毛學”了。他不是基督徒，神學隻是他的標榜和幌子。所謂“文化基督徒” 的概念，禍害不淺。很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信主的過程中都會有這個階段。那麽，你是在什麽樣的契機之下信主並受洗的呢？受洗前後的生命有沒有發生重大變化？那個時期你的教會生活是什麽樣的狀態？

王誌勇：那時，我對基督教的理解，是一種俄國東正教中神秘主義的基督教。我自詡為“獨立知識分子基督徒”，反教會，反神學，孤芳自賞，喜歡神秘主義，沒有 “聖徒相通”的生活。這也是一種“文化基督徒”的方式，熱衷於基督教研究，遠離教會和聖經，更沒有最起碼的個人讀經和禱告的靈修生活。

我是在一九九六年四月決誌信主、十月受洗的。那時，我在宗教方麵的追求已經十年有餘，內心中仍然沒有平安，仍然罪中掙紮，無法自拔，常常被虛無和絕望的感覺充斥。當時，我是北大畢業的法學碩士，擁有律師資格，在東直門保利大廈有律師事務所，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之一，在別人看來仿佛是成功人士，最起碼 “錢”途無量，但心中充滿虛無之感，對於當時律師所從事的各項工作也不喜歡，常常覺得自己的使命不在於此。那時，我接觸到幾位來自瑞士、澳大利亞的弟兄，在談完法律方麵的事務後，一起討論信仰。雖然他們在信仰上有一定的缺陷，偏向靈恩派，但上帝也使用他們傳福音。當時，我做了一次認罪悔改、決誌信主的禱告。那次，是一位名叫詹妮弗的姊妹作見證的時候留下的兩行眼淚深深打動了我。上帝就借著這位普普通通的姊妹的見證和眼淚，打動了我的心，使我的心歸向他。

信主之後，我讀聖經的感覺就不一樣了。就如同聖經中所說的“新造的人”一樣，上帝開了我的心竅。因此，這種“新”不是物質意義上的“新”，而是心靈意義上的“新”，開始從全新的角度認識上帝及其作為的奇妙。有一種《啟示錄》中所說的那種“起初的愛心”，非常新鮮、火熱，那種感覺甚至勝過人的初戀。我看一切仿佛都不一樣了，開始覺得禱告和讀聖經是很幸福的事情，並找到各種的資料來研究聖經，並且熱心地向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我還常常默想和背誦很多經文。我妻子發現，我變成了一個跟以前很不一樣的人，開始充滿平安和喜樂。她看到上帝在我身上的工作，聽了福音之後，也決誌信主，並跟我一同受洗。與許多初信者一樣，我當時在聖經真理上仍然模模糊糊，現在想來更加深信罪人的信主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哪怕當時還不明白，這種恩典也能臨到，上帝的恩典確實是不可抵擋的。正如加爾文描述他歸正的經曆那樣， 不知不覺地，上帝就賜予一顆謙卑受教的心，使他從偶像崇拜轉向敬拜真正的上帝。

當時，在我們在律師事務所有一個查經班。信主之後不久，帶領查經班的傳道人就開始讓我帶領分享。那時，我是現學現賣，隨學隨教，傳道人先給我講，我記錄下來，就去給別人講；或者是查閱資料，很快就能照著資料傳講。不久，我們開始從團契向教會發展。我也在一九九七年年初蒙召進入全職侍奉。這是一個由海外宣教士建立的教會，有四、五個聚會點，一共兩、三百人，同工培訓多的時候有四、五十人。我們成立了一家婚姻家庭谘詢公司，由我來擔任董事長和主要講員，通過舉辦講座和谘詢在社會上傳福音。

那時，我們租用賓館的會議室用於主日聚會，地點經常變化。有一次，正在聚會，鄰居打電話舉報，說這裏有一個非法聚會。立即有兩輛車載著武警趕來，包圍了我們聚會的地方。當時教會有一個會友曾經是當地黑社會的頭子，他熟悉此種情況，便自告奮勇地出去應付，這才度過難關。

餘傑：東方神秘主義的誘惑、“六四”的衝擊、教會的弊端等，讓你的信仰之路走得分外艱難。但是，山重水複之後找到的信仰，往往更為堅定。

王誌勇：是的，“六四”之後，我對政治、法律、人性、文化、民意都有一番反省。從基督教的角度，曉得真正的自由、民主、人權，不是國家賜予的，甚至不是人爭取的，而是上帝的恩賜。起初，上帝按他的形象造我們，受造物本身就有上帝的形象，這是根基的根基。這就脫離了抽象的以自然法理論為依據的“天賦人權”觀念。人權的根基是上帝按照每個人的形象造人，每個人在上帝麵前都是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個體之人，都具有不可侵犯的權利、尊嚴與自由。正是這個原因，中西人權對話的時候，大家使用的詞匯雖然表麵上相同，但出處和內涵則有著本質性的不同，根本無法達成真正的溝通。

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共產主義”其實在本質上是一種來自基督教的異端，馬克思、恩格斯都是受過洗的基督徒，斯大林曾經是神學生。他們想在地上實現天國，卻不願意尊上帝為大，不願意以耶穌基督為獨一的救主，更不原意順服上帝所啟示的律法，所以基督搞出一套“無法無天”的體係來。

值得深思的是，德國的路德宗在一戰和二戰中，俄國的東正教在斯大林時代之前，有沒有發生像馬克思所說的那種墮落和蛻化？從聖經來看，許多教會確實背離了聖經啟示，背離了使徒的正傳，背離了真正的先知精神，不再強調上帝的律法，當然也不再強調對社會公義的關注。沒有明確的律法，就沒有任何公義可言。因此，這種宗教就成了鴉片，為人提供一種虛幻的安慰，卻不能幫助人解決任何實際的問題。比如，作為新派神學之一的“解放神學”，就是天主教與馬克思結合的怪胎；再比如，中國的“三自”神學，以丁光訓為首，就是向“解放神學”看齊，宣揚“宗教同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這就是罪人自己虛構的上帝、虛構的教會、虛構的福音，而不是聖經中所默示的上帝、公義和慈愛並重的上帝、在耶穌基督裏完美呈現的上帝。

共產主義從基督教中吸取了一些成分、內容和形式，卻顛覆了基督教的純正信仰，是山寨版的偽基督教。所以，共產主義興起初期，吸引了不少仁人誌士為之獻身，甚至也使得一些不明白真理的基督徒覺得共產主義就是聖經中所描述的天國。當然，共產主義之外，還有形形色色的、各種版本的基督教。其實，人有多少私心雜念、多少詭詐，就有多少版本的基督教。但是，諸如此類精神鴉片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內心的疾病、家庭婚姻的疾病、社會的疾病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還有今天那些仍然打著各種旗號強奸民意的獨裁者們，不管是否貼上宗教的標簽，在本質上都是用各種形式的鴉片來麻醉民眾，搞愚民政策，最後都會不可避免地走向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