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慈信牧師：華人神學教育曆史沿革

華人神學教育曆史沿革

(1984)

 

 

            教會領袖的訓練永遠是教會事工的重要一環，在華人教會有增長的地區，神學教育就成了教會領袖的一項主要關懷。近年隨著愈來愈多青年人投身全職嚐試一些新穎的訓練模式，神學教育已經成為了一項刺激的事工。

 

            神學是什麽？一位英國清教徒的神學學者曾說：“神學是永活神聖的科學。”神學是透過研究神的話－《聖經》而對神的認知。在《舊約》，猶太家庭負起教導兒女律法的責任（申六6-9）。在《新約》，使徒保羅權勉年輕的教會持守由使

徒傳授的教訓或傳統（帖後二15），並且交給那些忠心教導別人的人（提後二2），因此家庭與教會就成了正宗神學教育的專門地方。後來教會曆史中便慢慢發展了專門的神學院來滿足訓練傳道人的需要，但有組織的神學院不是我們在曆史中找到的唯一模式。

 

            神學院的設立是為了訓練不同類型的工人，大多數神學院的課程都是為了要訓練地方教會的牧師而設。近年來，愈來愈多人進入神學院接受宣教、教育、特別事工或個人裝備的訓練，牧職訓練與信徒訓練的界線顯得模糊。

 

            華人教會對神學教育的整全觀點十分敏感，因著對典型西方偏重學術訓練的反應，華人神學院強調求學、屬靈生活、群居生活和實習經驗的平衡，當我們看見教會曆史中不同的牧職訓練模式時，這種關懷是十分顯然的。

 

 

西方教會曆史中的牧職訓練

 

            當路德與加爾文在十六世紀掀起宗教改革之際，當時的教會已擁有一千五百年牧職訓練的經驗。初期教會的領袖都是各別地接受訓練，例如保羅訓練提摩太、馬可與西拉；約翰訓練波旅甲（後被燒死，為主殉道）；而愛任紐便是波旅甲的學生。這種一傳一的訓練模式在當時十分流行，另外在埃及的亞力山太則似乎漸形成一種高級和創新思想的研究中心，革利免與俄利根都曾經擔任院長，亞力山太的學校不是一所訓練傳道人的神學院，而是一個研究神學思想著作的中心。

 

            中世紀時，教會的教區教士是在主教府或“座堂學校”接受訓練，這些學校通常都不是完善地管理，而所提供訓練的質素也參差，有些主教較其他的較認真地從事訓練的工作。從基督教的信仰與群體生活來看，中世紀的修院提供了一個培育屬靈操練的地方，另外也強調布道與宣教事工，修道團差派宣教士去那些當時未接觸的地域傳揚福音。

 

            在十二、十三世紀，大學漸漸成為了一種新的牧職訓練方式，在英國的牛津與法國的巴黎，第一所的大學從修院學校和座堂學校演變而出。大學提供了刺激思想的環境，有些歐洲最敏銳的思想家都是大學的教授，而大學的課程編製則是豐富和多元化。但是大學並不保證學生會在屬靈操練方麵得到正確的指引，有一些修道團會在校園附近有一些房子，經常舉行屬靈操練，其他的學生僅藉著製度化的宗教生活得著不太完善的牧養。

 

            路德是威登堡大學教授，當加爾文明白救恩時，他是法國的法律係學生，加爾文跟著前往日內瓦組織當地教會，一五五九年他成立了日內瓦學術研究院，藉此訓練傳道人，開始時有六百名學生，此後，約有九百多名學生經常出席他的課堂，還有數以百計來自英國與法國的難民，可能因著學生人數眾多，或可能加爾文是大學法律學生出身，講授便成為最主要訓練方式。路德宗與改革宗的教會，雖然起源自改教家的內在屬靈經驗，但卻衰化成為十七世紀的一個形式化、僵硬的原教主 義。

 

            在十七世紀，施本爾（Philip Spener）與夫蘭克（August Francke）因著不滿路德宗教義的爭辯與死硬的形式主義，便發起小群信徒來研經、祈禱與團契。十八世紀，約翰.衛斯理的宣講帶來英國與美國的複興，以“會社”來訓練信徒的屬靈成長，這些會社分成每班十二人，而每班都有一名領袖，當每班領袖一旦發現有宣講恩賜時，他便會成為一位巡回牧師，向不同的群眾宣講，這種在職、學徒式的訓練與當時大學及教會興辦的神學學校所提供的正規學術訓練大相逕庭。

 

            在美國，早期的清教徒在一六三六年成立了哈佛書院來訓練有學識的聖職人員，學校的畢業生會接受一至三年的實習，在一位受尊敬的牧者監督下，實習生要閱讀牧者的書本，在牧者監督下履行牧者的職責，住在牧者的家中，接受牧師娘的意見，通常還要娶了牧師的女兒。這種學院加學徒的訓練模式培養出一些可以長時期站講台的人（經常是一生之久），但通常不足夠的是一些能夠和願意訓練青年人的牧者。一七三五年一名賓夕凡尼亞洲Neshaminy的長老會的牧職William Tennent, Sr. 設立了一間訓練傳道人的小學院，他警覺到在當時的傳道人中，居然有些人在得救上有問題，反對的人渾稱該校為木屋學院（The Log College），這種由一位牧者負責的小組形成的訓練提供了學術訓練與群體生活，在他一生之中共訓練了二十一位青年人，其中包括他四個兒子。

