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崇懷牧師：中國基督徒的民族地位的探討

中國基督徒的民族地位的探討

基督徒民族意識和民族意誌的再思

唐崇懷

在以色列人的曆史中，摩西是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雖非摩西的後裔，但若沒有摩西，到如今他們最多隻是中東阿拉伯的一個遊牧群族 ，如同今日的伯杜因人，到處漂泊渴望家園。難怪猶太人以歸屬摩西自豪，誠如保羅所說：我們的祖宗都在雲下海中經過，都在雲海裏受洗，歸了摩西（林前十1，2）。其實，以色列人根本是自從由摩西帶領，出埃及過紅海，在曠野醞釀四十年後，才開始成了一個民族。

在這之前他們本就是漫遊各地的遊牧家族的一個，生活無著，根本就是為著所牧放的牲畜而存活，最多也隻是一個家族部落。後來，雅各家雖因約瑟蒙了埃及法老的恩寵，下埃及時隻是寥寥數十人，在神的眷顧和保守下，在歌珊地生養眾多。但畢竟也仍是埃及人手下的一群奴隸，活在埃及人的悲憫之下。終日勞役，未曾有過自我的識辨，也未敢肯定自己的權利。總之,在萬人中隻是海沙一簇，星星一團，微不足道；隻是“住在大河那邊的希伯來人”（申24：2）。細想之下，誠如現今形如散沙一般的中國基督徒，不論三自、家庭教會的信徒，都是隻能在當政在權者的恩澤、慈愛和憐憫下存活。想來真叫人痛心。

    一、 民族和民族意識的追溯和識辨

以色列人本就是希伯來人，摩西也提醒他們，要記住自己是住在大河那邊的人。按字源學的理解，“希伯來”本不是名，也不是號，隻是一種以地為識的稱謂，意思大約是渡河過來的外民，是與本地人不同，是遠離家園到處漂泊的寄居者，表明自己是在尋求一寸棲息之地、暫時家圓，猶如過客，不敢有久居意圖，但求及早回歸。（來11：12-14）

那位天上地上各家都從他得名的神（弗3：14），曾為他們的先祖雅各取名“以色列”，意為蒙神賜福之子。但雅各年老在會見法老時還未敢以此自稱，隻說自己是一位日子又短又苦的人（創47：9）。雅各的子孫在埃及四百三十年的日子中，雖然可以說是蒙神賜福、生養眾多，但這些以色列人畢竟仍然是有名無實，在當時的各族類和各群族中，除了為奴、苦役的身份外，沒有任何特別可識辨的身份，沒有地位，也沒有其它存在的意義。根本配不上“以色列”的稱謂。

然而，就在這時，神垂憐了他們的苦情，應允了他們的哀求，更應驗了他的應許；為他們興起了摩西。在摩西的帶領下他們出了埃及。這些烏合之眾，一夜之間，成了有名有份的以色列人，號稱“耶和華的軍隊”，昂著頭走出了埃及（出12：11），此後整個民族就冠以“以色列”稱號。

從此以後，以色列人成了一個有自識性的民族，也有了選民的稱號。在西奈曠野四十年的艱辛路途中，神陶冶了，也熬煉了他們，又將律法賜給他們。他們從一般的遊民聚合成了族群。又本著神的律法作為他們的意誌和行為的核心，在律例和典章的嚴謹實施中，表達了他們合一的心，終於成了一個民族。接著，又在約書亞的帶領下進了迦南，領受了應許之地為業，最後又在撒母耳的引導和安排下建立了國家。這就是以色列人的早期民族曆史。

其實，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他們所建立的國家，不論是猶大過或以色列國，雖都曾有盛景輝煌的時刻，也有被棄被擄的日子，但最來都更因他們不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情，違背律法，離棄真神，敬拜偶像，丟盡了民族意誌而被交付於外邦，被異族擄掠、蹂躪、毀滅。最後，竟是流落四方、滅國近兩千年。但就是因為他們曾經歸屬過摩西聚成了一個民族，又曾一度有過神的律法作為他們的民族意誌成了一個民族。正為這緣故，這個民族雖曾經曆數千年的流浪漂泊，最後終竟可回歸應許之地重建家園。

