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傑：誰動了中國人的奶酪？

誰動了中國人的奶酪？

——從《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中國站起來》之“三部曲”看中國的法西斯思潮

 

 

二零一零年二月，在胡錦濤的家鄉江蘇泰州街頭，出現了這樣一個巨幅標語：“和諧社會花似錦，科學發展勢如濤。”如此氣勢磅礴的“藏尾詩”，絕非尋常的禦用文人寫得出來，需要有郭沫若式的學識和餘秋雨式的才情。我很佩服這幅標語的作者，正如梁文道對《中國站起來》一書的評價那樣：“真是文氣浩瀚，佩服。”在被包裝得花枝招展的《中國站起來》當中，作者有這樣一句名言：“一九零九年，看不到中國的崩潰是有眼無珠。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國崛起的趨勢也是有眼無珠。”而在中文推特圈上，我看到了對此結論最精妙的一句點評：二零零九年，看不到中國的亂象卻夢囈崛起的，已經不是有眼無珠而是魚目混珠了。

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再到《中國站起來》，終於形成了“中國人三部曲”。這三本書的思想觀念層層遞進，清晰地顯示了當代中國的法西斯主義思潮從萌芽到發展再到成熟的軌跡。它們在票房上的成功，無非依靠兩大靈丹妙藥，一是民族主義，二是民粹主義。在任何時代，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都能吸引一群如法國學者勒龐所說的“烏合之眾”。而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是法西斯主義的兩大思想淵源，也是中共最後的兩根救命稻草。今天的中國正在沿著法西斯的道路高歌猛進，美國裏根總統時期的白宮顧問麥克勒丁博士，在《遠東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北京擁抱經典法西斯主義》的文章，他指出：“中國是經典的法西斯主義，第一個非常成熟的法西斯主義。少量的經濟自由，沒有政治自由，正是法西斯主義。”這是一個需要戈培爾的時代，有多少野心勃勃的失意文人自願獻身呢？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逐漸從“六四”之後被西方孤立的處境中解脫出來。既然總設計師說了不問姓“社”姓“資”，全民經商的熱潮很快席卷全國，對物質的欲望成為國人唯一的慰藉。隨著經濟的增長，意識形態的真空也越發凸顯。於是，官方的需要和商業的利益的一拍即合，一群狡猾的書商順勢炮製出《中國可以說不》。這是八十年代具有理想主義激情的中國知識分子投靠主旋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也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走向商業化的開端。《中國可以說不》這個名字頗值玩味，這是一個祈使句式，不是“中國必須說不”而是“中國可以說不”，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剛剛起步，中國還沒有跟西方叫板的實力，鄧小平反複教導說，要“韜光養晦”，不出頭，不爭霸。這幾名作者對當時官方色厲內荏的心態拿捏得恰到好處，與當時中共的內政與外交政策呼應得絲絲入扣。他們“說不”的對象是西方，而不是屠殺之後手上還沾滿鮮血的劊子手。他們深知，對西方“說不”不用付出任何代價，反而會得到當局的鼓勵和憤青的追捧；而對中共當局“說不”則萬萬不可，肯定會被封殺、被喝茶、被和諧乃至被送進監獄。

到了二零零八年《中國不高興》出籠的時候，雖然作者依然是當初的幾個商人，但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景下，他們與中國一樣，早已今非昔比，麻雀變鳳凰了。 “可以說不”僅僅是小心翼翼地表達出一種可能性，“不高興”則是理直氣壯地描述一種實際存在的情緒。而一年之後《中國站起來》的橫空出世，則不僅是一種 “不高興”的情緒的宣泄，而是一種站起來“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行動。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整整用了十二年，從《中國不高興》到《中國站起來》則隻用了十二個月，看來，這就是中國崛起的“加速度”。為此書作序的“不是經濟學家的經濟學家”宋鴻兵說：一九四九年，毛澤東揮筆寫下“別了，司徒雷登”；二零零九年，我們振臂呐喊“別了，美國模式！”這裏的“我們”顯然自視為“民族英雄”毛澤東的傳人。殊不知，剛剛告別司徒雷登的毛澤東立即與蘇聯簽訂條約，所出賣的國家利益讓近代以來中國所有的對外條約都望塵莫及。左派從來都很無知，對此我並不意外。對於這種“史詩般的呐喊”，我隻是略感奇怪：從偉大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宣稱“中國人民站起來”之後，在長達六十一年的時間裏，中國人民難道並沒有站起來，或者說站起來一瞬間又跪下去了，直到二零零九年，才由一個文弱書生來宣布中國真正站了起來？“站起來”是一個隻能由偉大領袖宣布的事實，哪裏輪得到一介書生來僭越呢，難道這個“臭老九”比偉大領袖還偉大？

