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默信仰自傳(6):蘇格蘭之旅
“你把旌旗賜給敬畏你的人,可以為真理揚起來”(詩60:2)。
六月九日,與約拿單先生一起乘機前往蘇格蘭。晚上,“國際基督教協同會”在格拉斯格附近的一個名叫丹迪(Dundee)的小鎮集會。大概有三百五十人參加,約拿單先生主講,他用三十分鍾的時間介紹了他歸正的經曆,以及在北京的見聞,而我則用十五分鍾左右的時間分享我的見證。晚上在一位名叫安德魯的基督徒朋友家住宿,當年葛培理先生在蘇格蘭講道時他是主要的接待者。蘇格蘭人非常樸實好客,他們似乎瞧不起英格蘭人的冷質彬彬。
六月十日早晨,安德魯先生開車送我到格拉斯格蘇格蘭自由長老會的圖書室,麥拉德牧師(Rev.Roderick Macleod)前來接我到他的家中。麥拉德牧師特別熱情,一見麵就在他的車廂後麵拿出一件蘇格蘭純毛大衣送給我。他說,這是一個剛剛死去的弟兄留下的,叮囑一定要送給一位牧師,正好可以贈送給我。我欣然接受,一試正好合身,唯一遺憾的不是一個蘇格蘭牧師遺留的外衣,使我可以向以利沙那樣禱告,懇求感動蘇格蘭牧師的靈雙倍地感動我。從此以後,這件大衣成為我最喜歡的衣服,秋冬天氣變冷時就披在身上,並祈求當初改變蘇格蘭的上帝也同樣改變中國。我在麥拉德牧師家中吃午飯,他的太太既文靜,又熱情。兩個孩子也向小紳士一樣。改革宗人士在家庭見證上確實令人感動。遺憾的是要匆匆上路,不能更多交通。當天下午乘火車到蘇格蘭首都愛丁堡,一位名叫Duncan Maclean的基督徒律師接待我。他原來是蘇格蘭長老會教會的會友,後來卻轉到一家聖公會教會聚會。
十一日,拜見愛丁堡大學自由學院曆史神學教授、蘇格蘭自由長老會牧師卡特賴特先生(Hugh Cartwright)一家,一起共進午餐。卡特賴特先生本是愛丁堡大學自由學院的神學教授,一直在蘇格蘭自由教會,後來因為所在教會的敗壞,就轉會到蘇格蘭自由長老會牧會,是蘇格蘭自由長老會愛丁堡堂會的牧師,也是該宗的神學教授之一。這位老先生的走廊裏都擺放這書架,可見他也是一個愛書之人。從卡特賴特牧師家出來之後,一位名叫海默(Robert Hymers)的女士,領我參觀愛丁堡。海默女士是忠心的改革宗女士,頗為熱情,也熟悉宗教改革的曆史。她帶領我重點參觀了當初約翰·諾克斯講道的聖吉爾大教堂,諾克斯故居,以及當初的盟約者殉道和安葬的地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諾克斯的塑像,他抬頭望著前方的聽眾,用一手拿著聖經,用另一手的指頭指著聖經,使我情不自禁地緬想當初上帝興起他在蘇格蘭改革的時候,就是靠著“聖經如此說”改變了整個蘇格蘭,我們今天對於聖經還有這樣的信心嗎?今天很多人,包括教會內的認識在內,縮小聖經的範圍,詆毀聖經的權威,吃裏扒外,數典望祖,真是令人敢到痛心!當初蘇格蘭盟約者在其旌旗上所寫的口號“為了基督的王權和聖約”(For Christ's Crown and Covenant),從此以後,就開始刻在我們心中,揮之不去,迎風飄揚。海默女士特別領我到當初一些盟約者殉道的地方,以及安放他們遺體的陵墓。我在那裏久久矗立,浮想聯翩。蘇格蘭在十六世紀的時候,還是一個文化愚昧、政治腐敗、教會黑暗、經濟落後的小地方,當初上帝興起約翰·諾克斯在蘇格蘭帶領宗教改革的時候,整個蘇格蘭才有大概六十萬左右的人口。然而,正是因為上帝興起這麽一群為真理不惜生命的人,高舉基督的王權,為自由而爭戰,使蘇格蘭整個所民族風氣為之一轉。因此,曆史學家總結說:“諾克斯使加爾文主義稱為蘇格蘭的宗教,加爾文主義使蘇格蘭稱為世界的道德標準。加爾文主義在那個國家最興旺,那個國家就愈少有犯罪。其國民在全世界當中,也是被公認最有道德的國民,最徹底的加爾文主義者。加爾文主義在那個國家占有最大勢力,那個國家個人與國民的道德,都達於最高水準,這些誠然是最有意義的事實。”(《預定論》,伯特納著,趙忠輝譯,改革宗出版社,337頁)。基督教是最純正的有神論,加爾文主義是最純正的基督教,蘇格蘭是加爾文主義所結的最美好的果子之一。我在蘇格蘭考察,一直默默地為中國代禱,惟願加爾文主義這基督教最純正的神學能在中國紮根、發芽、結果。此心耿耿,誰人與共?約翰·諾克斯的一句話浮現在我的腦海:“隻要你和上帝同在,就永遠是大多數!”
