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253)
2009 (99)
雅和博經學國家論
--選自王誌勇《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經學原理傳習錄》
雅和博經學旗幟鮮明地闡明聖經中所啟示的上帝對國家的旨意。
麵對二十一世紀中國教會和社會的發展，我們必須高瞻遠矚地重視國家的問題，對國家的本質、建製提出合乎聖經的主張。這是基於五大考慮：首先，家庭、教會、國家都是上帝所設立的製度性的蒙恩之道；其次，改革宗神學始終不僅強調個體之人的歸正，也強調國家和民族的歸正；第三，在中國五千年曆史上，始終是國家一枝獨秀，正如趙天恩牧師所總結的那樣：“在中國處境下的政教關係，曆來都是政權在上，宗教在下，基督教不過是受製的宗教之一；西方式的‘政教分離’的關係在中國根本不存在。”[1] 第四，中國教會對國家普遍缺乏清醒的認識；第五，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國家主義空前猖獗，人本主義者越來越多地把國家視為拯救性的組織。
雅和博經學國家論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雅和博經學把國家這一組織視為製度性的蒙恩之道，國家在法律和製度上的健全是上帝給人的賜福；其次，雅和博經學明確地從聖約經學的角度強調國家有責任以上帝的律法為“高級法”（the higher law），不斷地改良人所製定的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惡法；第三，雅和博經學從人性敗壞的角度出發，明確強調國家作為人的組織的有限性和有罪性，強調國家權力的分工和製衡，尤其是立法權、司法權和執法權的分離，並且把這三大權力的分離和人性聯係起來，也就是人所具有的理性、情感和意誌，以及認知、感受、抉擇的功用和先知、祭司與君王的職分聯係在一起。從而在人性的角度，把愛和公義、自由和法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奠定民主和憲政製度的人格基礎。因此，國家論是雅和博經學在公共神學領域中的突出貢獻之一，這一貢獻就是把人性構成和國家建製直接聯係在一起，從而突破了中心文化模式之爭，直接把國家建製訴諸聖經和人性。
我們甚至可以說，是否具有合乎聖經的公共神學是對基督教神學的純度和深度的檢驗，而是否具有合乎聖經的國家觀則是對某種公共神學是否合乎聖經的檢驗。雅和博經學從聖約和國度的框架所提出的國家觀，成為基督徒在公共領域中改變暴政，走向自由、民主和共和的利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