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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軍寧：探尋時代英雄的道德密碼--試說蘭德

(2008-03-24 05:50:21) 下一個

劉軍寧：探尋時代英雄的道德密碼

女先知：從底波拉到蘭德

聖經舊約裏所描述的世界中有一種職分叫先知（prophet）。先知是得到了神的啟示的人，他們把神的啟示做認真的領會，並公之與眾。先知隻聽上帝的，不聽國王的。不僅如此，他們還有義務把上帝的旨意原原本本地告訴國王，而不管國王愛不愛聽，也不管因為說出真理而付出多大代價。其中最著名的先知要算是摩西和亞伯拉罕，還有後來的以賽亞等。先知通常都是男士。然而，《舊約·士師記》中記載著一位了不起的女先知，叫底波拉（Deborah）。這位先知兼士師，在沒有男士能出來做頭的時候，她出來做頭；在沒有男士出來統率的時候，她出來領導男士去征戰，並取得了最終的勝利。這位底波拉女先知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本文中的主角，二十世紀最有思想影響的一位美國女性愛茵·蘭德（Ayn Rand, 1905.2.2－1982.3.6）。她生在俄羅斯，長在蘇維埃，卻成為典型的美國作家與哲學家。她是自成一係的哲學家、盛產思想的小說家，富有爭議的、但卻激發人心的思想家。有人說，美國精神就是耶穌加蘭德。蘭德精神不是美國的全部，但是她是美國這個精神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她一生褒揚英雄主義的偉大道德精神、不倦向上的創造精神。這位女先知用她的作品證明，她是美國的獨立精神和創造精神、自由精神的標竿。她的作品激勵著無數美國人乃至世界各地的青年人。

上帝當年選女先知底波拉出來做頭，是因為麵對強敵，以色列人十分軟弱，竟沒有一位男人肯出來做頭，領導百姓去迎戰強敵。1957年時美國的情形十分相似。就在這一年，蘇聯的人造衛星升天，其國威大震，中國也由於開展反右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而把紅色革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的知識分子們，主流社會科學家們，要麽沉默不語，要麽竟暗暗地或公開地羨慕乃至讚歎起挑戰美國及其精神傳統的強敵來。麵對強敵，已經在精神和思想層麵上看不見多少抵抗了。就在這時，一位女性站出來了，她的作品《阿特拉斯聳聳肩》在這一年出版了。她做不出衛星，做不出導彈，但不知是不是因為上天暗中相助，她寫出了《阿特拉斯聳聳肩》。就像神話傳說中的巨人阿特拉斯那樣，就像紐約市洛克菲勒中心前的阿特拉斯雕像那樣，她把捍衛美國精神傳統捍衛自由精神的重擔獨自背負起來。像底波拉一樣，蘭德不僅是一位先知，而且還是一位士師（judge）。士師是做判斷的人，也是帶領民眾去征戰的人。麵對美國的精神強敵，麵對泄氣的美國知識界，蘭德做出了正確的價值判斷，立誌要捍衛自由，並領導了一場場抗拒極權主義的思想戰役。正是其非凡的先知之見、士師之勇奠定了蘭德在美國的不可思議的影響力。

1957年也許是20世紀中最有標誌性的一年，但是這一點還沒有被人們所充分認識到。這一年對整個世界來說是特別的一年，對蘭德來說，也是特別的一年。因為這一年有幾件大事，分別發生在在世界上最大的三個國家：蘇聯、中國和美國。在蘇聯，蘇聯把人造衛星發射上天，這標誌著共產主義的蘇聯在科技上占了美國的上風，大大動搖麽美國和西方知識分子對美國、西方及其製度與價值觀的懷疑，更加歎服、欣賞甚至向往蘇聯的製度和意識形態。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的影響一時達到了頂峰。在中國發生了反右運動和對私有製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改造。紅色意識形態在中國正在蒸蒸日上。而那個時候，許多西方人都認為資本主義、個人主義在道德上正在破產，輸給了共產主義。在美國，蘭德的最重要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也在這一年出版了。她一個人用一部作品對上述挑戰做出了有力的回應。終於，美國人抗拒住了極權主義的誘惑，恢複了對自由的信念。現在蘇聯及其製度和意識形態不存在了。在中國，反右幾乎被完全平反了，社會主義改造也變成了社會主義的逆向改造。剩下的隻有這本書還依然在閃閃發光，而且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來到了中國。聖經上特別說，當時那個地區的人都到她那裏聽底波拉的判斷。現在，世界各地的讀者都通過閱讀蘭德的書來聽取她的判斷。