怎麽會這樣呢？原因是群族可以時聚時散，受屈被逐，甚至同化消失。但是群族一旦有了民族意識，又在民族意誌的敦促下組成了一個民族。那麽不論從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哲學、宗教和神學的立場來看，這民族是不能被輕易驅散和肅清的。就是被驅散了，也難以消失，更不可能滅沒。他們都會正如野草一樣，春風吹又生。以色列是如此，科索沃是如此，斯羅法克也是如此。

    二、 中國基督徒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意誌的識定――基督徒的民族本體權力

從宗教和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在中國教會曆史上，在在基督教四次入傳中國的過程中，基督徒形如以色列人初期曆史的中遊牧群族。三次曾有一時盛景，但都如煙雲消散。第四次到今天，基督徒在中國的民俗社會中仍是起落不定、時顯時隱、飄泊無常。猶如以色列的先祖，雖有神的揀選和呼召，又有選民的尊稱，但仍然竟還是散沙一盤、遊民一群：在曠野、山嶺、山洞、地穴，漂流無定（來11：38），即使到基督教最後入傳中國二百個年頭的今日，不論是官方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在許多層麵上還是過著到處竄逃、漂泊無定、“忍受戲弄、鞭打、捆鎖、監禁、各種試煉”（來11：32）的無理、無人道的待遇。作為這般信徒群體中的一員，多少時候我們所麵對的現實，誠如保羅和他同人的經曆，實如“太陽和星辰多日不顯露，又有狂風大浪催逼，我們得救的指望都絕了”（徒27：20）。神的子民，這些蒙揀選的族類淪落到這樣的地步，真叫人痛心，叫人擔心到底以後還會如何？

然而，就在這時候筆者似乎聽到神的另類聲音，看到一線亮光： 群族可以消散，國家可以滅沒，但民族竟是長存。基督徒隻要在群族的聚合中，有了民族意識，以民族意識取代生存關切和生存意識，更進一步的，為要確定宗教的群族意識，又以神的道，作為我們的民族意誌，來整合我們的信仰、世界觀、價值觀和生命意義，那麽基督徒就不再隻是一個單為生存而聚集的一個群族，相反的，應是一個有共同信仰、共同意誌的民族。

暫且撇開神和神的奇妙作為不說[1]，我們相信神是曆史的主宰，神在人的曆史中，多有幹預操縱，但作為有見識的管家，基督徒在思想意識方麵也有當盡的本分。換句話說，基督徒，特別是目前中國的基督徒，數目雖已愈億，為何說來說去，還畢竟是散沙一盤，意義微小。我們若能有團結性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意誌，就必然會有民族的自識和肯定，而自成一個民族[2]。在目前的憲法和政體下，訴求民族的本體存在、本體權力和權利，這是不可推諉的定律和責任。

在目前的識辨下，國家認定基督徒隻是一個特別群體，憲法規定它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隻可在定點、定時、定人的情境下循法進行宗教禮儀。但是，若基督徒有了民族意識和民族意誌的識定，進而自成一個民族，那麽政府不可再以對待群族的姿態來對待基督徒，而應以對待民族的姿態來對待基督徒。這就是說，國家對待基督徒應有如國家對待回民一樣，應當一視同仁，待基督徒為信奉基督的民眾，稱基督民。這樣，基督民的敬拜、習俗、信仰權利，就成了一種不容忽視，也是不容侵犯的神聖本體權利，當受肯定和敬重。這些本體權利，不是政府或憲法所賦予，它本是政府和憲法所不得不肯定和保衛的事實。

正為這緣故，筆者就此呼籲凡我主耶穌信徒應當加深對神呼召的識辨，加深對聖經真理的研討和共識，這樣才能促進基督徒的民族意誌的一一致性。這麽一來，基督徒的民族自識和自辨就會必是近在咫尺了。隻有在這樣的識定中，我們才能意識到基督裏的合一的緊逼性。筆者認為這正是中國基督徒的當今要務。

