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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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中國基督徒的獨特使命
--選自王誌勇《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神學原理傳習錄》
當今基督教在歐洲已經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在非洲和拉美地區，基督教雖然在數字上來看有很大的複興，但是因為不重視牧者神學教育和會眾的品格塑造，眾多表麵上已經歸信耶穌的人，在生活上和不信的人沒有任何差別。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教會並沒有成為當地社會道德重建的支柱，隻是靠那些奮興家走靈恩的路子提提精神。當然，在21世紀，美國教會在基督教世界仍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很快成為擁有基督教人口最多的國家和地區（目前已經有人聲稱中國有一億三千萬基督徒）。隨著中國在政治和經濟勢力上的崛起，我們更需要迫切地尋求上帝對中國的旨意。上帝對中國教會必有他特別的托付，唯願我們殷切地尋求上帝，認識上帝賜給我們的獨特使命。中國教會必須深刻地認識上帝對自己的獨特使命，必須具有明確的使命意識。章詒和在談及中國知識分子的時候強調說：“他們的內心都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1]可惜，在各種錯誤神學的影響下，中國教會議向缺乏對終歸社會的責任感。筆者深信，雅哈博神學所探討和表達的以律法和福音並重為特色的改革宗聖約神學，就是上帝對21世紀的中國的特別帶領和供應。
1．改革宗神學在中國麵對與歐美各國截然不同的曆史處境
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改革宗神學在歐美的發展有其本身獨特的處境。16世紀改革宗神學興起的時候，所針對的主要仇敵一直是羅馬天主教（當然，基督教在歐洲上千年的傳播，也在社會上確立了對法律和次序的基本尊重，這是目前的中國教會和社會所不具備的）。當時羅馬天主教在教義上堅持敗壞和錯謬的道理，利用各種政治勢力瘋狂反撲，甚至直接大規模地絞殺那些真心改革教會的人。因此，從事基督教神學研究不僅需要敏銳的智力，身心方麵長期的預備，更需要殉道士那種為真理而舍命的執著和剛毅。當上帝興起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進行宗教改革的時候，他們所麵對是主要是兩個方麵的阻力。一是基督教教會外部，天主教異端在神學和政治上殘酷的迫害和反撲；二是在基督教內部的左右兩翼。左翼就是再洗禮派反國家、反神學的極端傾向，右翼就是伊拉斯特派[2]強化國家權力，淡化教會權柄的極端傾向。21世紀的中國麵對的是截然不同的問題和處境，上帝也必然會賜給我們新的帶領和供應。
2．基督教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所要麵對的七大問題
在中國目前階段，我們所麵對的則是七大問題：（1）基督教教會本身在神學和組織上的軟弱；（2）無神論國家在政治和教育各個方麵的逼迫；（3）來自儒道釋傳統文化的誤解和抵擋；（4）新興宗教和異端思想的抗衡與侵蝕；（5）中國從專製極權國家向自由憲政國家的轉型；（6）社會道德和次序的崩潰。（7）民眾在經濟和教育上的赤貧。因此，歐美各國的神學思想不能夠解決我們的問題，亞洲非洲其他國家的神學思想也不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古老的神學也不能直接解決我們的問題，我們需要會通古今中外，紮根聖經啟示，用我們自己的眼淚、汗水和鮮血建立適合並引導中國歸向上帝的中國神學。對於21世紀中國的傳道人來說，實在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3]
3．二十一世紀基督教繼續擔負挽救國運，重建國家的使命