《中國站起來》當中最讓我作嘔的一句話是：“我看見工人農民的血汗正在澆築著中國崛起的基座。”一不小心，數億工人農民就被這個曾經當過盲流、如今登堂入室躋身名流行列的“人文學者”理所當然地“代表”了。那些被羞辱、被欠薪、被壓榨的工農大眾尤其是在自己的祖國“暫住”的農民工，是否認同中國的這種“低人權優勢”，是否心甘情願地用自己的血肉來奠定“中國崛起的基座”呢？不過，已經爬到基座的中下層、分得一點殘羹冷炙的《中國站起來》的作者，對工農大眾的心思意念根本不感興趣。奴隸變成奴才，是奴才最大的驕傲。當大家都無恥的時候，無恥就不再是一種失德；當恥辱者都變成無恥之徒的時候，無恥就成了這個時代的美德。所以，無恥是無恥者的投名狀。這十年來，我眼睜睜地看著這個昔日的朋友如何一步步地從“絕地戰士”變成了“黑武士”。我曾經送給他一本我寫的《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希望他了解那些死於天安門屠殺的孩子、死於三鹿毒奶粉的孩子、死於山西黑窯的孩子、死於四川大地震的孩子的悲慘命運，從而洞悉中國人民苦難的根源究竟在哪裏。在《恥辱者手記》中有一篇題為《城裏的姨媽》的散文，描述了城市貧民的困窘與堅韌，讓我感動不已。造成千千萬萬“城裏的姨媽”的苦難的，造成了千千萬萬死不瞑目的孩子的悲劇的，難道是西方殖民主義嗎？在天安門廣場上向手無寸鐵的民眾開槍的，難道是美國大兵嗎？大饑荒中數千萬民眾被活活餓死，難道是因為美帝的封鎖嗎？孫誌剛之慘死、唐福珍之自焚、趙連海之被囚，難道都是美帝施加的黑手？一言以蔽之，這些苦難不是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乃是盤踞在中國人頭上的中共專製政權造成的。動了中國人的奶酪的，不是憤青們臆想出來的帝國主義，而是獨裁專製的共產黨和孕育這個黨的中國人的劣根性。如今，無視這一常識、扭曲這一事實的，在餘含淚與王羨鬼之外，又多了一個人。

《中國站起來》是對八十年代的啟蒙主義的全盤否定，是對五四運動倡導的民主和科學的全盤否定，是對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尋求有尊嚴的生活方式的努力的全盤否定。與之對應的，這本書也是對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的權貴資本主義和次法西斯主義的全盤肯定，是對毛澤東時代的紅色極權主義的全盤肯定，是對慈禧太後和義和團式的閉關鎖國、虐民自娛的政策的全盤肯定。一貶一褒，表明這本書的寫作是曾經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當代知識分子最卑賤的一次下跪，所以那個喜歡三跪九叩的錢文忠教授才欣然為之作序。這些學者名流完全忘記了中國人生活在“動物莊園”中的現實處境，聲嘶力竭地為“和諧社會”和“大國崛起”充當吹鼓手。當然，他們不得不承認這個社會還不夠和諧，這時就需要一個奧威爾所說的“公共汙水溝”。於是，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便成了順手找來的靶子。除了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之外，還得像劃右派一樣劃出一群賣國賊和漢奸來，作者找到的“漢奸”的代表人物是蔡元培、魯迅和胡適，仿佛是這三個“漢奸”讓中國的崛起遲到了半個多世紀。作者用一連串煽情的排比句攻擊胡適，其惡毒不亞於五十年代初期批判胡適運動中的那些大字報——“最無能的男人總是抱怨祖宗沒給他留下更多的財產，最無知的精英總是抱怨大眾過於愚昧聽不懂他的偉大思想，最無恥的失敗者總是歌頌強盜劫掠時打斷他一條腿給他開創了生命新境界，胡適博士三者兼備焉。”畢竟胡適已經是死老虎了，在批判完胡適之後，他立即將矛頭對準當下的“崇洋媚外”者，“中國的某些精英人物就像西方殖民勢力安置在中國的思想警察”，這種說法跟幾年前王紹光攻擊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一脈相承。很不幸，我就是這樣一個五年來不能在中國大陸發表一個字的“精英人物”，但我自己都不知道如何完成“西方殖民勢力”任命給我的“中國的思想警察”的任務，我隻知道每年有幾十天的時間國保警察在我門口站崗。這種陰險的告密行為，連普通的五毛黨都做不出來，可以載入冉雲飛正在撰寫的《中國告密史》了。