    三、 民族、人民和公民的識辨――基督徒群體權力和權利的識定

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是分不開的，而國家意識和人民意識更是分不開的。從政治哲學的立場來看，當然是先有民族的自識才會有國家，有了國家才會有人民和公民；換句話說，單元民族在國家意識形態下融入總體民族。但在整個意識的形態領域中，民族意識、國家意識、人民意識和公民意識都是分不開的思想和理念運作。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當對這些名詞作一些簡便和運作性的定義。

在人類生存的過程中，為生存和生活的現實和需求，家族的擴大成了宗族，宗族的擴充成了群族，這一切都是在於非特意性的自然發展，為了生存的需要而成形的。但群族要成為民族，那得必須先有意識的凝聚過程。這時，群族裏的個體在其領導的導誘中，個別的意識形態會慢慢的聚結成了一種共同意識。這共同意識慢慢再來滲透了群體的個人思維，藉著這些思維在個人的自識過程中，本乎一種自然價值觀或外在價值觀的肯定，又慢慢凝聚成了民族的共同意誌，就在這意誌的發揮和運作下，民族定了形，組成了。民族和民族意誌的維續，匯聚了其他群族，為了滿足更大的需求，安全和自由而組成了一個總體民族來建立一個國家，來保衛民族的資源，發展和保證民族的延續和擴張。所以說，國家的個別成員是公民或人民;國家的總體成員是單元民族 。 這也就是說： 一個人在國家的意識形態理解中是人民，而在國家的法律地位上是公民。公民與國家的關係重於法律地位，而人民與國家的關係則重於其意識表態。但在總體的自識尊嚴立場上是民族的一員。

在以上的理解中，中國的基督徒在目前的憲法地位和社會架構中，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一般來說，他們的政治地位是公民，享有公民的合法權利。在這種情況下，基督徒人數不論多少，隻能就個人而論，最多隻可被識定為一個有數目的族群，享有群族的群體權力和權利[3]。在民主製度下，族群的存在和延續，除了其自識和自決外，本體上它還得依賴其他群族，特別是共和群體的識定的悲憫和共識。在這件事上，民族就很不相同了，群族一旦成了民族，或一旦有了民族的自識和其他民族的共識，那麽他就是總體民族的一分子，是不可或缺的一個單元，是不可或缺的單元民族，是大家庭裏的小家庭。

誠如當年以色列民曾經為了幾乎將便雅憫支派殺滅而悔恨悲戚說：“以色列缺了一個支派” （士21：1-22）。接著他們就得想盡辦法為他們保存餘種。缺了一個支派的宗族尚且如此，何況缺了一個民族的國家。這是為什麽一般正常民族主義國家要珍惜保護少數民族的原因。因為缺了一個民族的國家是殘缺不全，難以為國，涵蘊著“萬不能補足”的損失（斯7：4）。因為群族可能滅絕，也可以消化同化在其他的族群中，但民族在氏族意識的識定和民族意誌的肯定中得著長存。

中國基督徒因當好好考慮我們在國家中的政治地位。 應當考慮如何圍著他的民族共識和民族意誌，從公民和人民的地位提升為民族地位。

    四、 政治哲學的反省：對中國基督徒的一些進言

一般來說，基督徒向來對政治不感興趣，這當然是聽順耶穌在彼拉多麵前的宣告說：“我的國不屬於世界”（約18：36），這也是曆代基督徒的立場和見證。然而，耶穌曾明確地說過：“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神的物當歸給神” （太22：21，可12：17；路20：22），這話並非說明事態的二元主義；相反，乃是說明了原則的一元性。因為連該撒本身都是屬於神，因為“沒有一樣權柄不是出於神的”（羅13：1）。 所以，從信仰和神學的觀點來說：信仰和神學雖不致興於政治，但不能說信仰對政治哲學不會有所指示，有所進言。

基於這種理解，筆者認定，從聖經的觀點和立場來說：基督徒應當識定下列幾件要訣，好讓我們在社會和生活上，能盡我們當盡的本位活在今生持定永生。

1、基督徒在任何國家中永遠是國家的好人民，更是好公民。他們本就是這世界的光，世界的鹽。

2、在竭盡公民和人民的本分和職權上，本乎基督徒的信仰委身和生活習俗見證，基督徒當盡力堅持和促進他們的民族意識，並在他們所誠信的聖經真理上來體現共同的民族意誌。換句話說，中國基督徒應當放下個人的成見，致力於信仰和聖經真理的追求和共識，來確定基督徒作為神選民的民族意識，更進一步的以聖經真理來統籌基督徒的民族意誌。這樣就可促成基督徒在憲法上的民族地位，成為基督民。