很顯然，作為中國基督徒，我們不能回避近百年來中國社會一直麵對的問題。林榮洪博士在分析1900年至1948年中華神學的時候，總結說：“五十年的中華神學卻環繞著一個顯明的主題：挽救國運、重建國家。這個主題涵蓋了半世紀以來中國信徒宗教的經驗、理性的思維、道德的掙紮和一致的抉擇。”[4]1949年無神論者共產黨竊取國家政權，殘酷鎮壓基督教。21世紀的中國必然麵對共產黨統治的徹底崩潰，這一邪惡的極權政體崩潰之後，中國仍然麵對艱巨的重建任務和挑戰。但是，縱觀近現代曆史，在中國社會中最可悲的現象就是，一方麵那些認識到自由和民主寶貴性的人本主義者，並沒有追本溯源，認識到基督教才是自由和民主在價值和信仰上的根基；另一方麵，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人，雖有重生的經曆和宣教的熱情，卻受各種錯誤神學的影響，既沒有積極地塑造個人屬靈的美德，又喪失了對社會問題的積極關注，當然更談不上從聖經中挖掘關於自由和民主的豐富教導來引導社會的發展了。本書希望擔負這種橋梁的作用，一方麵正本清源，使中國教會回到聖經所啟示的整全的真理中來；一方麵仔細辨析，使中國社會認識到聖經真道對社會生活各個方麵的指導意義。
4．中國教會也必須擺脫虛浮的以數字自誇的惡風陋習
因此，本書是神學著作，但不是通常意義上的神學著作。首先，本書寫作的目的並不是僅僅為了神學院的教授和教會內的牧者，甚至也不是唯獨為了基督徒，乃是麵向整個社會，直接麵對生命與生活的問題，使人不僅曉得基督教真理對人生和社會問題的答案，而且歸向上帝，榮耀上帝，積極地遵行上帝所吩咐的愛人如己的誡命，使人生充滿意義。所以，本書所注重的並不是不同神學家和神學派別之間的爭議，而是以聖經為最終的尺度，以曆代大公教會信經和改革宗信條為參照性的標準，並根據曆代神學家和思想家的亮光，直接對我們時代所麵對的問題作出思考與解答。鍾馬田先生在傳講主耶穌“登山寶訓”的時候，反複指出，今日基督教會的特征和問題就是“膚淺”，神學上的膚淺導致生命上的膚淺，使得基督教喪失應有的見證和力量：“今日世界正在尋找、非常需要的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不厭其煩，一再給大家說，今日教會所需要的並不是組織傳福音的運動，把外邊的人吸引進來，今日教會所需要的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來。如果教會確實做到這樣，就必會有男男女女成群結隊地湧進我們的教堂。”[5]無疑，中國教會也必須擺脫虛浮的以數字自誇的惡風陋習，把廣度與深度結合起來，使每個基督徒都通過謙卑的學習，敬虔的操練，成為主耶穌基督在世界各個領域中的精兵。
5．《基督教聖約神學世界觀原理講義》是一本嚴肅的“血書”
我一直深深地意識到，本書是一本嚴肅的“血書”。顧準在反思五四事業的時候強調說：“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來的。要由筆杆子，要由用鮮血做墨水的筆杆子。”[6]20世紀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血腥的世界，一次世界大戰、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共產主義暴政在全世界的蔓延，使得無數人死於戰爭和暴政。20世紀的中國更是一個充滿血腥的國家，滿清政權的瓦解、軍閥的混戰、日寇的入侵、共產黨的崛起，使得中國人民一直生活在戰爭和暴政的陰影之下。現代歐洲哲學和神學的思考，不能擺脫納粹德國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陰影，為什麽在基督教文明和現代科學的土壤上，卻出現了對六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現代俄羅斯哲學和神學的思考，不能擺脫蘇聯共產黨古拉格群島的陰影，為什麽在共產主義的旗幟下，幾千萬和平的居民被流放、被屠殺？現代中國哲學和神學的思考，不能擺脫天安門廣場為標記的種種流血事件，為什麽中國這個以儒道釋為文化根基的文明大國，這個聲稱以共產主義為信仰的偉大民族，卻在幾十年的和平時間內自行以各種駭人聽聞的方式屠殺幾千萬、甚至上億的同胞？這是21世紀中國基督徒和神學家不得不麵對的問題。其實，罪人並不是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但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總是把責任推在上帝或他人的身上。當初亞當吃了禁果之後，上帝追問他為什麽這樣做，他的回答就是：“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我就吃了”（創3:12）。這是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典型的怨天尤人！那些不承認上帝存在的罪人更是變本加厲，把罪責完全歸到別人的身上，他們試圖通過殺死別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價值、自己的力量，證明唯獨自己配活在這個世界上，實現自己所謂的理想；證明達爾文所提倡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邪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該隱就這樣殺死了自己的親弟弟（創4：1－16）。從此，人類曆史充滿了文爭武鬥，彼此屠殺，兄弟閻牆的悲劇。