《中國站起來》的作者自以為讀了幾本“人類學”著作，就可以對中國和世界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了。他既反對人類的普世價值，也反對近代化和全球化。在他看來， “自由貿易的真相是搶劫”，“自由市場的真相是槍炮和霸權”，“自由競爭的真相是不讓別人發展”。按照他的設想，中國幹脆退出WTO，幹脆像北韓一樣切斷網絡，幹脆像毛時代那樣實行統購統銷的計劃經濟。我想起十年前我們一起編纂《審視中學語文教育》，因質疑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揭露韓戰之真相，而被教育部和中宣部圍剿的那段往事。如今，其他兩個編者已經“覺今是而昨非”，恨不得跑到北韓去當宣傳部長，如聖經所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韓寒說，通往北韓的道路，是由每個人的沉默鋪就的；韓寒卻不知道，中國還真有“直將北韓當天堂”的、“過於聰明”的副教授和副研究員。這些搖著羽毛扇的縱橫家，真該去投靠毛新宇少將，通過合縱連橫，將毛三世推上皇位，如此方可實現其帝王師的夢想。讀書越多，離常識越遠，這是左派文人之通病。同樣是以 “中國”為論述對象的著作，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我看到的是顧影自憐和胡言亂語；而在財經作家蘇小和的《我們怎樣閱讀中國》一書中，我看到的卻是理性與睿智——蘇小和在《每個人的全球化》一文中寫道：“我看見新一代的中國人在相對寬闊的信息通道中自由遊走，在財務相對自由之後，年輕的人們開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靈的自由。雖然仍有人坐井觀天，仍有人畫地為牢，但世界已經為我們打開，每個人都在全球化之中，隻要有足夠的懷疑精神，隻要學會在多元狀態下思考，我們就再也不會輕易被遮蔽，被蒙騙了。”換言之，全球化就是自由化，自由化就是去中心化，沒有人可以依靠自己昔日的名氣充當別人的“導師”。那怪那些“左狂人”對“自由”二字恨之入骨，因為在這個信息越來越自由流通的時代裏，要想騙人可沒有那麽容易了。

《中國站起來》是一本向《我的奮鬥》的致敬之作，一方麵向當權者諂媚，一方麵煽動仇恨、鼓吹暴力，文字之粗糙、審美之醜陋與精神之卑瑣互為因果。作者宣稱： “本書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盡早擺脫殖民時代所加給我們的精神創傷，我們應該挺起精神脊梁，以飽滿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走向崛起之路，以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偉大氣魄，將今天崛起的趨勢變為明天崛起的現實。”無數這種像小學生作文一樣的大話和空話，支撐起這本垃圾書。中文居然可以被糟蹋到這樣的地步，實在讓我歎為觀止。作者模仿希特勒的語氣說：“我們甚至應該以戰爭動員的方式，組織全民族的力量，為保證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殫精竭慮，誓死拚搏。”連中共當局都不敢輕言“戰爭動員”，這個文化人卻如同當年天安門廣場上殺人殺紅了眼睛的嗜血的士兵，儼然以國防部長自居，要像當年的慈禧太後那樣宣布向萬國開戰。可惜，共軍從來就不具備抵禦外敵的勇氣，從來就不曾有“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豪情，他們隻會屠殺本國民眾，從天安門殺到西藏，再殺到新疆，如魯迅所說，他們隻知道屠戮婦女和嬰孩！虧得《中國站起來》的作者自稱佛教徒，當西藏有那麽多佛教徒被屠殺的時候，當達賴喇嘛被中共官僚辱罵為“人麵獸心” 的時候，他為何一言不發呢？他哪有半點佛教徒的慈悲與愛心呢？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如同瘋牛病一樣的病毒，它會徹底敗壞人的思維和理性，甚至包括道德和倫理。我一直堅信，我們與希特勒、戈培爾、斯大林、毛澤東之間的不同，不僅僅是觀點的差別，而是靈魂上的迥異。患上法西斯病症的人，不僅僅是觀點的出格和邏輯的混亂，更是人品的全然敗壞。