十二日上午,在真理之旗出版社見到愛仁·慕理牧師(Iain Murruay),他曾經擔任鍾馬田先生的助手,已經七十餘歲,仍然是神采奕奕。還有出版社編輯約翰·慕理牧師(John J. Murray)。真理之旗出版社是由鍾馬田先生提議創建的,對於在英國和全世界複興清教徒的教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我未到英國之前,他們就曾經贈送給我一部分改革宗的神學書籍。當麵致謝,倍有感慨。一時想起中國受無神論政府轄製的教會,隨著魔鬼的笛音跳舞,主張“自傳、自治、自養”這所謂的“三自”。對於罪人而言,最典型的就是“自主”、“自信”、“自義”,這一罪人的“三自”最起碼要比政治口號現實。合乎聖經的教會治理和差傳原則應是是“神傳、神治、神養”!自古聖徒相通,豈是民族、文化、國界所能阻擋的?!
當日十一點四十分,乘火車前往尹沃奈斯(Inverness),下午三點三十五分到達,換乘長途汽車前往丁瓦(Dingwall)。一下車就見到若斯牧師(Neil Ross)來接,並參加他們晚上的禱告會。若斯牧師非常博學好客,向我介紹了蘇格蘭自由長老會的曆史,並領我去見創始人麥克法蘭先生(Rev.Donald Macfarlane,1834-1926)的墓地。麥克法蘭先生當初見到蘇格蘭自由教會(Free Church of Scotland)開始背離真道,獨自一人,提出抗議,創建了後來的蘇格蘭自由長老會。後來,我細細研讀他的傳記和講道,很受鼓勵。在丁瓦,若斯牧師送我一套馬太·普勒的聖經注釋,這使我感恩不盡。這套注釋如今已經成為幫助我解經的重要工具書。
六月十三日上午,若斯牧師駕車把我送到尹沃奈斯,見到著名的莫裏斯·羅伯特牧師夫妻(Maurice Roberts)。羅伯特牧師本來是在蘇格蘭自由教會侍奉,後來因為原先所在的教會走向新派神學,在教會的勸懲上鬆懈下來。羅伯特牧師挺身而出,提出“抗議”。“抗議”一詞英文為protest,宗教改革中形成的“抗羅宗”( Protestantism)就是由此而來。在長老製教會中“抗議”是一個正式的法律程序,要經過教會總會的審議,若是不成立,提出抗議的人或是服從大多數人的決議,或是被開除教會。羅伯特先生堅持真理,並沒有趨炎附勢,隨波逐流,因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僅受到各種攻擊,還被趕出教會。羅伯特牧師的妻子因此心髒受到影響,曾經大病一場。這使我想起自己蒙召牧會之後,我妻子所經曆的巨大壓力,安全的問題,經濟的問題,弟兄姊妹的誤解等等,因此深有同感。牧會之路是艱辛之路,需要上帝特別的恩典和憐憫。後來,羅伯特牧師和一群堅持真理、主張正義的牧師成立Free Church Continuing,根據聖經和法律,繼續百折不撓地抗爭。我去的那一天,羅伯特先生的妻子特意為我作了可口的中國菜,使我倍感親切、溫暖。晚上在他們教會的禱告會上,羅伯特先生和我用一問一答的方式介紹改革宗信仰在中國的發展。在尹沃奈斯有一個小插曲,就是見到當地的一位弟兄,他手中擁有一本《忠心的侍奉》一書的作者麥克謙(Robert Murray McCheyne,1813-1843)當初所用的一本聖經。他特別指給我麥克謙在《羅馬書》第八章第一節經文下麵所畫的重重的記號――“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從此以後,這節經文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心上。
六月十四日,乘火車到普羅頓(Plockton),沃敦牧師(Jan Van Woerden)把我接到他的家中。沃頓牧師本身是荷蘭人,曾經在非洲宣教,退休後和原籍蘇格蘭妻子的返回蘇格蘭。他們在家就在湖邊,原是漁夫打魚時臨時居住的地方。依山傍水,非常秀美。晚上,我就蘇格蘭教會的情況請教沃頓牧師,頗有收獲。十五日上午,沃敦牧師開車帶我去參加Associate Presbyterian Church的一個聚會,這是從蘇格蘭自由長老會分化出來的一個教會。從聚會的情況來看,這個教會的風紀開始向現代風俗傾斜,有的婦女仍然帶著帽子,有的婦女則開始自由打扮,牧師的講道並不嚴肅,缺乏感力。