本書從2000年開始動筆，作者一直是用自己的心血寫作。作為1989年民主運動參與者和見證人，在我的下意識中一直是蘸著死去的年輕學子的鮮血寫作。更重要的是，上帝逐漸引領我，使我得以認識基督在這個世界上所流出的鮮血的意義。上帝因著他測不透的恩典，存留我的性命，使我在
一九八九年六四學生運動是中國曆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從此以後，“共產主義”的迷信和神話在中國完全破產。同時，六·四運動也是世界曆史上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從此之後，“共產主義”極權政體在蘇聯和東歐各地紛紛崩潰。許多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仍然借助暴力和謊言維持自己的專製統治。但是，“共產主義”的謊言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被拆穿，連中國共產黨自身也不再高舉“共產主義”這個招牌。“共產主義”不僅在上帝眼中是藐視上帝、踐踏人權的可憎之物，渾身上下充滿獸的印記，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也已經成為為占有權力而不擇手段的可憎之物。此處我們之所以給“共產主義”打上引號，乃是因為不管是在前蘇聯及其衛星式附屬國，還是在中國大陸，共產黨人所實行的“共產主義”從根本上也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的“共產主義”，乃是古老的東方專製主義的幽靈借屍還魂，以“共產主義”的招牌出現。不管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與曆史上一再出現的東方專製暴君並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
作為上帝的仆人，福音真理的執事，筆者所針對的並不是一個政黨、若幹黨魁和其他黨員。不管是共產黨員，還是非共產黨員，“都在罪惡之下”（羅3：9），都需要認罪悔改，都需要信靠上帝的恩典和憐憫。作為基督徒，我們絕不能把“共產黨”和“共產黨員”都妖魔化，簡單地貼個標簽，然後統統一棍子打死。關鍵的是我們要明白，共產主義並不是橫空出世，無中生有，而是自亞當墮落以來，各種形式的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哲學的一種表現形式，這種哲學的本質就是以虛擬的自主性的個人代替創造天地的上帝，以人所臆測的有限的思想取代上帝所啟示的絕對的真理，否定人性的敗壞，試圖靠人的力量改造社會，建立人間天堂，卻把地獄帶到所到之處。當然，從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整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性實踐來看，我們可以說，共產主義是各種世俗人本主義中最淺陋、最粗暴、最無恥、最專橫的表現形式。
2005年6月5日，筆者於美國波士頓布郎大學圖書館，再次細讀原蘇聯作家索忍琴尼所著的《古拉格群島》的全譯本。“你被逮捕了！”那令人恐怖的聲音還在我的心中回蕩。一邊閱讀，一邊心中泣血，那些在暴政、酷刑、放逐的折磨下被摧殘、屠殺的無數靈魂，一直深深震撼著我的靈魂深處，使我對形形色色的專製製度充滿無比的憎恨和蔑視之心，對於無數被暴政踐踏的靈魂感到深深的憐憫和同情。中國的暴政與蘇聯相比有過之無不及，幾千年來，中華民族飽受暴政的荼毒，連孔子當年都發出“苛政猛於虎”的慨歎。自從1985年進入大學讀書以來，我一直在思考造成專製製度的根本原因是什麽。在歸信基督之前，百思不得其解。歸信基督之後，蒙主光照，認識到追本溯源，暴政的根源就在於人的墮落與犯罪所導致的人性的敗壞。人人心中都有稱王稱霸的獨裁心態，人人心中都有唯我獨尊的暴君毒根。使徒保羅在《羅馬書》中所描述的就是索忍尼辛筆下的罪人的暴政：“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上帝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連一個也沒有。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他們用舌頭弄詭詐，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滿口是咒罵苦毒；殺人流血，他們的腳飛跑，所經過的路，便行殘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道；他們眼中不怕上帝”（羅2:10-18）。不信上帝，不怕上帝，乃是萬惡之源。假如不信上帝，我們還信什麽呢？假如不怕上帝，我們還有什麽不可以行呢？
