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一）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一）
王怡

（按：這篇長文，是我為民主中國網站“反右運動50周年征文”而寫，尚在連載中。謹以此文，獻給馬禮遜來華200周年，及“反右運動”50周年。基督教來華的二百年，正是中國史上苦難深重的二百年。教會受逼迫及複興的這50年，也是中國人在極權主義之下掙紮求生的50年。基督徒的知識分子，不但應看到教會的曆史，也當看到整個族群的曆史，既看到上帝在中國教會的手，也當看到上帝在中國的手。由此看見教會命運與國家命運的關係，是祝福還是詛咒？我躺在病床上差不多一個月，寫下這篇文章，默想上述的視野。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希望此文能幫助你了解那一段曆史。如果你是一個基督徒，如果你讀完這篇文章，和我有相同的看見：我們是蒙恩得救的人，正因為如此，我們在國人的麵前罪孽深重。請你與我一道，為50年來殉道的聖徒感謝主，也為教會的罪，為1950年後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背主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咒詛，在上帝和我們同胞的麵前懺悔。）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一）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新約·羅馬書》3：10

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幹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仆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林昭獄中血書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個夾邊溝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數學教師。我們知道他，是因為在2002年春天，作家邢同義用掉12盤采訪磁帶，寫出了《一個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們知道她，因為她是林昭的獄友。1961年林昭入獄後，一度與俞以勒拘禁一室。她們不但成為難友，也成為在基督裏的姊妹。林昭從起初一個毛澤東的信奉者，到一個不妥協的專製的批判者，最終回歸基督信仰，成為一個對劊子手懷著憐憫的殉道士。近年來，她被自由知識分子們譽為中國的聖女貞德。

基督徒右派吳維尊，在個人思想改造報告中這樣寫道，“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前他為自己定下一個原則，“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從此直到2002年12月離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踐履了這幾個原則。

盡管吳維尊在獄中經受了一切肉體折磨，但他依然可算當時中國人中“唯一一個公開拒絕讀毛主席語錄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盡的獄方給他提出兩個簡單要求，停止飯前禱告，誦讀毛澤東語錄，便可視為服從改造。但吳維尊一如既往的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體內，蘊含著中國知識分子難以想象的驚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愛國會”，決議號召全國基督徒，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但在共產黨政權下，宗教不過是愚昧和迷信的遺留，即使牧師和其他神職人員，也很難被當局和一般公眾視為“知識分子”。更何況那些普通的信徒。因此教會內的反右鬥爭，比主流社會和主流知識界更加慘烈。隻有極少數知識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們的雙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會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卻難以被計入“右派知識分子”的群體。甚至迄今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們的遭遇，也難以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獄的教會領袖倪柝聲，在獄中離世。他離世後兩周，《香港時報》發表文章，根據大陸156種報紙、57種雜誌作出了一個確切的、但是不完全的統計。1950年—1953年的“三自更新運動”期間，被監禁的新教徒約6萬人。其中被處決的共10，690人。而在 1957年—1958年“三自愛國會”領導的反右鬥爭期間，被劃為右派的新教徒不計其數，其中被處決的有2，230餘人。

三自運動：信仰的淪陷

早在反右運動之前，中共借助“三自籌備會”及吳耀宗、丁光訓等人，在反帝、愛國、擁護共產黨的政治立場下，一統分散的基督教會。1949年9月，中共高層欽點了當時在教會內並無重要地位的吳耀宗、劉良模等5人，作為基督教代表，參加產生新政府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共精心培育他們的地位，讓吳耀宗在會後率宗教界代表團進行全國巡訪，在各地均受到黨政首腦迎接。嚐到甜果子後，周恩來在1950年5月短短一個月內，接連三次接見以吳耀宗為首的19位基督教領袖，開始攤牌。