法西斯主義的病毒讓人的精神鈣化，甚至永遠無法複原。我很少見到法西斯主義者覺悟成為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我倒是時常見到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蛻變為法西斯主義者，《中國站起來》的作者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蕭瀚說，他相信作者的單純和善良，我卻覺得，那是蕭瀚自己太單純和善良了。學者吳洪森曾經被《中國站起來》的作者視為精神導師、與之有過長達三十年的友情，一針見血地指出其“變臉”的真相：“在表麵的狂熱之下，是出於功利主義的選擇。”沒有信仰的支撐，有幾個人可以靠著個人的力量，勝過無邊的寂寞與長久的清貧呢？那種重返文化舞台的虛榮心，那種一字千金的貪欲，會讓那些高度自戀的文人急病亂投醫的。正如有網友評論的那樣：當年，《恥辱者手記》的作者隻為蒼生說人話，如今，《中國站起來》的作者隻為君王唱讚歌，“自身遭遇不公時，就拉來各種人類的精神，擺出義正詞嚴的架勢，對現實大加鞭笞，一旦自身待遇好了，態度一百八十度轉彎，仿佛以前的那個自己隻是有鬼附身。決定批判的不是理性也不是自由精神，而是身份的高低變遷”。這個人的筆名取自魯迅的《摩羅詩力說》，因而曾經被錢理群教授譽為“精神界戰士譜係的自覺的傳承者”。如今，既然與魯迅絕交、與舊我絕交，不妨將這個筆名還給魯迅，重新取一個向毛澤東致敬的筆名，我建議美其名曰“毛東東”，這樣還可以同那個汙蔑上訪者都是精神病的北大教授孫東東稱兄道弟——上訪村的存在確實醜化了“中國站起來”的美好圖景，那些哭哭啼啼的訪民不是精神病又是什麽呢？其實，魯迅早已料到了“城頭變幻大王旗”的身後事，早已料到了“被背叛的遺囑”是一種必然。

在中國，愛國主義從來都是一種“真人秀”。如果《中國站起來》的作者生活在抗戰時代，何嚐不會是另一個才華與風雅都要遜色九分的胡蘭成呢？他們從來沒有愛過國家，從來沒有愛過身邊的同胞，從來沒有愛過孫誌剛和唐福珍們，他們隻愛自己，隻愛權力與金錢。他們是儒而非儒，是佛而非佛，他們滿口甘地，滿紙德蘭修女，骨子裏其實還是蘇秦與張儀，還是希特勒與毛澤東。對於這種大言不慚的“愛國賊”，英國學者C.S路易斯指出：“他愛國，是因為他認為祖國強大而美好，即因她的優點而愛她。她像一個運轉良好的企業，身在其中滿足了他的自豪感。她若不複如此，情況會怎樣？答案清楚明了： ‘我們便速速棄之而去。’船隻下沉時，他會棄船而去。這種愛國主義出發時鑼鼓震天、旌旗飄揚，實際卻趨向變節和沒落。”是的，真正的愛國，乃是愛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和生活於其上的多災多難的同胞；真正的愛國，乃是奮起對抗那些讓大多數民眾都難以“好好生活”的特權階層。所以，真正的愛國者是劉曉波，是丁子霖，是譚作人，是艾未未，而不是那些“說不”的中國人、“不高興”的中國人和“站起來”的中國人。對於劉曉波被判以重刑，《中國站起來》的作者在接受崔衛平的電話訪問時說：“我感到遺憾，此外再沒有別的話了。”而我對於這個靈魂跪下來、嘴裏卻宣稱站起來的“人文學者”的墮落，連遺憾都沒有，隻剩下一句話可說：“你把良心典當到地獄裏，你拿什麽贖回來呢？”

 

 

二零一零年二月七日、八日

四川成都

 

    附記：剛剛寫完這篇文章，我便在網上看到一位署名“林白水”的八零後的作者的博文。為什麽同樣生活在一個國家，有人心中充滿站起來的驕傲自信，有人卻感到如影隨形的恐懼？這篇短文足以打垮數十萬字的《中國站起來》這個建築在沙灘上的城堡。法西斯的毒素並沒有那麽可怕，“林白水”的這篇文章便是克製其毒性的疫苗。因此，我自作主張地將這篇文章附錄在後麵，有毒者驅毒，無毒者亦可增強免疫力。

 

這是一個讓人感到恐懼的國家

林白水

 

　　因為我們是中國人，所以我們在自己的祖國經常感到恐懼。——這句話看似邏輯不通，但是卻有著數不清的事實來為它提供證據。把你逼到斷指明誌，你恐懼不？把你逼到開胸驗肺，你恐懼不？把你逼到自焚抗暴，你恐懼不？你可以說，這些事兒又沒落到我頭上，我用不著恐懼。那給你吃三聚氰胺你恐懼不？給你吃不能治病反而致病的假藥你恐懼不？在一個視憲法為兒戲甚至肆意曲解和踐踏法律的國家，不恐懼是很難的；在一個連最起碼的食品安全和藥品安全都無法保證的社會，不恐懼則是不可能的。