 

            當“大蘇醒運動”在一七四零年間爆發時，牧師與教師的需求甚殷，很多大學適時成立：聖公宗成立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成立普林斯頓大學、聖公宗成立賓夕尼亞大學、貴格會成立費城大學。這些複興所帶來的成果，嚐試提供訓練來取代受了“神體一位論”（Unitarianism）影響的哈佛與耶魯大學，但這些大學後來在十九世紀也受了自由派神學的影響。在一七七六年獨立戰爭後，有兩方麵重要的發展。一七九零年間在拓荒的邊疆掀起了複興，循道會差派他們的巡遊傳道人在這些邊疆地帶向循道會的會社傳道，浸信會允許及按立一些農夫作牧師，他們在主日及葬禮中講道，而其他時間則繼續他們的耕種生活，浸信會對那些正式訓練出來而受薪的傳道人有一定的歧視。因著這種不正規的在職訓練，循道會與浸信會的教會在邊疆地區迅速增長，循道會在一七七六年從美國的第四大宗派，到了一八五零年冒升至全美最大的宗派，浸信會從第三升至第二，而長老會反而從第二位跌至第三位，公理宗從第一跌至第四，後兩者要維持他們的正規牧職訓練，因此不能為這個年輕迅速增長的國家提供足夠的傳道人。

 

            複興的火焰再次在 一八六零及七零年間燃起，這次是因著慕迪先生及其他

人的宣講，在一八八零及九零年間，平信徒領袖穆特先生發出呼聲，要“在本世紀內使全球歸主”，數以萬計的學生響應這個呼召往海外從事布道工作，為了應付這個宣教士的需求，一種新的訓練模式便應運而生，就是通常提供高中之後三年短期訓練課程的聖經學院，這與那些入學資格要求達到大學程度的十九世紀宗派的神學院是截然不同。宣道會的創辦人宣信博士在 一八八二年於紐約創辦了紐約宣教訓

練中心，他的第一批學生隻接受了一年主要是聖經的教授及講道的訓練。第一批的聖經學校包括了宣信博士所創辦的，現時稱為奈亞聖經學院，慕迪在芝加哥所創辦的慕迪聖經學院，在多倫多的安大略聖經學院。這些學校及其他學院造就了數以萬計的工人成為海外宣教士，其中有很多人前來了中國。據估計，在未來的二十年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在海外事奉的北美宣教士會從聖經學院獲得部分或全部的訓練。今天聖經學院提供了四年的教育，包括一年相等於大學的文科教育，但是很多學院繼續延伸早年的密集聖經教導，而神學院與聖經學院均對華人教會有深遠的影響。

 

 

華人教會曆史中的牧職訓練

 

            最早期的華人傳道人都是由宣教士訓練的，像馬禮遜等的西教士需要中國人的助手，擔任傳譯的工作，教他們中文，伴隨他們周遊布道，而宣教士也需要家居工人，最後有一些助手歸信了基督教，有一些還成為了傳道人，例如梁發，他本來是一名印刷工人，後來成為了中國第一位傳道人。第一批信徒中，隻有很少的人是屬於士大夫、官長、鄉紳的階級，大部分都接受很少教育，有一些人因著信仰而被家族驅逐，因此很多初信者都需要工作，而宣教士便多雇傭他們作為助手。席勝魔先生便是其中一位首先歸主的中國儒家士大夫，他的傳記在華人信徒中十分流行，而他就是致力於傳揚福音。

 

            福音派的宣教士戴德生來到中國傳揚福音，而當一些自由派的宣教士開始在中國創辦學校與大學時，特別是一八八零年間，戴德生抗拒這個潮流，繼續進行布道性講道。很多學院漸漸變成大學，在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如北京的燕京大學、廣州的#南大學，都有附屬的神學院，這是與西方的傳統一脈相傳，例如普林斯頓神學院隻訓練出一小撮牧者，他們多數在教會組織擔任行政人員，隻有很少牧會。

 

            二十世紀三零年代，在宋尚節、王明道、計誌文、倪柝聲的影響下，中國掀起了廣泛的複興，正如西方一樣，那些願意為主奉獻一切和廣傳福音的信徒，在中國成立了聖經學院，這些學校提供了一種強烈的屬靈氣氛，強調禱告、聖潔、受苦和聖經內容。大陸易手後，許多這些學校都遷往台灣與香港，例如伯特利神學院的五零、六零年代校友今天都分布在北美與東南亞事奉，建道神學院由廣西遷至香港長洲。

 