3、作為一個民族，在總體民族的識定中，基督徒應當擺脫自我的狹隘思維，以正確信仰的立場與其他族群和民族共同推進國家利益，造福人民。換句話說：基督徒沒有權利，也無須力求國家的基督教化。相反，應當謙順的將自己的信仰與國人分享，讓人同得福音的好處。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民族意識是寬闊的，也是確定的，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尊重國家裏其他民族；但在這同時，我們應當決不放棄我們的民族自識和民族意誌，就是在真道上，造就自己，也在真道上，宣揚基督。

4、基督徒視為神的子民，就應當有神子民的樣式。善待寄居的人，作諸部的教師，宣揚那召我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道德（彼前2：9，在任何社會和生活的層麵上），法律、經濟、財務、政治、教育、道德、思想、哲學、倫理等，但居首不居尾，榮神益人。

5、這一切並不含有負麵的民粹主義意識：自命清高，將為自己看為超越別人，搞歧視分裂。相反，應當能本乎基督道成肉身原則，肯定自己，舍己，跟從主。為保衛基督徒的民族權力和權利，在最低的層麵上為本族的人赴湯蹈火，懇切訴求（斯4：8）。

結束的話：

本文是筆者最近閱讀一些政治文獻的感想。反思近代中國教會曆史和近代中國崛起的各種盛景，除了感戴上主洪恩之外，深深覺悟基督徒學者們的失責。回想教會初期，當福音在軍事界、政治界、、學術界萌芽時，多少人響應了神的呼召，投入傳道者和護道士的行列，努力為真道、為教會辯護、為教會爭取生存的空間和社會、政治和宗教的合法地位。曆代以來，人類的思想精英少不了教會的子弟。但願這個傳統也有我們中國教會子弟的一份，更願神在中國興起這時代的護教士，如特土良、奧古斯丁，讓中國基督徒在這傳統上盡一份微薄之力，是為至禱。

2008年3月28日，印尼萬隆福音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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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此筆者特用此句“撇開神”不說，乃借用聖安瑟倫救贖論名著《神為何為人》（Cur dius Homo）中一句名言“Remoto Christo”，意指在救贖論的辯證中，暫時撇開基督的特別啟示不說，在基督以外論證真理。筆者用這句話的本意是想說明：基督徒若能因民族意識和民族意誌的識定，那麽自可成立一個特別單元民族：在人類學、社會學和政治哲學和在理性運作的範疇裏，這種自識必會帶來民族基本權利的識定，是政府不能忽略的。這正是本文的中心思想和著作目的，企盼讀者明鑒，更望有拋磚引玉之功效。

[2] 民族有兩種：總體民族和特別民族或稱單元民族。前者指成立國家的民族，如中國的中華民族；後者指組成總體民族裏的各個單元民族，如中華民族裏的漢、滿、蒙、回、藏等其他小民族。這些民族看來像群族，但就因為他們有其獨特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意誌而自識為高過群族的民族，在其它民族的共同識定中，有其單元性，而歸入總體民族。但一旦總體民族識辨混亂，憲法不清，幹犯單元民族的基本權利時，這單元民族就會在它的民族意誌的敦促下，要求總體民族和國家另行表態，陳請自決、自治、自立。這是單元民族的特權。為此政府應當步步謹慎，善待單元民族。這就是基督徒應當有民族自識的基本原因。

[3] 公民的權力和權利有兩種：1）公民的個人權力和權利；2）公民的群體權力和權利。憲法規範和保障這兩種權力。這是民主製度的要訣。但公民的群體權力和權利本來就是根據民族公民的權力和權利。民族公民的權力和權利是本體性的，也是基本的。無需他者的肯定。基督民的民族地位一旦成立，那麽它就會有如同回民一樣的民族不可侵犯的敬拜、禮儀、習俗等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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