第一次接見，周恩來以一句話為中國的基督教定下調子，即傳教是與帝國主義侵略相聯係的。由此他提出三項建議，第一，教會應當發起一場反帝愛國的運動，徹底清算與帝國主義的關係，清算教徒中的“帝國主義走狗”。第二，基督教在新中國要受約束，不要到街上去傳教。第三，教會應該獨立自主，切斷與帝國主義的聯係，建立“自治、自養、自傳”的教會。這個講話迄今為止，仍然是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的基調，也是官方宗教學界迄今為止理解近代教會史的一個基調。

第二次接見，周恩來開始語帶威脅，說教會必須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必須擁護《共同綱領》，使宗教活動有益於新民主主義社會。他再提出一個具體限製，教會不能再邀請外國傳教士來華傳教，也不能再向境外募捐。

第三次接見，主要關於政教關係。周恩來轉而向教會示好，說政府的“統一戰線”要擴大，能不能加入統一戰線，關鍵不看唯心論還是唯物論，而是看“是否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切斷了聯係”。他進一步提出兩個更加凶狠的威脅，一是重申要把宗教界的害群之馬、極少數的走狗清除出去，這樣廣大的基督徒就不會因為少數壞人而受到歧視。二是要求教會內部開展自我批評，對自己進行檢討和整理。

周恩來這三次緊鑼密鼓的講話，仿佛魔鬼在曠野裏的三次試探，瞬間便把教會領袖們逼上了一條絕路。緊接著，毛澤東在6月6日的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上發言，宣布 “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的反動勢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鬥爭”。一個號稱新民主主義政權的信仰自由，就這樣被葬送了。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領袖們隨後作出了他們的選擇。要麽妥協，走賣主的路。要麽像曠野中的耶穌拒絕撒旦那樣，拒絕共產黨，走一條殉道和護教的路。在這兩條路上，就分別產生出今天的“三自會”和“家庭教會”。

當時吳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自由派（現代派）神學影響。連他在內，三自陣營中幾位主要角色，均曾在自由派的大本營——美國紐約的協和神學院進修。不可否認，他們的確也有一種真誠的愛國和反帝心理，和當時幾乎所有自由知識分子一樣，也對新政權和社會主義革命充滿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會福音”影響的新派神學家趙紫宸，以一種悲涼的語氣寫道，“大批不顧個人安危的年輕人站在了共產黨人一邊，他們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於教會。”

這些越來越傾向於左翼社會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開始圍繞在吳耀宗的周圍。1948年，吳耀宗曾寫下《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一文，宣稱基督教在華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他說，“如果我們的思想與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樣，我們實際上就變成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無意識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廣大民眾眼裏，我們不過是鴉片”。

這些新派的“基督徒”看到了社會參與的重要性，但因身受自由派神學的捆綁，無法回到基督教正統信仰的救恩論，去認識個人救恩與社會變革的關係。因此對他們來說，“基督的救贖與社會變革是一回事”。他們所謂的基督信仰，已和一個世俗的社會主義者相去不遠。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在2006年11月其父的遺體遷徙儀式上，在宗教局官員麵前為其父辯護。仍苦口婆心的提及吳耀宗堅持認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並無矛盾”。中國教會史專家、法國的沙百裏神父在其著作中評論說，這正是“三自運動”從新教開端的原因，共產黨顯然注意到吳耀宗等人的思想，“他們對此相當重視並充分加以利用”。

尤其在韓戰爆發之後，西方傳教士加快了被逐出中國的速度，少數人被政府逮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高漲，對這些自由派的教會領袖觸動更大。吳耀宗寫下《共產黨教育了我》，重慶神學院的院長陳崇桂寫出《我政治思想轉變的過程》，在隨後的三自革新運動中，成為對廣大基督徒進行思想改造的兩篇範文。他們最後的結論都是，原來共產黨的理論是正確的，“唯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救全世界”。他們承認，自己已從一個改良主義者變成了革命者。