因此，筆者深信，二十一世紀中國所要對付不是“共產黨”，也不是“國民黨”、“民進黨”或其他人和黨派。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所要對付的仍然是各種形式的專製主義的幽靈，不管這種幽靈是在教會內部出現，還是在教會外部出現，都是人民的公敵，基督徒都應當呼求上帝的憐憫，盡自己的本分，消除各種暴政的荼毒。但是，正如王陽明所言，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基督教讓人們首先要對付的並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當然，基督教也不是單純的“心學”，而是全方位的“律學”或“法學”，上帝也在西奈山啟示了一整套的法律和製度，既幫助我們對付心中賊，夜幫助我們對付山中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教會必須高舉兩大利劍，一是用上帝的真道作為聖靈的寶劍來對付自身內在的心賊，培養真正的自由人當具備的公民品格，奠定自由與憲政的主體性和內在性根基；二是建立敬畏上帝，施行法治的憲政政府，用法律的利劍來對付各種各樣的竊國大盜、獨夫民賊，奠定自由與憲政的客體性與程序性根基。
6．中國基督徒必須興起發光
當然，對於基督徒而言，關鍵不是批判什麽，關鍵是用什麽批判；關鍵不是謾罵黑暗，關鍵是興起發光。與其坐著謾罵周圍的黑暗，不如起來點燃一支小小的蠟燭。何況我們所得到的是來自基督的大光？因此，我們必須用合乎聖經的世界觀來裝備自己，如此才能使我們在這個價值混亂，彎曲悖逆的時代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賽2:3）。1898年，荷蘭改革宗神學家亞伯拉罕·凱伯爾在普林斯頓神學院講授加爾文主義的時候，首先把加爾文主義作為一個全方位的世界觀。他說：“兩大世界觀一直在進行你死我活的爭戰；現代主義決心根據自然人的理念建造世界，根據從自然中得到的知識塑造人。與此相反，那些以敬畏之心歸順基督，敬拜他，以他為永生上帝之子，也是完全的上帝的人，則立定心誌要拯救‘基督教傳統。’”[7]因此，凱伯爾在其演講中談及“加爾文主義與宗教”、“加爾文主義與政治”、“加爾文主義與科學”、“加爾文主義與藝術”、“加爾文主義與未來”五大主題。亞伯拉罕·凱伯爾對加爾文主義的突出貢獻就是：通過他在教會、社會和國家生活各個領域中的理論和實踐，他強有力地闡明，加爾文主義絕不僅僅是救恩神學五大要義，也絕不僅僅局限於教會治理，甚至也絕不僅僅是一種神學體係，局限於現代人通常理解的宗教領域。加爾文主義的實質就在於它是一種以聖經中所啟示的上帝為根本，以上帝所啟示的聖經為標準的全方位的世界觀，貫穿政治、法律、經濟、科學、藝術等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麵。
7．我們對絕對真理的理解不是絕對的
唯獨上帝的真理是絕對的，但我們對上帝的絕對真理的理解卻不是絕對的，我們對真理的遵行更是時時有虧欠。並且，個人、社會和自然界都是複雜的，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把握。因此，我們不能滿足於已有的成績和亮光，當繼續不斷地尋求聖靈的關照，上帝的憐憫，積極地追求個人和社會的進步與改良。
8．上帝之下，依法治理，自由生活
基督教的核心就是法律與福音的平衡，教會內外的各種偏頗都是在法律與福音的關係上出問題。筆者在2001年年終接受教會按牧的時候，就撰寫了一篇《從改革宗神學角度看法律與福音的關係》的論文。長期以來，傳講法律與福音平衡之道一直是筆者的負擔。作為一個民族，以色列人的曆史教訓就是：“一個民族隻有對上帝矢誌不渝，才能過真正獨立自由的生活，這也就是說，人須遵行法律，盡心、盡意、盡力侍奉上帝。”[8]《啟導本聖經》在注釋《申命記》4章6節的時候說：“一個守法的民族才是真有智慧的民族。上帝把規章律例頒給了以色列人，要他們遵守，為一個民族建立大國奠下基礎。法治的重要今天已為大家所承認，但違犯法律，憑己意行的事，仍層出不窮；要是社會法紀蕩然，哪能有和平生活。” [9]在總結“登山寶訓”的時候，《啟導本聖經》首先指出：“舊約法律是基督國度的正式法典。”[10]並總結說：“‘登山寶訓’不是要廢棄法律，而是要貫徹加強法律的真精神。”[11]