道德的源泉

道德的源泉究竟是什麽？是他人的需要？還是個人的價值？蘭德把對這個問題的思索寫在她的第一部暢銷小說《源泉》裏。在利他主義者的道德信條中，他者的需求是道德的正當性源泉。這種道德宣布，隻要是為了他人的需要，攫取與強（行剝）奪便是最高的美德。他人的需求是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正當的道德標準。然而，在蘭德的道德信條中，每個人平等的價值與相應的生命權以及由此派生出來的其他權利和自由才是道德正當性的源泉。這意味，不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團體不能因為自己或其所同情的人有需要就把手伸向他沒有權利的東西。需要不能產生道德正當性，否則就是為強盜賊寇發放通行證。所以，個人主義社會是建立充分保護個人的自由、尊嚴、財產、生命基礎上的社會，而個人主義的對立麵反是。

長期以來，在世界範圍非常流行的一個觀點是：個人應該為國家活著！在蘭德看來，這種反個人主義的觀念聽起來振振有辭，卻經不起推敲。如果個人不能為直接為自己活著，而是為國家活著的話，那麽國家為誰而存在？如果國家是自在的，與任何國民都無關，那麽憑什麽要求大家為國家活著？如果國家的存在是為了國民，那麽，為什麽不允許國民直接為自己，而是要繞個大圈子通過國家來為自己？除非國家的掌權者從中取得私利？很顯然，掌權者不僅從中攫取了利益，而且還嚴重妨礙了個人為自己活著。所以，蘭德的主張是，人首先應該為自己活著，隻有正視自己的人才可以正視別人，隻有正視自己利益的人，才可以正視別人的利益。作者說，大公無私的社會不僅是非理性的社會，而且是自殺的社會。1958－1960年中國發生的人禍印證了這一點。中國之所以走上改革之路，也是因為不改革的話，民眾就活不下去了。中國在付出慘重代價之後開始不情願地回到蘭德揭示的這個邏輯上來。

放棄自我的利他主義者常常自認為或被看成是理想主義者。這樣的利他主義者靠別人活著，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某個實體，美其名曰為事業獻身，他放棄了對自己責任，卻要求別人對他負責，跟他奮鬥。但是蘭德不是這麽看的，她認為：為了某些人的利益去奴役另外一些人，絕不是一種理想；殘暴不是“理想主義”，不管它是出於什麽目的。千萬不要說通過武力“做好事”是一種良好動機，對於權力的貪欲和愚昧無知，都不能算是良好的動機。

與通常的指責相反，蘭德所主張的個人主義者既尊重自己的價值，也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價值。每個人的生命與幸福自身都是目的，任何人不是他人實現其目的的手段。個人主義者以實現自我為使命，而利他主義者則以服從權威和征服他人為樂。蘭德主張，自我犧牲則不應該成為一種道德標準，倒是自利應該成為一種道德標準。個人主義者為掌握自己的命運不辭艱苦，不怕惡言，常常付出沉重的代價。蘭德的哲學是，每個人的幸福就是其生活的道德目的。工作不是義務而是快樂與受益的源泉。人不是為了工作而活著，而是為了活著而工作。當人們正為文明興衰的根源苦思冥想的時候，曆史的每一頁都在告訴我們，人類的進步隻有一個源泉：獨立、自由的個人。

時代英雄的道德密碼。

主張個人主義的人必然要給個體以很高的位置。蘭德也不例外。蘭德喜歡英雄，但是她並不把社會分成一成不變的英雄與非英雄，而是希望每個個體都成為英雄。所以，她的著作，那些渴望成功、想做英雄的人當然愛看。其實，英雄也有兩類：一種是為自己成就的英雄，一類是為他人成就的英雄。她尊敬的是前一種英雄，鄙視的是後一種英雄。

在人類的曆史中，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英雄。在古代的時候，勇士、征服者是英雄，奧德塞、拿破侖、成吉思汗、張飛、李逵等砍砍殺殺的人是英雄，他們因暴力與掠奪成為英雄。自古以來，還流行一種與上述英雄非常相關的道德密碼。這就是自我犧牲的道德密碼。這種密碼把人們追求自利和幸福看成是貪婪的和自私的，因此，要為自己取得的個人成就，幸福和財富感到羞恥。掌權者就是利用了這一道德密碼來操縱、奴役和掠奪那些被這一道德密碼控製的人。

那麽，在當下，誰是這個時代的英雄？蘭德認為，創造者是今天的英雄，這個創造者當然首先是企業家、工程師、發明家、科學家、藝術家，他們是提供產品、提供服務、提供創意、作品與研究成果並且獲得收益的人。作為創造者，新時代的新英雄不用犧牲他人就能獲得以前從不存在的財富。他們不再是掠奪者，而是生產者、創造者。他們有獨立的靈魂、獨立的信仰、獨立的判斷、獨自的收獲，他們有無窮的精力、遠大的願景和務實的目標。在他們麵前，每一個困難不過是展現自己才能的機會。蘭德發現，他們為自己活著並且靠自己活著的。蘭德欣賞這類人並稱之為創造者（creator）。與時代英雄相對應的那種人被稱為利他主義者，這些人名義上為他人（集體、國家、民族、政黨）或者實際上是要他人為自己活著的人。蘭德鄙視這類人，並在作品中稱他們為二手貨（second- hander）。