            當基督教大宗派繼續在台灣、香港與東南亞的華人中設立神學院，一種新的神學院在七零年代開始冒升，在一九七零年，戴紹曾成立了中華福音神學院的董事會，在那年便收錄了第一批的學生，而教授團便是由西方宣教士與向當時尚未成立的中國神學研究院借來的講師組成，後來中神也在一九七五年於香港成立。這兩間學校代表了神學教育的一種新趨向：不分宗派、福音派信仰，與華人教會緊密地聯係，並且錄取大學畢業生。與此同時，聖經學院也開始提高他們的訓練，例如建道神學院與播道神學院都開始招聘一些從西方神學院畢業的年輕講師，而兩間學院也先後開辦了教牧學碩士的課程。

 

            正當海外華人教會在過去三十五年中享受著發展神學院與聖經學院的自由，中國大陸的教會基本上是透過受苦與經驗來學習他們的神學，時至今日，南京金陵神學院已經重開，可是，很多家庭教會牧者仍會以《聖經》與他們的經驗來牧養他們那群主要以為福音受苦為標誌的信徒。

 

            近年來第三世界的教會，特別是拉丁美洲，已經實驗了神學延伸課程。若果一個人被認為有事奉的恩賜與經驗，他可以在生活與工作的環境中接受訓練，而無需將他從他的鄉村連根拔起，在神學院中接受三年的隔絕訓練。神學院會寄發一些特別設計的資料，而教授會每個月與一小組的同學會麵，這種以地區作基地的訓練能夠保持一個已經被認為有事奉果效的人繼續在他的本來處境中，這種方式已經被華人神學院所接納，但這些大多變成了一些平信徒的夜校課程，台灣與香港的神學院都有提供這些課程，而北美也有增加的趨勢。

 

            聖經學院提供訓練給一些中學畢業生，神學研究院收錄一些大學畢業生和少數聖經學院畢業生。過去幾年，中神為了一些隻受過基本教育的基地徒發展了一種課程，名為基層福音神學教育，是采用一些非正式的教育方法，提供神學訓練和督導事奉實習，以期望可以為一些香港工人階層中的教會機構提供領袖。

 

 

未來的牧職訓練

 

            華人神學教育的路應怎樣走？大部分華人神學院的關注看來都很近乎《聖經》的觀點：一種包括學術、靈性、群體與實習的平衡方法，西方學院那種過分強調學術的訓練，未能為那些要在華人中傳道和牧會的人提供足夠的訓練，另一方麵，對於裝備一個要在電腦時代向四散的華人來宣講《聖經》的人來說，單純的屬靈經驗與學徒式的訓練又可能顯得較為狹窄。華人教會一直以很多傑出領袖為特色，現在已經來到團對精神與團對事奉的時代，團對事奉的訓練又從何而來？

 

            究竟有沒有本色化的神學教育這回事？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有沒有一些特點是神學教育者需加以重視？這與我們認為什麽是“中國人的意識”十分有關，傳統中國文化是高度神秘化，但也十分務實：與大自然契通，人在理想的環境是熟悉詩詞與藝術，也知道他在家庭、社會與國家中的位置，然而現代的華人卻是十分務實，在動蕩時代中掙紮求存。除此之外，西方世界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對華人的衝擊已經深深地改變了中國文化的麵貌，很多華人信徒都是操雙語言的，中國文化本身也是不斷地改變，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華人信徒都是不懂中文，他們需要那一種神學訓練？

 

            總的來說，西方與第三世界的教會正不斷試驗一些牧職訓練的新模式，美國的保守浸信會正在構想開始一些以教會為基地的神學院，當學生進入神學院時，他會在教會中擔任助理牧師的職責，牧師以及一些神學院會聯合提供訓練。在費城，Centre for Urban Theological Studies為大城市中的一些少數種族教會領袖提供了一些大學和神學院程度的課程，而凡完成了這個課程的，將會獲得Geneva College頒授的學士學位，衛斯敏特神學院也會頒授神學院的學位，甚至可達到教牧學博士。在 芝加哥，柏祺博士（Dr.Ray Bakke）也參與Seminary Consortium for Urban Pastoral Education的事工，在紐約，奈亞的宣道會神學院在Craig Ellison的領導下也開始了Summer Institute for Urban Ministries。所有這些課程都是嚐試去訓練福音派牧者在貧窮、壓迫與多類型的少數種族群體的處境來事奉，他們也嚐試為那些少數民族的教會領袖提供訓練。衛斯敏特、富勒與聖約神學院都有在全國各地開設延伸課程，神學教育的圖書會愈來愈顯得複雜，但卻會愈來愈適切教會的需要。

 

            當華人教會領袖正在思索為全球華人及北美的牧者提供訓練時，我們需要問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期望在二十一世紀有那一種牧者？我們期望在他們身上看見那一種的屬靈質素、學術訓練、人際與跨越文化的傳通技巧與實際經驗的組合？那一種方法或綜合的方法是最適合用作訓練？另外又怎樣訓練其他不同類型的工人去

接觸各類的華人：輔導員、大眾傳播工作者、教師，與及在這個大陸的“赤腳傳道”？願教會的元首主耶穌基督賜給我們額外的能力與智慧，因為能力與智慧都是從他而來的（林前一24、26）。

 

 

（林慈信著， 1984  陳佐人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