而另一些教會領袖，則在政府首腦的三次接見後，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對自己所信的也喪失了信心。轉而認為若不妥協，教會就會被徹底摧毀，於是懷著一種忍辱負重的想法接受對政治的依附。如上海靈修神學院的院長賈玉銘，曾公開宣稱，“參加三自會是違背神旨意的”，但到1954年春天，幾個宗教幹部去他辦公室密談數小時之後，他參加了三自會，並當選為全國副主席。聚會處的領袖倪柝聲，早期也公開反對三自，不久就改變態度，甚至為三自辯護，說教會是一個杯子，政府是一個盤子。杯子要放在盤子上，是理所應該的。可惜政府決意要拿他殺一儆百，1952年，他仍然因反革命罪在沈陽被捕。其他的人，則有出於恐懼而隨波逐流的。也有極個別的鼓動者，是共產黨建政之前就打入教會的秘密黨員。如上海組建三自會的主要人物李儲文“牧師”，1961年後任“三自愛國會”秘書長，後來在文革中經受不住紅衛兵的毆打，亮出黨員證求饒。身份暴露後，改任上海外事辦主任，後任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副社長。

隨後吳耀宗“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個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場的宣言，《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以團結全國基督徒愛國、愛黨，反帝、反美為宗旨。並根據政府授意，邀請到40名教會領袖聯名發起。這個宣言的最後定稿經周恩來過目，政務院批準。宣言連同第一批1500餘人的簽名名單，全文刊登於9月23日的《人民日報》。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開響應“基督教宣言”運動的指示》。隨後在當局扶持下，開展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簽名運動。

當時全國約10，000間教會，8千傳道人，84萬基督徒，人人都必須過關，簽名以自保。簽，就是愛國，不簽，就是反革命。到1951年4月，簽名者達18萬人，年底達到36萬。到1954年“三自愛國會”正式成立時，親手簽下名字的基督徒達到41萬6千餘人。

至於中共在1949年後，為什麽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控製教會，而沒有直接用暴力消滅宗教。表麵冠冕堂皇的說法是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說”。不過可以參考 1956年11月，宗教事務局局長何成湘接見澳洲聖公會代表團時的講話。他說到三個原因，第一，基督徒們大多有一技之長，可以改造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第二，可以利用基督徒，和外國建立友好的關係。第三，政府不想製造殉道者，引起反抗。另外，中共負責宗教工作的李維漢，曾在1961年一次內部會議上，對黨內極左派做過一次非常直率的解釋。為什麽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我們都消滅了，卻要留下宗教呢？李維漢說，容許宗教的繼續存在，“更有利於‘促退 ’宗教信仰，而不是更有利於‘促進’宗教信仰”。他反對一些激進做法，如在信徒中開展無神論的教育和辯論。他說，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出於國內外的統戰考慮，請大家一定要理解。但這種溫和的傾向僅僅一年就消失了，李維漢被不點名批評，被視為修正主義和投降路線的典型。中共開始強製取消宗教。李維漢也開始搞 “無宗教區”的實驗，他派工作組到溫州，徹底砸爛基督教會。但溫州的地下教會反而越打越多，文革後成為基督教最興盛的地方，甚至有“中國的耶路撒冷”之稱。李維漢曾在80年代承認，直接消滅是一種徹底失敗的政策。

可惜當時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們，尚沉浸在對新民主主義的浪漫設想，及20年代“非基運動”以來對基督教的偏見中。沒有一個知識分子想去討論共產主義與宗教自由的問題。也幾乎沒有人關注基督徒的政治命運。但基督徒在1950年至1956的遭遇，人人過關，思想改造，控訴大會，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為一般知識分子的惡夢。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就連一般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失去了。由周恩來一手導演的對基督徒的信仰禁錮與迫害，到1957年就變成了由毛澤東引蛇出洞的全麵的思想禁錮與迫害。這令人不禁回想起納粹時代尼莫拉牧師那一段椎心刺骨的懺悔：

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後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後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