一個時代的英雄是這個時代主流道德密碼的光大者。道德密碼體現的是時代文化中的價值序列。實際上每個人都在探索、遵循某種道德密碼，以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南。沒有一個人不受某種道德密碼的支配。如果一個人的行為不受任何道德密碼的支配，那他肯定是個沒有道德的人。所以，人不是被名、被利、被錢驅動著，是被道德密碼驅動著。如果某位先知般的人物揭示了一個時代的道德密碼，並向社會宣告且被社會接受，那麽，這個道德密碼就成為社會的主流道德準則。提出十戒的摩西是這樣的先知，蘭德正是這樣的先知。蘭德通過她的一係列作品揭示了這個時代的英雄的道德密碼。她所揭示的英雄的道德密碼，就是人活著不是為了他人，首先是為了自己。因此，每個人生存是自己的責任而不是他人的。因此，也要承認個人為了自己的生存應當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應當自由地去為自己創造，去實現自我的價值。根據其所發現的英雄的道德密碼，蘭德公然主張，人活著的目的不是為了他人活著，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活著。如果每個人都為另外一個人活著，大家為誰活著？這樣活著還有意義嗎？根據以往的道德密碼，個人首先不是為自己活著，而是為國家、集體活著。可是，國家有什麽權利勒令個人為它活著？

蘭德對企業家與商人給予很高的道德評價，把他們看作時代英雄的道德密碼的攜帶者和傳遞者。但是，她在《阿特拉斯聳聳肩》一書中也強調，並不是任何經商辦企業的人都是值得稱頌的英雄。商人有真偽之分。她特別指出了三種偽商人。一種是對自己的儀表比對自己的產品更感興趣的商人。第二是借助特殊關係靠政府轉移別人財富來從中獲利的商人。第三種商人對自己的財富和自己的利益感覺到羞恥的人。

按照蘭德的標準，中國能稱得上商人的人很少，偽商人卻很多。很顯然，蘭德所發現的道德密碼在中國還沒有真正流行。中國沒有商人的道德環境，在中國還沒有多少道德空間供真正的時代英雄立足。許多本想做真商人的人被迫成為偽商人。中國現在的道德環境，像貨幣一樣，劣商人正在逐出真商人。蘭德式的英雄在經濟上和道德上都受到日益更加嚴重的擠壓。然而，如果商人、企業家消失了，這個時代本該唱主角的英雄消失了，或者用蘭德的話說，他們罷工了，社會將得到什麽呢？員工們要麽挨餓，要麽發誓自己成為商人。國家能接過商人的擔子嗎？當然不能！計劃經濟的垮台證明，國家是最不稱職的商人。

蘭德的貢獻在於闡發了一種新時代的新道德理想。這就是，通過理性與自由，個人充分實現自己無盡的潛能，從而獲得幸福，獲得人生的意義。蘭德曾這樣總結自己的哲學：我的哲學在本質上是視人為英雄，視個人的幸福為個體生命的道德目的，視生產為最高貴活動，視理性為絕對存在的哲學。蘭德通過作品傳播時代的道德密碼並逐步為社會所接受。這一過程就是觀念革命。中國正需要新時代的道德密碼，需要新時代的英雄，需要一場觀念革命！

商品貿易與理想政體

什麽是理想政體？不同政治信仰的人有不同的回答。蘭德認為，唯一道德的政體是承認個人獨立自主是不可剝奪之權利的政體，它建立在理性、自願同意而不是在暴力之上。這個理想的政體承認你的生命屬於你自己，而不是屬於你的國家、你的階級、你的政黨、你的鄰居；你確定你的人生的目的，而不是國家或政黨來確定你的人生目的。任何以專政為訴求和手段的政體都是不正義的。蘭德認為，即使是政府也沒有首先使用暴力的道德權利。政府的職責是隻能是保護民眾的權利，而不是侵犯民眾的權利，舍此無他。因此，法律也不應該限製民間任何自願的、和平的活動，不應該幹預人們的生產與貿易，不應該剝奪人的正當財產，不應該剝奪人的自由，除非是對犯罪的懲罰。