六月十五日,經尹沃奈斯換乘火車,前往蘇格蘭北部重鎮阿伯丁(Aberdeen)。所摩賽博士(Dr.Douglas Somerest)接待我。傍晚,他驅車帶我參觀阿伯丁市容,參觀古老的阿伯丁大學,還看到托馬斯·華森牧師(Thomas Watson,1620-1686)在阿伯丁的故居。所摩賽博士本是阿伯丁大學的數學教師,蒙召學習神學,準備接受按立,參加教會侍奉。以上所拜見的牧師長老大多已在五十歲以上,是教會中的長者,我多是聆聽他們的教導。所摩賽博士年齡和我相仿,因此,就有很多傾心的交通。他特別向我推薦瑞士改革宗神學家特瑞金(Francis Turretin,1623-87)所著的係統神學(Institutes of Elenctic Theology),這也是蘇格蘭自由長老會在係統神學方麵的製定教材。當初美國長老會係統神學教授巨臂查裏斯·赫治和達伯奈都指定學生研讀此書。後來,我到倫敦司布真會幕書店,一見到這本書就趕緊買下來,放在隨身攜帶的行李中帶回國,頗有受益。
六月十七日,從阿伯丁乘飛機到倫敦路屯機場,惠蒙伊利莎白女士到機場接我。伊利莎白女士是一位具有靈恩導向的姊妹,非常熱情,她也是國際人權方麵的律師和專家,我從她那裏學習到聯合國有關人權方麵的一些法律知識。她幫我把行李安置在約拿單先生在倫敦的居所,然後乘倫敦地鐵前往司布真“會幕書店”。親臨司布真先生當年布道的地方,拜讀他的很多著述,心情非常激動。上帝興起司布真先生傳講恩惠的福音,帶來極大的複興。可惜,囊中羞澀,行李也受限製,很多好書不能購買,至為遺憾。後來訪問新加坡承蒙朝聖者聖約教會,承蒙林(Rev.J.J.Lim)牧師贈送一套司布真所著的三卷本《大衛寶庫》,靈修默想,引為至寶。
六月十八日,應倫敦三一聖經協會(Trinitarian Bible Society)秘書長保羅·羅蘭先生邀請,參觀該會,並與該會諸編輯會麵,交流聖經中文翻譯之事。下午,羅蘭先生送我到機場回北京。羅蘭先生也是一位蘇格蘭自由長老會的長老,對改革宗神學忠心耿耿。他給我留下印象的一句話就是:“上帝說話了,人當靜默聆聽!”
回到北京,最大的感觸就是失去了那種自由的感覺。在英國期間,一直是無拘無束。雖然是很多英國人在基督教信仰上走下坡路,但畢竟有上千年的底蘊,特別是英國自由主義的傳統,個人的自由和尊嚴普遍受到他人和社會尊重。而在中國,朋友幾十個可以一起喝酒、抽煙,搞點小動作,議論議論時政,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若是幾十個人一起讀聖經,一起敬拜上帝,似乎就必須得到國家的允許方可。這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怪事!為什麽二十一世紀的一個堂堂大國,對於公民的宗教崇拜卻是如此恐慌呢?為什麽在二十一世紀普遍高舉人權的時代,公民宗教自由的權利卻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呢?為什麽花費巨額的百姓血汗錢,開動各種各樣的現代化的宣傳機器,向百姓灌輸那些自己也不相信的東西,卻攔阻基督教真理的自由傳播呢?人時間常常有許多荒謬的事情,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將來的時代再看現在的事情或許更清楚。對於人類曆史而言,當時的人是用獻血和著眼淚譜寫曆史,後來的人則是輕鬆一笑,信筆揮灑,把曆史當成茶餘飯後的談資。這豈不是人類曆史的悲哀嗎?!當然,與文革期間的無法無天相比,中國確實進步了,而且是巨大的進步,這是人用生命換取的教訓,也是上帝的恩典。唯願上帝憐憫,使更多的人歸向聖經真理,使更多的人認識到改革宗神學的寶貴性。
在英國期間,一邊讀書,一邊默想,總是禁不住把聖經的真理、西方的文化與中國的處境聯係起來,思考回國以後,如何在中國文化的處境中更好地服事。如今回到國內,唯願上帝憐憫,賜給安靜的時光,使我藉著翻譯、寫作、牧會,把改革宗神學傳遞給更多的人,使中國也成為一個敬畏上帝,高舉真理,尊重人權,長治久安的國家。“以耶和華為上帝的,那國是有福的!他所揀選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福的!”(詩3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