　　上麵說的是外在的恐懼，還有一種恐懼是內在的——它無關宏旨、不易察覺，但是它更加無孔不入，無人能夠幸免。

　　一般來說，祖輩和父輩的恐懼很容易理解。祖輩經曆了荒謬殘暴的“文化大革命”，他們是在恐懼中建立起自己的人格的。父輩見識過“六四”的腥風血雨和指鹿為馬，那樣深刻的恐懼恐怕令他們至今仍記憶猶新。令人費解的是，年輕一代也普遍懷有無法擺脫的恐懼，當然也包括筆者在內，這究竟是為什麽呢？“文化大革命”是曆史書上的陳年往事，“六四”時我們還不諳世事，而且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並沒有明顯收緊的跡象，那麽我們的恐懼從何而來的？

　　大的方麵，最顯而易見的恐懼製造者是建立在謊言和暴力基礎上的政權，它所釀成的一係列已經過去的、正在發生的和可以預見的悲劇使大多數國人人人自危，雖說基本上還不致於性命堪憂，但是漠視公民權益的執政傳統和法律條文，卻讓無數人的合法權益受到“合法”侵害。此外，謀生的艱難也是很多人不得不麵對的問題。有人說政府在實行“饑餓療法”，讓知識分子為謀取生存資本忙活，從而無暇反省曆史和批評政府。其實這樣說並不準確。體製內的知識分子不必為謀生的問題發愁，體製外的則在艱難謀生時亦有因言獲罪的危險，體製外的透過玻璃看到體製內的誘惑（這或可視為一種世俗的“希望”）——這樣才是一個基本平衡的結構。如果普遍實現“饑餓療法”，大家都看不到切實改善自己生活的希望，恐怕“物極必反”的那一天將更早到來。

　　讓我們回到恐懼的話題。筆者今年24歲，也算是年輕一代，或許我的經曆和心態可以折射出青年人感到恐懼的部分原因。

　　我在高中的時候退團了，因為那時看了一些“禁書”，震驚之餘，感覺自己應該做點什麽，不然對不住自己的良心。我能做什麽呢？不能傳播“禁書”，不能寫文章直抒胸臆，不能四處宣揚這些“反革命言論”，那我隻有退團了。我是高三退的團，先是要回團員證燒掉，然後在高考登記表的“政治麵貌”一欄中填上“群眾”。回頭思想此事，如果那時規定非團員不得參加高考，我還會毅然決然地退團嗎？考慮到家庭、學校和自身前途的壓力，我很有可能就不退了。那樣的話，我隻能在精神上做一名懷疑者和反對者，但是這是相當可笑的：連與體製決裂的勇氣都沒有，還談什麽反對？

　　高中退團對我沒什麽影響，反倒讓我在讀大學時省去了每年注冊團員證和參加團員活動的麻煩。大學時很多同學成了預備黨員，為此，他們忍受了枯燥可笑的黨課，忍受了數篇上千字的思想匯報，忍受了旁人一半羨慕一半鄙夷的議論……與家長和老師口中入黨的種種好處想比，對於這些，他們都很願意忍受。我不禁想，如果隻有黨員能找到好工作、娶到好老婆、住上好房子、開上好車子，那我會不會重新入團、積極爭取入黨呢？事實上，這裏的“如果”就是活生生的現實：在黨政機關，隻有黨員才能做一把手，擁有發號施令的權力，而有了這樣絕對的權力，想要什麽都易如反掌。我想我之所以能夠堅守拒絕體製的原則，多半是因為我相信憑自己的能力，在體製外也可以過上不錯的生活。但是現在我逐漸明白，在這個“組織”無處不在的國家，拒絕體製往往被視為不成熟的任性行為。

　　如果你的個人選擇建立在你的良知和信仰之上，但是當你身邊最親近的人都來規勸和迫使你“回頭”的時候，或者僅僅是當你麵對旁人不屑和嘲諷的眼神的時候，你還能泰然自若、堅持信念嗎？雖然你相信自己是對的，但是這個國家、政權、社會不允許你相信。當一個社會集體陷入指鹿為馬的困境的時候，個體的恐懼是無處躲藏的。恐懼是什麽？恐懼可以是很小的東西，比如對謊言的容忍、對不公的無視、對暴力的噤聲。當你為了融入集體而去參加滿是謊言的會議，當你為了飯碗違心地發表一通歌功頌德的言論，你在感到無奈的同時，沒有感覺到恐懼嗎？你在做那些事的時候，你已經喪失了你自己，從而成為體製的幫凶。

　　2010.02.04　白水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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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傑 Yu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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