可惜長期以來，中國教會始終沒有充分地認識這一真理的重要性，並且一直因為傳統文化中的反律主義因素潛移默化的影響，再加上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廉價福音所倡導的藐視舊約法律的潮流的衝擊，使得中國基督徒也長期處於“無法無天”的狀態之下。弟兄姊妹，這樣的教會怎能得蒙上帝的祝福呢？這樣的教會怎能成為社會的祝福呢？中國社會的改良必須首先從中國教會的改革開始；中國教會的改革必須從神學的歸正開始；神學的歸正必須首先從正確地認識法律與福音的關係開始。
唐佑之博士在其《從以西結書看教會》講道中呼籲：“今天華人教會，甚不平衡，重此輕彼，偏斜偏差，十分危險！求主幫助我們如何走得正當。從聖經中看，我們教會需要先知型的信仰經驗，注重上帝的話語，也需要祭司型的信仰經驗。教會須走祭司的路，就是好好敬拜獻祭，醫治疾病，教導法律，作差傳工作；要注重實際，勿重形式。可惜華人教會不大注意，很可能，我們敬拜，仍是隨隨便便的敬拜！我們更需要智慧型的信仰經驗，正如舊約的智慧者一樣；他們注重道德，但並非忽略了屬靈的事，因為信心沒有行為是死的。我們一直求神給這個給那個，但在行為上卻沒有表現出信心來；在生活上怎能有聖潔的見證呢？智慧重理性，但並非取代信心；而是信心裏麵要有理性。信心非理性的，也非反理性的，而是超理性的。有的弟兄姊妹，以為信心毋須帶理性，以致於迷信，那就錯了。求主憐憫！讓我們有均勻平衡的生活，讓教會所走的路，是正直正當均衡的。”唯願上帝感動更多的華人信徒認識到反律主義毒酵給中國社會和教會所帶來的危害，勇敢地傳講合乎聖經的法律與福音平衡之道。
9．尊重上帝所設立的個體性架構
在社會變革中，首先我們要尊重上帝所設立的個體性架構。在上帝所設定的創造次序中，具有豐富的多樣性。上帝創造了不同的物種，同樣的物種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即使同一個個體，本身又有不同的方麵。這些方麵的組合形成各種各樣的組織性架構。這些組織性架構既體現在單數性的個人身上，也體現在複數性的人群中。人是獨特的實體，他的行為並不受重複性和本能性的局限，有無數的變量。人類曆史是在一個統一的宇宙中展開的。因此，多種多樣的存在形式乃是出於上帝的設計，有著內在的一貫性，並不對立。也就是說，事物的存在樣式雖然多種多樣，但卻有著內在的次序。因此，從正常的角度而言，受造物雖然具有多樣性，人類社會也豐富多彩，但本來並不具有內在的衝突和緊張。衝突是源自違背次序的行為，也就是在塑造文化和組織的曆史過程中，不順服上帝所設立的創造次序。也就是說，衝突並不是受造界的多樣性所造成，乃是因為人違背上帝所設立的次序。
10．深刻地認識曆史性變遷
同時，我們要通達時務，深刻地認識曆史性變遷。隨著時間的推移，各種各樣的組織性架構有曆史性的變遷和整合。上帝的法律是自由的法律，也就是說，法律的精義並不在於限製人的自由，乃是保障人的自由。這種自由乃是有次序的自由（ordered liberty）。不能把人所創製的製度視為永恒不變的模式。在創造的次序內，人的責任就是充分地發揮個人的潛力，修理看守，使得受造界美麗多姿。從刻木結繩到發明文字，從個人抄寫到活字印刷，然後再到網絡時代，文化的進步，科技的發明，藝術的創新，大學的出現，上帝不斷呼召人通過勞動分工和社會合作，突破曆史上存在的各種障礙和壁壘，使社會不斷走向開放，個人享有更大的自由，人與人之間的聯係也更多地走向雙嬴的模式。曆史就是上帝的旨意不斷顯明的的過程（the opening-up process of history），當然也是善惡兩大陣營不斷分化的過程（a differentiating process）。最終而言，曆史的意義這一問題始終圍繞人的身份、人的本源以及人的最終命運是什麽這一核心問題打轉。超出創造、墮落、基督的救贖、聖靈的成全這一聖經所啟示的基本模式，這個問題就無法找到真正的答案。在人類文化展開過程中所出現的衝突和張力源自把相對的東西絕對化。而且每個絕對化都是源自背道之靈，源自世界之城的幽靈。假如耶穌基督沒有成為世界曆史的中心，人類以及整個人類文化進步的過程就沒有任何盼望。這一中心並不局限於西方文明，也不局限於其他任何文明，而是帶領作為一個整體的新人類走向其真正的命運，因為它已經藉著在其自我犧牲中所顯明的愛勝過了世界。
11．注重創造性的重建
最重要的是落實在創造性重建上。人類有責任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地根據上帝所啟示的公義的法律、曆史性的教訓，聖靈新的光照，不斷調整各種個體性架構，更加接近上帝的心意。在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中，任何組織對個人都不得聲稱有絕對的權力。國家的權柄隻是用於維護社會和諧和公共利益，確保所有公民都享有個人自由和待遇平等。國家不可直接參與家庭、公司、教育和社會公益事業，否則國家就會擔負參與者與審判者的雙重角色，所導致的就是權力的濫用和集中。在上帝麵前，個人、家庭以及個人自願結合所組成的各種組織，在法律地位上與國家平等，都擁有自己不可侵犯的權柄，在各自的領域內發揮自己的作用。任何個人和組織都不得絕對化。國家的責任就是通過行使公法賦予的權力確保公民在私法領域中的自由。