為什麽建議在理性、自願同意基礎之上的政體是正義的？因為，在這種體製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受害者與凶手，不是主子與奴仆、（上級與下級），而是通過自由交換得到互利的貿易者（交易者）。在這種體製裏，沒有人可以動用武力從別人那裏掠奪任何利益，沒有人可以對他人動用武力。政府隻是保護民眾權益的警察，它隻是在對付那些率先動武的人如罪犯或外來侵略者時，才會采用武力。”這種政治的哲學基礎是承認每個人擁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也就是說每個人有權為自己而活著。每一個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別人達到目的的手段。他應該為自己而活捉，既不為了別人而犧牲自己，也不為了自己而犧牲別人。追求自己合理的利益和幸福，是每個人最高的道德目標。任何人都不應該讓自己的命運掌握在其鄰居或領導手裏。

為什麽靠暴力維持的政體是不正義的？因為奉行國家主義的政體並不僅僅是靠武力來維持長治久安的。它在日常生活中更是靠精神武器來奴役民眾的。這個精神武器就是公共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的信條。專製主義的道德基礎是：個人沒有為自己生存的權利。服務他人是自己生存的唯一理由。自我犧牲是最高的道德義務。人的生命屬國家、屬於社會、屬於政黨、屬於集體，總之不屬於自己。專製主義的字典上隻有兩個字：服從。個人對集體（國家、階級、政黨、領袖、單位、上司）的絕對服從。個人不過是為了公共利益可以任意犧牲的祭品。在這樣的國度，“政府不是警察，而是一個得到法律保護的罪犯。他可以勇任何方式，為了任何目的，對手無寸鐵、毫無反抗的受害者動武。”

墨索裏尼說：法西斯主義的是“個人通過自我否定和犧牲個人利益去實現體現其價值的純粹的精神存在”。戈林說，納粹主義的最高原則是“公共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希特勒在1933年的一次演說中，更是直言不諱：“和國家的存在相比，個人是無足輕重的；個人位置的確定隻取決於民族的利益，任何驕傲自滿的情緒，任何認為個人至上的想法，不僅僅可笑，而且會危及整個國家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最高利益決定個人利益的範圍並決定個人的義務。”把個人奉獻給國家，這一口號已成為無數苦難的源頭，其實質是要把個人奉獻給統治者。

因此，個體和人類的生存隻能基於自願的同意，不能基於暴力專政。既然如此，政治的建立必須得到民眾的自願同意，政府的權力必須受到限製，隻能用來保護每個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所以，在理想的政體下，個人不是為國家和統治者而存在，而是為自己而存在。

先知的擔當

像底波拉那樣的先知一樣，蘭德身上有一點非常值得稱讚。這就是說真話的勇氣，即使是冒犯所有的人也要說出真話的勇氣。學者不敢說，政治家不敢說，蘭德敢說。蘭德的思想不僅常常驚世駭俗而且常常正確。任何社會都不難找到驚世駭俗的人，也不難找出說出真話的人，但是很難找到不僅驚世駭俗而且正確的人。我覺得中國需要蘭德這樣驚世駭俗而且正確的人。與蘭德相比，這裏的中國知識分子有太多的顧忌。他們畏懼的不僅是權力，更畏懼的是民眾的情緒。他們即便有學者的素養，也沒有先知的勇氣。當然，他們畢竟是知識分子，而不是先知。可是，如果一個人沒有勇氣說出他認定的真理，他對真理的追求就會嚴重阻礙。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社會，站出來為個人價值，為自由、為企業家、為市場、為正當的自利辯護，都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氣。蘭德做到了，而且贏得空前的影響。

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在內的多個機構的多次調查結果表明，蘭德的著作在美國的銷量僅次於聖經。她的著作自上個世紀中葉以來，已經銷售了數千萬冊，而且至今每年還要賣出數十萬冊。與此形成強烈對照的是，在美國，乃至英語國家的主要大學，蘭德的作品通常都被忽略。主流學術界要麽對她的學說充耳不聞，視而不見，要麽側目而視。蘭德的名字在教科書通常是找不到的，在課堂上是不會提及的，如果提起的話一定是嘲笑的口氣。她的著作不會出現在老師推薦的閱讀書單裏。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誰是美國的主流？是美國的社會還是美國的高校？在中國許多人的印象當中，美國的主流是美國的學界，但是我認為真正體現和代表美國的是美國的社會而不是美國的高校，社會中有先知，而大學中隻有教授。這樣看來，蘭德的東西在美國高校得不到承認，這一點並不重要。不論高校的教授多麽抵製，都不妨礙她代表美國精神的主流。蘭德的遭遇也表明，即使在美國，真正的、主流的思想決不在官府，甚至不在大學，更在大學之外的民間，在那些無數的民間獨立學者，和民間獨立的思想庫。在中國，近幾年也有學府之外的民間學者嶄露頭角。這是非常可喜的。民間的學者，甚至所有的學者都應該學學蘭德，不要為學術而學術，更不要為偽學術而學術，要為信仰而著述，為真理而學術。

期待中國的蘭德，期待中國的底波拉，期待中國的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