12．基督教既是生命的學問，也學問的生命
基督教是生命的學問，是學問的生命。基督教所教導的是全新的全方位的世界觀，所倡導的是全新的全方位的生活方式。同時，作為獨一的真宗教，基督教不僅關涉到個人和社會的各個方麵，並且以聖經中所啟示的創造天地的三一上帝為獨一中心，以上帝所啟示的自證內證的無謬聖經為至高標準，一以貫之，將人生和社會的各個層麵結合為有機的整體，為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最權威、最係統、最深刻的真理體係。
基督教既不是唯獨以今生為中心的享樂主義，也絕不是唯獨以來生為安慰的消極閉世。《威斯敏斯德小教理問答》所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麽？”擲地有聲的回答就是：“榮耀上帝，以他為樂，直到永遠。”因此，這一問答顯明基督徒的一生是榮耀上帝的一生，同時個人的主體性不僅沒有完全消失，反倒清楚地凸現出來，並且融匯在永恒之中。更重要的是，我們榮耀上帝絕不是死後升天之後才榮耀上帝，而是在現在開始，在我們所在的家庭、教會和社會崗位上，盡心盡意愛我們的上帝，造福他人。
聖經中所啟示的基督教既高舉上帝的主權，又注重個人的尊嚴。上帝是賜福人的上帝，他是顧念人的上帝。“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前5:7）。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人的終極關懷是上帝，上帝的終極關懷是人。人生的首要目的是榮耀上帝，上帝在曆史中的作為乃是讓人得福。在文藝複興中，意大利人文主義者代表佩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h, 1304-1374）強調，人本身及其問題，包括人與上帝的關係，應當是人類思想的中心。人文主義關懷與基督教改革宗正統神學並不衝突。改革宗神學雖然強調上帝的主權，但也非常強調人的尊嚴和責任。神學的最終目的固然是認識上帝，榮耀上帝，但我們也當曉得，上帝本身並不缺乏榮耀，也不需要任何東西，甚至也不需要我們的侍奉。上帝的心意用舊約先知的語言來概括，就是：“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隻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彌6:8）。“創造宇宙和其中萬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麽；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賜給萬人”（徒17:24-25）。當世界曆史達到完全的時候，聖經中所啟示的最理想的境界就是：“上帝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上帝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疼痛，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啟21:3-4）。因此，基督徒生命的核心並不是加添上帝的榮耀和幸福，因為上帝本身是至為榮耀和幸福的，既不需要加添，也絕不會減少。但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人彼此相愛，幸福生活。因此，先知摩西在向新一代以色列人重申上帝的法律的時候，再三強調：“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麽呢？隻要你敬畏耶和華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誡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為要叫你得福”（申10:12-13）。因此，在使徒約翰的教牧書信中，他再三重申：“我現在勸你，我們大家要彼此相愛。這並不是我寫一條新命令給你，乃是我們從起初所受的命令。我們若照他的命令行，這就是愛。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當行的，就是這命令”（約貳5-6）。
唯獨上帝所啟示的聖經才是至高無上、絕對無謬、永不改變的、四海同行的真理標準，唯獨聖經中所啟示的上帝才是創造天地、掌管萬有、施行審判、全知全能的至高主宰，唯獨在基督裏罪人才能夠得享真正的自由、豐盛的生命和滿足的喜樂。
13．建構基於聖經啟示，合乎教會正統，針對中國文化和需要的神學
二十一世紀中國教會所麵對的問題就是如何把基督教傳遞到我們所在的中國文化中去，如何以聖經為根基，以教會傳統為參照，創建針對中國具體國情的中國基督教神學。福音派[12]神學家卡爾·亨瑞，在談及福音派在學術研究上所存在的問題的時候強調說，福音派人士固然高度重視聖經的權威性，但卻一直忽視當前社會的熱點問題，並且許多聖經學者所探討的問題與目前的時代根本沒有關係。因此，福音派人士不能僅僅是重述過去的輝煌，重複一些隻有基督徒才懂的陳詞濫調，構建封閉自己的隔都，“如果我們不用我們這代人所感興趣的語言說話，使重要的神學問題與當今社會的思維方式和關鍵問題結合起來，我們不過是在自言自語而已。”[13]
大衛·威爾士曾經感歎，二十世紀是神學死亡的世紀，特別是在福音派陣營中，似乎有教會，卻沒有神學；似乎有神學，卻沒有上帝。教會成為人的娛樂中心，神學成為以人為中心的人學。在教會曆史上，不管是在教會中，還是在學院中，神學都包含三個基本的因素，一是信條的因素，二是對信條的思考，三是基於前兩者而培養的一係列德行。如今這三者都已經是蕩然無存了。[14]他在《福音派思想的醜聞》一書中的第一句話就是“福音派思想的醜聞就是根本沒有什麽福音派思想。”[15]
因此，《基督教聖約世界觀神學原理傳習錄》這本書不僅是寫給基督徒的，也是寫給沒有歸信基督的人士的。我們以聖經啟示為出發點，以大公教會正統神學為基本框架，以現實生活為落腳點，努力以目前中國通用的語言，探討、闡述基督教真道，以及基督教真道對個人所麵對的各種人生和社會問題所提出的答案。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唯願二十一世紀中國基督徒不再躲藏在種種錯誤神學構建的各種形式的隔都之中，勇敢地在社會中發揮光與鹽的作用，直到聽到天使的號角吹響，大聲宣布：“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11：15）。
[1]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4年，42頁。
[2]伊拉斯特派（Erastian）：源自一個名叫托馬斯·以拉斯特（Thomas Erastus，1524-83)的人，他曾經在巴塞爾學習神學，後來在德國海德堡從醫。他主張國家有權力幹預教會事務，認為教會無權把成員逐出教會，隻有國家才是上帝所設立的惟一的有形的政府，基督教國家的教會隻是國家的一個部門，教會的權柄隻是說服、勸誡，無權禁止犯罪者停止參加聖餐。
[3]《論語》。
[4] 林榮洪：《中華神學五十年：1900－1949》，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2頁。
[5] M. Lioyd-Jones,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0), P. 18.
[6] 顧準：《顧準文集》，貴州出版社，1994年，367頁。
[7] Abraham Kuyper, Lectures on Calvinism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31), p. 11.
[8] 《啟導本聖經》，餘也魯主編，624頁，1998年。
[9] 《啟導本聖經》，餘也魯主編，300頁，1998年。
[10] 《啟導本聖經》，餘也魯主編，1351頁，1998年。
[11] 《啟導本聖經》，餘也魯主編，1352頁，1998年。
[12] “福音派”是一個比較模糊的稱號。本文作者所采用的標準是：“隻要堅持聖經無謬性，就可以算是福音派人士。”參考D.G. Hart, Deconstructing Evangelism (Grand Rapids: Baker, 2004), p. 148.福音派所存在的問題就是，雖然大家一直讚同上帝的無謬性，但在如何解釋聖經上則是莫衷一是，眾說紛紜。改革宗堅持聖經的無謬性，以聖經為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標準，同時強調教會的信條和信經是輔助性的權威，解釋聖經的時候不能任憑個人的私意，應當以教會所認信的信經和信條為解釋的規範。
[13] Carl F. G. Henry, “American Evangelicals and Theological Dialogue,” Christianity Today, 15 January 1965, p. 29.
[14] David F.Wells:
[15] Mark A. Noll,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5), p.3.
